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处】 军机处作为清代最重要、存在时间最长的中央最高辅弼机构，在成立时间上，学术界尚有分歧，有雍正四年、七年、八年、十年说。大部分学者认为，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对西北准噶尔用兵，为方便皇帝随时召见大臣研究军政大事并能保守军事机密，在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作为临时军事指挥机构。雍正十年（1732年）军机房正式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清廷平定了准噶尔叛乱后，本应裁撤军机处，但结果不但未将其撤销，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军机处的权力，使其成为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常设核心机构，成为凌驾于内阁之上的国家真正的政务中心。军机处的具体职掌主要是：撰拟谕旨和处理奏折；议大政，议后提出处理意见，奏报皇帝裁夺；谳大狱，参与重大案件审拟；参与对重要官员的任免和考核；随侍皇帝出巡，奉旨出京查办事件等。权力所及，均系朝廷军政大事。 军机处任职者无定员，最多时6、7人，由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或京堂充任。设首席军机大臣，或称领班军机大臣，通称大军机，一般由满族亲王或大学士担任。其余任职者按资历地位、官品高低及在军机处任职先后分别为军机大臣、军机处行走、军机处学习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等。其僚属称军机章京，协助军机大臣处理文书档案，票拟一般章奏，通称小军机。军机大臣须每天值班，等候皇帝随时召见。当天必须处理完毕每天由下面送达的奏章，以保证军机处处理政务的极高效率。宣统三年（1911年）责任内阁成立后军机处撤销。  【密建皇储】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按照封建宗法制原则，通常实行公开的嫡长子继承制。清代从康熙朝开始，沿用中原各王朝立嫡长子的做法确定皇位继承人。康熙十四年（1675年）下诏册立嫡长子胤礽为皇太子。康熙帝多子，在位时间又长，过早地公开册立太子，造成了康熙帝和太子间、太子和诸皇子间的矛盾和纷争。矛盾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使皇权受到了威胁，政局也因此动荡不宁，康熙帝不得已两次废皇太子允礽。 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第二次废皇太子后，康熙皇帝再没有公开建储，致使康熙死后雍正帝即位成为一大历史疑案。一说雍正帝遵遗诏即位，即康熙帝临终前，遗诏雍亲王皇四子胤禛“克承大统”；一说雍正帝“矫诏篡位”，即康熙帝临终前遗诏“皇位传十四子胤祯”(皇十四子胤禵原名胤祯)，皇四子胤禛将“十”改为“于”，将“祯”改为“禛”，于是康熙帝遗诏就成为“皇位传于四子胤禛”。无论历史真相如何，雍正帝虽是康熙朝激烈的皇位争夺战中的胜利者，然而，争夺战的严重后果给予雍正的教训是深刻的，因而在即位后，他断然废弃了公开建储制，宣布实行秘密建储。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帝于乾清宫西暖阁召见王公大臣时宣布：“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加审慎，此事虽不可举行，然不得不预为之计。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雍正帝命诸王大臣共议这种做法，诸王大臣均无异议。雍正帝遂命诸臣退下，只留总理事务王大臣当面将密封的锦匣收藏于“正大光明”匾后。后来，雍正帝又另书密封一匣，“常以随身”。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雍正帝四子宝亲王弘历成为清代第一个以秘密建储制继位的皇帝，是为乾隆皇帝。乾隆帝在对历朝历代的建储法详加比较剖析后，认定秘密建储“实为美善”，进一步将秘密建储确定为神圣不可更改的“建储家法”。乾隆以后，自嘉庆到咸丰，都是按秘密建储制继承皇位的。秘密建储与公开建储相比较，避免了皇子之间为夺取皇位而发生的残酷争斗，对稳定政局具有一定作用。  【南书房】 南书房设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撤销，是清代皇帝文学侍从值班的地方。康熙帝为了与翰林院词臣们研讨学问，吟诗作画，在乾清宫西南角特辟房舍以待，名南书房。在翰林等官员中，“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入值，称“南书房行走”。入值者主要陪伴皇帝赋诗撰文，写字作画，有时还秉承皇帝的意旨起草诏令，“撰述谕旨”。由于南书房“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这使南书房“权势日崇”。南书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内廷，实施高度集权的重要步骤。康熙帝亲政以后，朝廷的权力一则受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限制，国家大事需经过王大臣会议，而这些满洲王公贵族地位较高，有时与皇帝意见发生矛盾，皇帝也不得不收回成命；二则内阁在名义上仍是国家最高政务机构，控制着外朝的权力，康熙帝为了把国家大权严密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决定以南书房为核心，逐步形成权力中心。雍正朝自军机处建立后，军机大事均归军机处办理，南书房官员不再参预机务，其地位有所下降。但由于入值者常能觐见皇帝，因此仍具有一定地位。南书房亦被长期保留，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撤销。  【清代殿试】 殿试制度始于唐代武则天（690--715年）时，清因循前代成例。考试时间，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始定于每年四月二十一日，后成定制。 殿试地点，原在天安门外，后在太和殿，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始定于保和殿。因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故不设考官，只设读卷官。由皇帝亲简大学士2人、部院大臣6人充任。殿试只考制策一场，当日交卷。试题大多在殿试前一日由读卷官密拟，以俟钦定。有时，也由皇帝亲自拟定试题。殿试时，派王、大臣监试，另有御史4人参与监试。以礼部尚书为提调，由内阁、翰林院、詹事府、光禄寺、鸿胪寺等处派出20余人，执行受卷、弥封、收掌、印卷、填榜等具体事务。 清初，考试后读卷官等人在内阁满本堂阅卷。阅卷天数不作硬性规定，三五日后始将试卷封呈。门不封锁，人员可以自由出入。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后，规定读卷官等人同处文华殿两廊及传心殿前后房，必须按规定时日完成阅卷。每个读卷官必须将所有试卷轮阅一遍，按五等标识评卷。由首席读卷官为总核，进行综合评议。评议时读卷官都可发表意见，始定名次。殿试后3日晨，皇帝至养心殿西暖阁，阅读卷官所呈前10名试卷。钦定名次后，召读卷官入殿，拆开弥封，以硃笔填写一甲三名次序，再书二甲七名，交下缮写绿头签，引见前10名。10名以后之卷，由读卷官到内阁拆开弥封，依阅卷时所排名次于卷面书第二甲、第三甲及第几名字样。最后，依次填榜，称金榜。 二十五日于太和殿举行传胪典礼。宣读皇帝制书：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典礼完毕后，一甲三名由只有皇帝才能走的太和门、午门等正中的御路出去，以示皇帝特优之礼。传胪之后，颁布上谕，第一甲第一名授职翰林院修撰（从六品），第二、三名，授职翰林院编修（正七品）。俗称第一甲第一、二、三名为状元、榜眼、探花。原来二、三甲第一名皆可称传胪，后来只有第二甲第一名称传胪。  【元旦大朝】 元旦这天的庆典，最重要的是百官拜见皇帝，称为大朝，它是朝会制度中级别最高的一种。清代元旦庆贺礼，最早是天命元年（1616年），太祖努尔哈赤举行的。顺治年间，进一步将元旦、冬至、万寿节定为国家的三大节。由于皇帝是元旦大朝的主角，整个仪典实际上从皇帝起床便开始了。 元旦这天，皇帝于子正（即午夜零点）即起床，先吃苹果，意为“岁岁平安”，然后来到养心殿东暖阁，行开笔仪，给祖宗牌位行礼，再到慈宁宫向皇太后请安行礼。这些先期礼仪完成后，皇帝回到寝宫，等待百官朝贺。此时，代表皇帝的法驾卤簿与中和韶乐，已陈设于太和殿前和太和门前，礼部官员在太和殿前广场也安设好了官员站位的品级山。