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78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吕梁大败陈朝吴明残部，几乎全歼了陈军的精锐主力。随后，宇文邕之子宇文赟趁势夺取淮南，为后来隋文帝杨坚统一江南铺平了道路。后周皇帝柴荣不禁思索：既然宇文邕能取得淮南，我这个大周皇帝为何不能？
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十月，柴荣决定发起对淮南的军事行动。他任命宰相李穀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都部署，担任南征军统帅，并指派许州节度使王彦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赵匡胤的好友）等十二人为副将，率领大军南下。
为了避免重蹈此前北伐太原时官军抢掠百姓的覆辙，柴荣在南征诏书中特别强调：“军队必须秋毫无犯，如同及时雨般滋润百姓。各地父老应安心居住，严禁任何掳掠和焚烧行为。”
柴荣深知，只有赢得民心，才能确保战争的胜利与长久的和平。
在五代十国这一动荡的历史时期，十国中的大多数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并不深刻。然而，其中最为人所熟知且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便是南唐。
公元937年，原名徐知诰的李昪废黜了吴国皇帝杨溥，在金陵（今南京）称帝，建立大唐，史称南唐。李昪本人虽然知名度不高，但他的孙子李煜却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南唐后主李煜，以其卓越的文学才华和悲情命运闻名于世。
而在周世宗柴荣统治时期，与之对峙的南唐皇帝是李煜的父亲，即南唐中主李璟（也称唐元宗）。李璟曾在早年间通过军事行动灭掉了闽国和楚国，一度扩展了南唐的疆域。然而，他治国无方，过于注重文治而忽视武备，导致不久之后湖南和福建的大片领土相继丢失，国势逐渐衰落。
李璟本人酷爱填词，常与好友冯延巳（音同“四”）一同切磋词章，追求文艺上的成就。然而，好景不长，周军突然大举南下，声势浩大，前锋已抵达寿州（今安徽寿县）。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军事威胁，李璟不得不暂时放下诗词爱好者的身份，以南唐皇帝的身份紧急调兵遣将，应对危机。
他首先命令神武统军刘彦贞率领三万唐军赶赴寿州，增援驻守当地的清淮节度使刘仁赡。同时，奉化节度使皇甫晖和常州团练使姚凤也率三万唐军前往定远（今安徽定远），协同刘仁赡等部共同抵御周军的进攻。
为了加强沿江防线，李璟还派遣自己的六皇子安定郡公李从嘉（即后来的大词人李煜）担任沿江巡抚使，负责长江一线的防御工作。
后周统帅李穀率领大军从正阳（今安徽寿县）渡过淮河，进入南唐境内。周军士气高昂，接连在三场小规模战役中取得胜利。李穀深知功绩的重要性，每一场胜利都及时上报给后周皇帝柴荣，生怕皇帝忽视了他的贡献。
柴荣得知前线捷报连连，心中大喜，决定亲自前往淮南督战。显德三年（公元956年）正月八日，柴荣下诏亲征淮南。临行前，他并未忘记扩建汴梁城的计划，调动十余万农民利用农闲时间开始动工，并留下向训和王朴镇守汴梁，自己则率领禁军南下。
此时，南唐将领刘彦贞的部队已经抵达淮河岸边，准备抵御周军。
面对南唐的强大水师，李穀感到形势不利，对众将说道：“南军擅长水战，我们难以匹敌，不如暂时退后，等待皇帝到来再做打算。”
于是，李穀下令全军撤回正阳，并焚烧了粮草，导致军中一片混乱。
柴荣闻讯后，急忙派人阻止李穀的撤退行动，但为时已晚。柴荣对此极为不满，严厉斥责李穀的决策，认为他的行为过于鲁莽和糊涂。
南唐将领刘彦贞见周军撤退，认为这是一个立功的好机会，决定率军北上追击，直逼正阳。此时，唐军兵力雄厚，布阵于淮南南岸，气势磅礴。
寿州城中的南唐名将刘仁赡察觉到危险，急忙劝阻刘彦贞：“现在不是急于求成的时候，周军后续部队即将赶到，我们应该以逸待劳，等待时机。”
然而，刘彦贞并不听从劝告，甚至命令士兵不得进食，催促他们立即进攻周军。
刘彦贞的轻敌冒进，是否会导致南唐军队陷入困境？而柴荣亲征后，又将如何扭转战局？这场战争的最终走向，充满了未知数。
公元956年，南唐将领刘彦贞率军北上，意图阻挡周军的攻势。然而，命运似乎对他格外残酷，他恰好遇到了刚刚渡过淮河、士气正盛的周军李重进部。周军将士经过充分的休整和补给，个个精神饱满，战斗力极强。
刘彦贞对李重进这个名字一无所知，自然也没有将这位对手放在眼里。他下令布阵，命令骑兵在前，展示出他对战场的独特理解。
为了增强防御，刘彦贞别出心裁地用铁链将战马连接起来，士兵们手持木制怪兽盾牌，号称“揵马脾”。为了进一步阻止周军的进攻，他在阵地前撒下了大量的铁蒺藜，企图让敌人寸步难行。
然而，这样的布置在周军眼中却成了笑柄。周军将士见状，纷纷嘲笑不已：“我们见过大风大浪，从未见过如此滑稽的阵势。”李重进则根本不为所动，他深知战场上生死一线，早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又怎会在意对方的花哨招数？
随着李重进一声令下：“杀！”周军如潮水般涌向敌阵。
此时的唐军士兵们尚未进食，早已饥肠辘辘，体力不支。更糟糕的是，刘彦贞的骑兵被铁链束缚，根本无法灵活应战，整个阵线陷入一片混乱。
周军乘胜追击，毫不留情地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唐军士兵们在饥饿和混乱中无力抵抗，很快便溃不成军。战场上血流成河，尸体绵延数十里，淮河水也被鲜血染红。
最终，刘彦贞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战死沙场，唐军几乎全军覆没。
南唐的援军，包括皇甫晖和姚凤所部的唐军，在面对李重进的强大压力时，不敢贸然迎战，纷纷撤退至清流关（今安徽滁县）。而滁州的地方军政长官王绍颜更是直接弃城逃回江南，显示出南唐军队内部的士气低落和指挥系统的混乱。
刘彦贞的表现更是令人匪夷所思。他不仅缺乏基本的军事常识，还在战场上做出了许多愚蠢的决策。军人固然需要勇敢和顽强，但最基本的后勤保障——如吃饱饭——是作战的前提。无论是冷兵器时代还是现代战争，没有士兵能在饥饿状态下取得胜利。
更糟糕的是，刘彦贞竟然将骑兵固定在阵地上，完全违背了骑兵灵活机动的特点，这无疑是自掘坟墓。有人甚至怀疑刘彦贞是否被周军收买，但从他最终战死的事实来看，这种猜测似乎并不成立。
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多种因素，但最重要的是统帅的战略眼光和指挥能力。如果南唐的主帅是李重进，这位经验丰富的将领绝不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李璟选择刘彦贞等人作为将领，实在是令人费解。
几天后，大周皇帝柴荣亲自抵达前线，对李穀擅自撤退的行为极为不满，遂任命李重进为淮南道行营都招讨使，接替李穀指挥作战。
柴荣抵达寿州后，立即下令猛攻这座坚城。寿州城内的守将刘仁赡早已做好了充分的防御准备，面对周军的猛烈攻势，他沉着应对，使得周军一时难以突破。为了加快攻城进程，柴荣又征调了河南、山东、苏北等地的数十万壮丁前来协助，进一步加大了对寿州的压力。
周军架设云梯，从四面发起猛烈攻城，但每次都遭到城内唐军的顽强抵抗，被迫退下。尽管如此，周军士气不减，继续昼夜不停地轮番进攻，攻势如潮。周军凭借人数优势，一波接一波地冲击城墙，甚至在城下擂鼓吹号，震得寿州城内的房屋墙壁摇晃不已。而南唐的援军则被阻挡在外围，无法突破重围进入城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场激战。
人们常说唐庄宗李存勖英武神勇，常常亲临前线督战，柴荣在这方面的表现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仅亲自指挥三军攻城，还常常置身于危险之中，激励士气。
有一次，柴荣坐在胡床上指挥作战，左右侍卫持剑护卫。这一幕正好被守城的刘仁赡看到，他心生一计：“擒贼先擒王，若能射杀柴荣，或许能扭转战局。”于是，刘仁赡取出一张精工雕制的弓，搭箭瞄准柴荣便射。然而，由于距离过远，箭矢在距柴荣几步之外的地方坠地。
柴荣见状，不仅没有丝毫畏惧，反而大笑起来：“刘仁赡，你想射死我？好！来人，把我的胡床搬到你射程之内！”
众臣闻此言大惊失色，纷纷上前劝阻：“陛下，锋镝无情，您是天下的希望，不可轻易涉险，请您务必避一避。”
柴荣却毫不在意，豪迈地说道：“如果一个皇帝那么容易就被一箭射死，那天下还会有皇帝吗？你们怕，朕不怕！”最终，侍卫们只好遵命行事，将胡床搬到了更靠近城墙的地方。
柴荣的英勇事迹，历来为史家所称颂。
《资治通鉴》中曾有高度评价：“周世宗之神武果决，临矢石而不惧，纵观古今帝王，能达到如此境界者，实属罕见。”
柴荣不仅在五代乱世中脱颖而出，即便放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能够与他相提并论的英雄也屈指可数。
在一次攻城战中，柴荣亲自督战，面对寿州城上的刘仁赡，他表现出了非凡的气度和胆识。柴荣坐在阵前，从容不迫地对城上的刘仁赡喊道：“刘将军，你若要射，尽管朝我射来！若是箭不够，我这里有的是。”
刘仁赡闻言，心中既敬佩又愤怒，挽起强弓，再次瞄准柴荣射出一箭。然而，这支箭却再次落在了柴荣身前不远处，未能伤及他分毫。刘仁赡大惊失色，暗自感叹：“为何我无论如何都射不死柴荣？莫非这是天意不成？”
刘仁赡心灰意冷，将弓丢在地上，仰天长叹，泪流满面：“此城终将被破，但我身为南唐臣子，绝不能苟且偷生。唯有一死，方能报答君王的恩典！”
尽管刘仁赡的箭无法击中柴荣，柴荣的军队也未能迅速攻下寿州城，双方陷入了僵持。
柴荣见刘仁赡如此坚贞不屈，心中也不禁对其敬佩有加。他派人前往城中劝降，试图说服刘仁赡：“刘将军忠勇无双，义薄云天，但寿春孤城，终究难以抵挡我十万大军。两军在此死战，城中的百姓何罪，竟要承受如此战火之苦？若将军归顺大周，定当封赏高位，不失三公之位！”
然而，刘仁赡坚决不肯屈服，将来使驱赶出去，并留下了一句话：“回去告诉柴荣，刘仁赡宁死不屈，绝不背弃南唐！”
柴荣仍不死心，亲自带着几名侍卫来到城下，高声对刘仁赡喊道：“刘公何必如此固执！李璟昏庸无道，迟早会被我生擒于汴梁。你又在为谁守城？我一向敬佩你的胆略和谋略，若你能顺应民心天意，与我共赴南北征战，平定四海，使百姓安居乐业，岂不痛快？”
刘仁赡微笑着回应：“我效忠唐室，自当始终如一，今日之事，唯有死战到底！”
柴荣深知兵法要诀，明白不能在此久留，一旦周军士气疲惫，南唐援军赶到，战局将变得极为不利。
于是，柴荣决定先切断南唐的外援，派殿前都虞候赵匡胤率领部分禁军夜袭清流关，拔除金陵外围的重要据点。此举不仅能够阻止唐军救援寿州，还能对李璟形成威慑。
赵匡胤率军轻装简行，直奔清流关。
唐将皇甫晖驻守在关外山前，见周军到来，立即做好了迎战准备。然而，赵匡胤却出其不意地从山后杀出，打乱了皇甫晖的部署。皇甫晖不明虚实，不敢贸然应战，撤入滁州城中。
赵匡胤紧随其后，来到城下。皇甫晖站在城墙上对赵匡胤喊道：“赵将军，我们各为其主，并无私人恩怨。如果你有胆量，等我列好阵势再战，敢不敢？”
赵匡胤大笑回应：“君子不乘人之危，我自然等你。”
不久，皇甫晖率军出城布阵，两军展开激战。赵匡胤策马挥棍，直取皇甫晖。几个回合后，赵匡胤施展“蛟龙出水”绝技，一棍击中皇甫晖后脑，将其打落马下。周军迅速上前，将重伤昏迷的皇甫晖和另一名唐将姚凤一同俘虏。赵匡胤随即率军进入滁州，大获全胜。
关于赵匡胤镇守滁州的这段历史，确实流传着一个令人深思的故事。当时，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担任后周的马军副都指挥使，奉周世宗柴荣之命前来支援赵匡胤守城。
那天深夜，赵弘殷抵达滁州城下，请求进城。尽管赵匡胤听出了父亲的声音，但他深知职责所在，不能因私情而放松警惕。于是，他坚定地回应道：“虽然我们父子情深，但我是为大周守城的将领，半夜不明军情，不敢贸然放任何人进城。”
直到天亮，确认无误后，赵匡胤才打开城门迎接父亲。这种公私分明的态度，不仅体现了赵匡胤对职责的忠诚，也展现了他作为将领的担当和智慧。
这一事件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赵匡胤在面对亲情与责任的选择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种精神值得后人学习。在当今社会，有些人却常常将公权力用于私利，奉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原则，滥用职权，为自己和亲友谋取不当利益。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公共利益，也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正如古人所言，“天下之大，黎元为先”。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永远高于个人情感和私利。只有当每个人都能够以公心为重，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赵匡胤的这一举动，不仅是对他个人品格的考验，更是对后世从政者的警示：公私分明，方能成就大事。
为了给赵匡胤找个得力助手，宰相范质推荐了曾在永兴节度使刘词手下担任幕僚的赵普，任命他为滁州军事判官。赵匡胤和赵普不仅是同乡，都来自幽州，而且姓氏相同，这种亲近感使得两人合作非常顺利。
赵普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著名的宰相，曾辅佐宋朝长达二十余年。他曾自诩“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后来成为了千古名言，体现了他对儒家经典的深刻理解和运用。
与此同时，唐军在几场战役中接连受挫，士气低落。南唐皇帝李璟意识到，柴荣并非像之前灭亡闽国的王延政和楚国的马希崇那样容易对付，因此决定寻求和平。他首先派人与柴荣议和，表示愿意尊称柴荣为兄，并每年进贡丰厚的财物，希望柴荣能够就此收手。然而，柴荣并不为所动，拒绝了李璟的提议。
面对这一局势，李璟深知柴荣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为了寻求和平解决，他决定再次派遣户部侍郎钟谟和工部侍郎李德明前往柴荣驻扎的下蔡（今安徽凤台），提出更为优厚的条件：
南唐表示愿意向后周称臣，并献上丰厚的贡品，包括金器五千两、上等丝绸两千匹、肥牛五百头、美酒两千石以及其他珍贵物品，以换取周军的早日撤退。
尽管李璟的条件极为丰厚，但柴荣依然没有被说服。他的目标显然不仅仅是为了获取财富，而是要彻底征服南唐。
柴荣亲自率军前来，目的明确：他要的是土地，而非区区小恩小惠。几个小钱和几头牛，显然无法满足他的野心。
柴荣命令武士持械立于中军大帐两侧，自己高坐上首，威严地喝问南唐使者钟谟和李德明：“你们的主子现在知道害怕了？早先为何通使契丹，图谋攻打我朝？李璟自称为唐朝后人，却如此不懂规矩。你们想让我罢兵？不可能！快回去告诉李璟，让他速来请罪，否则朕一怒之下，连金陵都给你们端了。”
钟谟和李德明虽以口才著称，但面对柴荣的凌厉气势，竟吓得不敢出声。
显德三年（公元956年）二月，探马急报：“扬州城今夜不设防，城中几乎没有多少唐兵。”
柴荣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遂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和赵弘殷等人率军攻取南唐的东都——扬州。
