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乱世，建安十二年（207），曹操挥军北征乌桓，于白狼山（今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境内）一战功成，阵斩蹋顿单于，收降人口二十余万。班师途中，曹操因目之所见，心之所感，一时之间豪情涌动，吟出千古诗句：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一般认为，碣石沧海、山岛洪波之间，便是辽西走廊。
按照《辞海》的定义：
“（辽西走廊）在河北省山海关和辽宁省锦州间，为辽西丘陵东南的沿海狭长平原地带。华北通往东北的交通要道，京沈铁路经此。”
也有学者认为，辽西走廊应该是一个更加宏观的区域人文地理学概念，遂将其定义为“分布于辽西地区的连接中原和东北两大地域的交通廊道”。
南临渤海，北靠松岭，又有大、小凌河等百余条河流纵横其间，辽西走廊的人类栖息史古老而漫长。东山嘴石筑祭坛和牛河梁女神庙，属于远古的红山文化。而自传中说从三皇五帝的时代起，辽西走廊便是多民族活动的共生地区。中国古代有“岳镇海渎”之说，《周礼·职方氏》载九州之镇山：“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巫闾。”辽西走廊上的医巫闾山与内地的会稽山、沂山、霍山共为“四镇”，同“五岳”并称。一般认为，“医巫闾”是用汉字记录的古代东胡民族语音，东胡又是今天蒙古族的先祖。今天的蒙古语和满语中，“医巫闾”皆有大山之意。
辽西走廊的西部，在上古时代曾是孤竹国。史载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便出身于此。周初孤竹衰微，召公奭（shì）分封至此，燕国随之而立。燕国与山戎、令支等北方游牧民族犬牙交错，战事不断。燕国一度不敌，告急于齐国。霸主齐桓公出兵相救，经苦战终于大破山戎，顺带攻灭早已从属于山戎的孤竹。不料，班师途中却因“春往冬返”而“迷惑失道”。身边的管仲此时说出了流传千年的名言：“老马之智可用也。”依靠几匹解开缰绳的老马在前面带路，齐军总算找到了回国的大道。少有人将“老马识途”的成语典故同辽西走廊联系在一起，但从中便可见彼时中原对北方地理了解之有限。中原通过辽西走廊与北方游牧、渔猎民族进行交流，往往伴随攻伐与战争，其后千年多是如此。
战国初期，燕国强盛，征伐东胡连连告捷。燕国将拓边所得疆土置为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和辽东诸郡，后两者包举辽西走廊。时至今日，黑山、北镇便属燕国的辽东郡地，其余地方属辽西郡地。燕国又沿燕山、松岭和医巫闾山北麓修筑了著名的燕长城，将辽西走廊全部置于长城之内。这里实行郡县制，竟早于中原。
秦代沿袭了辽东、辽西两郡和燕长城，多有人认为秦始皇巡视北方国土时临碣石、观沧海便是在辽西。秦末战乱，辽东、辽西自立。等到汉高祖刘邦平定卢绾，该地才恢复郡县。彼时中原战火遍野，汉人大量逃亡到两辽，于是当地人口激增，农耕技术大为发展，汉人的语言、风俗和文化渐成主流。据统计，汉代辽东、辽西两郡下辖三十二县，辽西走廊地区占四分之一。秦汉时期的辽西走廊，人口稠密，经济颇为繁荣。及至东汉初，东胡支系乌桓和鲜卑逐渐南下，进入辽西。东汉朝廷划出六县建立“辽东属国”，置属国都尉管理归附的乌桓人，其辖境大致为今天的大、小凌河中下游地区。再然后，便是汉末三郡乌桓起兵造反，蹋顿单于联合袁绍共抗曹操，最终曹操北征得胜而作《观沧海》。
从公孙度割据自立到司马懿率军征辽，再到慕容鲜卑的崛起与衰落，胡与汉、农与牧在辽西走廊难分难解。等到北魏攻占辽西，百姓皆随北燕天王冯跋投奔高句丽，当地一时出现地旷人稀的惨淡景象。而到隋唐时期，辽西真正成为中原政权与北方边疆联系的纽带。隋唐两代大举征伐高句丽，多以辽西走廊为补给基地。正如唐代沈佺期所吟“卢家少妇”的心中所思：