天将明时，王公百官在午门外集合，由礼部官员引至太和殿前立位等候。钦天监报时后，礼部官员至乾清门，请皇帝赴太和殿。此时午门鸣钟鼓，皇帝身穿朝服乘肩舆出宫，先至中和殿升座，接受御前官员的跪拜，然后在中和韶乐声中到太和殿升座。此时乐止，太和殿外三台下响起三声鞭响，随着鸿胪寺官员“排班”命令，王公百官各就其位，宣表官手捧表文与两位大学士来到太和殿下正中，北向而跪，宣读皇帝向上天和全国臣民表明心迹的表文。接着乐队奏乐，群臣行三跪九叩礼。百官跪拜后，皇帝赐群臣入座饮茶。不过，只有王公勋爵可入太和殿坐，其余百官只能在殿外原位就座。饮茶毕，阶下再响鞭三声。皇帝在中和韶乐声中回宫，百官按次退下，朝贺典礼结束。 元旦除皇帝个人活动外，皇太后要亲手制做糕点，供奉于神像及祖先牌位前，以示敬意。宫中女眷互相行礼，太监、宫女各向其主行礼，亲郡王的福晋入宫向宫内亲人行礼，进如意、果品等物，同贺新年。  【孝贤皇后亲蚕礼】 农耕与蚕桑是中国古代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最主要的生产活动。古人为大多数生产活动都要制造出一尊佑护神，植桑养蚕业也有自己的神灵，即传说中发明养蚕缫丝的西陵氏嫘祖，被尊称为“先蚕”。蚕桑关乎国计民生，历代帝王欲使统治稳定，必会关注养蚕缫丝业。这样，按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原则，先蚕这尊原为民间的行业神，就成为由皇后主祭的国家中祀的主神。自周朝始，在国家祀典中，就已确立了“天子亲耕南郊，皇后亲蚕北郊”的祭祀格局。不过，对曾以游牧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满族来说，接受先蚕神却是到了乾隆朝满族已被汉化的年代。 乾隆九年（1744年），清廷举行了建国以来第一次祭先蚕神的典礼。一般来说，举行祀典，除需有被祭祀的主神外，最重要的就是设立祭祀的场所——祭坛。祭坛的形式与方位，完全是由所祭对象决定的。依照中国古代阴阳五行的原则，皇后代表地，属阴，主北方，故先蚕坛设于京城北郊，其形制按古人心目中天圆地方的思想被设计成方形。 三月吉巳日是举行祭礼的日子。这天，位于西苑太液池北端的先蚕坛上已经支立起黄色幕帐，帐内供有先蚕神嫘祖的神位及牛、羊、猪、酒等各种祭品。孝贤皇后在妃嫔、公主、福晋和女官的陪同下来到祭坛。祭礼程序繁缛，除了一般祭祀必行的跪拜、上香、献祭品外，最有特点的是被称作“躬桑”的皇后采桑礼。此礼行于祭先蚕次日，皇后手持金勾与金筐，在诸多随员陪同下，至蚕坛内的桑林采桑。桑林旁彩旗招展，太监鸣金鼓，唱采桑歌。名为皇后躬桑，实际上皇后仅采桑叶三片，便上观桑台御宝座，观看众妃嫔宫女等采桑，最后，由蚕母将所采桑叶送至蚕室喂蚕，整个祭礼结束。如此则表明皇后已为天下织妇做出榜样。 当孝贤皇后行过第一次亲蚕礼后，乾隆皇帝即命宫廷画家绘制长卷“皇后亲蚕图”，作为历史性纪念。此图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惠陵】 惠陵是清穆宗载淳（同治皇帝）的陵寝，位于清东陵境内东南之双山峪，是清代皇家在东陵兴建的最后一座皇帝陵。 按照封建定制，新君即位后就应相度万年吉地，营建陵寝。但穆宗在13年中未提及此事。穆宗驾崩后，建陵一事才被提到日程上来。 穆宗逝后10天，两宫皇太后颁发懿旨，决定为大行皇帝选吉地建陵。派出的相度大臣都是朝中的亲信重臣，他们在东陵、西陵界内遍行相度，找到了数处备选吉地。经过反复比较，认为在东陵以双山峪最好，西陵则以金龙峪最佳。经两宫皇太后懿旨，最后确定东陵的双山峪为穆宗的万年吉地。任命奕譞、魁龄、荣禄、翁同龢为承修大臣，于光绪元年（1875年）三月十二日午时破土，八月初三日午时动工营建。规制仿定陵。兴工前夕，两宫皇太后降懿旨：“神路及石像生无庸修建。”所以惠陵未建石像生，神路亦不与孝陵相接其余规制均与定陵相同。因穆宗和孝哲皇后梓宫在东陵隆福寺暂安，急待入土为安，所以施工很紧张。光绪四年（1878年）九月惠陵及妃园寝全工告竣，历时3年。惠陵实用银4,359,110.89两，妃园寝用银517,775.428两。 惠陵及妃园寝各建筑的主体架梁及大木构件均使用棪楠木，质地坚硬，十分珍贵。《异物志》载此木“非利钢截不能克”。民间称此木为“铜操、铁操”，所以惠陵亦有“铜梁铁柱”之称。 光绪五年（1879年）三月二十六日，穆宗载淳和孝哲皇后梓宫葬入惠陵地宫。这一天，德宗（光绪皇帝）奉慈安皇太后和慈禧皇太后亲临惠陵参加了葬礼。  【景陵】 景陵是清圣祖康熙皇帝玄烨的陵寝。 玄烨即位后，由于年龄幼小，由四大臣辅政。当时国家财政尚未全面好转，继而又值三藩叛乱，朝廷出兵平叛，经济日蹙，所以玄烨并没有按照封建社会的传统做法，践祚之后立即建陵。康熙十三年（1674年），玄烨的嫡皇后孝诚皇后崩逝。嫡后应与皇帝合葬，在此情形下，玄烨不得不把营建山陵之事提到日程上来。经大臣们精心相度，玄烨钦定，陵址选定在河北遵化马兰峪清孝陵东南二里之地。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月初十日正式兴工，康熙二十年（1681年）景陵基本建成。其建筑规制除不建石牌坊、大红门、具服殿、石像生外，基本与孝陵相同。弘历即位后，为景陵补建了石像生。 景陵规制虽然效法孝陵，但又有许多重大的改进和创新。 孝陵圣德神功碑楼仿明陵制度，立石碑一座，所不同的是用满、汉两种文字镌刻碑文，均刻在碑阳。建景陵圣德神功碑楼时，因圣祖在位日久，功行隆盛，碑文较长，两种文字于一碑不能尽载，世宗决定竖立两碑，左碑刻满文，右碑刻汉字。世宗首立双碑，自此成为定制。 景陵以前，清帝后陵寝的硃砂碑、神道碑和明楼、隆恩殿、隆恩门斗匾上的文字均由臣工书写。自景陵二碑三匾上的文字由世宗亲笔御书并钤用“雍正尊亲之宝”后，各帝陵以及后陵碑匾上的文字均由嗣皇帝御书并钤用宝文，成为定制。 景陵以前，清帝后陵寝碑匾上的满、蒙、汉三种文字，以中间的满文字体最大，两旁的蒙、汉两种文字明显较小，意在突出满族的统治地位。自景陵开始，凡碑匾上的三种文字字体均大小一致，显示了清朝统治者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已有了明显的进步。 景陵在丧葬制度方面也有诸多重要的改变。景陵首开皇帝陵内袝葬皇贵妃的先例；景陵是清朝皇家陵寝中第一个废除火化、将尸体葬入棺椁的陵寝；景陵开创了皇帝陵内先葬皇后、不闭石门、以待皇帝的制度。 上述景陵的重大改革和创新使清朝的陵寝制度更为完善，对后世清陵产生了重要影响。 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初一日，圣祖玄烨葬入景陵地宫，景陵同时还葬有孝诚、孝昭、孝懿、孝恭4位皇后并袝葬敬敏皇贵妃。  【昌陵】 昌陵是清仁宗颙琰（嘉庆皇帝）的陵寝，位于今河北省易县永宁山太平峪，是清西陵建成的第二座帝陵，东距泰陵0.5km，与泰陵平行走向。太平峪原是乾隆皇帝为自己选定的陵址，后来乾隆皇帝颁布“昭穆相建”的兆葬之制，另在东陵胜水峪卜选万年吉地，将太平峪赐予其子嘉庆。嘉庆八年（1803年）昌陵建成，葬入孝淑睿皇后。道光元年（1821年）嘉庆皇帝梓宫奉安昌陵。 泰陵大红门内三孔平桥以北、圣德神功碑亭以南有神道向西，北折即为昌陵圣德神功碑楼。陵寝从南到北依次为：五孔桥、华表、石像生、龙凤门、五孔桥、三路三孔桥、神道碑亭、东西班房、东西朝房、隆恩门、神厨库、井亭，隆恩门内两侧为东西焚帛炉、东西配殿，隆恩殿后是三座门、二柱门、石祭台、方城、明楼、宝城、宝顶、地宫。 昌陵的建筑规模逊于泰陵，但昌陵的许多单体建筑如圣德神功碑楼、隆恩殿、隆恩门、明楼、东西配殿，在建筑面积和高度上又比泰陵有所增益，更显宏伟壮丽。昌陵隆恩殿明柱包金饰云龙，金碧辉煌。清代皇陵的隆恩殿均采用金砖铺墁，唯独昌陵隆恩殿的地面采用紫花石墁地，每块62cm×62cm，磨光烫蜡，不滑不涩。石面呈黄色，上有天然紫色花纹，阳光照射下五彩缤纷，如满堂宝石。据明朝正德年间《大同府志·土产》记载：“花斑石，蔚州及属县出。”因此，昌陵隆恩殿地面所用的紫花石可能是就地取材。昌陵隆恩殿的东暖阁佛楼分上下两层，上层的金漆木雕垂花花纹图案细腻玲珑，堪称佳作。  【清东陵】 清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西距北京125km，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备、布局最规整的古代皇家陵园。东陵陵区在清代占地约2,500km2，现在的管理面积为78km2。始建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完工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历时247年，几乎与清王朝相始终。清东陵建有皇帝陵5座、皇后陵4座、妃园寝5座、公主园寝1座，共计15座陵寝，埋葬了清朝的5位皇帝（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15位皇后、136位妃嫔、3位皇子、2位公主，共161人。清东陵的诸陵寝以顺治帝的孝陵为中心，在昌瑞山南麓东西排列。辈份低的陵寝距孝陵较远，同一朝代的皇后陵和妃园寝均建在本朝皇帝陵的旁边。