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景泰八年（1457）正月壬午，大明王朝的京师重臣们与往常一样入宫上朝，但是，他们见到的皇帝，并非原先的景泰皇帝朱祁钰，而是原先被软禁在南宫的太上皇朱祁镇。在一片愕然中，朝廷重臣于谦、王文被执下狱。群臣不知，就在前一晚，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趁朱祁钰病重，不能临朝，发动政变，率军拥立被软禁在南宫中的太上皇朱祁镇复辟，是为明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朱祁镇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由“太上皇”复辟成功的皇帝。
朱祁镇复辟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迅速捕杀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大功的于谦。于谦在土木堡之变朱祁镇被俘之后，力挽狂澜，率领明军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对明王朝堪称有再造之功，且为人正直，却被朱祁镇以谋逆罪处死，天下人都知道于谦是冤枉的，可为什么朱祁镇一定要杀死于谦呢？
首先就是出于政治清算的考虑。尽管朱祁镇曾经是皇帝，但是土木堡之变后，其沦为瓦剌俘虏，“丧权辱国”，大明王朝几乎因其而覆灭。其回到北京后则被软禁在南宫之中长达七年，夺门之变名不正言不顺，要想巩固权力，必然要对景泰朝重臣进行清算，以此消除前朝影响力，稳固自己的统治。夺门之变后，除了兵部尚书于谦、大学士王文被立刻下狱，后被处死外。景泰朝的重臣或杀或贬，纷纷远离中枢。在于谦、王文下狱之后，内阁中的陈循、萧镃、商辂，六部中的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尚书江渊、吏部侍郎项文曜、兵部侍郎王伟也相继下狱，同时，还有被视为于谦、王文同党的蒋琳、古镛、丁澄、殷谦、张敏、栾恽、宋琰、陈贽等人，俱在石亨等人的问罪名单中。而感知“变天”的吏部尚书王直、王翱（王直年迈，王翱主持吏部事务，时吏部有两名尚书）礼部尚书胡濙（yíng），左都御史萧维祯等人纷纷上疏请辞。
在上述问罪的名单中，真正问罪的并不多。经历一系列磨难的朱祁镇，政治手腕已经成熟许多，面对石亨等人的下狱名单，其并未全部遵从。如《明英宗实录》言：
“朕初复位，首恶已就擒，余姑置之以定人心。”
最终的结果是，陈循、江渊、俞士悦、项文曜被判充铁岭卫军，萧镃、商辂、王伟、古镛、丁澄被贬黜为平民。其余景泰重臣则是较为体面地离开了朝廷，远离了政治中心。朱祁镇虽然清算了景泰朝的核心重臣，但是对于大多数人其实并未赶尽杀绝。在上述大臣中，真正被诛杀的只有于谦、王文，同时还有景泰时期的亲信宦官王诚、舒良、张永、王勤，其中，朱祁镇把于谦列为“首恶”。这是为何呢？
如果光看《明史·于谦传》的记载，很容易有于谦是景泰朝“第一重臣”的印象：
“帝知谦深，所论奏无不从者。尝遣使往真定、河间采野菜，直沽造干鱼，谦一言即止。用一人，必密访谦。谦据实对，无所隐，不避嫌怨。由是诸不任职者皆怨，而用弗如谦者，亦往往嫉之。比寇初退，都御史罗通即劾谦上功簿不实。御史顾躭言谦太专，请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谦据祖制折之，户部尚书金濂亦疏争，而言者捃摭不已。诸御史以深文弹劾者屡矣，赖景帝破众议用之，得以尽所设施。”
如果《明史》所言为真，那么朱祁镇捕杀于谦，似乎就很合乎“杀一儆百”的逻辑了。然而，于谦权势果真如此之大吗？
从《明实录》《水东日记》等文献看，并非如此。于谦在北京保卫战前由兵部侍郎升任兵部尚书，到景泰八年（1457）正月，依然是兵部尚书，且未入阁。而即使是兵部诸多事宜，朱祁钰也并未完全听从于谦的意见。如景泰元年（1450）四月，于谦上疏裁撤各地镇守太监，此事《水东日记》的作者叶盛为亲历者，据《水东日记》言：
“一日，兵部尚书于公谦谓盛言：‘中官事言之有名矣。近南京周叙学士言事中及之，外人来言更便也。’未几，兵部因他奏‘官多民扰’中略及，‘乞将各处公差，内外官员，量取回京。’有旨，内官不动。”