“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
所谓“白狼河”，即唐军驻扎的边塞重地大凌河。唐代辽西属营州柳城郡管辖，胡汉混杂的景象又如高适所吟：“虏酒千盅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于是等到安禄山起兵叛唐，这里又成为其坚实的根据地。
唐末之后，辽西皆有北方少数民族争雄逐鹿。辽国统治辽西达二百年，始建锦州城，而且将关内汉人俘户分散安置于辽西走廊，让这里真正成为肥沃的农业区。辽末动乱，金国取而代之，继之以蒙古挥鞭东进，一统华夏。其间有锦州豪绅张氏兄弟以“辽西王”之名自立，一度建立了三百年来辽西地区唯一的汉人政权。又有元朝蒙古宗王乃颜举兵造反，乃颜信奉基督教，其麾下军队的旗帜上皆绘有十字架。这既是民族的交融，又是宗教和文化在辽西走廊的激荡交会。最终，经过元末中路红巾军北伐的涤荡，洪武元年（1368）常玉春进兵辽西，历经三百年的大明朝就此开启。
明朝在辽西废除州县，建立军政合一的卫所，屯兵垦田，并修筑边墙。为抵御北方的蒙古骑兵袭扰，自明太祖朱元璋始，明朝修筑了东起山海关、西抵嘉峪关的万里长城，分置九边。而后的明朝历代皇帝犹嫌不足，遂再筑边墙，确保辽东地区安全。明朝允许各族百姓在边墙附近的指定区域进行贸易活动，此即“互市”。而最终清军就是跨过这道“辽东边墙”，由山海关入关南下。
更重要的是，辽西走廊被置于“辽东边墙”之内。直到此时，交通意义上的辽西走廊才算最终形成。由明代至今所指的辽西走廊，即从内地出山海关后，沿海而行，过绥中，越兴城，走葫芦岛，穿锦州，由医巫闾山南麓达辽河之滨，进而通向辽东地区。其实，河北与辽宁交界处的山海卫设立于洪武十四年（1381），其关城即山海关。此后，山海关以东有“关外”“关东”之称。千年之前中原人去往辽东，走的则是一条北上蓟城（今北京地区）、东穿卢龙塞（今河北省卢龙县东北）然后再分岔路（或沿滦河上溯或出榆关抵碣石）回绕曲折到辽东的“辽西故道”。从谋划刺秦的燕太子丹逃避秦将追杀而始，曹操伐乌桓、司马懿东征、慕容鲜卑入中原及至隋唐两代征伐高句丽，皆是走的这条辽西故道。这条路离海岸较远，要穿过山地丘陵，行走殊为不易。
这条路的距离虽近，路宽却只有数尺，两旁都是大山乱石，高峻而不能越。夏秋两季，道路经常被雨水淹没，水深使车马不能通过，水浅又不能载起舟船。而且沿途人烟稀少，不设州县。当年隋文帝杨坚率大军征伐高句丽，刚出榆关便遇山洪暴发，下泻流海，大军给养中断，只得退兵。宋代辽西为辽国所据，辽人往来东西仍走此故道。明代辽西古道常遭蒙古骑兵袭扰而不能畅通，迫使明廷从沿海另辟蹊径。明代在辽西设九卫所，其中最晚设置的宁远卫修有卫城，将辽西各卫所连成一线。为军事联络和物资转运，各卫所间还建有许多驿站。卫所驿站形成线路体系，一条傍海通路这才成为名副其实的辽西走廊。
辽西走廊的存在，使得明朝能够有效控制和管理辽阔的东北疆域。然而，这也意味着一旦辽西走廊受到威胁，明朝的安全就会受到直接挑战。元朝残余势力不断南下袭扰，鞑靼、瓦剌等部崛起后更是百余年内数十次侵入辽西。正因为如此，明代辽东守将李成梁才一直为人所称道。李成梁镇守辽东期间率领边军作战先后十次得奏大捷，号称明代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前所未有。李成梁积功封宁远伯，七十六岁之后由于边事紧急，再度出任总兵官，蒙古骑兵不敢南下牧马，辽西走廊得以太平无虞。李成梁其人固然居功自傲，贵极骄横，甚至杀良冒功，为时论所谴责，但其最为争议之处，是在一力遏制东胡后裔建州女真的同时，又一手扶持起了明朝的掘墓人——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不甘于为明朝世守边陲，他自立为汗，创设八旗，统一女真，万历四十四年（1616）登基称帝，国号大金。