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役法或官制问题历来为学者关注，但其中衙职、人吏问题较为复杂，至今少有学者厘清其概念。尤其是衙职，俗称“衙前职员”，包括“衙前军将”等都知兵马使系列的武官，由职役中的长名衙前及州县人吏补入，遂牵涉到两宋役法、吏制、官制多重话题，稍有提及的学者论点，也是失之偏颇。有学者认为衙职应该属于幕职官系统，有学者则指出衙职虽然带检校官衔，却已“止是吏职，不合理为官户”，也有学者指出衙职中最高一级的都知兵马使虽然有机会赴阙与班行，机会却很渺茫。那么，两宋衙职的概念为何如此复杂？衙职是否可以理解为官员或吏人？宋代衙职的历史意义是什么？这是我们深化宋代基层制度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本文首先梳理唐宋衙职发展的历史脉络，全面解读衙职的概念，其次系统考察宋代衙职的组织内容及职能特征，理清衙职的社会角色及制度规范，最后全面分析两宋衙职的迁补变化及地位嬗变情况，以期我们对宋代衙职群体有一个全新的了解。
------------------------------- 一、从武将到吏职：两宋“衙职”的性质及特征 -------------------------------
两宋“衙职”当沿传自唐五代藩镇幕职，最初可能只是指“牙将”（衙将）职位。这种唐代使府军将之职主要从事军事事务，大致至五代时节度使转为君主，他们利用心腹“牙将”主管官物，使院行使大部分州院职能。入宋之后其职责被投名的衙前职役取代，这些将校衙职的职任逐渐被统一到水漕陆辇官物事务与漕辇相关的官物仓库管理事务上。北宋后期衙职成为职役胥吏化的重要去向。南宋时衙职成为都孔目官之类人吏的主要迁补去向。这一看似浅见的脉络实际上较为复杂，唐代衙将或衙前并不惟藩镇节使独有，两宋衙职也并非完全都吏职化。
唐代史料中的“牙将”多指幕府军校。宋人钱彦远撰《奉国军衙司都目序》云：“近世重武，通谓刺史治所曰牙，缘是从卒为牙中兵，武吏为牙前将。俚语缺误，转称为衙。”近人聂崇歧也曾指出：“衙前本藩镇专横时遗制，盖牙帐前祗应士卒之简称。衙者，牙之借用字也。”此亦可见，牙将或衙前将是唐代藩镇使府将校的笼统称呼，宋代将校称谓可能沿传自五代，但幕府将校的性质却应始自唐代。严耕望指出，唐代方镇使府军将之职大致有四种，一是兵马使，以都知兵马使为其长官；二是押衙，以都押衙为其长官；三是虞候，以都虞候为其长官；四是唐中末叶设置的教练使。唐代使职重要将领也多于职名前冠以“衙前”二字，胡三省曾注《资治通鉴》云：“牙将者，牙前将领，统元帅亲兵。”“牙职，牙前将校之职”。不过，张国刚考证指出唐代藩镇军将并不止这四个要职，主兵军将大约可划分为都头都知兵马使、兵马使、副兵马使、都虞侯、十将、副将等职级。总体来说，唐代使府衙职军将的称谓不断蔓延或扩散，对唐代军制产生重要影响，如藩镇军设有都头或都知兵马使军职，州军、外军、行营兵也都有此设置。
就五代史料记载而言，节使衙前军将的职能已有别于唐代，它们除了延续唐代衙职的军事职能之外，一部分衙将转变为从事民政事务的财务官或司法官，较为低级的衙前将校甚至沦为县镇小吏。周藤吉之指出，五代节度使的军事基础被称为牙军或亲军，其中中门使以下的都虞候和镇将，甚至成为节度使和中央的大官，其中也有成为天子的。节度使以这样的牙军为基础进行了武人统治，在其所在地的使府设置中门使、都押衙、押衙、马步都指使、指挥使、孔目官、客将、都虞候等，在管辖下的或军事上、经济上的要地配置镇将，中门使参与节度使的军政，都押衙、押衙等管理衙门前军事并兼管财务性民政事务，马步都指挥使、诸军指挥使指挥士兵，客将、通引官治宾客，管理涉外事务，马步都虞候负责审判、刑狱。尤其是五代末，衙前军将之类衙职甚至充任低级吏职，一方面州府进奏官之类的吏职“仰于衙前差有名粮职员充”，另一方面又规避诸道州府管县镇差派衙前使院职员“追摄公事”。这种看似衙职地位下降的事例，更多地反映出衙职在五代时已渐次从武将职能向吏事职能的分化，衙职纠合着军事与财务两种职能的情况是五代时衙职的独特特征。
进入北宋之后，衙职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两朝国史志》云：“衙前置都知兵马使、左右都押衙、都教练使、（押）左右教练使、散教练使、押衙军将，又有中军、子城、鼓角、宴设、作院、山河等使，或不备置。又客司置知客、副知客、军将，又通引司置行首、副行首、通引官。”这给人的印象为似乎衙前、客司、通引司是三个不同机构，但南宋《淳熙三山志》又载：“（衙前）职次曰客司，曰通引官；优者曰衙职。”有学者亦指出，衙职也称衙前职员、职员，有都知兵马使、左（右）都押衙、都教练使、左（右）教练使、守缺教练使、押衙，都高于衙前军将。笼统来看，衙职的概念应该较为宽泛，衙职并不能和衙前划等号，衙职包括衙前职员、客司、通引官。大中详符九年（1016）九月开封府上言：“定衙吏为三等：左、右都押衙为第一等，以五年出职；客司左右知客、押衙为第二等，六年；通引同左右番行首为第三等，七年。并出职。其职员不立等第，有阙即本司次补。”这里的“衙吏”似乎又包括了衙前职员及低级的衙前军将，显见宋人语境中衙职概念较为混乱，同时也折射出衙职沾染吏职的特征，抑或衙职正待转向吏职的时代风貌。
