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养老，春秋时期的儒家创始人孔子与学生有过讨论。
言偃曾问孔子，什么是孝？
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在孔子看来，所谓的“孝”，不仅要养老，还要敬老。
孔子去世后，他的继承者对“孝”思想不断进行补充发展，将其泛化为一种人生准则，如由孔子与学生曾子对话整理而成的著作《孝经》，还有孟子的名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儒家经典《礼记》中，出现了关于古代养老院最早的文字记载：
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
在这段文字中，从上古的有虞氏到西周时期，都有相对应的官办养老场所，分别为“庠”、“序”、“学”、“胶”。
这里的“国老”，相当于离退休的高级干部、社会知名人士；“庶老”就是一般的退休干部和普通百姓家的年长贤德者等。
有虞氏相传是舜统治的部落，而夏后氏是大禹所在的部落，距今至少4000多年，但因年代久远，这些传说中的“养老院”尚缺乏史料佐证。
目前，有史可证的第一个官办“养老院”是公元6世纪，梁武帝萧衍创办的“孤独园”。
梁武帝本人就是一位长寿的老人，且笃信佛教。
他在位48年，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僧，要群臣筹集巨资为他赎身，还在南方广建寺庙数百所，布施僧尼十余万，给自己加菩萨之号，使王侯子弟皆受佛诫。
这位著名的佛教徒皇帝于公元521年下诏，建立公办的“社会福利院”。
诏书中说：“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
为此，梁武帝在南梁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设置孤独园，既收养无家可归的孤儿，也赡养无人依靠的孤寡老人，若老人在园中去世，还会负责他们的葬礼。
梁武帝将这所福利院取名为“孤独园”，这出自一个佛教典故。
相传，在古波斯国，有一位有名的首富和大善人叫须达，因经常救济一些孤独无依的穷人，被称为“给孤独长者”。
一天，须达看上了王子的私人园林，便请王子将这座园林卖给他，因为他在外地见到了佛陀，想请佛陀来此讲经说法，并用此地造福一方百姓。
王子对这座园林视若珍宝，舍不得拱手相让，但看在须达的面子上，给他提出一个苛刻的条件。王子说，如果你能用黄金将整个园林铺满，我就把它让给你。
万万没想到，须达这土豪没有一丝犹豫，立马派人用象群载来无数黄金，开始在园中铺地。
王子被须达的诚意感动，兑现承诺，将园林让给须达。从此，这座园林成为当地有名的福利机构，被称为“给孤独园”。
梁武帝受此故事影响，创办了孤独园，但好景不长，在梁武帝在位的最后一年，他犯下了致命错误，因错信降将侯景，导致南梁王朝陷入一场大动乱。
侯景率领叛军攻入建康后，入宫见梁武帝，只见年迈的梁武帝气色不改，仿佛神圣不可侵犯。就连反复无常的侯景也不敢抬头看他，不由得汗流满面。
之后，梁武帝被侯景软禁，绝粮而死。南梁从此一蹶不振，迅速走向覆灭，孤独园也如昙花一现。
在梁武帝创办孤独园之前，萧衍的远房亲戚南齐太子萧长懋[mào]，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私营养老机构“六疾馆”。
萧长懋是齐武帝萧赜的长子，为人乐善好施，精通经学，提倡孝道。
在他短暂的人生中，六疾馆堪称浓墨重彩的一笔。萧长懋与弟弟萧子良亲自出资，在民间开办六疾馆，专门收养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和医疗保障。
有学者认为，萧长懋兄弟的善举，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私人慈善机构与民办养老机构的先河。
但是，萧长懋是一位英年早逝的悲剧人物。这位才华横溢的皇太子在36岁时突发恶疾去世，错过了本可到手的皇位。