后金兴起后立即向外扩展势力，威胁明朝东北边防。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萨尔浒之战震惊朝野，讨伐后金的明军遭遇惨败，丧师近五万。努尔哈赤自此突破明朝的辽东防线，两年后攻占沈阳，继而突击广宁城，迫使明军一再溃退。作为明朝辽东总兵府驻地的广宁卫失陷，李成梁三十年功业成空。明朝一度放弃辽西走廊上全部据点，将溃兵难民撤入山海关，尽失关外。幸而后金尚需巩固辽东，无力直接进逼山海关，只是拆除了辽西走廊上明军全部堡垒，迁走全部未及撤入关内的汉人百姓，辽西走廊一时成真空地带。
明廷稍稳心神，诛杀丧师失地的辽东经略熊廷弼、巡抚王化贞，代之以王在晋为经略。王在晋却只能哀叹，广宁失陷意味着“捐弃全辽，全局无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他的方案是彻底放弃辽西走廊，退守山海关，仅强化山海关防御。这一方案遭到兵部尚书孙承宗、兵备佥事袁崇焕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深知辽西走廊的战略地位，强调此乃明朝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所以，必须全力坚守辽西走廊，重建辽西走廊上的一系列堡垒，强化纵深防御。
袁崇焕受命监管关外军务，到任后整修宁远城作为辽西走廊防务的根据地，然后亲自巡察广宁军情，恢复了锦州、大凌河、松山堡等地城防，逐渐打造出日后名闻天下的“宁锦防线”。其间孙承宗遭罢官去职，袁崇焕仍不改其志。天启五年（1625）二月，努尔哈赤率十三万大军渡过辽河，杀向锦州、宁远，宁远之战由此爆发。明军的红夷大炮居反复猛轰攻城的后金军，造成巨大伤亡。五月，后金军转而围攻锦州，又遭红夷大炮大量杀伤。相持二十余日，后金军见破城无望，只得退兵。此战中，努尔哈赤也被炮火击伤，退回沈阳不久即去世。
第二年，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清，亲率大军进攻宁锦防线。清军渡大凌河围攻锦州，无法破城转而攻打宁远。明军又在城头密排巨炮，猛烈轰击。清军再度死伤惨重，仓皇退却。这便是著名的“宁锦大捷”。此番大捷让大明朝野上下士气振奋，袁崇焕因功晋蓟辽总督，加兵部尚书衔。袁崇焕主持的宁锦防线，成为大明朝维系关外局面乃至国家存续的希望。这条防线拱卫山海关，为辽西走廊提供战略纵深，使山海关有足够的预警、缓冲和回旋余地，山海关、宁远、锦州之间形成了“节节相顶”、相互支撑的防御体系，即所谓“关宁锦防线”。
皇太极面对宁锦防线无计可施，索采取迂回战略。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亲率清军绕过宁远、锦州一线，沿大凌河谷进入河北，直逼北京城。此番清军放弃了辽西走廊，走的正是“辽西故道”。
情急之际，袁崇焕自宁锦回师北京。清军随之退去，接下来便是崇祯帝冤杀袁督师的千古悬案。袁崇焕遭诬杀后，崇祯帝二度启用孙承宗，镇守山海关。孙承宗出关东巡，重整防务，修筑大凌河城作为防守山海关的前哨。皇太极率大军围攻大凌河城，孙承宗的援军解围失利。弹尽粮绝之下，大凌河城守将祖大寿献城降清。孙承宗因此败而革职还乡，祖大寿则寻机逃归锦州。
崇祯十二年（1639），刚刚成功剿灭农民军的兵部尚书洪承畴出任蓟辽总督。为扫清进取中原的障碍，皇太极对宁锦防线采取长期围困的战略。即所谓“剪枝之术”，屯兵广宁，逼临宁锦门户，逐步夺取之。崇祯十四年（1641），清军围困锦州。洪承畴率大军来救，以宁远为基地，以守代战，将兵力摆在杏山、松山之间。结果双方爆发决战，明军被清军击溃，洪承畴率残部退守松山堡。援军难至，突围无望，洪承畴困守松山半年有余，粮食殆尽。副将夏成德暗通清军，开门献城。松山城破，明军文武官员多死节，主帅洪承畴被掳至沈阳后却变节降清。二十天后，当初从清军中逃归的锦州守将祖大寿再度率众出降。
