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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史纲(第五版)》https://www.bookschina.com/30677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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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乾祐元年（公元948年）二月，郭威等人遵照遗诏，迎立年仅十八岁的周王刘承祐为新君。刘承祐为人顺从，深知父亲临终前最大的心愿便是除去杜重威这一心腹大患。于是，他果断下令，将杜重威及其家族成员一并逮捕，并处以极刑。
杜重威的死讯传开后，百姓们纷纷拍手称快，认为这是他罪有应得。更有甚者，在杜重威被处决后，愤怒的民众竟冲上前去，割取他的肉块，当场吞食，以此宣泄多年来对这位昔日权臣的愤恨。
刘承祐继位后，依照惯例，对文武百官进行了封赏。尽管“一朝天子一朝臣”，但刘承祐初登大宝，尚未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班底，因此并未急于对老臣们进行大规模调整。这些老臣们多是朝廷中的资深人物，势力盘根错节，若贸然触怒他们，恐引发更大的动荡。因此，刘承祐选择暂时维持现状，稳住朝局，逐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
在刘知远留下的旧臣中，四位核心人物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杨邠被尊为“内部总理”，史弘肇担任“首都卫戍司令”，郭威则是“国防部长”，而王章负责“财政”。尽管刘承祐名义上是皇帝，但他年少无知，国家大事实际上由这四位大臣掌控。
至于备受尊敬的太师冯道，在后汉王朝中更多地被视为一种象征性的存在，犹如一件精美的装饰品。冯道对政务早已失去了兴趣，认为这个时代太过动荡，宁愿在家养鸟修身养性，毕竟他已年迈，无意再卷入复杂的政事之中。
杨邠和史弘肇是刘知远的亲信，对刘家的忠诚无可置疑，但他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贪财。凭借他们现在的地位，一旦起了贪念，便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权钱交易。
例如，曾经投降契丹的原凤翔节度使侯益，因与继任者王景崇关系不和，便重金贿赂杨邠和史弘肇，请求他们在皇帝面前诋毁王景崇，甚至希望借机除掉他。王景崇在京中有自己的耳目，得知此事后懊悔不已，后悔当初在交接时未能果断处置侯益。
五代时期虽然仅存续了短短五十三年，但其间的混乱局面堪称“触目惊心”。中央权威的式微使得地方军阀虽名义上仍隶属于朝廷，但实际上各自为政，真正听从中央指挥的寥寥无几。
正如宋代军事评论家何去非所言：
后汉隐帝刘承祐即位未久，便接连收到前线告急的消息。护国节度使李守贞在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自立为秦王，公然反叛，并迅速攻陷了潼关。
后汉陕州兵马都监王玉虽在潼关击败李守贞，夺回要塞，但不久后又传来另一则噩耗：永兴军（今陕西西安）牙将赵思绾也趁机占据了长安城，并接受了李守贞的“伪职”。
赵思绾此人本是寻常将领，当时像他这样的官员数不胜数，但他却有一个令人发指的恶习——生吃人肝，声称此举能延年益寿。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在食用人肝时，被割肝者往往尚未断气，场面极其残忍。面对这一系列叛乱，朝廷不得不派出镇宁节度使郭从义讨伐赵思绾，而保义节度使白从珂则率兵征讨李守贞。
在汉乾祐元年（公元948年）六月，凤翔巡检使王景崇拒绝了朝廷将其调任至邠州（今陕西彬县）的命令，并向“秦王”李守贞和后蜀皇帝孟昶称臣，公然与朝廷对抗。与此同时，王景崇与其他两个叛镇——永兴军节度使赵思绾和华州节度使郭从义——形成了联盟。这三个叛镇地理位置相邻，彼此呼应，避免被朝廷逐个击破。他们深知，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在这场权力斗争中生存下去。
面对接连不断的叛乱消息，年轻的皇帝刘承祐感到十分不安。毕竟，他缺乏军事经验，对如何应对这样的局势感到束手无策。然而，朝中的四位重臣——苏逢吉、杨邠、史弘肇和王章——却对此并不惊慌。他们都是经历过多次政治风波的老将，见多识广，深知如何应对这类危机。
经过朝议，最终决定由郭威担任西征军主帅，全权负责西线的军事行动，并授予他“都督中外诸军事”的权力。
郭威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命，不仅仅因为平定叛乱是他的职责所在，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这是一个扩大自己在军队中影响力的绝佳机会。在乱世之中，军权意味着一切，没有军权，再高的官职也只是虚名。
郭威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决心利用这次机会，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
在出发前，郭威特意前往冯道太师的府邸，寻求这位经验丰富的老臣的建议。毕竟，冯道历经多朝，见多识广，他的意见对郭威来说至关重要。
冯道的话与郭威的想法不谋而合：“李守贞为人慷慨，士兵们都愿意为他效命。因此，郭大人你也应当学习这一点，不能对士兵吝啬。否则，他们可能会在战场上背叛你。再说，公家的钱不用白不用，何必做铁公鸡呢？清廉固然可贵，但过于苛刻反而会招致众人的不满。”
郭威听后深感赞同，紧紧握住冯道的手说：“冯太师，您真是位智者！”
其实，即使没有冯道的提醒，郭威也明白该怎么做。在大军西行的过程中，他不断用国家的财库犒赏士兵，等到达前线时，郭威在军中的威望已经大幅提升。
从古至今，金钱往往左右着人心，能不受其影响的人寥寥无几。或许只有盲人和富翁才能做到见钱不眼开。
此次平叛不同于以往，过去通常是单一路线的军阀造反，而这次却是三路同时叛乱。郭威召集将领们商议先攻打哪一路，多数人认为赵思绾和王景崇实力较弱，应该先对付他们。
然而，镇国节度使扈彦珂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诸位所言有理，但我们是否考虑过，如果先攻打永兴和凤翔，万一战事不利，李守贞趁机抄我们的后路，我们将腹背受敌，该如何应对？李守贞虽然实力最强，但他远不及官军的强大。只要我们先打掉李守贞，赵思绾和王景崇自然不攻自破。”
郭威点头赞同，扈彦珂的建议确实更为周全。李守贞虽是三镇中实力最强的，但与官军相比仍处于劣势。一旦击败李守贞，赵思绾和王景崇必然会闻风丧胆。
于是，郭威决定采取三面合围的策略：命白从珂和宁江军节度使刘词从同州（今陕西大荔）方向发起西线进攻，昭义军节度使常克恭从潼关方向发起南线进攻，而他自己则率领主力从陕州（今河南三门峡）方向发起东线进攻，形成对李守贞的全面包围。
郭威确实是一位难得的军事天才，他深谙如何驾驭将领和士兵。对于那些离妻别子、投身军旅的汉子们来说，这是一场生死未卜的冒险。他们不仅渴望通过军饷养家糊口，更希望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尊严。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尊心，尽管有些人选择放弃，但大多数人仍然需要被认可。
郭威放下“天下兵马大元帅”的架子，与士兵们打成一片，甚至亲自参与日常琐事，如搅马勺。对于一些小过失，郭威也不严加责罚，而是宽容对待，提醒他们下不为例。而对于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功，他也给予丰厚的奖励，这些赏赐并不花费他多少资源，却大大提升了士气。
这样的领袖，士兵们已经很久没有遇到了。即使是先帝刘知远，也在这方面略逊一筹。因此，士兵们对郭威心怀感激，愿意誓死效忠。
李守贞曾是这支军队的旧主，他认为自己对士兵们不错，相信他们不会真心为刘家卖命。然而，李守贞并不知道，郭威早已赢得了这些士兵的心。此时，他们追随的不再是朝廷或刘家，而是郭威本人。这种忠诚的转变，让李守贞始料未及，也为郭威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郭威率军抵达河中城下后，并未急于发起强攻，而是将整座城市团团围住。他心中盘算：“我们就这样耗下去，看谁先撑不住。”然而，手下的将士们并不理解他的战略，对此感到困惑。
郭威向将士们解释道：“河中是西州的重要城池，城墙高大坚固，护城河深不可测，强行攻打必然损失惨重。我们粮草充足，完全可以静观其变。等到城中粮食耗尽，敌军士气低落，那时不战而胜便是水到渠成之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守贞的处境愈发艰难。城中的粮食逐渐减少，士兵们的斗志也日益消沉。李守贞意识到，再这样耗下去，自己恐怕会成为活生生的“木乃伊”。于是，他多次派出部队出城挑战，但每次都被汉军的弓箭手逼退。
情急之下，李守贞性急地派出部将朱元，命其冒死突围前往南唐求援，希望南唐能够派兵救援。
然而，南唐与河中相隔甚远，即便南唐愿意出兵，也难以及时赶到。更何况，南唐皇帝李璟并不愿因此事与汉朝交恶，更不想轻易开启战端。因此，南唐只派出一支小部队在边境上象征性地转了几圈，便匆匆撤回。
见外援无望，李守贞陷入了绝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城中的局势每况愈下，最终坐以待毙。
在凤翔起事的王景崇得到了后蜀援军的支持。后蜀军队战斗力不俗，在凤翔城下连续击败了汉军两次，迫使前线指挥赵晖撤退至宝鸡。
赵晖紧急向郭威求援，郭威得知后大为不满，斥责后蜀君主孟昶多管闲事。然而，为了确保局势可控，郭威决定亲自前往凤翔应对蜀军。临行前，他警告白文珂等人：“李守贞被逼到绝境，可能会孤注一掷，你们务必小心防范。”
郭威随即启程前往凤翔。然而，还未等他抵达，探子传来消息：蜀军因粮草耗尽，已经撤回四川。
凤翔之围得以解除，郭威意识到当务之急是尽快解决李守贞的问题。此时，李守贞已经被围困近一年，城中物资几乎耗尽，士兵们也因绝望而士气低落，不再愿意继续追随他。
乾祐二年（公元949年）七月，郭威认为时机成熟，下令各路汉军发起总攻。汉军士气高昂，吃饱喝足后全力攻城，最终成功突破了李守贞的防线。
李守贞在绝境中试图做最后一搏，仿佛人生本身就是一场赌博，每个人都在用未知的未来赌注自己的命运。前唐的李从珂不也曾被官军围困在河中，险些丧命？何况，李守贞手下有一位名叫总伦的“神僧”，声称李守贞有贵相，这让他不禁产生了自己是李从珂再世的错觉。
然而，现实无情地打破了这个幻想。他不是李从珂，即便如此，也无法与郭威抗衡。郭威的实力和谋略远超常人，李守贞派出的多路敢死队无一幸免，全部被汉军击溃。眼见大势已去，手下的将士们纷纷投降，无人愿意陪他走上绝路。
李守贞长叹一声：“自作孽，不可活！”最终，他带着妻小选择了自焚，仿佛是在模仿李从珂的结局。五代时期的战败者似乎都偏好这种悲壮的结束方式。
官军闯入李守贞的府邸，开始搜刮财物，希望能捞到一些银两。当他们来到内宅时，发现一位盛妆的女子端坐在厅前。官军面面相觑，不知她是谁。一个胆大的士兵问道：“你，你是谁？”
女子怒喝道：“我是谁？我是魏国公、守中书令、平卢军节度使符彦卿的长女！我父亲与郭太尉向来交好，我便是郭太尉的义女。你们若敢动我分毫，小心灭了九族！”原来她是李守贞的儿媳，符彦卿的大女儿。李守贞准备自焚时曾让儿子李崇训将符氏找来一同赴死，但她不愿成为李家的陪葬，便躲了起来。
符彦卿的女儿，谁敢轻举妄动？有人立即派人禀报郭威，郭威闻讯赶来，见到符氏后赞不绝口：“一个弱女子竟有如此胆识，实为女中丈夫。”
郭威命令手下护送符氏返回京城，并对她的勇气印象深刻。后来，郭威十分欣赏符氏，便通过媒人向符彦卿提亲，将符氏嫁给了自己的养子柴荣。
至于那位给李守贞出谋划策的“神僧”总伦，最终被驴车载往汴梁市中，凌迟处死。
永兴的赵思绾见形势不妙，急忙起草了一封“悔过书”，派专人送往汴梁，深刻反省自己的过错，恳请朝廷宽恕。刘承祐阅后心生怜悯，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赵思绾虽有失误，但本性不坏，便决定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任命他为华州（今陕西华县）留后。
然而，郭威对赵思绾的态度截然不同。不久后，郭威以赵思绾“怀有不臣之心”为由，果断将其处决。
郭威原本打算严惩赵思绾，但考虑到二人同朝为官的情分，最终选择给予他一个较为体面的结局。随着赵思绾的覆灭，王景崇虽然仍在，但已无力掀起大的波澜。郭威下令清理战场，犒赏三军，大军凯旋而归，回到汴梁城。
此次平叛的成功让刘承祐激动不已，数日难以入眠，对郭威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郭威深知功高震主的道理，尽管他是平叛的最大功臣，但他谦逊地表示：“此次平叛，臣功劳微不足道，全赖陛下英明及诸位大臣的努力，臣不过是顺势而为，不敢居功。”
然而，郭威的命运并未因此得以片刻安宁。刚回京没几天，契丹南下的消息传来，刘承祐不得不再次倚重郭威，命他出镇邺都，抵御契丹的入侵。郭威二话不说，迅速安排好家事，带着养子柴荣一同前往邺都，准备迎接新的挑战。柴荣本是郭威的内侄，才华横溢，深受郭威喜爱，最终被收为养子。
郭威时任枢密使，负责军事事务，频繁参与南征北战，而朝中政务则交由杨邠、王章和史弘肇三位重臣打理。
郭威与这三位大臣不仅是亲密无间的挚友，更是政治上的坚定盟友。尽管名义上的皇帝是刘承祐，但实际掌握最高权力的是他们四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他们紧密团结，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不久后，凤翔的叛乱首领王景崇因对未来感到绝望，情绪低落，甚至一度考虑自尽。他找了个借口支开亲兵，准备了一桶猪油和木柴，纵火自焚，最终化为灰烬。
至于赵思绾，情况则更为复杂，差点遭遇不测。在辅政的四位大臣中，若论才能，他们个个都是顶尖人物。
然而，在政治斗争的经验上，杨邠、史弘肇和王章远不如郭威。用现代的话来说，郭威不仅智商高，情商也极为出色，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相比之下，其他三位虽然聪明能干，但在为人处世上显得较为欠缺，缺乏郭威那样的圆融和智慧。
郭威对知识分子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尊重。他深知，在乱世中，虽然武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最终决定胜负的往往是智慧与谋略。因此，他明白绝不能轻视或得罪这些智者。
然而，杨邠等三人对此却不以为然。有一次，郭威回朝处理政务，在朝会上，杨邠等人提议让郭威以枢密使的身份坐镇邺都。刘承祐一时拿不定主意，便转头询问吏部尚书苏逢吉：“前朝是否有过这样的先例？”
苏逢吉与郭威等人并无深厚交情，甚至可以说立场不同。
枢密使一职权力极大，苏逢吉自然不愿看到郭威势力进一步扩大，于是回答道：“枢密使掌管天下军务，轻易不可授予地方官员。”
郭威为了避免引起争议，没有多说什么。但史弘肇却忍不住表达了不满：“郭枢密的才能举世罕见，何况让他带枢密使守大镇，可以震慑各地将领。陛下不必听信他人的闲言碎语。”
刘承祐觉得有道理，便同意了史弘肇的建议。史弘肇得偿所愿后，还故意埋怨苏逢吉多管闲事。
苏逢吉心中恼火不已，反驳道：“史公！中央控制地方，这是治理天下的正道。如今地方权重过大，已经对皇室的权威构成了严重威胁，史公难道不了解前朝的历史教训吗？”说罢，苏逢吉拂袖而去。
第二天，朝中的几位重臣齐聚大司徒窦贞固的府邸，一边饮酒一边商议国事。席间，两派官员再次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史弘肇性情直率，对前一天的朝议心有不满，当即满斟一杯酒递给郭威，语气中带着几分歉意：“昨天在朝堂上委屈了郭贤弟，今天请兄台饮下此杯，算是对我昨日鲁莽的赔罪。”
苏逢吉见状，也不愿与郭威结怨，连忙举起酒杯附和道：“昨日的争论不过是公事公办，绝无针对郭大人的意思，还望郭大人莫要介怀。”
史弘肇一向看不惯苏逢吉这类文人，觉得他们酸溜溜的，言辞尖锐，当即大声说道：“平定天下、削平祸乱，靠的是刀熗剑戟，这些舞文弄墨的人又能有什么用？能画出个鸟来吗？！”