清东陵的陵寝布局既体现了我国传统的居中而尊的理念，又体现了尊祖归宗、一脉相承的兆葬之制。 清东陵的设计者运用中国独创的风水理论，“遵照典礼之规制，配合山川之胜势”，使山川形胜的自然之美与陵寝建筑的人文美巧妙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达到了“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的境界，诚为一处地臻全美的风水宝地。 如今清东陵已开放了10座陵寝。在那里，有朝山、案山、靠山三山一线的雄奇之景；有清代最长的神道——长达6km的孝陵神道；清代规模最大的石像生——数量达18对的孝陵石像生；还有目前国内唯一被誉为地下佛堂和石雕宝库的裕陵地宫石刻和号称清陵之冠的慈禧陵空前绝后的豪华装修。 清东陵是中国陵寝史上最后一个辉煌时期的杰出代表，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1961年3月4日被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清东陵作为中国明清皇家陵寝的一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孝东陵】 孝东陵位于孝陵东0.5km，坐北朝南，主葬清顺治皇帝的孝惠章皇后和7位妃、21位福晋与格格，共葬29人。 孝东陵是清王朝的第一座皇后陵，建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之前，初称“新陵”。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因孝惠章皇后葬入称“孝惠章皇后陵”。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二月正式命名为孝东陵。 孝东陵的建筑布局从北往南依次是：地宫上建宝顶，周建宝城，南建方城、明楼、石祭台。方城前神道两侧各有两纵行小宝顶，每侧14座。石祭台前为陵寝门3座。 前院正中有隆恩殿，重檐歇山顶，面阔5间，前设月台。隆恩殿前左右为东西配殿、焚帛炉，再前为隆恩门，单檐歇山顶，面阔5间，环以围墙。隆恩门前为东西班房、东西朝房。前方马槽沟正中建三孔拱桥一座，西旁建九孔平桥一座。陵前东为神厨库，库南为井亭。神道与孝陵相接。 孝东陵因为是第一座皇后陵，所以为后世皇后陵的规制奠定了基础。  【崇陵】 崇陵是清德宗载湉（光绪皇帝）的陵寝，位于清西陵的金龙峪。宣统元年（1909年）始建，1915年竣工。崇陵地宫内安葬着光绪皇帝和孝定景皇后（隆裕皇后）。 光绪十三年（1887年）三月，光绪皇帝侍奉慈禧太后谒西陵时选定金龙峪为其万年吉地。当时，清王朝正面临着深重的内忧外患，加之皇帝和太后之间的矛盾日益激烈，慈禧专权，以至陵墓一直未能动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皇帝在幽禁中死去，因尚未建陵，其梓宫暂安在景山观德殿。宣统元年三月，又移至清西陵梁各庄行宫停放。一起一落，共耗银438,400两。宣统元年（1909年）开始营建崇陵。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崇陵工程尚未过半，宣统皇帝退位时向民国政府提出优待条件，其中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当时南京临时政府的议和代表伍廷芳和各省督应允了这些条件，立即拨款赶修崇陵。1913年崇陵地宫先期建成，光绪皇帝的梓宫才奉安于此，同年病逝的隆裕皇后也同时葬入。1915年陵寝工程全部完成。 崇陵陵制是参照惠陵设计建造的，建筑规模上虽不如泰陵宏伟，却有其独到之处。其隆恩殿的木结构均为名贵的梴楠木，质地坚硬，如铜似铁，被誉为“铜梁铁柱”。殿内四根明柱沥粉贴金，底部饰海水江涯图案，柱身饰金龙一条盘绕而上，富丽堂皇。地宫内凿有14个水眼与龙须沟相通，每座宫殿基部有5尺宽的散水，这些设施增强了崇陵的排水功能。地宫为四门九券、无梁无柱的石结构建筑，墓道全长63.19m。四道石门上分别雕刻八大菩萨立像。金券内的宝床正中停放着光绪皇帝的梓宫，隆裕皇后的梓宫居左。由于经费困难，崇陵工程中没有植树项目。崇陵建成后，清廷遗老梁鼎芬激励皇室后裔捐资，为崇陵栽植松、柏、枫、杨等树40,601棵。三座门内栽有18棵云杉分列左右，象征十八罗汉为光绪守陵。隆恩门内两侧、宝顶周围植有白皮松。这些树木已成为清代陵寝古树名木中的珍品。 1938年秋，崇陵地宫被不明身份的军队盗掘，至今，地宫内仍保留有当年盗墓的痕迹。 1980年6月，清西陵文物管理处将地宫清理整修，向国内外游客开放，它是迄今为止清西陵唯一一座对外开放的地下宫殿。  【定陵】 定陵是清文宗奕詝（咸丰皇帝）的陵寝，位于清东陵最西端的平安峪。文宗即位后，尽管当时国家政局不稳，财政拮据，但他仍遵照新皇即位后就兴建陵寝的封建定制开始建陵。然而他面临着一个极为棘手的难题。自世宗首辟西陵后，高宗预见到后世子孙在选择陵址上会遇到麻烦。为了平衡东西陵的关系，高宗制定了“昭穆相建”的制度。可是宣宗道光皇帝却未遵循这一次序，将本应建在东陵的慕陵建在了西陵。文宗的做法则是在东西两陵同时选址，优者入选。经著名堪舆家江西巡抚陆应谷等人反复相度比较，文宗又多次亲临现场阅视，最后选中了东陵的平安峪。 定陵于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动工，至同治五年（1866年）告竣，耗银313万多两。营建期间，朝廷内部曾发生了一次定陵规制之争。工部右侍郎宋晋建议定陵应仿照慕陵规制而建。经群臣会议，认为定陵工程已全面铺开，大局已定，许多建筑基址已定，石像生等石件已做成，许多木、石材料都已在按尺寸制作，如果再改规制，不仅会造成极大的浪费，也会延误工期，因此仍按原祖陵规制营建。宋晋的建议虽未被采纳，但定陵在营建中吸取了慕陵的许多做法，如不建圣德神功碑楼、不建二柱门、后院收小改窄、取消地宫内的经文和佛像雕刻、地宫顶改用蓑衣顶等。同时，定陵也有一些独创，如取消隆恩殿东西北三面的石栏杆；在方城的月台和礓两侧增加石栏杆；方城前礓改为上下两段，中间设缓步平台等。定陵的规制为后来穆宗的惠陵和德宗的崇陵所效仿，因此，它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清代陵寝史上是一个转折点。 由于定陵的营建正处于清王朝的危难时期，其间先后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圆明园被毁、文宗出逃并死于避暑山庄，内外交困，财政极度困难，所以工程曾一度中断。且为了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不得不大量使用宝华峪旧料。因此与其它陵寝相比，定陵不仅工期长，而且质量也较差。 文宗死后，因定陵尚未建成，其梓宫及其原配嫡皇后孝德显皇后的梓宫先在东陵隆福寺行宫暂安。同治四年（1865年）定陵基本建成，同年九月二十二日，文宗和孝德显皇后的梓宫同时葬入定陵地宫。 孝陵 【孝陵】 孝陵是清世祖福临（顺治皇帝）的陵寝，是清王朝入关后在关内营建的第一座陵寝，是清东陵的首陵（也称主陵），也是清陵中规模最大的陵寝。 孝陵以昌瑞山为祖山（靠山），以影壁山为案山，以金星山为朝山（也称照山），其数十座建筑和石雕沿着这三山的连线疏密有致地排列开来，长达6km，成为气势磅礴的陵园中轴线。孝陵坐北朝南，从第一座建筑石牌坊起，向北依次为：下马碑、东西班房、大红门、具服殿、圣德神功碑楼、石像生、东西班房、龙凤门、一孔桥、七孔桥、五孔桥、下马碑、三路三孔拱桥、神道碑亭、东西朝房、东西班房、隆恩门、东西焚帛炉、东西配殿、隆恩殿、三座门、二柱门、石祭台、方城、明楼、宝城、宝顶，宝顶下是地宫，陵前左侧是神厨库。这数十座形式各异、大小不一的建筑和石雕由一条宽约10米以砖石铺砌的神道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序列。 孝陵的陵址是世祖福临亲自选定的，但由于当时仍在定鼎初期，战争不断，灾害频仍，国库空虚，加之福临英年早逝，其生前未建陵寝。福临驾崩当年，即顺治十八年（1661年）开始筹建陵寝，康熙元年（1662年）九月破土，康熙二年（1663年）二月动工兴建。由于当时经费不足，福临又停灵待葬，清廷不得已拆用了北京北海西岸的一组明代建筑－－清馥殿的部分旧料。地宫建成后，福临及其二位皇后先行入葬，地面其它建筑继续营建，大约完工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以后。 孝陵地宫内共葬3人，即清世祖福临、孝康章皇后和孝献皇后。由于当时清朝仍盛行关外的火化旧俗，所以福临及其二位皇后死后均为火化，地宫内并无棺椁，只有3个“宝宫”。 孝陵是清王朝仿照明陵规制在关内营建的第一座皇陵，成为后世清陵的模式和蓝本。  【裕陵】 裕陵是清高宗弘历（乾隆皇帝）的陵寝，位于孝陵西侧的胜水峪，始建于乾隆八年（1743年）二月初十日丑时，完工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耗用白银178万多两。 