塔山、杏山也相继落入清军之手，宁锦防线不复存在，整条关宁锦防线实际上已土崩瓦解。仅存的关宁锦防线南段“关宁防线”已无甚意义，更何况自辽西走廊退守山海关的明军主将乃是吴三桂。两年之后，便是闯王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自缢殉国，吴三桂经过复杂的利益权衡，选择了献关降清。清军入关，长驱南下，剧烈的“明清鼎革”再度令华夏为之一变。而发生这一切的，正是通过一条看似狭窄却关系国家安危的辽西走廊。
清朝废除了明朝在辽西地区的卫所建制，恢复了州县设置。先是察哈尔蒙古，康熙时又有大批满族旗人入居辽西走廊。在乾隆帝颁行“封禁令”、修筑“柳条边”之前，清朝还大力向辽西走廊移民垦殖，鼓励汉人向关外迁徙。筑边墙之后，由于关内旗人增多，土地不够分配，清廷又三次将边墙向外扩展，民间称“三展皇边”。随着“封禁令”逐渐废止，关内河北、山东等省的汉人更是大量涌进辽西，当地农、商、牧一派兴旺。
显而易见，辽西走廊呈现出多民族聚居和融合的地区样貌。正如有学者强调，辽西走廊不仅是连接中原与东北的交通要道，更是民族融合、文化交汇廊道，在中原和东北少数民族迁徙、交往交流交融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在辽西走廊这个大舞台上，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历史交织在一起，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壮丽篇章。无论是大明的坚守，还是大清的崛起，辽西走廊都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价值，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一般认为，碣石沧海、山岛洪波之间，便是辽西走廊。
按照《辞海》的定义：
“（辽西走廊）在河北省山海关和辽宁省锦州间，为辽西丘陵东南的沿海狭长平原地带。华北通往东北的交通要道，京沈铁路经此。”
也有学者认为，辽西走廊应该是一个更加宏观的区域人文地理学概念，遂将其定义为“分布于辽西地区的连接中原和东北两大地域的交通廊道”。
南临渤海，北靠松岭，又有大、小凌河等百余条河流纵横其间，辽西走廊的人类栖息史古老而漫长。东山嘴石筑祭坛和牛河梁女神庙，属于远古的红山文化。而自传中说从三皇五帝的时代起，辽西走廊便是多民族活动的共生地区。中国古代有“岳镇海渎”之说，《周礼·职方氏》载九州之镇山：“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巫闾。”辽西走廊上的医巫闾山与内地的会稽山、沂山、霍山共为“四镇”，同“五岳”并称。一般认为，“医巫闾”是用汉字记录的古代东胡民族语音，东胡又是今天蒙古族的先祖。今天的蒙古语和满语中，“医巫闾”皆有大山之意。
辽西走廊的西部，在上古时代曾是孤竹国。史载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便出身于此。周初孤竹衰微，召公奭（shì）分封至此，燕国随之而立。燕国与山戎、令支等北方游牧民族犬牙交错，战事不断。燕国一度不敌，告急于齐国。霸主齐桓公出兵相救，经苦战终于大破山戎，顺带攻灭早已从属于山戎的孤竹。不料，班师途中却因“春往冬返”而“迷惑失道”。身边的管仲此时说出了流传千年的名言：“老马之智可用也。”依靠几匹解开缰绳的老马在前面带路，齐军总算找到了回国的大道。少有人将“老马识途”的成语典故同辽西走廊联系在一起，但从中便可见彼时中原对北方地理了解之有限。中原通过辽西走廊与北方游牧、渔猎民族进行交流，往往伴随攻伐与战争，其后千年多是如此。