扬州曾是吴国的国都，对南唐而言，其地位如同洛阳之于唐朝。拿下扬州，无疑会给李璟带来巨大的震撼。
韩令坤率领轻装部队迅速推进，一举攻入扬州。南唐东都屯营使贾崇见势不妙，放火烧城后仓皇逃走，将副留守冯延鲁（大词人冯延巳的弟弟）留在了城中。冯延鲁不愿面见柴荣，情急之下，他剃光了头发，换上僧服，混入寺庙中敲起木鱼，试图躲避周军的搜捕。
然而，周军进城后四处搜查，最终还是从和尚堆中揪出了冯延鲁，并将其押送到柴荣面前。柴荣深知杀冯延鲁并无太大意义，便暂时将其收押。
韩令坤稍作休整后，继续挥师东进，直取泰州（今江苏泰州）。泰州守军兵力薄弱，难以抵挡周军的攻势，很快便被攻克。泰州刺史方讷见势不妙，匆匆逃回金陵。
李璟在连续的军事失利中逐渐失去了斗志，在万般无奈之下，再次派遣司空孙晟前往周营求和。
与此同时，周军并未停止其攻势，继续扩大战果，相继攻占了光州（今河南潢川）、舒州（今安徽潜山）、蕲州（今湖北蕲春）和黄州（今湖北黄冈）。
当孙晟等人抵达下蔡时，他们向柴荣表示，李璟愿意割让寿州、濠州（今安徽凤阳）、泗州（今江苏盱眙）、楚州（今江苏淮安）、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和光州六州，并每年进贡百万金帛，请求柴荣撤军。
此时，淮南的大片领土已经落入周军之手。柴荣认为此时撤军并不划算，因此拒绝了李璟的求和提议。
此前留在周营的李德明则向柴荣进言：“请陛下给臣五天时间，臣将返回金陵，说服国主割让整个淮南。”柴荣同意了他的请求，李德明随即返回金陵通报李璟。
柴荣一直为未能攻克寿州而感到头疼。在五代时期，能让像柴荣这样的英雄人物如此棘手的，恐怕只有刘仁赡一人了。
柴荣随后命令南唐使者孙晟前往寿州城下劝降刘仁赡。然而，孙晟素以忠贞著称，岂会做这种有损名节的事情？他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
刘仁赡在城头远远望见孙晟，身穿重甲的他朝孙晟深深下拜。孙晟见状，大声对刘仁赡说道：“刘将军！你今日唯有以死报国，切莫妄想活着回金陵见圣主。若不能杀敌，便以身殉国；若是屈膝投降，必将遗臭万年，这绝非将军应有的选择！”刘仁赡听罢，在城头上痛哭流涕，泪如雨下。
柴荣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质问孙晟：“我让你去招降刘仁赡，你这是何意？难道你不知道朕手中有宝剑吗？”
孙晟却不慌不忙，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是唐朝的宰相，天下哪有宰相劝人投降的道理？陛下英明神武，怎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柴荣闻言，一时语塞，只好作罢。
南唐虽有良将如刘仁赡，贤臣如孙晟，可惜李璟未能善用这些人才。柴荣一生最看重的就是人才，他手下本就不乏能人志士，但真正的明君永远不会嫌人才过多。如果刘仁赡和孙晟这样的人才能够为柴荣效力，远比献上金银珠宝更为珍贵。
南唐本是人才济济，却偏偏出了李璟这样一位词人皇帝。倘若这些人才由柴荣来统领，别说不会失去淮南十四州，即便是北伐中原也未必是难事。
李璟自称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后人，但似乎忘记了李世民如何重用马周这样的贤才。作为出身帝王之家的文学家，李璟的人生充满了悲剧色彩，这一点在他儿子李煜的经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此时，李德明已经回到金陵，并极力劝说李璟迅速割让淮南，以避免周军渡江导致两败俱伤的局面。然而，李璟却怒斥李德明误国。
南唐的开国功臣、太师楚国公宋齐丘在李璟面前诋毁李德明：“李德明贪生怕死，不惜卖主求荣，而且割让淮南只会助长柴荣的野心。”再加上李德明的宿敌枢密使陈觉等人在一旁煽风点火，李璟大怒，最终下令在金陵市中斩杀了李德明。
虽然李德明曾经预言周军必胜，但他被杀对南唐的局势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事实上，南唐的衰败早在公元951年消灭楚国马氏时就已经初现端倪。
李璟用人不明，朝中被“五鬼”（冯延巳、陈觉、冯延鲁、查文徽、魏岑）和权倾朝野的宋齐丘所掌控，政治腐败不堪。在这种情况下与后周皇帝柴荣对抗，南唐能够幸存至柴荣去世，已经是李璟的幸运了。
李璟在众人的劝说下，终于决定不再对柴荣卑躬屈膝，决心采取强硬措施。一方面，他派遣部队前往常州，教训那些前来捣乱的吴越士兵；另一方面，他任命皇弟齐王李景达为统帅，陈觉为监军，率军北上防御周军。虽然名义上李景达是主帅，但实际掌控大局的是陈觉。
陈觉在南唐以“乱鬼”著称，专门坏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李璟派出这样一个麻烦制造者，似乎忘记了十年前陈觉在福州给他带来的灾难。这帮无能之辈当道，也难怪南唐国运日渐衰微。
此时，南唐的局势略有好转。右卫将军陆孟俊率领一万南唐军从常州渡江北上，成功收复了泰州。
按理说，面对强敌，守城一方应当严阵以待或请求援兵，但驻守泰州的周军竟然不战而逃，将空城拱手让给了南唐军。陆孟俊取得“泰州大捷”后，顺势进军扬州。而坐镇扬州的韩令坤似乎也失去了斗志，准备弃城逃跑。
柴荣得知这一情况后，怒不可遏：“强将手下无弱兵，朕怎么会有这样的没用的将领！”他立即命令张永德率兵增援，这才让韩令坤稍微安心了一些。
为了防止韩令坤再次临阵脱逃，柴荣又紧急调遣赵匡胤带兵驻守六合（今江苏六合）。赵匡胤深知事态严重，下令全军：“若发现有扬州兵逃跑，就地打断双腿。”
韩令坤深知赵匡胤的严厉作风，不敢再有逃跑的念头。毕竟，国法也不容许他这样做。
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四月，韩令坤在援军抵达后重振士气，大胆地与南唐军队在扬州瘦西湖附近的蜀冈展开激战。周军将士深知若逃跑将面临赵匡胤的严厉惩罚，因此个个奋勇向前，不敢有丝毫懈怠。
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南唐军队惨败，将领陆孟俊被俘虏。
巧合的是，韩令坤的小妾杨氏与陆孟俊家族有深仇大恨，她向韩令坤哭诉请求复仇。韩令坤毫不犹豫，最终陆孟俊死于他的刀下。
与此同时，南唐统帅齐王李景达率领两万精锐部队从瓜步（今南京长江北岸）渡江，意图进攻驻守在六合的周军赵匡胤部。周军将士纷纷请战，要求出击迎敌，但赵匡胤冷静分析局势：“敌军人数众多，我方兵力仅有两千，贸然出城交战，只会让敌人士气大增，对我方不利。不如静待其来，以逸待劳，一战而定。”
两天后，李景达率军抵达六合城下。赵匡胤抓住唐军立足未稳的机会，亲自率军突袭，如猛虎入羊群般冲入敌阵。
周军士气高昂，战斗力极强，唐军顿时大乱，溃不成军。此战中，唐军损失惨重，五千余人战死，剩余士兵慌不择路，争相逃向江边渡江，结果因抢船踩踏，死伤无数。李景达和陈觉等人狼狈不堪，匆匆逃回金陵。
柴荣多次攻打寿州未能取得突破，这让他感到焦虑和不安。为了寻找唐军主力决战，柴荣下令在涡口（涡河与淮河交汇处，今安徽蚌埠涂山附近）建造浮桥，意图渡河直取扬州。
然而，随军的宰相范质见状，忍不住痛哭流涕地劝谏柴荣：“陛下，大军在淮南已经驻守数月，士气逐渐低落，长期如此对军队极为不利。恳请陛下暂时休整，待时机成熟再图进取。”
柴荣并非一味冒进之人，他深知能屈能伸才是成大事者的本色。联想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二十年终成大业的故事，柴荣决定采纳范质的建议，同意撤军。他在涡口设立了“镇淮军”，留下李重进继续围攻寿州，自己则率主力返回汴梁。
显德三年（公元956年）五月，柴荣带领禁军回到了汴梁。此时，南方的局势也在发生变化。同年七月，湖南长沙的周行逢击败了岳州刺史潘叔嗣，成为了湖南的实际控制者。周行逢迅速向柴荣称臣，表示效忠。尽管柴荣暂时无暇顾及湖南，但他还是封周行为武平军节度使，全权管理湖南的军政事务。
柴荣撤军后，留在淮南的周军将士们失去了皇帝的约束，开始肆意妄为。各部主将纵容士兵四处掠夺百姓财物，导致淮南地区的民众对周军彻底失望。他们不再甘心做“大周顺民”，纷纷逃入深山或湖边，组织起来自卫。
周军对此极为不满，派兵前去征剿这些反抗的民众。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临时组织起来的老百姓竟然成功击退了周军的进攻，甚至让周军吃了不少苦头。
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后周军纪律的松懈，也让柴荣意识到，治理地方、安抚民心的重要性远比单纯的军事征服更为关键。
随着战局逐渐明朗，南唐的军士看到了反击的机会。唐军统帅唐军迅速北上，收复了先前被周军占领的多个州县，包括舒州、蕲州和和州（今安徽和县）。这些地区的失而复得，极大地鼓舞了唐军的士气。
与此同时，后周军意识到扬州的局势不利于长期驻守，遂向上奏请柴荣批准撤出扬州，集中力量围攻寿州。柴荣同意了这一战略调整，周军随即撤出扬州，转向寿州。这次撤退中，周军表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行为，没有在撤离前掠夺百姓财物，赢得了淮南地区民众的好感。
当地百姓对周军的“重新做人”表示欢迎，并纷纷主动提供粮食支援，为周军的后续作战提供了保障。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七月，柴荣的第二任妻子符氏不幸病逝，这对柴荣打击极大，他悲痛欲绝，追谥符氏为宣懿皇后。这一变故不仅影响了柴荣的个人情绪，也可能对周军的军事决策产生了间接影响。
南唐军在连续取得几场胜利后，士气高涨，将士们纷纷要求北上与周军决战。然而，大太师宋齐丘却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此时不宜与柴荣正面交锋。他劝说李璟：“我们能避免与柴荣直接对抗已是万幸，何必自寻死路？如果我们给周军留一些面子，或许他们会对我们的态度有所感激，寿州之围也可能不战自解。”
李璟一向优柔寡断，最终采纳了宋齐丘的建议，命令各地唐军坚守不出，避免与周军正面交锋。这一决定使得寿州的守将刘仁赡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刘仁赡原本寄希望于唐军前来解围，但等来的却是长时间的沉默，最终连黄花菜都凉了，仍未见任何援军的到来。
宋齐丘在五代十国时期确实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经历过诸多重大事件。然而，面对后周世宗柴荣的南下攻势，他是否真正理解了柴荣的决心和战略意图，却值得怀疑。
柴荣素来以果断和坚韧著称，一旦发起进攻，绝不会轻易退缩。
寿州作为江南的门户，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旦失守，淮南地区将难以坚守，届时后周的大军若渡过长江，南唐的命运恐怕会如同南朝陈后主陈叔宝一般，最终落得个仓皇逃窜的下场。
然而，南唐君臣的表现却显得异常迟钝。李璟和宋齐丘似乎并未意识到局势的严峻性，他们的决策失误导致了军事上的被动。周军见唐军没有乘胜追击，反而加紧了对寿州的围攻。周军主帅李重进治军有方，战斗力极强，进一步加剧了南唐的困境。
所谓的“寿州援军”——齐王李景达和陈觉，虽然率领五万大军驻扎在距寿州百余里的濠州（今安徽凤阳），但实际上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救援行动。李璟下令不得轻举妄动，使得这些所谓的援军只能“观战”，坐视寿州被围而不救。
不过，并非所有的南唐将领都如此怯懦。淮南屯营应援使林仁肇表现出了难得的勇气和决心。他身上刺有一只老虎，因此得名“林虎子”。林仁肇孤军奋战，试图解救寿州之围，但面对的是后周义成节度使张永德在下蔡的重兵驻守，形势依然极为艰难。
在淮河之上，南唐将领林仁肇企图通过一把大火烧毁周军主帅张永德的浮桥，彻底摧毁周军的士气。
然而，天不遂人愿，刚刚还是南风，转瞬之间却刮起了北风，仿佛连“风神”都被张永德所左右。火势不仅未能如愿烧死张永德，反而险些将林仁肇自己困在火海之中，迫使他不得不仓皇撤退。
张永德深知防守的重要性，他在浮桥不远处布下了重重机关。数千根巨木被大铁索紧紧相连，横亘在淮河之上，阻断了水流，也挡住了南唐军的进攻路线。周军依托浮桥严防死守，林仁肇即便再有能耐，也难以突破这道坚固的防线。
张永德不仅以勇猛著称，更以智谋见长。面对南唐水军再次发起的猛烈攻势，他巧妙地制定了一套奇策。他招募了一批擅长游泳的士兵，趁着夜色悄然潜入南唐战船下方，用粗大的铁链将敌舰一艘接一艘地连接起来。
次日清晨，当后周军的大舰向南唐舰队发动攻击时，南唐的战船却因铁链的束缚无法动弹，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周军乘胜追击，箭矢如雨般倾泻而下，南唐军士卒纷纷落水，伤亡惨重。这场战斗充分展现了张永德作为一代名将的卓越才能——既有勇者的果敢，又有智者的谋略。正如古人所言，为将者若仅有匹夫之勇，终难成大器；唯有智勇双全，方能在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柴荣接连收到捷报，心中的丧妻之痛也逐渐消散，心情渐趋好转。
然而，之前随柴荣来到汴梁的南唐右仆射孙晟却暗中向南唐传递情报，结果被周朝的士兵当场抓获。柴荣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质问孙晟：“上次你劝刘仁赡死守，朕已饶你不死，今日又犯此等大错，你还有何话可说？”
面对柴荣的质问，孙晟毫不畏惧，坚定地回应道：“臣侍奉唐朝数十年，未能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留此残躯又有何用？请陛下赐死，以全臣节！”
柴荣见孙晟如此坚贞不屈，心中不禁对他产生了一丝敬意。他深知孙晟不会屈服于自己，便下令派都承旨曹翰前去赐死孙晟。
曹翰来到孙晟的寓所，先与他一同饮酒。几杯酒下肚后，曹翰站起身来，面带微笑地说：“圣上有旨，相公有罪于我朝，今赐相公一死。”
孙晟听后，纵声大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随后，孙晟整理好南唐的朝服，手持笏板，面向金陵的方向伏地痛哭：“臣孙晟未能完成陛下的重托，当以死谢罪。愿上天保佑我大唐，臣死而无憾！”
曹翰下达命令，最终在东相国寺将孙晟及其随从赐死。
杀掉孙晟后，柴荣立刻感到后悔。像孙晟这样忠诚不二的文臣，在五代乱世中实属罕见。孙晟虽然身为文人，但其忠心耿耿、气节高尚，令人钦佩。如果能将他留下，或许能为后世树立一个忠诚的典范，可惜这一机会已经错过。
相似的一幕在公元1282年十月再次上演。南宋末年的文天祥，在燕京被俘后，留下了“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的绝笔，展现了他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文天祥和孙晟一样，都是文人出身，但他们都在国家危难之际，以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英雄。人格的纯粹往往造就英雄，而英雄之所以为英雄，正是因为他们在面对生死时，选择了保全名节，无愧于天地。
人生短暂，终有一死，但如何面对死亡却体现了一个人的品格。孙晟和文天祥的选择告诉我们，英雄不怕死，怕死不英雄。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即便生命有限，但只要坚守正义，保全名节，虽死无憾。
