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将岳飞冤死后，遭到了无休止的污蔑。
秦桧大肆削改岳飞抗金的史料，毁弃岳飞的诗文、奏议。他命人将岳飞家中的文稿抄没，造成大批作品散佚，其子秦熺甚至删改岳飞生前呈给朝廷的奏章。
此后数十年间，岳飞的后人几经波折，不断奔走，从蠹蚀灰烬之中，搜集岳飞留下的零章断句。直到岳飞被害62年后，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岳飞之孙岳珂终于将这批材料整理好，奏报朝廷，后刻版印书，即为后世流传的《金佗稡编》二十八卷，及《续编》三十卷。
此时正是力主北伐的韩侂胄当政，在他的支持下，朝廷对岳飞进一步平反，追封岳飞为鄂王。
《金佗稡编》中的《鹗王家集》十卷，是目前已知最早辑 录岳飞遗作的文献，涵盖其奏议、公牍、诗词、题记等，共167篇。当年险些被秦桧抹灭的岳飞著述，总算“劫后余生”。
岳珂编成《金佗稡编》后，鲜有人质疑岳飞子孙的良苦用心。直到后来，有人发现，岳飞那首脍炙人口的《满江红·怒发冲冠》（一题《满江红·写怀》），竟没有被收录其中，而且在整个宋元时期，此词都不见于文献记载。于是，一桩新的公案开始争论不休。
01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是中华儿女最耳熟能详的爱国诗词之一。古往今来，无数人在默诵中感受民族英雄的慷慨激昂，在岳飞精神的鼓舞下立志报国，在语文试卷上多拿几分必得分。
但是，近百年来，学术界却冒出了一个争论，即《满江红·怒发冲冠》的作者，到底是不是岳飞本人？
这一切，始于文史学家余嘉锡的发现。
据余嘉锡考证，《满江红·怒发冲冠》一词，是在明代中叶才开始出现并传播的，作者身份存疑。
20世纪30年代，余嘉锡要订正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讹误。这位清末中举、民国时任教北京大学的古文献研究专家，翻开了明代名臣徐阶所编的《岳武穆遗文》——这可不是金庸笔下的武林秘籍，而是明代人编的岳飞诗文集，故相较于南宋时的《鄂王家集》，版本上存在差异。
徐阶在嘉靖十五年（1536）编的《岳武穆遗文》中，就收录了《满江红·怒发冲冠》。他编纂此书时，从杭州岳王庙的一块石碑上将这首词摘抄下来。这块石碑也不是岳飞的亲笔，而是明弘治年间（1488-1505），浙江镇守太监下令，由浙江提学副使赵宽题写而成。
据当时余嘉锡的研究，这是《满江红·怒发冲冠》第一次出现在古文献中。
赵宽字写得不错，但对于体制内打工人来说，半点活都不能多干，所以，赵宽仅仅是将这首词题写在碑上，至于所据为何本，见之于何书，一个字也不提。余嘉锡读到此处，只能“深为可疑”。
作为一位国学大师，余嘉锡自然对《满江红·怒发冲冠》一词再熟悉不过了。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没有找到此词在明代以前流传的证据，于是在《四库提要辨证》提出：“至其为岳珂所未见，《鄂王家集》所无有，突出于明之中叶，则学者不可不知也。”
02
余嘉锡的质疑如平地一声雷，引发学术界的激烈讨论，并将这首家喻户晓的词，推到了风口浪尖。
钱钟书认同余嘉锡的观点，“谓此词来历不明，疑是明人伪托，是也”。
钱钟书还认为，这是一首杂糅众家的词，其真实作者是个熟读古籍的高手，比如“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一句，应是化用《汉书》中，校尉韩威的豪言壮语：“臣愿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赍斗粮，饥食虏肉，渴饮其血，可以横行。”
新莽时，王莽要派兵出征匈奴，校尉韩威主动请缨，说：“以我们新朝的军威去吞并匈奴，无异于吞掉嘴里的跳蚤虱子一样。我愿率领五千勇士，携带不到一斗的粮食，饿了就吃他们的肉，渴了就喝他们的血，这样就可横行大漠。”王莽觉得韩威勇气可嘉，就任命韩威为将军。
钱钟书的推论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宋词中化用历史典故的不在少数，似乎不足以证明其为“杂糅”之作。
1961年，被誉为“词学宗师”的夏承焘写了一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也继承和发展余嘉锡的观点，认为这首词“出于明代人之手”。
与前辈余嘉锡相比，夏承焘更专注于治词授业，终生致力于词学研究，他的一系列词学著作被称为该领域的里程碑之作，蜚声海内外。
