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问题的提出与前人研究 -------------------------------
鸵鸟本为西亚、非洲等地区产物，自汉武帝时张骞凿空西域后作为贡物传入关中、中原地区，成为两汉时期中原与西域交往的重要媒介。《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后汉书》等涉汉史料均记有“大鸟”“大雀”“大爵”等与鸵鸟相关的称呼，以及西域进献鸵鸟的记录。鸵鸟在传入后受到汉王朝的高度重视，被豢养于上林苑之中，与其他羽类杂处，其形象也被化用至艺术创作之中。
由于史料记载较为零散、稀少，故现有的针对汉代鸵鸟东传以及汉代人对其处置情况的专题研究所见不多，大多作为对鸵鸟通史考察的一部分或作为时段稍晚的专题研究的背景加以提及，均较为简略。如在鸵鸟及鸵鸟卵传入中国的研究方面，汉学家薛爱华通过考察唐代文献及唐帝陵石刻对唐代鸵鸟有简略的介绍，其认为唐以前中国人对于鸵鸟的认知始自汉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实际并非如此。张星烺、朱杰勤对唐代鸵鸟情况亦有探讨，可惜较为简略。王颋也对中国古代外来大型走禽尤其是鸵鸟进行了研究。韩香以贯通式的视野考察了汉代至明代鸵鸟及鸵鸟卵的传入情况，并以唐陵石雕为例考察了鸵鸟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在鸵鸟形象的物质文化研究方面，当首推日本学者田边胜美，田边氏以美术史的视角考察中亚出土器物上的鸵鸟形象，尤其重视6-7世纪的萨珊银盘中所描绘的萨珊贵族狩猎羚羊和鸵鸟的景象。田边氏论著对后来中国学者如孙机、韩香等人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孙机利用粟特七鸵纹银盘探讨了中国境内金银器鸵鸟纹样与中亚金银器的关系。李零对汉代建章宫“大鸟”像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进行过讨论，认为建章宫内应有鸵鸟石刻或画像，而织锦上应有鸵鸟图案。林梅村对汉代太液池石鸵鸟的艺术源流有所论述，认为其造型应源自西域。在鸵鸟东传的文化意义方面，石云涛认为其象征着汉天子有德有义和汉王朝的太平盛世。但是现有大多数论著或是通篇梳理式的研究，尚缺乏深度，或是选取关于鸵鸟的一部分史料进行深度挖掘，而没有全面展示鸵鸟自传入、到圈养，再到现实与艺术化应用的过程。同时，在汉代，鸵鸟所承载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物种交流的意义，它有着特殊的地位，不仅被视为异域珍禽，在某些场合还被视作“祥瑞”，但归根结底是将其作为一种政治意象而抬升到祥瑞的高度以宣扬汉王朝的强盛与威德，比作汉帝国功业隆盛、四夷归服的象征。故在这一方面，关于鸵鸟西来的相关研究尚具备推进的空间。同时，对于鸵鸟的研究，也可以弥补长期以来汉代动物史研究在这方面的不足。本文就将聚焦鸵鸟的传入、豢养、现实与艺术化应用，分析考证汉代鸵鸟的整体情况以及汉代人对其认知的变动，并挖掘鸵鸟所承载的政治意义。
------------------------------- 二 有大鸟，卵如瓮：鸵鸟的名谓、传入与豢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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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献所见鸵鸟称谓考源
鸵鸟并非中国内地产物，亦不见于汉以前的传世文献。《后汉书·西域传》载汉和帝永元九年（97）：“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所谓“西海”即今地中海，甘英抵达濒临“西海”的条支国（今叙利亚地区）而还，此地确为前世皆不至，但《史记》却有相关记载。《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条支国）“有大鸟，卵如瓮”。文献关于张骞出使西域的记载未见其曾抵达条支国，关于条支国的记述可能是听闻。但他自安息返还时，安息国及其他西域诸国曾随之而来进贡。《史记·大宛列传》云：“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宛西小国驩潛、大益，宛东故师、扜罙、苏薤之属，皆随汉使来献见天子。”《汉书》因袭《史记》之文，大体一致。可以看出，《史记》所载此次进贡之物为“大鸟卵”，且司马迁对于“大鸟”的描述并不明朗，仅因其体型之大而笼统地称为“大鸟”，可见汉武帝时的关中地区对此类物种甚为陌生，此前并无接触，故没有留下相应的可供参考的鸟类称呼。但可以确定的是“大鸟卵”至迟在汉武帝时已经传入关中地区。
《汉书·西域传》记载安息国“有大马爵”，颜师古注引郭义恭《广志》曰：“大爵，颈及膺身，蹄似橐驼，色苍，举头高八九尺，张翅丈余，食大麦。”所谓“大爵”，《说文·鬯部》释“爵”云：“礼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饮器象爵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象爵之形”实为“象雀之形”，清人段玉裁注云：“各本作‘象爵之形’四字，今正。古文全象爵形，即象雀形也。小篆改古文省之，首象其正形，下象其侧形也。”作为礼器的“爵”，其形制师法自鸟类“雀”的外形，按段氏注解，则“爵”与“雀”实可相通。《孟子》云：“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即为此意。未央宫前殿遗址所出新莽简牍第38号亦有“〼鸟大如孔爵……〼”简文，孔爵即孔雀，可见“雀”“爵”可通。所以上引《汉书》及《广志》所言“大马爵”“大爵”可作“大马雀”“大雀”，与“大鸟”为同一物种。《后汉书》就记条支国：“出师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其卵如瓮。”荀悦《汉纪》云：（安息国）“出犬、马、大雀”，而《汉书》记大月氏：“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西域大宛国则“土地风气物类民俗与大月氏、安息同。”《后汉书·西域传》载甘英出使大秦：（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可知在地理环境相似且地域邻近的情况下，“大鸟”在这一区域内广泛分布，主要有条支国、大宛国、大月氏以及安息等。虽然汉代文献根据其进贡国的不同将其称为“条支大鸟”“安息雀”，但实为一物。而班固以“马”来与“大雀”相比照，也可见他对于“大爵”的认识有所深化，即在体型上以马为参照，也可能存在描述其奔跑速度的意图，清人李圭就曾言鸵鸟“翅短不能飞，而善走，奔若马”。那么结合《广志》记载，根据其生长环境与外形特征可以确定这一“大爵”即“鸵鸟”。这在后世文献中也可以得到印证，《通典》载吐火罗国：“高宗永徽中，遣使献大鸟，高七尺，其色玄，足如驼，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瞰铁。夷俗谓之鸵鸟。”宋人王应麟曰安息所献条支大爵“即今之鸵鸟”，元人王恽辑录刘郁《西使记》云“曰鸵鸟者，即安息所产大马爵也。”清人魏源在注解刘郁《西使记》时云：“驼蹄大鸟即《汉书》安息所产大马爵。”王先谦《后汉书集解》曰“大鸟即鸵鸟”。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知上述史文所载“大鸟”是鸵鸟无疑。而之所以被记述为“大鸟”“大爵”“大雀”“条支大爵”或“安息雀”等等，主要是汉人及后世修史者对其的认知水平尚且有限，即所谓“《山经》所未详”，故汉人只能依据其体型之大、形似鸟类将其称为“大鸟”及类似称呼，或是根据进贡国将其冠以国名，称“安息雀”“条支大爵”等。
（二）鸵鸟的传入与豢养情况
史书有关汉代时鸵鸟传入关中的记载，最早见于上述《史记·大宛列传》即汉武帝时大宛及周边诸国“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据此记述可知鸵鸟卵比鸵鸟更早传入中国。而同在武帝朝，鸵鸟其实也已经自西域诸国传入。《汉书·西域传》云汉武帝时：“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大雀”与“钜象”“师子”等西域兽类安置一处，应是鸵鸟。
武帝后的汉代诸朝，也出现过鸵鸟作为贡物传入的情况。《后汉书·班梁列传》录永元十二年班超上书言曰：“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谨遣子勇随献物入塞。”李贤注引《东观汉记》云：“时安息遣使献大爵、师子，超遣子勇随入塞也。”班超上书言明自己的归乡之志，并遣其子班勇随安息国进贡使者一同入塞，献物中即有鸵鸟。《东观汉记》载汉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安息王献条支大雀。”《后汉书》记永元十三年“冬十一月，安息国遣使献师子及条枝大爵。”《东观汉记·班超传》《后汉书·西域传》等亦有记载，应为同一事。故鸵鸟传入中国，至迟自张骞通西域时开始，至东汉时仍有传入，期间虽然汉朝与西域的联系时断时续，但鸵鸟的传入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对于鸵鸟传入中原后的安置与豢养也值得探讨。