与此同时，寿州城外的战事仍在继续。周军对刘仁赡的围攻已经持续了一年多，尽管周军不断发动进攻，但刘仁赡凭借顽强的意志和城中的守军，始终没有屈服。城中的粮食早已耗尽，士兵们只能依靠陈粮勉强维持，而外界的援军也因为周军的封锁无法进入。刘仁赡的日子愈发艰难，但他依然坚守着最后一道防线，不肯投降。
南唐方面，齐王李景达为了立功，试图扭转局势。他联合了南唐将领边镐（又称边菩萨）、许文稹和朱元（曾为李守贞突围求救的那位），从濠州出发，沿淮河西上，来到紫金山（即历史上让苻坚风声鹤唳的八公山）下，准备与城中的刘仁赡里应外合，共同击退周军。
然而，李重进并不打算给南唐军这个机会。他迅速调动兵力，迎头痛击南唐联军。经过一场激战，南唐军损失惨重，五千多人阵亡，最终不得不撤退。这次失败不仅打击了南唐的士气，也让刘仁赡的处境更加孤立无援。
刘仁赡在面对救兵无望且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已经决心以身殉国。然而，他的小儿子刘崇谏却不愿跟随父亲一同赴死，试图趁父亲不注意时逃出城投降周军，但最终被抓住。
刘仁赡毫不犹豫地将他最疼爱的小儿子斩首，展现了其坚定的忠诚和严格的军纪。
众将见状，纷纷哭拜求情，请求刘仁赡饶过刘崇谏一命，希望为刘家留下一条血脉。但刘仁赡咬牙坚持，不肯宽恕。刘仁赡的妻子薛夫人也向将士们哭诉：“刘崇谏犯了军法，罪当论斩。若不惩治，我和刘将军有何颜面面对三军将士？”刘仁赡随后带着儿子的首级巡视全城，三军为之动容，尽皆落泪。
历史上，京剧《辕门斩子》讲述了杨六郎（杨延昭）要杀儿子杨宗保的故事，但这只是一个虚构的情节。实际上，杨延昭的儿子名叫杨文广，并非杨宗保。相比之下，刘仁赡斩子的事迹却是真实的历史事件，遗憾的是，由于后世说书人较少提及五代十国时期的故事，刘仁赡的这一壮举并未广泛为人所知。这段历史不仅展现了刘仁赡的忠诚与刚正，也让人为之动容。
周显德四年（公元957年），柴荣刚刚在汴梁度过新年，便立即召集众臣商议淮南战事。多数大臣认为，南唐军队实力犹存，难以轻易取胜，建议等待更好的时机再采取行动。
柴荣沉思片刻后，决定派遣宰相范质前往探询正在家中养病的前淮南道行营都招讨使李穀的意见。
李穀呈上一份奏折，写道：“寿春城已被我军围困超过一年，粮草殆尽，难以持久。恳请陛下御驾亲征，鼓舞士气，寿春城指日可破。”
此前，李穀曾在一次战役中撤退，遭到柴荣的严厉批评。此次，他显然吸取了教训，虽然因病无法亲自出征，但仍希望通过进言为柴荣提供战略建议，并借此挽回颜面。柴荣对此大为赞赏，任命开封府尹王朴留守汴梁，随即再次率军南下，决心在这次战役中取得胜利。
柴荣率领禁军抵达下蔡（今安徽凤台），远眺寿春城，只见南唐的旗帜依然高高飘扬，城防森严。面对老对手刘仁赡的顽强抵抗，柴荣不禁心生敬意：这位南唐将领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英雄！
柴荣身披重甲，在城下来回巡视，亲自督战。他命令赵匡胤率部攻取城外不远处的两座南唐军大营。南唐军闻风丧胆，纷纷溃逃，赵匡胤乘胜追击，斩敌三千余，凯旋而归。
然而，紫金山仍有数万南唐军盘踞，对柴荣构成了严重威胁。柴荣决心拔掉这颗钉子，命诸将合力剿灭紫金山下的敌军。周军士气高昂，有柴荣在阵前激励，将士们个个奋勇当先，冲入敌阵，展开激战。
南唐军再度遭受重创，一万多人丧生，边菩萨、许文稹等人被俘，李景达等将领则沿淮河南岸向东撤退，周军紧随其后，穷追不舍。
柴荣不甘示弱，亲自率领数百精锐骑兵沿淮河北岸平行追击，并急令河中周军水师迅速赶来支援。周军水陆并进，联合作战，将南唐残兵困于一处，展开了一场惨烈的屠杀。南唐五万大军，最终仅有万余人幸免于难，战场上伏尸数十里，淮河中漂满了尸体，景象凄惨至极。
李景达等人狼狈逃回金陵，痛哭流涕。经过这几场惨败，南唐主力几乎全军覆没，剩余兵力仅能勉强防守边境，已无力与周军抗衡。
柴荣重返寿春城下时，南唐军队已无力再对他的围攻构成威胁。他意识到，若继续拖延下去，不仅毫无意义，还可能错失收服刘仁赡这位忠臣的机会。
此时的寿春城内，粮食早已耗尽，军民面黄肌瘦，显然已无法抵挡周军的强大攻势。然而，柴荣不愿采取强攻，唯恐伤及刘仁赡，他一心想要招降这位忠诚不屈的将领。
于是，柴荣亲自撰写了一封劝降信，派人送入城中，恳请刘仁赡早日归顺。彼时，刘仁赡已因病卧床不起，但即便如此，他仍坚决不肯投降，誓死效忠南唐。
然而，刘仁赡的手下并非人人都愿随他共赴死难。监军周廷构、营田副使孙羽等人私下商议后，冒充刘仁赡的名义向柴荣递交了降书。柴荣同意在城下接受投降，并与他们商定了受降仪式的具体安排。为了掩人耳目，周廷构等人将几度昏迷的刘仁赡抬上担架，送往城北，以“主持”这场受降仪式。
尽管刘仁赡本人并未真正参与，但这一幕却成为了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寿春城的最终易主。
周显德四年（公元957年）三月，柴荣率军进入寿州城。在城北，他见到了南唐名将刘仁赡。此时的刘仁赡已近六十，胡须斑白，但依然气宇轩昂，威风凛凛，令人肃然起敬。
柴荣被这位老将军的忠诚和坚毅深深打动，当即任命刘仁赡为天平军节度使，并颁布诏书，高度赞扬他的忠贞不屈：“尽忠所事，抗节无亏，前代名臣，几人堪比！朕之伐叛，得尔为多。”
柴荣下令立即将刘仁赡抬回城中，派遣最优秀的御医，不惜一切代价救治这位英雄。
然而，此时的刘仁赡已经对周围的一切失去了知觉。周显德四年，即南唐保大十五年（公元957年）三月二十四日夜，刘仁赡在寿州城中病逝，享年五十八岁。消息传来，全城百姓无不痛哭流涕，街头巷尾弥漫着哀伤的气息。
刘仁赡的妻子薛氏悲痛欲绝，连续五日哭泣不止，最终绝食而亡，追随丈夫而去。刘仁赡手下的许多将士不愿投降，他们面向天空拜别主帅，随后横剑自刎，以示忠诚。
柴荣闻讯后，不禁感叹良久。他下令在寿春城中为刘仁赡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三军肃立，默哀无声。为了表彰刘仁赡的功绩，柴荣追封他为彭城郡王，以示对其忠诚与英勇的敬意。
当李璟得知刘仁赡为国捐躯的消息时，他悲痛欲绝，数次昏厥，捶胸顿足，悔恨不已。这位南唐的君主深知，刘仁赡的牺牲不仅意味着一位杰出将领的离去，更象征着国家命运的转折。为了表彰刘仁赡的忠诚与英勇，李璟追封他为卫王。
刘仁赡不仅是武将中的佼佼者，还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儒雅之士。他精通百家之书，擅长兵法，时人常将其比作孙武、吴起再世。在五代十国这个战乱频仍的时代，勇将虽多，但真正能让敌我双方都为之动容的死节名将却寥寥无几。除了刘仁赡，或许只有梁朝的刘鄩和后唐的王彦章能与其相提并论。
刘鄩以侠骨柔肠著称，而刘仁赡则以忠贞不贰闻名。相比那些只知打仗谋利的滑头将军，他们的高尚人格无疑高出许多倍。即便是敌人，也对他们的气节钦佩有加。柴荣，作为刘仁赡的对手，曾高度评价他的忠诚与勇气，认为他是真正的英雄。
寿州之战终于落下帷幕，尽管南唐最终失去了这座战略要地，但这场胜利来之不易，代价巨大。对于周朝而言，攻下寿春意味着打开了通往江南的大门，李璟的统治也由此进入了倒计时。将士们经过连年征战，早已疲惫不堪，需要休整。
柴荣深谙“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的道理，因此在处理完寿春的善后事宜后，他返回了汴梁，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回到汴梁后，柴荣首先处理了一起引人注目的案件：前大将韩令坤的父亲、曾任许州（今河南许昌）行军司马的韩伦因贪污受贿被当地百姓武都告发。
鉴于韩伦的罪行较为严重，柴荣原本打算严惩以儆效尤。然而，韩令坤恳求柴荣宽恕其父，考虑到韩令坤在军中的功绩和地位，柴荣最终决定从轻发落，将韩伦流放到沙门岛（今山东蓬莱长岛）。
这起案件让柴荣联想到自己的亲生父亲柴守礼。尽管柴守礼本人并无多少作为，但由于儿子成为了皇帝，他的地位自然非同一般。柴守礼与当时朝中几位重臣的父亲，如王溥、王彦超、汪晏、韩令坤等人的父亲，在西京洛阳组成了一个被称为“阿父党”的团体，柴守礼因其子为皇帝而成为该团体的首领。
这些“阿父党”成员仗着儿子们的权势，在洛阳城中横行霸道，无所不为，导致城中时常鸡飞狗跳，百姓对他们怨声载道，却又不敢得罪。洛阳百姓戏称他们为“十阿父”。
其中，柴守礼的行为尤为出格，曾因一件小事杀人，死者家属将其扭送至官府，要求惩治。然而，地方官员一见是皇帝的父亲，吓得魂飞魄散，竟趁机溜走，无人敢管。
即使柴荣继位后从未与父亲柴守礼见面，但毕竟血浓于水，这个案子让他感到十分为难，难以接手。
得知此事后，柴荣深感棘手：如果依法惩治柴守礼，似乎有违父子之情；如果不予处理，又恐失民心。最终，他选择不再追究，任由事情发展，毕竟柴守礼年事已高，时日无多。同时，柴荣对受害者家属给予了相应的补偿，以示关怀。
对于柴荣的处理方式，北宋史学家欧阳修评价道：“世宗若真杀了柴守礼，反而显得忘恩负义。更重要的是，单凭此举并不能杜绝类似案件的发生。世宗真正需要做的，是防止此类恶性事件再次发生。”
虽然理论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在实际操作中，作为皇帝的父亲，柴守礼的地位显然不同于普通百姓。如果换成其他亲属或臣子，柴荣或许早已采取行动。
确实，我们不必过分苛责柴荣。历史上，任何时代的法律制度都难以做到绝对的公平公正。
柴荣当时正忙于淮南战事，身心俱疲，回到京城本想好好休息，却不料被父亲一干人的行为弄得心烦意乱。他们不仅行事不当，还被人抓住把柄，这让柴荣非常不满。此外，他还曾下诏在宫中修建永福殿，委派太监孙延希负责督造工程。
某日，柴荣身着便服，悄然来到正在施工的工地视察。正值午间，工人们正准备用餐。令他震惊的是，这些辛苦劳作的工匠们竟用简陋的木棍从瓦片中取食。看到这一幕，柴荣心中涌起一阵酸楚：朝廷拨付的款项难道不足以保障这些工匠的基本生活吗？
经过调查，柴荣发现负责工程的官员孙延希私吞了大量公款，导致工匠们生活困苦。柴荣当即下令将孙延希逮捕，并在众目睽睽之下处决，以此警示其他官员。随后，他立即改善了工匠们的伙食条件，确保他们能够得到应有的待遇。
柴荣深知，作为一国之君，必须时刻关注百姓的疾苦。如果连工匠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如何赢得民心？孙延希的贪污行为不仅损害了工匠的利益，更让柴荣背负了不好的名声。
这种行为不仅是对金钱的贪婪，更是对民心的践踏。正如古语所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心向背决定了一国的兴衰，政治腐败终将自食其果。
在此之前，柴荣曾下令扩建汴梁城，使之逐渐成为一座繁华的国际大都市。然而，随着城市的扩张，水运交通的不便也日益凸显，物资运输成本过高，影响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为此，柴荣决定疏通水道，改善交通状况，以促进经济繁荣和民生改善。
显德四年（公元957年）四月，后周世宗柴荣下令征调民夫，着手疏浚汴水与广济河（又称五丈河，最终抵达山东梁山泊）。梁山泊作为《水浒传》中的著名地点，想必大家并不陌生。通过沟通这两条河道，山东和河北地区的物资可以直接经由广济河运往京城，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提升了物流效率。
然而，就在柴荣积极筹备内政改革和水利建设之际，淮南前线传来不利消息。
南唐濠州（今安徽凤阳）监军郭廷谓率水军摧毁了涡口的浮桥，并在定远（今安徽定远东南）大败后周武宁军节度使武行德，后者损失惨重，千余人阵亡，武行德本人也侥幸逃脱。
柴荣闻讯后，不禁皱眉叹息：“这帮人办事不力，只会坏事。”
尽管前两次淮南之战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柴荣深知，若不彻底平定淮南，李璟仍有卷土重来的机会。为了防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柴荣决定亲自率军第三次出征淮南。
在此之前，柴荣先对官员任用制度和社会治安法律进行了改革，任命右庶子剧可久为“法律专家”，负责修订刑律，确保内政稳定。待一切准备就绪后，柴荣才放心地踏上了第三次南征的征程。
显德四年（公元957年）十一月，后周世宗柴荣亲率禁军南下，直逼濠州。
柴荣发现濠州东北的淮河中有一处名为“十八里滩”的沙滩，上面驻扎着大量南唐水军。柴荣对此极为不满，决定采取行动。他命令赵匡胤带领数百名身披重甲的勇士，骑着随军饲养的骆驼渡河，突袭南唐水寨。赵匡胤率领部下迅速冲上沙滩，一举击溃了南唐水军，摧毁了这个据点。
随后，柴荣亲自指挥禁军攻打濠州。镇守濠州的南唐将领郭廷谓拼死抵抗，并在夜间率军突袭周营，一度让周军陷入混乱，造成不少伤亡。
柴荣闻讯后勃然大怒，立即披挂上阵，手持长剑纵马杀入敌阵，与南唐军展开激战。凭借人数优势，周军很快将郭廷谓击退，重新夺回了主动权。
柴荣乘胜追击，迅速攻占了濠州附近的关城和另一座水寨，斩杀敌军两千余人，焚毁南唐战船七十多艘。接着，他又转向进攻羊马城——这座军事要塞对濠州的防御至关重要。随着羊马城的失守，郭廷谓意识到局势已无法挽回，最终被迫投降。
柴荣稍作休整后，继续率水军沿淮河西进，赵匡胤则带领精锐骑兵和步兵并行推进。当他们抵达涡口时，驻守此地的南唐军早已对柴荣频繁的军事行动感到厌烦，决心在此一决胜负。
然而，南唐军的反击并未奏效，反而被柴荣的部队彻底击败。此战中，南唐军损失惨重，五千余人被俘或阵亡，残余兵力仓皇向东逃窜。柴荣不愿放过这些“淮贼”，紧追不舍，誓要将其一网打尽。
显德四年（公元957年）冬，柴荣继续率水军沿淮河东进，赵匡胤则率领骑兵在岸边策马跟随。随着周军的推进，沿途的南唐水寨纷纷投降，柴荣一路势如破竹，直逼泗州（今江苏盱眙）。
柴荣命令赵匡胤率领敢死队攻城，赵匡胤身先士卒，亲自冲锋陷阵，周军迅速攻克了泗州的外城——月城。
柴荣毫不停歇，立即下令继续进攻。他亲临前线，指挥将士们猛攻泗州主城，即便城上的箭雨如注，柴荣依然镇定自若，甚至亲自拔下射来的箭矢。周军士气高昂，面对如此强大的攻势，泗州守将范再遇最终不得不举白旗投降。
随后，柴荣和赵匡胤再度携手，沿着淮河向东推进。两人仿佛在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竞速比赛，柴荣乘船顺流而下，赵匡胤则率领骑兵在岸边疾驰，看谁更快到达目的地。不久后，他们抵达了清口（今江苏淮安清江），这个地方曾是南唐名将庞师古丧命之地。
周军在此大造声势，号角震天，震慑了南唐军民。在楚州（今江苏淮安），周军大破南唐水师，南唐楚州防御使张彦卿紧闭城门，坚守不出。与此同时，南唐保义军节度使陈承昭带着残兵败将向东逃窜，这一幕被柴荣尽收眼底。
柴荣当即策马追击，赵匡胤也率领精锐骑兵紧随其后。双方一路狂奔，追出了六十里地，最终在今江苏涟水一带追上了陈承昭。
柴荣回头对赵匡胤说道：“今日就让你在朕面前展示一番你的武艺！”
赵匡胤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他策马冲入敌阵，一举活捉了陈承昭，再次展现了自己非凡的军事才能。这场胜利不仅巩固了柴荣的威望，也让赵匡胤在皇帝面前立下了赫赫战功。
像柴荣这样的“马上皇帝”确实独具魅力，他不仅能在战场上运筹帷幄，还能在治国理政时亲力亲为，展现了罕见的全能型领导风范。五代时期，能够兼具军事才能与政治智慧的君主屈指可数，李存勖虽有类似的雄图大略，但在政治上却显得稚嫩，相比之下，柴荣的领导力和魅力无疑更为突出。