可见此事朱祁钰就没有遵从于谦的建议。而所谓“用一人，必密访谦”同样夸大了于谦在景泰一朝人事任免的权力。实际上，哪怕在兵部的人事任用上，于谦也是多有掣肘。
那么，为何要将于谦列为“首恶”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要弄清楚夺门之变的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诛杀大臣的逻辑是什么？尽管我们知道，无论是于谦还是王文，都是被冤杀的。但是为何要以“更立东宫、迎立襄王”作为谋反的罪名？究其原因，正是景泰八年（1457）正月的立储风波。
这年正月上旬，朱祁钰身体已然不好，而其亲子朱见济早亡，太子迟迟未立。因此群臣在拥立继任者方面分为三派。
第一派就是复立废太子朱祁镇之子朱见深，王直、胡濙、于谦都是此派；第二派则为迎立太上皇复位，石亨等人虽不敢言明，但早已暗中联络，这两派对于朱祁镇都是利好的；但是第三派，则对朱祁镇一系的皇位造成了严重的威胁，那就是迎立襄王世子。根据杨瑄《复辟录》的记载，王文、陈循、萧镃三人为迎立襄王世子派的核心人物，究其原因，无非是揣测朱祁钰的心意，也可使得自己有拥立之功，但即使如此，这也仅仅是一个提议，并没有付诸实践，所以王文在下狱后连呼冤枉。但是朱祁钰对三派都持否定的态度，坚持自己只是偶感风寒，没有定下继任者。因此，等到夺门之变骤然发生，在朱祁镇眼里，迎立襄王世子的诸臣自然是恶人。这也是王文被诛杀的原因。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得知于谦并不是迎立襄王世子派的首要人物，即使出于政治清算的考虑，也不应该处死。那么，为什么石亨一党敢于将这个罪名安在于谦身上，而朱祁镇在不加详查的情况下就将于谦杀死呢？
这是因为朱祁镇对于谦也有着极重的成见。首先就是朱祁镇“北狩回銮”之事。土木堡之战后，朱祁镇丧师被俘，也先本以为“奇货可居”，却不想明廷迅速立朱祁钰为帝，“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此举功在大明社稷，但对于朱祁镇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之后，朱祁镇又被也先挟持至北京，作为“和谈”的筹码。但在于谦的主持下，明廷拒不媾和，在北京城下痛击瓦剌军。北京保卫战结束后，也先还不死心，景泰元年（1450）三月，也先一边调集重兵进攻万全，一面又派人前往大同，希望明廷遣使“媾和”。但是于谦看出了这只是瓦剌的缓兵之计：
“前遣指挥季铎、岳谦往，而也先随入寇。继遣通政王复、少卿赵荣，不见上皇而还。和不足恃，明矣。况我与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敝，不从则生变，势亦不得和。贵为介胄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敌忾，法当诛。”
此后，明军边将才放弃了媾和的幻想，坚持与瓦剌军对战。到了景泰元年（1450）八月，无利可图的也先派出多批使者，希望归还“太上皇”。面对意图阻止的朱祁钰，正是于谦的“天位已定，宁复有他”打消了景泰帝的疑虑，迎回了朱祁镇。从事后来看，于谦无疑是朱祁镇得以平安归来的头号功臣。但在朱祁镇看来，却未必是这么一回事。首先，于谦在景泰帝上位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其对瓦剌的强硬态度，在朱祁镇看来，也是自己回归北京的最大阻碍。从意气风发的万乘之尊到阶下囚，对于年轻的皇帝来说是巨大的煎熬，瓦剌明明早就说只要满足了他们的需求，就肯放自己回去，偏偏就是这个于谦，不肯讲和，才使得自己一直“北狩”。《明史·于谦传》就直言：
“（于谦）始终不主和议，虽上皇实以是得还，不快也。”
可见，朱祁镇对于谦的恨意，自北狩归来就一直存在，加上之后被软禁于南宫，心中对于谦的怨气恐怕是有增无减。