汉朝廷历来重视西域进献的贡物。汉武帝时大宛曾进献两匹天马，汉使亦带回了葡萄与苜蓿，《史记·大宛列传》云：“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为了满足“天马”的饮食，武帝下令在离宫别馆广植苜蓿，这虽是出于武帝对大宛“天马”的极度钟爱，但是亦反映出汉廷对于这些异域珍禽极其重视，有相应的安置与养殖办法，鸵鸟也不例外。上引《汉书·西域传》云“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对鸵鸟的安置，就是将其养殖于“囿”中，也就是汉皇室的“御花园”。《诗经·大雅》云“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毛《传》云：“囿，所以域养禽兽也。”鲁迅旧藏东汉画像石拓片就描绘了《汉书·西域传》所载“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的景象（见图1）。该画像石原题为“桃拔凤凰大象”，编著者注为“画面左刻天鹿，中刻大雀（孔雀），右刻大象。”“桃拔”见于《西域传》乌弋国，孟康注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是为西域珍禽，汉章帝章和元年（87）及二年（88）和帝即位初均有贡献。编著者将原题中“凤凰”识别为“孔雀”是值得肯定的，但其将“孔雀”与“大雀”视为一物则值得商榷，《汉书·西域传》自有“孔爵”即孔雀之称，与大雀并非一物。而大象则是“钜象”。可见，此画像砖所描绘的应当就是豢养西域珍禽异兽的画面，与文献所载基本一致。然而此砖已残，故未能见到鸵鸟图像，但是稍作推测便可知汉画中也是很有可能存在鸵鸟图像的。
图1 鲁迅旧藏东汉画像拓片《桃拔凤凰大象》
采自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汉画馆编，王歌扬、翟京襄、胡玲玲、王建平著《鲁迅藏南阳汉画像》，第214页。另见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藏拓本全集·汉画像卷Ⅱ》，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第186-187页
汉代苑囿众多，关中地区就有上林苑、博望苑、黄山苑、乐游苑、宜春下苑，其中以上林苑规模最大。上林苑因地处西郊商中，故成为养殖西域珍禽异兽的主要苑囿，在其中又以“圈”的形式分门别类地养殖动物。《汉书·郊祀志》云建章宫：“其西则商中，数十里虎圈。”颜师古注云：“商，金也。于序在秋，故谓西方之庭为商庭，言广数十里。於菟亦西方之兽，故于此置其圈也”《三辅黄图》记载汉代三辅地区有九座兽圈，其中只有“彘圈”在未央宫内。《长安志》引《汉宫阙疏》云：“有彘圈，有狮子圈，武帝造。”狮子作为西域物种，也当置其圈于上林苑中，那么鸵鸟亦复如是。班固《西都赋》描绘西郊上林禁苑说道：“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明确提到了“条支之鸟”即鸵鸟的存在。同时，汉廷也设立了相应的官吏管理鸵鸟及其他动物，设有主官水衡都尉以“掌上林苑”，而水衡都尉下属九官来掌管具体事务。其中应当有饲养动物的相关事务。近人关百益在其著《南阳汉画象集》中收录了民国南阳县城北地藏庵出土汉画像拓片一种，将其命名为“驼（鸵）鸟养饲人虎头衔环”（见图2）。画面中下饰虎头衔环，上饰一形似鸵鸟的大型鸟类，旁有一人作饲养状。该鸟类体型之大，与旁侧饲养人对比强烈。按《广志》与《通典》，鸵鸟高度应在晋八九尺、唐七尺左右，大致在今1.96—2.20米左右。画像中的大鸟与文献所述鸵鸟体型较为符合，该画像应是比较写实的，可见养殖鸵鸟的情况确实是存在的。
图2 关百益《南阳汉画象集》第廿八图《驼（鸵）鸟养饲人虎头衔环》
采自关百益编著《南阳汉画象集》，中华书局，1930。转引自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汉画馆编，王歌扬、翟京襄、胡玲玲、王建平著《鲁迅藏南阳汉画像》，河南人民出版社，第64页
至于为什么史籍对于上林苑“大雀圈”“条支鸟圈”等兽圈条目付之阙如，笔者认为可能与鸵鸟的进献数量相关。秦汉史籍关于鸵鸟传入的记载与狮子等其他西域物种相比而言实际上少很多，只集中见于汉武帝与汉和帝时期，可以推断此时在长安的鸵鸟数量很少以至于难以单独成圈，而只能与其他羽类杂处一圈，上林苑中存在的“三爵观”“三雀观”等兽圈之上的台观名目或许正是多种鸟类杂处的证据，但囿于史料之缺，难以完全明晰。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汉代对于西域传入的鸵鸟的安置，主要是豢养于上林苑中，且有着一套较为完备的管理体系。
------------------------------- 三 观大雀踆踆：汉代鸵鸟的现实性与艺术性应用 -------------------------------
鸵鸟传入后被豢养于皇家苑囿上林苑中，而上林苑具备“游憩、居住、朝会、娱乐、游猎、通神、求仙、军训、生产等多项功能。”其中所豢养的动物则是以上活动的物质基础。汉代对于上林苑中鸵鸟活体的使用，笔者将其称为鸵鸟的现实性应用，主要是用于观赏。
《三辅黄图》称上林苑中有燕昇观、观象观、白鹿观、三爵观、鱼鸟观、走马观等，从训诂学的角度看，观，按《说文·见部》云“谛视也。”谛为审之意，观即为审视。刘熙《释名》则解释地更为明确，“观，观也，于上观望也”。《史记》称武帝时“天子苑有白鹿”。何清谷先生认为白鹿观得名于此。那么以动物命名的台观应当是设立于相应的兽圈旁用以登高观赏动物的观景台。虽然于史书未见专门观赏鸵鸟的台观（相关推测上文已述），但是我们仍可以发现汉天子欣赏鸵鸟的记载。张衡《西京赋》记载“大驾幸乎平乐”，即汉武帝亲临上林苑平乐观，观赏角抵之戏、杂技表演以及“怪兽陆梁，大雀踆踆”即异域禽兽与鸵鸟在苑中来回穿梭行走的场景。是为鸵鸟作为观赏动物的例证。
在鸵鸟的产地西亚、北非地区，鸵鸟还被用于狩猎娱乐。田边胜美指出在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前550-前330）鸵鸟就被饲养在王室的猎苑中供帝王狩猎。6-7世纪的萨珊银盘中则直接描绘了萨珊贵族狩猎羚羊和鸵鸟的景象（见图3）。狩猎圈养的动物是古代欧亚大陆所共有的文化传统。陈怀宇指出皇家狩猎并非是一种单纯的娱乐活动，乃是欧亚大陆古代政权构建政治权威的重要活动。那么鸵鸟在汉上林苑是否被用于狩猎则需稍作考察。汉代有“强弩弋高鸟，走犬逐狡兔，此其为乐也”的狩猎风气。而上林苑则是田猎的主要场所，上林苑豢养的绝大多数动物本就有供于祭祀、食用与狩猎的目的。《汉旧仪》云：“（上林苑）百五十亭苑，苑中养百兽。禽鹿尝祭祠祀，宾客用鹿千枚，麕兔无数。佽飞具缯缴。以射凫雁，应给祭祀置酒，每射收得万头以上，给太官。”又云：“上林苑中，天子遇秋冬射猎，取禽兽无数实其中。离宫观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骑。”可见汉代确有在上林苑进行秋冬狩猎的活动，且往往规模巨大、盛况非常。司马相如《上林赋》、班固《西都赋》、张衡《西京赋》、扬雄《羽猎赋》等诸篇汉大赋对此均有记载。狩猎活动中“六师发逐，百兽骇殚”，“鸟惊触丝，兽骇值锋”众军士“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罴，足野羊”“躏玄鹤，乱昆鸡，遒孔鸾，促鵔鸃，拂翳鸟，捎凤凰，捷鹓雏，揜焦明”。而在狩猎完毕后，展示战利品时，据班固描述“鸟则玄鹤白鹭，黄鹄鵁鹳，鸧鸹鸨鹢，凫鹥鸿雁”。汉赋固然有虚夸的成分，但也大体能展现出上林苑动物的丰富性以及作为猎物的情况。班固笔下被猎杀的鸟类颇为丰富，而按上文说，汉人对鸵鸟的认知停留于“大鸟”“大雀”这样表浅的层面，那么鸵鸟是否有可能作为鸟类的一种被“淹没”于其中？答案应当是否定的。日本学者佐川英治指出“西汉时期长安的上林苑主要是作为田猎的场所，是为了展示军事威力以在气势上压倒异民族和诸侯。”这一观点在政治意义上的考察是具有洞见的，但是上林苑并非仅承担田猎功能，如果将广袤的上林苑均理解为狩猎场则稍有不妥。上林苑中其实有一处区域常作为田猎场见于史籍，即上兰观。扬雄《校猎赋》云“翼乎徐至于上兰”。晋灼注曰：“上兰观在上林中。”班固《西都赋》记载狩猎的行进路线云“于是乘銮舆，备法驾，帅群臣，披飞廉，入苑门，遂绕酆、鄗，历上兰。”而后便是“六师发逐”的狩猎场面。《汉书·元后传》载王莽欲讨好太后，曾令“冬飨饮飞羽，校猎上兰”。可见上林苑应当并非全域用于田猎，自然也就并非所有动物均用于狩猎活动。周金泰将苑内动物分为“常见”与“稀见”，常见动物主要产自长安本地，用于狩猎、游戏、食用、创收与祭祀。稀见动物“数量稀少且得之不易，不可能轻易被猎杀或食用”。此类动物主要被用于展示和观赏，按上文所述汉武帝曾至平乐观观赏鸵鸟活动，可知鸵鸟应在其列，属于稀见动物。此外，鸵鸟的传入在汉代具有较为重要的政治价值和祥瑞意义，则其不当在狩猎之列，这一点在后文会具体论述。
图3 萨珊猎鸵纹银盘
采自孙机所引[日]田边胜美《バフラ‐ムグ‐ル狩猎图金象嵌银制皿に关するー考察》相关图片，孙机《七鸵纹银盘与飞廉纹银盘》，载氏著《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第161页
鸵鸟传入后除了被豢养于上林苑作观赏之用，其异域珍禽的独特形象也被用于艺术创作之中，笔者将其称为鸵鸟的艺术性应用。主要体现在石刻造像、汉画像石（砖）以及纺织图案等艺术作品之中。
（一） 汉代的石刻鸵鸟
