金中都陷落后，契丹人耶律楚材穿过重重战火，来到成吉思汗面前。
“身长八尺，美髯宏声”的耶律楚材让蒙古征服者眼前一亮，成吉思汗从此十分信任这个帅气的知识分子。耶律楚材则经常劝谏成吉思汗行文治之道，想要让其明白，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
“大乱之后，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这是蒙金战争之际，北方士人所见的动荡局面。
蒙古人南下中原，由于缺乏文化素养，只知烧杀掳掠，一度要将中原夷为牧地。北方士人不仅要在国破家亡之中艰难求生，还要饱尝文化沦丧、价值幻灭之苦。
后来，成吉思汗西征，俘获一个善于制造良弓的工匠，为此沾沾自喜。耶律楚材却对他说：“治弓尚须用工匠，治天下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
耶律楚材所说的“治天下匠”，是指和他一样致力于考取功名的读书人。
但是，蒙元时期，科举制度陷入至暗时刻，经历了历史上时间最长的停顿。
一场关于科举行与废的博弈，在帝国的权力中心不断上演。
作为辽朝皇室之后，耶律楚材的家族在金朝倍受优待。17岁时，耶律楚材本来要因门荫得官，成为中央部门的干部，但他没有到任，而是放弃到手的官职，跑去参加科举考试。从小学习汉文典籍的耶律楚材靠实力通过皇帝的当场考核，从地方官做起，进入官场。
可见，这是一个不愿意走捷径的学霸。
1229年，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窝阔台（史称元太宗）通过“忽里台”大会，正式接过蒙古汗位，即将对苟延残喘的金王朝发起最后的冲击。
在窝阔台大举进犯前夕，南渡开封的金廷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廷试放榜那日，状元李塘在众人的簇拥下走上街头，开封的老百姓照例群聚围观新晋进士游街，即便在江山风雨飘摇之际，科举考试仍是举国关注的头等大事，仿佛士子的得意春风可以吹散黑云压城般的蒙古大军。
蒙古灭金后，北方科举陷入停滞，儒士的地位急转直下。
历经数十年的征战，蒙古统治者对中原文化已经产生新的认识。
一方面，信奉“长生天”的他们崇敬世间能与神灵“沟通”的宗教人士（蒙古人称为“孛额”），因此形成一种宗教优容政策，善待佛、道两家，尤其尊崇全真教为首的新道教，僧、道可“优免赋役”；另一方面，蒙古统治者尚未完全接纳中原汉制，对儒家不甚重视，许多儒士在战乱之中四散飘零，甚至被掳为奴，北方士民“僵仆于原野，流离于道路，计其所存，百不能一”。
为此，耶律楚材忧心忡忡，上书建议窝阔台重启选官制度，恢复儒士身份。
1238年（元太宗十年，也是农历戊戌年），在耶律楚材的极力主张下，蒙古大汗窝阔台下达诏令，宣布实行“戊戌选试”。
接着，耶律楚材进一步要求为这些儒生“开辟举场，精选入士”，也就是举行科举考试，授予官职。
元代士人认为，耶律楚材为蒙元做出的贡献之一是“设科举”。但“戊戌选试”没有按照耶律楚材的计划进行，而是在筛选出儒户后就戛然而止（“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因此，只能算是蒙元时期恢复科举制度的第一次失败尝试。
不过，由“戊戌选试”确立的儒户制度，成为蒙元一代的定制，至少让很多儒士免于蒙古人的蹂躏，也有利于恢复社会秩序。
耶律楚材救千万儒生于水火之中，晚年却遭到蒙古权贵的猜忌，他恢复科举的宏愿始终无法实现。耶律楚材失势后忧愤而死，天下士子“莫不茹泣相吊”。
元朝设立儒户，免除儒户的赋役，却没有给儒生提供跨越阶层的好出路。
蒙元一代，朝廷用人最看重“根脚”，也就是出身。
在游牧民族特色的贵族政治下，出自好“跟脚”的蒙古人、色目人无疑是权力核心层的宠儿，但他们大都文化水平低，执政能力差，连一些日常的行政事务都做不好。元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说，当时做官的蒙古人、色目人很多不识文字，就连执笔签字都不会，于是在象牙或木头上刻上花押来代替签字。
国家交给这帮人，肯定乱成一锅粥。
科举停废期间，蒙古统治者仍然需要大批掌握掌握文化知识的儒士，来负责各级政府的实际运作，于是有了“岁贡儒吏”的制度，规定各地每年推荐一定数量的儒士，由他们充当各衙门的吏员。这些儒吏成为帝国中底层官员的主要来源，甚至有一部分可以跻身朝廷高官。