王章虽然与史弘肇私交甚笃，但他掌管财政，深知文书记录的重要性，闻言不禁皱眉反驳道：“没有这些‘烂笔头子’，谁来记录国家的财政收支？”尽管王章为文人说了句公道话，但他内心对知识分子并无多少好感。
苏逢吉等人听了这话，心中极为不快，私下里对史弘肇、王章等人颇有微词。
郭威对此忧心忡忡，他曾多次劝说这几位武将对待文官的态度应有所收敛，毕竟团结一致对国家有益无害，但这些人根本听不进去。
最终，郭威怀着忐忑的心情，离开了这场充满火药味的聚会，返回了邺都。
没过几天，王章邀请众人到府中饮酒作乐，试图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酒过三巡后，大家开始玩起了行酒令，而史弘肇从未玩过这种游戏，只能在一旁观战。
坐在他身边的客省使阎晋卿见状，便主动教起史弘肇来，史弘肇虽然笨嘴拙舌，但也认真地学着。
这时，与史弘肇有过矛盾的苏逢吉觉得场面不够热闹，插话说：“输了也不过是罚两杯酒，只要身边有个姓阎的，输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没想到，史弘肇误以为苏逢吉在讽刺自己妻子阎氏的出身，顿时火冒三丈，一气之下掀翻了桌子，扬言要揍苏逢吉。
苏逢吉见势不妙，连忙拔腿就跑，而史弘肇哪里肯罢休，抽出剑就要追上去。
幸亏杨邠眼疾手快，死死拉住他：“兄弟，别冲动！苏逢吉一贯爱说风凉话，不值得和他计较。再说，他是宰相，杀了他在皇帝面前难以交代。”
史弘肇这才勉强冷静下来，事态得以平息。
在一场激烈的冲突之后，双方的矛盾逐渐激化，最终达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苏逢吉为了扳倒政敌，暗中联合了刘承祐身边的亲信李业、聂文进和郭允明等人，请求他们在皇帝面前诋毁史弘肇及其盟友。
李业等人对杨邠等人长期以来的打压和阻碍升迁早已心怀不满，因此他们对苏逢吉的提议积极响应，并在刘承祐耳边煽风点火，不断挑拨离间。
皇帝刘承祐虽然年纪不小，但一直未能真正掌握朝政大权。朝廷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杨邠等大臣手中，这些大臣不仅不给年轻的皇帝应有的尊重，甚至连他选妃这样的私事也横加干涉，这使得刘承祐心中积攒了诸多怨气。
苏逢吉和李业等人的煽动正好点燃了刘承祐心中的怒火，年轻人的心气盛，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
于是，皇帝刘承祐决定采取行动，准备一举清除那些他认为阻碍自己执政的大臣。他将这一计划告知了母后李太后，但李太后听后大惊失色，连忙劝阻儿子不要轻举妄动。然而，刘承祐却愤怒地回应道：“国家大事，妇人懂什么？”
乾祐三年（公元950年）十一月十三日，后汉辅政大臣杨邠、王章和史弘肇像往常一样入朝。然而，他们刚踏入殿中，还未及抱怨寒冷的天气，便被早已埋伏好的武士一举擒获。紧接着，刀光闪过，三颗人头落地，一切发生在瞬息之间。
刘承祐随即下令，诛灭杨邠、王章和史弘肇三族，不论老幼，无一幸免。与“三逆”有关的党羽，如京使甄彦奇、内常侍辛从审、枢密副承旨郭颙、控鹤指挥使高进、三司都勾官柴训等人，也一个不漏地被处决。凡是被认为是“杨党”成员的人，无一逃脱这场劫难，从此人间蒸发，化为黄泉路上的孤魂野鬼。
尽管“杨党”的三大骨干已被铲除，但另一个潜在的威胁——郭威仍在邺都镇守。虽然李业无力对付郭威，但郭威及其死党王峻的家属仍留在京城。
于是，皇帝刘承祐下令将郭威和王峻两家满门抄斩，甚至连柴荣的三个儿子也未能幸免。
一时间，汴梁城内血流成河，哀声四起，景象惨不忍睹。随后，枢密承旨聂文进奉皇帝旨意，召集群臣，宣布圣谕：“杨邠、史弘肇、王章等人图谋不轨，扰乱祖宗家法，今日朕已将其依法惩处，天下自此升平，朕愿与众卿同庆！”
众臣谁敢多言？只能唯命是从。为了安抚军界，刘承祐又亲自召集高级将领，温言安慰道：“这三人欺朕年幼，祸乱国家，与你们无关，不必惊恐，朕定会为你们主持公道。”
这些将领们心中暗自思量：“皇帝收回大权，先暂时顺从，再观望形势。”
对此，王夫之曾评论道：“杨邠等人本是刘氏的得力干将，威震朝廷，权倾一时，却在一夜之间伏尸阙下，如同圈中的猪猡，任人宰割。”
杨邠等人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自身的问题。虽然他们在才干上各有千秋，但为人过于严苛，不懂得人情世故。他们仗着皇帝年幼，专权自大，只想在位期间风光一时，却忽视了长远的政治智慧和人际关系的经营。
正如历史上许多武人一样，即使拥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如史弘肇，也因为性格上的缺陷，无法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取得成功。项羽虽威震四方，最终还是在乌江自刎，这便是最好的例证：纯粹的武人难以在政治舞台上立足。
在这三人中，杨邠和王章对军务一窍不通，唯有史弘肇稍懂军事，但他同样缺乏政治手腕。因此，即便他有反叛之心，也不会有多少人愿意追随他。归根结底，他们的失败在于不懂得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不会“做人”。
相比之下，郭威之所以能够侥幸逃过一劫，凭借的是他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才能。当时，外敌入侵，郭威得以率军外出，而其他三人显然不适合带兵坐镇。这一机会成为了郭威的救命稻草。
此时，郭威正在官署中议事，突然接到从汴梁传来的急报，得知杨邠等人及其家眷已被杀害。消息传来，郭威几乎痛不欲生，柴荣在一旁也气得连连跺脚。与此同时，刘承祐的诏书也到了，要求郭威“回京议事”。
郭威愤怒地骂道：“家人都被杀光了，还要我回去议什么狗屁！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一旁的兵房主事魏仁浦冷静地分析道：“郭公长期坐镇邺都，早已被京中的那些小人视为眼中钉。若您此时回京，恐怕难逃一死。为了自保，千万不能回去。”
郭威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换了谁也不敢在这种情况下主动送死。他的部下们与他出生入死多年，感情深厚，纷纷劝说郭威率军回京，向刘承祐讨个说法，否则没人愿意陪他去送死。
郭威最终咬牙做出了决定：“罢了！事已至此，还能说什么！”他深知，此时不采取行动，不仅自己难逃一死，连手下的将士们也会跟着遭殃。于是，郭威决心率军回京，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风暴。
郭威命令养子柴荣留守邺都，确保这一战略要地的安全。如果事态发展不利，他们还可以退守河北。郭威深知柴荣的才能，因此将这一重任托付给他最为放心。
随后，郭威率领大军西进。当行至澶州时，他们抓获了前来刺探军情的小太监嵒脱。郭威决定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嵒脱向刘承祐传递一封信。
信中写道：“陛下先前密令郭崇威（郭威的大将）暗中对付我，但郭崇威等人不肯执行，反而强迫我到京中请罪。京中的变故与陛下无关，皆因那些小人所为。过几天我会亲自前往京师，请陛下明察是非，主持公道！”
郭威特意让嵒脱将这封信带回给刘承祐。
表面上看，这封信是在谦卑地请罪，实则暗藏郭威的威胁：姓刘的，冤有头债有主，我郭威到了京中一定会新账旧账一起算！
郭威的反应不难理解。即使杨邠等人再有过错，也不过是弄权而已，远未达到灭族的地步。郭威为刘家效忠多年，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谁不感到寒心？
这封信不仅是对刘承祐的警告，也是郭威对自己处境的无奈表达。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既能保全自己，又能为未来争取更多的主动权。
乾祐三年（公元950年）十一月中旬，郭威率领的“上访团”抵达滑州（今河南滑县）。滑州节度使宋延渥代表后汉中央政府以隆重的仪式迎接他们进城。
郭威深知此行的目的远不止是向刘承祐“讨说法”。他和所有随行人员都明白，局势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事态的发展已超出了一般的交涉范围。
为了坚定将士们的决心，郭威通过心腹、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王殷传达了一条重要信息：“郭令公已经许诺，一旦平定京师，城中的金银财宝任由大家取用，不拿白不拿。”这一承诺立刻在三军中引发了热烈的响应，士气大振。
然而，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道德的。京师中的财富并非无主之物，肆意掠夺无疑是一种强盗行为。
郭威当然清楚这一点，但在乱世之中，成就大事往往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道义固然重要，但在个人利益面前，有时也不得不退居次位。这种权衡在动荡的时代里并不罕见。
当小太监嵒脱将郭威的信送到刘承祐手中时，郭威的大军已经逼近封丘（今河南封丘），距离汴梁不足五十里。这一消息让刘承祐大为惊恐，脸色苍白，不知如何是好。
然而，刘承祐的“叔父”、兖州节度使慕容彦超却表现得异常自信。
慕容彦超与刘知远同母异父，他豪言壮语地对刘承祐说：“陛下不必担忧，郭威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不值得害怕。请陛下静观其变，臣定能生擒此贼于马前。”尽管刘承祐心中半信半疑，但还是决定派慕容彦超出兵迎战，并亲自前往前线为其助阵。
两军在汴梁北面的刘子坡展开激战。战场上，慕容彦超与郭威麾下的将领郭崇威狭路相逢，两人骑马交锋，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然而，慕容彦超的坐骑似乎出了问题——可能是饿了，也可能是心不在焉（有传言说是它想家了），结果突然栽倒在地。慕容彦超险些被郭崇威活捉，仓皇逃回兖州，狼狈不堪。
郭威的军队乘势发起猛攻，汉军溃不成军，纷纷退回营寨。此时，汉军中的许多将领和官员对刘承祐已失去信心，认为他难以抵挡郭威的攻势，纷纷投奔郭威的阵营。但郭威并未立即公开自己的政治意图，而是暂时打发这些投诚者返回汉营，以示自己并未急于篡位。
后汉隐帝刘承祐见局势不利，意识到郭威并非易与之辈，便决定撤回汴梁，准备固守城池。他心想，汴梁城墙坚固，粮草充足，坚守个二三年应该不成问题。
当刘承祐带着苏逢吉等人赶到汴梁城下时，代理开封府尹刘铢却拒不承认他的权威，城门紧闭，不让任何人进入。
刘承祐焦急地高呼：“快开门，我是当今的皇帝！”
话音未落，城墙上箭矢如雨般射下，许多侍卫当场丧生。刘铢的反应异常决绝，不仅拒绝开门，还命人从城中派出大批刺客，意图取刘承祐的性命。
刘承祐做梦也没想到，刘铢会出此狠招，吓得他朝着西北方向拼命奔逃。杀手们紧追不舍，既然已经反叛，索性要将事情做到底，斩草除根。
刘承祐一路仓皇出逃，来到赵村时，乱军已近在咫尺。茶酒使郭允明见大势已去，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便在刘承祐下马休息的瞬间，果断下手结束了刘承祐的性命。
随后，郭允明和苏逢吉也选择了自杀，以示决绝。
郭威得知刘承祐的死讯后，悲痛欲绝，号啕大哭：“陛下驾崩，皆因我之过！”他的哭声震天动地，仿佛山河为之动摇。
虽然郭威的表现可能有作秀的成分，但他对刘承祐之死的心情确实复杂。如果不是刘承祐听信苏逢吉等人的谗言，杀害了杨邠、王章、史弘肇以及郭威的家眷，逼得郭威走投无路，郭威本不希望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
随着刘承祐的死，郭威离权力的巅峰仅一步之遥。郭威率军攻入城中，刘铢无力抵抗，最终被生擒。郭威对杀害自己家人的刘铢恨之入骨，但当时局势紧迫，只能暂时将他关押起来，留待日后处理。
为了避嫌，郭威搬回了他在京城的旧宅，表现出一副与世无争的姿态。然而，郭威的军队进城后，却开始了大规模的抢掠，汴梁城内一片混乱，百姓们惊恐万状，城市陷入了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
右千牛卫大将军赵凤目睹此景，怒不可遏。他愤怒地质问道：“郭公起兵，本是为了清除奸佞，安定国家社稷。你们这些畜牲竟敢趁机作乱，玷污郭公的清名！”说罢，赵凤在巷口的胡床上坐下，拉弓搭箭，向那些肆意抢掠的士兵射去，数十人应声倒下
这一幕让人不禁想起了当年李处耘的英勇之举。赵凤的行为不仅制止了部分士兵的暴行，也暂时平息了城中的混乱局面。
看到眼前的混乱局面，王殷急忙劝阻郭威：“主公，请您下令制止士兵们的抢掠行为。若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民心将大失，这对主公的声望极为不利！”
郭威心中已有打算，他明白自己当初的承诺已经兑现，现在是时候收手了。于是，他果断下令，凡再有抢掠百姓财物者，一律处斩。郭威素来言出必行，军令一下，城中的秩序迅速恢复。
虽然局势有所好转，但人心仍未完全安定。为了进一步稳定局面，郭威率领百官前往朝见李太后，并在她面前痛哭流涕，表达了自己起兵完全是被刘承祐逼迫所致。
李太后深知郭威的苦衷，她对郭威说道：“皇帝已经驾崩，当前最重要的是从宗室中选出一位贤明的继承人，以延续大汉的基业。开封尹刘承勋和武宁节度使刘赟都是高祖皇帝的子嗣，你们可以从中选择一位。”
刘赟是河东节度使刘崇的儿子，但已经过继给刘知远为子。郭威等人原本打算立刘承勋为帝，但刘承勋体弱多病，生活难以自理，显然无法胜任皇帝之位。
李太后看穿了郭威的意图，意识到郭威想利用刘承勋作为傀儡，于是她亲自召见刘承勋，果然发现他身体虚弱不堪。郭威见此情况，只好放弃原计划，与众臣商议后决定推戴刘赟为帝。
为了迎接刘赟，郭威派遣了老太师冯道前往徐州。冯道是一位德高望重、洞察世事的政治家，他早已看透了郭威的心思。
临行前，冯道故意问郭威：“郭大人，您是否真心拥戴武宁（指刘赟）？”郭威担心冯道当众揭穿他的真实意图，急忙指天誓日，发誓说：“天皇皇，地皇皇，我郭威若有一句虚言，来世愿变作黄鼠狼！”
冯道微微一笑，心领神会地离开了。
然而，就在冯道出发不久，镇州和定州传来紧急军情：辽世宗耶律阮率大军南侵，契丹军队在河北腹地横冲直撞，接连攻下了安平（今河北安平）和束鹿（今河北辛集）。镇州和定州的守将紧急向汴梁求援。
此时，后汉各藩镇中实力最强的除了郭威，便是河东节度使刘崇。刘崇得知刘承祐在赵村被杀，郭威已经进入汴梁的消息后，准备集结河东精锐部队南下，与郭威一决高下，誓要夺回刘家的天下。但当他听说刘赟即将继位时，刘崇大喜过望：“我儿子做了大汉天子，我就是皇上的父亲，这下可以放心了。”
后汉隐帝刘承祐被杀后，局势变得异常复杂。为了稳住局面，郭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给河东节度使刘崇写了一封信。信中，郭威表示自己并不适合当皇帝，并自嘲说自己脸上刺有纹身，形容丑陋，根本不是做皇帝的料。他还强调，朝中大臣们一致推举武定军（即后来的后周太祖郭威）为新君，希望刘崇能够相信他的诚意。
然而，这封信的真实意图是为了麻痹刘崇，让他放松警惕。事实上，郭威已经在暗中策划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刘崇虽然接到了这封信，但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危险。太原少尹李骧看穿了郭威的计谋，劝告刘崇不要轻信郭威，建议他出兵太行山，给郭威施加军事压力，等待时机再作决定。
李骧的建议实际上是非常明智的。他主张通过军事行动来保持对郭威的压力，确保刘崇在关键时刻有足够的筹码。如果刘崇能够采纳这一建议，或许可以改变后来的历史走向。
然而，刘崇并没有听从李骧的忠言，反而认为他是多疑之人，最终将李骧处死。这一决定成为了刘崇最大的失误之一。
对于刘崇来说，最稳妥的选择是迅速南下汴梁，掌控朝廷，号令天下。无论是自立为帝，还是拥立刘赟为帝而自居太上皇，都是可行的方案。然而，刘崇的犹豫和错误判断导致他失去了这个宝贵的机会。最终，郭威顺利登基，建立了后周政权，而刘崇则被困在河东，再也无力回天。
李太后对军事事务并不熟悉，当得知契丹军队南下入侵的消息后，她意识到唯一能够依赖的将领只有郭威。此时，刘崇仍在太原城中，一心想着成为“太上皇”，并未采取任何行动。
无奈之下，李太后只好再次委派郭威，希望他能率军北上抵御契丹。郭威欣然接受任务，带领大军向北进发。
然而，当郭威到达澶州时，军中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故。一名士兵声称自己精通天文，指着天空大喊：“快看！太阳旁边升起了一道紫气，直冲郭公马前，这是天命所归的祥兆，预示郭公将成为天子！”
此言一出，士兵们纷纷响应，围住郭威高呼：“我们已经与刘氏家族结下了深仇大恨，刘赟一旦掌权，绝不会放过我们。请侍中自立为天子，我们才能保全性命！”