太初元年（前104）汉武帝作建章宫、太液池，《史记·孝武本纪》描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司马贞《索隐》引《汉武故事》云“玉堂基与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则玉堂应为一处宫室建筑，“大鸟”在其附近。《汉书·郊祀志下》云：“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颜师古注云：“立大鸟象也。”故所谓“大鸟”应是以真实“大鸟”为原型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李零认为玉堂附近的“大鸟”是鸵鸟类雕刻或绘画。这一观点为“大鸟”像的具体形式给出了雕刻与绘画两种可能，但并未断言。笔者认为应是石刻鸵鸟造像。原因有二，第一，汉武帝在太初元年以前曾有以西域异兽作为石刻原型的行为。《别国洞冥记》记述元封三年（前108）大秦国进献花蹄牛，武帝在建造望仙宫时曾刻花蹄牛形象于石上并立于宫中。张星烺认为其说未必就是虚构，仍有可采信之处。第二，同一区域内频繁出现以动物为原型的石刻造像。《三辅故事》云：（昆明池）“池中有豫章台及石鲸，刻石为鲸鱼，长三丈。”《史记索隐》注引《三辅故事》云：（建章宫）“殿北海池北岸有石鱼，长二丈，广五尺，西岸有石龟二枚，各长六尺。”1973年西安汉太液池遗址曾出土一件石鱼（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或正是文献所记石鱼。可见太液池中的“动物”多以石刻造像为形，则此“大鸟”也可能为石刻造像。《三辅黄图》言建章宫旁奇华殿云：“四海夷狄器服珍宝，火浣布、切玉刀、巨象、大雀、师子、宫马，充塞其中。”奇华殿作为收藏西域所献奇珍异宝与珍禽异兽的地方（按：异兽既存于宫殿之中，则应非活物，可能是艺术品或标本），那么与之相近的玉堂所立石刻大鸟也应是以西域珍禽异兽为原型的。则可知位于玉堂附近的石刻“大鸟”为石刻鸵鸟的可能性很大，系宫殿前的礼仪性或装饰性石刻。陈直曾认为鸵鸟作为画像题材始于唐乾陵雕刻。此说法应有舛误，按上说，鸵鸟作为画像题材至迟始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前后。
（二）“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所见鸵鸟纹样
鸵鸟在艺术领域的另一应用是作为纺织图案，主要见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1995年中日共同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发掘尼雅遗址95MN1号墓地，在M8中出土一件汉代“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见图4）。其上出现了疑似鸵鸟的图案，但调查报告称其上“织出星纹、云纹及孔雀、仙鹤、辟邪、虎等瑞禽兽纹样”。众多学者对锦上图案做出了辨析。参与发掘的于志勇认为锦上“有虎、龙、辟邪、仙鹤、孔雀、瑞兽图案”。孙机认为图案为虎、辟邪、大鸟、灵禽，但未明言“大鸟”是何种鸟。李零指出“这件‘护膊’虽然是精绝古墓中的随葬物，但材料却是汉地所出，实际是用汉地的织锦裁制。它上面的文字反映的乃是汉地的思想，而不是精绝国的思想。”并认为织锦图案有鸵鸟纹。林梅村亦持此见。笔者也赞同李零先生的观点，即这块汉代织锦上有鸵鸟图案。除了其具体形象相似外，我们稍作考察也不难发现，织锦上所呈现的虎、辟邪、孔雀等“瑞兽”皆有异域动物的源流，这块织锦出土于精绝古墓中则表现了墓主人对于其绘图案的接受，而彼时新疆地区作为中西交通的必经之路，其人对于这些域外动物的认识是早于且深于中原汉地的。这虽然没有汉以前的实物和文献支持，但是在去汉未远的南北朝时期可以得到证实。1990年焉耆县出土一件南北朝时期的七鸵纹银盘（见图5），其鸵鸟纹样生动逼真程度远超汉代织锦，且该器物已是作为生活用具而存在。那么综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上出现与孔雀等同为域外动物的鸵鸟纹样是合情合理的，“大鸟”纹样就是鸵鸟纹。
图4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所见鸵鸟形象（右上与右下）
采自《文物》2020年第5期（封三）。该文物图版较早刊布于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遗址学术调查报告书（图版），然不甚清晰，故本文未采之，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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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七鸵纹银盘中的鸵鸟纹样
采自孙机《七鸵纹银盘与飞廉纹银盘》，载氏著《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第158页
（三） 汉画鸵鸟纹发覆
除了作为直接明晰的石刻造像、织锦图案以及上述较为明确的“驼（鸵）鸟养饲人虎头衔环”汉画外，鸵鸟造型还曾作为组成因素或潜在的影响因素存在于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中。汉画频繁出现凤鸟、鹤等传统祥瑞图像，而在凤鸟图像中其实就存在鸵鸟因素，或言凤鸟图像就是鸵鸟及其他羽类综合而成。这一点有学者已经注意到，但并未具体探讨，颇为遗憾。而对于汉画中的鹤图像，则可能存在将鸵鸟误识为鹤的情况。首先，关于凤鸟，史文丰富，但描绘其具体形象的史文基本见于汉及以后。在此仅举数例以便窥管。
张守节《史记正义》注引京房《易传》云：“凤凰，雁前麟后，鸡喙燕颔，蛇颈龟背，鱼尾骈翼，高丈二尺。”西汉中期史游《急就篇》云：“凤，神鸟也。其状麟前而鹿后，蛇颈鱼尾，龙纹龟背，燕颔鸡喙，鹤立鸳思，五采备举。”《说苑》云：“天老曰：‘夫凤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鹤植鸳鸯思，丽化枯折所志，龙文龟身，燕喙鸡啄，骈翼而中注。’”刘向所言与《急就章》类似，至于是否所谓黄帝大臣天老所言尚需存疑，此言最多可视为西汉时的认知，后为《说文》承袭。较汉更早的文献中关于凤鸟的记载主要见于《山海经》及《尔雅》。《山海经·南山经》云：“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其中只说明了凤鸟像鸡，身着五彩花纹，没有更多的外形描绘。《尔雅》云：“鶠，凤。其雌皇。”寥寥数语，仅说明了凤、凰雌雄之别，而到了东晋郭璞时才将其形象注为“瑞应鸟。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可见汉代以前凤鸟形象实际上是相当不明确、不成熟的。而从汉代后的文献中可看出凤鸟是多羽类的综合体，而其“蛇颈鱼尾”、“燕颔鸡喙”、多“青”色的特征都与鸵鸟有着明显联系。这便为我们简要呈现了凤鸟形象的“建构”过程。为何会如此？笔者看来与鸵鸟等物种的传入应有较密切的联系。在大量的汉画实物资料中，其实不难看出这种联系。
至于汉画中鹤与鸵鸟的辨识，则多有辨别错误的情况，尤其是错将鸵鸟识别为鹤。按郭义恭《广志》云“蹄似橐驼”，橐驼即今所谓骆驼，实际上已经指出了辨识鸵鸟的重要依据。现代鸵鸟为驼形目鸵鸟科鸵鸟属且足具两趾，较发达的一趾几近于蹄。骆驼为偶蹄目，今山东地区多出土东汉驼纹画像石，时人对于骆驼的认知是相当明细的，可见《广志》所言不虚，鸵鸟蹄确似骆驼，为两趾，上引七鸵纹银盘中的鸵鸟纹则证实了这种认识。汉画中鸵鸟汉画像砖被误识为鹤的情况，笔者在此以三例加以讨论，其中两种为河南洛阳出土西汉画像砖（见图6），另一种为河南郑州所出汉画像砖（见图7）。图6所示两种汉画中的鸟类均为两趾，且趾部肉厚而饱满，显然具备鸵鸟的趾部特征。而同为河南洛阳所出的其他“鹤”纹画像砖则有着明显不同于该二种的趾部特点（见图8），从拓片可见此三种画像中鸟类均为四趾且四趾细长，正是“鹤”。图7为一鸟类进食汉画，画像中的鸟类为两趾、短喙，整体造型与同类“鹤”纹画像砖中四趾、喙长而直的鹤有着较大的区别，且汉画鹤进食图像大多突出其喙强直、细长的特点（见图9）。相反，其外形与上文所述“七鸵纹银盘”中的鸵鸟却十分相似，同时，画像中鸟类身体向上拱起，向下伸脖作进食状的姿态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鸵鸟图案有异曲同工之妙，故该画像砖中的鸟类是鸵鸟的可能性较大。综合上述可知，此三例汉画均是被误识为“鹤”的“鸵鸟”，而这种案例的数量应当不止于此。
图6 《中国汉画大图典》收录河南洛阳出土西汉“鹤”纹画像砖二种
采自顾森主编《中国汉画大图典》第五卷《动物灵异》，第343、344页
图7 河南郑州出土汉代画像砖
采自杨絮飞编著《中国汉画造型艺术图典·动物》，第220页。
图8 《中国汉画大图典》收录河南洛阳出土西汉“鹤”纹画像砖三种
采自《中国汉画大图典》第五卷《动物灵异》，第343页
图9 《中国汉画大图典》收录山东邹城、微山出土东汉“鹤啄鱼”画像石二种
采自《中国汉画大图典》第五卷《动物灵异》，第334页
汉画的特殊功用决定了其所绘图案大多是动物祥瑞、神兽与仙人等中国传统形象，大多情况下很难出现明确的域外来物，即便有，也可能是经过改造与重构的。但应当注意到，域外来物的造型外观会对汉代人的艺术审美产生影响，进而成为汉画艺术中的某些潜在因素。同时，识别汉画应当注重细节的解读，不应轻易地以相似性抹灭差异性，这样或许就会使得诸多历史信息被掩盖。
制造鸵鸟石刻、鸵鸟纹汉画与织锦，昭示着汉代人对于鸵鸟认知的深化，显示出以鸵鸟为原型的意象在艺术领域的应用逐渐成为当时的趋势，同时也意味着鸵鸟的传入丰富了中国传统纹样艺术学以及审美情趣。
------------------------------- 四 怀有德而归义：作为政治意象的鸵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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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鸵鸟的传入源自张骞出使西域，这是汉代历史上一重大外交事件。此后鸵鸟的每一次传入，都是一次中外政治交往的结果，因而鸵鸟也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意义。