那么，是否说明两宋时衙职已非唐代的武官出身呢？南宋人赵彦卫曾云：
唐制：诸州有军，故刺史衔带使持节某州诸军事某州刺史，今之厢军是也。……百姓则列五军，有前、后、左、右、中军之别，军校有前军、后军、中军、兵马使、左右厢虞候，又有都知兵马使、左右押衙教练使，其目颇繁，择民之豪富者为之。唐建中赦许带宪衔，遇赦加恩，踵为故事，……省部契勘：“元丰五年以前，官制未行时，衙校各带宪衔，止是吏职，不合理为官户，始立法云。”
由此可见，宋代衙职延续唐代衙职带宪衔的社会现象较为普遍，始终兼具吏职与军将两种属性，只不过两者角色地位前后发生了变化。元丰官制改革后称衙校止是吏职，则标志着衙职在宋代吏职化，只是这种趋向较为复杂，衙职并没有直接转变成吏职，两者仍存在一定分歧。一如赵彦卫所言，宋代衙职军校“择民之豪富者为之”，只是这些豪民通常必须承担过职役才有机会进入衙职系列。衙职的胥吏化只是体现在其部分职能的吏事化及与吏职的迁转关系上，衙职本质上仍具武官特征。北宋前期衙职基本延续五代衙职的多元职能，尽管他们过多涉及民政事务，但仍在军事事务中承担部分工作，这些工作具体体现在三衙禁军及厢军军将中，并且衙职的这种武将特征一直延续到南宋。
北宋三衙（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均设都虞候一职，次于三衙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这基本沿传自唐代的神策军都虞候。都虞候在五代时多指马步都虞候，属于刑狱官，但在北宋时主要承担三衙军纪工作，地方州县中的院虞候则基本沦为掌管牢狱人犯的吏役，包括节级、狱子等，其刑狱官的地位大不如五代时的马步都虞候。都虞候之类的衙职在北宋时应该是武官，这是由其武将职能的延续界定的，和五代州县院虞候略有不同，北宋时的院虞候基本沦为刑狱事务中的走卒，从官府领取口劵、食钱为生，与承符、手力、弓手等职役小吏沦为同阶。宋代都押衙有武职的军将，也有吏职性质服务于诸司的衙职、吏人。宋朝负责保卫工作的金吾街仗司官由将军以上充任，所属官有武职类的都押衙、都知、节级等。派往少数民族地区从事治理民族地区工作的都押衙，以及作为荣誉称谓授予蛮界土官的都押衙，基本上都是武官官称。土官加都押衙之类衙职称号大多只是荣誉性官称，职位较低，不能与汉将同日而语。有都押衙、都知兵马使称号的土官只是比散从官、步奏官等州府杂役称号的土官赏赐多点，中央机关的吏职性质衙职较地方衙职的职级及地位要高一些，习惯被称为低级称谓的衙吏，其出职为官的年限都较之地方州县衙职要短很多。宋初节度使府及两宋三衙武职军将中沿袭唐五代设置有衙前都知兵马使、都押衙、都虞候，州县也设置有从事民政事务的都知兵马使。但宋代州县都知兵马使、兵马使多为衙职，故民间习惯称他们为“衙前都知兵马使”“衙前兵马使”，在衙职兵马使前加“衙前”二字，说明衙职与衙前职役之间存在非常直接的联系。至于教练使，在北宋虽仍然是武官，但实际上其职能已与军事性武将有别，所从事者多为民政事务，富民甚至还有时被补为教练使，教练使有时“管勾坟茔葬事”，有时营建寺殿，偶有参与地方进奉郊禋罗表时“管押上进”。客司、通引官本为唐代使府迎送及外交之官，但在宋代已非重要的使职官，只是从属衙职序列，《两朝国史志》将他们与衙前都知兵马使系列区别书写，一些笔记小说中称通引官为胥吏，一些学者将客司、通引官归入衙吏，可见，客司、通引官在宋代已与武官毫无瓜葛，他们是毫无悬念的吏职。
综上可见，两宋都知兵马使、都押衙、兵马使、押衙、都虞候、院虞候、教练使、客司、通引官都属于武职，并且都知兵马使、都押衙、兵马使、押衙也有一部分仍然从事军事性工作，但其中大部分虽然身份上仍属于武职，职能上却突显出民政事务特征，吏人角色特征浓厚。尤其是都虞候与院虞候完全分道扬镳，都虞候是禁军中的武官，而院虞候却成为州县小吏。那么，如何理解宋代“衙职”这一概念呢？《两朝国史志》里提到的衙前都知兵马使序列在军事性武官系统中并不完整体现，三衙中的都虞候已非衙前都知兵马使序列的武官，并且三衙中也未见都教练使之类武官称谓，可知所谓的衙前都知兵马使序列正是《宋会要》“衙职”条里的衙前职员，是一种非军事性职能的武官。两宋使院中的衙前军将即属此类，只是资序上归入武职，可以迁补三班小武臣，实际职能工作却被胥吏化，可以转迁三司军将，负责财务性事务的管理工作，也可以负责上京押纲工作，又是人吏迁补重要去向，很多时候与衙吏之间胶着难分。但授予西南蕃官及治理西南蕃夷的衙前职员，身份是非军事武官，实际工作又有军事性武官的意味。至此可见，宋代“衙职”并不包括三衙里的都知兵马使之类的武将，特指唐五代以来吏职化的衙前军将或衙前将校，其情况十分复杂，笼统的衙职概念下包含着多重解释，组织结构及迁补去向也较为繁杂。
------------------------------- 二、两宋衙职的多重概念与复杂结构 -------------------------------