战国初期，燕国强盛，征伐东胡连连告捷。燕国将拓边所得疆土置为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和辽东诸郡，后两者包举辽西走廊。时至今日，黑山、北镇便属燕国的辽东郡地，其余地方属辽西郡地。燕国又沿燕山、松岭和医巫闾山北麓修筑了著名的燕长城，将辽西走廊全部置于长城之内。这里实行郡县制，竟早于中原。
秦代沿袭了辽东、辽西两郡和燕长城，多有人认为秦始皇巡视北方国土时临碣石、观沧海便是在辽西。秦末战乱，辽东、辽西自立。等到汉高祖刘邦平定卢绾，该地才恢复郡县。彼时中原战火遍野，汉人大量逃亡到两辽，于是当地人口激增，农耕技术大为发展，汉人的语言、风俗和文化渐成主流。据统计，汉代辽东、辽西两郡下辖三十二县，辽西走廊地区占四分之一。秦汉时期的辽西走廊，人口稠密，经济颇为繁荣。及至东汉初，东胡支系乌桓和鲜卑逐渐南下，进入辽西。东汉朝廷划出六县建立“辽东属国”，置属国都尉管理归附的乌桓人，其辖境大致为今天的大、小凌河中下游地区。再然后，便是汉末三郡乌桓起兵造反，蹋顿单于联合袁绍共抗曹操，最终曹操北征得胜而作《观沧海》。
从公孙度割据自立到司马懿率军征辽，再到慕容鲜卑的崛起与衰落，胡与汉、农与牧在辽西走廊难分难解。等到北魏攻占辽西，百姓皆随北燕天王冯跋投奔高句丽，当地一时出现地旷人稀的惨淡景象。而到隋唐时期，辽西真正成为中原政权与北方边疆联系的纽带。隋唐两代大举征伐高句丽，多以辽西走廊为补给基地。正如唐代沈佺期所吟“卢家少妇”的心中所思：
“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
所谓“白狼河”，即唐军驻扎的边塞重地大凌河。唐代辽西属营州柳城郡管辖，胡汉混杂的景象又如高适所吟：“虏酒千盅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于是等到安禄山起兵叛唐，这里又成为其坚实的根据地。
唐末之后，辽西皆有北方少数民族争雄逐鹿。辽国统治辽西达二百年，始建锦州城，而且将关内汉人俘户分散安置于辽西走廊，让这里真正成为肥沃的农业区。辽末动乱，金国取而代之，继之以蒙古挥鞭东进，一统华夏。其间有锦州豪绅张氏兄弟以“辽西王”之名自立，一度建立了三百年来辽西地区唯一的汉人政权。又有元朝蒙古宗王乃颜举兵造反，乃颜信奉基督教，其麾下军队的旗帜上皆绘有十字架。这既是民族的交融，又是宗教和文化在辽西走廊的激荡交会。最终，经过元末中路红巾军北伐的涤荡，洪武元年（1368）常玉春进兵辽西，历经三百年的大明朝就此开启。
明朝在辽西废除州县，建立军政合一的卫所，屯兵垦田，并修筑边墙。为抵御北方的蒙古骑兵袭扰，自明太祖朱元璋始，明朝修筑了东起山海关、西抵嘉峪关的万里长城，分置九边。而后的明朝历代皇帝犹嫌不足，遂再筑边墙，确保辽东地区安全。明朝允许各族百姓在边墙附近的指定区域进行贸易活动，此即“互市”。而最终清军就是跨过这道“辽东边墙”，由山海关入关南下。
更重要的是，辽西走廊被置于“辽东边墙”之内。直到此时，交通意义上的辽西走廊才算最终形成。由明代至今所指的辽西走廊，即从内地出山海关后，沿海而行，过绥中，越兴城，走葫芦岛，穿锦州，由医巫闾山南麓达辽河之滨，进而通向辽东地区。其实，河北与辽宁交界处的山海卫设立于洪武十四年（1381），其关城即山海关。此后，山海关以东有“关外”“关东”之称。千年之前中原人去往辽东，走的则是一条北上蓟城（今北京地区）、东穿卢龙塞（今河北省卢龙县东北）然后再分岔路（或沿滦河上溯或出榆关抵碣石）回绕曲折到辽东的“辽西故道”。从谋划刺秦的燕太子丹逃避秦将追杀而始，曹操伐乌桓、司马懿东征、慕容鲜卑入中原及至隋唐两代征伐高句丽，皆是走的这条辽西故道。这条路离海岸较远，要穿过山地丘陵，行走殊为不易。