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使得驻守在淮河一线的南唐水军几乎全军覆没。南唐地处江南，水网密布，水军一直是其对抗周军的重要力量。然而，随着这张王牌的丧失，南唐的骑兵和步兵在实力上远逊于周军，难以抵挡柴荣的攻势。此时，柴荣已经可以逐步巩固对南唐的控制。
收编了濠州的南唐军后，柴荣迅速率军南下天长（今安徽天长），当地刺史易文赟不战而降。柴荣对扬州这片古称“扬一益二”的江淮财富重地念念不忘，随即命令铁骑左厢都指挥使武守琦率领骑兵前往扬州。
尽管南唐皇帝李璟昏庸，但他并非晋惠帝司马衷那样的昏君，对当前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淮南已不再属于他，若不想引发柴荣的大规模南侵，唯一的选择是彻底放弃淮南，将北方防线从淮河南撤至长江一线。
于是，李璟亲自率军渡江来到扬州，组织城中百姓乘船迁往江南，留下一座空城。武守琦不费一兵一卒便进入扬州，并奉柴荣之命继续进军泰州，南唐军队闻风丧胆，节节败退。
转眼间，显德五年（公元958年）的春天来临，南唐原先占据的淮南地区已全被后周军队占领，王朴在《平边策》中提出的初步战略目标基本达成。
为了使李璟认清现实，不再觊觎淮南，柴荣计划派遣周军水师的大战舰沿淮河驶入长江，展示实力。
然而，由于淮河北神堰（现位于江苏淮安北部）一带河道狭窄，大型战舰难以通行。为此，柴荣亲自前往当地进行实地考察，并指示规划人员根据他的观察绘制航道改造图纸。
在柴荣的精心策划下，数万名民夫仅用了十多天便拓宽了原有的漕渠，使得战舰能够顺利通过。这一工程对京杭大运河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北宋统一之后，江南地区的物资可以通过这条新航道经淮河、古汴水直达开封，极大地推动了商业与工业的进步。
为了震慑南唐，柴荣决定让百余艘装饰着兽头的战舰通过新开通的漕渠南下，向南唐展示后周水师的强大。当这些战舰抵达长江瓜州渡口（现位于江苏镇江附近）时，它们组成了壮观的方阵，在江面上来回巡逻，士兵们在船上擂鼓吹号，声势浩大，响彻数十里。
站在长江南岸的南唐军民目睹了这如同雷霆烈焰般的景象，无不为柴荣展现出来的强大气势所震撼，认为仿佛天神降临人间，其威慑力堪比隋朝灭南陈时杨素的壮举，令南唐上下深感敬畏。
在震慑了南唐之后，柴荣下令对楚州发动猛烈进攻。城中的南唐军箭如雨下，但柴荣毫不动摇，挥剑指挥，神情自若。
赵匡胤受命攻打北城，率领士兵们架起云梯，如同潮水般攻城。尽管张彦卿是南唐的名将，忠诚勇敢，但他终究寡不敌众，被周军迅速突破防线。
张彦卿坚守内城，宁死不降，与周军展开了异常惨烈的巷战，鲜血飞溅，尸体堆积如山。南唐军全员奋战至最后一刻，无一生还。（莫谓南人无武！）
最终，张彦卿独自一人在官署中与数百周军激战。周军劝他投降，张彦卿怒喝道：“北虏！少说废话，有本事就来一刀，没本事我让你们站着进来倒着出去！”
周军愤怒不已，上前与张彦卿决一死战。张彦卿决心以身殉国，奋勇杀敌，直至兵器损毁，便用家具继续抵抗。最终，在周军的重重围攻下，张彦卿壮烈牺牲。
在南唐时期，有许多忠诚的将领，但不幸的是，他们遇到了李璟这位治理内政不力的君主，导致国家逐渐衰弱，最终引来外敌入侵。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尽管李璟在治理国家方面显得无能，但他为人宽厚，因此许多武将愿意为他效忠至死。例如，在寿州有刘仁赡，在楚州有张彦卿，这些将领的英勇牺牲，也反映了李璟平时对待臣下的态度。
南宋末年也有类似的情况。面对蒙古军队的强大攻势，虽然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但它对文人墨客和士大夫极为宽容，使得许多士人都愿意为宋朝献出生命。
即使宋朝压制武将，仍然有不少武将选择以死报国，比如张世杰。他曾是蒙古军的一员，因犯错而投奔宋朝。在宋朝灭亡时，张世杰护卫两位幼主逃亡至天涯海角，饥饿时只能吃干粮，口渴时只能喝海水，宁可成为宋朝的鬼魂，也不愿成为元朝的活人。张世杰曾说：“我知道投降可以保全性命并获得富贵，但我宁愿为主尽忠。”
五代十国是一个动荡不安、道德沦丧的时代，但在这样的乱世中，人性的光辉更加耀眼。那些在困境中展现出的人格力量，能够震撼千古。像杜重威那样的投机分子，虽然一时得逞，但最终难逃一死。相比之下，张彦卿、张世杰等人则死得异常壮烈。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所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周军攻克楚州之后，柴荣迅速南下前往扬州。由于扬州城内空无一人，柴荣决定在老城东南方建立一座新的扬州，并将原属扬州各县的一万多居民迁移到这座新城。
此时的柴荣满怀豪情壮志，带领文武百官来到长江之畔。作为一位胸怀大志的领袖，面对波澜壮阔、滔滔东流的长江，他的心胸也为之开阔。遥望金陵方向，只见江面上雾气弥漫，隐约可见轮廓，柴荣心中涌起无限感慨。
自从唐代安史之乱以来，中国大地历经近两百年的动荡不安，各地藩镇各自为政，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到了朱温篡唐自立之时，局势更是陷入极度混乱，所谓的天子不过是各路军阀的傀儡，他们残暴地统治着人民，导致社会生产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道德沦丧成为普遍现象，生命的价值在五代十国期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一时期的官员一旦犯事，往往难逃灭族的命运，甚至无辜者也会受到牵连。例如，唐平卢节度使王师范在被朱温处决前，全家痛饮后恳求行刑者：“我深知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但希望可以按照长幼顺序依次受刑，以免愧对祖先。”这种悲惨的情景令人不忍直视。然而，历史总是冷酷无情，人类的历史充满了血腥与杀戮，胜利者站在失败者的尸骨之上，享受着极致的荣华富贵。
但是，这些胜利者往往只图一时之快，最终却往往是“父辈造孽子辈偿”，到了下一代，又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如此循环往复，实在令人叹息。
或许只有一个答案：数千年的文明史，实际上是一部人类互相争斗的历史。当历史的车轮滚动到柴荣的时代，他被命运选中，开启了统一的大幕。虽然最终完成统一大业的是赵氏兄弟，但许多人依然会铭记柴荣的贡献，而不仅仅称赞赵氏兄弟的丰功伟绩。
事实上，真正实现统一的是柴荣，赵氏兄弟只是顺应了这一趋势而已。
当时，南唐的水军仍然强大，对柴荣南下的计划构成了威胁，因此必须将其铲除。根据最新的军事情报，南唐水军准备出动数百艘战舰前往长江口。
长江口是吴越国向中原进贡的必经之路，柴荣深知李璟意图恢复淮南地区的野心，绝不能让他得逞。于是，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三月，柴荣命令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钊率领步骑兵沿长江北岸行进，神武统军宋延渥则率领水师顺江而下。
周朝的水师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士气高昂。再加上慕容延钊所率领的步骑兵都是强壮的中原战士，战斗力极为出色。几天后，慕容延钊和宋延渥在东布洲联手大破南唐水军。许多南唐战舰被击沉，侥幸逃上岸的士兵也被以逸待劳的慕容延钊率军歼灭。
柴荣在淮南征战多年，成功夺取了淮南十州的土地，但庐州（今安徽合肥）、舒州（今安徽潜山）、蕲州（今湖北蕲春）和黄州（今湖北黄冈）仍由南唐李璟掌控。
特别是庐州，作为江北的重要军事据点，其战略意义极其重大，绝不能落入敌手。
尽管李璟对柴荣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然而时间一长，变数增多，不可掉以轻心。既然当前有能力彻底解决淮南的问题，就应当抓住机会，果断行动，将潜在的威胁彻底消除。
于是，柴荣命令李重进率领部队火速赶往庐州，并迅速攻克此城。这样一来，周军就能沿着长江北岸，从东边的长江口一直延伸到西边的鄂州，构建起一个强大的进攻阵线，随时准备向南进军。
与此同时，在金陵的李璟看到柴荣并未撤离江边，心中忧虑重重：“难道柴荣真的打算渡江？朕莫非是陈后主转世？”经过一番惊恐之后，李璟想出了一个对策：进行权力交接。
为了避免成为亡国之君，同时也要找个人分担责任，李璟派遣兵部侍郎陈觉前往见柴荣，请求大周皇帝批准自己将皇位传给太子李弘冀，并承诺李弘冀会完全听命于大周皇帝。
陈觉前往柴荣所在的迎銮镇（现位于江苏仪征一带），这个人，如果要他做些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他是缺乏这种能力的。然而，若论起制造混乱与破坏，他却是个中高手。
抵达迎銮镇后，目睹周军装备精良、士气高涨，陈觉心生一计：“若继续战斗下去，江东将难以保全，在江东我还算个人物；一旦到了汴梁，我又算得了什么呢？”
为了避免激怒柴荣，陈觉决定暂时扮演一个“好人”的角色，向柴荣进言道：“陛下英明神武，天下皆知，我主绝不敢违抗天意，淮南之地如今已是大周所有。至于庐州、舒州等四州，请允许臣派遣使者返回金陵，劝说我国君主尽早割让这四州土地，以求得南北双方的和平。”
柴荣欣然同意，并派遣陈觉的手下刘承遇带着他的亲笔信返回金陵见李璟，敦促其认清形势：“朕与江南国主商议，只要割让江北地区，朕必定撤军。”此时的李璟已无路可退，确保柴荣不渡江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只要柴荣不南侵，任何条件都愿意接受。
于是，李璟再次任命刘承遇作为谈判代表，辛苦奔波一趟，赶回迎銮镇，表示愿意满足柴荣的要求。
显德五年（公元958年）三月，南唐君主李璟向周朝俯首称臣，自降身份，放弃帝号，并将年号由唐交泰元年改为周显德五年，同时贬称自己为江南国主。他还
割让了庐州、舒州、蕲州和黄州等四州，连同之前被周军攻占的十州，总共十四州的土地，并承诺每年向周朝进贡大量财帛、茶米，总计百万之数。双方约定以长江为界，江北归周朝管辖，江南则属于南唐。
为了避讳周朝先祖（郭威的远祖名为郭璟），李璟改名为景。柴荣实现了他征服淮南的战略目标，自然也见好就收，用一番客套话说道：“朕此行的目的仅在于取得江北之地，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你能如此谦卑地顺应天意，朕也就心满意足了。战争应当适时停止，而非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今后我们两国应友好相处。”于是，双方表面上维持着友好的关系，但实则是各怀心思。
至此，持续近三年的南唐与后周之间的淮南争夺战终于告一段落。大周帝国因此新增了十四州、六十县以及二十二万六千五百七十四户人家，人口超过了一百万。
这样一来，周朝境内的户籍总数增加到了二百三十多万户，总人口接近一千万，这一成就弥补了中原地区因失去幽云十六州而导致的人口减少问题。
事情大致告一段落，有了淮南作为粮食和财富的支撑，柴荣的资源更加充裕，因此他敢于实施更大的计划。正如俗话所说，“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寸步难行。”在江湖上闯荡，没有足够的资金是不行的。柴荣巡视了长江沿岸后，心中涌起了思乡之情，便于四月回到了京城。
当柴荣南征之际，北方的契丹趁机侵扰，频繁袭击内地，制造了许多麻烦。柴荣无法容忍任何对他的轻视，于是命令镇宁军节度使张永德带领部队前去教训契丹人，让他们迅速撤退，不要自找没趣。
自唐末以来，战乱频仍，百姓四处逃亡，无家可归。一方面，土地被大量兼并；另一方面，许多田地荒废，无人耕种。
那些仍保有土地的农民不仅要承受来自中央政府和地方藩镇的双重压迫，还要忍受地主的剥削，生活负担极其沉重。
鉴于此，柴荣萌生了改革土地制度的想法。他仔细研读了唐代著名诗人元稹所著的《均田表》，深受启发，并亲自绘制了《均田图》。随后，他将这些图表分发给各地官员，以便他们了解具体情况，为未来的赋税制度改革做好准备，并积极配合实施。
在进行土地改革之前，柴荣首先着手于农村行政区划的调整，将县乡村镇进行了整合，每百户编为一个团，每个团由三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管理（类似于现代的村委会）。唐末至五代期间，政局动荡不安，行政区划的混乱程度堪比南朝时期的侨州。柴荣此举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当时，柴荣已经开始构思如何限制地方藩镇的权力，因为“臣强则君弱”，尤其在五代时期，地方藩镇掌控着军政大权，对中央政权构成了巨大威胁。后来赵匡胤推行削弱藩镇、强化中央集权的政策，实际上是延续并完成了柴荣未完成的事业。
尽管当时国家尚未完全统一，实施这些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但柴荣已经制定了详尽的计划，并决心先平定各地军阀，再逐步推行改革。
到了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即柴荣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命令精通音律的枢密使王朴修订礼乐制度。
多年来，朝廷忙于军事行动，无暇顾及礼乐建设。然而，柴荣意识到，一方面他已经基本控制了天下的局势，另一方面礼乐是国家繁荣昌盛的象征。这表明他对统一天下充满了信心和决心。
随后，柴荣觉得水路运输线还不够顺畅，便派遣民夫在韩令坤的带领下，将汴梁城外的汴水开凿一条新渠连接蔡水。蔡水是汴水与颖水之间的关键通道，一旦打通，淮河中下游的船只便能直接沿蔡水北上直达汴梁，为汴梁新增了一条来自南方的重要水道，对汴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正当柴荣满怀壮志准备一统天下的时候，他极为倚重的后周首席大臣王朴毫无预兆地病倒了，并在一夜之间离世。
柴荣听到这个噩耗时，惊愕不已，匆忙赶往王朴的府邸，看到几天前还与自己谈笑风生的王朴此刻已逝去，悲痛欲绝。
柴荣泣不成声地说：“你我名为君臣，实则挚友，朕视你为心，你助朕如臂，我们同心协力，本可共创太平盛世。为何你竟先一步离去？让朕独自面对这寂寞尘世？”
王朴对于柴荣而言，犹如诸葛亮之于刘备、王猛之于苻坚，他的突然离世使柴荣难以平复内心的悲痛，尽管众人竭力劝慰，柴荣仍然沉浸在悲痛之中，哭累了就稍作休息，然后继续哀悼，那凄惨的声音令人深感同情。
王朴性格刚毅，擅长辩论，深得柴荣赏识，因此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非常融洽。每次柴荣出征时，都会让王朴留守后方。王朴不仅才华出众，而且忠心耿耿，这让柴荣对他极为信任。
后来赵匡胤登基称帝，有一次在功臣阁中看到王朴的画像，他立刻整理好衣冠，向画像鞠躬致敬。随从劝阻道：“王朴是前朝的大臣，陛下不必行如此隆重的礼节。”
赵匡胤指着自己身上的龙袍说：“如果王朴没有早逝，朕根本不可能穿上这件龙袍。”
宋太宗赵光义也深知王朴的重要性，常常对身边的人称赞他的才能。由此可见，王朴的去世对柴荣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打击。不知道那位“千古名相”赵普听到赵氏兄弟如此赞誉王朴时，心里会不会感到一丝嫉妒。
还有一个假设：如果王朴死在柴荣之后，继续辅佐柴宗训，赵匡胤还能否成功发动兵变并登基？可能性似乎不大。柴荣和王朴的关系如同皇帝与重臣的理想搭配，王朴的存在使得柴荣能够无后顾之忧。范质、王溥等文官面对赵匡胤显然力不从心，但如果换成王朴，情况可能会完全不同。