唐五代衙前使院职员多指都知兵马使、都押衙、都虞候、教练使等牙将，但也指都孔目官、勾押官等孔目院的人吏，宋代的孔目官不再是使府职员，只是州级人吏。尽管有时客司、通引官也被纳入衙前职员职级中，但宋代衙前职员特指牙职中地位较高的都知兵马使、都押衙、教练使等衙将。衙前职员又简称衙职，在宋人语境中狭义的衙前职员与广义的衙职稍有区别，凡称衙前职员时多指都知兵马使一类军职衙将。客司、通引官情况较为复杂，两宋诸司吏人中多见此类称谓，役法中则称衙前役“职次曰客司，曰通引；官优者曰衙职”，说明客司、通引官属于广义上的衙职，与狭义上的衙前职员有区别。宋人称“官优者曰衙职”，衙前职员到底因何称作“官优者”呢？宋代役法将此界定为一是免役，二是入官。但称“官”的原因应该是延续了唐五代衙将的历史印象，故北宋前期“都押衙”一职仍旧被视为官户，“甚为乡里之荣”，衙职职名还常常作为优奖蕃官的名号，甚至也作为对治理同族地区武官的一种恩惠。宋人称衙前职员为官的情况十分复杂，虽然称官却无品，似乎只能属于流外吏人，有时又可以转三班借职，甚至三班奉职，成为流内品官，蕃官衙前职员与州府衙前职员又有区别，所以说其概念多重，常常混淆于官、吏之间。
狭义上来看，衙职在北宋转向民政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社会地位大不如从前，虽然仍具武官名号，但与军事职能牵连者不多，尤其是衙职名号优奖给蕃官土官时，其地位反倒是明升暗降。如景德二年（1005）“夔州路降蛮首领皆自署职名，请因而命之。上不许，第令次补牙校”。“牙校”即衙职，但“牙”字自唐至宋内涵发生了不少变化。“牙将”在唐代以来的幕府节使那里堪称权力基础的核心力量，宋代废除幕府制度之后沦为低级无品吏人化的小武官，实际工作也多是基层护送物资的防卫工作，称其“牙校”而非“衙将”多少还带有些贬义。不过，反过来说，授降蛮衙职称号表面看来还是种优奖，历史遗留下来的使院声誉，加之职级体系化，符合溪峒族社会生态的需求。宋真宗曾下诏：“溪峒诸处进奉人员，衙内都指挥使、都教练使并诸色目都指挥使、指挥使、招安巡检使副，各赐官絁衫子、四两银腰带、绢夹袴、绢二匹、麻鞋；都押衙、都部领、大将、军将、承引官、都知兵马使、子城使，各赐紫官絁衫子、绢夹袴、钱一千；散从官、步奏官、子弟、傔人，各赐皂衫子、钱一千。”按此记载，都教练使与都押衙、都知兵马使并不属于同一层次，这与宋代衙职职级有出入，反映出溪峒族只是借用衙职称谓，或者说衙职称谓只是溪峒社会组织的一部分。这些溪峒组织中的衙职称谓当有一定历史沿传的内涵，唐五代藩镇独立化语境下衙职属于使府武将，宋代溪峒内的独立性组织体系显然借鉴于此。同样借鉴于此，宋朝政府对西南蕃族绥靖政策的具体体现即是对蕃官优奖，衙职加上检校官名号无疑是种名誉上的优奖。这种优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授降蛮衙职称号，有利于招引生蛮的归化。如咸平二年（999）四月，“北大王帐下左教练使杨赟挈其族归顺。赐缗帛，补外州镇将，给田处之”。嘉祐五年（1060）二月，知雄州曹偕言：“幽州人杜清自来与雄州探刺事宜，今事觉，挈家来归，请补外州一教练使，给良田数顷，仍给月俸。”
二是对治理边界民族地区的衙前职员优待或优酬。如天圣元年（1023）十一月宋仁宗下诏：“宜州最处边陲，接西南蕃，南丹州控带蛮洞，其衙前职员累经差使，甚有勤绩。自今都知兵马使三年满，依例赴阙与班行，诸处不得援例。”庆历四年（1044）七月梓州路转运司言：“泸州教练使、生南招安将史爱诱降淯井监夷贼斗敖等，请并补为三班差使、殿侍、淯井监一路招安巡检。”按，都知兵马使满三年赴阙与班行已是优待，因为天禧五年（1021）七月宋真宗曾下诏：“广南州军都知兵马使，除广、邕、桂州每及三年无过即试验送阙下，自余满日并试验，具入仕件析奏裁。”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宋仁宗只是对宜州边陲之地衙前职员的关照，但教练使补为三班差使却是种直观的优待，因为只有都知兵马使才能直接补为三班差使，教练使的资级远低于都知兵马使。除出职为官之外，治理蕃地的职员还有机会获得减罪优待，“依摄官例，公罪听赎”。
三是对蕃官的政治抚慰。如景德四年（1007）六月宋真宗下诏：“诸州军解奏牙校守职年深乞班行者，自来例补借职。若系藩方者，即人员数多，计其历职久而方迁，今后可特补奉职。”同样是衙职，蕃官身份的衙职有机会补三班奉职，显然是种有别于汉人的优待。这些优待有时是种奖励，羁縻州下的蕃将在平定生蛮叛乱时因功受赏也有补三班奉职的。天禧二年（1018）十二月，“补辰州牙校田保崇为三班奉职，赐公服、靴笏、银带、缗钱”，便是因为下溪州彭仕汉变乱为盗，田保崇平定了这起叛乱受到酬赏。这些牙校虽然并没有指明是哪种层次的衙职，但我们可以推断多数应该是教练使一类的职员。原因在于，两宋西南蕃夷问题中教练使一类的蕃官见于史册的频率特别高，但两宋职官制中教练使一职原则上不可能补三班奉职。按景德元年（1004）有司言：“（三班）使臣年七十已上，颇有壮健可以涖事者，其老昧不任差役者，欲除赃罪放逐便外，借职与近便宣补教练使，奉职、殿直与长史、司马、别驾，侍禁、供奉官以上与致仕官。余并依前诏。”教练使对等的三班使臣只能是借职，三班奉职高于三班借职而低于右班殿直，故蕃官“特补奉职”者当指教练使，这也符合蕃官多任教练使衙职的实际情况。