夏承焘晚年回顾其治学，说：“笨是我治学的本钱。”他说，“笨”这个字很有趣，头上顶着竹册，下面是一个“本”，就是说，用功是人的根本。夏承焘称，自己天资不高，只能奋发苦学，从七八岁上学起，除了生大病，没有一天离开过书本。
这位词学的一代宗师，也主张《满江红·怒发冲冠》并非出自岳飞之手，并大胆地推测其真实作者“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或是王越幕府中的文士。
夏承焘提到的王越，是明中叶的名将。
王越（1426-1499）为进士出身，明人称其“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槊磨盾、悲歌出塞之思”，写诗作词很有一套。明成化、弘治年间，王越长期镇守西北，总制三边，抵御鞑靼，累官至兵部尚书，带兵取得了著名的贺兰之捷。
夏承焘结合王越的经历，对《满江红·怒发冲冠》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加以论辩，认为此处的“贺兰山”，实指今内蒙古和宁夏边界一带。
明代中期，鞑靼入寇河套，时常骚扰西北，是王越镇守边关时的主要对手。为了征讨鞑靼，王越曾三次出塞，收取河套地区，生擒、斩首鞑靼俘虏无数，因军功被封为威宁伯。
弘治十一年（1498），王越接到明孝宗敕谕，对鞑靼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兵分三路直捣贺兰山，取得大捷，战后因功加封为少保兼太子太傅。
这一年，王越已经是一名七旬老将了。不久后，谏官上书弹劾太监李广，王越被指责为同党，受到牵连，忧愤而卒。
尽管王越受到宦官连累而死，但明廷还是让他备极哀荣，并派出新晋进士王守仁负责督造王越的坟墓。有意思的是，明代有三位姓王的文臣凭借军功被封为伯，王越和王守仁正好占了其中两席（另一位是三征麓川、威震滇西的王骥）。
夏承焘从王越弘治十一年的这次战功和不幸的政治遭遇，联想到了《满江红·怒发冲冠》中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一句，以及整首词的悲壮基调。另外，按照前文余嘉锡的考证，这首词最早正是出现在弘治年间的杭州岳王庙碑刻上。
然而，以夏承焘先生的江湖地位，也难以掩盖这一推论的明显缺陷。
夏承焘反复强调，“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实指西北的贺兰山，说从地理上看，岳飞伐金，是要直捣黄龙，打到东北的金人老巢去，而贺兰山在西北，是西夏的地盘，方向完全相反；从历史上看，位于秦岭北麓的大散关，才是南宋诗词中常用来指代宋、金边界的地名，比如陆游《书愤》中的名句——“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宋史专家邓广铭却认为，《满江红·怒发冲冠》中点出的贺兰山、匈奴等，全是“泛说、泛指”，不应当过分拘泥于其位置所在。
邓广铭举了个例子说，稍晚于岳飞的辛弃疾，一生也以北伐为志向，写了很多关于抗金的诗词，其中不乏虚指的用典，其中一首《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写道，“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另一首《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写，“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
这两首词都是辛弃疾为主张抗金复土所作，可他也用“西北”指代金国。我们总不能说辛稼轩分不清东西，或者直接武断地指出这些作品不是他写的吧？
03
当有些专家还在抠字眼时，另一些学者“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通过实地考察，找寻证据，将《满江红·怒发冲冠》开始流传的时间上推到了明代宗景泰年间（1450-1457）。
在河南汤阴县的岳庙里，发现了一块刻有《满江红·怒发冲冠》的石碑，全词几乎与今版相同，只是末句“朝天阙”，变成了“朝金阙”。
汤阴县是岳飞的老家。岳飞年少时在此地习武学艺，读《左氏春秋》、孙吴兵法，从一介农家子弟成长为文武双全的青年才俊，随后走向行伍。
明代的汤阴岳庙，是景泰元年（1450），由本县的学谕袁纯负责主持修建的，明代宗朱祁钰亲赐庙额“精忠之庙”。