可惜王朴已经离世，放眼四周，除了那些武将之外，剩下的大多是唯命是从的官员。
正如赵简子哀悼周舍时所说：“我听说千张羊皮不如一张狐狸腋下的皮毛；众人的唯唯诺诺，比不上周舍的直言不讳。”
柴荣此刻的心情正是如此。然而人死不能复生，柴荣只能悲痛地追思王朴，并下诏厚葬他，追赠其为侍中。
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十月，柴荣决定发起对淮南的军事行动。他任命宰相李穀为淮南道前军行营都部署，担任南征军统帅，并指派许州节度使王彦超、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赵匡胤的好友）等十二人为副将，率领大军南下。
为了避免重蹈此前北伐太原时官军抢掠百姓的覆辙，柴荣在南征诏书中特别强调：“军队必须秋毫无犯，如同及时雨般滋润百姓。各地父老应安心居住，严禁任何掳掠和焚烧行为。”
柴荣深知，只有赢得民心，才能确保战争的胜利与长久的和平。
在五代十国这一动荡的历史时期，十国中的大多数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并不深刻。然而，其中最为人所熟知且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便是南唐。
公元937年，原名徐知诰的李昪废黜了吴国皇帝杨溥，在金陵（今南京）称帝，建立大唐，史称南唐。李昪本人虽然知名度不高，但他的孙子李煜却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南唐后主李煜，以其卓越的文学才华和悲情命运闻名于世。
而在周世宗柴荣统治时期，与之对峙的南唐皇帝是李煜的父亲，即南唐中主李璟（也称唐元宗）。李璟曾在早年间通过军事行动灭掉了闽国和楚国，一度扩展了南唐的疆域。然而，他治国无方，过于注重文治而忽视武备，导致不久之后湖南和福建的大片领土相继丢失，国势逐渐衰落。
李璟本人酷爱填词，常与好友冯延巳（音同“四”）一同切磋词章，追求文艺上的成就。然而，好景不长，周军突然大举南下，声势浩大，前锋已抵达寿州（今安徽寿县）。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军事威胁，李璟不得不暂时放下诗词爱好者的身份，以南唐皇帝的身份紧急调兵遣将，应对危机。
他首先命令神武统军刘彦贞率领三万唐军赶赴寿州，增援驻守当地的清淮节度使刘仁赡。同时，奉化节度使皇甫晖和常州团练使姚凤也率三万唐军前往定远（今安徽定远），协同刘仁赡等部共同抵御周军的进攻。
为了加强沿江防线，李璟还派遣自己的六皇子安定郡公李从嘉（即后来的大词人李煜）担任沿江巡抚使，负责长江一线的防御工作。
后周统帅李穀率领大军从正阳（今安徽寿县）渡过淮河，进入南唐境内。周军士气高昂，接连在三场小规模战役中取得胜利。李穀深知功绩的重要性，每一场胜利都及时上报给后周皇帝柴荣，生怕皇帝忽视了他的贡献。
柴荣得知前线捷报连连，心中大喜，决定亲自前往淮南督战。显德三年（公元956年）正月八日，柴荣下诏亲征淮南。临行前，他并未忘记扩建汴梁城的计划，调动十余万农民利用农闲时间开始动工，并留下向训和王朴镇守汴梁，自己则率领禁军南下。
此时，南唐将领刘彦贞的部队已经抵达淮河岸边，准备抵御周军。
面对南唐的强大水师，李穀感到形势不利，对众将说道：“南军擅长水战，我们难以匹敌，不如暂时退后，等待皇帝到来再做打算。”
于是，李穀下令全军撤回正阳，并焚烧了粮草，导致军中一片混乱。
柴荣闻讯后，急忙派人阻止李穀的撤退行动，但为时已晚。柴荣对此极为不满，严厉斥责李穀的决策，认为他的行为过于鲁莽和糊涂。
南唐将领刘彦贞见周军撤退，认为这是一个立功的好机会，决定率军北上追击，直逼正阳。此时，唐军兵力雄厚，布阵于淮南南岸，气势磅礴。
寿州城中的南唐名将刘仁赡察觉到危险，急忙劝阻刘彦贞：“现在不是急于求成的时候，周军后续部队即将赶到，我们应该以逸待劳，等待时机。”
然而，刘彦贞并不听从劝告，甚至命令士兵不得进食，催促他们立即进攻周军。
刘彦贞的轻敌冒进，是否会导致南唐军队陷入困境？而柴荣亲征后，又将如何扭转战局？这场战争的最终走向，充满了未知数。
公元956年，南唐将领刘彦贞率军北上，意图阻挡周军的攻势。然而，命运似乎对他格外残酷，他恰好遇到了刚刚渡过淮河、士气正盛的周军李重进部。周军将士经过充分的休整和补给，个个精神饱满，战斗力极强。
刘彦贞对李重进这个名字一无所知，自然也没有将这位对手放在眼里。他下令布阵，命令骑兵在前，展示出他对战场的独特理解。
为了增强防御，刘彦贞别出心裁地用铁链将战马连接起来，士兵们手持木制怪兽盾牌，号称“揵马脾”。为了进一步阻止周军的进攻，他在阵地前撒下了大量的铁蒺藜，企图让敌人寸步难行。
然而，这样的布置在周军眼中却成了笑柄。周军将士见状，纷纷嘲笑不已：“我们见过大风大浪，从未见过如此滑稽的阵势。”李重进则根本不为所动，他深知战场上生死一线，早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又怎会在意对方的花哨招数？
随着李重进一声令下：“杀！”周军如潮水般涌向敌阵。
此时的唐军士兵们尚未进食，早已饥肠辘辘，体力不支。更糟糕的是，刘彦贞的骑兵被铁链束缚，根本无法灵活应战，整个阵线陷入一片混乱。
周军乘胜追击，毫不留情地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唐军士兵们在饥饿和混乱中无力抵抗，很快便溃不成军。战场上血流成河，尸体绵延数十里，淮河水也被鲜血染红。
最终，刘彦贞在这场惨烈的战斗中战死沙场，唐军几乎全军覆没。
南唐的援军，包括皇甫晖和姚凤所部的唐军，在面对李重进的强大压力时，不敢贸然迎战，纷纷撤退至清流关（今安徽滁县）。而滁州的地方军政长官王绍颜更是直接弃城逃回江南，显示出南唐军队内部的士气低落和指挥系统的混乱。
刘彦贞的表现更是令人匪夷所思。他不仅缺乏基本的军事常识，还在战场上做出了许多愚蠢的决策。军人固然需要勇敢和顽强，但最基本的后勤保障——如吃饱饭——是作战的前提。无论是冷兵器时代还是现代战争，没有士兵能在饥饿状态下取得胜利。
更糟糕的是，刘彦贞竟然将骑兵固定在阵地上，完全违背了骑兵灵活机动的特点，这无疑是自掘坟墓。有人甚至怀疑刘彦贞是否被周军收买，但从他最终战死的事实来看，这种猜测似乎并不成立。
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多种因素，但最重要的是统帅的战略眼光和指挥能力。如果南唐的主帅是李重进，这位经验丰富的将领绝不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李璟选择刘彦贞等人作为将领，实在是令人费解。
几天后，大周皇帝柴荣亲自抵达前线，对李穀擅自撤退的行为极为不满，遂任命李重进为淮南道行营都招讨使，接替李穀指挥作战。
柴荣抵达寿州后，立即下令猛攻这座坚城。寿州城内的守将刘仁赡早已做好了充分的防御准备，面对周军的猛烈攻势，他沉着应对，使得周军一时难以突破。为了加快攻城进程，柴荣又征调了河南、山东、苏北等地的数十万壮丁前来协助，进一步加大了对寿州的压力。
周军架设云梯，从四面发起猛烈攻城，但每次都遭到城内唐军的顽强抵抗，被迫退下。尽管如此，周军士气不减，继续昼夜不停地轮番进攻，攻势如潮。周军凭借人数优势，一波接一波地冲击城墙，甚至在城下擂鼓吹号，震得寿州城内的房屋墙壁摇晃不已。而南唐的援军则被阻挡在外围，无法突破重围进入城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场激战。
人们常说唐庄宗李存勖英武神勇，常常亲临前线督战，柴荣在这方面的表现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仅亲自指挥三军攻城，还常常置身于危险之中，激励士气。
有一次，柴荣坐在胡床上指挥作战，左右侍卫持剑护卫。这一幕正好被守城的刘仁赡看到，他心生一计：“擒贼先擒王，若能射杀柴荣，或许能扭转战局。”于是，刘仁赡取出一张精工雕制的弓，搭箭瞄准柴荣便射。然而，由于距离过远，箭矢在距柴荣几步之外的地方坠地。
柴荣见状，不仅没有丝毫畏惧，反而大笑起来：“刘仁赡，你想射死我？好！来人，把我的胡床搬到你射程之内！”
众臣闻此言大惊失色，纷纷上前劝阻：“陛下，锋镝无情，您是天下的希望，不可轻易涉险，请您务必避一避。”
柴荣却毫不在意，豪迈地说道：“如果一个皇帝那么容易就被一箭射死，那天下还会有皇帝吗？你们怕，朕不怕！”最终，侍卫们只好遵命行事，将胡床搬到了更靠近城墙的地方。
柴荣的英勇事迹，历来为史家所称颂。
《资治通鉴》中曾有高度评价：“周世宗之神武果决，临矢石而不惧，纵观古今帝王，能达到如此境界者，实属罕见。”
柴荣不仅在五代乱世中脱颖而出，即便放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能够与他相提并论的英雄也屈指可数。
在一次攻城战中，柴荣亲自督战，面对寿州城上的刘仁赡，他表现出了非凡的气度和胆识。柴荣坐在阵前，从容不迫地对城上的刘仁赡喊道：“刘将军，你若要射，尽管朝我射来！若是箭不够，我这里有的是。”
刘仁赡闻言，心中既敬佩又愤怒，挽起强弓，再次瞄准柴荣射出一箭。然而，这支箭却再次落在了柴荣身前不远处，未能伤及他分毫。刘仁赡大惊失色，暗自感叹：“为何我无论如何都射不死柴荣？莫非这是天意不成？”
刘仁赡心灰意冷，将弓丢在地上，仰天长叹，泪流满面：“此城终将被破，但我身为南唐臣子，绝不能苟且偷生。唯有一死，方能报答君王的恩典！”
尽管刘仁赡的箭无法击中柴荣，柴荣的军队也未能迅速攻下寿州城，双方陷入了僵持。
柴荣见刘仁赡如此坚贞不屈，心中也不禁对其敬佩有加。他派人前往城中劝降，试图说服刘仁赡：“刘将军忠勇无双，义薄云天，但寿春孤城，终究难以抵挡我十万大军。两军在此死战，城中的百姓何罪，竟要承受如此战火之苦？若将军归顺大周，定当封赏高位，不失三公之位！”
然而，刘仁赡坚决不肯屈服，将来使驱赶出去，并留下了一句话：“回去告诉柴荣，刘仁赡宁死不屈，绝不背弃南唐！”
柴荣仍不死心，亲自带着几名侍卫来到城下，高声对刘仁赡喊道：“刘公何必如此固执！李璟昏庸无道，迟早会被我生擒于汴梁。你又在为谁守城？我一向敬佩你的胆略和谋略，若你能顺应民心天意，与我共赴南北征战，平定四海，使百姓安居乐业，岂不痛快？”
刘仁赡微笑着回应：“我效忠唐室，自当始终如一，今日之事，唯有死战到底！”
柴荣深知兵法要诀，明白不能在此久留，一旦周军士气疲惫，南唐援军赶到，战局将变得极为不利。
于是，柴荣决定先切断南唐的外援，派殿前都虞候赵匡胤率领部分禁军夜袭清流关，拔除金陵外围的重要据点。此举不仅能够阻止唐军救援寿州，还能对李璟形成威慑。
赵匡胤率军轻装简行，直奔清流关。
唐将皇甫晖驻守在关外山前，见周军到来，立即做好了迎战准备。然而，赵匡胤却出其不意地从山后杀出，打乱了皇甫晖的部署。皇甫晖不明虚实，不敢贸然应战，撤入滁州城中。
赵匡胤紧随其后，来到城下。皇甫晖站在城墙上对赵匡胤喊道：“赵将军，我们各为其主，并无私人恩怨。如果你有胆量，等我列好阵势再战，敢不敢？”
赵匡胤大笑回应：“君子不乘人之危，我自然等你。”
不久，皇甫晖率军出城布阵，两军展开激战。赵匡胤策马挥棍，直取皇甫晖。几个回合后，赵匡胤施展“蛟龙出水”绝技，一棍击中皇甫晖后脑，将其打落马下。周军迅速上前，将重伤昏迷的皇甫晖和另一名唐将姚凤一同俘虏。赵匡胤随即率军进入滁州，大获全胜。
关于赵匡胤镇守滁州的这段历史，确实流传着一个令人深思的故事。当时，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担任后周的马军副都指挥使，奉周世宗柴荣之命前来支援赵匡胤守城。
那天深夜，赵弘殷抵达滁州城下，请求进城。尽管赵匡胤听出了父亲的声音，但他深知职责所在，不能因私情而放松警惕。于是，他坚定地回应道：“虽然我们父子情深，但我是为大周守城的将领，半夜不明军情，不敢贸然放任何人进城。”
直到天亮，确认无误后，赵匡胤才打开城门迎接父亲。这种公私分明的态度，不仅体现了赵匡胤对职责的忠诚，也展现了他作为将领的担当和智慧。
这一事件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赵匡胤在面对亲情与责任的选择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种精神值得后人学习。在当今社会，有些人却常常将公权力用于私利，奉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原则，滥用职权，为自己和亲友谋取不当利益。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公共利益，也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正如古人所言，“天下之大，黎元为先”。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永远高于个人情感和私利。只有当每个人都能够以公心为重，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赵匡胤的这一举动，不仅是对他个人品格的考验，更是对后世从政者的警示：公私分明，方能成就大事。
为了给赵匡胤找个得力助手，宰相范质推荐了曾在永兴节度使刘词手下担任幕僚的赵普，任命他为滁州军事判官。赵匡胤和赵普不仅是同乡，都来自幽州，而且姓氏相同，这种亲近感使得两人合作非常顺利。
赵普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著名的宰相，曾辅佐宋朝长达二十余年。他曾自诩“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后来成为了千古名言，体现了他对儒家经典的深刻理解和运用。
与此同时，唐军在几场战役中接连受挫，士气低落。南唐皇帝李璟意识到，柴荣并非像之前灭亡闽国的王延政和楚国的马希崇那样容易对付，因此决定寻求和平。他首先派人与柴荣议和，表示愿意尊称柴荣为兄，并每年进贡丰厚的财物，希望柴荣能够就此收手。然而，柴荣并不为所动，拒绝了李璟的提议。
面对这一局势，李璟深知柴荣的野心远不止于此。为了寻求和平解决，他决定再次派遣户部侍郎钟谟和工部侍郎李德明前往柴荣驻扎的下蔡（今安徽凤台），提出更为优厚的条件：
南唐表示愿意向后周称臣，并献上丰厚的贡品，包括金器五千两、上等丝绸两千匹、肥牛五百头、美酒两千石以及其他珍贵物品，以换取周军的早日撤退。
尽管李璟的条件极为丰厚，但柴荣依然没有被说服。他的目标显然不仅仅是为了获取财富，而是要彻底征服南唐。
柴荣亲自率军前来，目的明确：他要的是土地，而非区区小恩小惠。几个小钱和几头牛，显然无法满足他的野心。
柴荣命令武士持械立于中军大帐两侧，自己高坐上首，威严地喝问南唐使者钟谟和李德明：“你们的主子现在知道害怕了？早先为何通使契丹，图谋攻打我朝？李璟自称为唐朝后人，却如此不懂规矩。你们想让我罢兵？不可能！快回去告诉李璟，让他速来请罪，否则朕一怒之下，连金陵都给你们端了。”
钟谟和李德明虽以口才著称，但面对柴荣的凌厉气势，竟吓得不敢出声。
显德三年（公元956年）二月，探马急报：“扬州城今夜不设防，城中几乎没有多少唐兵。”
柴荣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遂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和赵弘殷等人率军攻取南唐的东都——扬州。
扬州曾是吴国的国都，对南唐而言，其地位如同洛阳之于唐朝。拿下扬州，无疑会给李璟带来巨大的震撼。
韩令坤率领轻装部队迅速推进，一举攻入扬州。南唐东都屯营使贾崇见势不妙，放火烧城后仓皇逃走，将副留守冯延鲁（大词人冯延巳的弟弟）留在了城中。冯延鲁不愿面见柴荣，情急之下，他剃光了头发，换上僧服，混入寺庙中敲起木鱼，试图躲避周军的搜捕。