《汉书·西域传》班固论赞曰：“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在班固眼中，西域诸国的贡献是其服于汉帝国威德的表现，是汉帝国“怀柔远人”的结果，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共识。汉世获得珍禽异兽，常有作文以记的情况。《汉武故事》载“上好辞赋，每所行幸及奇兽异物，辄命相如等赋之。上亦自作诗赋数百篇，下笔即成，初不留意。”此文虽出自六朝小说，但在正史中我们确实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况。汉武帝自作诗赋的情况可从其所作两首“天马歌”窥见一斑。《汉书·礼乐志》载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武帝见之亲为《天马歌》。太初四年李广利破大宛获汗血宝马，汉武帝又作《西极天马之歌》。汉和帝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班超出使西域带回鸵鸟，班昭（曹大家）即为此奉诏作有《大雀赋》，赋文云：
大家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献大雀，诏令大家作赋曰：嘉大雀之所集，生昆仑之灵丘。同小名而大异，乃凤皇之匹畴。怀有德而归义，故翔万里而来游，集帝庭而止息。乐和气而优游，上下协而相亲，听雅颂之雍雍。自东西与南北，咸思服而来同。
《大雀赋》作为较为稀见的以动物为主题的汉赋，彰显出鸵鸟独特的政治意义。今存汉赋中以动物为主题的大致有贾谊《鹏鸟赋》、孔臧《鸮赋》、尹湾汉墓出土竹简《神乌赋》、路乔如《鹤赋》、公孙诡《文鹿赋》等，但大多动物赋并非是对动物对象的忠实记载与再现，而是蕴含作者的哲学思考或是用于抒发个人情感，而班昭《大雀赋》则是因异物贡献而奉诏作赋，是因事而赋、因物而赋，尽管其中仍有政治化的展演与塑造，但其主体明确且目的性强，是我们探赜汉代动物政治思想的重要材料。尽管汉和帝曾令班昭“每有贡献异物”则作赋以记载，但现存班昭赋文却仅有《大雀赋》一篇可以与该记载相对应，故而其重要性愈发凸显。班昭是赋传达出丰富的历史信息。班昭在赋文中首先视鸵鸟之来为“嘉祥”，将本生于西域的鸵鸟虚构为生于“昆仑之灵丘”，以赋予其神圣与神秘色彩。“同小名而大异”又一次为我们呈现出汉人对于鸵鸟的生物学认知的表浅，即并没有一个专属名谓而通称此类巨型鸟类为大雀，但同时又指出其自有独特之处，即可与凤凰相比，实际上是为了凸显大雀西来这一事件的祥瑞性质而做出的文学处理，是为其后文颂赞汉帝国的威德而张本。班昭认为鸵鸟自万里之外而来，是因为感念汉帝国的仁德与威力，是一种“怀有德而归义”的行为。汉帝国上下协和，雅乐和鸣，呈现出一派礼仪之邦的上国气象，进而招徕四方民众顺从归附。鸵鸟的传入与豢养在此时已经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隐喻，其中，鸵鸟应是指代班超通西域所到达的西域诸国，他们的进贡则是臣服于汉的表现，后文的“自东西与南北，咸思服而来同”则是推而广之，建构起一个庞大的以汉帝国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彰显汉帝国“威德遍于四海”的盛况。班固在《西域传》论赞部分也说到：
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牁、越嶲，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竹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
上文已述，班固认为西域诸国进献是臣服于汉帝国的威德，而威德的基础在于汉帝国“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上文已述，班固认为西域诸国进献是臣服于汉帝国的威德，而威德的基础在于汉帝国“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所以才能够招徕异域诸国，才能够使得鸵鸟之类的“殊方异物”从天下四海来归。类似的记载也见于《汉书·扬雄传》：
女有馀布，男有馀粟，国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凤凰巢其树，黄龙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栖其林。
鸵鸟也被视作与凤凰、黄龙等类似的“祥瑞”，因为汉帝国“仁声惠於北狄，武谊动於南邻”，所以它们不远万里来归。上文提及汉武帝曾于太初四年作《西极天马之歌》，其背景是李广利击破大宛，俘获大宛马献回，其歌曰“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大宛马本是被俘获而来，在武帝所作“天马歌”中却显示出天马主动来归的意味，并以此作为“九夷服”的标志。而《大雀赋》中的鸵鸟则是班超出使西域带回，显然应是西域诸国的主动贡献，这种行为被解读为“怀有德而归义”，这在政治层面的意义显然是要高于兵威所致之贡献。
汉人以鸵鸟为依托构建起“四夷宾服”的天下政治图景的思想，在收藏有西域珍禽的建章宫等宫苑的形制上也有体现。《汉书·扬雄传》描绘汉武帝建章宫云：
穿昆明池象滇池，营建章、凤阙、神明、馺裟，渐台、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
昆明池初建是出于军事的考量，这种考量本身就带有征服西南、统一天下的动机。《三辅黄图》引《关辅古语》云“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则隐喻了昆明池与天汉的联系，通过昆明池实现对银河的构拟，将天下包揽其中。而海山三仙山的营建有汉武帝对于求仙的迷信，但也不可否认其有包纳帝国四海山川的政治期望。上林苑建章宫、长杨宫等遗址均出土有“汉并天下”字样瓦当，更为直接地表达出汉朝通过上林苑实现“包揽天下”的意图。其所希望的就是“储与乎大薄，聊浪乎宇内”，即在这一方区域内，能够遨游寰宇，实现“掩四海而为家”。鸵鸟恰恰成为这一政治理想的空间表达的一部分。
所以鸵鸟西来，并不仅仅是生物学层面的物种交流，它在汉代人的政治生活与精神世界里是脱离其本体而被抽象为一种政治意象了的，是“怀有德而归义”的代表，象征着以安息、条支等为代表的西域诸国。鸵鸟的到来意味着西域诸国的臣服与归义，因为“移珍来享”，是为“抗手称臣”，彰显了汉帝国“建道德以为师，友仁义与为朋”的政治图景，对于鸵鸟的豢养则象征着汉帝国对于西域政治势力的统治与控御。这在汉代人思想中是“威德遍于四海”的表现，是“四夷宾服”的政治格局形成与巩固的体现。
------------------------------- 五 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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鸵鸟传入中原是汉代中西交流历史上一个特别的现象，汉代人对鸵鸟的物种学认识从“大鸟”“大雀”“大爵”到“大马爵”“安息雀”“条支鸟”，实际上自始至终未脱离对于羽类认知最肤浅的层面，而且由于数量和饲养问题，鸵鸟始终未像虎狮一样实现本土化。而生物学认知的有限性为鸵鸟的神秘化、祥瑞化创造了较大的开合空间。因此在政治思想领域，鸵鸟却被抬高到与“凤凰”匹畴的“祥瑞”高度，作为西方政治势力的象征与汉帝国构建天下秩序的抓手而存在。
我们在研究物象尤其是东西交流所流传的物象时，不能仅停留于对物本身的考察，这种考察固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若仅满足于此则未免低估了这种交流结果的价值与意义。因为在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对外交往中，中国与域外的地位是不对等的，这种不对等的观念造成了物象独特的内涵，我们需要挖掘“物”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内涵，因为这往往就是“物”存在的理由。譬如汉代以后的鸵鸟，因为鸵鸟在汉代传入后并未实现本土化养殖，故在汉世之后鸵鸟仍然作为“殊方异物”进贡而来。但在时人的认知中，鸵鸟的形象就有所变动了，被描绘为能“噉火”“瞰铁”“啖铜铁”等颇具神秘色彩的形象，这其实就是时人异域想象的变迁。鸵鸟形象在唐代甚至被制度化地用于帝陵石刻，唐代帝陵有大量的石刻鸵鸟屏，排列在华表、翼马之后。乾陵更有一对鸵鸟石像生。其背后的政治思想与汉代是一致的，即鸵鸟依旧是稀缺的异域珍禽，依然承载着唐“威德遍于四海”的政治内涵。
动物史的视角与取径对于理解和认识任何时代的社会都有积极的意义，动物本身是自然界中的客观存在，但是当它们进入到时人视野中时便被时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赋予相应的文化内涵，若是进入文本则更是如此，通过动物我们能够透视时人的思想世界。陈怀宇就认为对动物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人为中心的研究和以动物为中心的研究，“传统上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是主流，如动物的文化史研究，重视人类社会对动物的认知、想象、描述和书写，研究文学和艺术形式再现动物的形象，探讨动物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角色”。本文即是如此，不论是探讨鸵鸟的传入、豢养情况，还是研究鸵鸟形象在汉代艺术中的应用，本质上仍是希望通过鸵鸟这一动物探寻汉代人对西域珍禽的认知变动以及汉代历史的演进，了解汉代理想政治图景与政治秩序的构建过程。