无论是南齐太子萧长懋创办的六疾馆，还是南梁武帝创立的孤独园，都成为后世传承效仿的榜样，慈善事业薪火相传，传到了隋唐时期。
唐代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养老院制度，并将救济贫困老幼的慈善机构命名为“悲田院”，或称“悲田养病坊”。
“悲田”一词始于隋朝，也取自佛教典故。
史载，智亲和尚为隋炀帝杨广受菩萨戒，所获得的施舍多达60种，其中有悲、敬二田，用于做慈善。
当时，佛家有“三福田”之说，即供养父母为恩田，供佛为敬田，而用于施贫的就是悲田。
唐朝早期的悲田养病坊，以寺院为依托，专门收容无家可归的老年乞丐，主要由僧人负责主持，他们相当于现在的养老院院长。
悲田养病坊不仅为贫苦无依的老人提供食物和住宿，还设有为照顾年迈老人所设的疗病院、为患病老人治病的施药院。这些功能已经有现代养老院的影子。
悲田养病坊由于受到朝廷重视，再加上唐代佛教繁荣，得以迅速发展，遍及各地，经费方面也得到政府扶持。
唐代悲田养病坊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官办的，由官方直接投资，划拨田产给寺院；另一类是民办的，主要靠寺院自有田产的收入和信众捐款，还有地方政府不定期给予的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和粮食等。
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养老院带着几分“公办民营”或“民办公助”的性质。
中晚唐时期，唐武宗灭佛，天下僧尼大多被勒令还俗，悲田院一时无人主持，但慈善事业没有就此停止。
唐武宗专门为此颁布诏令，规定长安、洛阳两京的悲田院，由国家从被没收的寺院田产拨出款项，作为赈济开支的来源，地方各州府也从财政中拨给本地悲田院一部分田地，以供开支，并由各地长官选派德高望重的老人一名出任“院长”，负责日常事务。
悲田养病坊的慈善措施对后世影响深远。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有一次对家人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
苏轼能够平等地看待贫苦人群，一方面是出于他洒脱率真的个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本人积德行善，热衷于慈善事业。
史载，苏轼在杭州为官时，当地不幸发生瘟疫。
苏东坡当机立断，拨出公款换成大米救济百姓，并自掏腰包购买药材，请来懂医术的僧人医治患者，创立了我国第一座向民众开放的公办医院“安乐坊”。
过往的老弱病残都可以领取苏轼熬制的汤药，“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染病的人得到治疗，也切断了瘟疫的传播途径。
在杭州期间，苏轼还办了一家“养老院”。多年以后，苏轼已离开杭州，有一位朋友曾受他帮助，致以银一百五十两、金五两作为酬谢。
苏轼既不愿接受这笔钱，又不好意思拒绝朋友的好意，就把这笔钱转送到杭州，用于养老公益，“用以助买田，以养天民之穷者”。
苏轼所处的宋代，正是一个养老事业蓬勃发展的时代。
北宋初年，宋太宗在位时，有一年天降大雪，这个冬天似乎比以往更冷一些。
宋太宗自己“全副武装”，身着厚重的衣服躲在宫中，看着近臣一个个缩着手瑟瑟发抖，可能转念一想，民间的百姓岂非更加难熬？
于是，宋太宗下了一道温暖的诏书，“赐京城高年帛，百岁者一人加赐涂金带”，也就是给京城中高寿的老人发奖金，超过百岁的每人赏赐金腰带，如此也可展现帝都的大气与皇帝的仁君形象。
诏书发出后，只见风雪交加，天气愈发寒冷，宋太宗看着大殿外漫天飞舞的雪花，当即决定再发一波福利，派人赏京中鳏寡孤独及贫困户一千钱、米炭若干。
宋太宗雪中送炭后，当地孤寡老人得到炭火取暖，总算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后来，宋朝皇帝纷纷效仿宋太宗的做法，每逢冬季就将官府的柴炭大甩卖，以便贫苦百姓可以买到低价的柴炭，“遇炭贵减价货之，即京师炭价常贱矣”。