郭威表面上显得十分惊恐，连连摇头，仿佛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坏了。
但士兵们并不理会他的反应，径直撕下一面黄旗，披在了郭威身上，然后伏地山呼万岁，场面极为壮观。郭威虽然装作万分痛苦，甚至几次假装昏倒，但在闭眼的瞬间，几乎忍不住笑出声来。
就这样，士兵们簇拥着这位“未来的皇帝”郭威，浩浩荡荡地向南返回京城。这一天是汉乾祐三年（公元950年）十二月二十日。
在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之前，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澶州兵变。这两起事件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仿佛是历史的一次重演。
澶州兵变的主角之一，是一位对当年那场震撼性的场面刻骨铭心的将军。十年后，他巧妙地复制了这一幕，从过程到结果，几乎分毫不差。后人常常惊叹于这位导演的想象力，但实际上，这不过是历史的重复与再现，如同炒冷饭一般。
郭威率军返回汴梁时，城中的文武百官早已得知兵变的消息。此时，谁还会对刘家表忠心？他们曾经背叛石重贵，如今自然也不会对刘赟手下留情。名节对他们来说，不过是用来取悦他人的工具，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在这场权力更迭中保住自己的利益。于是，官员们争先恐后地出城迎接郭威，表示效忠。
李太后深知局势已无法挽回，再多的挣扎也无济于事，最终她只得下令让郭威监国，以求自保。而此时，名义上已是皇帝的武宁节度使刘赟，刚刚抵达宋州（今河南商丘），便被郭威的心腹郭崇威软禁起来，听候处理。
新年刚过，汉乾祐四年（公元951年）正月初五日，李太后颁布诏书，将汉朝的天下传给了郭威。这一天，郭威意气风发地登上崇元殿，向全国宣告自己为周朝后人，并改国号为“大周”，将汉乾祐四年改为周广顺元年。
继位后，郭威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政权。他下诏为杨邠、王章、史弘肇等人平冤昭雪，这些人在之前的政变中被诬陷致死。同时，由于李业已经逃出汴梁，郭威下令将杀害自己家眷的主谋刘铢斩首示众。值得注意的是，郭威并没有选择以怨报怨，族诛刘铢的家人，这一举动充分展示了他宽广的胸怀和仁慈的治理理念。
或许郭威未曾预料到，十年后的公元960年，他非常器重的大将赵匡胤几乎完全复制了他的做法。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宋朝，取代了郭威所创立的大周。赵匡胤的“逆取顺守”策略，几乎没有受到多少责备，因为他的行动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最终完成了中国的局部统一。
郭威虽然未能亲眼见证国家的最终统一，但他和他的继承者柴荣为赵匡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没有郭威和柴荣的努力，赵匡胤的统一大业恐怕不会如此顺利。因此，郭威的历史贡献不容忽视，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重要的过渡性人物，为后来的宋朝奠定了基础。
郭威虽有其政治上的权谋与虚伪，但相较于其他时代的统治者，他并不残暴，为人相对正直。他在五代时期的才能尤为突出，名声也较为良好，可与李嗣源相提并论。
尽管郭威最终取代了后汉，但他对后汉的李太后依然保持了应有的尊敬，尊她为昭圣皇太后。然而，对于后汉的继承人刘赟，郭威并未手下留情，派人前往宋州将其处决。刘赟的命运可谓极其不幸，连汴梁城的龙椅都没能坐上一天，便被郭威视为前朝的威胁而除去了。
得知儿子被杀的消息后，时任河东节度使的刘崇深感悔恨，痛斥自己当初没有听从谋士李骧的忠告。在冰天雪地中，刘崇南向大骂郭威，誓言与后周不共戴天。
正月十六日，刘崇在晋阳正式称帝，延续国号为“大汉”，史称北汉，成为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唯一的一个割据政权。
值得注意的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国中，除了北汉位于北方，其余九国均建立在南方，这与之前的十六国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十六国中，除了成汉位于西南地区，其他政权大多集中在北方。
郭威在乾祐三年的汴梁事变中失去了所有亲生儿子，身边仅剩养子柴荣。幸运的是，柴荣不仅对郭威敬重如生父，而且文武双全，多年追随郭威，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深得郭威和其他人的认可。
虽然郭威未曾公开表明，但朝野上下都心知肚明，柴荣是未来帝位的不二人选。柴荣或许私下里也意识到，刘铢当年的行为无意中为他铺平了继承之路。
历史上类似的例子并不少见。例如，李嗣源若无亲生子嗣，也会选择将江山传给李从珂。而太原的刘崇虽然自立为帝，但其势力仅限于十二州，远不及周朝的强大。为了寻求外援，刘崇效仿石敬瑭，称契丹皇帝耶律璟（原名耶律述律）为叔父，希望借助契丹的力量对抗周朝。耶律璟自然乐见其成，仿效其父耶律德光的做法，认下了这位“侄子”。
刘崇前来求助，自然希望得到耶律述律的支持。耶律述律也早有南下中原的打算，于是在广顺元年（公元951年）十月，他率领五万大军与刘崇亲自带领的两万军队会合，共同进攻周朝的晋州（今山西临汾）。晋州巡检使王万敢一面指挥周军坚守城池，一面紧急向京师奏报。
此时，郭威刚刚登基，人心尚未完全归附，他绝不能让天下人小瞧自己。郭威愤怒地说道：“刘崇这老儿想学石敬瑭，也不打听打听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我倒要看看他能折腾出什么名堂！”
于是，郭威任命他的结拜大哥、上书房大臣王峻为“征北大元帅”，前去迎战契丹和刘崇的联军。然而，王峻却是个胆小如鼠的人，害怕契丹的铁骑，行至陕州便不肯再向前推进。
这一举动让郭威大为光火，心想你这个废物不行，只能朕亲自出马。没想到，王峻倒是有几分战略眼光，立刻上奏道：“陛下千万不可离开京师，否则兖州的慕容彦超可能会乘虚而入，一旦京师失守，陛下的江山就危在旦夕了。”
郭威听后，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行动计划，权衡利弊之后，决定暂时按兵不动，寻找其他应对之策。
郭威仔细一想，确实如此。慕容彦超虽然表面上向自己称臣，但他毕竟是刘氏的亲信，怎么可能真心归顺。因此，郭威决定留在汴梁，命令王峻不要再拖延，尽快前往晋州处理正事。王峻明白无法再推脱，只好硬着头皮前往晋州。
没想到，王峻的运气出奇地好。恰逢北军因粮食短缺，加之天降大雪，百姓纷纷逃离，导致北军一时难以抢夺到足够的粮草，最终不得不撤退。
王峻犹豫了许久，最终决定派马军都指挥使仇弘超等人追击刘崇。他们一路追到了霍邑（今山西霍县），终于赶上了北军。
经过一番激战，北军大败，刘崇狼狈逃窜。这场惨败让刘崇真正认识到了郭威的实力，从此老老实实地待在太原城中，不敢轻举妄动。
根据历史记载，慕容彦超的行为确实如王峻所料。
作为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同母胞弟，慕容彦超在后汉灭亡后失去了他的特殊地位，这让他感到非常不满和愤怒。他意识到，在郭威的统治下，自己永远无法获得应有的地位和权力。因此，他决定不再与郭威虚与委蛇，而是公然反抗。
广顺二年（公元952年）正月，慕容彦超正式起兵反叛。
接到军报后，郭威冷笑一声，似乎早已预料到这一局面：“果然如此，早就知道你会有这一天！”随即，他下令昭武军节度使曹英率兵讨伐慕容彦超。
虽然曹英成功击退了慕容彦超的几次进攻，但始终未能攻破兖州城。
慕容彦超站在城墙上，嘲笑曹英无能：“姓曹的，有本事你上来啊！”
曹英被激怒，甚至喊出了慕容彦超的小名：“阎昆仑，你别得意，今天你闹得欢，早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直到四月份，曹英依然未能攻破城池，郭威对此感到颇为不耐。为了亲自处理慕容彦超的问题，他决定留下三司使李穀镇守汴梁，自己则率领大军前往前线。
郭威首先尝试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城下向慕容彦超喊话，承诺如果投降，可以免除死罪。然而，慕容彦超不仅拒绝了这一提议，还对郭威进行了猛烈的侮辱，甚至牵扯到了郭威的祖先。面对这样的挑衅，郭威不再多言，立即下令攻城。
由于皇帝亲自督战，士兵们不敢有丝毫退缩。战死沙场者将被追认为“烈士”，家眷也会得到优厚的抚恤；而临阵脱逃者则会被处以军法，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因此，周军的攻势一波接一波，愈发猛烈。最终，慕容彦超再也无法抵挡，周军成功破城。慕容彦超平时以铸造假币和欺诈军饷著称，此时他心急如焚，对着士兵大喊：“快给我顶住！我把我所有的银子都给你们！快顶住！”然而，士兵们早已对他失去了信任，纷纷回应道：“你的银子都是假的，谁要你的钱！”随即一哄而散，各自逃生。
慕容彦超见大势已去，无路可逃，最终选择投井自尽。郭威入城后，对慕容家族毫不留情，下令将其全族诛灭。
在封建时代，权力的运作往往遵循着极端的原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有罪，诛灭九族”。胜利者享有无上的荣耀，失败者则面临灭顶之灾。
一旦有人犯错，无论是年幼的孩童还是刚出生的婴儿，都会被牵连，这种做法被称为“斩草除根”，以确保不留后患。
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制下的权力结构，权力被视为一种排他的资源，获取权力就像是在赌场上豪赌，人们用自己和家人的性命作为赌注。
赢了，便能享受无尽的财富与地位；输了，则可能失去一切，甚至生命。史书中的一个简单字眼“族（动词）”背后，隐藏着无数无辜者的血泪与悲惨命运。历史不仅是由鲜血书写而成，更充满了无尽的叹息与反思。
在这样的背景下，后周太祖郭威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一面。他在离开兖州回京的路上，特意前往曲阜拜祭孔圣人。当时，有人劝阻他说：“陛下身为一国之君，不宜向臣子行礼。”
但郭威却回答道：“孔子是万世师表，我们这些学生怎能不尊敬老师？”
此外，郭威还任命了自称是颜回后人的端明殿学士颜衎为兖州市代理长官，负责处理当地的遗留问题。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他对儒家思想的尊重，也展示了他治理国家时的包容与智慧。
孔子生前虽未享尽富贵，但其思想却在身后得到了极高的尊崇。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代帝王无不将孔子奉为至高无上的圣人，对其顶礼膜拜。孔子的后人也因此受益，嫡系子孙世袭“衍圣公”这一封号，地位显赫。尤其到了元成宗铁木真大德十一年（1307年），孔子被尊称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几乎与皇帝平起平坐。
在封建时代，孔子的地位不可动摇，批评他被视为大逆不道。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近代以来，孔子的形象逐渐走下神坛，甚至一度成为批判的对象，被称为“孔老二”。
为了彰显对儒家文化的尊重，后周太祖郭威特意从民间寻找到孔子的第四十三代孙孔仁玉和颜回的后人颜涉，任命孔仁玉为曲阜县令，颜涉为主簿。郭威此举不仅是为了装点门面，更是为了表达对儒家传统的敬意。游览曲阜后，郭威满意地返回京师。
慕容彦超是后周境内的一颗定时炸弹，长期威胁着朝廷的稳定。郭威成功解决了这一隐患后，心情大为舒畅。正如古人所言，心中有事则愁容满面，事情解决后自然心旷神怡。
回到京师不久，郭威便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修改盐法。后汉时期，私贩盐曲一斤以上即面临死刑，这种严酷的法律使得许多百姓因贫困而陷入绝境。郭威意识到这一点，决定放宽刑罚，改为“私贩盐曲五斤以上处死”。这一举措不仅缓解了民间的不满情绪，也为百姓多留了一条活路。
盐在古代不仅是生活必需品，更关乎国计民生。政府垄断盐业经营，而民间私贩盐曲往往利润丰厚，吸引了许多人铤而走险。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如程咬金（程知节）、王仙芝、黄巢等，都曾以私盐贩子的身份发家，最终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
广顺二年（公元952年）九月，契丹人再次南下，侵扰镇州一带。郭威深知，契丹人仍然怀揣着石敬瑭时代的幻想，妄图扶持刘崇为中原之主，继续主宰中原的命运。
然而，郭威冷笑着回应：“刘崇虽是石敬瑭的翻版，但我郭威却不是当年的李从珂！”他立即召见成德节度使何福，命令其率军迎战。
何福派遣龙捷都指挥使刘诲等人率兵前往前线，向契丹使者耶律述律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如今的中原皇帝不再是李从珂，契丹人的美梦该醒了。
契丹军队在贝州（今河北清河）与周军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交锋，双方似乎都没有全力以赴。契丹军此行的主要目的是“采购年货”，而周军中的士兵们也无意为了一场未必值得的战斗拼死拼活，更何况皇帝并不在场，大家乐得混日子。
契丹军在满足了掠夺的需求后开始撤退，但在回军途中，他们又忍不住发泄了一番，沿途大肆屠杀无辜百姓，尤其是成年男性，然后扬长而去。这种野蛮行径令人发指，但刘诲等人并未采取进一步行动，毕竟谁愿意为了虚名而冒生命危险？于是，他们眼睁睁地看着百姓被杀，最终只能回去交差。
在封建社会中，底层百姓的生命微不足道，他们的死亡往往连名字都不会留下，只是被简单地称为“张三、李四”。统治者口中所谓的“爱民如子”，不过是一句空洞的承诺，即便有的统治者做得稍好一些，但从根本上说，他们从未真正将百姓放在心上。
历史上的无数事件证明，无论朝代更迭如何，最受苦的永远是普通百姓。元朝文学家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曾深刻地感慨：“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不仅是对历史的总结，更是对现实的警示。
在五代时期，郭威堪称一位较为出色的皇帝。与之前的刘知远、石敬瑭等人不同，后者多为典型的乱世军阀，善于因势利导，却缺乏长远的治国理念。郭威虽然崛起的道路与他们相似，但他展现出了更为宽广的胸怀和对百姓疾苦的深切同情，不像前几位统治者将民众视为无尽的财源。
郭威即位后，做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决定：他下令将前任皇帝刘承祐搜刮进宫的稀世珍宝全部取出，并命人将其砸毁。
郭威对群臣宣布：“真正的君主并不需要这些导致国家灭亡的奢侈品。真正的宝藏是人心（当然，这并不一定是指民心）。我出身低微，历经千辛万苦，才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侥幸成为皇帝。我怎敢残害百姓以满足个人的享受？”
随后，郭威颁布诏书，命令地方官员不得再向朝廷进贡民间财物，只需确保百姓衣食无忧即可。他认为，过多的贡品不仅无益，反而会加重百姓的负担。这种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在当时显得尤为珍贵。
在广顺二年（公元952年）十一月，郭威颁布了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涉及对牛皮这一关键战争资源的管理。
牛皮在冷兵器时代是极为重要的军事物资，可用于制造盔甲和盾牌。后汉时期，政府严格禁止民间私自买卖牛皮，并将所有备用的牛皮收归国有，仅以低廉的价格补偿百姓，导致民众怨声载道。更糟糕的是，在唐明宗李嗣源统治期间，政府甚至用盐来应付百姓，敷衍了事。而石敬瑭则更为极端，直接强行“收购”牛皮，连基本的补偿都不提供。
郭威深刻认识到这种政策的弊端，决定进行改革。他规定，今后每十顷土地（古代一顷等于五十亩）只需向官府交纳一张牛皮，其余的牛皮允许百姓自由交易，但严禁将其出售给周边敌对国家。这一政策既保障了国家的军事需求，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体现了郭威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和对治理的智慧。