除了在“北狩回銮”一事，于谦在景泰帝更换太子一事上的表现，或也令朱祁镇不快。景泰三年（1452）五月，朱祁钰废除朱祁镇之子朱见深的太子之位，改封其为沂（yí）王，而立自己的亲生儿子朱见济为太子。在景泰帝即位之时，孙太后即立朱祁镇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于谦亦为人证。然而朱祁钰即位第三年，即谋求废除朱见深，于理有亏，于谦也无力阻止，同意此事，事后虽然再三推辞赏赐，但在朱祁镇看来，此事于谦也脱不了干系。朱祁镇对弟弟更换太子一事，是极为不满的，在朱祁钰废立太子一事中，比群臣多受赏赐的陈循、高谷、江渊、王一宁、萧镃、商辂六人中，除了王一宁已经亡故，高谷因在回銮和南宫之事上有功于朱祁镇而未被处罚外，陈循被廷杖一百，贬戍铁岭卫；江渊被贬辽东铁岭，不久去世；萧镃、商辂均革职为民。相比之下，其他所谓于谦的“同党”，大多得到了宽宥。此事既是朱祁镇对朱祁钰旧臣的清算，也是对他们在易储风波中表现的惩罚。而作为拥立朱祁钰，与孙太后有皇太子之约的重臣于谦，在易储风波中签名同意更换太子，在朱祁镇眼中怕是还要罪加一等。
《无款楷书朱祁镇谕都纲锁南坚参勅横》。来源/故宫博物院
而就个人因素而言，除了私怨，英宗朱祁镇除去于谦原因，就是自己在土木堡的失败罪过太大，而于谦在北京保卫战的功劳太高，于谦的存在就是时时提醒自己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土木堡一战，明军溃败，死伤无数，朱祁镇被俘，明军死伤数十万，张辅、王佐、邝野以及一大批文臣武将都葬送在土木堡。而随军的八十万兵器以及无数盔甲、军资，除了十万件火器外，大都被瓦剌军所得。此消彼长之下，瓦剌军力大盛。也先甚至因此动了夺回元大都的念头，幸亏于谦挽救大明社稷于危难之中，赢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否则明代很有可能步北宋的后尘。从朱祁镇的角度来看，于谦活着，自己如何保留帝王的无上尊严？因此借机将其除去，也未尝不可。
如果说政治清算和个人恩怨两个因素是朱祁镇杀死于谦的“内因”，那么最后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外因”：石亨、徐有贞等复辟功臣，一定要杀死于谦。
石亨、徐有贞发动夺门之变，本身就是一场基于自身利益的投机行为。而这份功劳也势必要由自己人独享。在石亨、徐有贞看来，倘若不尽早杀死于谦，而是将于谦流放或者贬为平民，待朱祁镇坐稳皇位，了解了当日北京保卫战和于谦拥戴朱见深的详细情况，朱祁镇或许会回心转意，再次重用于谦。况且，朱祁镇的亲生母亲孙太后尚且在世，其了解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的功劳，如果她来劝说朱祁镇，朱祁镇或许也会留于谦一命。如《明史·于谦传》中所言：
“皇太后初不知谦死，比闻，嗟悼累日。英宗亦悔之。”
因此，只有将于谦借朱祁镇之手尽快诛杀，才能保住自己的权位，让朱祁镇重用己方。而于谦绝对不会成为“己方”。
于谦与徐有贞的恩怨简单明了，徐有贞原名徐珵，在土木堡之变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其以“天象”为理由，宣扬迁都，遭到于谦的怒斥，北京保卫战胜利后，徐珵因为南迁之议被群臣耻笑，后通过于谦门生向于谦求取国子祭酒之职。于谦虽然推荐，但被朱祁钰驳回。后来徐珵在陈循的建议下，改名徐有贞，才得以重新出仕。（或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何陈循作为景泰八年的当朝首辅，迎立襄王世子的主谋，在夺门之变即使被御史告为谋逆，要求“明正典刑”，却得以逃过一劫的原因）。早在景泰初年，徐有贞已对于谦“切齿”。
石亨原本是于谦在北京保卫战时的战友，但是其心胸狭隘，在北京保卫战结束后，石亨因功劳得以封侯，石亨知道自己功劳不如于谦，却赏赐重于于谦，因此上疏举荐于谦的儿子于冕。但是于谦性格刚直，面对石亨的示好，不仅不领情，反而说：
“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臣于军功，力杜侥幸，绝不敢以子滥功。”
让石亨无地自容。这并非于谦刻意贬低石亨，而是其性格使然，《明史》记载：
“谦性故刚，遇事有不如意，辄拊膺叹曰：‘此一腔热血，意洒何地！’视诸选耎大臣、勋旧贵戚意颇轻之，愤者益众。”