袁纯十分仰慕岳飞，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庙宇落成后，他专门选录了岳飞的部分诗文，编为《精忠录》，该书的第三卷便收录了《满江红·怒发冲冠》一词。之后，袁纯找来汤阴当地的一个秀才王熙，于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刻成《满江红》词碑，矗立于汤阴岳庙。
汤阴岳庙的这块石碑，比徐阶编《岳武穆遗文》时参考的杭州岳王庙石碑，早了至少30年左右，而且，这个时间点也是明代政治史上的一个敏感时期。
《满江红·怒发冲冠》有一句“靖康耻，犹未雪”，而大明王朝也有自己的“靖康耻”。
正统十四年（1449），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与瓦剌部的也先展开了一场大战。明英宗轻敌冒进，率领大军在土木堡遭遇大败，明军死伤惨重，精锐损失殆尽，就连皇帝本人也被俘虏，史称“土木之变”。
也先乘胜追击，打到北京城下，京师震荡。情急之下，明英宗的弟弟朱祁钰被拥立为帝。此时，有人主张迁都南避。兵部尚书于谦驳斥这一言论，坚决主张保卫京城。在于谦的带领下，明军绝地反击，总算守住北京，击退瓦剌。
次年，明英宗朱祁镇被释放回京，结束了狼狈的“北狩”生活。后来，随着弟弟景泰帝病重，朱祁镇又在一众旧臣的支持下，发动“夺门之变”，再次登基，“天顺”便是他使用的第二个年号。
如此说来，汤阴岳庙的《满江红》碑刻，恰好出现于政治斗争激烈的景泰、天顺年间。
明英宗复位后，听从亲信之言，冤杀了保卫北京有功的于谦。
于谦一生清正刚直，含冤而死时家无余财。于谦被陷害至死后，与当年的岳飞一样，安葬于西湖之畔。由于岳飞、于谦都曾被封为少保，清人袁枚有诗曰：“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明朝是在推翻蒙元胡虏的统治后建立的，有明一代，官方对岳飞推崇备至。除了前文所说的汤阴岳庙外，明太祖曾钦定历代名臣三十七人进行祭祀，岳飞是其中之一；明神宗在历代的加封外，进一步追封岳飞为“三界靖魔大帝”。
然而，明朝自己的“岳武穆”，却得不到统治者的珍惜，最终走向和岳飞相似的悲剧。
也许，《满江红·怒发冲冠》出现在于谦悲情谢幕之时，并非偶然。
04
汤阴岳庙石碑将《满江红·怒发冲冠》的流传往前推了几十年，但依旧不早于明代。
因此，要证明《满江红·怒发冲冠》确为岳飞所作，需要找到南宋时期该词创作或流传的史料。
1983年，浙江省江山县（古名须江）发现了一古籍《须江郎峰祝氏族谱》，其中记载了宋绍兴三年（1133），岳飞赠给祝允哲的《满江红》词，与通行版的相重字数为41字。
祝允哲为郎峰祝氏先祖，曾担任韩世忠的部下，参加过抗金战争，与岳飞结下友谊，后来上《乞保良将疏》，为被陷害的岳飞说情，因此被贬到潮州。岳飞遇害后，祝允哲闻讯悲不自胜，过了几日就忧愤病逝，追随友人而去。江山县当地至今流传着岳飞和祝允哲之间悠悠情义的传说。
不过，《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毕竟不是权威文献，只是一个尚待考辨的孤证，还不足以证明《满江红·怒发冲冠》开始流传的时间。
与之类似的，还有清代的部分著作，自称所引用的南宋文献中有《满江红·怒发冲冠》的记载。
南京大学文学院的王霞曾对这些“新证”一一辨析，比如清《古今词话》《御选历代诗馀》引南宋陈郁《藏一话腴》有一句，“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以明其心事”；清《宋稗类钞》引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载“武穆有《满江红》词云：‘怒发冲冠……朝天阙’”。
经过王霞考证，无论是陈郁的《藏一话腴》，还是罗大经的《鹤林玉露》，现存各版本中都没有收录《满江红·怒发冲冠》，可见，上述清人著作的引用，可能并非出自宋人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所谓的“引文”，常篡改妄增内容，并不可信。
更何况，岳飞之孙岳珂和陈郁、罗大经是同时代人，岳珂还曾为《藏一话腴》作序。假如陈郁、罗大经真的搜集到了《满江红·怒发冲冠》的词稿，岳珂岂能无动于衷，甚至在《鄂王家集》中遗漏这么重要的一阕词？
看来，要找到《满江红·怒发冲冠》在明代以前流传的踪迹，只能有待考古发掘或新文献的发现。
05
尽管迟迟找不到《满江红·怒发冲冠》在明代以前流传的证据，但也无需一味地接受此词为明人伪作的说法。
正如著名的词学家唐圭璋在《读词续记》中所说，宋词不见于宋元载籍而见于明清者颇多，故《满江红》词出现在明中叶不足为怪。