然而，周军进城后四处搜查，最终还是从和尚堆中揪出了冯延鲁，并将其押送到柴荣面前。柴荣深知杀冯延鲁并无太大意义，便暂时将其收押。
韩令坤稍作休整后，继续挥师东进，直取泰州（今江苏泰州）。泰州守军兵力薄弱，难以抵挡周军的攻势，很快便被攻克。泰州刺史方讷见势不妙，匆匆逃回金陵。
李璟在连续的军事失利中逐渐失去了斗志，在万般无奈之下，再次派遣司空孙晟前往周营求和。
与此同时，周军并未停止其攻势，继续扩大战果，相继攻占了光州（今河南潢川）、舒州（今安徽潜山）、蕲州（今湖北蕲春）和黄州（今湖北黄冈）。
当孙晟等人抵达下蔡时，他们向柴荣表示，李璟愿意割让寿州、濠州（今安徽凤阳）、泗州（今江苏盱眙）、楚州（今江苏淮安）、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和光州六州，并每年进贡百万金帛，请求柴荣撤军。
此时，淮南的大片领土已经落入周军之手。柴荣认为此时撤军并不划算，因此拒绝了李璟的求和提议。
此前留在周营的李德明则向柴荣进言：“请陛下给臣五天时间，臣将返回金陵，说服国主割让整个淮南。”柴荣同意了他的请求，李德明随即返回金陵通报李璟。
柴荣一直为未能攻克寿州而感到头疼。在五代时期，能让像柴荣这样的英雄人物如此棘手的，恐怕只有刘仁赡一人了。
柴荣随后命令南唐使者孙晟前往寿州城下劝降刘仁赡。然而，孙晟素以忠贞著称，岂会做这种有损名节的事情？他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
刘仁赡在城头远远望见孙晟，身穿重甲的他朝孙晟深深下拜。孙晟见状，大声对刘仁赡说道：“刘将军！你今日唯有以死报国，切莫妄想活着回金陵见圣主。若不能杀敌，便以身殉国；若是屈膝投降，必将遗臭万年，这绝非将军应有的选择！”刘仁赡听罢，在城头上痛哭流涕，泪如雨下。
柴荣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质问孙晟：“我让你去招降刘仁赡，你这是何意？难道你不知道朕手中有宝剑吗？”
孙晟却不慌不忙，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是唐朝的宰相，天下哪有宰相劝人投降的道理？陛下英明神武，怎会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柴荣闻言，一时语塞，只好作罢。
南唐虽有良将如刘仁赡，贤臣如孙晟，可惜李璟未能善用这些人才。柴荣一生最看重的就是人才，他手下本就不乏能人志士，但真正的明君永远不会嫌人才过多。如果刘仁赡和孙晟这样的人才能够为柴荣效力，远比献上金银珠宝更为珍贵。
南唐本是人才济济，却偏偏出了李璟这样一位词人皇帝。倘若这些人才由柴荣来统领，别说不会失去淮南十四州，即便是北伐中原也未必是难事。
李璟自称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后人，但似乎忘记了李世民如何重用马周这样的贤才。作为出身帝王之家的文学家，李璟的人生充满了悲剧色彩，这一点在他儿子李煜的经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此时，李德明已经回到金陵，并极力劝说李璟迅速割让淮南，以避免周军渡江导致两败俱伤的局面。然而，李璟却怒斥李德明误国。
南唐的开国功臣、太师楚国公宋齐丘在李璟面前诋毁李德明：“李德明贪生怕死，不惜卖主求荣，而且割让淮南只会助长柴荣的野心。”再加上李德明的宿敌枢密使陈觉等人在一旁煽风点火，李璟大怒，最终下令在金陵市中斩杀了李德明。
虽然李德明曾经预言周军必胜，但他被杀对南唐的局势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事实上，南唐的衰败早在公元951年消灭楚国马氏时就已经初现端倪。
李璟用人不明，朝中被“五鬼”（冯延巳、陈觉、冯延鲁、查文徽、魏岑）和权倾朝野的宋齐丘所掌控，政治腐败不堪。在这种情况下与后周皇帝柴荣对抗，南唐能够幸存至柴荣去世，已经是李璟的幸运了。
李璟在众人的劝说下，终于决定不再对柴荣卑躬屈膝，决心采取强硬措施。一方面，他派遣部队前往常州，教训那些前来捣乱的吴越士兵；另一方面，他任命皇弟齐王李景达为统帅，陈觉为监军，率军北上防御周军。虽然名义上李景达是主帅，但实际掌控大局的是陈觉。
陈觉在南唐以“乱鬼”著称，专门坏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李璟派出这样一个麻烦制造者，似乎忘记了十年前陈觉在福州给他带来的灾难。这帮无能之辈当道，也难怪南唐国运日渐衰微。
此时，南唐的局势略有好转。右卫将军陆孟俊率领一万南唐军从常州渡江北上，成功收复了泰州。
按理说，面对强敌，守城一方应当严阵以待或请求援兵，但驻守泰州的周军竟然不战而逃，将空城拱手让给了南唐军。陆孟俊取得“泰州大捷”后，顺势进军扬州。而坐镇扬州的韩令坤似乎也失去了斗志，准备弃城逃跑。
柴荣得知这一情况后，怒不可遏：“强将手下无弱兵，朕怎么会有这样的没用的将领！”他立即命令张永德率兵增援，这才让韩令坤稍微安心了一些。
为了防止韩令坤再次临阵脱逃，柴荣又紧急调遣赵匡胤带兵驻守六合（今江苏六合）。赵匡胤深知事态严重，下令全军：“若发现有扬州兵逃跑，就地打断双腿。”
韩令坤深知赵匡胤的严厉作风，不敢再有逃跑的念头。毕竟，国法也不容许他这样做。
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四月，韩令坤在援军抵达后重振士气，大胆地与南唐军队在扬州瘦西湖附近的蜀冈展开激战。周军将士深知若逃跑将面临赵匡胤的严厉惩罚，因此个个奋勇向前，不敢有丝毫懈怠。
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南唐军队惨败，将领陆孟俊被俘虏。
巧合的是，韩令坤的小妾杨氏与陆孟俊家族有深仇大恨，她向韩令坤哭诉请求复仇。韩令坤毫不犹豫，最终陆孟俊死于他的刀下。
与此同时，南唐统帅齐王李景达率领两万精锐部队从瓜步（今南京长江北岸）渡江，意图进攻驻守在六合的周军赵匡胤部。周军将士纷纷请战，要求出击迎敌，但赵匡胤冷静分析局势：“敌军人数众多，我方兵力仅有两千，贸然出城交战，只会让敌人士气大增，对我方不利。不如静待其来，以逸待劳，一战而定。”
两天后，李景达率军抵达六合城下。赵匡胤抓住唐军立足未稳的机会，亲自率军突袭，如猛虎入羊群般冲入敌阵。
周军士气高昂，战斗力极强，唐军顿时大乱，溃不成军。此战中，唐军损失惨重，五千余人战死，剩余士兵慌不择路，争相逃向江边渡江，结果因抢船踩踏，死伤无数。李景达和陈觉等人狼狈不堪，匆匆逃回金陵。
柴荣多次攻打寿州未能取得突破，这让他感到焦虑和不安。为了寻找唐军主力决战，柴荣下令在涡口（涡河与淮河交汇处，今安徽蚌埠涂山附近）建造浮桥，意图渡河直取扬州。
然而，随军的宰相范质见状，忍不住痛哭流涕地劝谏柴荣：“陛下，大军在淮南已经驻守数月，士气逐渐低落，长期如此对军队极为不利。恳请陛下暂时休整，待时机成熟再图进取。”
柴荣并非一味冒进之人，他深知能屈能伸才是成大事者的本色。联想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二十年终成大业的故事，柴荣决定采纳范质的建议，同意撤军。他在涡口设立了“镇淮军”，留下李重进继续围攻寿州，自己则率主力返回汴梁。
显德三年（公元956年）五月，柴荣带领禁军回到了汴梁。此时，南方的局势也在发生变化。同年七月，湖南长沙的周行逢击败了岳州刺史潘叔嗣，成为了湖南的实际控制者。周行逢迅速向柴荣称臣，表示效忠。尽管柴荣暂时无暇顾及湖南，但他还是封周行为武平军节度使，全权管理湖南的军政事务。
柴荣撤军后，留在淮南的周军将士们失去了皇帝的约束，开始肆意妄为。各部主将纵容士兵四处掠夺百姓财物，导致淮南地区的民众对周军彻底失望。他们不再甘心做“大周顺民”，纷纷逃入深山或湖边，组织起来自卫。
周军对此极为不满，派兵前去征剿这些反抗的民众。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临时组织起来的老百姓竟然成功击退了周军的进攻，甚至让周军吃了不少苦头。
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后周军纪律的松懈，也让柴荣意识到，治理地方、安抚民心的重要性远比单纯的军事征服更为关键。
随着战局逐渐明朗，南唐的军士看到了反击的机会。唐军统帅唐军迅速北上，收复了先前被周军占领的多个州县，包括舒州、蕲州和和州（今安徽和县）。这些地区的失而复得，极大地鼓舞了唐军的士气。
与此同时，后周军意识到扬州的局势不利于长期驻守，遂向上奏请柴荣批准撤出扬州，集中力量围攻寿州。柴荣同意了这一战略调整，周军随即撤出扬州，转向寿州。这次撤退中，周军表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行为，没有在撤离前掠夺百姓财物，赢得了淮南地区民众的好感。
当地百姓对周军的“重新做人”表示欢迎，并纷纷主动提供粮食支援，为周军的后续作战提供了保障。
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七月，柴荣的第二任妻子符氏不幸病逝，这对柴荣打击极大，他悲痛欲绝，追谥符氏为宣懿皇后。这一变故不仅影响了柴荣的个人情绪，也可能对周军的军事决策产生了间接影响。
南唐军在连续取得几场胜利后，士气高涨，将士们纷纷要求北上与周军决战。然而，大太师宋齐丘却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此时不宜与柴荣正面交锋。他劝说李璟：“我们能避免与柴荣直接对抗已是万幸，何必自寻死路？如果我们给周军留一些面子，或许他们会对我们的态度有所感激，寿州之围也可能不战自解。”
李璟一向优柔寡断，最终采纳了宋齐丘的建议，命令各地唐军坚守不出，避免与周军正面交锋。这一决定使得寿州的守将刘仁赡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刘仁赡原本寄希望于唐军前来解围，但等来的却是长时间的沉默，最终连黄花菜都凉了，仍未见任何援军的到来。
宋齐丘在五代十国时期确实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经历过诸多重大事件。然而，面对后周世宗柴荣的南下攻势，他是否真正理解了柴荣的决心和战略意图，却值得怀疑。
柴荣素来以果断和坚韧著称，一旦发起进攻，绝不会轻易退缩。
寿州作为江南的门户，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旦失守，淮南地区将难以坚守，届时后周的大军若渡过长江，南唐的命运恐怕会如同南朝陈后主陈叔宝一般，最终落得个仓皇逃窜的下场。
然而，南唐君臣的表现却显得异常迟钝。李璟和宋齐丘似乎并未意识到局势的严峻性，他们的决策失误导致了军事上的被动。周军见唐军没有乘胜追击，反而加紧了对寿州的围攻。周军主帅李重进治军有方，战斗力极强，进一步加剧了南唐的困境。
所谓的“寿州援军”——齐王李景达和陈觉，虽然率领五万大军驻扎在距寿州百余里的濠州（今安徽凤阳），但实际上并未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救援行动。李璟下令不得轻举妄动，使得这些所谓的援军只能“观战”，坐视寿州被围而不救。
不过，并非所有的南唐将领都如此怯懦。淮南屯营应援使林仁肇表现出了难得的勇气和决心。他身上刺有一只老虎，因此得名“林虎子”。林仁肇孤军奋战，试图解救寿州之围，但面对的是后周义成节度使张永德在下蔡的重兵驻守，形势依然极为艰难。
在淮河之上，南唐将领林仁肇企图通过一把大火烧毁周军主帅张永德的浮桥，彻底摧毁周军的士气。
然而，天不遂人愿，刚刚还是南风，转瞬之间却刮起了北风，仿佛连“风神”都被张永德所左右。火势不仅未能如愿烧死张永德，反而险些将林仁肇自己困在火海之中，迫使他不得不仓皇撤退。
张永德深知防守的重要性，他在浮桥不远处布下了重重机关。数千根巨木被大铁索紧紧相连，横亘在淮河之上，阻断了水流，也挡住了南唐军的进攻路线。周军依托浮桥严防死守，林仁肇即便再有能耐，也难以突破这道坚固的防线。
张永德不仅以勇猛著称，更以智谋见长。面对南唐水军再次发起的猛烈攻势，他巧妙地制定了一套奇策。他招募了一批擅长游泳的士兵，趁着夜色悄然潜入南唐战船下方，用粗大的铁链将敌舰一艘接一艘地连接起来。
次日清晨，当后周军的大舰向南唐舰队发动攻击时，南唐的战船却因铁链的束缚无法动弹，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周军乘胜追击，箭矢如雨般倾泻而下，南唐军士卒纷纷落水，伤亡惨重。这场战斗充分展现了张永德作为一代名将的卓越才能——既有勇者的果敢，又有智者的谋略。正如古人所言，为将者若仅有匹夫之勇，终难成大器；唯有智勇双全，方能在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柴荣接连收到捷报，心中的丧妻之痛也逐渐消散，心情渐趋好转。
然而，之前随柴荣来到汴梁的南唐右仆射孙晟却暗中向南唐传递情报，结果被周朝的士兵当场抓获。柴荣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质问孙晟：“上次你劝刘仁赡死守，朕已饶你不死，今日又犯此等大错，你还有何话可说？”
面对柴荣的质问，孙晟毫不畏惧，坚定地回应道：“臣侍奉唐朝数十年，未能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留此残躯又有何用？请陛下赐死，以全臣节！”
柴荣见孙晟如此坚贞不屈，心中不禁对他产生了一丝敬意。他深知孙晟不会屈服于自己，便下令派都承旨曹翰前去赐死孙晟。
曹翰来到孙晟的寓所，先与他一同饮酒。几杯酒下肚后，曹翰站起身来，面带微笑地说：“圣上有旨，相公有罪于我朝，今赐相公一死。”
孙晟听后，纵声大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随后，孙晟整理好南唐的朝服，手持笏板，面向金陵的方向伏地痛哭：“臣孙晟未能完成陛下的重托，当以死谢罪。愿上天保佑我大唐，臣死而无憾！”
曹翰下达命令，最终在东相国寺将孙晟及其随从赐死。
杀掉孙晟后，柴荣立刻感到后悔。像孙晟这样忠诚不二的文臣，在五代乱世中实属罕见。孙晟虽然身为文人，但其忠心耿耿、气节高尚，令人钦佩。如果能将他留下，或许能为后世树立一个忠诚的典范，可惜这一机会已经错过。
相似的一幕在公元1282年十月再次上演。南宋末年的文天祥，在燕京被俘后，留下了“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的绝笔，展现了他宁死不屈的崇高气节。文天祥和孙晟一样，都是文人出身，但他们都在国家危难之际，以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英雄。人格的纯粹往往造就英雄，而英雄之所以为英雄，正是因为他们在面对生死时，选择了保全名节，无愧于天地。
人生短暂，终有一死，但如何面对死亡却体现了一个人的品格。孙晟和文天祥的选择告诉我们，英雄不怕死，怕死不英雄。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即便生命有限，但只要坚守正义，保全名节，虽死无憾。
与此同时，寿州城外的战事仍在继续。周军对刘仁赡的围攻已经持续了一年多，尽管周军不断发动进攻，但刘仁赡凭借顽强的意志和城中的守军，始终没有屈服。城中的粮食早已耗尽，士兵们只能依靠陈粮勉强维持，而外界的援军也因为周军的封锁无法进入。刘仁赡的日子愈发艰难，但他依然坚守着最后一道防线，不肯投降。