除了前文提到衙前职员在治理西南蕃夷地区特殊任用之外，他们更多的职能体现在服务地方物资管押工作上。值得注意的是，两宋史料中提到衙职管押纲运的情况并不多见，比较多见的是衙前役押纲。这里需要澄清的是北宋衙前役多属“公人”范畴，“衙前大者主仓库、躬馈运，小者治燕飨、职迎送”。北宋公人概念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概念，北宋中前期公人多指衙前役，后期公人当包括衙职，南宋时公人便笼统指职役出身的吏人，人吏通过转补衙职实现出职，勾勒出公人或公吏的升迁路径。衙职押纲及迎送官员可能与公人概念的变化颇为一致，王安石推行“吏士合一”政策推动职役的吏人化，和募役法推行后差衙前军将代替衙前役管押纲运似为同步。尽管有学者提出，宋太宗时低级武职将吏开始部分地取代衙前役人，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有人认为此后低级武阶官或其他武职名押纲渐成为定制。史料中也偶然见到宋初衙前将校管押纲运的事实，但衙前职员真正代替衙前役管押纲运当在募役法推行之后。所谓押纲工作中常见的“军大将”“殿侍”“押纲使臣”“管押使臣”“部纲兵级”等称号多集中在王安石变法之后，司马光尤云：“如衙前一役虽号重难，近来条贯颇为优假，诸公使库、设厨酒库、茶酒司，并差将校勾当，诸上京纲运召得替官员或差使臣、殿侍、军将管押，其杂色及畸零之物差将校或节级管押，衙前若无差遣，不闻更有破产之人。”衙前将校管理仓库，管押杂色及畸零之物纲运，其中“军将”多指变法之前的三司军将，大多由衙前职员充任，使臣、殿侍又是衙前职员迁补的去向，衙前职员要出职则必须管押纲运获得资历，所以这些不同称谓的武官均可笼统称为“衙前军将”或属衙前军将范畴，也即狭义的衙前职员。除此之外，直接由衙前职员承担押纲工作的史料也略见史册，如衙前职员部送蛮人进贡物资，“若牙校部送者，与迁一资，仍与优稳差遣”；衙前职员部送上供纲运，部送牙校可拿到日食补贴，有时也会被官员侵欺而承担物资损失之责。衙前职员管押纲运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出身武官，部送工作的主旨是防护性押送物资。
至于衙前职员的其他日常工作，则多是服务地方民政事务，两宋各地幕职系统中常可见衙前职员的身影。在幕职角色中衙前职员多是地方基层官员，大多从事地方灵祠、神像修茸的管理工作，直接受命于地方长官。如宋人王硕勉题《刊浑王庙牒题记》云：“余熙宁中充本州都知兵马使，时太守高公涣葺兹灵祠，严乃神像，命余督工于此，因勒姓名于石。”
广义上来看，衙职系统里的客司与通引官本有别于衙前职员，两宋衙前役“职次曰客司，曰通引；官优者曰衙职”，客司、通引官可理解为广义上的衙职，次于都知兵马使等衙前职员。考虑到两宋客司、通引官使用较为广泛，除了地方州县有此类衙职，中央诸司吏人队伍中也有此类称谓，故本文探讨的客司、通引官仅限于州县衙职系统。那么，如何理解衙职系统里的客司与通引官呢？笔者认为须回到衙职作为唐五代幕府军将的语境中去理解。周藤吉之曾指出，在五代幕府中，客将是客司的军将，也被称为典客、知客等，治好宾客，进行外交交涉；通引官也是通引司的军将，掌管着书币和使者的引进，当中央政府的机构大量采用节度使的支配体制后，客将多为客省使，也有的成为枢密使和禁军之将。可见，客司、通引官与都知兵马使之类职员的发展脉络差不多。只不过客司、通引官在宋代衙职系统中属于衙职次类，是为衙前职役补官的初选阶段，也是衙前职员的后补，又是县级吏人转补衙职的必经之路，其职能已与外交事务或承接内外文牒工作毫无瓜葛。
关于衙前役与客司、通引官的关系，天圣八年（1030）四月知滨州崔有方曾言：“欲乞应诸州军年满得替理正押司、录事，如差充衙前年满愿永充衙前者，并依见在职承引、客司等例，据入仕年月次第相对迁转。所贵愿充衙前人见此迁转职名体例，渐次别为招诱。”按，州军人吏差充衙前役到期后只有充长名衙前才可迁转客司、通引官这样的职名，也就是说长名衙前的职名有客司、通引官，属于衙职的初级阶段。投充长名衙前工作也是迁补衙职的基本资历，宋代“国朝州郡役人之制”规定：
衙前入役，曰乡户，曰押录，曰长名；职次曰客司，曰通引；官优者曰衙职。建隆以来，并召募，惟乡户、押录主持管押官物，必以有物力者，其产业估可二百缗，许收系，更重难，日久有劳，至都知兵马使试验其才，遣赴阙与补官。