鸵鸟本为西亚、非洲等地区产物，自汉武帝时张骞凿空西域后作为贡物传入关中、中原地区，成为两汉时期中原与西域交往的重要媒介。《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后汉书》等涉汉史料均记有“大鸟”“大雀”“大爵”等与鸵鸟相关的称呼，以及西域进献鸵鸟的记录。鸵鸟在传入后受到汉王朝的高度重视，被豢养于上林苑之中，与其他羽类杂处，其形象也被化用至艺术创作之中。
由于史料记载较为零散、稀少，故现有的针对汉代鸵鸟东传以及汉代人对其处置情况的专题研究所见不多，大多作为对鸵鸟通史考察的一部分或作为时段稍晚的专题研究的背景加以提及，均较为简略。如在鸵鸟及鸵鸟卵传入中国的研究方面，汉学家薛爱华通过考察唐代文献及唐帝陵石刻对唐代鸵鸟有简略的介绍，其认为唐以前中国人对于鸵鸟的认知始自汉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实际并非如此。张星烺、朱杰勤对唐代鸵鸟情况亦有探讨，可惜较为简略。王颋也对中国古代外来大型走禽尤其是鸵鸟进行了研究。韩香以贯通式的视野考察了汉代至明代鸵鸟及鸵鸟卵的传入情况，并以唐陵石雕为例考察了鸵鸟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在鸵鸟形象的物质文化研究方面，当首推日本学者田边胜美，田边氏以美术史的视角考察中亚出土器物上的鸵鸟形象，尤其重视6-7世纪的萨珊银盘中所描绘的萨珊贵族狩猎羚羊和鸵鸟的景象。田边氏论著对后来中国学者如孙机、韩香等人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孙机利用粟特七鸵纹银盘探讨了中国境内金银器鸵鸟纹样与中亚金银器的关系。李零对汉代建章宫“大鸟”像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进行过讨论，认为建章宫内应有鸵鸟石刻或画像，而织锦上应有鸵鸟图案。林梅村对汉代太液池石鸵鸟的艺术源流有所论述，认为其造型应源自西域。在鸵鸟东传的文化意义方面，石云涛认为其象征着汉天子有德有义和汉王朝的太平盛世。但是现有大多数论著或是通篇梳理式的研究，尚缺乏深度，或是选取关于鸵鸟的一部分史料进行深度挖掘，而没有全面展示鸵鸟自传入、到圈养，再到现实与艺术化应用的过程。同时，在汉代，鸵鸟所承载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物种交流的意义，它有着特殊的地位，不仅被视为异域珍禽，在某些场合还被视作“祥瑞”，但归根结底是将其作为一种政治意象而抬升到祥瑞的高度以宣扬汉王朝的强盛与威德，比作汉帝国功业隆盛、四夷归服的象征。故在这一方面，关于鸵鸟西来的相关研究尚具备推进的空间。同时，对于鸵鸟的研究，也可以弥补长期以来汉代动物史研究在这方面的不足。本文就将聚焦鸵鸟的传入、豢养、现实与艺术化应用，分析考证汉代鸵鸟的整体情况以及汉代人对其认知的变动，并挖掘鸵鸟所承载的政治意义。
------------------------------- 二 有大鸟，卵如瓮：鸵鸟的名谓、传入与豢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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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献所见鸵鸟称谓考源
鸵鸟并非中国内地产物，亦不见于汉以前的传世文献。《后汉书·西域传》载汉和帝永元九年（97）：“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所谓“西海”即今地中海，甘英抵达濒临“西海”的条支国（今叙利亚地区）而还，此地确为前世皆不至，但《史记》却有相关记载。《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条支国）“有大鸟，卵如瓮”。文献关于张骞出使西域的记载未见其曾抵达条支国，关于条支国的记述可能是听闻。但他自安息返还时，安息国及其他西域诸国曾随之而来进贡。《史记·大宛列传》云：“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宛西小国驩潛、大益，宛东故师、扜罙、苏薤之属，皆随汉使来献见天子。”《汉书》因袭《史记》之文，大体一致。可以看出，《史记》所载此次进贡之物为“大鸟卵”，且司马迁对于“大鸟”的描述并不明朗，仅因其体型之大而笼统地称为“大鸟”，可见汉武帝时的关中地区对此类物种甚为陌生，此前并无接触，故没有留下相应的可供参考的鸟类称呼。但可以确定的是“大鸟卵”至迟在汉武帝时已经传入关中地区。
《汉书·西域传》记载安息国“有大马爵”，颜师古注引郭义恭《广志》曰：“大爵，颈及膺身，蹄似橐驼，色苍，举头高八九尺，张翅丈余，食大麦。”所谓“大爵”，《说文·鬯部》释“爵”云：“礼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饮器象爵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象爵之形”实为“象雀之形”，清人段玉裁注云：“各本作‘象爵之形’四字，今正。古文全象爵形，即象雀形也。小篆改古文省之，首象其正形，下象其侧形也。”作为礼器的“爵”，其形制师法自鸟类“雀”的外形，按段氏注解，则“爵”与“雀”实可相通。《孟子》云：“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即为此意。未央宫前殿遗址所出新莽简牍第38号亦有“〼鸟大如孔爵……〼”简文，孔爵即孔雀，可见“雀”“爵”可通。所以上引《汉书》及《广志》所言“大马爵”“大爵”可作“大马雀”“大雀”，与“大鸟”为同一物种。《后汉书》就记条支国：“出师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其卵如瓮。”荀悦《汉纪》云：（安息国）“出犬、马、大雀”，而《汉书》记大月氏：“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西域大宛国则“土地风气物类民俗与大月氏、安息同。”《后汉书·西域传》载甘英出使大秦：（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可知在地理环境相似且地域邻近的情况下，“大鸟”在这一区域内广泛分布，主要有条支国、大宛国、大月氏以及安息等。虽然汉代文献根据其进贡国的不同将其称为“条支大鸟”“安息雀”，但实为一物。而班固以“马”来与“大雀”相比照，也可见他对于“大爵”的认识有所深化，即在体型上以马为参照，也可能存在描述其奔跑速度的意图，清人李圭就曾言鸵鸟“翅短不能飞，而善走，奔若马”。那么结合《广志》记载，根据其生长环境与外形特征可以确定这一“大爵”即“鸵鸟”。这在后世文献中也可以得到印证，《通典》载吐火罗国：“高宗永徽中，遣使献大鸟，高七尺，其色玄，足如驼，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瞰铁。夷俗谓之鸵鸟。”宋人王应麟曰安息所献条支大爵“即今之鸵鸟”，元人王恽辑录刘郁《西使记》云“曰鸵鸟者，即安息所产大马爵也。”清人魏源在注解刘郁《西使记》时云：“驼蹄大鸟即《汉书》安息所产大马爵。”王先谦《后汉书集解》曰“大鸟即鸵鸟”。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知上述史文所载“大鸟”是鸵鸟无疑。而之所以被记述为“大鸟”“大爵”“大雀”“条支大爵”或“安息雀”等等，主要是汉人及后世修史者对其的认知水平尚且有限，即所谓“《山经》所未详”，故汉人只能依据其体型之大、形似鸟类将其称为“大鸟”及类似称呼，或是根据进贡国将其冠以国名，称“安息雀”“条支大爵”等。
（二）鸵鸟的传入与豢养情况
史书有关汉代时鸵鸟传入关中的记载，最早见于上述《史记·大宛列传》即汉武帝时大宛及周边诸国“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据此记述可知鸵鸟卵比鸵鸟更早传入中国。而同在武帝朝，鸵鸟其实也已经自西域诸国传入。《汉书·西域传》云汉武帝时：“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大雀”与“钜象”“师子”等西域兽类安置一处，应是鸵鸟。
武帝后的汉代诸朝，也出现过鸵鸟作为贡物传入的情况。《后汉书·班梁列传》录永元十二年班超上书言曰：“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谨遣子勇随献物入塞。”李贤注引《东观汉记》云：“时安息遣使献大爵、师子，超遣子勇随入塞也。”班超上书言明自己的归乡之志，并遣其子班勇随安息国进贡使者一同入塞，献物中即有鸵鸟。《东观汉记》载汉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安息王献条支大雀。”《后汉书》记永元十三年“冬十一月，安息国遣使献师子及条枝大爵。”《东观汉记·班超传》《后汉书·西域传》等亦有记载，应为同一事。故鸵鸟传入中国，至迟自张骞通西域时开始，至东汉时仍有传入，期间虽然汉朝与西域的联系时断时续，但鸵鸟的传入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对于鸵鸟传入中原后的安置与豢养也值得探讨。