郭威在位期间，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措施，其中一项便是废除牛租。这一举措赢得了广大民众的赞誉。牛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朱温时期。
当年，朱温攻占淮南后，掠夺了数十万头耕牛，并将这些牛分配给百姓，要求他们每年向官府缴纳租子。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耕牛逐渐死亡，但牛租却依然存在，甚至到了后汉时期，牛的后代已经繁衍多代，牛租仍然年年征收。这使得百姓怨声载道，纷纷感叹“天下的乌鸦一般黑”，认为无论是朱梁还是唐、晋、汉三朝，对百姓的苛捐杂税并没有本质区别。
郭威的改革不仅废除了这一不合理的牛租制度，还调整了牛皮征收制度，极大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因此，民间欢腾不已，百姓奔走相告，称赞郭威是一位明君，认为“老天有眼，出了个好皇帝”。
值得注意的是，五代时期的政权更迭频繁，各朝代之间的正统性问题一直备受争议。朱梁政权虽然被后世视为“伪朝”，但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等政权大多源自河东军政系统，它们的正统性追溯只能到达后唐，再由后唐上承唐哀帝。
郭威作为后周的开国皇帝，也不例外。而后来的赵匡胤之所以承认朱梁的正统性，主要是因为他并非河东派系出身，没有受到派系纠葛的影响。此外，李存勖称帝时正好是梁朝最后一年，这为赵匡胤继承正统提供了便利，技术上也易于处理。
郭威在位期间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确实得到了当时及后世的广泛赞誉。薛居正对郭威革除弊政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期月而弊政皆除，逾岁而群情大服，何迁善之如是，盖应变以无穷者也。”这段话不仅肯定了郭威在短时间内取得的显著成效，也赞扬了他灵活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
郭威拒绝将肥田卖给富户以充实国库的做法，更是体现了他“利在于民，犹在国也”的治国理念。他认为，百姓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息息相关，只有当百姓富裕了，国家才能真正繁荣昌盛。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在封建时代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尽管最终这些政策仍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但郭威能够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关注民生，值得我们高度评价。
相比之下，现代社会中某些地方的治理方式却未能达到郭威的高度，甚至出现了与民争利的现象，仿佛绿头苍蝇一般，紧紧盯着老百姓的血汗钱。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也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和民众的信任。面对这样的情况，相关责任人应当深刻反思，学习历史上的优秀治理经验，真正做到“利民为本”，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总结来说，郭威的治国理念和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借鉴，提醒今天的领导者们，只有真正关心百姓福祉，才能赢得民心，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五代十国的动荡历史中，郭威所建立的后周（951-960年）标志着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相较于前期的频繁叛乱和内斗，后周的十年间，除了郭威刚即位时发生的兖州慕容彦超叛乱外，基本没有再发生过重大的军事动乱。
五代前期的几个朝代，如后梁、后唐、后晋、后汉等，内部的军事斗争异常激烈，地方大镇的叛乱几乎成了常态。无论是出于不满还是为了趁乱谋取私利，地方军阀的造反行为屡见不鲜。这种局势不仅削弱了中央政权的权威，也让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统治者的冷漠态度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他们对百姓的疾苦视而不见，横征暴敛，导致民怨沸腾。在这种背景下，地方军阀得以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纷纷起兵反抗，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郭威即位后，深刻认识到前几任统治者的弊病，决心改变这一局面。他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减轻赋税，关注民生，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这些政策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使得社会逐渐恢复了稳定。
郭威的治国理念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他深知，要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依靠得力的地方官员来执行正确的政策。正如毛主席后来所说的：“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郭威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他重视选拔贤能之人，确保地方官员能够有效地贯彻中央的政策。
由于郭威的改革深得民心，地方实力派失去了发动叛乱的社会基础。即使有心造反，也难以获得民众的支持，最终只能自取灭亡。郭威通过合理的用人制度和正确的政治路线，成功地巩固了中央政权，为后周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郭威在用人方面也并非总是眼光独到，比如他曾任命的庆州（今甘肃庆阳）刺史郭彦钦就是一个明显的失误。
郭彦钦此人贪婪成性，自上任以来，对治下的各族人民肆意搜刮，积累了大量不义之财。
庆州地处多民族聚居地带，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因此在这一地区为官，理应注重稳定与发展并重。然而，郭彦钦却全然不顾这些，只图一时之利，大肆掠夺，导致当地汉人和少数民族怨声载道。尤其是党项部的野鸡族，更是被郭彦钦的暴行激怒，最终不堪忍受，起兵反抗。
得知此事后，郭威大为震怒，立即派遣邠州（今陕西彬县）节度使折从阮（即著名的杨六郎之母佘太君的祖父）和宁州（今甘肃宁县）刺史张建武率军前往平息事态。然而，张建武等人并未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他们在击败野鸡族后，接受了与野鸡族有仇的折思族和杀牛族送来的犒赏酒肉，不仅抢夺了这些物资，还趁机对折思族和杀牛族进行了进一步的掠夺。
这种行为彻底激怒了当地的少数民族，杀牛族等部落联合起来，对官军展开了猛烈反击。结果，官军惨败，折从阮等人不得不紧急向郭威求援。
郭威听闻此事后，气得在殿中来回踱步，最终下令罢免了郭彦钦、张建武等人的职务，并派遣新的官员前往庆州安抚各族人民。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但郭威也因此深刻认识到，治理多民族地区必须更加谨慎，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少数民族和汉族一样，都应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利，不应因民族身份而受到歧视。诚然，历史上某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确实表现出残暴的一面，但汉族中也有不少皇帝同样残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每个个体的行为差异巨大，不能因为个别人的行径就对整个民族下结论，这种做法是不客观且不公平的。
在处理完边疆事务后，郭威终于可以集中精力整顿内部问题，尤其是针对那些行为不当的官员。首当其冲的就是大周开国重臣、郭威的异姓大哥王峻。
王峻身居高位，本应是郭威最得力的助手，但他却逐渐变得居功自傲，对郭威的态度也越来越不尊重。有一次，皇子柴荣想要觐见郭威，王峻竟然从中作梗，阻止了这次会面。此外，王峻还曾强行要求郭威罢免宰相范质和李穀，改任端明殿学士颜衎和枢密直学士陈观。人事任命权是皇帝的核心权力之一，王峻的这种行为显然是越过了界限。
面对王峻的无理要求，郭威虽然碍于兄弟情面，表示需要时间考虑，但王峻却不依不饶，甚至口出不逊，直接辱骂了郭威。更甚的是，郭威准备用午餐时，王峻仍在一旁纠缠不休，直到郭威被迫答应了他的要求，他才离开。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了朝政的正常运作，也严重损害了郭威的权威。
王峻显然意图在朝中树立自己的势力，任用亲信，这些官员一旦当上宰相，究竟会听从郭威的命令，还是追随王峻？这种局面下，郭威极有可能被架空，沦为“精神领袖”。任何一个有远见的统治者都不会坐视这种情况发生。
广顺三年（公元953年）二月，郭威终于忍无可忍。他下令将王峻软禁，并召集重臣商议对策。面对众臣，郭威老泪纵横，痛心疾首地说：“王峻眼中无朕，屡次弄权。若让他得逞，朕将何往？更何况，朕的亲生子嗣皆死于前朝，如今只剩下养子郭荣，连尽孝道都因王峻的阻挠而无法实现。你们说，王峻该如何处置？”
冯道等人一贯奉行“谁占上风谁就是正确”的哲学，自然站在郭威一边，力劝郭威除掉王峻以绝后患。然而，郭威终究不忍下手过重，最终只是将王峻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县）司马。王峻被贬后，心中满是悔恨与不甘，加之身体每况愈下，最终在商州郁郁而终。
王峻是五代十国时期的重要人物，曾在后梁时期担任过赵岩的侍从。他还有一个不光彩的身份，他曾经做过梁朝大奸臣赵岩的“娈童”。
后梁灭亡后，王峻流落江湖，最终投奔了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并在刘知远麾下逐渐崭露头角。王峻与郭威（后周太祖）关系密切，二人在军事和政治上合作无间。
特别是在汴梁事变中，王峻为郭威出谋划策，立下了汗马功劳，史书评价他“绸缪帷幄，赞成大事，峻居首功”。
然而，王峻的性格较为刚愎自用，曾因对郭威不敬而引发矛盾。尽管如此，郭威仍然重视王峻的才能，只是将他贬谪以示惩戒。如果王峻能够及时认错，郭威或许会重新起用他。这反映出郭威虽然重视皇权，但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仍有一定的宽容度。
郭威是一位注重情感和大局的君主。他在广顺三年（953年）三月，任命其养子柴荣为开封尹，并封为晋王，正式确立了柴荣的继承人地位。这一举措不仅确保了政权的平稳过渡，也为后周的稳定奠定了基础。郭威的这一决定，体现了他对家族和国家未来的深思熟虑。
郭威的困境并未因王峻的倒台而结束。刚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另一个同样强大的对手——王殷——又出现了。王殷同样是开国重臣，其地位与王峻相当，以宰相的身份镇守邺都，被称作“河北王”。
尽管王峻对郭威心存不满，但他主要还是通过掌控权力来表达这种不满，而王殷在河北的行为则更为肆无忌惮。他经常打着各种旗号搜刮民财，这些行为郭威虽然有所耳闻，但出于大局考虑，他选择了一定程度上的容忍。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殷的野心逐渐膨胀，甚至开始对郭威本人构成了直接威胁。每次朝见时，王殷都会带着数百名侍卫，这让郭威感到如履薄冰，担心一旦王殷在朝堂上翻脸，自己可能会陷入绝境。
此时，郭威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他深知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为了给继承人柴荣留下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郭威决定采取果断行动。在王殷再次入朝时，郭威提前布置伏兵，成功将王殷逮捕，并宣布将其流放至登州（今山东蓬莱）。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王殷刚刚离开汴梁城，便在城外被郭威派出的密使截杀，彻底消除了这一潜在的威胁。
经过多次的操劳与奔波，郭威终于病倒了。然而，柴荣一直在他身边，郭威便将朝中大事托付给柴荣，自己则可以安心养病。
柴荣深知这是父亲在考验他，给他机会历练。因此，他在府中处理事务时格外认真，确保汴梁城中的百姓生活安定无忧。
柴荣走到这一步实属不易，他对养父郭威的恩情铭记于心，不敢有丝毫懈怠。然而，他的旧部曹翰却从邺都秘密来到汴梁，见到柴荣后，柴荣大为惊讶：“你怎么来了？”
曹翰是柴荣的心腹，他请柴荣屏退左右，低声说道：“殿下主持京师政务，确实是为百姓谋福。但此时还不是殿下施展宏图的时候。百善孝为先，圣上身体不适，作为皇嗣，殿下为何不入宫亲自侍奉圣上，以安抚天下人心？”
柴荣听后恍然大悟：“若非你提醒，我几乎犯下大错！”于是，他立即入宫，亲自照料养父郭威。看到柴荣为自己调药，郭威感动得泪流满面。
到了显德元年（公元954年）正月，郭威的病情日益加重，甚至连拜祭太庙都需要他人搀扶，最终不得不让皇子晋王柴荣代为行礼。
郭威在临终前将柴荣召至榻前，嘱托了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要求柴荣在他死后用纸衣为他送葬，并使用瓦棺，而不许用任何金银玉器陪葬。
郭威对柴荣说：“当年我西征李守贞时，目睹了唐朝诸陵因内藏宝物而屡遭盗掘。这些奢华的陪葬品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此，我希望我的葬礼一切从简。我死后，不要为我雕刻石羊、石虎等装饰物，只需在我陵前立一块碑，上面刻写‘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嗣天子不敢违也’即可。”
郭威重咳了几声，语气坚定地补充道：“你必须严格遵照我的遗愿行事。如果你违背了我的嘱托，我在九泉之下也不会保佑你！”
周显德元年（公元954年）正月十五日夜晚，后周太祖郭威在滋德殿病逝，享年五十一岁。晋王柴荣随即在大行皇帝灵前继位，成为后周的第二位皇帝，史称周世宗。柴荣尊奉郭威为“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并追封其为太祖。
到了后周时期，中国已经逐渐显现出统一的趋势。虽然在郭威在位期间，这种趋势尚未完全显现，但他的改革措施为后来柴荣和赵匡胤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郭威与柴荣一样，他们的才能在五代十国这一动荡的时代中显得尤为突出。五代十国时期的中国分裂割据，政治环境极为复杂，郭威能够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启动统一进程，展现了他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史学家薛居正曾高度评价郭威：“鲁国凶徒，望风而散；并门遗孽，引日偷生。”这句话生动地描绘了郭威在平定内乱、抵御外敌方面的非凡成就。