可见长名衙前是招募而来自愿长期从事衙前工作的乡户或押录，故客司、通引官也可以直接从乡户中招募。宋仁宗时就曾下诏：“河北诸州毋得以坊郭上等户补衙前军将、承引客司。”是因为宋代敕令曾规定：“衙前军将许人投名，如不足，许于乡村差第一等、两丁以上、物力高强者充。”乡村上等户与坊郭上等户显然可以直接补入衙前军将，这主要是因为衙前军将与客司、通引官的职名可以相兼勾当。天圣三年（1025）十月舒州言：“自天圣元年后来，擘画将衙前职员自都知兵马使、都押衙已下至通引官已上，以职名资次与里正、军将新人相兼勾当。”其实，乡户投名衙前军将或客司、通引官均从事长名衙前工作，“投名”或“投充”与“招募”在北宋前期互为对应，均指向长名衙前。聂崇岐曾指出：“负司牧之责者乃点差应里正之户为衙前，是为里正衙前；而军将之充衙前为长名衙前。嗣是官吏以里正衙前质朴易制，间有迫使永久充役为长名衙前者。外此，复有民户应募之长名衙前（亦曰投名衙前）及富人被派之乡户衙前。宋世病民者，初为里正衙前及由里正衙前所改之长名衙前，后为乡户衙前。若军将选充之长名衙前与民户投充之长名衙前，则皆久于公门、或与吏胥有连之人，奸狡刁猾，固皆乐此不厌者。”
事实上，客司、通引官是长名衙前的初级阶段职名，与衙前军将资次相近，说明职级较低的军将并非职员，仍是衙职的前身阶段，甚至笼统来说，客司、通引官也可称为衙前军将。据史载：“（衙前）主持官物，必以家业及二百缗者听，更重难日久，至都知兵马使者，试验其材，遣赴阙补官。”“更重难日久”说明这是长名衙前阶段，长名衙前似乎是衙前军将业务性身份。有学者称只有长期在官府应役的长名衙前才有出职授官的可能，但这基本忽略掉了客司、通引官作为衙职后补阶段的特征，与宋代的实际情况略有出入。宋代多数情况下狭义的衙前军将指衙职之外挂有职名的长名衙前，这些衙前军将的职名往往隐没在“衙前军将”这个系统的概念之下。如大中祥符六年（1013）二月定州地方石刻中记载了地方官名次，有“定州部署司指使、三班奉职韩裔，定武军都知兵马使、都大部领一行移塑李士元，移塑司、定州使院勾押官董升，前行牛旻、魏澄、王恩，后行李德，教练使、勾当设务赵翰，衙前军将王聿、耿澄”，显见衙前军将地位尚不如教练使，更与都知兵马使相去甚远，基本可推见这种低职级的衙前军将可能指客司、通引官之类的次类衙职。天圣二年（1024）九月兖州龚丘县民孙元曾自述身世云：“一十六岁，充本县主事案籍。亦曾祗应东封，勾当巡检司，迤逦转充上衙司录事。二十九得替归庄，准例充衙前军将，应副过重难场务使三年，愿免役归庄。”“二十九得替归庄，准例充衙前军将”，说明从事过押司录事相似的衙司录事后充衙前军将，也算职名上有所提升。按职级迁转情况来看，此处衙前军将也即客司、通引官之类，“应副过重难场务”，说明仍是长名衙前，符合前文的论断。
------------------------------- 三、由吏职入士：两宋衙职的迁补去向 -------------------------------
北宋衙职虽然仍带检校官衔，但与唐五代节府牙将地位相去甚远，苏轼曾云：“今世胥吏牙校，皆奴仆庸人者，无他，以朝廷不用也。今欲用胥吏牙校，而胥吏行文书、治刑狱钱谷，其势不可废鞭挞，鞭挞一行，则豪杰不出于其间。……故臣愿陛下采唐之旧，使五路监司郡守，共选士人以补牙职，皆取人材。……依将校法，使长吏得荐其才者，第其功阀，书其岁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苏轼上该奏议时正值王安石提出“吏士合一”政策，流外衙职可入士为官恰好符合这一政策。苏轼所谓的“胥吏牙校”当流外无常俸，正是在推行“吏士合一”政策之后，衙职才有了俸禄，并且有可能入士，故衙职成为人吏群体积极迁转的去向。两宋衙职出职条件的变化，以及衙职与人吏关系的转变，是勾勒两宋吏役变奏的基本路径。本节以官吏之别为衙职迁转变化的研究视角，以吏职向武职品官化转变为基本路径，大致理清衙前职员角色与其出职路径，乃至他们与人吏迁转去向的关系。
关于衙前职员的角色，南宋人洪迈曾言：
唐自肃、代以后，赏人以官爵，久而浸滥，下至州郡胥吏军班校伍，一命便带银青光禄大夫阶，殆与无官者等。……元丰中，李清臣论官制，奏言：“国朝踵袭近代因循之弊，牙校有银青光禄大夫阶，卒长开国而有食邑。”盖为此也。今除授蕃官，犹用此制。绍兴二十八年，广西经略司申安化三州蛮蒙全计等三百十八人进奉，乞补官勋，皆三班借差。三班差使，悉带银青祭酒，而等第加勋，文安公在西垣为之命词。
所谓“牙校有银青光禄大夫阶”是沿袭了唐五代旧弊。李清臣的话表明元丰五年改官制之前衙职带宪衔称号，元丰改制推行“元丰寄禄格”后银青光禄大夫仍除授蕃官，可见衙职的社会地位虽然不如五代时，只是一种空名称号，却仍有一定的优越性。具体来说，北宋前期衙职加大夫官阶基本沿袭五代，都押衙、都虞候甚至教练使都有可能加官阶，南宋时规定只有都知兵马使才有资格带银青祭酒宪衔。绍兴年间，衡州人胡厚就因其高祖在乾德四年（966）为衡州押衙银青光禄大夫而冒称官户。据洪迈记载，南宋时“三班差使，悉带银青祭酒，而等第加勋”。按元丰条格，“诸路都知兵马使年满转补三班差使借差”，可推知元丰改制后只有都知兵马使才有资格带银青宪衔，衙职的社会地位似乎有所降低。那么，为何苏轼说“今世胥吏牙校，皆奴仆庸人者”呢？究其原因在于元丰改制之前，衙职“止是吏职”，元丰改制之后，衙职尤其是衙前职员有了更多出职为官的机会。