汉朝廷历来重视西域进献的贡物。汉武帝时大宛曾进献两匹天马，汉使亦带回了葡萄与苜蓿，《史记·大宛列传》云：“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为了满足“天马”的饮食，武帝下令在离宫别馆广植苜蓿，这虽是出于武帝对大宛“天马”的极度钟爱，但是亦反映出汉廷对于这些异域珍禽极其重视，有相应的安置与养殖办法，鸵鸟也不例外。上引《汉书·西域传》云“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对鸵鸟的安置，就是将其养殖于“囿”中，也就是汉皇室的“御花园”。《诗经·大雅》云“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毛《传》云：“囿，所以域养禽兽也。”鲁迅旧藏东汉画像石拓片就描绘了《汉书·西域传》所载“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的景象（见图1）。该画像石原题为“桃拔凤凰大象”，编著者注为“画面左刻天鹿，中刻大雀（孔雀），右刻大象。”“桃拔”见于《西域传》乌弋国，孟康注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是为西域珍禽，汉章帝章和元年（87）及二年（88）和帝即位初均有贡献。编著者将原题中“凤凰”识别为“孔雀”是值得肯定的，但其将“孔雀”与“大雀”视为一物则值得商榷，《汉书·西域传》自有“孔爵”即孔雀之称，与大雀并非一物。而大象则是“钜象”。可见，此画像砖所描绘的应当就是豢养西域珍禽异兽的画面，与文献所载基本一致。然而此砖已残，故未能见到鸵鸟图像，但是稍作推测便可知汉画中也是很有可能存在鸵鸟图像的。
图1 鲁迅旧藏东汉画像拓片《桃拔凤凰大象》
采自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汉画馆编，王歌扬、翟京襄、胡玲玲、王建平著《鲁迅藏南阳汉画像》，第214页。另见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藏拓本全集·汉画像卷Ⅱ》，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第186-187页
汉代苑囿众多，关中地区就有上林苑、博望苑、黄山苑、乐游苑、宜春下苑，其中以上林苑规模最大。上林苑因地处西郊商中，故成为养殖西域珍禽异兽的主要苑囿，在其中又以“圈”的形式分门别类地养殖动物。《汉书·郊祀志》云建章宫：“其西则商中，数十里虎圈。”颜师古注云：“商，金也。于序在秋，故谓西方之庭为商庭，言广数十里。於菟亦西方之兽，故于此置其圈也”《三辅黄图》记载汉代三辅地区有九座兽圈，其中只有“彘圈”在未央宫内。《长安志》引《汉宫阙疏》云：“有彘圈，有狮子圈，武帝造。”狮子作为西域物种，也当置其圈于上林苑中，那么鸵鸟亦复如是。班固《西都赋》描绘西郊上林禁苑说道：“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明确提到了“条支之鸟”即鸵鸟的存在。同时，汉廷也设立了相应的官吏管理鸵鸟及其他动物，设有主官水衡都尉以“掌上林苑”，而水衡都尉下属九官来掌管具体事务。其中应当有饲养动物的相关事务。近人关百益在其著《南阳汉画象集》中收录了民国南阳县城北地藏庵出土汉画像拓片一种，将其命名为“驼（鸵）鸟养饲人虎头衔环”（见图2）。画面中下饰虎头衔环，上饰一形似鸵鸟的大型鸟类，旁有一人作饲养状。该鸟类体型之大，与旁侧饲养人对比强烈。按《广志》与《通典》，鸵鸟高度应在晋八九尺、唐七尺左右，大致在今1.96—2.20米左右。画像中的大鸟与文献所述鸵鸟体型较为符合，该画像应是比较写实的，可见养殖鸵鸟的情况确实是存在的。
图2 关百益《南阳汉画象集》第廿八图《驼（鸵）鸟养饲人虎头衔环》
采自关百益编著《南阳汉画象集》，中华书局，1930。转引自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汉画馆编，王歌扬、翟京襄、胡玲玲、王建平著《鲁迅藏南阳汉画像》，河南人民出版社，第64页
至于为什么史籍对于上林苑“大雀圈”“条支鸟圈”等兽圈条目付之阙如，笔者认为可能与鸵鸟的进献数量相关。秦汉史籍关于鸵鸟传入的记载与狮子等其他西域物种相比而言实际上少很多，只集中见于汉武帝与汉和帝时期，可以推断此时在长安的鸵鸟数量很少以至于难以单独成圈，而只能与其他羽类杂处一圈，上林苑中存在的“三爵观”“三雀观”等兽圈之上的台观名目或许正是多种鸟类杂处的证据，但囿于史料之缺，难以完全明晰。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汉代对于西域传入的鸵鸟的安置，主要是豢养于上林苑中，且有着一套较为完备的管理体系。
------------------------------- 三 观大雀踆踆：汉代鸵鸟的现实性与艺术性应用 -------------------------------
鸵鸟传入后被豢养于皇家苑囿上林苑中，而上林苑具备“游憩、居住、朝会、娱乐、游猎、通神、求仙、军训、生产等多项功能。”其中所豢养的动物则是以上活动的物质基础。汉代对于上林苑中鸵鸟活体的使用，笔者将其称为鸵鸟的现实性应用，主要是用于观赏。
《三辅黄图》称上林苑中有燕昇观、观象观、白鹿观、三爵观、鱼鸟观、走马观等，从训诂学的角度看，观，按《说文·见部》云“谛视也。”谛为审之意，观即为审视。刘熙《释名》则解释地更为明确，“观，观也，于上观望也”。《史记》称武帝时“天子苑有白鹿”。何清谷先生认为白鹿观得名于此。那么以动物命名的台观应当是设立于相应的兽圈旁用以登高观赏动物的观景台。虽然于史书未见专门观赏鸵鸟的台观（相关推测上文已述），但是我们仍可以发现汉天子欣赏鸵鸟的记载。张衡《西京赋》记载“大驾幸乎平乐”，即汉武帝亲临上林苑平乐观，观赏角抵之戏、杂技表演以及“怪兽陆梁，大雀踆踆”即异域禽兽与鸵鸟在苑中来回穿梭行走的场景。是为鸵鸟作为观赏动物的例证。
在鸵鸟的产地西亚、北非地区，鸵鸟还被用于狩猎娱乐。田边胜美指出在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前550-前330）鸵鸟就被饲养在王室的猎苑中供帝王狩猎。6-7世纪的萨珊银盘中则直接描绘了萨珊贵族狩猎羚羊和鸵鸟的景象（见图3）。狩猎圈养的动物是古代欧亚大陆所共有的文化传统。陈怀宇指出皇家狩猎并非是一种单纯的娱乐活动，乃是欧亚大陆古代政权构建政治权威的重要活动。那么鸵鸟在汉上林苑是否被用于狩猎则需稍作考察。汉代有“强弩弋高鸟，走犬逐狡兔，此其为乐也”的狩猎风气。而上林苑则是田猎的主要场所，上林苑豢养的绝大多数动物本就有供于祭祀、食用与狩猎的目的。《汉旧仪》云：“（上林苑）百五十亭苑，苑中养百兽。禽鹿尝祭祠祀，宾客用鹿千枚，麕兔无数。佽飞具缯缴。以射凫雁，应给祭祀置酒，每射收得万头以上，给太官。”又云：“上林苑中，天子遇秋冬射猎，取禽兽无数实其中。离宫观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骑。”可见汉代确有在上林苑进行秋冬狩猎的活动，且往往规模巨大、盛况非常。司马相如《上林赋》、班固《西都赋》、张衡《西京赋》、扬雄《羽猎赋》等诸篇汉大赋对此均有记载。狩猎活动中“六师发逐，百兽骇殚”，“鸟惊触丝，兽骇值锋”众军士“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罴，足野羊”“躏玄鹤，乱昆鸡，遒孔鸾，促鵔鸃，拂翳鸟，捎凤凰，捷鹓雏，揜焦明”。而在狩猎完毕后，展示战利品时，据班固描述“鸟则玄鹤白鹭，黄鹄鵁鹳，鸧鸹鸨鹢，凫鹥鸿雁”。汉赋固然有虚夸的成分，但也大体能展现出上林苑动物的丰富性以及作为猎物的情况。班固笔下被猎杀的鸟类颇为丰富，而按上文说，汉人对鸵鸟的认知停留于“大鸟”“大雀”这样表浅的层面，那么鸵鸟是否有可能作为鸟类的一种被“淹没”于其中？答案应当是否定的。日本学者佐川英治指出“西汉时期长安的上林苑主要是作为田猎的场所，是为了展示军事威力以在气势上压倒异民族和诸侯。”这一观点在政治意义上的考察是具有洞见的，但是上林苑并非仅承担田猎功能，如果将广袤的上林苑均理解为狩猎场则稍有不妥。上林苑中其实有一处区域常作为田猎场见于史籍，即上兰观。扬雄《校猎赋》云“翼乎徐至于上兰”。晋灼注曰：“上兰观在上林中。”班固《西都赋》记载狩猎的行进路线云“于是乘銮舆，备法驾，帅群臣，披飞廉，入苑门，遂绕酆、鄗，历上兰。”而后便是“六师发逐”的狩猎场面。《汉书·元后传》载王莽欲讨好太后，曾令“冬飨饮飞羽，校猎上兰”。可见上林苑应当并非全域用于田猎，自然也就并非所有动物均用于狩猎活动。周金泰将苑内动物分为“常见”与“稀见”，常见动物主要产自长安本地，用于狩猎、游戏、食用、创收与祭祀。稀见动物“数量稀少且得之不易，不可能轻易被猎杀或食用”。此类动物主要被用于展示和观赏，按上文所述汉武帝曾至平乐观观赏鸵鸟活动，可知鸵鸟应在其列，属于稀见动物。此外，鸵鸟的传入在汉代具有较为重要的政治价值和祥瑞意义，则其不当在狩猎之列，这一点在后文会具体论述。
图3 萨珊猎鸵纹银盘
采自孙机所引[日]田边胜美《バフラ‐ムグ‐ル狩猎图金象嵌银制皿に关するー考察》相关图片，孙机《七鸵纹银盘与飞廉纹银盘》，载氏著《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第161页
鸵鸟传入后除了被豢养于上林苑作观赏之用，其异域珍禽的独特形象也被用于艺术创作之中，笔者将其称为鸵鸟的艺术性应用。主要体现在石刻造像、汉画像石（砖）以及纺织图案等艺术作品之中。
（一） 汉代的石刻鸵鸟