南唐方面，齐王李景达为了立功，试图扭转局势。他联合了南唐将领边镐（又称边菩萨）、许文稹和朱元（曾为李守贞突围求救的那位），从濠州出发，沿淮河西上，来到紫金山（即历史上让苻坚风声鹤唳的八公山）下，准备与城中的刘仁赡里应外合，共同击退周军。
然而，李重进并不打算给南唐军这个机会。他迅速调动兵力，迎头痛击南唐联军。经过一场激战，南唐军损失惨重，五千多人阵亡，最终不得不撤退。这次失败不仅打击了南唐的士气，也让刘仁赡的处境更加孤立无援。
刘仁赡在面对救兵无望且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已经决心以身殉国。然而，他的小儿子刘崇谏却不愿跟随父亲一同赴死，试图趁父亲不注意时逃出城投降周军，但最终被抓住。
刘仁赡毫不犹豫地将他最疼爱的小儿子斩首，展现了其坚定的忠诚和严格的军纪。
众将见状，纷纷哭拜求情，请求刘仁赡饶过刘崇谏一命，希望为刘家留下一条血脉。但刘仁赡咬牙坚持，不肯宽恕。刘仁赡的妻子薛夫人也向将士们哭诉：“刘崇谏犯了军法，罪当论斩。若不惩治，我和刘将军有何颜面面对三军将士？”刘仁赡随后带着儿子的首级巡视全城，三军为之动容，尽皆落泪。
历史上，京剧《辕门斩子》讲述了杨六郎（杨延昭）要杀儿子杨宗保的故事，但这只是一个虚构的情节。实际上，杨延昭的儿子名叫杨文广，并非杨宗保。相比之下，刘仁赡斩子的事迹却是真实的历史事件，遗憾的是，由于后世说书人较少提及五代十国时期的故事，刘仁赡的这一壮举并未广泛为人所知。这段历史不仅展现了刘仁赡的忠诚与刚正，也让人为之动容。
周显德四年（公元957年），柴荣刚刚在汴梁度过新年，便立即召集众臣商议淮南战事。多数大臣认为，南唐军队实力犹存，难以轻易取胜，建议等待更好的时机再采取行动。
柴荣沉思片刻后，决定派遣宰相范质前往探询正在家中养病的前淮南道行营都招讨使李穀的意见。
李穀呈上一份奏折，写道：“寿春城已被我军围困超过一年，粮草殆尽，难以持久。恳请陛下御驾亲征，鼓舞士气，寿春城指日可破。”
此前，李穀曾在一次战役中撤退，遭到柴荣的严厉批评。此次，他显然吸取了教训，虽然因病无法亲自出征，但仍希望通过进言为柴荣提供战略建议，并借此挽回颜面。柴荣对此大为赞赏，任命开封府尹王朴留守汴梁，随即再次率军南下，决心在这次战役中取得胜利。
柴荣率领禁军抵达下蔡（今安徽凤台），远眺寿春城，只见南唐的旗帜依然高高飘扬，城防森严。面对老对手刘仁赡的顽强抵抗，柴荣不禁心生敬意：这位南唐将领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英雄！
柴荣身披重甲，在城下来回巡视，亲自督战。他命令赵匡胤率部攻取城外不远处的两座南唐军大营。南唐军闻风丧胆，纷纷溃逃，赵匡胤乘胜追击，斩敌三千余，凯旋而归。
然而，紫金山仍有数万南唐军盘踞，对柴荣构成了严重威胁。柴荣决心拔掉这颗钉子，命诸将合力剿灭紫金山下的敌军。周军士气高昂，有柴荣在阵前激励，将士们个个奋勇当先，冲入敌阵，展开激战。
南唐军再度遭受重创，一万多人丧生，边菩萨、许文稹等人被俘，李景达等将领则沿淮河南岸向东撤退，周军紧随其后，穷追不舍。
柴荣不甘示弱，亲自率领数百精锐骑兵沿淮河北岸平行追击，并急令河中周军水师迅速赶来支援。周军水陆并进，联合作战，将南唐残兵困于一处，展开了一场惨烈的屠杀。南唐五万大军，最终仅有万余人幸免于难，战场上伏尸数十里，淮河中漂满了尸体，景象凄惨至极。
李景达等人狼狈逃回金陵，痛哭流涕。经过这几场惨败，南唐主力几乎全军覆没，剩余兵力仅能勉强防守边境，已无力与周军抗衡。
柴荣重返寿春城下时，南唐军队已无力再对他的围攻构成威胁。他意识到，若继续拖延下去，不仅毫无意义，还可能错失收服刘仁赡这位忠臣的机会。
此时的寿春城内，粮食早已耗尽，军民面黄肌瘦，显然已无法抵挡周军的强大攻势。然而，柴荣不愿采取强攻，唯恐伤及刘仁赡，他一心想要招降这位忠诚不屈的将领。
于是，柴荣亲自撰写了一封劝降信，派人送入城中，恳请刘仁赡早日归顺。彼时，刘仁赡已因病卧床不起，但即便如此，他仍坚决不肯投降，誓死效忠南唐。
然而，刘仁赡的手下并非人人都愿随他共赴死难。监军周廷构、营田副使孙羽等人私下商议后，冒充刘仁赡的名义向柴荣递交了降书。柴荣同意在城下接受投降，并与他们商定了受降仪式的具体安排。为了掩人耳目，周廷构等人将几度昏迷的刘仁赡抬上担架，送往城北，以“主持”这场受降仪式。
尽管刘仁赡本人并未真正参与，但这一幕却成为了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寿春城的最终易主。
周显德四年（公元957年）三月，柴荣率军进入寿州城。在城北，他见到了南唐名将刘仁赡。此时的刘仁赡已近六十，胡须斑白，但依然气宇轩昂，威风凛凛，令人肃然起敬。
柴荣被这位老将军的忠诚和坚毅深深打动，当即任命刘仁赡为天平军节度使，并颁布诏书，高度赞扬他的忠贞不屈：“尽忠所事，抗节无亏，前代名臣，几人堪比！朕之伐叛，得尔为多。”
柴荣下令立即将刘仁赡抬回城中，派遣最优秀的御医，不惜一切代价救治这位英雄。
然而，此时的刘仁赡已经对周围的一切失去了知觉。周显德四年，即南唐保大十五年（公元957年）三月二十四日夜，刘仁赡在寿州城中病逝，享年五十八岁。消息传来，全城百姓无不痛哭流涕，街头巷尾弥漫着哀伤的气息。
刘仁赡的妻子薛氏悲痛欲绝，连续五日哭泣不止，最终绝食而亡，追随丈夫而去。刘仁赡手下的许多将士不愿投降，他们面向天空拜别主帅，随后横剑自刎，以示忠诚。
柴荣闻讯后，不禁感叹良久。他下令在寿春城中为刘仁赡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三军肃立，默哀无声。为了表彰刘仁赡的功绩，柴荣追封他为彭城郡王，以示对其忠诚与英勇的敬意。
当李璟得知刘仁赡为国捐躯的消息时，他悲痛欲绝，数次昏厥，捶胸顿足，悔恨不已。这位南唐的君主深知，刘仁赡的牺牲不仅意味着一位杰出将领的离去，更象征着国家命运的转折。为了表彰刘仁赡的忠诚与英勇，李璟追封他为卫王。
刘仁赡不仅是武将中的佼佼者，还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儒雅之士。他精通百家之书，擅长兵法，时人常将其比作孙武、吴起再世。在五代十国这个战乱频仍的时代，勇将虽多，但真正能让敌我双方都为之动容的死节名将却寥寥无几。除了刘仁赡，或许只有梁朝的刘鄩和后唐的王彦章能与其相提并论。
刘鄩以侠骨柔肠著称，而刘仁赡则以忠贞不贰闻名。相比那些只知打仗谋利的滑头将军，他们的高尚人格无疑高出许多倍。即便是敌人，也对他们的气节钦佩有加。柴荣，作为刘仁赡的对手，曾高度评价他的忠诚与勇气，认为他是真正的英雄。
寿州之战终于落下帷幕，尽管南唐最终失去了这座战略要地，但这场胜利来之不易，代价巨大。对于周朝而言，攻下寿春意味着打开了通往江南的大门，李璟的统治也由此进入了倒计时。将士们经过连年征战，早已疲惫不堪，需要休整。
柴荣深谙“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的道理，因此在处理完寿春的善后事宜后，他返回了汴梁，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回到汴梁后，柴荣首先处理了一起引人注目的案件：前大将韩令坤的父亲、曾任许州（今河南许昌）行军司马的韩伦因贪污受贿被当地百姓武都告发。
鉴于韩伦的罪行较为严重，柴荣原本打算严惩以儆效尤。然而，韩令坤恳求柴荣宽恕其父，考虑到韩令坤在军中的功绩和地位，柴荣最终决定从轻发落，将韩伦流放到沙门岛（今山东蓬莱长岛）。
这起案件让柴荣联想到自己的亲生父亲柴守礼。尽管柴守礼本人并无多少作为，但由于儿子成为了皇帝，他的地位自然非同一般。柴守礼与当时朝中几位重臣的父亲，如王溥、王彦超、汪晏、韩令坤等人的父亲，在西京洛阳组成了一个被称为“阿父党”的团体，柴守礼因其子为皇帝而成为该团体的首领。
这些“阿父党”成员仗着儿子们的权势，在洛阳城中横行霸道，无所不为，导致城中时常鸡飞狗跳，百姓对他们怨声载道，却又不敢得罪。洛阳百姓戏称他们为“十阿父”。
其中，柴守礼的行为尤为出格，曾因一件小事杀人，死者家属将其扭送至官府，要求惩治。然而，地方官员一见是皇帝的父亲，吓得魂飞魄散，竟趁机溜走，无人敢管。
即使柴荣继位后从未与父亲柴守礼见面，但毕竟血浓于水，这个案子让他感到十分为难，难以接手。
得知此事后，柴荣深感棘手：如果依法惩治柴守礼，似乎有违父子之情；如果不予处理，又恐失民心。最终，他选择不再追究，任由事情发展，毕竟柴守礼年事已高，时日无多。同时，柴荣对受害者家属给予了相应的补偿，以示关怀。
对于柴荣的处理方式，北宋史学家欧阳修评价道：“世宗若真杀了柴守礼，反而显得忘恩负义。更重要的是，单凭此举并不能杜绝类似案件的发生。世宗真正需要做的，是防止此类恶性事件再次发生。”
虽然理论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在实际操作中，作为皇帝的父亲，柴守礼的地位显然不同于普通百姓。如果换成其他亲属或臣子，柴荣或许早已采取行动。
确实，我们不必过分苛责柴荣。历史上，任何时代的法律制度都难以做到绝对的公平公正。
柴荣当时正忙于淮南战事，身心俱疲，回到京城本想好好休息，却不料被父亲一干人的行为弄得心烦意乱。他们不仅行事不当，还被人抓住把柄，这让柴荣非常不满。此外，他还曾下诏在宫中修建永福殿，委派太监孙延希负责督造工程。
某日，柴荣身着便服，悄然来到正在施工的工地视察。正值午间，工人们正准备用餐。令他震惊的是，这些辛苦劳作的工匠们竟用简陋的木棍从瓦片中取食。看到这一幕，柴荣心中涌起一阵酸楚：朝廷拨付的款项难道不足以保障这些工匠的基本生活吗？
经过调查，柴荣发现负责工程的官员孙延希私吞了大量公款，导致工匠们生活困苦。柴荣当即下令将孙延希逮捕，并在众目睽睽之下处决，以此警示其他官员。随后，他立即改善了工匠们的伙食条件，确保他们能够得到应有的待遇。
柴荣深知，作为一国之君，必须时刻关注百姓的疾苦。如果连工匠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如何赢得民心？孙延希的贪污行为不仅损害了工匠的利益，更让柴荣背负了不好的名声。
这种行为不仅是对金钱的贪婪，更是对民心的践踏。正如古语所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心向背决定了一国的兴衰，政治腐败终将自食其果。
在此之前，柴荣曾下令扩建汴梁城，使之逐渐成为一座繁华的国际大都市。然而，随着城市的扩张，水运交通的不便也日益凸显，物资运输成本过高，影响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为此，柴荣决定疏通水道，改善交通状况，以促进经济繁荣和民生改善。
显德四年（公元957年）四月，后周世宗柴荣下令征调民夫，着手疏浚汴水与广济河（又称五丈河，最终抵达山东梁山泊）。梁山泊作为《水浒传》中的著名地点，想必大家并不陌生。通过沟通这两条河道，山东和河北地区的物资可以直接经由广济河运往京城，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提升了物流效率。
然而，就在柴荣积极筹备内政改革和水利建设之际，淮南前线传来不利消息。
南唐濠州（今安徽凤阳）监军郭廷谓率水军摧毁了涡口的浮桥，并在定远（今安徽定远东南）大败后周武宁军节度使武行德，后者损失惨重，千余人阵亡，武行德本人也侥幸逃脱。
柴荣闻讯后，不禁皱眉叹息：“这帮人办事不力，只会坏事。”
尽管前两次淮南之战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柴荣深知，若不彻底平定淮南，李璟仍有卷土重来的机会。为了防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柴荣决定亲自率军第三次出征淮南。
在此之前，柴荣先对官员任用制度和社会治安法律进行了改革，任命右庶子剧可久为“法律专家”，负责修订刑律，确保内政稳定。待一切准备就绪后，柴荣才放心地踏上了第三次南征的征程。
显德四年（公元957年）十一月，后周世宗柴荣亲率禁军南下，直逼濠州。
柴荣发现濠州东北的淮河中有一处名为“十八里滩”的沙滩，上面驻扎着大量南唐水军。柴荣对此极为不满，决定采取行动。他命令赵匡胤带领数百名身披重甲的勇士，骑着随军饲养的骆驼渡河，突袭南唐水寨。赵匡胤率领部下迅速冲上沙滩，一举击溃了南唐水军，摧毁了这个据点。
随后，柴荣亲自指挥禁军攻打濠州。镇守濠州的南唐将领郭廷谓拼死抵抗，并在夜间率军突袭周营，一度让周军陷入混乱，造成不少伤亡。
柴荣闻讯后勃然大怒，立即披挂上阵，手持长剑纵马杀入敌阵，与南唐军展开激战。凭借人数优势，周军很快将郭廷谓击退，重新夺回了主动权。
柴荣乘胜追击，迅速攻占了濠州附近的关城和另一座水寨，斩杀敌军两千余人，焚毁南唐战船七十多艘。接着，他又转向进攻羊马城——这座军事要塞对濠州的防御至关重要。随着羊马城的失守，郭廷谓意识到局势已无法挽回，最终被迫投降。
柴荣稍作休整后，继续率水军沿淮河西进，赵匡胤则带领精锐骑兵和步兵并行推进。当他们抵达涡口时，驻守此地的南唐军早已对柴荣频繁的军事行动感到厌烦，决心在此一决胜负。
然而，南唐军的反击并未奏效，反而被柴荣的部队彻底击败。此战中，南唐军损失惨重，五千余人被俘或阵亡，残余兵力仓皇向东逃窜。柴荣不愿放过这些“淮贼”，紧追不舍，誓要将其一网打尽。
显德四年（公元957年）冬，柴荣继续率水军沿淮河东进，赵匡胤则率领骑兵在岸边策马跟随。随着周军的推进，沿途的南唐水寨纷纷投降，柴荣一路势如破竹，直逼泗州（今江苏盱眙）。
柴荣命令赵匡胤率领敢死队攻城，赵匡胤身先士卒，亲自冲锋陷阵，周军迅速攻克了泗州的外城——月城。
柴荣毫不停歇，立即下令继续进攻。他亲临前线，指挥将士们猛攻泗州主城，即便城上的箭雨如注，柴荣依然镇定自若，甚至亲自拔下射来的箭矢。周军士气高昂，面对如此强大的攻势，泗州守将范再遇最终不得不举白旗投降。
随后，柴荣和赵匡胤再度携手，沿着淮河向东推进。两人仿佛在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竞速比赛，柴荣乘船顺流而下，赵匡胤则率领骑兵在岸边疾驰，看谁更快到达目的地。不久后，他们抵达了清口（今江苏淮安清江），这个地方曾是南唐名将庞师古丧命之地。
周军在此大造声势，号角震天，震慑了南唐军民。在楚州（今江苏淮安），周军大破南唐水师，南唐楚州防御使张彦卿紧闭城门，坚守不出。与此同时，南唐保义军节度使陈承昭带着残兵败将向东逃窜，这一幕被柴荣尽收眼底。
柴荣当即策马追击，赵匡胤也率领精锐骑兵紧随其后。双方一路狂奔，追出了六十里地，最终在今江苏涟水一带追上了陈承昭。
柴荣回头对赵匡胤说道：“今日就让你在朕面前展示一番你的武艺！”
赵匡胤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他策马冲入敌阵，一举活捉了陈承昭，再次展现了自己非凡的军事才能。这场胜利不仅巩固了柴荣的威望，也让赵匡胤在皇帝面前立下了赫赫战功。
像柴荣这样的“马上皇帝”确实独具魅力，他不仅能在战场上运筹帷幄，还能在治国理政时亲力亲为，展现了罕见的全能型领导风范。五代时期，能够兼具军事才能与政治智慧的君主屈指可数，李存勖虽有类似的雄图大略，但在政治上却显得稚嫩，相比之下，柴荣的领导力和魅力无疑更为突出。
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使得驻守在淮河一线的南唐水军几乎全军覆没。南唐地处江南，水网密布，水军一直是其对抗周军的重要力量。然而，随着这张王牌的丧失，南唐的骑兵和步兵在实力上远逊于周军，难以抵挡柴荣的攻势。此时，柴荣已经可以逐步巩固对南唐的控制。
收编了濠州的南唐军后，柴荣迅速率军南下天长（今安徽天长），当地刺史易文赟不战而降。柴荣对扬州这片古称“扬一益二”的江淮财富重地念念不忘，随即命令铁骑左厢都指挥使武守琦率领骑兵前往扬州。