在社会养老方面，宋朝的措施也很给力，两宋300余年间，养老事业达到中国古代的一个历史高峰。
宋朝慈善机构的一大特点，是随着各类机构规模数量增加，分工更加明确，这其中有专门接济贫病孤老的“福田院”、“居养院”；以收治病患人群为主的“养济院”；以慈幼托孤为主的“举子仓”、“慈幼局”；埋葬无主尸骨，为家贫无葬地者办丧事的“漏泽园”。
福田院是救助孤寡老人的官方慈善机构，主要分布于京城，共有四院，每处可容纳数百人。
每当严冬来临，是福田院最忙的日子。
此时，开封府主管福田院的官吏，要到大街小巷巡行，找到那些无依无靠或流浪街头的老人，乃至孤儿、饥民等，都一起收容到福田院居住。
平时，福田院收养的人数有固定限制，但在寒冬或灾荒时则可以容纳额外的人数。
每天，福田院的管理人员需将院中人数与开支上报中书省，获得国库拨给的钱米，直到春暖大地，才让额外收容的老人们各自离去。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冬的一道诏书，还原了福田院工作的情况：
京城内外，值此寒雪，应老疾孤幼无依乞丐者，令开封府并拘收分擘于四福田院注泊，于见今额定人数外收养……每日特与依额内人例支给与钱养活，无令失所。
然而，将北宋慈善事业推向顶峰的是一对充满争议的君臣——宋徽宗与蔡京。
北宋的另一类“养老院”居养院，创办于宋徽宗年间，蔡京等人将其推广到京西、湖北等地，之后遍布全国各地。
起初，居养院与福田院相似，所针对的老年人主要是“鳏寡孤独贫乏不得自存者”，即孤寡老人、贫困户。
与福田院不同的是，居养院的经费开支不只来自朝廷拨款，还包括政府没收的“绝户者”财产。朝廷将一些无人继承的财产收归国有，用于养老事业，也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后来，宋徽宗再将居养院的对象扩大至残疾、患病的老人，只要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都有机会入住。
院中的每个老人，每天可发米一升、钱十文，基本可满足温饱，冬天还发寒衣絮被，作为取暖之用。
古人相信，长寿是福。高寿老者在古代堪称罕见，因此被当做“人瑞”，得到特殊照顾。
大观二年（1108年），荆州枝江县居养院中，官员发现了一名101岁的老人咸通，得知此事的荆州知府赶紧上报朝廷，请求给咸通额外资助，每天添加肉事钱和酱菜钱30文。
宋徽宗听了龙颜大悦，同意这一请求，并下令全国居养院给予百岁以上老人同样的照顾。
这么看来，宋徽宗与蔡京做了一件大好事。
可是，蔡京执政时的举措既盘活了北宋的经济，也埋下了隐患。
宋徽宗在位时，朝廷处处花大钱，仅“花石纲”一项，就让东南一带百姓怨声载道，最终失去民心，引发了方腊、宋江起义，而在北宋最后的残梦中，金兵南下成为宋徽宗的梦魇，东京繁华的终点是靖康之耻的屈辱，那些慈善事业也被人渐渐淡忘。
南宋时，出现了救助与医疗相结合的慈善机构——养济院。
养济院主要分布于临安、建康、绍兴等地。由于南宋初年百姓大规模南迁，南方的主要城市中出现了许多流落街头、无人照看的乞丐。
养济院便负责将他们收入其中，并对病患进行医治，为他们煎煮汤药，由僧人、医官与童行（旧指出家入寺观尚未取得度牒的少年）负责操持管理，具体救助标准依旧为“每人每日支米一升，钱十文”。
宋朝的养老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却暴露了许多深刻问题。
这些由国家主管的“养老院”中，有部分失职的官吏，他们或对养老事务漠不关心，或对当拨的钱米不按期拨付，致使贫困老人得不到救济，死于冻饿之中。
南宋高宗年间，户部侍郎王俣在统计养老救济的数据时，发现有“官吏失于措画，宜收而弃，以壮为弱，或减尅支散，或虚立人数，如此之类，其弊多端，不可不察”。
这是说，由于部分官吏玩忽职守，许多应该收容的老人被拒之门外，一些可以自食其力的壮年人却占用了他们的名额，有的官吏贪污克扣发给老人的钱粮，还有的为了吃空饷而虚报人数。这么多弊端不可不察。
这是两宋慈善盛世下，难以祛除的通病。
与此同时，民间慈善公益蔚然成风，一些奉行“养老慈幼”的慈善机构应运而生，这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北宋名相范仲淹开创的范氏义庄。