可以说，岳飞的平反及其著作的流传，本就是一段无比艰难的过程。
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冬（1142年1月），岳飞受“莫须有”的罪名诬陷而死，其长子岳云一同遇害。
当时，几乎无人敢为岳飞收敛遗体，是临安（今浙江杭州）城中的一位狱卒隗顺，偷偷地将岳飞的遗体运出城外埋葬。隗顺将这个秘密深埋心中，一直到自己临死前才告诉儿子，岳将军的埋葬之处在钱塘门外九曲丛祠旁，只是他已看不到岳飞沉冤昭雪的那一天了。
岳飞被害后，其家中的亲属，包括妻子李氏、17岁的次子岳雷、13岁的三子岳霖、7岁的四子岳震、年仅3岁的五子岳霭和女儿岳安娘等，全都被流放岭南。当时，流放地的官员为了迎合上意，甚至上书建议取消对岳飞家属的粮米供应，想要把岳家斩草除根。
岳飞的家人们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了整整20年，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才得以解除圈禁。20年间，岳飞的著作已经遭到了投降派的毁灭性打击。
宋孝宗赵昚即位后，力排众议，逐步为岳飞平反昭雪，从隗顺之子得知岳飞遗骨所在后，将其改葬于西湖之畔的栖霞岭，追谥岳飞为“武穆”。
此时，岳霖已过而立之年，他的二哥岳雷早在流放途中便难抑悲愤，郁郁而终。宋孝宗亲自召见岳霖，痛惜地说：“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之。”
宋高宗、秦桧掌权期间，岳飞的功绩遭到严重抹杀，到了宋孝宗时，有关岳飞的文献大量散失。为了还原岳飞的真实面目、避免历史真相的失传，岳霖在往后余生中，不遗余力地整理有关父亲的历史文献，于宦游各地的途中访求询问岳飞的旧部，搜寻父亲留下的文字。
岳霖活到63岁，还没来得及将这些资料编订成册就去世了。临终前，岳霖执着小儿子岳珂的手，留下遗言：
“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没。余初罹大祸，漂泊囚螺。及至仕途，而考于见闻，访于遗卒，掇拾而未及上，余罪也。苟能卒父志，雪尔祖之冤，吾死瞑目矣！”
岳珂生于淳熙十年（1183），他出生时，距离其祖父蒙冤已经过去41年。他年少时，父亲岳霖就过世了。但岳飞的精神早已深深烙印在岳珂心中，据岳珂回忆，他自幼时便听父亲岳霖讲祖父的故事，“闻有谈其事之一二者，辄强记本末，退而识之”。
于是，岳珂继承父亲的遗志，对岳霖搜集到的文献加以编次刊印，编成《金佗稡编》二十八卷，及《续编》三十卷。该书取名“金佗”的来历，一说是出自嘉兴的一个坊名。
自岳霖、岳珂父子以来，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沧桑和薪火相传，岳飞的大部分著作总算得以流传下来，成为现实版的“武穆遗书”。
读《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那是岳飞面对南宋投降派猖獗的局面，仍渴望为国建功立业的孤独心境：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读《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那是岳飞目睹中原昔日繁华被金兵铁蹄践踏后，感伤国破家亡，深深同情百姓的悲痛之情：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更不必说，那首传诵甚广的千古绝唱《满江红·怒发冲冠》，曾经激励了多少志士仁人，在国难当头之时奋起抗争，抛头颅，洒热血。
当初率先提出《满江红·怒发冲冠》作者争议的余嘉锡说过：“欲考其文之真伪，不必问其理之是非……疑之而其词不因我而废。”只要这首词蕴含的精神永恒不朽，那它便足以被称为民族瑰宝，那些有关作者的质疑也就无足轻重。
著名翻译家荣如德对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个极高的评价：“陀氏就是俄罗斯。”在阅读《满江红·怒发冲冠》的相关论著时，我也看到了邓广铭先生一句类似的评语：
“《满江红》就是岳飞，岳飞就是《满江红》。”
秦桧大肆削改岳飞抗金的史料，毁弃岳飞的诗文、奏议。他命人将岳飞家中的文稿抄没，造成大批作品散佚，其子秦熺甚至删改岳飞生前呈给朝廷的奏章。