裕陵的建筑规制与景陵基本相同，营建时正值清朝的鼎盛时期，国泰民安，财力雄厚，因此建筑规模宏大，材料精良，富丽堂皇，多有创新。与景陵、泰陵相比，裕陵石像生增加了麒麟、骆驼、狻猊，共有8对，其数量在清代陵寝中居于第二位；隆恩殿内东暖阁被辟为佛楼，从此以后，凡帝陵东暖阁皆建为佛楼，成为定制；其它帝陵陵寝门前的玉带河上都建三座小平桥，唯独裕陵修建了三座规制相同的一孔拱桥，龙凤柱头栏杆两端不用抱鼓石，改用靠山龙，在清陵中仅此一例；隆恩门前的三路三孔拱桥两侧各建一座对称的平桥，自此成为定制。裕陵圣德神功碑楼仿景陵圣德神功碑楼式样，立双碑，东碑刻满文，西碑刻汉字。值得一提的是碑文由仁宗（嘉庆皇帝）颙琰撰写，而汉字则由高宗弘历的第十一子、以书法见长的成亲王永瑆书写。因此，此功德碑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而且还有极高的书法价值。 裕陵最值得称道、最富文化内涵的是地宫。其地宫为传统的拱券式石结构，由九券四门构成。从第一道石门起到最后的金券，券顶、平水墙、月光石上都布满佛教题材的石雕图案，堪称庄严肃穆的地下佛堂。四道石门上有八大菩萨像，第一层门洞券内平水墙上有四大天王像，明堂券顶部有五方佛，穿堂券东西墙壁上有相同的两组五欲供，明堂券和金券东西两壁的月光石上有八宝、法杵、宝珠、喇嘛塔、执壶等图案，还有用29,464个藏文和647个梵文镌刻的佛经咒语。这些石雕形象生动，布局严谨，刻技精湛，被誉为石雕的艺术宝库。在明堂券内东西平水墙下设有四组册宝座。金券内设有石制的须弥座形的棺床，棺床正中安设高宗的梓宫，棺下有金井一眼。高宗棺柩左右为孝贤、孝仪两位皇后以及慧贤、哲悯、淑嘉皇贵妃的棺椁。裕陵地宫对于研究清代陵寝、乾隆皇帝的生平以及佛教石刻具有极为珍贵的价值，而裕陵地宫的未解之谜更吸引着人们不断地探求。 1928年，发生了震惊中外、骇人听闻的孙殿英东陵盗宝案，裕陵地宫被盗掘。1975年对地宫进行过清理，1977年对裕陵建筑进行了全面修缮，1978年裕陵及地宫对外开放。  【昭西陵】 昭西陵是清太宗皇太极之庄妃－－孝庄文皇后的陵寝，位于清东陵陵区南面、风水墙外、大红门左侧。 清康熙二十六年（1637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孝庄皇后崩逝。按祖制，应将她葬入沈阳的昭陵与皇太极合葬，但孝庄皇后遗嘱在东陵安厝。康熙皇帝既不愿破坏祖制，也不想违背祖母遗愿，于是将孝庄皇后生前喜爱的寝宫拆运到河北遵化，建了一座临时殡宫，称“暂安奉殿”，于康熙二十七年（1638年）四月将孝庄皇后梓宫停放在内。圣祖康熙生前一直未能解决孝庄皇后的陵寝问题。世宗雍正皇帝即位后，以“孝庄文皇后安奉以来，我圣祖仁皇帝历数绵长，海宇入安，子孙蕃衍，想孝庄文皇后在天之灵极为安妥”为理由，认为暂安奉殿所在之地就是风水宝地，因此在雍正三年（1725年）将暂安奉殿改建为昭西陵，同年十二月将停放了37年之久的孝庄文皇后梓宫正式葬入地宫。 孝庄文皇后是世祖的生母，圣祖的祖母。她先后辅佐了两代幼主，为大清王朝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她身为皇太后18年、太皇太后26年，备受其后世子孙的敬重。昭西陵为什么建在风水墙外、大红门一侧，其原因有二：孝庄文皇后是太宗皇太极的皇后，昭西陵与沈阳的昭陵属于同一体系，与清东陵不是同一体系，故不能葬入东陵陵园之内而选择在大红门东侧。又因该处地势高平，土质优良，且处于尊贵的左方，往来谒陵十分便利，在此营建昭西陵可以说是最佳选择。野史中所谓因孝庄皇后下嫁多尔衮有伤皇家体面，将她摒出陵区，令其永远为子孙看守陵门以示惩处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与其他皇后陵相比，昭西陵颇有特色。一是隆恩殿为重檐庑殿顶，而其他后陵均为歇山顶。二是有内外二道围墙，其他后陵只有一道。三是陵寝门建在隆恩殿两旁，三座门建在三殿之前，而其他后陵则把三座门作为陵寝门建在隆恩殿的后面。四是昭西陵无沟河桥梁、砂山。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因为该陵远离清太宗皇太极的昭陵，故增建了神道碑亭，首开皇后陵建神道碑亭的先例。  【裕陵妃园寝】 裕陵妃园寝是高宗弘历（乾隆皇帝）的妃园寝，位于裕陵西侧，始建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园寝建成后，因为要葬入纯惠皇贵妃，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又进行扩建、改建，增建了方城、明楼、东西配殿，拆除了原来的三座门，在大殿两侧各建了一座园寝门。扩建、改建工程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完工。因此该园寝成为仅逊于景陵皇贵妃园寝的又一座高规制的妃园寝。 裕陵妃园寝的建筑布局由南往北依次为一孔拱桥及三孔平桥、东西厢房、东西班房、宫门、焚帛炉、东西配殿、享殿、园寝门、方城、明楼、大宝顶、小宝顶，环以朱垣。享殿、配殿、焚帛炉、大门、墙顶均用绿色琉璃瓦。 裕陵妃园寝内共葬36人，其中皇后1人、皇贵妃2人、贵妃5人、妃6人、嫔6人、贵人12人、常在4人。死后遭贬的乌喇那拉皇后、容妃（即传说中的香妃）以及十公主之母惇妃等都葬在这座妃园寝内。纯惠皇贵妃地宫和容妃地宫现已对游人开放。  【景陵皇贵妃园寝】 景陵皇贵妃园寝位于景陵东1公里，坐北朝南，依山而建，东西两侧有砂山围护。园寝内葬圣祖康熙皇帝的两位皇贵妃，即悫惠皇贵妃和惇怡皇贵妃，故当地人称此园寢为双妃陵。双妃陵始建于乾隆四年（1739年），完工于乾隆八年（1743年）。 悫惠皇贵妃，佟佳氏，领侍卫内大臣佟国维之女。乾隆八年（1743年）去世，终年76岁。惇怡皇贵妃，瓜尔佳氏，三品协领祜满之女。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去世，终年86岁。乾隆皇帝的一道谕旨表明为何要为这两位皇贵妃单独建园寝：“朕自幼龄仰蒙皇祖慈爱，抚育宫中，又命太妃皇贵妃、太妃贵妃提携看视。两太妃仰体皇祖圣心，恩勤备极周至，朕心感念不忘，意欲为两太妃千秋之后另建园寝，令王大臣稽查旧例。王大臣奏称古有另建园寝之制，今若举行，于典礼允协。朕奏闻皇太后钦奉懿旨允行，可传谕该部，于景陵稍后附近处敬谨相度，择地营造，其规制稍加展拓，以昭朕敬礼之意。”（见《清高宗实录》卷四三）乾隆皇帝为了报答这两位太妃的昔日抚育之恩，特意为她们单独建造了园寝。 这座园寝在一般妃园寝基础上增建了两座方城、明楼、东西配殿。大殿月台前设一块丹凤朝阳的丹陛石，东西厢房设有前廊。上述这些都是一般妃园寝所不具备的，因此，景陵皇贵妃园寝是清代规制最高的妃园寝。  【慕东陵】 慕东陵位于慕陵东北1公里，埋葬着道光皇帝的孝静皇后（清宣宗孝静成皇后）和16位妃嫔。 慕东陵的隆恩殿之前从南到北依次为井亭、下马碑、神厨库、3座平桥、东西朝房、东西班房、宫门、焚帛炉、东西配殿。各建筑均按后陵规制覆以黄色琉璃瓦顶。隆恩殿后为孝静皇后的宝城，前设石祭台。宝城后为妃墓群。孝静皇后的宝顶位于墓群最前面正中位置，并围以罗圈墙，形成一个独立的小院，众妃嫔墓环抱孝静宝城，以示尊崇。慕陵妃园寝虽因为增加了孝静皇后墓而改建为皇后陵，但没有方城、明楼，隆恩殿为单檐歇山顶，大殿及月台周围无石栏，月台前不设丹陛石。东西配殿和宫门均面阔3间，其规制在清代皇后陵中最低。这种后、妃同陵的方式在清陵寝规制中比较独特，只有清东陵的孝东陵规制与之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 孝静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刑部员外郎花良阿之女。初入宫封为静贵人，后累晋为皇贵妃。道光二十年（1840年）孝全皇后薨，由其代为抚育皇四子奕詝（咸丰皇帝）。孝静皇后共有三儿一女，其中皇六子奕訢于咸丰元年（1851年）被封为恭亲王，成为清朝末期的政治核心人物。咸丰帝继位后尊封孝静为康慈皇贵太妃，极尽孝养。但孝静仍觉不满，认为应尊封她为皇太后方为正理。咸丰皇帝与奕訢早存芥蒂，但将对其母子的不满隐藏于心。咸丰五年（1855年）七月，孝静病重，遂晋为孝静康慈皇太后。七月初九日孝静皇太后薨逝，咸丰便采取了一系列报复措施。首先是不为孝静皇太后单独建陵，只是把妃园寝升格为皇后陵，成为皇后陵兼妃园寝的格局。其次是降低治丧规格。第三是减少谥号字数，不系宣宗庙谥（即孝静谥号不带宣宗成皇帝的“成”字）。第四是神牌不升袝太庙。为此奕訢与咸丰皇帝还产生了矛盾。奕訢成为议政王大臣后掌握了朝廷大权，才将孝静皇后升祔太庙。之后同治、光绪、宣统皇帝先后为孝静增加谥号字数，四朝全徵谥号为：孝静康慈懿昭端惠庄仁和慎比天辅圣成皇后。  【慕陵】 清西陵的慕陵是道光皇帝的陵墓，位于陵区西侧。 按照“昭穆相建”之制，嘉庆皇帝葬西陵，道光皇帝则应葬在东陵。道光皇帝登基伊始，也曾花费7年时间在东陵宝华峪建陵，不料竣工后仅隔一年便发现地宫渗水。道光帝盛怒之下，将这座陵墓全部拆除，另在西陵选吉地建陵。为此不惜背负“违背祖制”的名声。 慕陵建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至道光十六年（1836年），由宠极一时的大臣穆彰阿主持建造。