范仲淹为官，以身作则，一生清廉，到最后也没为子孙留下财产，他将朝廷发的高薪厚禄，用于慈善事业。
宋仁宗皇祐年间，年过花甲的范仲淹拖着病躯，来到杭州赴任，他想再为族人做点善事，便用自己仅存的家财，在家乡苏州吴县购买千亩良田，捐作范氏族人的义庄，并制定了严格的制度，要求自己的子弟不能从义庄获得任何收入或好处。
范氏义庄设有义舍，可以收养无家可归的老人。
范仲淹没有将财产留给儿子，但后世子孙将他的善心世代相传，并不断扩大义庄规模，如明末书画家范氏17世孙范允临，为义庄捐助田地100亩，清雍正年间大同知府范瑶，捐田1000亩。直到清末，范氏义庄还有田产5000亩。
范仲淹创设的义庄，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不朽的慈善。
作为中国慈善史上的典范，范氏义庄长盛不衰，绵延近一千年。
1279年，南宋宰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跳海，南宋灭亡，元朝一统天下。
深受中原文化熏陶的元世祖忽必烈昭告天下，要求各地设置“济众院”，继承历代慈善事业，收养鳏寡孤独与残疾不能自养的老人。
南宋朝廷留下的居养院、养济院等被元朝的济众院传承，这也是一项安抚民心的有利措施。
明清时期，除了有以民间“义庄”、“善堂”等为代表的宗亲养老服务体系，朝廷也承袭唐宋以来的养老院制度，历朝皇帝大都重视敬老养老，并将其作为赢得民心的重要举措。
明朝设立养济院，每逢皇帝继位、大婚、皇子出生等喜事，就会增加收养老人的名额。每月发给米三斗、布一匹，维持老人最低限度的温饱。
有意思的是，由于明朝京师养济院的待遇比各州县的更加丰厚，因此京畿附近的孤寡老人往往不远千里跑到北京，使京城养济院的老人数量远超过地方。
有人统计，万历初年，因为明神宗初登大位，北京养济院扩大规模，收容老人1080名，后来皇帝大婚，又增加500名。这其中百岁以上5人、九十五岁以上27名、九十一岁以上52名、八十五岁以上100余人，八十一岁以下的已经不可胜数。
这不是因为当时北京的老人平均寿命高，而是周边的老人为了养老福利，都往帝都跑。
清朝有一种收养、救济老人的特色机构被称为“厂局”，直到晚清光绪年间，仅北京一城存在的厂局还有48所。
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广安门外的普济堂粥厂。
相传，康熙年间，有一年冬天，广安门北极庵的寂容和尚，看到门外因冻饿而死在沟壑中的老弱乞丐，心中不忍，化缘购得26间房屋，作为孤寡老人的栖身之所，这就是“普济堂”。
一个叫王廷献的义士看在眼里，不仅捐出自己的部分家产，还邀集资助人士，每年捐钱、捐粮，没吃的给吃，没穿的给穿。
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顺天府尹将此事上奏皇帝，康熙帝深为感动，亲赐御书“膏泽回春”四字，以作匾额，赐给普济堂。
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见父亲如此重视，不敢怠慢，也每年向普济堂赐银一千两，救济无家可归的老弱病残，后来当上皇帝后，这项费用成为惯例。
嘉庆以后，普济堂由北京顺天府派官吏专门管理，成为官办的慈善机构。
在古代，有一类人虽身处帝国中央，备受皇恩垂泽，却注定没有子孙为他们养老。
那就是宦官，即俗称的太监。
按照明清宦官制度，年老体衰的太监必须出宫。可这些太监，即便回家也没有宗亲好友能照顾他们，净了身死后不能入祖坟，连个来祭扫的人都没有。
因此，明清北京有一类特殊的养老机构，专门给退休的太监养老。
年老的太监多退居京城内外的寺庙，由朝廷供给柴米衣物，让他们得以颐养天年。这些寺庙周边也是太监的墓地，地位较高的太监，死后可建造碑亭。
历经几百年的历史沧桑，北京城中出现一类独特的太监庙，背后隐藏着明清太监的养老文化。
清末太监信修明在《老太监的回忆》中说：“故旧都寺庙，多与太监有关系。”位于北京的八宝山，有一座褒忠护国寺，那里曾是太监养老与安葬的地方。现在北京的中关村，以前叫“中官屯”，据说太监多在此建设庙宇和养老庄园，乃至筑坟修墓，也有一说，是因为过去村里住了几户给老太监看坟的人家，故取此名。