郭威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军事统帅，更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改革者。他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这些改革不仅稳定了后周的政权，也为后来的统一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说，郭威的功绩不仅体现在他个人的统治时期，更深远地影响了后周乃至整个中国的未来走向。
杜重威的死讯传开后，百姓们纷纷拍手称快，认为这是他罪有应得。更有甚者，在杜重威被处决后，愤怒的民众竟冲上前去，割取他的肉块，当场吞食，以此宣泄多年来对这位昔日权臣的愤恨。
刘承祐继位后，依照惯例，对文武百官进行了封赏。尽管“一朝天子一朝臣”，但刘承祐初登大宝，尚未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班底，因此并未急于对老臣们进行大规模调整。这些老臣们多是朝廷中的资深人物，势力盘根错节，若贸然触怒他们，恐引发更大的动荡。因此，刘承祐选择暂时维持现状，稳住朝局，逐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
在刘知远留下的旧臣中，四位核心人物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杨邠被尊为“内部总理”，史弘肇担任“首都卫戍司令”，郭威则是“国防部长”，而王章负责“财政”。尽管刘承祐名义上是皇帝，但他年少无知，国家大事实际上由这四位大臣掌控。
至于备受尊敬的太师冯道，在后汉王朝中更多地被视为一种象征性的存在，犹如一件精美的装饰品。冯道对政务早已失去了兴趣，认为这个时代太过动荡，宁愿在家养鸟修身养性，毕竟他已年迈，无意再卷入复杂的政事之中。
杨邠和史弘肇是刘知远的亲信，对刘家的忠诚无可置疑，但他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贪财。凭借他们现在的地位，一旦起了贪念，便会毫不犹豫地进行权钱交易。
例如，曾经投降契丹的原凤翔节度使侯益，因与继任者王景崇关系不和，便重金贿赂杨邠和史弘肇，请求他们在皇帝面前诋毁王景崇，甚至希望借机除掉他。王景崇在京中有自己的耳目，得知此事后懊悔不已，后悔当初在交接时未能果断处置侯益。
五代时期虽然仅存续了短短五十三年，但其间的混乱局面堪称“触目惊心”。中央权威的式微使得地方军阀虽名义上仍隶属于朝廷，但实际上各自为政，真正听从中央指挥的寥寥无几。
正如宋代军事评论家何去非所言：
藩镇之上，既有权倾一时的重臣，又有桀骜不驯的军队。一旦时机成熟，这些势力便会起兵叛乱，谋求更大的利益。
“以功业成就天下者，常有强臣；以武力征服天下者，常有骄兵。”
后汉隐帝刘承祐即位未久，便接连收到前线告急的消息。护国节度使李守贞在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自立为秦王，公然反叛，并迅速攻陷了潼关。
后汉陕州兵马都监王玉虽在潼关击败李守贞，夺回要塞，但不久后又传来另一则噩耗：永兴军（今陕西西安）牙将赵思绾也趁机占据了长安城，并接受了李守贞的“伪职”。
赵思绾此人本是寻常将领，当时像他这样的官员数不胜数，但他却有一个令人发指的恶习——生吃人肝，声称此举能延年益寿。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在食用人肝时，被割肝者往往尚未断气，场面极其残忍。面对这一系列叛乱，朝廷不得不派出镇宁节度使郭从义讨伐赵思绾，而保义节度使白从珂则率兵征讨李守贞。
在汉乾祐元年（公元948年）六月，凤翔巡检使王景崇拒绝了朝廷将其调任至邠州（今陕西彬县）的命令，并向“秦王”李守贞和后蜀皇帝孟昶称臣，公然与朝廷对抗。与此同时，王景崇与其他两个叛镇——永兴军节度使赵思绾和华州节度使郭从义——形成了联盟。这三个叛镇地理位置相邻，彼此呼应，避免被朝廷逐个击破。他们深知，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在这场权力斗争中生存下去。
面对接连不断的叛乱消息，年轻的皇帝刘承祐感到十分不安。毕竟，他缺乏军事经验，对如何应对这样的局势感到束手无策。然而，朝中的四位重臣——苏逢吉、杨邠、史弘肇和王章——却对此并不惊慌。他们都是经历过多次政治风波的老将，见多识广，深知如何应对这类危机。
经过朝议，最终决定由郭威担任西征军主帅，全权负责西线的军事行动，并授予他“都督中外诸军事”的权力。
郭威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命，不仅仅因为平定叛乱是他的职责所在，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这是一个扩大自己在军队中影响力的绝佳机会。在乱世之中，军权意味着一切，没有军权，再高的官职也只是虚名。
郭威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决心利用这次机会，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
在出发前，郭威特意前往冯道太师的府邸，寻求这位经验丰富的老臣的建议。毕竟，冯道历经多朝，见多识广，他的意见对郭威来说至关重要。
冯道的话与郭威的想法不谋而合：“李守贞为人慷慨，士兵们都愿意为他效命。因此，郭大人你也应当学习这一点，不能对士兵吝啬。否则，他们可能会在战场上背叛你。再说，公家的钱不用白不用，何必做铁公鸡呢？清廉固然可贵，但过于苛刻反而会招致众人的不满。”
郭威听后深感赞同，紧紧握住冯道的手说：“冯太师，您真是位智者！”
其实，即使没有冯道的提醒，郭威也明白该怎么做。在大军西行的过程中，他不断用国家的财库犒赏士兵，等到达前线时，郭威在军中的威望已经大幅提升。
从古至今，金钱往往左右着人心，能不受其影响的人寥寥无几。或许只有盲人和富翁才能做到见钱不眼开。
此次平叛不同于以往，过去通常是单一路线的军阀造反，而这次却是三路同时叛乱。郭威召集将领们商议先攻打哪一路，多数人认为赵思绾和王景崇实力较弱，应该先对付他们。
然而，镇国节度使扈彦珂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诸位所言有理，但我们是否考虑过，如果先攻打永兴和凤翔，万一战事不利，李守贞趁机抄我们的后路，我们将腹背受敌，该如何应对？李守贞虽然实力最强，但他远不及官军的强大。只要我们先打掉李守贞，赵思绾和王景崇自然不攻自破。”
郭威点头赞同，扈彦珂的建议确实更为周全。李守贞虽是三镇中实力最强的，但与官军相比仍处于劣势。一旦击败李守贞，赵思绾和王景崇必然会闻风丧胆。
于是，郭威决定采取三面合围的策略：命白从珂和宁江军节度使刘词从同州（今陕西大荔）方向发起西线进攻，昭义军节度使常克恭从潼关方向发起南线进攻，而他自己则率领主力从陕州（今河南三门峡）方向发起东线进攻，形成对李守贞的全面包围。
郭威确实是一位难得的军事天才，他深谙如何驾驭将领和士兵。对于那些离妻别子、投身军旅的汉子们来说，这是一场生死未卜的冒险。他们不仅渴望通过军饷养家糊口，更希望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尊严。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尊心，尽管有些人选择放弃，但大多数人仍然需要被认可。
郭威放下“天下兵马大元帅”的架子，与士兵们打成一片，甚至亲自参与日常琐事，如搅马勺。对于一些小过失，郭威也不严加责罚，而是宽容对待，提醒他们下不为例。而对于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功，他也给予丰厚的奖励，这些赏赐并不花费他多少资源，却大大提升了士气。
这样的领袖，士兵们已经很久没有遇到了。即使是先帝刘知远，也在这方面略逊一筹。因此，士兵们对郭威心怀感激，愿意誓死效忠。
李守贞曾是这支军队的旧主，他认为自己对士兵们不错，相信他们不会真心为刘家卖命。然而，李守贞并不知道，郭威早已赢得了这些士兵的心。此时，他们追随的不再是朝廷或刘家，而是郭威本人。这种忠诚的转变，让李守贞始料未及，也为郭威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郭威率军抵达河中城下后，并未急于发起强攻，而是将整座城市团团围住。他心中盘算：“我们就这样耗下去，看谁先撑不住。”然而，手下的将士们并不理解他的战略，对此感到困惑。
郭威向将士们解释道：“河中是西州的重要城池，城墙高大坚固，护城河深不可测，强行攻打必然损失惨重。我们粮草充足，完全可以静观其变。等到城中粮食耗尽，敌军士气低落，那时不战而胜便是水到渠成之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守贞的处境愈发艰难。城中的粮食逐渐减少，士兵们的斗志也日益消沉。李守贞意识到，再这样耗下去，自己恐怕会成为活生生的“木乃伊”。于是，他多次派出部队出城挑战，但每次都被汉军的弓箭手逼退。
情急之下，李守贞性急地派出部将朱元，命其冒死突围前往南唐求援，希望南唐能够派兵救援。
然而，南唐与河中相隔甚远，即便南唐愿意出兵，也难以及时赶到。更何况，南唐皇帝李璟并不愿因此事与汉朝交恶，更不想轻易开启战端。因此，南唐只派出一支小部队在边境上象征性地转了几圈，便匆匆撤回。
见外援无望，李守贞陷入了绝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城中的局势每况愈下，最终坐以待毙。
在凤翔起事的王景崇得到了后蜀援军的支持。后蜀军队战斗力不俗，在凤翔城下连续击败了汉军两次，迫使前线指挥赵晖撤退至宝鸡。
赵晖紧急向郭威求援，郭威得知后大为不满，斥责后蜀君主孟昶多管闲事。然而，为了确保局势可控，郭威决定亲自前往凤翔应对蜀军。临行前，他警告白文珂等人：“李守贞被逼到绝境，可能会孤注一掷，你们务必小心防范。”
郭威随即启程前往凤翔。然而，还未等他抵达，探子传来消息：蜀军因粮草耗尽，已经撤回四川。
凤翔之围得以解除，郭威意识到当务之急是尽快解决李守贞的问题。此时，李守贞已经被围困近一年，城中物资几乎耗尽，士兵们也因绝望而士气低落，不再愿意继续追随他。
乾祐二年（公元949年）七月，郭威认为时机成熟，下令各路汉军发起总攻。汉军士气高昂，吃饱喝足后全力攻城，最终成功突破了李守贞的防线。
李守贞在绝境中试图做最后一搏，仿佛人生本身就是一场赌博，每个人都在用未知的未来赌注自己的命运。前唐的李从珂不也曾被官军围困在河中，险些丧命？何况，李守贞手下有一位名叫总伦的“神僧”，声称李守贞有贵相，这让他不禁产生了自己是李从珂再世的错觉。
然而，现实无情地打破了这个幻想。他不是李从珂，即便如此，也无法与郭威抗衡。郭威的实力和谋略远超常人，李守贞派出的多路敢死队无一幸免，全部被汉军击溃。眼见大势已去，手下的将士们纷纷投降，无人愿意陪他走上绝路。
李守贞长叹一声：“自作孽，不可活！”最终，他带着妻小选择了自焚，仿佛是在模仿李从珂的结局。五代时期的战败者似乎都偏好这种悲壮的结束方式。
官军闯入李守贞的府邸，开始搜刮财物，希望能捞到一些银两。当他们来到内宅时，发现一位盛妆的女子端坐在厅前。官军面面相觑，不知她是谁。一个胆大的士兵问道：“你，你是谁？”
女子怒喝道：“我是谁？我是魏国公、守中书令、平卢军节度使符彦卿的长女！我父亲与郭太尉向来交好，我便是郭太尉的义女。你们若敢动我分毫，小心灭了九族！”原来她是李守贞的儿媳，符彦卿的大女儿。李守贞准备自焚时曾让儿子李崇训将符氏找来一同赴死，但她不愿成为李家的陪葬，便躲了起来。
符彦卿的女儿，谁敢轻举妄动？有人立即派人禀报郭威，郭威闻讯赶来，见到符氏后赞不绝口：“一个弱女子竟有如此胆识，实为女中丈夫。”
郭威命令手下护送符氏返回京城，并对她的勇气印象深刻。后来，郭威十分欣赏符氏，便通过媒人向符彦卿提亲，将符氏嫁给了自己的养子柴荣。
至于那位给李守贞出谋划策的“神僧”总伦，最终被驴车载往汴梁市中，凌迟处死。
永兴的赵思绾见形势不妙，急忙起草了一封“悔过书”，派专人送往汴梁，深刻反省自己的过错，恳请朝廷宽恕。刘承祐阅后心生怜悯，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赵思绾虽有失误，但本性不坏，便决定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任命他为华州（今陕西华县）留后。
然而，郭威对赵思绾的态度截然不同。不久后，郭威以赵思绾“怀有不臣之心”为由，果断将其处决。
郭威原本打算严惩赵思绾，但考虑到二人同朝为官的情分，最终选择给予他一个较为体面的结局。随着赵思绾的覆灭，王景崇虽然仍在，但已无力掀起大的波澜。郭威下令清理战场，犒赏三军，大军凯旋而归，回到汴梁城。
此次平叛的成功让刘承祐激动不已，数日难以入眠，对郭威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郭威深知功高震主的道理，尽管他是平叛的最大功臣，但他谦逊地表示：“此次平叛，臣功劳微不足道，全赖陛下英明及诸位大臣的努力，臣不过是顺势而为，不敢居功。”
然而，郭威的命运并未因此得以片刻安宁。刚回京没几天，契丹南下的消息传来，刘承祐不得不再次倚重郭威，命他出镇邺都，抵御契丹的入侵。郭威二话不说，迅速安排好家事，带着养子柴荣一同前往邺都，准备迎接新的挑战。柴荣本是郭威的内侄，才华横溢，深受郭威喜爱，最终被收为养子。
郭威时任枢密使，负责军事事务，频繁参与南征北战，而朝中政务则交由杨邠、王章和史弘肇三位重臣打理。
郭威与这三位大臣不仅是亲密无间的挚友，更是政治上的坚定盟友。尽管名义上的皇帝是刘承祐，但实际掌握最高权力的是他们四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他们紧密团结，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不久后，凤翔的叛乱首领王景崇因对未来感到绝望，情绪低落，甚至一度考虑自尽。他找了个借口支开亲兵，准备了一桶猪油和木柴，纵火自焚，最终化为灰烬。
至于赵思绾，情况则更为复杂，差点遭遇不测。在辅政的四位大臣中，若论才能，他们个个都是顶尖人物。
然而，在政治斗争的经验上，杨邠、史弘肇和王章远不如郭威。用现代的话来说，郭威不仅智商高，情商也极为出色，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相比之下，其他三位虽然聪明能干，但在为人处世上显得较为欠缺，缺乏郭威那样的圆融和智慧。
郭威对知识分子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尊重。他深知，在乱世中，虽然武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最终决定胜负的往往是智慧与谋略。因此，他明白绝不能轻视或得罪这些智者。
然而，杨邠等三人对此却不以为然。有一次，郭威回朝处理政务，在朝会上，杨邠等人提议让郭威以枢密使的身份坐镇邺都。刘承祐一时拿不定主意，便转头询问吏部尚书苏逢吉：“前朝是否有过这样的先例？”
苏逢吉与郭威等人并无深厚交情，甚至可以说立场不同。
枢密使一职权力极大，苏逢吉自然不愿看到郭威势力进一步扩大，于是回答道：“枢密使掌管天下军务，轻易不可授予地方官员。”
郭威为了避免引起争议，没有多说什么。但史弘肇却忍不住表达了不满：“郭枢密的才能举世罕见，何况让他带枢密使守大镇，可以震慑各地将领。陛下不必听信他人的闲言碎语。”
刘承祐觉得有道理，便同意了史弘肇的建议。史弘肇得偿所愿后，还故意埋怨苏逢吉多管闲事。
苏逢吉心中恼火不已，反驳道：“史公！中央控制地方，这是治理天下的正道。如今地方权重过大，已经对皇室的权威构成了严重威胁，史公难道不了解前朝的历史教训吗？”说罢，苏逢吉拂袖而去。
第二天，朝中的几位重臣齐聚大司徒窦贞固的府邸，一边饮酒一边商议国事。席间，两派官员再次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史弘肇性情直率，对前一天的朝议心有不满，当即满斟一杯酒递给郭威，语气中带着几分歉意：“昨天在朝堂上委屈了郭贤弟，今天请兄台饮下此杯，算是对我昨日鲁莽的赔罪。”
苏逢吉见状，也不愿与郭威结怨，连忙举起酒杯附和道：“昨日的争论不过是公事公办，绝无针对郭大人的意思，还望郭大人莫要介怀。”
史弘肇一向看不惯苏逢吉这类文人，觉得他们酸溜溜的，言辞尖锐，当即大声说道：“平定天下、削平祸乱，靠的是刀熗剑戟，这些舞文弄墨的人又能有什么用？能画出个鸟来吗？！”
王章虽然与史弘肇私交甚笃，但他掌管财政，深知文书记录的重要性，闻言不禁皱眉反驳道：“没有这些‘烂笔头子’，谁来记录国家的财政收支？”尽管王章为文人说了句公道话，但他内心对知识分子并无多少好感。
苏逢吉等人听了这话，心中极为不快，私下里对史弘肇、王章等人颇有微词。
郭威对此忧心忡忡，他曾多次劝说这几位武将对待文官的态度应有所收敛，毕竟团结一致对国家有益无害，但这些人根本听不进去。
最终，郭威怀着忐忑的心情，离开了这场充满火药味的聚会，返回了邺都。