关于衙职出职问题，此前学界关注较少，偶有关注者也未能区分衙前役与衙职之间的关系。张亦冰在考证衙前无特权问题时曾指出：“一位州县公吏，不论获得免役权抑或出职为‘流内官’，首先均须获得‘长名衙前’的身份。”这个认识指出了衙前职役出职的关键问题，只有补入衙职才有机会出职为官，笼统来说衙职的初始阶段是长名衙前，而这个阶段衔接着衙前役与衙前职员两个阶段。广义的衙职系统包括客司、通引官及以上的衙前职员，衙职出职问题也多指这个系统中阶段性迁转及出职为三班小使臣的基本路径。要了解北宋衙职出职问题，可据史载：
天圣八年二月，南京言：“当京自来并无长入衙前转迁体例，昨自建京后来，牒西京会问留守两衙，分析到衙前所管职员：都知兵马使一人，左、右都押衙二人，都教练使一人，左、右教练使各一人，守阙教练使一人，押衙二人。并三年一转。至都知兵马使，三年满出职，如愿在班行，即押赴阙；如不愿者，与摄长史、司马。迁转之时，如阙职名、人数，将旧管长入军将从二名排连资序，转充押衙。守阙都教练使，左、右教练使，都教练使，左、右都押衙，都知兵马使，乞依此体例。”
此处长入衙前即长名衙前，长入军将即押衙以下至客司、通引官之类衙职的次类，押衙至都知兵马使三年一转资序，都知兵马使满三年出职为班行，如不同意就只能充任长史、司马，若某职名空缺可由后一级资序中连续两名补入。实际上，南京应天府置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参照的西京衙前职员迁转之制只是北宋衙职迁转制度的一个阶段特征。据史载，景德四年三月宋真宗下诏：“开封府职员、孔目官、勾押官至前后行，自来元不定迁转年限，今后并五年一迁，逐度具功过以闻。”这是北宋衙职迁转制度规范化的开始，自此始职员满五年才可迁转，这里的职员是否包括都知兵马使，不得而知。大中详符九年九月，开封府上言定衙吏为三等，都押衙、客司、通引官五至七年出职。这是对衙职中较低级的衙前军将的出职规定，较职员出职年限稍长。至于职员中最高职名的都知兵马使，由于各地实际情况差异较大，后来才逐步统一成满两年迁转。天禧二年（1018）十月宋真宗下诏：“逐路转运司奏，诸州军都知兵马使供职年限，看详有一二年或二三年一替之处，例各不同，自今并二年一替。”同年十二月又下诏：“诸路府州军监，自今都知兵马使年满，并先申本路转运司，委使、副看验人材书札堪任班行差使，即得发遣赴阙。如选懦、不习书札及老疾不任差使者，却送逐处，与摄长史、司马。”结合天圣八年提到西京衙职迁转制度可知，都知兵马使年满迁转有两个途径，一是缺乏官员素养或不愿差遣的“摄长史、司马”，二是符合差使条件的堪任班行差使发遣赴阙。有学者曾指出：“在州县公吏群体中，符合杂任而有流内官身份且能通过告身免除户役者，仅有衙前出职为长史、司马等州司上佐。也有可能衙前出职班行后不一定充任州司吏职。”这种认识显然忽视了都知兵马使年满借差三班使臣才是主要去向。检阅相关文献可见，自天禧五年开始都知兵马使满三年迁转，甚至治理蕃夷地区者也可满年限后赴阙与班行。此后还有明确规定都知兵马使出职三班使臣的制度颁布，如史载：
元符三年六月十七日，试尚书兵部侍郎兼权吏部侍郎黄裳等言：“契勘诸路都知兵马使年满转补三班差使借差，在元丰条，到部应副短使，足日收入住程指射差遣。元祐立法，乃许归本州或本路管押纲运，仍依召募得替官员支给路费。系短使者即理短使，系住程者即理在职月日。今看详，在部人合应副短使一年以上，无阙方许收入住程。若独许衙职出身之人就便出外管押纲运，理当短使，显属侥幸。今欲乞依元丰条格施行借差。”从之。
这里说明元丰条格中规定都知兵马使转补三班借差，需完成短使一年以上才计入住程差遣资历，并且指明衙职管押纲运似乎是理所应当的事情，短程押纲显然任务过轻。据此可知，元丰改制后都知兵马使出职三班借差需要应付一年以上短使，都知兵马使转补三班差使借差是为高阶低聘，并且“如实廉干，须令知州、通判同罪保举，方与班行”，甚或者“补摄长史、司马三年，乃与班行”，似乎衙前职员出职官阶低且无品，由此可推知元丰改制后公吏岗位的收益与吸引力逐渐下降，或者可理解出职“流内官”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宋徽宗朝还有潭州都知兵马使张继隆迁补三班借职的事例，熙宁时诸路州军都知兵马使年满赴阙授班行至大将者大约三年就有200余人，故衙前职员出职为官的道路畅通，并非难以逾越。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都知兵马使之外的使院衙职迁转基本按资历年满迁一资。如文彦博《乞张熙恩泽奏》云：“臣昨丁母忧，河南府差教练使张熙管勾坟茔葬事，首尾二年有余，事得力。欲望朝廷量赐恩泽，于本人牙职上迁补一资。取进止。”这种情况下只有迁转至都知兵马使才有机会出职，所以说衙前出职任重道远。但中央与地方的差异较大，开封府及诸司衙职出职条件没有统一的规定，押衙或通引官均可直接出职为三班借职，教练使也有机会出职为三班差使，但这只是特殊情况。尤其是开封府的情况比较特殊，大中详符八年（1015）八月，“宋真宗下诏：‘开封府应管牙职、将佐、都押衙、左知客、押衙、左番通引官、行首，并一处迁补，仍具新定资级以闻。’旧例，叙迁至牙职之首即府以闻，补充班行。至是，本府以押衙、知客、权行首各奏岁满出职，故有是命”。押衙年满直接出职，不再考虑衙职内的迁转，所以不能将使院衙职的迁转制度等同于开封府或诸司衙职。需要补充的是，衙职出职需要地方官员评判，衙职资级多，制度上决定了衙职出职的时间长。一般来说，“知州、通判验人材书札，堪任武职，保明申转运司审复、保奏、解赴阙”，“州之衙前是进入衙职的最低级别，资级多，故上升慢”。