在没有科举的日子里，元代儒士“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但这些儒生经商比不上商贾，种田比不上农民，干活比不上工匠，好一点的出路就是进官府打杂，真的是，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做生意又不会做。
儒生被蔑称为“老九”，正是在元代科举停废时期，所谓“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叠山集》卷二）
这是说，儒生的社会地位列于十等中的第九等，仅比乞丐高一级，比妓女还低一级。
与黄金家族中的长辈和兄长相比，元世祖忽必烈是一位比较尊崇儒学的帝王。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重用大批熟悉汉法的大臣，如刘秉忠、许衡、郭守敬、王鹗、王恽、董文炳等，并设立翰林国史院，颁布一系列兴学诏令，广泛搜罗前代图籍。
忽必烈推行“汉法”的举措，主要是为了巩固政权。儒生们却在他身上看到了希望，尊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也许是希望他能进一步尊儒，恢复科举制度。
重新开科的呼声此起彼伏，有关科举行废的讨论再度展开。赞成者认为，科举为“先朝典故，最为切务”；反对者则以科举为“无用学”，甚至提出“金亡于儒”的不利舆论。
许衡是一位务实主义者，他师承程朱理学，却崇尚“实学”，包括天文、历算、医学、农学、律学等，像这样的实用型人才，一向得到忽必烈器重，而支持科举的儒生大多死守章句，不通实学，对许衡十分不满。
支持科举的大臣想利用忽必烈对佛教“崇教而抑禅”的态度，来弹劾许衡，鼓吹科举，便将儒与佛相提并论，上书说许衡那一套都是歪门邪道的“禅”，科举才是正统的“教”。
殊不知，科举支持者拍马屁拍到了马脚上，忽必烈看重的是治国之术，而不是儒生的空谈，这种诡辩更是惹得他龙颜大怒，当即召集朝廷重臣廷议。
朝臣议论时，忽必烈对汉人大臣董文忠说：“我听说你每日诵读《四书》，也是个道学家啊！”
董文忠是蒙元开国功臣董俊之子，他的哥哥董文炳也是元初猛人，被忽必烈尊称为“董大哥”。
董文忠喜好儒学，却不支持恢复科举，便回复道：“陛下常常说：‘士不治经讲孔孟之道而为诗赋，何关修身，何益治国？’海内之士这才逐渐知道要从事实学。臣如今每天所诵的是孔孟之言，但不知道什么是道学，只知道俗儒守着亡国的旧习，想要推行他们的学说，以此来迷惑陛下，这不是陛下教人修身治国的本意。”史载，董文忠说完这番话，廷议就被忽必烈叫停。
忽必烈在位时，关于科举的讨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姚枢、许衡、王恽、杨恭懿等大儒都被卷入其中。师承关学的杨恭懿提出一个折衷的主张，一方面赞成恢复科举，另一方面建议改革考试内容，罢黜词赋，改成考“五经四书大小义、史论、时务策”。
科举像是盘旋在帝国上空的幽灵，蒙古统治者自从踏入中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难以摆脱其纠缠。
忽必烈攻灭南宋，一统天下后，又吸收了一大批儒生。随着战火平息，蒙古统治者久居汉地，长期受到汉文化的熏陶，恢复科举的条件亦逐渐成熟。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自幼生长在汉地，身边有儒臣相伴，早年师从太常少卿李孟，是一位倾心儒家的皇帝。
元仁宗曾问左右，宋朝丞相文天祥是怎样一个人？
左右为了奉承蒙古统治者，都说文天祥拒不降元的行为很愚蠢。没想到，元仁宗立马变了脸色，说：“照你们的道理，冯道岂不是忠臣！”冯道是五代十国的人物，先后仕于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官至宰相，但按照理学家的观点，他是一个老奸巨滑的小人，而对于统治者来说，这种官僚风气也不值得提倡。
元仁宗更推崇状元出身的文天祥，以及他所代表的孔孟儒学。初登帝位时，元仁宗宣布：“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非用儒生，何以至此。”
元仁宗的老师李孟也经常劝其恢复科举，说：“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汉、唐、宋、金，科举得人为盛。”
蒙元统治者议论数十年的科举问题，终于有了结果，科举史上历时最长的停废也告一段落。