没过几天，王章邀请众人到府中饮酒作乐，试图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酒过三巡后，大家开始玩起了行酒令，而史弘肇从未玩过这种游戏，只能在一旁观战。
坐在他身边的客省使阎晋卿见状，便主动教起史弘肇来，史弘肇虽然笨嘴拙舌，但也认真地学着。
这时，与史弘肇有过矛盾的苏逢吉觉得场面不够热闹，插话说：“输了也不过是罚两杯酒，只要身边有个姓阎的，输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没想到，史弘肇误以为苏逢吉在讽刺自己妻子阎氏的出身，顿时火冒三丈，一气之下掀翻了桌子，扬言要揍苏逢吉。
苏逢吉见势不妙，连忙拔腿就跑，而史弘肇哪里肯罢休，抽出剑就要追上去。
幸亏杨邠眼疾手快，死死拉住他：“兄弟，别冲动！苏逢吉一贯爱说风凉话，不值得和他计较。再说，他是宰相，杀了他在皇帝面前难以交代。”
史弘肇这才勉强冷静下来，事态得以平息。
在一场激烈的冲突之后，双方的矛盾逐渐激化，最终达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苏逢吉为了扳倒政敌，暗中联合了刘承祐身边的亲信李业、聂文进和郭允明等人，请求他们在皇帝面前诋毁史弘肇及其盟友。
李业等人对杨邠等人长期以来的打压和阻碍升迁早已心怀不满，因此他们对苏逢吉的提议积极响应，并在刘承祐耳边煽风点火，不断挑拨离间。
皇帝刘承祐虽然年纪不小，但一直未能真正掌握朝政大权。朝廷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杨邠等大臣手中，这些大臣不仅不给年轻的皇帝应有的尊重，甚至连他选妃这样的私事也横加干涉，这使得刘承祐心中积攒了诸多怨气。
苏逢吉和李业等人的煽动正好点燃了刘承祐心中的怒火，年轻人的心气盛，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
于是，皇帝刘承祐决定采取行动，准备一举清除那些他认为阻碍自己执政的大臣。他将这一计划告知了母后李太后，但李太后听后大惊失色，连忙劝阻儿子不要轻举妄动。然而，刘承祐却愤怒地回应道：“国家大事，妇人懂什么？”
乾祐三年（公元950年）十一月十三日，后汉辅政大臣杨邠、王章和史弘肇像往常一样入朝。然而，他们刚踏入殿中，还未及抱怨寒冷的天气，便被早已埋伏好的武士一举擒获。紧接着，刀光闪过，三颗人头落地，一切发生在瞬息之间。
刘承祐随即下令，诛灭杨邠、王章和史弘肇三族，不论老幼，无一幸免。与“三逆”有关的党羽，如京使甄彦奇、内常侍辛从审、枢密副承旨郭颙、控鹤指挥使高进、三司都勾官柴训等人，也一个不漏地被处决。凡是被认为是“杨党”成员的人，无一逃脱这场劫难，从此人间蒸发，化为黄泉路上的孤魂野鬼。
尽管“杨党”的三大骨干已被铲除，但另一个潜在的威胁——郭威仍在邺都镇守。虽然李业无力对付郭威，但郭威及其死党王峻的家属仍留在京城。
于是，皇帝刘承祐下令将郭威和王峻两家满门抄斩，甚至连柴荣的三个儿子也未能幸免。
一时间，汴梁城内血流成河，哀声四起，景象惨不忍睹。随后，枢密承旨聂文进奉皇帝旨意，召集群臣，宣布圣谕：“杨邠、史弘肇、王章等人图谋不轨，扰乱祖宗家法，今日朕已将其依法惩处，天下自此升平，朕愿与众卿同庆！”
众臣谁敢多言？只能唯命是从。为了安抚军界，刘承祐又亲自召集高级将领，温言安慰道：“这三人欺朕年幼，祸乱国家，与你们无关，不必惊恐，朕定会为你们主持公道。”
这些将领们心中暗自思量：“皇帝收回大权，先暂时顺从，再观望形势。”
对此，王夫之曾评论道：“杨邠等人本是刘氏的得力干将，威震朝廷，权倾一时，却在一夜之间伏尸阙下，如同圈中的猪猡，任人宰割。”
杨邠等人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自身的问题。虽然他们在才干上各有千秋，但为人过于严苛，不懂得人情世故。他们仗着皇帝年幼，专权自大，只想在位期间风光一时，却忽视了长远的政治智慧和人际关系的经营。
正如历史上许多武人一样，即使拥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如史弘肇，也因为性格上的缺陷，无法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取得成功。项羽虽威震四方，最终还是在乌江自刎，这便是最好的例证：纯粹的武人难以在政治舞台上立足。
在这三人中，杨邠和王章对军务一窍不通，唯有史弘肇稍懂军事，但他同样缺乏政治手腕。因此，即便他有反叛之心，也不会有多少人愿意追随他。归根结底，他们的失败在于不懂得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不会“做人”。
相比之下，郭威之所以能够侥幸逃过一劫，凭借的是他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才能。当时，外敌入侵，郭威得以率军外出，而其他三人显然不适合带兵坐镇。这一机会成为了郭威的救命稻草。
此时，郭威正在官署中议事，突然接到从汴梁传来的急报，得知杨邠等人及其家眷已被杀害。消息传来，郭威几乎痛不欲生，柴荣在一旁也气得连连跺脚。与此同时，刘承祐的诏书也到了，要求郭威“回京议事”。
郭威愤怒地骂道：“家人都被杀光了，还要我回去议什么狗屁！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一旁的兵房主事魏仁浦冷静地分析道：“郭公长期坐镇邺都，早已被京中的那些小人视为眼中钉。若您此时回京，恐怕难逃一死。为了自保，千万不能回去。”
郭威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换了谁也不敢在这种情况下主动送死。他的部下们与他出生入死多年，感情深厚，纷纷劝说郭威率军回京，向刘承祐讨个说法，否则没人愿意陪他去送死。
郭威最终咬牙做出了决定：“罢了！事已至此，还能说什么！”他深知，此时不采取行动，不仅自己难逃一死，连手下的将士们也会跟着遭殃。于是，郭威决心率军回京，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风暴。
郭威命令养子柴荣留守邺都，确保这一战略要地的安全。如果事态发展不利，他们还可以退守河北。郭威深知柴荣的才能，因此将这一重任托付给他最为放心。
随后，郭威率领大军西进。当行至澶州时，他们抓获了前来刺探军情的小太监嵒脱。郭威决定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嵒脱向刘承祐传递一封信。
信中写道：“陛下先前密令郭崇威（郭威的大将）暗中对付我，但郭崇威等人不肯执行，反而强迫我到京中请罪。京中的变故与陛下无关，皆因那些小人所为。过几天我会亲自前往京师，请陛下明察是非，主持公道！”
郭威特意让嵒脱将这封信带回给刘承祐。
表面上看，这封信是在谦卑地请罪，实则暗藏郭威的威胁：姓刘的，冤有头债有主，我郭威到了京中一定会新账旧账一起算！
郭威的反应不难理解。即使杨邠等人再有过错，也不过是弄权而已，远未达到灭族的地步。郭威为刘家效忠多年，最终却落得如此下场，谁不感到寒心？
这封信不仅是对刘承祐的警告，也是郭威对自己处境的无奈表达。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既能保全自己，又能为未来争取更多的主动权。
乾祐三年（公元950年）十一月中旬，郭威率领的“上访团”抵达滑州（今河南滑县）。滑州节度使宋延渥代表后汉中央政府以隆重的仪式迎接他们进城。
郭威深知此行的目的远不止是向刘承祐“讨说法”。他和所有随行人员都明白，局势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事态的发展已超出了一般的交涉范围。
为了坚定将士们的决心，郭威通过心腹、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王殷传达了一条重要信息：“郭令公已经许诺，一旦平定京师，城中的金银财宝任由大家取用，不拿白不拿。”这一承诺立刻在三军中引发了热烈的响应，士气大振。
然而，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道德的。京师中的财富并非无主之物，肆意掠夺无疑是一种强盗行为。
郭威当然清楚这一点，但在乱世之中，成就大事往往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道义固然重要，但在个人利益面前，有时也不得不退居次位。这种权衡在动荡的时代里并不罕见。
当小太监嵒脱将郭威的信送到刘承祐手中时，郭威的大军已经逼近封丘（今河南封丘），距离汴梁不足五十里。这一消息让刘承祐大为惊恐，脸色苍白，不知如何是好。
然而，刘承祐的“叔父”、兖州节度使慕容彦超却表现得异常自信。
慕容彦超与刘知远同母异父，他豪言壮语地对刘承祐说：“陛下不必担忧，郭威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不值得害怕。请陛下静观其变，臣定能生擒此贼于马前。”尽管刘承祐心中半信半疑，但还是决定派慕容彦超出兵迎战，并亲自前往前线为其助阵。
两军在汴梁北面的刘子坡展开激战。战场上，慕容彦超与郭威麾下的将领郭崇威狭路相逢，两人骑马交锋，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然而，慕容彦超的坐骑似乎出了问题——可能是饿了，也可能是心不在焉（有传言说是它想家了），结果突然栽倒在地。慕容彦超险些被郭崇威活捉，仓皇逃回兖州，狼狈不堪。
郭威的军队乘势发起猛攻，汉军溃不成军，纷纷退回营寨。此时，汉军中的许多将领和官员对刘承祐已失去信心，认为他难以抵挡郭威的攻势，纷纷投奔郭威的阵营。但郭威并未立即公开自己的政治意图，而是暂时打发这些投诚者返回汉营，以示自己并未急于篡位。
后汉隐帝刘承祐见局势不利，意识到郭威并非易与之辈，便决定撤回汴梁，准备固守城池。他心想，汴梁城墙坚固，粮草充足，坚守个二三年应该不成问题。
当刘承祐带着苏逢吉等人赶到汴梁城下时，代理开封府尹刘铢却拒不承认他的权威，城门紧闭，不让任何人进入。
刘承祐焦急地高呼：“快开门，我是当今的皇帝！”
话音未落，城墙上箭矢如雨般射下，许多侍卫当场丧生。刘铢的反应异常决绝，不仅拒绝开门，还命人从城中派出大批刺客，意图取刘承祐的性命。
刘承祐做梦也没想到，刘铢会出此狠招，吓得他朝着西北方向拼命奔逃。杀手们紧追不舍，既然已经反叛，索性要将事情做到底，斩草除根。
刘承祐一路仓皇出逃，来到赵村时，乱军已近在咫尺。茶酒使郭允明见大势已去，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便在刘承祐下马休息的瞬间，果断下手结束了刘承祐的性命。
随后，郭允明和苏逢吉也选择了自杀，以示决绝。
郭威得知刘承祐的死讯后，悲痛欲绝，号啕大哭：“陛下驾崩，皆因我之过！”他的哭声震天动地，仿佛山河为之动摇。
虽然郭威的表现可能有作秀的成分，但他对刘承祐之死的心情确实复杂。如果不是刘承祐听信苏逢吉等人的谗言，杀害了杨邠、王章、史弘肇以及郭威的家眷，逼得郭威走投无路，郭威本不希望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
随着刘承祐的死，郭威离权力的巅峰仅一步之遥。郭威率军攻入城中，刘铢无力抵抗，最终被生擒。郭威对杀害自己家人的刘铢恨之入骨，但当时局势紧迫，只能暂时将他关押起来，留待日后处理。
为了避嫌，郭威搬回了他在京城的旧宅，表现出一副与世无争的姿态。然而，郭威的军队进城后，却开始了大规模的抢掠，汴梁城内一片混乱，百姓们惊恐万状，城市陷入了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
右千牛卫大将军赵凤目睹此景，怒不可遏。他愤怒地质问道：“郭公起兵，本是为了清除奸佞，安定国家社稷。你们这些畜牲竟敢趁机作乱，玷污郭公的清名！”说罢，赵凤在巷口的胡床上坐下，拉弓搭箭，向那些肆意抢掠的士兵射去，数十人应声倒下
这一幕让人不禁想起了当年李处耘的英勇之举。赵凤的行为不仅制止了部分士兵的暴行，也暂时平息了城中的混乱局面。
看到眼前的混乱局面，王殷急忙劝阻郭威：“主公，请您下令制止士兵们的抢掠行为。若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民心将大失，这对主公的声望极为不利！”
郭威心中已有打算，他明白自己当初的承诺已经兑现，现在是时候收手了。于是，他果断下令，凡再有抢掠百姓财物者，一律处斩。郭威素来言出必行，军令一下，城中的秩序迅速恢复。
虽然局势有所好转，但人心仍未完全安定。为了进一步稳定局面，郭威率领百官前往朝见李太后，并在她面前痛哭流涕，表达了自己起兵完全是被刘承祐逼迫所致。
李太后深知郭威的苦衷，她对郭威说道：“皇帝已经驾崩，当前最重要的是从宗室中选出一位贤明的继承人，以延续大汉的基业。开封尹刘承勋和武宁节度使刘赟都是高祖皇帝的子嗣，你们可以从中选择一位。”
刘赟是河东节度使刘崇的儿子，但已经过继给刘知远为子。郭威等人原本打算立刘承勋为帝，但刘承勋体弱多病，生活难以自理，显然无法胜任皇帝之位。
李太后看穿了郭威的意图，意识到郭威想利用刘承勋作为傀儡，于是她亲自召见刘承勋，果然发现他身体虚弱不堪。郭威见此情况，只好放弃原计划，与众臣商议后决定推戴刘赟为帝。
为了迎接刘赟，郭威派遣了老太师冯道前往徐州。冯道是一位德高望重、洞察世事的政治家，他早已看透了郭威的心思。
临行前，冯道故意问郭威：“郭大人，您是否真心拥戴武宁（指刘赟）？”郭威担心冯道当众揭穿他的真实意图，急忙指天誓日，发誓说：“天皇皇，地皇皇，我郭威若有一句虚言，来世愿变作黄鼠狼！”
冯道微微一笑，心领神会地离开了。
然而，就在冯道出发不久，镇州和定州传来紧急军情：辽世宗耶律阮率大军南侵，契丹军队在河北腹地横冲直撞，接连攻下了安平（今河北安平）和束鹿（今河北辛集）。镇州和定州的守将紧急向汴梁求援。
此时，后汉各藩镇中实力最强的除了郭威，便是河东节度使刘崇。刘崇得知刘承祐在赵村被杀，郭威已经进入汴梁的消息后，准备集结河东精锐部队南下，与郭威一决高下，誓要夺回刘家的天下。但当他听说刘赟即将继位时，刘崇大喜过望：“我儿子做了大汉天子，我就是皇上的父亲，这下可以放心了。”
后汉隐帝刘承祐被杀后，局势变得异常复杂。为了稳住局面，郭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给河东节度使刘崇写了一封信。信中，郭威表示自己并不适合当皇帝，并自嘲说自己脸上刺有纹身，形容丑陋，根本不是做皇帝的料。他还强调，朝中大臣们一致推举武定军（即后来的后周太祖郭威）为新君，希望刘崇能够相信他的诚意。
然而，这封信的真实意图是为了麻痹刘崇，让他放松警惕。事实上，郭威已经在暗中策划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刘崇虽然接到了这封信，但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危险。太原少尹李骧看穿了郭威的计谋，劝告刘崇不要轻信郭威，建议他出兵太行山，给郭威施加军事压力，等待时机再作决定。
李骧的建议实际上是非常明智的。他主张通过军事行动来保持对郭威的压力，确保刘崇在关键时刻有足够的筹码。如果刘崇能够采纳这一建议，或许可以改变后来的历史走向。
然而，刘崇并没有听从李骧的忠言，反而认为他是多疑之人，最终将李骧处死。这一决定成为了刘崇最大的失误之一。
对于刘崇来说，最稳妥的选择是迅速南下汴梁，掌控朝廷，号令天下。无论是自立为帝，还是拥立刘赟为帝而自居太上皇，都是可行的方案。然而，刘崇的犹豫和错误判断导致他失去了这个宝贵的机会。最终，郭威顺利登基，建立了后周政权，而刘崇则被困在河东，再也无力回天。
李太后对军事事务并不熟悉，当得知契丹军队南下入侵的消息后，她意识到唯一能够依赖的将领只有郭威。此时，刘崇仍在太原城中，一心想着成为“太上皇”，并未采取任何行动。
无奈之下，李太后只好再次委派郭威，希望他能率军北上抵御契丹。郭威欣然接受任务，带领大军向北进发。
然而，当郭威到达澶州时，军中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故。一名士兵声称自己精通天文，指着天空大喊：“快看！太阳旁边升起了一道紫气，直冲郭公马前，这是天命所归的祥兆，预示郭公将成为天子！”
此言一出，士兵们纷纷响应，围住郭威高呼：“我们已经与刘氏家族结下了深仇大恨，刘赟一旦掌权，绝不会放过我们。请侍中自立为天子，我们才能保全性命！”
郭威表面上显得十分惊恐，连连摇头，仿佛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坏了。
但士兵们并不理会他的反应，径直撕下一面黄旗，披在了郭威身上，然后伏地山呼万岁，场面极为壮观。郭威虽然装作万分痛苦，甚至几次假装昏倒，但在闭眼的瞬间，几乎忍不住笑出声来。
就这样，士兵们簇拥着这位“未来的皇帝”郭威，浩浩荡荡地向南返回京城。这一天是汉乾祐三年（公元950年）十二月二十日。