除了衙职系统内部迁转之外，衙职与人吏之间也存在迁转关系，其表现主要是人吏迁转衙职。宋人多称使院衙职为吏职，无论其职能是管押纲运，抑或是出职去向，多为地方上佐或三班使臣，与军事职能相去甚远。江州陈氏的后人在北宋多为衙职，北宋人胡旦说他们“皆吏职之崇者”。南宋人称：“元丰五年以前，官制未行时，衙校各带宪衔，止是吏职，不合理为官户，始立法云。”显而易见，衙职在两宋时吏职化十分明显，但衙职虽在职能上吏职化，却与胥吏又有差别。两宋使院系统中的都孔目官、勾押官被称为“人吏”，即唐代的衙前吏职，与衙前军将有异，从属于胥吏系统。事实上，唐代牙将与吏职明显不属同一系统，五代牙将从事民政事务后渐渐与吏职的孔目官、勾押官合流，故在宋代两者笼统来说都属吏役。宋人习惯称原属军事系统的都知兵马使为“衙职”，而称原属吏职系统的都孔目官为“人吏”。正因为衙职与人吏的复杂关系，宋人习惯将二者放在一起记载，《宋会要》“衙职”条也记载了人吏的情况。有意思的是，凡提人吏多谈到人吏与衙职的迁转关系，有鉴于此，下文将详细梳理这种关系的内涵。
首先，地方州府或使院人吏出职职位较低，不及衙职。高职人吏迁转低职衙职，衙职是人吏较好的去向。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十一月定州上言：“使院都孔目官乞依太原府都孔目官例，年满赴阙，与下班殿侍。”这与都知兵马使出职为三班差使地位相差甚远，关键是宋神宗还下诏说太原府年满推恩指挥今后更不施行，可见使院都孔目官年满迁补下班殿侍是一种优待。人吏迁转衙职往往也是种优待安排，并且只有高职人吏迁转低职衙职。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七月三省上言：“夔州路转运司辖下十二州军，使院都孔目官、勾押官职满安排勾当名目，内十一州军已有旧例，难议改更外，有渝州使院都孔目官年满，取便归农。自今于本州守阙教练使安排，更不归农。”按北宋的实际情况，都孔目官、孔目官负有州院签书财赋、刑狱文书之责，低都孔目官一级的孔目官原则上出职年限至少比都押衙多一年，府州都孔目官特殊情况下还可出为借职，掌勾当县事，而教练使只能做狱官，都孔目官的职位显然高于教练使，但渝州使院都孔目官年满只能补为低级的守阙教练使。人吏系统的押司录事也多如此，迁转至衙职序列是为较好出路。天圣八年四月知滨州崔有方上言：“欲乞应诸州军年满得替理正押司、录事，如差充衙前年满愿永充衙前者，并依见在职承引客司等例，据入仕年月次第相对迁转。所贵愿充衙前人见此迁转职名体例，渐次别为招诱。”这里“别为招诱”基本道明押司录事充衙前年满后迁补衙职是种优待，客司、通引官虽然只是最低级的衙前职名，却是进入衙职系统的必经之路。通常情况下，人吏迁转衙职的职级都较低。如北宋人苏文思16岁时弃学在官府为人吏，做过安抚司孔目官，后得到青州知州唐恂赏识担任州都孔目官，62岁迁至左都押衙。“安抚司”即指使院，故可知使院人吏与州院人吏迁转自由，均以迁转衙职为最终出路。
其次，一方面笼统的吏职概念由胥徒府史转向衙职、人吏二元分化，另一方面衙职、人吏渐次趋向迁转流内武官，但衙职出职优于人吏。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六月曾下诏：御史台人吏迁转州级属官时，“主推与都押衙，书吏与孔目官”，职级高者迁转衙职，低者迁转孔目官。宋徽宗政和三年（113）二月中书省上言：“契勘今天下诸州军因仍五代藩镇之弊，胥徒府史有子城使、教练使、都教练使、左右押衙、左右都押衙、中军使、兵马使、都知兵马使，名称鄙俗。今董正治官，革去因袭，拟厘改作都史、副史、介史、公皂、衙皂、散皂、上隶、中隶、下隶。”八月臣僚又上言：“臣窃谓府史胥徒，考之成周，各有深意，而名寔未始少紊，盖使之循其名而恭乃事，不可不正也。今在官趁走之吏，名尚有舛讹，内则如进奏官、亲事官、大程之类，外则如勾押官、孔目官、散从官之类，寔古之胥徒也，乃谓之官。”这里的胥徒府史显然包括了衙职与人吏，但自此始，衙职改称“都史”，人吏改称“典史”。此前二者几乎混同，“胥徒”与“府史”均可指衙职或人吏，古人云“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马端临亦云“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也”，哲宗制策曰“胥徒必有养，故禄农夫”，苏轼《策别》曰：“国家取人，有制策，有进士，有明经，有诸科，有任子，有府史杂流。”但是在“都史”与“典史”并称的语境下，衙职与人吏通常二分书写。建炎元年（1127）曾短暂恢复两者旧称，据绍兴元年户部言：“吉州申，昨来衙前旧法，系称都知兵马使等名目，及本州人吏系称都孔目官等名目。