纵观古代养老院发展史，老有所依，安度晚年，总归是中华数千年来不变的向往。
言偃曾问孔子，什么是孝？
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在孔子看来，所谓的“孝”，不仅要养老，还要敬老。
孔子去世后，他的继承者对“孝”思想不断进行补充发展，将其泛化为一种人生准则，如由孔子与学生曾子对话整理而成的著作《孝经》，还有孟子的名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儒家经典《礼记》中，出现了关于古代养老院最早的文字记载：
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
在这段文字中，从上古的有虞氏到西周时期，都有相对应的官办养老场所，分别为“庠”、“序”、“学”、“胶”。
这里的“国老”，相当于离退休的高级干部、社会知名人士；“庶老”就是一般的退休干部和普通百姓家的年长贤德者等。
有虞氏相传是舜统治的部落，而夏后氏是大禹所在的部落，距今至少4000多年，但因年代久远，这些传说中的“养老院”尚缺乏史料佐证。
目前，有史可证的第一个官办“养老院”是公元6世纪，梁武帝萧衍创办的“孤独园”。
梁武帝本人就是一位长寿的老人，且笃信佛教。
他在位48年，四次舍身同泰寺为僧，要群臣筹集巨资为他赎身，还在南方广建寺庙数百所，布施僧尼十余万，给自己加菩萨之号，使王侯子弟皆受佛诫。
这位著名的佛教徒皇帝于公元521年下诏，建立公办的“社会福利院”。
诏书中说：“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
为此，梁武帝在南梁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设置孤独园，既收养无家可归的孤儿，也赡养无人依靠的孤寡老人，若老人在园中去世，还会负责他们的葬礼。
梁武帝将这所福利院取名为“孤独园”，这出自一个佛教典故。
相传，在古波斯国，有一位有名的首富和大善人叫须达，因经常救济一些孤独无依的穷人，被称为“给孤独长者”。
一天，须达看上了王子的私人园林，便请王子将这座园林卖给他，因为他在外地见到了佛陀，想请佛陀来此讲经说法，并用此地造福一方百姓。
王子对这座园林视若珍宝，舍不得拱手相让，但看在须达的面子上，给他提出一个苛刻的条件。王子说，如果你能用黄金将整个园林铺满，我就把它让给你。
万万没想到，须达这土豪没有一丝犹豫，立马派人用象群载来无数黄金，开始在园中铺地。
王子被须达的诚意感动，兑现承诺，将园林让给须达。从此，这座园林成为当地有名的福利机构，被称为“给孤独园”。
梁武帝受此故事影响，创办了孤独园，但好景不长，在梁武帝在位的最后一年，他犯下了致命错误，因错信降将侯景，导致南梁王朝陷入一场大动乱。
侯景率领叛军攻入建康后，入宫见梁武帝，只见年迈的梁武帝气色不改，仿佛神圣不可侵犯。就连反复无常的侯景也不敢抬头看他，不由得汗流满面。
之后，梁武帝被侯景软禁，绝粮而死。南梁从此一蹶不振，迅速走向覆灭，孤独园也如昙花一现。
在梁武帝创办孤独园之前，萧衍的远房亲戚南齐太子萧长懋[mào]，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私营养老机构“六疾馆”。
萧长懋是齐武帝萧赜的长子，为人乐善好施，精通经学，提倡孝道。
在他短暂的人生中，六疾馆堪称浓墨重彩的一笔。萧长懋与弟弟萧子良亲自出资，在民间开办六疾馆，专门收养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和医疗保障。
有学者认为，萧长懋兄弟的善举，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私人慈善机构与民办养老机构的先河。
但是，萧长懋是一位英年早逝的悲剧人物。这位才华横溢的皇太子在36岁时突发恶疾去世，错过了本可到手的皇位。
无论是南齐太子萧长懋创办的六疾馆，还是南梁武帝创立的孤独园，都成为后世传承效仿的榜样，慈善事业薪火相传，传到了隋唐时期。