在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之前，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澶州兵变。这两起事件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仿佛是历史的一次重演。
澶州兵变的主角之一，是一位对当年那场震撼性的场面刻骨铭心的将军。十年后，他巧妙地复制了这一幕，从过程到结果，几乎分毫不差。后人常常惊叹于这位导演的想象力，但实际上，这不过是历史的重复与再现，如同炒冷饭一般。
郭威率军返回汴梁时，城中的文武百官早已得知兵变的消息。此时，谁还会对刘家表忠心？他们曾经背叛石重贵，如今自然也不会对刘赟手下留情。名节对他们来说，不过是用来取悦他人的工具，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在这场权力更迭中保住自己的利益。于是，官员们争先恐后地出城迎接郭威，表示效忠。
李太后深知局势已无法挽回，再多的挣扎也无济于事，最终她只得下令让郭威监国，以求自保。而此时，名义上已是皇帝的武宁节度使刘赟，刚刚抵达宋州（今河南商丘），便被郭威的心腹郭崇威软禁起来，听候处理。
新年刚过，汉乾祐四年（公元951年）正月初五日，李太后颁布诏书，将汉朝的天下传给了郭威。这一天，郭威意气风发地登上崇元殿，向全国宣告自己为周朝后人，并改国号为“大周”，将汉乾祐四年改为周广顺元年。
继位后，郭威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政权。他下诏为杨邠、王章、史弘肇等人平冤昭雪，这些人在之前的政变中被诬陷致死。同时，由于李业已经逃出汴梁，郭威下令将杀害自己家眷的主谋刘铢斩首示众。值得注意的是，郭威并没有选择以怨报怨，族诛刘铢的家人，这一举动充分展示了他宽广的胸怀和仁慈的治理理念。
或许郭威未曾预料到，十年后的公元960年，他非常器重的大将赵匡胤几乎完全复制了他的做法。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宋朝，取代了郭威所创立的大周。赵匡胤的“逆取顺守”策略，几乎没有受到多少责备，因为他的行动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最终完成了中国的局部统一。
郭威虽然未能亲眼见证国家的最终统一，但他和他的继承者柴荣为赵匡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没有郭威和柴荣的努力，赵匡胤的统一大业恐怕不会如此顺利。因此，郭威的历史贡献不容忽视，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重要的过渡性人物，为后来的宋朝奠定了基础。
郭威虽有其政治上的权谋与虚伪，但相较于其他时代的统治者，他并不残暴，为人相对正直。他在五代时期的才能尤为突出，名声也较为良好，可与李嗣源相提并论。
尽管郭威最终取代了后汉，但他对后汉的李太后依然保持了应有的尊敬，尊她为昭圣皇太后。然而，对于后汉的继承人刘赟，郭威并未手下留情，派人前往宋州将其处决。刘赟的命运可谓极其不幸，连汴梁城的龙椅都没能坐上一天，便被郭威视为前朝的威胁而除去了。
得知儿子被杀的消息后，时任河东节度使的刘崇深感悔恨，痛斥自己当初没有听从谋士李骧的忠告。在冰天雪地中，刘崇南向大骂郭威，誓言与后周不共戴天。
正月十六日，刘崇在晋阳正式称帝，延续国号为“大汉”，史称北汉，成为五代十国时期北方唯一的一个割据政权。
值得注意的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国中，除了北汉位于北方，其余九国均建立在南方，这与之前的十六国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十六国中，除了成汉位于西南地区，其他政权大多集中在北方。
郭威在乾祐三年的汴梁事变中失去了所有亲生儿子，身边仅剩养子柴荣。幸运的是，柴荣不仅对郭威敬重如生父，而且文武双全，多年追随郭威，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深得郭威和其他人的认可。
虽然郭威未曾公开表明，但朝野上下都心知肚明，柴荣是未来帝位的不二人选。柴荣或许私下里也意识到，刘铢当年的行为无意中为他铺平了继承之路。
历史上类似的例子并不少见。例如，李嗣源若无亲生子嗣，也会选择将江山传给李从珂。而太原的刘崇虽然自立为帝，但其势力仅限于十二州，远不及周朝的强大。为了寻求外援，刘崇效仿石敬瑭，称契丹皇帝耶律璟（原名耶律述律）为叔父，希望借助契丹的力量对抗周朝。耶律璟自然乐见其成，仿效其父耶律德光的做法，认下了这位“侄子”。
刘崇前来求助，自然希望得到耶律述律的支持。耶律述律也早有南下中原的打算，于是在广顺元年（公元951年）十月，他率领五万大军与刘崇亲自带领的两万军队会合，共同进攻周朝的晋州（今山西临汾）。晋州巡检使王万敢一面指挥周军坚守城池，一面紧急向京师奏报。
此时，郭威刚刚登基，人心尚未完全归附，他绝不能让天下人小瞧自己。郭威愤怒地说道：“刘崇这老儿想学石敬瑭，也不打听打听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我倒要看看他能折腾出什么名堂！”
于是，郭威任命他的结拜大哥、上书房大臣王峻为“征北大元帅”，前去迎战契丹和刘崇的联军。然而，王峻却是个胆小如鼠的人，害怕契丹的铁骑，行至陕州便不肯再向前推进。
这一举动让郭威大为光火，心想你这个废物不行，只能朕亲自出马。没想到，王峻倒是有几分战略眼光，立刻上奏道：“陛下千万不可离开京师，否则兖州的慕容彦超可能会乘虚而入，一旦京师失守，陛下的江山就危在旦夕了。”
郭威听后，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行动计划，权衡利弊之后，决定暂时按兵不动，寻找其他应对之策。
郭威仔细一想，确实如此。慕容彦超虽然表面上向自己称臣，但他毕竟是刘氏的亲信，怎么可能真心归顺。因此，郭威决定留在汴梁，命令王峻不要再拖延，尽快前往晋州处理正事。王峻明白无法再推脱，只好硬着头皮前往晋州。
没想到，王峻的运气出奇地好。恰逢北军因粮食短缺，加之天降大雪，百姓纷纷逃离，导致北军一时难以抢夺到足够的粮草，最终不得不撤退。
王峻犹豫了许久，最终决定派马军都指挥使仇弘超等人追击刘崇。他们一路追到了霍邑（今山西霍县），终于赶上了北军。
经过一番激战，北军大败，刘崇狼狈逃窜。这场惨败让刘崇真正认识到了郭威的实力，从此老老实实地待在太原城中，不敢轻举妄动。
根据历史记载，慕容彦超的行为确实如王峻所料。
作为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同母胞弟，慕容彦超在后汉灭亡后失去了他的特殊地位，这让他感到非常不满和愤怒。他意识到，在郭威的统治下，自己永远无法获得应有的地位和权力。因此，他决定不再与郭威虚与委蛇，而是公然反抗。
广顺二年（公元952年）正月，慕容彦超正式起兵反叛。
接到军报后，郭威冷笑一声，似乎早已预料到这一局面：“果然如此，早就知道你会有这一天！”随即，他下令昭武军节度使曹英率兵讨伐慕容彦超。
虽然曹英成功击退了慕容彦超的几次进攻，但始终未能攻破兖州城。
慕容彦超站在城墙上，嘲笑曹英无能：“姓曹的，有本事你上来啊！”
曹英被激怒，甚至喊出了慕容彦超的小名：“阎昆仑，你别得意，今天你闹得欢，早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直到四月份，曹英依然未能攻破城池，郭威对此感到颇为不耐。为了亲自处理慕容彦超的问题，他决定留下三司使李穀镇守汴梁，自己则率领大军前往前线。
郭威首先尝试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城下向慕容彦超喊话，承诺如果投降，可以免除死罪。然而，慕容彦超不仅拒绝了这一提议，还对郭威进行了猛烈的侮辱，甚至牵扯到了郭威的祖先。面对这样的挑衅，郭威不再多言，立即下令攻城。
由于皇帝亲自督战，士兵们不敢有丝毫退缩。战死沙场者将被追认为“烈士”，家眷也会得到优厚的抚恤；而临阵脱逃者则会被处以军法，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因此，周军的攻势一波接一波，愈发猛烈。最终，慕容彦超再也无法抵挡，周军成功破城。慕容彦超平时以铸造假币和欺诈军饷著称，此时他心急如焚，对着士兵大喊：“快给我顶住！我把我所有的银子都给你们！快顶住！”然而，士兵们早已对他失去了信任，纷纷回应道：“你的银子都是假的，谁要你的钱！”随即一哄而散，各自逃生。
慕容彦超见大势已去，无路可逃，最终选择投井自尽。郭威入城后，对慕容家族毫不留情，下令将其全族诛灭。
在封建时代，权力的运作往往遵循着极端的原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有罪，诛灭九族”。胜利者享有无上的荣耀，失败者则面临灭顶之灾。
一旦有人犯错，无论是年幼的孩童还是刚出生的婴儿，都会被牵连，这种做法被称为“斩草除根”，以确保不留后患。
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制下的权力结构，权力被视为一种排他的资源，获取权力就像是在赌场上豪赌，人们用自己和家人的性命作为赌注。
赢了，便能享受无尽的财富与地位；输了，则可能失去一切，甚至生命。史书中的一个简单字眼“族（动词）”背后，隐藏着无数无辜者的血泪与悲惨命运。历史不仅是由鲜血书写而成，更充满了无尽的叹息与反思。
在这样的背景下，后周太祖郭威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一面。他在离开兖州回京的路上，特意前往曲阜拜祭孔圣人。当时，有人劝阻他说：“陛下身为一国之君，不宜向臣子行礼。”
但郭威却回答道：“孔子是万世师表，我们这些学生怎能不尊敬老师？”
此外，郭威还任命了自称是颜回后人的端明殿学士颜衎为兖州市代理长官，负责处理当地的遗留问题。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他对儒家思想的尊重，也展示了他治理国家时的包容与智慧。
孔子生前虽未享尽富贵，但其思想却在身后得到了极高的尊崇。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历代帝王无不将孔子奉为至高无上的圣人，对其顶礼膜拜。孔子的后人也因此受益，嫡系子孙世袭“衍圣公”这一封号，地位显赫。尤其到了元成宗铁木真大德十一年（1307年），孔子被尊称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几乎与皇帝平起平坐。
在封建时代，孔子的地位不可动摇，批评他被视为大逆不道。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近代以来，孔子的形象逐渐走下神坛，甚至一度成为批判的对象，被称为“孔老二”。
为了彰显对儒家文化的尊重，后周太祖郭威特意从民间寻找到孔子的第四十三代孙孔仁玉和颜回的后人颜涉，任命孔仁玉为曲阜县令，颜涉为主簿。郭威此举不仅是为了装点门面，更是为了表达对儒家传统的敬意。游览曲阜后，郭威满意地返回京师。
慕容彦超是后周境内的一颗定时炸弹，长期威胁着朝廷的稳定。郭威成功解决了这一隐患后，心情大为舒畅。正如古人所言，心中有事则愁容满面，事情解决后自然心旷神怡。
回到京师不久，郭威便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修改盐法。后汉时期，私贩盐曲一斤以上即面临死刑，这种严酷的法律使得许多百姓因贫困而陷入绝境。郭威意识到这一点，决定放宽刑罚，改为“私贩盐曲五斤以上处死”。这一举措不仅缓解了民间的不满情绪，也为百姓多留了一条活路。
盐在古代不仅是生活必需品，更关乎国计民生。政府垄断盐业经营，而民间私贩盐曲往往利润丰厚，吸引了许多人铤而走险。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如程咬金（程知节）、王仙芝、黄巢等，都曾以私盐贩子的身份发家，最终成为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
广顺二年（公元952年）九月，契丹人再次南下，侵扰镇州一带。郭威深知，契丹人仍然怀揣着石敬瑭时代的幻想，妄图扶持刘崇为中原之主，继续主宰中原的命运。
然而，郭威冷笑着回应：“刘崇虽是石敬瑭的翻版，但我郭威却不是当年的李从珂！”他立即召见成德节度使何福，命令其率军迎战。
何福派遣龙捷都指挥使刘诲等人率兵前往前线，向契丹使者耶律述律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如今的中原皇帝不再是李从珂，契丹人的美梦该醒了。
契丹军队在贝州（今河北清河）与周军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交锋，双方似乎都没有全力以赴。契丹军此行的主要目的是“采购年货”，而周军中的士兵们也无意为了一场未必值得的战斗拼死拼活，更何况皇帝并不在场，大家乐得混日子。
契丹军在满足了掠夺的需求后开始撤退，但在回军途中，他们又忍不住发泄了一番，沿途大肆屠杀无辜百姓，尤其是成年男性，然后扬长而去。这种野蛮行径令人发指，但刘诲等人并未采取进一步行动，毕竟谁愿意为了虚名而冒生命危险？于是，他们眼睁睁地看着百姓被杀，最终只能回去交差。
在封建社会中，底层百姓的生命微不足道，他们的死亡往往连名字都不会留下，只是被简单地称为“张三、李四”。统治者口中所谓的“爱民如子”，不过是一句空洞的承诺，即便有的统治者做得稍好一些，但从根本上说，他们从未真正将百姓放在心上。
历史上的无数事件证明，无论朝代更迭如何，最受苦的永远是普通百姓。元朝文学家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曾深刻地感慨：“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不仅是对历史的总结，更是对现实的警示。
在五代时期，郭威堪称一位较为出色的皇帝。与之前的刘知远、石敬瑭等人不同，后者多为典型的乱世军阀，善于因势利导，却缺乏长远的治国理念。郭威虽然崛起的道路与他们相似，但他展现出了更为宽广的胸怀和对百姓疾苦的深切同情，不像前几位统治者将民众视为无尽的财源。
郭威即位后，做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决定：他下令将前任皇帝刘承祐搜刮进宫的稀世珍宝全部取出，并命人将其砸毁。
郭威对群臣宣布：“真正的君主并不需要这些导致国家灭亡的奢侈品。真正的宝藏是人心（当然，这并不一定是指民心）。我出身低微，历经千辛万苦，才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侥幸成为皇帝。我怎敢残害百姓以满足个人的享受？”
随后，郭威颁布诏书，命令地方官员不得再向朝廷进贡民间财物，只需确保百姓衣食无忧即可。他认为，过多的贡品不仅无益，反而会加重百姓的负担。这种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在当时显得尤为珍贵。
在广顺二年（公元952年）十一月，郭威颁布了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涉及对牛皮这一关键战争资源的管理。
牛皮在冷兵器时代是极为重要的军事物资，可用于制造盔甲和盾牌。后汉时期，政府严格禁止民间私自买卖牛皮，并将所有备用的牛皮收归国有，仅以低廉的价格补偿百姓，导致民众怨声载道。更糟糕的是，在唐明宗李嗣源统治期间，政府甚至用盐来应付百姓，敷衍了事。而石敬瑭则更为极端，直接强行“收购”牛皮，连基本的补偿都不提供。
郭威深刻认识到这种政策的弊端，决定进行改革。他规定，今后每十顷土地（古代一顷等于五十亩）只需向官府交纳一张牛皮，其余的牛皮允许百姓自由交易，但严禁将其出售给周边敌对国家。这一政策既保障了国家的军事需求，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体现了郭威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和对治理的智慧。
郭威在位期间，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措施，其中一项便是废除牛租。这一举措赢得了广大民众的赞誉。牛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朱温时期。