选址时吸取了东陵宝华峪陵寝渗水的教训, 选择了高平之地龙泉峪为陵址。鉴于地势的限制，并根据 “总以地臻全美为重, 不在宫殿壮丽, 以侈观瞻”的宗旨, 道光皇帝对慕陵的建筑规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与创新：建筑规模显著缩小，裁撤了圣德神功碑楼、石像生、二柱门、方城、明楼等大型建筑，仅有建筑27座, 占地3.04公顷, 比清西陵之泰陵缩小近5.3公顷。同时对主体建筑结构进行了改革：地宫由传统的九券四门改为四券二门, 地宫内增设龙须沟；隆恩殿的屋顶由重檐歇山顶、面阔5间改为单檐歇山顶，面阔3间，带回廊。殿外不设石栏。月台上裁撤了铜鹤、铜鹿，增设了石幢和石日晷；东西配殿由传统的面阔5间改为面阔3间；陵寝门由三座门改为三间四柱石牌坊；隆恩门前马槽沟上的三座三孔拱券桥改为一座三孔拱券桥，两侧各加一座五孔平桥。慕陵的建造对后世陵寝产生了较大影响，此后的帝陵都不再建圣德神功碑楼、二柱门。 虽然慕陵在外观上体现了“节俭”之意，但其建筑形式和材质的使用却异常精美。其围墙采用磨砖对缝，干摆灌浆到顶做法；隆恩殿、东西配殿所有木构件全部采用珍贵的金丝楠木，不饰彩画，外露楠木本色，直接在楠木上以蜡涂烫，并在天花、雀替、槅扇、门窗上装饰了1,318条楠木雕龙，仅隆恩殿就有雕龙1,096条。隆恩殿的每一块天花板都是一件雕龙艺术的杰作。匠师们用高浮雕加镂空的手法刻成在云雾中舞动俯视的游龙，龙头突出平面达半尺多高，张口鼓腮，仿佛群龙聚会，遨游天际。 慕陵两建一拆，耗银440多万两，超过了西陵的任何一座陵墓。  【清西陵】 清西陵位于河北省易县永宁山下，距北京120km，是清朝入关后建造的两大皇家陵墓群之一。清西陵的保护范围为8,300公顷，建有4座皇帝陵、3座皇后陵、3座妃园寝、2座王爷园寝、1座公主园寝、1座阿哥园寝，共计14座陵寝。其中埋葬着4位皇帝（雍正皇帝、嘉庆皇帝、道光皇帝、光绪皇帝）、9位皇后、57位妃嫔、2位王爷、2位公主、6位阿哥，共计80人。陵区内矗立着千余间宫殿和百余座石建筑，其规制都严格地遵循了封建社会的典章制度，皇帝、皇后陵屋顶均施以黄色琉璃瓦，其它园寝屋顶则用绿色琉璃瓦或灰布瓦。这些古建筑环抱于苍松翠柏之间，在浩瀚的林海中既有雄伟恢宏之势，又不失灵秀清幽之韵。 清朝入关后，顺治、康熙两代皇帝均在河北省遵化州马兰峪建造了陵墓，是为东陵。雍正皇帝则另选吉地，首辟西陵。乾隆皇帝据此开始实行昭穆相建之制，从而形成了东、西两陵以紫禁城为中心，同居畿辅、并列神州的格局。 与东陵相比，西陵在陵寝建筑上有其独到之处：大红门前的石牌坊由规制中的一架增至三架；昌陵隆恩殿的墁地砖用紫花石替代了金砖；慕陵隆恩殿、配殿一改油饰彩绘常规，所用木料均为金丝楠木，以蜡涂烫；昌西陵有回音石和回音壁。除陵寝外，目前西陵还保存了一些与之相关的设施，如永福寺、梁各庄行宫、泰陵内务府衙署、营地、风水墙、慈禧谒陵专用铁路。西陵古松林则是目前华北平原最大的古松林。这些都为研究中国陵寝制度保留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清西陵之所以成为皇家寝地，最重要的是由于此地山脉水法条理详明，为“乾坤聚秀之区，阴阳合会之所”。陵区内的山川河流与分布其间的14座陵寝形成了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巧妙结合，使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得到充分体现。 清西陵于1961年被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西陵作为中国明清皇家陵寝的一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泰东陵】 泰东陵在泰陵东北1.5公里处，埋葬着雍正皇帝的熹贵妃，即乾隆皇帝的生母孝圣宪皇太后（清世宗孝圣宪皇后）。 泰东陵占地面积56亩，是清西陵中规模最大、体系最完备的皇后陵。主要建筑有宝顶、宝城、方城、明楼、石祭台、三座门、隆恩殿、东西配殿、东西焚帛炉、隆恩门、东西班房、东西朝房、三孔石桥、神厨库、井亭、下马碑、七孔平桥等。如此规模的皇后陵，从乾隆二年（1737年）开始营建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竣工，历时整整40年。乾隆皇帝对这一陵寝工程非常重视，曾亲临工地阅视进度与质量。乾隆四十二年正月，86岁高龄的孝圣宪皇太后薨逝。在奉安其梓宫的前两个月，乾隆曾连颁谕旨，对泰东陵未完工程及完工后又有破损之处派员抓紧维修，并令造办处赶铸铜鼎、铜鹤、铜鹿。泰东陵竣工后，乾隆皇帝非常满意，称之为“事速工坚，甚属可佳”。在营建泰东陵的同时，该陵寝的工部、礼部、内务府、八旗营房等陵寝机构亦陆续建造，有关房屋设施、人员编制也都有详细规定。 在奉安雍正皇帝于泰陵地宫时，办理泰陵事物的恒亲王弘晊、内大臣户部尚书海望曾提出：雍正皇帝的棺椁奉安地宫时应该仿照康熙奉安景陵地宫事例，将附葬地宫的后妃棺椁位置确定下来。然而，孝圣宪皇太后懿旨曰：“世宗宪皇帝奉安地宫，以永远肃静为是。若将来复行开动，揆以尊卑之义，于心实有未安。况我朝昭西陵、孝东陵成宪可遵，泰陵地宫不必预留分位。”乾隆皇帝以其母“坤德恭谨”、“圣虑周详”，恪敬尊奉懿旨，仿照昭西陵、孝东陵之例，为孝圣宪皇太后另卜吉壤，于泰陵东北方向另建新陵，名泰东陵。 泰东陵从营建至今依然保持着富丽庄严的气氛，隆恩殿内彩绘如初，陵寝内外保存下来的古松依然苍翠挺拔。  【泰陵】 泰陵坐落于今河北省易县西15km永宁山下的太平峪。是清雍正皇帝的陵墓，其陵寝规模之宏大、体系之完备、建筑之精美，堪称清西陵诸陵之首。 雍正帝登基后曾在遵化州九凤朝阳山选定陵址，后因风水原因而废弃，命亲王允祥和两江总督高其倬另觅新址，改选在易州永宁山下，首辟西陵。泰陵于雍正八年（1730年）始建，雍正十六年（1738年）建成。雍正皇帝及其孝敬宪皇后、敦肃皇贵妃奉安于泰陵地宫。 泰陵由南至北第一座建筑是五孔石拱桥，流经桥下的北易水清澈透底，常年不息。跨过五孔桥便是西陵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巍峨壮观的三架石牌坊。过石牌坊即是泰陵的门户——大红门。 进入大红门，即是凝重华丽的圣德神功碑楼。它稳坐于神路正中，建筑形式为四面辟门，重檐九脊歇山顶，黄琉璃瓦。楼内中间有一对高大的赑屃驮着石碑，碑高13.2m，宽2.25m，厚0.60m，碑身阴刻满、汉两种文字颂扬雍正皇帝的功德。神道东侧则是皇帝祭祀前更衣之处--具服殿。 碑楼外广场四角分别矗立着华表，华表通高12m，直径约1.5m，通身浮雕盘绕向上的巨龙，望天吼蹲坐柱顶，两个面南，两个朝北。圣德神功碑楼北面为七孔桥，是陵区最大的桥梁。桥北有5对石像生，分别为狮子、大象、骏马和文臣、武将。 绕过作为影壁的蜘蛛山，穿过龙凤门，一组富丽堂皇的宫殿区便展现开来。近处是神道碑亭。3座三孔石桥并排跨过小河。桥北东侧为神厨库、井亭。广场北面平台上有东西朝房各5间，东西守护班房各3间。 进隆恩门，门内左右各有焚帛炉一座，炉高4m，长3m，宽2.13m。正殿为隆恩殿，面阔5间，进深3间，重檐歇山式，顶覆黄琉璃瓦，下檐重昂，上檐单翘。明柱沥粉贴金包裹，殿顶有旋子彩画，梁枋上装饰金线大点金，枋心彩画是“江山一统”和“普照乾坤”。左右为东西配殿。隆恩殿后是三座门、二柱门、石祭台、方城、明楼。方城呈正方形，长、宽各20.55m，高15.4m。明楼位于方城台面正中，重檐歇山顶。从明楼有马道通往宝城，宝城上部为宝顶，下部为地宫。 太平峪之所以被清代皇帝选为万年吉地，主要在于它合阴阳适宜之形制。端庄秀丽的元宝山作为陵寝的朝山位于大红门前方；蜿蜒逶迤的九龙、九凤山分列于大红门两侧，近侍拱卫；连绵起伏的永宁山如巨龙横卧中原屏立于陵寝之后，成为聚拢生气的靠山。这些山川形胜均为天造地设，自然成趣。清代建筑学家遵照“陵制与山水相称”的理论，巧夺天工，把一座座门、坊、碑亭、殿宇、桥梁适宜有序地建造于群山拱卫、河流萦绕的阔坪之地，整体布局充满了传统的理性尊严，使“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体现得淋漓尽致。  【定东陵】 定东陵是清文宗孝贞显皇后（慈安）和清文宗孝钦显皇后（慈禧）的陵寝。因位在咸丰定陵东侧，所以称定东陵。慈安之陵位于普祥峪，慈禧之陵位于菩陀峪，为示区别，慈安陵又称普祥峪定东陵，慈禧陵又称菩陀峪定东陵。 定东陵始建于同治五年（1866年），完成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历时42年。建陵之初，两宫皇太后就派体仁阁大学士周祖培、理藩院左侍郎英元、左都御史全庆到东陵相度万年吉地。同治十二年（1873年）三月，两宫皇太后借谒陵之时亲临阅视，确定普祥峪、菩陀峪为两太后的万年吉地，并任命两陵的承修大臣。同治十二年八月二十日两陵同时破土动工，历经6年，于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完工。两陵并排，规制相同，中间只隔一条马槽沟。慈安陵用银2,665,743.823两，慈禧陵用银2,275,818.046两。