此后数十年间，岳飞的后人几经波折，不断奔走，从蠹蚀灰烬之中，搜集岳飞留下的零章断句。直到岳飞被害62年后，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岳飞之孙岳珂终于将这批材料整理好，奏报朝廷，后刻版印书，即为后世流传的《金佗稡编》二十八卷，及《续编》三十卷。
此时正是力主北伐的韩侂胄当政，在他的支持下，朝廷对岳飞进一步平反，追封岳飞为鄂王。
《金佗稡编》中的《鹗王家集》十卷，是目前已知最早辑 录岳飞遗作的文献，涵盖其奏议、公牍、诗词、题记等，共167篇。当年险些被秦桧抹灭的岳飞著述，总算“劫后余生”。
岳珂编成《金佗稡编》后，鲜有人质疑岳飞子孙的良苦用心。直到后来，有人发现，岳飞那首脍炙人口的《满江红·怒发冲冠》（一题《满江红·写怀》），竟没有被收录其中，而且在整个宋元时期，此词都不见于文献记载。于是，一桩新的公案开始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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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是中华儿女最耳熟能详的爱国诗词之一。古往今来，无数人在默诵中感受民族英雄的慷慨激昂，在岳飞精神的鼓舞下立志报国，在语文试卷上多拿几分必得分。
但是，近百年来，学术界却冒出了一个争论，即《满江红·怒发冲冠》的作者，到底是不是岳飞本人？
这一切，始于文史学家余嘉锡的发现。
据余嘉锡考证，《满江红·怒发冲冠》一词，是在明代中叶才开始出现并传播的，作者身份存疑。
20世纪30年代，余嘉锡要订正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讹误。这位清末中举、民国时任教北京大学的古文献研究专家，翻开了明代名臣徐阶所编的《岳武穆遗文》——这可不是金庸笔下的武林秘籍，而是明代人编的岳飞诗文集，故相较于南宋时的《鄂王家集》，版本上存在差异。
徐阶在嘉靖十五年（1536）编的《岳武穆遗文》中，就收录了《满江红·怒发冲冠》。他编纂此书时，从杭州岳王庙的一块石碑上将这首词摘抄下来。这块石碑也不是岳飞的亲笔，而是明弘治年间（1488-1505），浙江镇守太监下令，由浙江提学副使赵宽题写而成。
据当时余嘉锡的研究，这是《满江红·怒发冲冠》第一次出现在古文献中。
赵宽字写得不错，但对于体制内打工人来说，半点活都不能多干，所以，赵宽仅仅是将这首词题写在碑上，至于所据为何本，见之于何书，一个字也不提。余嘉锡读到此处，只能“深为可疑”。
作为一位国学大师，余嘉锡自然对《满江红·怒发冲冠》一词再熟悉不过了。但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没有找到此词在明代以前流传的证据，于是在《四库提要辨证》提出：“至其为岳珂所未见，《鄂王家集》所无有，突出于明之中叶，则学者不可不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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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嘉锡的质疑如平地一声雷，引发学术界的激烈讨论，并将这首家喻户晓的词，推到了风口浪尖。
钱钟书认同余嘉锡的观点，“谓此词来历不明，疑是明人伪托，是也”。
钱钟书还认为，这是一首杂糅众家的词，其真实作者是个熟读古籍的高手，比如“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一句，应是化用《汉书》中，校尉韩威的豪言壮语：“臣愿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赍斗粮，饥食虏肉，渴饮其血，可以横行。”
新莽时，王莽要派兵出征匈奴，校尉韩威主动请缨，说：“以我们新朝的军威去吞并匈奴，无异于吞掉嘴里的跳蚤虱子一样。我愿率领五千勇士，携带不到一斗的粮食，饿了就吃他们的肉，渴了就喝他们的血，这样就可横行大漠。”王莽觉得韩威勇气可嘉，就任命韩威为将军。
钱钟书的推论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宋词中化用历史典故的不在少数，似乎不足以证明其为“杂糅”之作。
1961年，被誉为“词学宗师”的夏承焘写了一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也继承和发展余嘉锡的观点，认为这首词“出于明代人之手”。