唐代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养老院制度，并将救济贫困老幼的慈善机构命名为“悲田院”，或称“悲田养病坊”。
“悲田”一词始于隋朝，也取自佛教典故。
史载，智亲和尚为隋炀帝杨广受菩萨戒，所获得的施舍多达60种，其中有悲、敬二田，用于做慈善。
当时，佛家有“三福田”之说，即供养父母为恩田，供佛为敬田，而用于施贫的就是悲田。
唐朝早期的悲田养病坊，以寺院为依托，专门收容无家可归的老年乞丐，主要由僧人负责主持，他们相当于现在的养老院院长。
悲田养病坊不仅为贫苦无依的老人提供食物和住宿，还设有为照顾年迈老人所设的疗病院、为患病老人治病的施药院。这些功能已经有现代养老院的影子。
悲田养病坊由于受到朝廷重视，再加上唐代佛教繁荣，得以迅速发展，遍及各地，经费方面也得到政府扶持。
唐代悲田养病坊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官办的，由官方直接投资，划拨田产给寺院；另一类是民办的，主要靠寺院自有田产的收入和信众捐款，还有地方政府不定期给予的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和粮食等。
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养老院带着几分“公办民营”或“民办公助”的性质。
中晚唐时期，唐武宗灭佛，天下僧尼大多被勒令还俗，悲田院一时无人主持，但慈善事业没有就此停止。
唐武宗专门为此颁布诏令，规定长安、洛阳两京的悲田院，由国家从被没收的寺院田产拨出款项，作为赈济开支的来源，地方各州府也从财政中拨给本地悲田院一部分田地，以供开支，并由各地长官选派德高望重的老人一名出任“院长”，负责日常事务。
悲田养病坊的慈善措施对后世影响深远。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有一次对家人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
苏轼能够平等地看待贫苦人群，一方面是出于他洒脱率真的个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本人积德行善，热衷于慈善事业。
史载，苏轼在杭州为官时，当地不幸发生瘟疫。
苏东坡当机立断，拨出公款换成大米救济百姓，并自掏腰包购买药材，请来懂医术的僧人医治患者，创立了我国第一座向民众开放的公办医院“安乐坊”。
过往的老弱病残都可以领取苏轼熬制的汤药，“不问老少良贱，各服一大盏”，染病的人得到治疗，也切断了瘟疫的传播途径。
在杭州期间，苏轼还办了一家“养老院”。多年以后，苏轼已离开杭州，有一位朋友曾受他帮助，致以银一百五十两、金五两作为酬谢。
苏轼既不愿接受这笔钱，又不好意思拒绝朋友的好意，就把这笔钱转送到杭州，用于养老公益，“用以助买田，以养天民之穷者”。
苏轼所处的宋代，正是一个养老事业蓬勃发展的时代。
北宋初年，宋太宗在位时，有一年天降大雪，这个冬天似乎比以往更冷一些。
宋太宗自己“全副武装”，身着厚重的衣服躲在宫中，看着近臣一个个缩着手瑟瑟发抖，可能转念一想，民间的百姓岂非更加难熬？
于是，宋太宗下了一道温暖的诏书，“赐京城高年帛，百岁者一人加赐涂金带”，也就是给京城中高寿的老人发奖金，超过百岁的每人赏赐金腰带，如此也可展现帝都的大气与皇帝的仁君形象。
诏书发出后，只见风雪交加，天气愈发寒冷，宋太宗看着大殿外漫天飞舞的雪花，当即决定再发一波福利，派人赏京中鳏寡孤独及贫困户一千钱、米炭若干。
宋太宗雪中送炭后，当地孤寡老人得到炭火取暖，总算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后来，宋朝皇帝纷纷效仿宋太宗的做法，每逢冬季就将官府的柴炭大甩卖，以便贫苦百姓可以买到低价的柴炭，“遇炭贵减价货之，即京师炭价常贱矣”。
在社会养老方面，宋朝的措施也很给力，两宋300余年间，养老事业达到中国古代的一个历史高峰。
宋朝慈善机构的一大特点，是随着各类机构规模数量增加，分工更加明确，这其中有专门接济贫病孤老的“福田院”、“居养院”；以收治病患人群为主的“养济院”；以慈幼托孤为主的“举子仓”、“慈幼局”；埋葬无主尸骨，为家贫无葬地者办丧事的“漏泽园”。