两陵规制在孝东陵的基础上又增建了神道碑亭和下马碑，用料讲究，质量优良，在皇陵中堪称上乘。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慈安崩逝，同年九月入葬。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慈禧以年久失修为由，对刚建成16年的菩陀峪定东陵进行了重修。重修工程由庆亲王弈劻和文渊阁大学士荣禄主持。隆恩殿、东西配殿、方城、明楼均拆除重建，并对其余建筑揭瓦大修，历时13年，至慈禧临死前几天才全工告竣。重修后的慈禧陵，特别是隆恩殿和东西配殿构件改用名贵的黄花梨木、油饰彩绘全部贴金等在明清两代皇陵中独一无二，更显精美豪华，金碧辉煌。 慈禧于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初四日葬入地宫。 1928年，发生了震惊中外、骇人听闻的孙殿英东陵盗宝案，慈禧陵墓内的金珍玉宝被洗劫一空。 1979年和1983年，文物工作者先后对其地宫和内棺进行了清理。目前，慈禧陵地上建筑和地宫均已向游人开放。  【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最初源于满洲（女真）人的狩猎组织。结伴而行的狩猎活动因人数增多而需统一指挥，其指挥者称为牛录额真，这个多人集体即称为牛录。女真人在对外防御与征伐过程中采取了以牛录额真统领牛录的组织形式，从而牛录组织具有了军事职能。为便于统一指挥大规模的围猎或作战，需将若干个牛录组成一个更大的单位，以旗帜为标志作导引而不使方位错乱。旗帜在满语中称为“固山”，因而这个高于牛录的最大的单位即称为固山，汉语称“旗”。 明万历二十一年（1601年），努尔哈赤整顿编制，规定300人为一牛录，5牛录为一甲喇，5甲喇为一固山，分别以牛录额真、甲喇额真、固山额真为首领。初置黄、白、红、蓝4色旗，编成四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4旗，八旗之制确立。满洲（女真）社会实行八旗制度，丁壮战时皆兵，平时皆民，使其军队具有极强的战斗力。 随着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征服地域的扩大，降附的蒙古、汉人逐渐增多，将这些人编入原来设立的满洲八旗中，不仅会使各旗的人口过度膨胀，而且民族、兵种不同，也不适于混编。努尔哈赤遂于天命年间始设蒙古旗，至皇太极天聪九年（1635年）编成蒙古八旗。皇太极于天聪五年（1631年）先编一汉军旗，至崇德七年（1642年）完成汉军八旗的编制。至此，满洲、蒙古、汉军各为八旗的制度臻于完善。 入关前，八旗中的正黄、镶黄两旗由汗王（皇帝）直接统领，其它6旗分别由汗王的子侄统领。顺治八年（1651年）多尔衮死，顺治帝亲政，收多尔衮所辖的正白旗归皇帝统领，于是形成了上三旗与下五旗。 清入关伊始，为加强军事防御，分别令八旗兵在京师与各地驻防，直至18世纪中叶，八旗营区终于系统地分布于全国的军事要地，实行永久性的驻扎。 清代编入八旗的“旗人”与不在旗的民人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入关伊始，清廷即采取了大规模的“圈地”活动，圈占民人的大批良田划归旗人；豁免旗人的税赋与劳役。优惠政策造成了旗人的颓废和寄生性，致使其后代骑射荒废，甚至出现“生计”问题。 八旗制度与清政权相始终，它既是清王朝取胜的重要因素之一，也使清王朝最终走向衰败没落之路。 【议政王大臣会议】 议政王大臣会议为清初最高的权力机构，是根据宗室王、贝勒等共议国政的制度而建立。其制源于努尔哈赤晚期特设的五大臣议政佐理国事制度，但由于当时努尔哈赤拥有绝对权威，故五大臣对国政只是“协理”而已。天命七年（1622年）后，由五大臣议政佐理国事转为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度，但仍是努尔哈赤强权的补充，共议权力十分有限。 努尔哈赤鉴于先后立褚英与代善为储的失败，在晚年对未来汗位继承者的权力进行了限制，同时突出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努尔哈赤赋予议政王大臣会议于其死后的权力集中表现在：废立汗的权力，即汗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立之”；八和硕贝勒享有“全都集合商议处理国事”的决策权力，对重大国事必须得到八人的一致通过方可施行等等。如此，议政王大臣会议就当然地凌驾于汗之上了。 议政王大臣会议真正地行使最高权力是在皇太极时期。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努尔哈赤死，九月，作为四大贝勒之一的皇太极被议政诸贝勒推为汗位继承人，由努尔哈赤时期一人南面独坐接受贝勒大臣的朝拜改变为四大贝勒共同面南而坐，结束了汗的绝对权威统治，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议政作用开始实现。皇太极于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突然崩逝，在推立新国君的重大问题上，议政王大臣会议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皇权的强化，努尔哈赤赋予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在其后世必然产生与皇帝（汗）权力的矛盾，于是逐渐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也成为必然。皇太极即位之初即不甘心自己徒具虚名，于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开始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设立八大臣与十六大臣，首先削弱了议政王大臣会议中最重要的三大贝勒的权力。天聪六年（1632年）从元旦朝贺典礼开始，皇太极于南面中坐，三大贝勒坐于侧位，其南面独尊的地位从而确定。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废除“汗”的称号而称“皇帝”，更加强了集权之制，再次削弱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顺治元年（1644年）开始，议政分为两种方式：其一，凡奉旨交办事件，由内阁转交后共同议核上奏；其二，举凡军国要务不由内阁票拟，而由议政王大臣“坐中左门外会议，如坐朝仪”。此后，带有决策色彩的南书房、军机处等机构先后建立，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更日趋衰落，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清廷正式废除了这一机构。 【清东陵的王府和公府】 清代，东陵的最高长官是东陵守护大臣，皆由皇室成员充任。他们的居所就是王府和公府。 清东陵始建之后的60年里，每座陵寝均由八旗总管管理。直至雍正二年（1724年），清代皇陵方始设守护大臣。 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初一日，圣祖及孝恭仁皇后、敬敏皇贵妃入葬景陵。雍正二年七月初十日，世宗谕总理事务王大臣：“皇孝陵寝关系重大，若照定例，只派总管等守护，朕衷实切不安。朕意于朕兄弟内酌令一人封以王爵，子侄内二人封以公爵，用代朕躬居守山陵。”（《清实录·世宗实录》卷二二第七册 354页）不久世宗就派抚远大将军、圣祖的皇十四子、世宗的同母弟恂郡王允禵去看守景陵。又封子侄辈的鲁斌、法尔珊为奉恩辅国公随允禵同守。被派去看守景陵的还有一些大学士、尚书、侍郎、都统以及48名侍卫。马兰镇总兵范时绎、总管郎泰从工部支领帑银在马兰峪城东、马兰河东岸开始建造王府和公府。雍正三年（1725年）王府和公府竣工，计王府一座，有大小房40间，外围房90间，王府后面并排建公府两座，每座公府有大小房20间，外围房若干间。三座府第连成一片，麟次栉比，十分气派。其他官员亦在马兰峪附近各处相地营建居所。48名侍卫所住的侍卫城建在马兰峪东南1公里许的仓房西。 看守皇陵，名义上是委以重任，实际上是一件闲散甚至带有惩罚性的差使。允禵因是世宗的政敌，被派去看守景陵，欲其“痛涤前非”，不久又被调回京师，长期圈禁。世宗的三哥诚亲王允祉也因同样的原因而看守过景陵。凡被派去看护皇陵的王、公因政治上失意，心情大都郁闷不乐。他们大部分时间在京师逗留，很少在陵寝的府第居住。年长日久，失于修葺，王、公府残破严重，难以居住。后来在马兰峪横街南头和西关路北各建一座府第，分别称“东府”和“西府”，东陵守护大臣就改居东、西府，原来的王、公府更加日益荒败，终致不复存在了。 继允禵、允祉之后，圣祖的皇十五子愉郡王允禑也曾至东陵驻守。自此以后，东陵守护大臣中再无王爵，一般都是公爵，偶尔有贝勒、贝子。 派到东陵的王、公最初是为了看护景陵，因为他们都是宗室，位高权重，逐渐就成了皇陵实际意义上的最高长官，到乾隆年间演变为正式的东陵最高长官。