与前辈余嘉锡相比，夏承焘更专注于治词授业，终生致力于词学研究，他的一系列词学著作被称为该领域的里程碑之作，蜚声海内外。
夏承焘晚年回顾其治学，说：“笨是我治学的本钱。”他说，“笨”这个字很有趣，头上顶着竹册，下面是一个“本”，就是说，用功是人的根本。夏承焘称，自己天资不高，只能奋发苦学，从七八岁上学起，除了生大病，没有一天离开过书本。
这位词学的一代宗师，也主张《满江红·怒发冲冠》并非出自岳飞之手，并大胆地推测其真实作者“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或是王越幕府中的文士。
夏承焘提到的王越，是明中叶的名将。
王越（1426-1499）为进士出身，明人称其“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槊磨盾、悲歌出塞之思”，写诗作词很有一套。明成化、弘治年间，王越长期镇守西北，总制三边，抵御鞑靼，累官至兵部尚书，带兵取得了著名的贺兰之捷。
夏承焘结合王越的经历，对《满江红·怒发冲冠》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加以论辩，认为此处的“贺兰山”，实指今内蒙古和宁夏边界一带。
明代中期，鞑靼入寇河套，时常骚扰西北，是王越镇守边关时的主要对手。为了征讨鞑靼，王越曾三次出塞，收取河套地区，生擒、斩首鞑靼俘虏无数，因军功被封为威宁伯。
弘治十一年（1498），王越接到明孝宗敕谕，对鞑靼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兵分三路直捣贺兰山，取得大捷，战后因功加封为少保兼太子太傅。
这一年，王越已经是一名七旬老将了。不久后，谏官上书弹劾太监李广，王越被指责为同党，受到牵连，忧愤而卒。
尽管王越受到宦官连累而死，但明廷还是让他备极哀荣，并派出新晋进士王守仁负责督造王越的坟墓。有意思的是，明代有三位姓王的文臣凭借军功被封为伯，王越和王守仁正好占了其中两席（另一位是三征麓川、威震滇西的王骥）。
夏承焘从王越弘治十一年的这次战功和不幸的政治遭遇，联想到了《满江红·怒发冲冠》中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一句，以及整首词的悲壮基调。另外，按照前文余嘉锡的考证，这首词最早正是出现在弘治年间的杭州岳王庙碑刻上。
然而，以夏承焘先生的江湖地位，也难以掩盖这一推论的明显缺陷。
夏承焘反复强调，“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实指西北的贺兰山，说从地理上看，岳飞伐金，是要直捣黄龙，打到东北的金人老巢去，而贺兰山在西北，是西夏的地盘，方向完全相反；从历史上看，位于秦岭北麓的大散关，才是南宋诗词中常用来指代宋、金边界的地名，比如陆游《书愤》中的名句——“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宋史专家邓广铭却认为，《满江红·怒发冲冠》中点出的贺兰山、匈奴等，全是“泛说、泛指”，不应当过分拘泥于其位置所在。
邓广铭举了个例子说，稍晚于岳飞的辛弃疾，一生也以北伐为志向，写了很多关于抗金的诗词，其中不乏虚指的用典，其中一首《水调歌头·寿赵漕介庵》写道，“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另一首《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写，“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
这两首词都是辛弃疾为主张抗金复土所作，可他也用“西北”指代金国。我们总不能说辛稼轩分不清东西，或者直接武断地指出这些作品不是他写的吧？
03
当有些专家还在抠字眼时，另一些学者“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通过实地考察，找寻证据，将《满江红·怒发冲冠》开始流传的时间上推到了明代宗景泰年间（1450-1457）。
在河南汤阴县的岳庙里，发现了一块刻有《满江红·怒发冲冠》的石碑，全词几乎与今版相同，只是末句“朝天阙”，变成了“朝金阙”。
汤阴县是岳飞的老家。岳飞年少时在此地习武学艺，读《左氏春秋》、孙吴兵法，从一介农家子弟成长为文武双全的青年才俊，随后走向行伍。
明代的汤阴岳庙，是景泰元年（1450），由本县的学谕袁纯负责主持修建的，明代宗朱祁钰亲赐庙额“精忠之庙”。