福田院是救助孤寡老人的官方慈善机构，主要分布于京城，共有四院，每处可容纳数百人。
每当严冬来临，是福田院最忙的日子。
此时，开封府主管福田院的官吏，要到大街小巷巡行，找到那些无依无靠或流浪街头的老人，乃至孤儿、饥民等，都一起收容到福田院居住。
平时，福田院收养的人数有固定限制，但在寒冬或灾荒时则可以容纳额外的人数。
每天，福田院的管理人员需将院中人数与开支上报中书省，获得国库拨给的钱米，直到春暖大地，才让额外收容的老人们各自离去。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冬的一道诏书，还原了福田院工作的情况：
京城内外，值此寒雪，应老疾孤幼无依乞丐者，令开封府并拘收分擘于四福田院注泊，于见今额定人数外收养……每日特与依额内人例支给与钱养活，无令失所。
然而，将北宋慈善事业推向顶峰的是一对充满争议的君臣——宋徽宗与蔡京。
北宋的另一类“养老院”居养院，创办于宋徽宗年间，蔡京等人将其推广到京西、湖北等地，之后遍布全国各地。
起初，居养院与福田院相似，所针对的老年人主要是“鳏寡孤独贫乏不得自存者”，即孤寡老人、贫困户。
与福田院不同的是，居养院的经费开支不只来自朝廷拨款，还包括政府没收的“绝户者”财产。朝廷将一些无人继承的财产收归国有，用于养老事业，也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后来，宋徽宗再将居养院的对象扩大至残疾、患病的老人，只要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都有机会入住。
院中的每个老人，每天可发米一升、钱十文，基本可满足温饱，冬天还发寒衣絮被，作为取暖之用。
古人相信，长寿是福。高寿老者在古代堪称罕见，因此被当做“人瑞”，得到特殊照顾。
大观二年（1108年），荆州枝江县居养院中，官员发现了一名101岁的老人咸通，得知此事的荆州知府赶紧上报朝廷，请求给咸通额外资助，每天添加肉事钱和酱菜钱30文。
宋徽宗听了龙颜大悦，同意这一请求，并下令全国居养院给予百岁以上老人同样的照顾。
这么看来，宋徽宗与蔡京做了一件大好事。
可是，蔡京执政时的举措既盘活了北宋的经济，也埋下了隐患。
宋徽宗在位时，朝廷处处花大钱，仅“花石纲”一项，就让东南一带百姓怨声载道，最终失去民心，引发了方腊、宋江起义，而在北宋最后的残梦中，金兵南下成为宋徽宗的梦魇，东京繁华的终点是靖康之耻的屈辱，那些慈善事业也被人渐渐淡忘。
南宋时，出现了救助与医疗相结合的慈善机构——养济院。
养济院主要分布于临安、建康、绍兴等地。由于南宋初年百姓大规模南迁，南方的主要城市中出现了许多流落街头、无人照看的乞丐。
养济院便负责将他们收入其中，并对病患进行医治，为他们煎煮汤药，由僧人、医官与童行（旧指出家入寺观尚未取得度牒的少年）负责操持管理，具体救助标准依旧为“每人每日支米一升，钱十文”。
宋朝的养老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却暴露了许多深刻问题。
这些由国家主管的“养老院”中，有部分失职的官吏，他们或对养老事务漠不关心，或对当拨的钱米不按期拨付，致使贫困老人得不到救济，死于冻饿之中。
南宋高宗年间，户部侍郎王俣在统计养老救济的数据时，发现有“官吏失于措画，宜收而弃，以壮为弱，或减尅支散，或虚立人数，如此之类，其弊多端，不可不察”。
这是说，由于部分官吏玩忽职守，许多应该收容的老人被拒之门外，一些可以自食其力的壮年人却占用了他们的名额，有的官吏贪污克扣发给老人的钱粮，还有的为了吃空饷而虚报人数。这么多弊端不可不察。
这是两宋慈善盛世下，难以祛除的通病。
与此同时，民间慈善公益蔚然成风，一些奉行“养老慈幼”的慈善机构应运而生，这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北宋名相范仲淹开创的范氏义庄。
范仲淹为官，以身作则，一生清廉，到最后也没为子孙留下财产，他将朝廷发的高薪厚禄，用于慈善事业。