太初元年（前104）汉武帝作建章宫、太液池，《史记·孝武本纪》描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司马贞《索隐》引《汉武故事》云“玉堂基与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则玉堂应为一处宫室建筑，“大鸟”在其附近。《汉书·郊祀志下》云：“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颜师古注云：“立大鸟象也。”故所谓“大鸟”应是以真实“大鸟”为原型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李零认为玉堂附近的“大鸟”是鸵鸟类雕刻或绘画。这一观点为“大鸟”像的具体形式给出了雕刻与绘画两种可能，但并未断言。笔者认为应是石刻鸵鸟造像。原因有二，第一，汉武帝在太初元年以前曾有以西域异兽作为石刻原型的行为。《别国洞冥记》记述元封三年（前108）大秦国进献花蹄牛，武帝在建造望仙宫时曾刻花蹄牛形象于石上并立于宫中。张星烺认为其说未必就是虚构，仍有可采信之处。第二，同一区域内频繁出现以动物为原型的石刻造像。《三辅故事》云：（昆明池）“池中有豫章台及石鲸，刻石为鲸鱼，长三丈。”《史记索隐》注引《三辅故事》云：（建章宫）“殿北海池北岸有石鱼，长二丈，广五尺，西岸有石龟二枚，各长六尺。”1973年西安汉太液池遗址曾出土一件石鱼（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或正是文献所记石鱼。可见太液池中的“动物”多以石刻造像为形，则此“大鸟”也可能为石刻造像。《三辅黄图》言建章宫旁奇华殿云：“四海夷狄器服珍宝，火浣布、切玉刀、巨象、大雀、师子、宫马，充塞其中。”奇华殿作为收藏西域所献奇珍异宝与珍禽异兽的地方（按：异兽既存于宫殿之中，则应非活物，可能是艺术品或标本），那么与之相近的玉堂所立石刻大鸟也应是以西域珍禽异兽为原型的。则可知位于玉堂附近的石刻“大鸟”为石刻鸵鸟的可能性很大，系宫殿前的礼仪性或装饰性石刻。陈直曾认为鸵鸟作为画像题材始于唐乾陵雕刻。此说法应有舛误，按上说，鸵鸟作为画像题材至迟始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前后。
（二）“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所见鸵鸟纹样
鸵鸟在艺术领域的另一应用是作为纺织图案，主要见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1995年中日共同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发掘尼雅遗址95MN1号墓地，在M8中出土一件汉代“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见图4）。其上出现了疑似鸵鸟的图案，但调查报告称其上“织出星纹、云纹及孔雀、仙鹤、辟邪、虎等瑞禽兽纹样”。众多学者对锦上图案做出了辨析。参与发掘的于志勇认为锦上“有虎、龙、辟邪、仙鹤、孔雀、瑞兽图案”。孙机认为图案为虎、辟邪、大鸟、灵禽，但未明言“大鸟”是何种鸟。李零指出“这件‘护膊’虽然是精绝古墓中的随葬物，但材料却是汉地所出，实际是用汉地的织锦裁制。它上面的文字反映的乃是汉地的思想，而不是精绝国的思想。”并认为织锦图案有鸵鸟纹。林梅村亦持此见。笔者也赞同李零先生的观点，即这块汉代织锦上有鸵鸟图案。除了其具体形象相似外，我们稍作考察也不难发现，织锦上所呈现的虎、辟邪、孔雀等“瑞兽”皆有异域动物的源流，这块织锦出土于精绝古墓中则表现了墓主人对于其绘图案的接受，而彼时新疆地区作为中西交通的必经之路，其人对于这些域外动物的认识是早于且深于中原汉地的。这虽然没有汉以前的实物和文献支持，但是在去汉未远的南北朝时期可以得到证实。1990年焉耆县出土一件南北朝时期的七鸵纹银盘（见图5），其鸵鸟纹样生动逼真程度远超汉代织锦，且该器物已是作为生活用具而存在。那么综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上出现与孔雀等同为域外动物的鸵鸟纹样是合情合理的，“大鸟”纹样就是鸵鸟纹。
图4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所见鸵鸟形象（右上与右下）
采自《文物》2020年第5期（封三）。该文物图版较早刊布于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遗址学术调查报告书（图版），然不甚清晰，故本文未采之，特此说明
]图5 七鸵纹银盘中的鸵鸟纹样
采自孙机《七鸵纹银盘与飞廉纹银盘》，载氏著《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第158页
（三） 汉画鸵鸟纹发覆
除了作为直接明晰的石刻造像、织锦图案以及上述较为明确的“驼（鸵）鸟养饲人虎头衔环”汉画外，鸵鸟造型还曾作为组成因素或潜在的影响因素存在于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中。汉画频繁出现凤鸟、鹤等传统祥瑞图像，而在凤鸟图像中其实就存在鸵鸟因素，或言凤鸟图像就是鸵鸟及其他羽类综合而成。这一点有学者已经注意到，但并未具体探讨，颇为遗憾。而对于汉画中的鹤图像，则可能存在将鸵鸟误识为鹤的情况。首先，关于凤鸟，史文丰富，但描绘其具体形象的史文基本见于汉及以后。在此仅举数例以便窥管。
张守节《史记正义》注引京房《易传》云：“凤凰，雁前麟后，鸡喙燕颔，蛇颈龟背，鱼尾骈翼，高丈二尺。”西汉中期史游《急就篇》云：“凤，神鸟也。其状麟前而鹿后，蛇颈鱼尾，龙纹龟背，燕颔鸡喙，鹤立鸳思，五采备举。”《说苑》云：“天老曰：‘夫凤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鹤植鸳鸯思，丽化枯折所志，龙文龟身，燕喙鸡啄，骈翼而中注。’”刘向所言与《急就章》类似，至于是否所谓黄帝大臣天老所言尚需存疑，此言最多可视为西汉时的认知，后为《说文》承袭。较汉更早的文献中关于凤鸟的记载主要见于《山海经》及《尔雅》。《山海经·南山经》云：“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其中只说明了凤鸟像鸡，身着五彩花纹，没有更多的外形描绘。《尔雅》云：“鶠，凤。其雌皇。”寥寥数语，仅说明了凤、凰雌雄之别，而到了东晋郭璞时才将其形象注为“瑞应鸟。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五彩色。高六尺许。”可见汉代以前凤鸟形象实际上是相当不明确、不成熟的。而从汉代后的文献中可看出凤鸟是多羽类的综合体，而其“蛇颈鱼尾”、“燕颔鸡喙”、多“青”色的特征都与鸵鸟有着明显联系。这便为我们简要呈现了凤鸟形象的“建构”过程。为何会如此？笔者看来与鸵鸟等物种的传入应有较密切的联系。在大量的汉画实物资料中，其实不难看出这种联系。
至于汉画中鹤与鸵鸟的辨识，则多有辨别错误的情况，尤其是错将鸵鸟识别为鹤。按郭义恭《广志》云“蹄似橐驼”，橐驼即今所谓骆驼，实际上已经指出了辨识鸵鸟的重要依据。现代鸵鸟为驼形目鸵鸟科鸵鸟属且足具两趾，较发达的一趾几近于蹄。骆驼为偶蹄目，今山东地区多出土东汉驼纹画像石，时人对于骆驼的认知是相当明细的，可见《广志》所言不虚，鸵鸟蹄确似骆驼，为两趾，上引七鸵纹银盘中的鸵鸟纹则证实了这种认识。汉画中鸵鸟汉画像砖被误识为鹤的情况，笔者在此以三例加以讨论，其中两种为河南洛阳出土西汉画像砖（见图6），另一种为河南郑州所出汉画像砖（见图7）。图6所示两种汉画中的鸟类均为两趾，且趾部肉厚而饱满，显然具备鸵鸟的趾部特征。而同为河南洛阳所出的其他“鹤”纹画像砖则有着明显不同于该二种的趾部特点（见图8），从拓片可见此三种画像中鸟类均为四趾且四趾细长，正是“鹤”。图7为一鸟类进食汉画，画像中的鸟类为两趾、短喙，整体造型与同类“鹤”纹画像砖中四趾、喙长而直的鹤有着较大的区别，且汉画鹤进食图像大多突出其喙强直、细长的特点（见图9）。相反，其外形与上文所述“七鸵纹银盘”中的鸵鸟却十分相似，同时，画像中鸟类身体向上拱起，向下伸脖作进食状的姿态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鸵鸟图案有异曲同工之妙，故该画像砖中的鸟类是鸵鸟的可能性较大。综合上述可知，此三例汉画均是被误识为“鹤”的“鸵鸟”，而这种案例的数量应当不止于此。
图6 《中国汉画大图典》收录河南洛阳出土西汉“鹤”纹画像砖二种
采自顾森主编《中国汉画大图典》第五卷《动物灵异》，第343、344页
图7 河南郑州出土汉代画像砖
采自杨絮飞编著《中国汉画造型艺术图典·动物》，第220页。
图8 《中国汉画大图典》收录河南洛阳出土西汉“鹤”纹画像砖三种
采自《中国汉画大图典》第五卷《动物灵异》，第343页
图9 《中国汉画大图典》收录山东邹城、微山出土东汉“鹤啄鱼”画像石二种
采自《中国汉画大图典》第五卷《动物灵异》，第334页
汉画的特殊功用决定了其所绘图案大多是动物祥瑞、神兽与仙人等中国传统形象，大多情况下很难出现明确的域外来物，即便有，也可能是经过改造与重构的。但应当注意到，域外来物的造型外观会对汉代人的艺术审美产生影响，进而成为汉画艺术中的某些潜在因素。同时，识别汉画应当注重细节的解读，不应轻易地以相似性抹灭差异性，这样或许就会使得诸多历史信息被掩盖。
制造鸵鸟石刻、鸵鸟纹汉画与织锦，昭示着汉代人对于鸵鸟认知的深化，显示出以鸵鸟为原型的意象在艺术领域的应用逐渐成为当时的趋势，同时也意味着鸵鸟的传入丰富了中国传统纹样艺术学以及审美情趣。
------------------------------- 四 怀有德而归义：作为政治意象的鸵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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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鸵鸟的传入源自张骞出使西域，这是汉代历史上一重大外交事件。此后鸵鸟的每一次传入，都是一次中外政治交往的结果，因而鸵鸟也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意义。