袁纯十分仰慕岳飞，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庙宇落成后，他专门选录了岳飞的部分诗文，编为《精忠录》，该书的第三卷便收录了《满江红·怒发冲冠》一词。之后，袁纯找来汤阴当地的一个秀才王熙，于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刻成《满江红》词碑，矗立于汤阴岳庙。
汤阴岳庙的这块石碑，比徐阶编《岳武穆遗文》时参考的杭州岳王庙石碑，早了至少30年左右，而且，这个时间点也是明代政治史上的一个敏感时期。
《满江红·怒发冲冠》有一句“靖康耻，犹未雪”，而大明王朝也有自己的“靖康耻”。
正统十四年（1449），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与瓦剌部的也先展开了一场大战。明英宗轻敌冒进，率领大军在土木堡遭遇大败，明军死伤惨重，精锐损失殆尽，就连皇帝本人也被俘虏，史称“土木之变”。
也先乘胜追击，打到北京城下，京师震荡。情急之下，明英宗的弟弟朱祁钰被拥立为帝。此时，有人主张迁都南避。兵部尚书于谦驳斥这一言论，坚决主张保卫京城。在于谦的带领下，明军绝地反击，总算守住北京，击退瓦剌。
次年，明英宗朱祁镇被释放回京，结束了狼狈的“北狩”生活。后来，随着弟弟景泰帝病重，朱祁镇又在一众旧臣的支持下，发动“夺门之变”，再次登基，“天顺”便是他使用的第二个年号。
如此说来，汤阴岳庙的《满江红》碑刻，恰好出现于政治斗争激烈的景泰、天顺年间。
明英宗复位后，听从亲信之言，冤杀了保卫北京有功的于谦。
于谦一生清正刚直，含冤而死时家无余财。于谦被陷害至死后，与当年的岳飞一样，安葬于西湖之畔。由于岳飞、于谦都曾被封为少保，清人袁枚有诗曰：“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明朝是在推翻蒙元胡虏的统治后建立的，有明一代，官方对岳飞推崇备至。除了前文所说的汤阴岳庙外，明太祖曾钦定历代名臣三十七人进行祭祀，岳飞是其中之一；明神宗在历代的加封外，进一步追封岳飞为“三界靖魔大帝”。
然而，明朝自己的“岳武穆”，却得不到统治者的珍惜，最终走向和岳飞相似的悲剧。
也许，《满江红·怒发冲冠》出现在于谦悲情谢幕之时，并非偶然。
04
汤阴岳庙石碑将《满江红·怒发冲冠》的流传往前推了几十年，但依旧不早于明代。
因此，要证明《满江红·怒发冲冠》确为岳飞所作，需要找到南宋时期该词创作或流传的史料。
1983年，浙江省江山县（古名须江）发现了一古籍《须江郎峰祝氏族谱》，其中记载了宋绍兴三年（1133），岳飞赠给祝允哲的《满江红》词，与通行版的相重字数为41字。
祝允哲为郎峰祝氏先祖，曾担任韩世忠的部下，参加过抗金战争，与岳飞结下友谊，后来上《乞保良将疏》，为被陷害的岳飞说情，因此被贬到潮州。岳飞遇害后，祝允哲闻讯悲不自胜，过了几日就忧愤病逝，追随友人而去。江山县当地至今流传着岳飞和祝允哲之间悠悠情义的传说。
不过，《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毕竟不是权威文献，只是一个尚待考辨的孤证，还不足以证明《满江红·怒发冲冠》开始流传的时间。
与之类似的，还有清代的部分著作，自称所引用的南宋文献中有《满江红·怒发冲冠》的记载。
南京大学文学院的王霞曾对这些“新证”一一辨析，比如清《古今词话》《御选历代诗馀》引南宋陈郁《藏一话腴》有一句，“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以明其心事”；清《宋稗类钞》引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载“武穆有《满江红》词云：‘怒发冲冠……朝天阙’”。
经过王霞考证，无论是陈郁的《藏一话腴》，还是罗大经的《鹤林玉露》，现存各版本中都没有收录《满江红·怒发冲冠》，可见，上述清人著作的引用，可能并非出自宋人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所谓的“引文”，常篡改妄增内容，并不可信。
更何况，岳飞之孙岳珂和陈郁、罗大经是同时代人，岳珂还曾为《藏一话腴》作序。假如陈郁、罗大经真的搜集到了《满江红·怒发冲冠》的词稿，岳珂岂能无动于衷，甚至在《鄂王家集》中遗漏这么重要的一阕词？
看来，要找到《满江红·怒发冲冠》在明代以前流传的踪迹，只能有待考古发掘或新文献的发现。
05
尽管迟迟找不到《满江红·怒发冲冠》在明代以前流传的证据，但也无需一味地接受此词为明人伪作的说法。