此时，距离蒙古灭金，已经过去79年，经历过科举的北方儒士早已谢世，距离元灭南宋，已过去34年，南宋遗民听闻这一消息，恍如隔世。
元仁宗恢复科举的诏令下达后，天下士子如久旱逢甘霖，奔走相告，欢呼道：“庶几可以展吾志矣！”
科举停废时，很多读书人为生计所迫，只好混迹于市井，等到重开科举时，他们手头连几本书都没有，却都跃跃欲试，懊悔自己为了眼前的苟且而荒废学业。
有个叫刘将孙的读书人，得知朝廷恢复科举后，在诗中写道：“重期将相公侯选，肯信倡优卜祝同？”刘将孙乃南宋进士刘辰翁之子，却只能与演戏的倡优、算卦的卜祝混在一起，直到有了科举，他才看到改变命运的希望。
元朝的首届科举考试，就在这样一种民心大振的气氛中开场。
元仁宗的老师李孟被任命为主考官（知贡举），此外，还有张养浩等名臣担任考官。
当时，有人主张要用严格考试来考验人才，张养浩却表示反对，说：“科场被废近百年，如今刚刚恢复，能够得到的士子必定不多，如果要求太严，恐怕会打击后来者。”
放榜后，新进士要谒见“座主”，表示感谢，张养浩却拒见考生，写了一张免谢帖：“诸公但思致公竭诚，以报国政，自不必谢仆，仆亦不敢受诸公之谢也。”
张养浩的高风亮节，一时传为佳话。
元仁宗恢复科举时，命中书省官员在御前说明考试主旨，其中说道：“四书五经以程氏、朱晦庵批注为主。”
有的学者认为，元朝科举进一步推动了程朱理学的官学化，但根据余英时等学者研究，元代科举考试主要还是以经典本身为本，并没有形成固定、僵化的标准。
真正对儒生形成桎梏的，是元朝令人窒息的民族政策。
元仁宗皇庆二年所订的《考试程式》规定了乡试、会试等各级考试的内容和标准。
其中，会试分为左右榜、四等人分卷录取，规定四等人各选七十五人，共三百人参加，录取人数不过百人。这个人数规模与两宋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宋朝仅一场会试的人数就多达数千人，而将四等人制强加于科举制中，更是打破了科举的公平原则。
所谓四等人，依次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蒙古统治者占据着第一等级；色目人作为最早被征服的民族（包括中亚、中东、东欧等地的民族和西夏、畏吾儿、吐蕃等），为第二等级；汉人，指金亡后归降蒙元的民族，为第三等级；南人是指原来南宋统治下的汉人，最晚归附，位居第四等级。
四等人中，南人儒生数量最多，文化水平最高，却只能拥有与蒙古人、色目人同样的名额，而且蒙古、色目人所在的右榜考试科目比南人所在的左榜少，不用考难度较大的经义和古赋。
元顺帝在位时，出身怯薛的权臣伯颜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他极度排斥汉文化，反对蒙古人读“汉人书”，也“禁汉、南人演习蒙古、色目文字”，甚至提出要杀尽 “张、王、刘、李、赵”等大姓汉人，着实令人发指。
有一次，伯颜上书皇帝，说：“陛下有太子，千万不要让他读汉人的书，汉人读书就会欺负人。前阵子我的马夫突然失踪了，一问才知道是去应举考试。我不想科举都让这等人得了！”
倒行逆施的伯颜，动了废除科举的念头。
元顺帝后至元元年（1335年）十一月，在伯颜、彻里帖木儿等蒙古大臣的操纵下，科举再度被废。
当时，御史台19人联名弹劾主持此事的彻里帖木儿，引起伯颜震怒。最终，抗议无效，这19人中有18人去职，御史台为之一空。
时任参知政事的许有壬是元仁宗年间进士，作为科举制度的受益者和拥护者，他亲自找伯颜理论，说：“如果罢废科举，天下有才能的人都会怨恨的！”
伯颜不以为然，说：“如果继续推行科举制度，世上贪赃枉法的人就更多了。”
许有壬反驳道：“就算没有科举，我朝贪官也不少啊，这怎么能怪科举！”
随后，伯颜从吏治、选官等多方面找理由搪塞许有壬，尤其是提到，科举制妨碍了元朝的选官之法。
老许据理力争，当场甩出数据对比来怼伯颜，可伯颜不愿跟许有壬多做辩论，还在争辩时讽刺道：“我看中举的人才少之又少，只有参政你一个人可用！”
一旁的彻里帖木儿看着伯颜和许有壬吵得不可开交，就对许有壬说：“参政请坐，不要多说了。”
许有壬一见彻里帖木儿，又开怼了，说：“太师刚刚说弹劾你的御史都是我指使的，你还愿意和我共坐吗？”
彻里帖木儿笑道：“我从未相信这些流言。”
许有壬讽刺道：“还好你不信，如果是我让人弹劾你，可不会这样就善罢甘休。”许有壬虽然斗不过蒙古权贵，嘴巴却很硬。