尽管南唐皇帝李璟昏庸，但他并非晋惠帝司马衷那样的昏君，对当前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淮南已不再属于他，若不想引发柴荣的大规模南侵，唯一的选择是彻底放弃淮南，将北方防线从淮河南撤至长江一线。
于是，李璟亲自率军渡江来到扬州，组织城中百姓乘船迁往江南，留下一座空城。武守琦不费一兵一卒便进入扬州，并奉柴荣之命继续进军泰州，南唐军队闻风丧胆，节节败退。
转眼间，显德五年（公元958年）的春天来临，南唐原先占据的淮南地区已全被后周军队占领，王朴在《平边策》中提出的初步战略目标基本达成。
为了使李璟认清现实，不再觊觎淮南，柴荣计划派遣周军水师的大战舰沿淮河驶入长江，展示实力。
然而，由于淮河北神堰（现位于江苏淮安北部）一带河道狭窄，大型战舰难以通行。为此，柴荣亲自前往当地进行实地考察，并指示规划人员根据他的观察绘制航道改造图纸。
在柴荣的精心策划下，数万名民夫仅用了十多天便拓宽了原有的漕渠，使得战舰能够顺利通过。这一工程对京杭大运河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北宋统一之后，江南地区的物资可以通过这条新航道经淮河、古汴水直达开封，极大地推动了商业与工业的进步。
为了震慑南唐，柴荣决定让百余艘装饰着兽头的战舰通过新开通的漕渠南下，向南唐展示后周水师的强大。当这些战舰抵达长江瓜州渡口（现位于江苏镇江附近）时，它们组成了壮观的方阵，在江面上来回巡逻，士兵们在船上擂鼓吹号，声势浩大，响彻数十里。
站在长江南岸的南唐军民目睹了这如同雷霆烈焰般的景象，无不为柴荣展现出来的强大气势所震撼，认为仿佛天神降临人间，其威慑力堪比隋朝灭南陈时杨素的壮举，令南唐上下深感敬畏。
在震慑了南唐之后，柴荣下令对楚州发动猛烈进攻。城中的南唐军箭如雨下，但柴荣毫不动摇，挥剑指挥，神情自若。
赵匡胤受命攻打北城，率领士兵们架起云梯，如同潮水般攻城。尽管张彦卿是南唐的名将，忠诚勇敢，但他终究寡不敌众，被周军迅速突破防线。
张彦卿坚守内城，宁死不降，与周军展开了异常惨烈的巷战，鲜血飞溅，尸体堆积如山。南唐军全员奋战至最后一刻，无一生还。（莫谓南人无武！）
最终，张彦卿独自一人在官署中与数百周军激战。周军劝他投降，张彦卿怒喝道：“北虏！少说废话，有本事就来一刀，没本事我让你们站着进来倒着出去！”
周军愤怒不已，上前与张彦卿决一死战。张彦卿决心以身殉国，奋勇杀敌，直至兵器损毁，便用家具继续抵抗。最终，在周军的重重围攻下，张彦卿壮烈牺牲。
在南唐时期，有许多忠诚的将领，但不幸的是，他们遇到了李璟这位治理内政不力的君主，导致国家逐渐衰弱，最终引来外敌入侵。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尽管李璟在治理国家方面显得无能，但他为人宽厚，因此许多武将愿意为他效忠至死。例如，在寿州有刘仁赡，在楚州有张彦卿，这些将领的英勇牺牲，也反映了李璟平时对待臣下的态度。
南宋末年也有类似的情况。面对蒙古军队的强大攻势，虽然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但它对文人墨客和士大夫极为宽容，使得许多士人都愿意为宋朝献出生命。
即使宋朝压制武将，仍然有不少武将选择以死报国，比如张世杰。他曾是蒙古军的一员，因犯错而投奔宋朝。在宋朝灭亡时，张世杰护卫两位幼主逃亡至天涯海角，饥饿时只能吃干粮，口渴时只能喝海水，宁可成为宋朝的鬼魂，也不愿成为元朝的活人。张世杰曾说：“我知道投降可以保全性命并获得富贵，但我宁愿为主尽忠。”
五代十国是一个动荡不安、道德沦丧的时代，但在这样的乱世中，人性的光辉更加耀眼。那些在困境中展现出的人格力量，能够震撼千古。像杜重威那样的投机分子，虽然一时得逞，但最终难逃一死。相比之下，张彦卿、张世杰等人则死得异常壮烈。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所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周军攻克楚州之后，柴荣迅速南下前往扬州。由于扬州城内空无一人，柴荣决定在老城东南方建立一座新的扬州，并将原属扬州各县的一万多居民迁移到这座新城。
此时的柴荣满怀豪情壮志，带领文武百官来到长江之畔。作为一位胸怀大志的领袖，面对波澜壮阔、滔滔东流的长江，他的心胸也为之开阔。遥望金陵方向，只见江面上雾气弥漫，隐约可见轮廓，柴荣心中涌起无限感慨。
自从唐代安史之乱以来，中国大地历经近两百年的动荡不安，各地藩镇各自为政，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到了朱温篡唐自立之时，局势更是陷入极度混乱，所谓的天子不过是各路军阀的傀儡，他们残暴地统治着人民，导致社会生产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道德沦丧成为普遍现象，生命的价值在五代十国期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一时期的官员一旦犯事，往往难逃灭族的命运，甚至无辜者也会受到牵连。例如，唐平卢节度使王师范在被朱温处决前，全家痛饮后恳求行刑者：“我深知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但希望可以按照长幼顺序依次受刑，以免愧对祖先。”这种悲惨的情景令人不忍直视。然而，历史总是冷酷无情，人类的历史充满了血腥与杀戮，胜利者站在失败者的尸骨之上，享受着极致的荣华富贵。
但是，这些胜利者往往只图一时之快，最终却往往是“父辈造孽子辈偿”，到了下一代，又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如此循环往复，实在令人叹息。
或许只有一个答案：数千年的文明史，实际上是一部人类互相争斗的历史。当历史的车轮滚动到柴荣的时代，他被命运选中，开启了统一的大幕。虽然最终完成统一大业的是赵氏兄弟，但许多人依然会铭记柴荣的贡献，而不仅仅称赞赵氏兄弟的丰功伟绩。
事实上，真正实现统一的是柴荣，赵氏兄弟只是顺应了这一趋势而已。
当时，南唐的水军仍然强大，对柴荣南下的计划构成了威胁，因此必须将其铲除。根据最新的军事情报，南唐水军准备出动数百艘战舰前往长江口。
长江口是吴越国向中原进贡的必经之路，柴荣深知李璟意图恢复淮南地区的野心，绝不能让他得逞。于是，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三月，柴荣命令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钊率领步骑兵沿长江北岸行进，神武统军宋延渥则率领水师顺江而下。
周朝的水师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士气高昂。再加上慕容延钊所率领的步骑兵都是强壮的中原战士，战斗力极为出色。几天后，慕容延钊和宋延渥在东布洲联手大破南唐水军。许多南唐战舰被击沉，侥幸逃上岸的士兵也被以逸待劳的慕容延钊率军歼灭。
柴荣在淮南征战多年，成功夺取了淮南十州的土地，但庐州（今安徽合肥）、舒州（今安徽潜山）、蕲州（今湖北蕲春）和黄州（今湖北黄冈）仍由南唐李璟掌控。
特别是庐州，作为江北的重要军事据点，其战略意义极其重大，绝不能落入敌手。
尽管李璟对柴荣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然而时间一长，变数增多，不可掉以轻心。既然当前有能力彻底解决淮南的问题，就应当抓住机会，果断行动，将潜在的威胁彻底消除。
于是，柴荣命令李重进率领部队火速赶往庐州，并迅速攻克此城。这样一来，周军就能沿着长江北岸，从东边的长江口一直延伸到西边的鄂州，构建起一个强大的进攻阵线，随时准备向南进军。
与此同时，在金陵的李璟看到柴荣并未撤离江边，心中忧虑重重：“难道柴荣真的打算渡江？朕莫非是陈后主转世？”经过一番惊恐之后，李璟想出了一个对策：进行权力交接。
为了避免成为亡国之君，同时也要找个人分担责任，李璟派遣兵部侍郎陈觉前往见柴荣，请求大周皇帝批准自己将皇位传给太子李弘冀，并承诺李弘冀会完全听命于大周皇帝。
陈觉前往柴荣所在的迎銮镇（现位于江苏仪征一带），这个人，如果要他做些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他是缺乏这种能力的。然而，若论起制造混乱与破坏，他却是个中高手。
抵达迎銮镇后，目睹周军装备精良、士气高涨，陈觉心生一计：“若继续战斗下去，江东将难以保全，在江东我还算个人物；一旦到了汴梁，我又算得了什么呢？”
为了避免激怒柴荣，陈觉决定暂时扮演一个“好人”的角色，向柴荣进言道：“陛下英明神武，天下皆知，我主绝不敢违抗天意，淮南之地如今已是大周所有。至于庐州、舒州等四州，请允许臣派遣使者返回金陵，劝说我国君主尽早割让这四州土地，以求得南北双方的和平。”
柴荣欣然同意，并派遣陈觉的手下刘承遇带着他的亲笔信返回金陵见李璟，敦促其认清形势：“朕与江南国主商议，只要割让江北地区，朕必定撤军。”此时的李璟已无路可退，确保柴荣不渡江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只要柴荣不南侵，任何条件都愿意接受。
于是，李璟再次任命刘承遇作为谈判代表，辛苦奔波一趟，赶回迎銮镇，表示愿意满足柴荣的要求。
显德五年（公元958年）三月，南唐君主李璟向周朝俯首称臣，自降身份，放弃帝号，并将年号由唐交泰元年改为周显德五年，同时贬称自己为江南国主。他还
割让了庐州、舒州、蕲州和黄州等四州，连同之前被周军攻占的十州，总共十四州的土地，并承诺每年向周朝进贡大量财帛、茶米，总计百万之数。双方约定以长江为界，江北归周朝管辖，江南则属于南唐。
为了避讳周朝先祖（郭威的远祖名为郭璟），李璟改名为景。柴荣实现了他征服淮南的战略目标，自然也见好就收，用一番客套话说道：“朕此行的目的仅在于取得江北之地，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你能如此谦卑地顺应天意，朕也就心满意足了。战争应当适时停止，而非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今后我们两国应友好相处。”于是，双方表面上维持着友好的关系，但实则是各怀心思。
至此，持续近三年的南唐与后周之间的淮南争夺战终于告一段落。大周帝国因此新增了十四州、六十县以及二十二万六千五百七十四户人家，人口超过了一百万。
这样一来，周朝境内的户籍总数增加到了二百三十多万户，总人口接近一千万，这一成就弥补了中原地区因失去幽云十六州而导致的人口减少问题。
事情大致告一段落，有了淮南作为粮食和财富的支撑，柴荣的资源更加充裕，因此他敢于实施更大的计划。正如俗话所说，“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却寸步难行。”在江湖上闯荡，没有足够的资金是不行的。柴荣巡视了长江沿岸后，心中涌起了思乡之情，便于四月回到了京城。
当柴荣南征之际，北方的契丹趁机侵扰，频繁袭击内地，制造了许多麻烦。柴荣无法容忍任何对他的轻视，于是命令镇宁军节度使张永德带领部队前去教训契丹人，让他们迅速撤退，不要自找没趣。
自唐末以来，战乱频仍，百姓四处逃亡，无家可归。一方面，土地被大量兼并；另一方面，许多田地荒废，无人耕种。
那些仍保有土地的农民不仅要承受来自中央政府和地方藩镇的双重压迫，还要忍受地主的剥削，生活负担极其沉重。
鉴于此，柴荣萌生了改革土地制度的想法。他仔细研读了唐代著名诗人元稹所著的《均田表》，深受启发，并亲自绘制了《均田图》。随后，他将这些图表分发给各地官员，以便他们了解具体情况，为未来的赋税制度改革做好准备，并积极配合实施。
在进行土地改革之前，柴荣首先着手于农村行政区划的调整，将县乡村镇进行了整合，每百户编为一个团，每个团由三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管理（类似于现代的村委会）。唐末至五代期间，政局动荡不安，行政区划的混乱程度堪比南朝时期的侨州。柴荣此举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当时，柴荣已经开始构思如何限制地方藩镇的权力，因为“臣强则君弱”，尤其在五代时期，地方藩镇掌控着军政大权，对中央政权构成了巨大威胁。后来赵匡胤推行削弱藩镇、强化中央集权的政策，实际上是延续并完成了柴荣未完成的事业。
尽管当时国家尚未完全统一，实施这些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但柴荣已经制定了详尽的计划，并决心先平定各地军阀，再逐步推行改革。
到了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即柴荣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命令精通音律的枢密使王朴修订礼乐制度。
多年来，朝廷忙于军事行动，无暇顾及礼乐建设。然而，柴荣意识到，一方面他已经基本控制了天下的局势，另一方面礼乐是国家繁荣昌盛的象征。这表明他对统一天下充满了信心和决心。
随后，柴荣觉得水路运输线还不够顺畅，便派遣民夫在韩令坤的带领下，将汴梁城外的汴水开凿一条新渠连接蔡水。蔡水是汴水与颖水之间的关键通道，一旦打通，淮河中下游的船只便能直接沿蔡水北上直达汴梁，为汴梁新增了一条来自南方的重要水道，对汴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正当柴荣满怀壮志准备一统天下的时候，他极为倚重的后周首席大臣王朴毫无预兆地病倒了，并在一夜之间离世。
柴荣听到这个噩耗时，惊愕不已，匆忙赶往王朴的府邸，看到几天前还与自己谈笑风生的王朴此刻已逝去，悲痛欲绝。
柴荣泣不成声地说：“你我名为君臣，实则挚友，朕视你为心，你助朕如臂，我们同心协力，本可共创太平盛世。为何你竟先一步离去？让朕独自面对这寂寞尘世？”
王朴对于柴荣而言，犹如诸葛亮之于刘备、王猛之于苻坚，他的突然离世使柴荣难以平复内心的悲痛，尽管众人竭力劝慰，柴荣仍然沉浸在悲痛之中，哭累了就稍作休息，然后继续哀悼，那凄惨的声音令人深感同情。
王朴性格刚毅，擅长辩论，深得柴荣赏识，因此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非常融洽。每次柴荣出征时，都会让王朴留守后方。王朴不仅才华出众，而且忠心耿耿，这让柴荣对他极为信任。
后来赵匡胤登基称帝，有一次在功臣阁中看到王朴的画像，他立刻整理好衣冠，向画像鞠躬致敬。随从劝阻道：“王朴是前朝的大臣，陛下不必行如此隆重的礼节。”
赵匡胤指着自己身上的龙袍说：“如果王朴没有早逝，朕根本不可能穿上这件龙袍。”
宋太宗赵光义也深知王朴的重要性，常常对身边的人称赞他的才能。由此可见，王朴的去世对柴荣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打击。不知道那位“千古名相”赵普听到赵氏兄弟如此赞誉王朴时，心里会不会感到一丝嫉妒。
还有一个假设：如果王朴死在柴荣之后，继续辅佐柴宗训，赵匡胤还能否成功发动兵变并登基？可能性似乎不大。柴荣和王朴的关系如同皇帝与重臣的理想搭配，王朴的存在使得柴荣能够无后顾之忧。范质、王溥等文官面对赵匡胤显然力不从心，但如果换成王朴，情况可能会完全不同。
可惜王朴已经离世，放眼四周，除了那些武将之外，剩下的大多是唯命是从的官员。
正如赵简子哀悼周舍时所说：“我听说千张羊皮不如一张狐狸腋下的皮毛；众人的唯唯诺诺，比不上周舍的直言不讳。”
柴荣此刻的心情正是如此。然而人死不能复生，柴荣只能悲痛地追思王朴，并下诏厚葬他，追赠其为侍中。
[ 此帖被筱娅。在2025-01-17 21:09重新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