正如著名的词学家唐圭璋在《读词续记》中所说，宋词不见于宋元载籍而见于明清者颇多，故《满江红》词出现在明中叶不足为怪。
可以说，岳飞的平反及其著作的流传，本就是一段无比艰难的过程。
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冬（1142年1月），岳飞受“莫须有”的罪名诬陷而死，其长子岳云一同遇害。
当时，几乎无人敢为岳飞收敛遗体，是临安（今浙江杭州）城中的一位狱卒隗顺，偷偷地将岳飞的遗体运出城外埋葬。隗顺将这个秘密深埋心中，一直到自己临死前才告诉儿子，岳将军的埋葬之处在钱塘门外九曲丛祠旁，只是他已看不到岳飞沉冤昭雪的那一天了。
岳飞被害后，其家中的亲属，包括妻子李氏、17岁的次子岳雷、13岁的三子岳霖、7岁的四子岳震、年仅3岁的五子岳霭和女儿岳安娘等，全都被流放岭南。当时，流放地的官员为了迎合上意，甚至上书建议取消对岳飞家属的粮米供应，想要把岳家斩草除根。
岳飞的家人们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了整整20年，直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才得以解除圈禁。20年间，岳飞的著作已经遭到了投降派的毁灭性打击。
宋孝宗赵昚即位后，力排众议，逐步为岳飞平反昭雪，从隗顺之子得知岳飞遗骨所在后，将其改葬于西湖之畔的栖霞岭，追谥岳飞为“武穆”。
此时，岳霖已过而立之年，他的二哥岳雷早在流放途中便难抑悲愤，郁郁而终。宋孝宗亲自召见岳霖，痛惜地说：“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之。”
宋高宗、秦桧掌权期间，岳飞的功绩遭到严重抹杀，到了宋孝宗时，有关岳飞的文献大量散失。为了还原岳飞的真实面目、避免历史真相的失传，岳霖在往后余生中，不遗余力地整理有关父亲的历史文献，于宦游各地的途中访求询问岳飞的旧部，搜寻父亲留下的文字。
岳霖活到63岁，还没来得及将这些资料编订成册就去世了。临终前，岳霖执着小儿子岳珂的手，留下遗言：
“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没。余初罹大祸，漂泊囚螺。及至仕途，而考于见闻，访于遗卒，掇拾而未及上，余罪也。苟能卒父志，雪尔祖之冤，吾死瞑目矣！”
岳珂生于淳熙十年（1183），他出生时，距离其祖父蒙冤已经过去41年。他年少时，父亲岳霖就过世了。但岳飞的精神早已深深烙印在岳珂心中，据岳珂回忆，他自幼时便听父亲岳霖讲祖父的故事，“闻有谈其事之一二者，辄强记本末，退而识之”。
于是，岳珂继承父亲的遗志，对岳霖搜集到的文献加以编次刊印，编成《金佗稡编》二十八卷，及《续编》三十卷。该书取名“金佗”的来历，一说是出自嘉兴的一个坊名。
自岳霖、岳珂父子以来，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沧桑和薪火相传，岳飞的大部分著作总算得以流传下来，成为现实版的“武穆遗书”。
读《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那是岳飞面对南宋投降派猖獗的局面，仍渴望为国建功立业的孤独心境：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读《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那是岳飞目睹中原昔日繁华被金兵铁蹄践踏后，感伤国破家亡，深深同情百姓的悲痛之情：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更不必说，那首传诵甚广的千古绝唱《满江红·怒发冲冠》，曾经激励了多少志士仁人，在国难当头之时奋起抗争，抛头颅，洒热血。
当初率先提出《满江红·怒发冲冠》作者争议的余嘉锡说过：“欲考其文之真伪，不必问其理之是非……疑之而其词不因我而废。”只要这首词蕴含的精神永恒不朽，那它便足以被称为民族瑰宝，那些有关作者的质疑也就无足轻重。
著名翻译家荣如德对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个极高的评价：“陀氏就是俄罗斯。”在阅读《满江红·怒发冲冠》的相关论著时，我也看到了邓广铭先生一句类似的评语：
“《满江红》就是岳飞，岳飞就是《满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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