这条路的距离虽近，路宽却只有数尺，两旁都是大山乱石，高峻而不能越。夏秋两季，道路经常被雨水淹没，水深使车马不能通过，水浅又不能载起舟船。而且沿途人烟稀少，不设州县。当年隋文帝杨坚率大军征伐高句丽，刚出榆关便遇山洪暴发，下泻流海，大军给养中断，只得退兵。宋代辽西为辽国所据，辽人往来东西仍走此故道。明代辽西古道常遭蒙古骑兵袭扰而不能畅通，迫使明廷从沿海另辟蹊径。明代在辽西设九卫所，其中最晚设置的宁远卫修有卫城，将辽西各卫所连成一线。为军事联络和物资转运，各卫所间还建有许多驿站。卫所驿站形成线路体系，一条傍海通路这才成为名副其实的辽西走廊。
辽西走廊的存在，使得明朝能够有效控制和管理辽阔的东北疆域。然而，这也意味着一旦辽西走廊受到威胁，明朝的安全就会受到直接挑战。元朝残余势力不断南下袭扰，鞑靼、瓦剌等部崛起后更是百余年内数十次侵入辽西。正因为如此，明代辽东守将李成梁才一直为人所称道。李成梁镇守辽东期间率领边军作战先后十次得奏大捷，号称明代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前所未有。李成梁积功封宁远伯，七十六岁之后由于边事紧急，再度出任总兵官，蒙古骑兵不敢南下牧马，辽西走廊得以太平无虞。李成梁其人固然居功自傲，贵极骄横，甚至杀良冒功，为时论所谴责，但其最为争议之处，是在一力遏制东胡后裔建州女真的同时，又一手扶持起了明朝的掘墓人——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不甘于为明朝世守边陲，他自立为汗，创设八旗，统一女真，万历四十四年（1616）登基称帝，国号大金。后金兴起后立即向外扩展势力，威胁明朝东北边防。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萨尔浒之战震惊朝野，讨伐后金的明军遭遇惨败，丧师近五万。努尔哈赤自此突破明朝的辽东防线，两年后攻占沈阳，继而突击广宁城，迫使明军一再溃退。作为明朝辽东总兵府驻地的广宁卫失陷，李成梁三十年功业成空。明朝一度放弃辽西走廊上全部据点，将溃兵难民撤入山海关，尽失关外。幸而后金尚需巩固辽东，无力直接进逼山海关，只是拆除了辽西走廊上明军全部堡垒，迁走全部未及撤入关内的汉人百姓，辽西走廊一时成真空地带。
明廷稍稳心神，诛杀丧师失地的辽东经略熊廷弼、巡抚王化贞，代之以王在晋为经略。王在晋却只能哀叹，广宁失陷意味着“捐弃全辽，全局无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他的方案是彻底放弃辽西走廊，退守山海关，仅强化山海关防御。这一方案遭到兵部尚书孙承宗、兵备佥事袁崇焕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深知辽西走廊的战略地位，强调此乃明朝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所以，必须全力坚守辽西走廊，重建辽西走廊上的一系列堡垒，强化纵深防御。
袁崇焕受命监管关外军务，到任后整修宁远城作为辽西走廊防务的根据地，然后亲自巡察广宁军情，恢复了锦州、大凌河、松山堡等地城防，逐渐打造出日后名闻天下的“宁锦防线”。其间孙承宗遭罢官去职，袁崇焕仍不改其志。天启五年（1625）二月，努尔哈赤率十三万大军渡过辽河，杀向锦州、宁远，宁远之战由此爆发。明军的红夷大炮居反复猛轰攻城的后金军，造成巨大伤亡。五月，后金军转而围攻锦州，又遭红夷大炮大量杀伤。相持二十余日，后金军见破城无望，只得退兵。此战中，努尔哈赤也被炮火击伤，退回沈阳不久即去世。