此外，在夺门之变中立有大功的张軏（yuè）（张玉之弟），也曾被于谦弹劾，再加上宦官势力的代表曹吉祥也素来憎恨于谦，复辟集团可谓都是于谦的敌对方，自然无人出来保于谦性命，只有除之而后快。
如果还要加一个原因，就是运气。在夺门之变前一日，于谦等人已经拟好了劝朱祁钰复立朱见深为太子的奏疏，却因天色已晚而没有上呈，只要夺门之变晚一天发生，于谦也许就不至于丢掉性命……
朱祁镇复辟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迅速捕杀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大功的于谦。于谦在土木堡之变朱祁镇被俘之后，力挽狂澜，率领明军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对明王朝堪称有再造之功，且为人正直，却被朱祁镇以谋逆罪处死，天下人都知道于谦是冤枉的，可为什么朱祁镇一定要杀死于谦呢？
首先就是出于政治清算的考虑。尽管朱祁镇曾经是皇帝，但是土木堡之变后，其沦为瓦剌俘虏，“丧权辱国”，大明王朝几乎因其而覆灭。其回到北京后则被软禁在南宫之中长达七年，夺门之变名不正言不顺，要想巩固权力，必然要对景泰朝重臣进行清算，以此消除前朝影响力，稳固自己的统治。夺门之变后，除了兵部尚书于谦、大学士王文被立刻下狱，后被处死外。景泰朝的重臣或杀或贬，纷纷远离中枢。在于谦、王文下狱之后，内阁中的陈循、萧镃、商辂，六部中的刑部尚书俞士悦、工部尚书江渊、吏部侍郎项文曜、兵部侍郎王伟也相继下狱，同时，还有被视为于谦、王文同党的蒋琳、古镛、丁澄、殷谦、张敏、栾恽、宋琰、陈贽等人，俱在石亨等人的问罪名单中。而感知“变天”的吏部尚书王直、王翱（王直年迈，王翱主持吏部事务，时吏部有两名尚书）礼部尚书胡濙（yíng），左都御史萧维祯等人纷纷上疏请辞。
在上述问罪的名单中，真正问罪的并不多。经历一系列磨难的朱祁镇，政治手腕已经成熟许多，面对石亨等人的下狱名单，其并未全部遵从。如《明英宗实录》言：
“朕初复位，首恶已就擒，余姑置之以定人心。”
最终的结果是，陈循、江渊、俞士悦、项文曜被判充铁岭卫军，萧镃、商辂、王伟、古镛、丁澄被贬黜为平民。其余景泰重臣则是较为体面地离开了朝廷，远离了政治中心。朱祁镇虽然清算了景泰朝的核心重臣，但是对于大多数人其实并未赶尽杀绝。在上述大臣中，真正被诛杀的只有于谦、王文，同时还有景泰时期的亲信宦官王诚、舒良、张永、王勤，其中，朱祁镇把于谦列为“首恶”。这是为何呢？
如果光看《明史·于谦传》的记载，很容易有于谦是景泰朝“第一重臣”的印象：
“帝知谦深，所论奏无不从者。尝遣使往真定、河间采野菜，直沽造干鱼，谦一言即止。用一人，必密访谦。谦据实对，无所隐，不避嫌怨。由是诸不任职者皆怨，而用弗如谦者，亦往往嫉之。比寇初退，都御史罗通即劾谦上功簿不实。御史顾躭言谦太专，请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谦据祖制折之，户部尚书金濂亦疏争，而言者捃摭不已。诸御史以深文弹劾者屡矣，赖景帝破众议用之，得以尽所设施。”
如果《明史》所言为真，那么朱祁镇捕杀于谦，似乎就很合乎“杀一儆百”的逻辑了。然而，于谦权势果真如此之大吗？
从《明实录》《水东日记》等文献看，并非如此。于谦在北京保卫战前由兵部侍郎升任兵部尚书，到景泰八年（1457）正月，依然是兵部尚书，且未入阁。而即使是兵部诸多事宜，朱祁钰也并未完全听从于谦的意见。如景泰元年（1450）四月，于谦上疏裁撤各地镇守太监，此事《水东日记》的作者叶盛为亲历者，据《水东日记》言：
“一日，兵部尚书于公谦谓盛言：‘中官事言之有名矣。近南京周叙学士言事中及之，外人来言更便也。’未几，兵部因他奏‘官多民扰’中略及，‘乞将各处公差，内外官员，量取回京。’有旨，内官不动。”
可见此事朱祁钰就没有遵从于谦的建议。而所谓“用一人，必密访谦”同样夸大了于谦在景泰一朝人事任免的权力。实际上，哪怕在兵部的人事任用上，于谦也是多有掣肘。
那么，为何要将于谦列为“首恶”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要弄清楚夺门之变的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诛杀大臣的逻辑是什么？尽管我们知道，无论是于谦还是王文，都是被冤杀的。但是为何要以“更立东宫、迎立襄王”作为谋反的罪名？究其原因，正是景泰八年（1457）正月的立储风波。