《汉书·西域传》班固论赞曰：“故自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在班固眼中，西域诸国的贡献是其服于汉帝国威德的表现，是汉帝国“怀柔远人”的结果，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共识。汉世获得珍禽异兽，常有作文以记的情况。《汉武故事》载“上好辞赋，每所行幸及奇兽异物，辄命相如等赋之。上亦自作诗赋数百篇，下笔即成，初不留意。”此文虽出自六朝小说，但在正史中我们确实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况。汉武帝自作诗赋的情况可从其所作两首“天马歌”窥见一斑。《汉书·礼乐志》载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武帝见之亲为《天马歌》。太初四年李广利破大宛获汗血宝马，汉武帝又作《西极天马之歌》。汉和帝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班超出使西域带回鸵鸟，班昭（曹大家）即为此奉诏作有《大雀赋》，赋文云：
大家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班超献大雀，诏令大家作赋曰：嘉大雀之所集，生昆仑之灵丘。同小名而大异，乃凤皇之匹畴。怀有德而归义，故翔万里而来游，集帝庭而止息。乐和气而优游，上下协而相亲，听雅颂之雍雍。自东西与南北，咸思服而来同。
《大雀赋》作为较为稀见的以动物为主题的汉赋，彰显出鸵鸟独特的政治意义。今存汉赋中以动物为主题的大致有贾谊《鹏鸟赋》、孔臧《鸮赋》、尹湾汉墓出土竹简《神乌赋》、路乔如《鹤赋》、公孙诡《文鹿赋》等，但大多动物赋并非是对动物对象的忠实记载与再现，而是蕴含作者的哲学思考或是用于抒发个人情感，而班昭《大雀赋》则是因异物贡献而奉诏作赋，是因事而赋、因物而赋，尽管其中仍有政治化的展演与塑造，但其主体明确且目的性强，是我们探赜汉代动物政治思想的重要材料。尽管汉和帝曾令班昭“每有贡献异物”则作赋以记载，但现存班昭赋文却仅有《大雀赋》一篇可以与该记载相对应，故而其重要性愈发凸显。班昭是赋传达出丰富的历史信息。班昭在赋文中首先视鸵鸟之来为“嘉祥”，将本生于西域的鸵鸟虚构为生于“昆仑之灵丘”，以赋予其神圣与神秘色彩。“同小名而大异”又一次为我们呈现出汉人对于鸵鸟的生物学认知的表浅，即并没有一个专属名谓而通称此类巨型鸟类为大雀，但同时又指出其自有独特之处，即可与凤凰相比，实际上是为了凸显大雀西来这一事件的祥瑞性质而做出的文学处理，是为其后文颂赞汉帝国的威德而张本。班昭认为鸵鸟自万里之外而来，是因为感念汉帝国的仁德与威力，是一种“怀有德而归义”的行为。汉帝国上下协和，雅乐和鸣，呈现出一派礼仪之邦的上国气象，进而招徕四方民众顺从归附。鸵鸟的传入与豢养在此时已经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隐喻，其中，鸵鸟应是指代班超通西域所到达的西域诸国，他们的进贡则是臣服于汉的表现，后文的“自东西与南北，咸思服而来同”则是推而广之，建构起一个庞大的以汉帝国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彰显汉帝国“威德遍于四海”的盛况。班固在《西域传》论赞部分也说到：
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牁、越嶲，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竹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
上文已述，班固认为西域诸国进献是臣服于汉帝国的威德，而威德的基础在于汉帝国“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上文已述，班固认为西域诸国进献是臣服于汉帝国的威德，而威德的基础在于汉帝国“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所以才能够招徕异域诸国，才能够使得鸵鸟之类的“殊方异物”从天下四海来归。类似的记载也见于《汉书·扬雄传》：
女有馀布，男有馀粟，国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凤凰巢其树，黄龙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栖其林。
鸵鸟也被视作与凤凰、黄龙等类似的“祥瑞”，因为汉帝国“仁声惠於北狄，武谊动於南邻”，所以它们不远万里来归。上文提及汉武帝曾于太初四年作《西极天马之歌》，其背景是李广利击破大宛，俘获大宛马献回，其歌曰“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大宛马本是被俘获而来，在武帝所作“天马歌”中却显示出天马主动来归的意味，并以此作为“九夷服”的标志。而《大雀赋》中的鸵鸟则是班超出使西域带回，显然应是西域诸国的主动贡献，这种行为被解读为“怀有德而归义”，这在政治层面的意义显然是要高于兵威所致之贡献。
汉人以鸵鸟为依托构建起“四夷宾服”的天下政治图景的思想，在收藏有西域珍禽的建章宫等宫苑的形制上也有体现。《汉书·扬雄传》描绘汉武帝建章宫云：
穿昆明池象滇池，营建章、凤阙、神明、馺裟，渐台、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
昆明池初建是出于军事的考量，这种考量本身就带有征服西南、统一天下的动机。《三辅黄图》引《关辅古语》云“昆明池中有二石人，立牵牛、织女于池之东西，以象天河。”则隐喻了昆明池与天汉的联系，通过昆明池实现对银河的构拟，将天下包揽其中。而海山三仙山的营建有汉武帝对于求仙的迷信，但也不可否认其有包纳帝国四海山川的政治期望。上林苑建章宫、长杨宫等遗址均出土有“汉并天下”字样瓦当，更为直接地表达出汉朝通过上林苑实现“包揽天下”的意图。其所希望的就是“储与乎大薄，聊浪乎宇内”，即在这一方区域内，能够遨游寰宇，实现“掩四海而为家”。鸵鸟恰恰成为这一政治理想的空间表达的一部分。
所以鸵鸟西来，并不仅仅是生物学层面的物种交流，它在汉代人的政治生活与精神世界里是脱离其本体而被抽象为一种政治意象了的，是“怀有德而归义”的代表，象征着以安息、条支等为代表的西域诸国。鸵鸟的到来意味着西域诸国的臣服与归义，因为“移珍来享”，是为“抗手称臣”，彰显了汉帝国“建道德以为师，友仁义与为朋”的政治图景，对于鸵鸟的豢养则象征着汉帝国对于西域政治势力的统治与控御。这在汉代人思想中是“威德遍于四海”的表现，是“四夷宾服”的政治格局形成与巩固的体现。
------------------------------- 五 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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鸵鸟传入中原是汉代中西交流历史上一个特别的现象，汉代人对鸵鸟的物种学认识从“大鸟”“大雀”“大爵”到“大马爵”“安息雀”“条支鸟”，实际上自始至终未脱离对于羽类认知最肤浅的层面，而且由于数量和饲养问题，鸵鸟始终未像虎狮一样实现本土化。而生物学认知的有限性为鸵鸟的神秘化、祥瑞化创造了较大的开合空间。因此在政治思想领域，鸵鸟却被抬高到与“凤凰”匹畴的“祥瑞”高度，作为西方政治势力的象征与汉帝国构建天下秩序的抓手而存在。
我们在研究物象尤其是东西交流所流传的物象时，不能仅停留于对物本身的考察，这种考察固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若仅满足于此则未免低估了这种交流结果的价值与意义。因为在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对外交往中，中国与域外的地位是不对等的，这种不对等的观念造成了物象独特的内涵，我们需要挖掘“物”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内涵，因为这往往就是“物”存在的理由。譬如汉代以后的鸵鸟，因为鸵鸟在汉代传入后并未实现本土化养殖，故在汉世之后鸵鸟仍然作为“殊方异物”进贡而来。但在时人的认知中，鸵鸟的形象就有所变动了，被描绘为能“噉火”“瞰铁”“啖铜铁”等颇具神秘色彩的形象，这其实就是时人异域想象的变迁。鸵鸟形象在唐代甚至被制度化地用于帝陵石刻，唐代帝陵有大量的石刻鸵鸟屏，排列在华表、翼马之后。乾陵更有一对鸵鸟石像生。其背后的政治思想与汉代是一致的，即鸵鸟依旧是稀缺的异域珍禽，依然承载着唐“威德遍于四海”的政治内涵。
动物史的视角与取径对于理解和认识任何时代的社会都有积极的意义，动物本身是自然界中的客观存在，但是当它们进入到时人视野中时便被时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赋予相应的文化内涵，若是进入文本则更是如此，通过动物我们能够透视时人的思想世界。陈怀宇就认为对动物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人为中心的研究和以动物为中心的研究，“传统上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是主流，如动物的文化史研究，重视人类社会对动物的认知、想象、描述和书写，研究文学和艺术形式再现动物的形象，探讨动物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角色”。本文即是如此，不论是探讨鸵鸟的传入、豢养情况，还是研究鸵鸟形象在汉代艺术中的应用，本质上仍是希望通过鸵鸟这一动物探寻汉代人对西域珍禽的认知变动以及汉代历史的演进，了解汉代理想政治图景与政治秩序的构建过程。
李昌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原文发表于《形象史学》2024年秋之卷（总第31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