嘉庆初年，仁宗规定东西陵守护大臣三年一换，至此才成定制。 清王朝灭亡后，根据《优待清室条件》，东陵依旧设守护大臣，仍分住东、西府，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撤离。后来逊清皇室在东陵设置了东陵办事处，其人员住在东府。 1949年以后，东、西府改为小学校。1955年，西府因年久失修不复存在。东府后来改为马兰峪医院，原来的5座主体建筑至今尚存。  【昌西陵】 昌西陵是清西陵目前唯一对外开放的皇后陵，因位于昌陵西侧而得名,埋葬着嘉庆皇帝的孝和睿皇后。 孝和睿皇后生前并未建陵，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二月和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孝和与道光相继去世，孝和的陵寝只好由她的孙皇帝咸丰建造。昌西陵的陵址本已经道光选定在昌妃园寝以南，但未及开工就发现自地皮以下即有砂石，深至9尺，渐有泉水。咸丰吸取宝华峪渗水的教训，毅然将此陵址废除，另选昌陵西侧1500米土脉高厚的望仙山为吉地，于咸丰元年（1851年）二月开工建造。 昌西陵的建筑规制极为简约，这一方面是受慕陵建筑风格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因咸丰初年财力困顿的限制。其占地25.5亩，建造耗时18个月，用银44万两，建筑仅有20座，而且其主体建筑显著地缩减了尺寸。其规模不仅不可与泰东陵相比，即使比由妃园寝改建而成的慕东陵尚小7亩。 虽然昌西陵在清后陵中最为简陋，但它却增添了许多新内容。首先它丰富了清代彩画的题材，昌西陵隆恩殿的天花彩画一改其它陵寝的三朵莲花图案，采用的是彩绘金凤图案，金凤为金箔贴就，色泽明快，做工精细，栩栩如生，是清代彩画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其次是在隆恩殿后有御带河一条，上有跨桥三座，这在清代后陵中唯昌西陵独有。 昌西陵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神奇的回音石与回音壁。宝顶前神道正中的第七块石板即为回音石，站在上面发出声响，地下可将声音扩大数十倍回传出来，好似空谷回音。环绕宝城的罗锅墙是回音壁，人于东侧细语发声，在西侧的人以耳贴墙，虽相距74米，仍可听到东侧人的声音清晰地传来，令人赞叹叫绝。这种神奇的回音壁与地回声现象的出现是声学原理与建筑布局巧妙结合的结果。环绕宝城的罗锅墙为半圆形，因声波的波长小于围墙的半径，声波以束状沿墙面连续反射前进，故靠墙轻声细语时，站在远处贴近墙面仍能听清。中国古建筑中迄今发现的回音壁只有两处，即北京天坛回音壁和昌西陵回音壁。 以上特点使得昌西陵在清代的7座皇后陵中颇显特殊，独具魅力。  【清西陵古松林】 清西陵古松林世称“西陵松海”，乃易州（今河北省易县）十景之一。在蜿蜒的易水河畔、静谧的山川间，方圆5公里的范围内密布着1.5万余株古松、20余万株幼松，随山起伏，顺道弯转，组成一片松的海洋。 这里的古松始植于清雍正朝。“陵寝以风水为重，荫护以树木为先”，清政府每年都拨专款对这里进行绿化。经过近200年的苦心经营，西陵陵区乔松巨柏参天蔽日，形成一望无际的松林，宛如一块碧绿的翡翠镶嵌在广袤的华北大平原上，有 “翠海”之美誉。 西陵松树的栽植形式分“行栽”和“海栽”。行栽即在建筑物附近成行成排地栽植，似护卫陵寝的仪仗，故称“仪树”；海栽即在山坡沟谷大面积无规律地栽种，故称“海树”。树木的栽植经费纳入建陵经费，内务府设有专门负责树木除虫、浇水、剪枝等工作的树户。松林深处建有巡房，数百名海巡人员负责森林的防火、保护，对私自砍伐、破坏陵寝树木者轻则杖刑，重则处死。 西陵松柏主要来自于陵区西部涞源县的崇山峻岭，多为成材树，迁至陵区后择地秧栽，以期壮茂，然后再按照严格的要求栽植到陵区。这些古松的树龄均在300岁上下，苍翠茂盛。令人称奇的是它们多造型奇特，其中有高耸入云的巨人松，枝叶纷披的菩萨松，亭亭玉立的侍女松，姿态优雅的花瓶松，枝杈相连的情侣松。名气最大的当属位于雍正帝泰陵宝城旁的“卧龙松”。1959年，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到西陵参观，他看到这株古松足蹬墙基，树干斜倚在城墙上仿佛龙身，枝梢在空中伸展似龙爪、龙须，如一条卧龙伴守着雍正皇帝,故为之命名“卧龙松”。 据记载，自1730年泰陵兴建至1916年崇陵植树工程完成，西陵共植松柏等树20余万株，陵区30里内外弥山漫谷皆松柏。民国时期以来，松海屡遭破坏。民国政府成立西陵林垦局大规模垦田伐树，军阀进驻西陵更是滥砍滥伐以充军资或中饱私囊，而大量护陵人员由于俸禄的减少或被取消，纷纷以倒卖树株为生计，部分当地百姓设窑烧炭也大批砍伐树木。至新中国成立时，西陵古松已锐减至不足两万株。20世纪末，西陵管理者对这片古松进行了彻底的普查与登记，建立了古松档案，同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古松林进行有效的防灾、防虫管理。西陵古松林不仅是西陵的一道胜景，更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得到越来越好的保护。  【梁各庄行宫】 清西陵行宫位于西陵陵区最东端的梁各庄，史称“梁各庄”行宫，是皇帝到西陵谒陵时的休憩之所。 清西陵行宫建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它依山傍水，在其南面，一座形似乌龟的小山名龟山，是它的罩山，北易水河从山脚下缓缓流过，西边则近依西陵永福寺。行宫占地约20000平方米，是一处环境清幽的皇家别苑。 清西陵行宫规制简约，布局严整，各建筑从南到北层递有序。最前面为一座三孔栏板石平桥，继之有东西朝房两间对称分布于行宫宫门前方两侧，现仅存西朝房。宫门内东西中分为三个院落，以石砌虎皮围墙相隔，有门相通。东为銮舆库，是存放车轿的地方；中为宫殿区；西为营房（一说巡房）。东西两部分的建筑今已无存，只有宫殿区的主体建筑基本保存下来。 行宫宫门也是宫殿区的门户，面阔3间，朱红油饰。两侧各有倒座3间，膳房7间。宫门内的第一座建筑是垂花门，两侧有游廊延伸，环绕着后面的大殿和后殿。游廊以苏式彩画装饰，内悬雕龙宫灯。垂花门后有一八角形鱼池，池内现有假山一座，旧时为石桥贯穿，直通大殿。大殿前有走廊，后有抱厦，面阔5间，进深3间，为皇帝驻跸时处理朝政的地方。光绪皇帝的棺椁曾在此殿停放5年之久。后殿之后为一圆光门，入内有假山，怪石叠砌，花草遍植，绿树掩映，曲径通幽。清代时山顶曾建有敞厅，实为一座小型御花园。 游廊两侧与东西两院的隔墙之间各有一组建筑。东侧建筑从南至北依次为值房5间，南北两座穿堂殿各3间，穿堂殿之间有东配殿1座，与穿堂殿形成一个三合院结构。穿堂殿之后为便殿5间，是祭祀拜谒祖陵时后妃们居住的地方，光绪皇帝和隆裕皇后曾在此居住。除便殿外，其余建筑早已毁坏，目前所见都是20世纪90年代复建的。游廊西侧的建筑已无存。 清帝退位后，西陵行宫几乎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建筑被损坏，内部陈设与皇家用品亡失殆尽。1949年以后，行宫曾先后做过日本战犯的收容所、林业研究所、易县第八中学。1983年，清西陵文物保管所成立，对行宫进行了修缮和抢救性保护。  【清朝的闭关政策】 直至鸦片战争前，闭关政策一直是清代的一项基本国策，它是明代闭关政策的延续和发展。“闭关”一词的含义原指关闭城门，这里是指清政府限制和禁止中国对外交通、贸易的政策。 清朝统治者实行闭关政策的原因有二：首先，在清朝前期，封建的自然经济比较稳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外来商品的需求量很小。这种自然经济状况使得清统治者固步自封，骄傲自大，这是造成闭关自守的根本原因。其次，从18世纪下半期开始，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处于“衰弊凌夷之际”，清朝统治者害怕沿海人民与外国商人接触而寻衅滋事，以致推翻它的统治。 清朝的闭关政策以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为界，大体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前期禁海的目的主要在于隔绝大陆与台湾郑氏的交通，打击郑氏的反清气焰；后期则针对外国商人，严格限制对外贸易。 前期：顺治初年，清廷对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沿袭了明朝的规定：不许进入广州，只准在澳门进行交易。而在东南海上，郑成功的反清力量依然存在，所以，清廷就更加严令禁止出海。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政府下令禁止官民人等擅自出海贸易。次年下达“禁海令”，严禁商人、民众私自出海，违反者不论官民，一律正法，货物入官，还要重治相关官员的失察大罪。保首如不及时举报，立即处死。沿海等可以泊船的地方，都有兵士把守严防，如果有登岸者，守官就要被军法处治，连督抚都会被牵连治罪。