宋仁宗皇祐年间，年过花甲的范仲淹拖着病躯，来到杭州赴任，他想再为族人做点善事，便用自己仅存的家财，在家乡苏州吴县购买千亩良田，捐作范氏族人的义庄，并制定了严格的制度，要求自己的子弟不能从义庄获得任何收入或好处。
范氏义庄设有义舍，可以收养无家可归的老人。
范仲淹没有将财产留给儿子，但后世子孙将他的善心世代相传，并不断扩大义庄规模，如明末书画家范氏17世孙范允临，为义庄捐助田地100亩，清雍正年间大同知府范瑶，捐田1000亩。直到清末，范氏义庄还有田产5000亩。
范仲淹创设的义庄，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不朽的慈善。
作为中国慈善史上的典范，范氏义庄长盛不衰，绵延近一千年。
1279年，南宋宰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跳海，南宋灭亡，元朝一统天下。
深受中原文化熏陶的元世祖忽必烈昭告天下，要求各地设置“济众院”，继承历代慈善事业，收养鳏寡孤独与残疾不能自养的老人。
南宋朝廷留下的居养院、养济院等被元朝的济众院传承，这也是一项安抚民心的有利措施。
明清时期，除了有以民间“义庄”、“善堂”等为代表的宗亲养老服务体系，朝廷也承袭唐宋以来的养老院制度，历朝皇帝大都重视敬老养老，并将其作为赢得民心的重要举措。
明朝设立养济院，每逢皇帝继位、大婚、皇子出生等喜事，就会增加收养老人的名额。每月发给米三斗、布一匹，维持老人最低限度的温饱。
有意思的是，由于明朝京师养济院的待遇比各州县的更加丰厚，因此京畿附近的孤寡老人往往不远千里跑到北京，使京城养济院的老人数量远超过地方。
有人统计，万历初年，因为明神宗初登大位，北京养济院扩大规模，收容老人1080名，后来皇帝大婚，又增加500名。这其中百岁以上5人、九十五岁以上27名、九十一岁以上52名、八十五岁以上100余人，八十一岁以下的已经不可胜数。
这不是因为当时北京的老人平均寿命高，而是周边的老人为了养老福利，都往帝都跑。
清朝有一种收养、救济老人的特色机构被称为“厂局”，直到晚清光绪年间，仅北京一城存在的厂局还有48所。
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广安门外的普济堂粥厂。
相传，康熙年间，有一年冬天，广安门北极庵的寂容和尚，看到门外因冻饿而死在沟壑中的老弱乞丐，心中不忍，化缘购得26间房屋，作为孤寡老人的栖身之所，这就是“普济堂”。
一个叫王廷献的义士看在眼里，不仅捐出自己的部分家产，还邀集资助人士，每年捐钱、捐粮，没吃的给吃，没穿的给穿。
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顺天府尹将此事上奏皇帝，康熙帝深为感动，亲赐御书“膏泽回春”四字，以作匾额，赐给普济堂。
当时还是雍亲王的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见父亲如此重视，不敢怠慢，也每年向普济堂赐银一千两，救济无家可归的老弱病残，后来当上皇帝后，这项费用成为惯例。
嘉庆以后，普济堂由北京顺天府派官吏专门管理，成为官办的慈善机构。
在古代，有一类人虽身处帝国中央，备受皇恩垂泽，却注定没有子孙为他们养老。
那就是宦官，即俗称的太监。
按照明清宦官制度，年老体衰的太监必须出宫。可这些太监，即便回家也没有宗亲好友能照顾他们，净了身死后不能入祖坟，连个来祭扫的人都没有。
因此，明清北京有一类特殊的养老机构，专门给退休的太监养老。
年老的太监多退居京城内外的寺庙，由朝廷供给柴米衣物，让他们得以颐养天年。这些寺庙周边也是太监的墓地，地位较高的太监，死后可建造碑亭。
历经几百年的历史沧桑，北京城中出现一类独特的太监庙，背后隐藏着明清太监的养老文化。
清末太监信修明在《老太监的回忆》中说：“故旧都寺庙，多与太监有关系。”位于北京的八宝山，有一座褒忠护国寺，那里曾是太监养老与安葬的地方。现在北京的中关村，以前叫“中官屯”，据说太监多在此建设庙宇和养老庄园，乃至筑坟修墓，也有一说，是因为过去村里住了几户给老太监看坟的人家，故取此名。
纵观古代养老院发展史，老有所依，安度晚年，总归是中华数千年来不变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