这年正月上旬，朱祁钰身体已然不好，而其亲子朱见济早亡，太子迟迟未立。因此群臣在拥立继任者方面分为三派。
第一派就是复立废太子朱祁镇之子朱见深，王直、胡濙、于谦都是此派；第二派则为迎立太上皇复位，石亨等人虽不敢言明，但早已暗中联络，这两派对于朱祁镇都是利好的；但是第三派，则对朱祁镇一系的皇位造成了严重的威胁，那就是迎立襄王世子。根据杨瑄《复辟录》的记载，王文、陈循、萧镃三人为迎立襄王世子派的核心人物，究其原因，无非是揣测朱祁钰的心意，也可使得自己有拥立之功，但即使如此，这也仅仅是一个提议，并没有付诸实践，所以王文在下狱后连呼冤枉。但是朱祁钰对三派都持否定的态度，坚持自己只是偶感风寒，没有定下继任者。因此，等到夺门之变骤然发生，在朱祁镇眼里，迎立襄王世子的诸臣自然是恶人。这也是王文被诛杀的原因。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得知于谦并不是迎立襄王世子派的首要人物，即使出于政治清算的考虑，也不应该处死。那么，为什么石亨一党敢于将这个罪名安在于谦身上，而朱祁镇在不加详查的情况下就将于谦杀死呢？
这是因为朱祁镇对于谦也有着极重的成见。首先就是朱祁镇“北狩回銮”之事。土木堡之战后，朱祁镇丧师被俘，也先本以为“奇货可居”，却不想明廷迅速立朱祁钰为帝，“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此举功在大明社稷，但对于朱祁镇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之后，朱祁镇又被也先挟持至北京，作为“和谈”的筹码。但在于谦的主持下，明廷拒不媾和，在北京城下痛击瓦剌军。北京保卫战结束后，也先还不死心，景泰元年（1450）三月，也先一边调集重兵进攻万全，一面又派人前往大同，希望明廷遣使“媾和”。但是于谦看出了这只是瓦剌的缓兵之计：
“前遣指挥季铎、岳谦往，而也先随入寇。继遣通政王复、少卿赵荣，不见上皇而还。和不足恃，明矣。况我与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敝，不从则生变，势亦不得和。贵为介胄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敌忾，法当诛。”
此后，明军边将才放弃了媾和的幻想，坚持与瓦剌军对战。到了景泰元年（1450）八月，无利可图的也先派出多批使者，希望归还“太上皇”。面对意图阻止的朱祁钰，正是于谦的“天位已定，宁复有他”打消了景泰帝的疑虑，迎回了朱祁镇。从事后来看，于谦无疑是朱祁镇得以平安归来的头号功臣。但在朱祁镇看来，却未必是这么一回事。首先，于谦在景泰帝上位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其对瓦剌的强硬态度，在朱祁镇看来，也是自己回归北京的最大阻碍。从意气风发的万乘之尊到阶下囚，对于年轻的皇帝来说是巨大的煎熬，瓦剌明明早就说只要满足了他们的需求，就肯放自己回去，偏偏就是这个于谦，不肯讲和，才使得自己一直“北狩”。《明史·于谦传》就直言：
“（于谦）始终不主和议，虽上皇实以是得还，不快也。”
可见，朱祁镇对于谦的恨意，自北狩归来就一直存在，加上之后被软禁于南宫，心中对于谦的怨气恐怕是有增无减。
除了在“北狩回銮”一事，于谦在景泰帝更换太子一事上的表现，或也令朱祁镇不快。景泰三年（1452）五月，朱祁钰废除朱祁镇之子朱见深的太子之位，改封其为沂（yí）王，而立自己的亲生儿子朱见济为太子。在景泰帝即位之时，孙太后即立朱祁镇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于谦亦为人证。然而朱祁钰即位第三年，即谋求废除朱见深，于理有亏，于谦也无力阻止，同意此事，事后虽然再三推辞赏赐，但在朱祁镇看来，此事于谦也脱不了干系。朱祁镇对弟弟更换太子一事，是极为不满的，在朱祁钰废立太子一事中，比群臣多受赏赐的陈循、高谷、江渊、王一宁、萧镃、商辂六人中，除了王一宁已经亡故，高谷因在回銮和南宫之事上有功于朱祁镇而未被处罚外，陈循被廷杖一百，贬戍铁岭卫；江渊被贬辽东铁岭，不久去世；萧镃、商辂均革职为民。相比之下，其他所谓于谦的“同党”，大多得到了宽宥。此事既是朱祁镇对朱祁钰旧臣的清算，也是对他们在易储风波中表现的惩罚。而作为拥立朱祁钰，与孙太后有皇太子之约的重臣于谦，在易储风波中签名同意更换太子，在朱祁镇眼中怕是还要罪加一等。