可见当时“禁海”之严，力度之大。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又下“迁海令”，以保证“禁海令”的实施，强迫沿海居民内迁30至50里，设置界限，不得逾越。“禁海令”和“迁海令”使沿海居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严重地影响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三藩”之叛期间，郑氏在福建沿海地区登陆。康熙十七年（1678年），朝廷下令，将界外百姓迁往内地，重申海禁，断绝郑氏与内地的交通往来。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收复台湾。次年开海禁，允许民众出海贸易，但是不准携带硝磺军器等出洋，同时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个口岸为对外通商口岸。但在五十六年（1717年）复行南洋海禁，严禁与南洋往来贸易。雍正五年（1727年），在南洋海禁十年以后，清政府再开南洋海禁，但对出洋贸易之人限令三年内回国，否则不许回籍。 乾隆时期，清廷再度限制对外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下令：外国商船只允许在广州停靠贸易，不得再进宁波，不准进入浙江海口，这是清廷对外贸易政策的重大转折，即针对外国贸易势力实行闭关政策，只开广州一口通商。 后期：清政府限制对外贸易的具体内容有： 1. 通商口岸只限定广州一处，外国商人只许在广州做生意，中国的出口商品也一律要运到广州出口。 2. 中外贸易实行公行制度。进出口贸易都由少数富商设立的“公行“负责，并代表清政府与洋商交涉。 3. 设立了一系列限制外商活动的规章制度。嘉庆十四年（1809年）设《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1831年）先后制定了《防范夷人章程》和《八条章程》等等。大致有如下九点内容：①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②兵船不得进入虎门；③外商到达广州以后寓居行商商馆，并受行商管理；④不得私带妇女入商，熗支和其他武器一律不得携带；⑤行商不得向外商欠债；⑥外船引水、买办，应由澳门同知发给牌照，不得私自雇佣劳工；⑦外商具禀事件，一律有行商转禀；⑧禁止外商乘坐肩舆；⑨外商在内河使用船只，不得闲游，等等。 4. 拒绝外国提出的一切关于扩大中外贸易和往来的要求。 尽管如此，英国侵略者还是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朝对外实行闭关政策是封建经济的产物。闭关政策对外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入侵有一定的抵抗作用，鸦片战争前，英国对华倾销棉纺织品及其他货物（鸦片除外）受到了限制，但闭关政策的消极作用也很明显：它是清政府骄傲自满、夜郎自大的封建劣根性的表现，给沿海人民的生活带来无穷的苦难，使中国失去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与世隔绝，不能同外国进行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交流，以致逐渐在世界上落伍。我们应该从这两方面看待闭关政策，特别是对其消极作用要引以为戒。 【乡试】 明清时期科举取士实行三级考试制度。 科举制度规定，子、卯、午、酉年的八月为乡试的常科开考时间。考试地点在各省的省城（包括京城），因此也称乡试为“省试”。各省多在城东南建立贡院，作为乡试的考场，大门正中悬挂“贡院”二字大匾。如顺天府贡院在今北京建国门内北大街，大门前并有“开天文远”牌坊。因为乡试多在八月举行，故又称为秋试、秋闱，若遇朝廷寿诞、登基等庆典活动，还会临时加科称做恩科。主持考试的正副主考官由中央委派并由当地的政府官员组成临时机构进行主持活动。初六日考官们入闱，先举行入帘上马宴，凡内外帘官都要赴宴。宴毕，内帘官进入后堂内帘之处所，监试官封门，内外帘官不相往来，内帘官除批阅试卷外不能与闻他事。乡试虽有应试人员的限制，但其来源仍较为广泛，原则上包括州府县学中经过科考名列第一、二等级的生员以及三等的前三名。但实际上凡经过科考，录科、录遗合格的考生均可以应试。考试共分三场，每场考三日，例定八月初九为第一场，试以《论语》一文、《中庸》一文或《大学》一文、《孟子》一文，五言八韵诗一首，经义四首，初场的3道四书题每道都要写200字以上，4道经义题则需要写300字以上。十二日为第二场，试以五经一道，并试诏、判、表、诰一道，议论文要求300字以上，以后又有变通。十五日为第三场，试以5道时务策即结合经学理论对当时的时事政务发表议论或者见解。从考试的内容上可以看出，儒家经学是科举考试的主要核心内容。三场都需要提前一天进入考场，即初八，初十、十四日进场，考试后一日出场。科举考试中的常科是定期举行的，除非国家发生重大事件，一般考试时间不会变动。所以不需要预先发放通知，到时全国考生自动做好应试的准备。乡试通过者被称为举人，也称为乙榜出身，其中第一名称为解元，第二名称为亚元，第三、四、五名称为经魁，第六名称为亚魁。中试之举人原则上即获得了选官的资格。 【宫女制度】 宫女，指在宫中供役使的女子。清承明制，基本沿袭了明代的宫女制度，但是在选择的范围和方式上有很大的改革。比较而言，更为严格。 清代选入宫中的女子有两种，一种是秀女，一种是宫女，在清初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后才将秀女和宫女分开。秀女是八旗官员的女儿，可以选为妃嫔或指配给宗室王公大臣的子弟。宫女是内务府包衣佐领下的女子，地位较低，供内廷役使。 清代宫女选择的范围只限于内务府各佐领所属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包衣任职佐领、管领以下家庭的女儿。初期选宫女是一年二次，时间为每年的二月和八月，从顺治十八年后改为每年一次，时间是二月初二日。凡年龄在13岁以上者，便造册送内务府会计司备选。在选期的前一天晚上入宫，第二天天明时由敬事房太监带到皇帝或皇后、太后前选阅。以6人为一排，每人身上挂一木牌，上面写有旗分和姓名，被选中者唤出排，入选后当日留宫内，否则立即遣出。若有妃嫔的姐妹或亲族女子则另组一排检选。如果此次已经入选，但是在所选名额之外，就令会计司记名，即“记名宫女”，下次再选时先以记名者入选。若是记名后未到下次选阅时父母就将其嫁出去，则属于抗旨。 宫女的身分也不尽相同，上层的为宫中女官；下层的为普通奴仆。对于女官除了年龄、身体、品行诸条件外，还必须掌握女工等技艺。据史料记载：“宫廷岁选秀女，凡选中者，入宫试以绣锦、执帚一切技艺，并观其仪行当否，有不合格者命出，以次递补，然后择其优者，教以掖庭规程，日各以一小时写字及读书。写读毕，次日命宫人考校，一年后授以六法。”这些宫女中比较优秀的就成为宫中的女官。据史料记载：“乾清宫置夫人一人，秩一品；淑仪一人，秩二品；婉侍六人，秩三品；柔婉十二人，芳婉二十人，俱秩四品。”她们各司其职，有的负责侍候嫔妃（尚宫）；有的负责节仪之事（尚仪）；有的掌管衣服，掌管三餐……但是由于清代内务府管辖着宫廷内部的人事、财务、礼仪、保卫及帝、后、妃、嫔日常生活的一切事物，所以女官的执掌也就形同虚设了。 被选中的宫女一部分被分配到皇帝、皇后、嫔妃、公主、阿哥等各宫中随侍。不同等级的人配给宫女的数量也不同，在清朝的典制书里，康熙朝规定：皇太后12名宫女、皇后10名、皇贵妃8名、贵妃8名、嫔妃6名、贵人4名、常在3名、答应2名。其余的部分就分配到六局处服役。 宫女入宫的第一件事就是剃头、洗澡，等年纪稍长才可以把头发留起来。刚进宫的小宫女要由嬷嬷（老宫女）教她们各种礼仪和梳妆打扮的技巧，嬷嬷一般非常严厉，动辄非打即骂。如果聪明灵巧，半年就可以上岗服役了，也就有月钱（工资）可拿。宫女们的月钱多少并无定制，最低的4两，高的可达20两，膳食、衣服、胭脂水粉等有内务府供给，其实她们主要的收入是平日各宫的赏赐。若得到皇后或太后的恩宠也可以为父母博得富贵，但多数宫女的生活是悲惨的。她们从选中入宫的第一天起就犹如进入囹圄，失去了人身自由，直到满25岁乃至30岁才许出宫婚配。因病、因笨或别的原因提前出宫者，要经总管太监核查奏闻后方准出宫。有的宫女因为“帝后得用，仍留宫承伺十年”，她们出宫后已是老处女了，连正常婚配都很困难。也有例外，即被皇帝看中而升为答应、常在以致嫔、妃的，那就要永远留在宫中了，但这是极少数的。康熙皇帝鉴于明朝中叶以后宫人太多，用度靡费，于是对嫔妃、宫女的数量都作了限制。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约有四、五百人，但到雍正、乾隆朝以后逐渐增多。 概括而言，宫女制度是封建社会加在妇女身上的一副沉重的枷锁，是对妇女极大的摧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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