当年，朱温攻占淮南后，掠夺了数十万头耕牛，并将这些牛分配给百姓，要求他们每年向官府缴纳租子。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耕牛逐渐死亡，但牛租却依然存在，甚至到了后汉时期，牛的后代已经繁衍多代，牛租仍然年年征收。这使得百姓怨声载道，纷纷感叹“天下的乌鸦一般黑”，认为无论是朱梁还是唐、晋、汉三朝，对百姓的苛捐杂税并没有本质区别。
郭威的改革不仅废除了这一不合理的牛租制度，还调整了牛皮征收制度，极大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因此，民间欢腾不已，百姓奔走相告，称赞郭威是一位明君，认为“老天有眼，出了个好皇帝”。
值得注意的是，五代时期的政权更迭频繁，各朝代之间的正统性问题一直备受争议。朱梁政权虽然被后世视为“伪朝”，但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等政权大多源自河东军政系统，它们的正统性追溯只能到达后唐，再由后唐上承唐哀帝。
郭威作为后周的开国皇帝，也不例外。而后来的赵匡胤之所以承认朱梁的正统性，主要是因为他并非河东派系出身，没有受到派系纠葛的影响。此外，李存勖称帝时正好是梁朝最后一年，这为赵匡胤继承正统提供了便利，技术上也易于处理。
郭威在位期间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确实得到了当时及后世的广泛赞誉。薛居正对郭威革除弊政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期月而弊政皆除，逾岁而群情大服，何迁善之如是，盖应变以无穷者也。”这段话不仅肯定了郭威在短时间内取得的显著成效，也赞扬了他灵活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
郭威拒绝将肥田卖给富户以充实国库的做法，更是体现了他“利在于民，犹在国也”的治国理念。他认为，百姓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息息相关，只有当百姓富裕了，国家才能真正繁荣昌盛。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在封建时代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尽管最终这些政策仍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但郭威能够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关注民生，值得我们高度评价。
相比之下，现代社会中某些地方的治理方式却未能达到郭威的高度，甚至出现了与民争利的现象，仿佛绿头苍蝇一般，紧紧盯着老百姓的血汗钱。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也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和民众的信任。面对这样的情况，相关责任人应当深刻反思，学习历史上的优秀治理经验，真正做到“利民为本”，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总结来说，郭威的治国理念和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借鉴，提醒今天的领导者们，只有真正关心百姓福祉，才能赢得民心，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五代十国的动荡历史中，郭威所建立的后周（951-960年）标志着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相较于前期的频繁叛乱和内斗，后周的十年间，除了郭威刚即位时发生的兖州慕容彦超叛乱外，基本没有再发生过重大的军事动乱。
五代前期的几个朝代，如后梁、后唐、后晋、后汉等，内部的军事斗争异常激烈，地方大镇的叛乱几乎成了常态。无论是出于不满还是为了趁乱谋取私利，地方军阀的造反行为屡见不鲜。这种局势不仅削弱了中央政权的权威，也让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统治者的冷漠态度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他们对百姓的疾苦视而不见，横征暴敛，导致民怨沸腾。在这种背景下，地方军阀得以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纷纷起兵反抗，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郭威即位后，深刻认识到前几任统治者的弊病，决心改变这一局面。他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减轻赋税，关注民生，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这些政策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使得社会逐渐恢复了稳定。
郭威的治国理念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他深知，要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依靠得力的地方官员来执行正确的政策。正如毛主席后来所说的：“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郭威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他重视选拔贤能之人，确保地方官员能够有效地贯彻中央的政策。
由于郭威的改革深得民心，地方实力派失去了发动叛乱的社会基础。即使有心造反，也难以获得民众的支持，最终只能自取灭亡。郭威通过合理的用人制度和正确的政治路线，成功地巩固了中央政权，为后周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郭威在用人方面也并非总是眼光独到，比如他曾任命的庆州（今甘肃庆阳）刺史郭彦钦就是一个明显的失误。
郭彦钦此人贪婪成性，自上任以来，对治下的各族人民肆意搜刮，积累了大量不义之财。
庆州地处多民族聚居地带，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因此在这一地区为官，理应注重稳定与发展并重。然而，郭彦钦却全然不顾这些，只图一时之利，大肆掠夺，导致当地汉人和少数民族怨声载道。尤其是党项部的野鸡族，更是被郭彦钦的暴行激怒，最终不堪忍受，起兵反抗。
得知此事后，郭威大为震怒，立即派遣邠州（今陕西彬县）节度使折从阮（即著名的杨六郎之母佘太君的祖父）和宁州（今甘肃宁县）刺史张建武率军前往平息事态。然而，张建武等人并未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他们在击败野鸡族后，接受了与野鸡族有仇的折思族和杀牛族送来的犒赏酒肉，不仅抢夺了这些物资，还趁机对折思族和杀牛族进行了进一步的掠夺。
这种行为彻底激怒了当地的少数民族，杀牛族等部落联合起来，对官军展开了猛烈反击。结果，官军惨败，折从阮等人不得不紧急向郭威求援。
郭威听闻此事后，气得在殿中来回踱步，最终下令罢免了郭彦钦、张建武等人的职务，并派遣新的官员前往庆州安抚各族人民。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但郭威也因此深刻认识到，治理多民族地区必须更加谨慎，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少数民族和汉族一样，都应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利，不应因民族身份而受到歧视。诚然，历史上某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确实表现出残暴的一面，但汉族中也有不少皇帝同样残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每个个体的行为差异巨大，不能因为个别人的行径就对整个民族下结论，这种做法是不客观且不公平的。
在处理完边疆事务后，郭威终于可以集中精力整顿内部问题，尤其是针对那些行为不当的官员。首当其冲的就是大周开国重臣、郭威的异姓大哥王峻。
王峻身居高位，本应是郭威最得力的助手，但他却逐渐变得居功自傲，对郭威的态度也越来越不尊重。有一次，皇子柴荣想要觐见郭威，王峻竟然从中作梗，阻止了这次会面。此外，王峻还曾强行要求郭威罢免宰相范质和李穀，改任端明殿学士颜衎和枢密直学士陈观。人事任命权是皇帝的核心权力之一，王峻的这种行为显然是越过了界限。
面对王峻的无理要求，郭威虽然碍于兄弟情面，表示需要时间考虑，但王峻却不依不饶，甚至口出不逊，直接辱骂了郭威。更甚的是，郭威准备用午餐时，王峻仍在一旁纠缠不休，直到郭威被迫答应了他的要求，他才离开。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了朝政的正常运作，也严重损害了郭威的权威。
王峻显然意图在朝中树立自己的势力，任用亲信，这些官员一旦当上宰相，究竟会听从郭威的命令，还是追随王峻？这种局面下，郭威极有可能被架空，沦为“精神领袖”。任何一个有远见的统治者都不会坐视这种情况发生。
广顺三年（公元953年）二月，郭威终于忍无可忍。他下令将王峻软禁，并召集重臣商议对策。面对众臣，郭威老泪纵横，痛心疾首地说：“王峻眼中无朕，屡次弄权。若让他得逞，朕将何往？更何况，朕的亲生子嗣皆死于前朝，如今只剩下养子郭荣，连尽孝道都因王峻的阻挠而无法实现。你们说，王峻该如何处置？”
冯道等人一贯奉行“谁占上风谁就是正确”的哲学，自然站在郭威一边，力劝郭威除掉王峻以绝后患。然而，郭威终究不忍下手过重，最终只是将王峻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县）司马。王峻被贬后，心中满是悔恨与不甘，加之身体每况愈下，最终在商州郁郁而终。
王峻是五代十国时期的重要人物，曾在后梁时期担任过赵岩的侍从。他还有一个不光彩的身份，他曾经做过梁朝大奸臣赵岩的“娈童”。
后梁灭亡后，王峻流落江湖，最终投奔了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并在刘知远麾下逐渐崭露头角。王峻与郭威（后周太祖）关系密切，二人在军事和政治上合作无间。
特别是在汴梁事变中，王峻为郭威出谋划策，立下了汗马功劳，史书评价他“绸缪帷幄，赞成大事，峻居首功”。
然而，王峻的性格较为刚愎自用，曾因对郭威不敬而引发矛盾。尽管如此，郭威仍然重视王峻的才能，只是将他贬谪以示惩戒。如果王峻能够及时认错，郭威或许会重新起用他。这反映出郭威虽然重视皇权，但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仍有一定的宽容度。
郭威是一位注重情感和大局的君主。他在广顺三年（953年）三月，任命其养子柴荣为开封尹，并封为晋王，正式确立了柴荣的继承人地位。这一举措不仅确保了政权的平稳过渡，也为后周的稳定奠定了基础。郭威的这一决定，体现了他对家族和国家未来的深思熟虑。
郭威的困境并未因王峻的倒台而结束。刚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另一个同样强大的对手——王殷——又出现了。王殷同样是开国重臣，其地位与王峻相当，以宰相的身份镇守邺都，被称作“河北王”。
尽管王峻对郭威心存不满，但他主要还是通过掌控权力来表达这种不满，而王殷在河北的行为则更为肆无忌惮。他经常打着各种旗号搜刮民财，这些行为郭威虽然有所耳闻，但出于大局考虑，他选择了一定程度上的容忍。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殷的野心逐渐膨胀，甚至开始对郭威本人构成了直接威胁。每次朝见时，王殷都会带着数百名侍卫，这让郭威感到如履薄冰，担心一旦王殷在朝堂上翻脸，自己可能会陷入绝境。
此时，郭威的身体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他深知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为了给继承人柴荣留下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郭威决定采取果断行动。在王殷再次入朝时，郭威提前布置伏兵，成功将王殷逮捕，并宣布将其流放至登州（今山东蓬莱）。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王殷刚刚离开汴梁城，便在城外被郭威派出的密使截杀，彻底消除了这一潜在的威胁。
经过多次的操劳与奔波，郭威终于病倒了。然而，柴荣一直在他身边，郭威便将朝中大事托付给柴荣，自己则可以安心养病。
柴荣深知这是父亲在考验他，给他机会历练。因此，他在府中处理事务时格外认真，确保汴梁城中的百姓生活安定无忧。
柴荣走到这一步实属不易，他对养父郭威的恩情铭记于心，不敢有丝毫懈怠。然而，他的旧部曹翰却从邺都秘密来到汴梁，见到柴荣后，柴荣大为惊讶：“你怎么来了？”
曹翰是柴荣的心腹，他请柴荣屏退左右，低声说道：“殿下主持京师政务，确实是为百姓谋福。但此时还不是殿下施展宏图的时候。百善孝为先，圣上身体不适，作为皇嗣，殿下为何不入宫亲自侍奉圣上，以安抚天下人心？”
柴荣听后恍然大悟：“若非你提醒，我几乎犯下大错！”于是，他立即入宫，亲自照料养父郭威。看到柴荣为自己调药，郭威感动得泪流满面。
到了显德元年（公元954年）正月，郭威的病情日益加重，甚至连拜祭太庙都需要他人搀扶，最终不得不让皇子晋王柴荣代为行礼。
郭威在临终前将柴荣召至榻前，嘱托了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要求柴荣在他死后用纸衣为他送葬，并使用瓦棺，而不许用任何金银玉器陪葬。
郭威对柴荣说：“当年我西征李守贞时，目睹了唐朝诸陵因内藏宝物而屡遭盗掘。这些奢华的陪葬品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此，我希望我的葬礼一切从简。我死后，不要为我雕刻石羊、石虎等装饰物，只需在我陵前立一块碑，上面刻写‘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嗣天子不敢违也’即可。”
郭威重咳了几声，语气坚定地补充道：“你必须严格遵照我的遗愿行事。如果你违背了我的嘱托，我在九泉之下也不会保佑你！”
周显德元年（公元954年）正月十五日夜晚，后周太祖郭威在滋德殿病逝，享年五十一岁。晋王柴荣随即在大行皇帝灵前继位，成为后周的第二位皇帝，史称周世宗。柴荣尊奉郭威为“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并追封其为太祖。
到了后周时期，中国已经逐渐显现出统一的趋势。虽然在郭威在位期间，这种趋势尚未完全显现，但他的改革措施为后来柴荣和赵匡胤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郭威与柴荣一样，他们的才能在五代十国这一动荡的时代中显得尤为突出。五代十国时期的中国分裂割据，政治环境极为复杂，郭威能够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启动统一进程，展现了他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史学家薛居正曾高度评价郭威：“鲁国凶徒，望风而散；并门遗孽，引日偷生。”这句话生动地描绘了郭威在平定内乱、抵御外敌方面的非凡成就。
郭威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军事统帅，更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改革者。他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这些改革不仅稳定了后周的政权，也为后来的统一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说，郭威的功绩不仅体现在他个人的统治时期，更深远地影响了后周乃至整个中国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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