后准指挥，衙职改都史，人吏改典史等。契勘建炎元年六月十六日，开封府官并依旧制，诸州军府准此。窃恐都孔目官等并衙职等名称，亦合依旧。”南宋恢复的旧法实际上使二者更泾渭分明，衙职与人吏对称，但“都史”与“典史”的旧名阴影依旧还在，有时还因为“都史”与“都吏”的含混不清弄混衙职与人吏。如乾道九年（1173）闰正月详定一司敕令所言：“契勘诸州衙职解发补官，乾道令称孔目官每州补一名，年满解发赴阙补官。缘政和二年二月九日指挥，都知兵马使改为都史，昨修书日，照‘都史’二字作‘都吏’字，改移为孔目官。今看详，合将上条内‘孔目官’三字依旧作‘都知兵马使’为文。”虽然弄混了孔目官与都兵马使，却也透露出南宋时只有都知兵马使年满每州才能补官一名，这点应该是优于人吏系统的孔目官。事实上，南宋时使院衙职也确实比人吏出职更为优越。
南宋人吏转迁不如衙职优越的事例比较常见。绍兴八年（1138）九月有臣僚上言：“州郡旧制，人吏每遇考课，推其年额最高、无罪犯者补摄参军，号为出职，未有得为品官者。唯节镇衙前，每岁解发一名补承信郎。近岁以来，寝失旧制，监司、州郡执役人吏夤缘军兴之际，奏功推赏，窜名其间，例蒙授以品官，一州不下数人，高者至保义郎，下者进武校尉。”按此，北宋时都知兵马使高者便可迁补三班奉职或三班借职，三班借职官阶为从九品，在政和二年（1112）改为承信郎，都知兵马使最高也只是迁补从九品的武官。而右班殿直官阶为正九品，在政和二年改为保义郎，都孔目官“奏功推赏，窜名其间，例蒙授以品官”，显然很是离谱，因为这已优于都知兵马使的出职待遇。不过，特殊情况下人吏出职的条件可能降低，并且也可能出职为低阶品官。如庆元六年（1200）六月臣僚进言：“州府吏人资级，自正额手分递迁都孔目官及点检文字；其衙前职员资级，自客司客将递迁押衙等。昨来临安府陈乞，本府系车驾驻跸之地，事务不一，委是勤劳。窃见两浙转运司人吏年满，已降指挥补承信郎。缘本府与外郡不同，比漕司尤重，乞比附开封府格法上降二等补承信郎。欲乞除两浙转运司、临安府自依见行条法指挥外，今后诸路监司、州军人吏并衙职等，并不许解发。”
------------------------------- 四、余 论 -------------------------------
综上，晚唐五代至北宋初，衙职从唐代的衙将蜕变成宋代武官性质的吏职，这一转变过程非常复杂，最终的结果是两宋衙职的吏役化，成为使院基层吏职补入品官的重要途径。两宋衙职脱胎自唐五代节府衙将，虽然不再肩负武将职能，亦非职能部门里的文职胥吏，主要承担押纲等财务性管理工作，但在州府院基层社会管理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过，晚唐五代衙职相关问题仍有歧义之处，以至于我们梳理衙职流变时往往会遇到一些误解。
大致来说，五代时衙将多称衙前军将，经由执政方镇向国体的转变，衙前军将从军事化职能向民政化职能逐步转变，唐代节府中负责外交事务或承接内外文牒工作的客司、通引官也不再负责这些事务。两宋使院衙职在基层工作环境中的职能和角色基本沿传自五代衙前军将，但其地位并不如五代，只是衔接基层吏役与品官的桥梁，主要职能仅是管押纲运、酬奖蕃官、作为低级幕职官兼具部分地方治理工作。北宋前期衙职多带宪衔，延续唐五代衙将荣耀，元丰改制后衙职吏职化更加明显。但总体来看，使院系统的衙职与人吏始终泾渭分明，这一特点外衍到州院系统依然比较突出，虽然有时史料中称衙将为吏职，衙职也多承担民政事务，但衙职属于武官系统，属于幕职官中低级的武官。衙职可以通过迁转三班使臣系统出职为品官，使院州院的人吏出职为官则多借助衙职系统。
两宋衙职多指承担民政事务的衙前军将，是衙前役或州县人吏出职为官的重要途径。从使院衙职系统来看，两宋衙职主要包括广义上的客司、通引官，以及狭义衙职中的押衙、兵马使、教练使等衙前军将，都知兵马使、都押衙、都教练使等衙前职员。客司、通引官在宋代衙职系统中属于衙职次类，是衙前职役补官的初选阶段，也是衙前职员的后补，又是县级吏人转补衙职的必经之路。需要检讨的是，史料中偶然记载一等高强户承担客司、通引官，主要是因为客司、通引官是长名衙前的初级职名，衙职多为长名衙前的职名称谓，故县级押录之类的人吏也有转迁长名衙前的事例。衙职出职为品官虽然非常艰难，但并不能说明这条出职之路不可能实现，长名衙前迁补至都知兵马使有相应的职级制度，南宋时甚至规定州衙职每岁可补1名承信郎，州郡人吏借此因功补保义郎或进武校尉，可见衙职出职为品官绝非虚文条法，只不过民间书写中缺少相应的支撑。此外，使院衙职较之使院或州院人吏地位高，这类人吏迁转衙职是他们较好的出路，人吏出职职级较衙职低，两者虽然均属吏役范围，但却不同。
两宋使院衙职、人吏生态环境不同于开封府及诸司衙职、人吏，出职速度较之后者十分缓慢，但却是基层社会不可或缺的政务阶层。衙职身上沾染着唐五代衙将的气息，实为两宋时代不折不扣的吏职，是胥吏与品官之间一个特殊的桥梁，为职役构建了一条通往品官的别样路径。
作者：董春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