伯颜当然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停罢科举的诏书下达时，他特意让许有壬位列百官之首听读。众臣散去后，一个御史跑到许有壬身边，悄悄对他说：“参政这样就成过河拆桥的人了。”尽管许有壬没有掺和废科举的事，但他毕竟身在朝堂，难免会被天下士子误解。
许有壬面有愧色，从此借口生病，不来上朝。
解铃还须系铃人。
伯颜掌权时，将侄子脱脱安插到元顺帝身边负责监视。脱脱平日里尊重汉儒，推崇汉制，与他暴虐的伯父截然不同，眼看着伯颜一手遮天，脱脱担心祸及宗族，便与元顺帝的亲信联合，打算大义灭亲，扳倒伯颜。
等到伯颜的人马回来时，只见城门紧闭，脱脱倨坐于城楼之上。脱脱拿出元顺帝拟好的诏书，宣布罢免伯颜，并告诉城外的人：“跟随伯颜的人一并无罪，可以即刻解散，各自归还本卫，朝廷问罪的只有伯颜一人而已。”树倒猢狲散，孤立无援的伯颜只好束手就擒，不久后于被贬途中病死。
脱脱与伯颜的权斗，表面上是蒙古贵族争夺权力，实际上也是元朝汉化与反汉化两股势力的对抗。最终，排斥汉人、废除科举的伯颜被判处变乱祖宗之法的罪名，遭到驱逐，而脱脱掌权后，为了维护元朝统治、安抚天下士子，很快恢复了科举制。
从脱脱再开科举到元朝灭亡前夕，科举制度依然得到士子的拥戴。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元帝国如大厦将倾，各地起义军风起云涌，大运河通道阻塞，元朝最后一次科举却如期举行，南方考生为了进京参加会试，纷纷取海道赶赴大都。
即便生逢乱世，科举仍是士子在暗夜之中拼命追逐的微光。
清人秦蕙田对元朝科举有一段评价：“元中书省所定科举条目皆参用宋、金之制，斟酌损益，最为得中，自明以来相承用之，虽有更定，大略不出乎此。”
这是说，元朝科举制度上承宋、金，下启明、清，其历史地位不容抹杀。
但是，元朝科举的落后性同样不容忽视，除了前面所说的民族政策外，元朝对科举入仕者也充满歧视。
有元一代，共开科十六次，会试中选者共计一千二百名，人数为统一王朝中最少的，而在文治大盛的宋代，单是宋太宗一朝录用的进士就有数千人。
故而，姚大力说：“元朝进士出身的官员无论就其数量或地位来说，在官僚构成中都居于绝对劣势。”
无论科举行与废，元代的读书人都难有出头之日。在这个黑暗时代，儒士即便考中科举，也难以进入权力集团。
因此，除了部分士子仍汲汲于功名利禄，在科举这条希望渺茫的独木桥上奔竞外，还有一些儒士“甘隐山林”，成为游士、隐士。
画家王冕是元代著名的隐士之一，他也曾“应进士举”，考不中后便归隐田园，侍奉老母，也曾乘舟入江，游览名山大川，寻访奇才、侠客。
王冕性情高洁，鄙视权贵，如果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可能会觉得他有点“傻”。
年少时在田间放牛，王冕跑去听学生念书，结果，书背下来，牛给放丢了。
有朋友在战乱中不幸去世，留下两个幼女和一个书童，无人抚养，王冕当即前去安葬了朋友，并收养了这三个孤儿。
称霸东南的朱元璋想邀请王冕出来做官，但王冕拒绝了，他以出家为由，跑到寺庙躲起来。
有位当官的朋友要推荐王冕为府吏，改善他窘迫的经济状况。王冕却说：“我有田可耕，有书可读，岂肯送公文，给人使唤？”
王冕不过是元代千千万万的科举失败者之一，但明朝开国功臣宋濂在修《元史》时，专门为其作传。
或许，是因为王冕的故事告诉世人，即便身处昏暗的时代，也要做一个心中有光的人。
参考文献：
［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
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
桂栖鹏：《元代进士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
萧启庆：《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联经出版公司，2008
余来明：《元代科举与文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武玉环，高福顺，都兴智，吴志坚：《中国科举制度通史：辽金元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姚大力：《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6辑，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