第二年，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清，亲率大军进攻宁锦防线。清军渡大凌河围攻锦州，无法破城转而攻打宁远。明军又在城头密排巨炮，猛烈轰击。清军再度死伤惨重，仓皇退却。这便是著名的“宁锦大捷”。此番大捷让大明朝野上下士气振奋，袁崇焕因功晋蓟辽总督，加兵部尚书衔。袁崇焕主持的宁锦防线，成为大明朝维系关外局面乃至国家存续的希望。这条防线拱卫山海关，为辽西走廊提供战略纵深，使山海关有足够的预警、缓冲和回旋余地，山海关、宁远、锦州之间形成了“节节相顶”、相互支撑的防御体系，即所谓“关宁锦防线”。
皇太极面对宁锦防线无计可施，索采取迂回战略。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亲率清军绕过宁远、锦州一线，沿大凌河谷进入河北，直逼北京城。此番清军放弃了辽西走廊，走的正是“辽西故道”。
情急之际，袁崇焕自宁锦回师北京。清军随之退去，接下来便是崇祯帝冤杀袁督师的千古悬案。袁崇焕遭诬杀后，崇祯帝二度启用孙承宗，镇守山海关。孙承宗出关东巡，重整防务，修筑大凌河城作为防守山海关的前哨。皇太极率大军围攻大凌河城，孙承宗的援军解围失利。弹尽粮绝之下，大凌河城守将祖大寿献城降清。孙承宗因此败而革职还乡，祖大寿则寻机逃归锦州。
崇祯十二年（1639），刚刚成功剿灭农民军的兵部尚书洪承畴出任蓟辽总督。为扫清进取中原的障碍，皇太极对宁锦防线采取长期围困的战略。即所谓“剪枝之术”，屯兵广宁，逼临宁锦门户，逐步夺取之。崇祯十四年（1641），清军围困锦州。洪承畴率大军来救，以宁远为基地，以守代战，将兵力摆在杏山、松山之间。结果双方爆发决战，明军被清军击溃，洪承畴率残部退守松山堡。援军难至，突围无望，洪承畴困守松山半年有余，粮食殆尽。副将夏成德暗通清军，开门献城。松山城破，明军文武官员多死节，主帅洪承畴被掳至沈阳后却变节降清。二十天后，当初从清军中逃归的锦州守将祖大寿再度率众出降。
塔山、杏山也相继落入清军之手，宁锦防线不复存在，整条关宁锦防线实际上已土崩瓦解。仅存的关宁锦防线南段“关宁防线”已无甚意义，更何况自辽西走廊退守山海关的明军主将乃是吴三桂。两年之后，便是闯王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自缢殉国，吴三桂经过复杂的利益权衡，选择了献关降清。清军入关，长驱南下，剧烈的“明清鼎革”再度令华夏为之一变。而发生这一切的，正是通过一条看似狭窄却关系国家安危的辽西走廊。
清朝废除了明朝在辽西地区的卫所建制，恢复了州县设置。先是察哈尔蒙古，康熙时又有大批满族旗人入居辽西走廊。在乾隆帝颁行“封禁令”、修筑“柳条边”之前，清朝还大力向辽西走廊移民垦殖，鼓励汉人向关外迁徙。筑边墙之后，由于关内旗人增多，土地不够分配，清廷又三次将边墙向外扩展，民间称“三展皇边”。随着“封禁令”逐渐废止，关内河北、山东等省的汉人更是大量涌进辽西，当地农、商、牧一派兴旺。
显而易见，辽西走廊呈现出多民族聚居和融合的地区样貌。正如有学者强调，辽西走廊不仅是连接中原与东北的交通要道，更是民族融合、文化交汇廊道，在中原和东北少数民族迁徙、交往交流交融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在辽西走廊这个大舞台上，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历史交织在一起，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壮丽篇章。无论是大明的坚守，还是大清的崛起，辽西走廊都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价值，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