《无款楷书朱祁镇谕都纲锁南坚参勅横》。来源/故宫博物院
而就个人因素而言，除了私怨，英宗朱祁镇除去于谦原因，就是自己在土木堡的失败罪过太大，而于谦在北京保卫战的功劳太高，于谦的存在就是时时提醒自己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土木堡一战，明军溃败，死伤无数，朱祁镇被俘，明军死伤数十万，张辅、王佐、邝野以及一大批文臣武将都葬送在土木堡。而随军的八十万兵器以及无数盔甲、军资，除了十万件火器外，大都被瓦剌军所得。此消彼长之下，瓦剌军力大盛。也先甚至因此动了夺回元大都的念头，幸亏于谦挽救大明社稷于危难之中，赢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否则明代很有可能步北宋的后尘。从朱祁镇的角度来看，于谦活着，自己如何保留帝王的无上尊严？因此借机将其除去，也未尝不可。
如果说政治清算和个人恩怨两个因素是朱祁镇杀死于谦的“内因”，那么最后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外因”：石亨、徐有贞等复辟功臣，一定要杀死于谦。
石亨、徐有贞发动夺门之变，本身就是一场基于自身利益的投机行为。而这份功劳也势必要由自己人独享。在石亨、徐有贞看来，倘若不尽早杀死于谦，而是将于谦流放或者贬为平民，待朱祁镇坐稳皇位，了解了当日北京保卫战和于谦拥戴朱见深的详细情况，朱祁镇或许会回心转意，再次重用于谦。况且，朱祁镇的亲生母亲孙太后尚且在世，其了解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的功劳，如果她来劝说朱祁镇，朱祁镇或许也会留于谦一命。如《明史·于谦传》中所言：
“皇太后初不知谦死，比闻，嗟悼累日。英宗亦悔之。”
因此，只有将于谦借朱祁镇之手尽快诛杀，才能保住自己的权位，让朱祁镇重用己方。而于谦绝对不会成为“己方”。
于谦与徐有贞的恩怨简单明了，徐有贞原名徐珵，在土木堡之变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其以“天象”为理由，宣扬迁都，遭到于谦的怒斥，北京保卫战胜利后，徐珵因为南迁之议被群臣耻笑，后通过于谦门生向于谦求取国子祭酒之职。于谦虽然推荐，但被朱祁钰驳回。后来徐珵在陈循的建议下，改名徐有贞，才得以重新出仕。（或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何陈循作为景泰八年的当朝首辅，迎立襄王世子的主谋，在夺门之变即使被御史告为谋逆，要求“明正典刑”，却得以逃过一劫的原因）。早在景泰初年，徐有贞已对于谦“切齿”。
石亨原本是于谦在北京保卫战时的战友，但是其心胸狭隘，在北京保卫战结束后，石亨因功劳得以封侯，石亨知道自己功劳不如于谦，却赏赐重于于谦，因此上疏举荐于谦的儿子于冕。但是于谦性格刚直，面对石亨的示好，不仅不领情，反而说：
“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臣于军功，力杜侥幸，绝不敢以子滥功。”
让石亨无地自容。这并非于谦刻意贬低石亨，而是其性格使然，《明史》记载：
“谦性故刚，遇事有不如意，辄拊膺叹曰：‘此一腔热血，意洒何地！’视诸选耎大臣、勋旧贵戚意颇轻之，愤者益众。”
此外，在夺门之变中立有大功的张軏（yuè）（张玉之弟），也曾被于谦弹劾，再加上宦官势力的代表曹吉祥也素来憎恨于谦，复辟集团可谓都是于谦的敌对方，自然无人出来保于谦性命，只有除之而后快。
如果还要加一个原因，就是运气。在夺门之变前一日，于谦等人已经拟好了劝朱祁钰复立朱见深为太子的奏疏，却因天色已晚而没有上呈，只要夺门之变晚一天发生，于谦也许就不至于丢掉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