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摘 要] 太平洋战场和我国华北敌后战场的联动关系、日方扫荡与中方反扫荡的互动关系，是学界有待进一步深挖的重要课题。通过考证日方的各类侵略计划、比照中日双方的战史资料可以看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华北日军曾根据局势的变化对其侵略政策进行过两个阶段的调整，此种调整非但没有收缩战线或采取守势，反而进一步加紧了对根据地的扫荡。同时，为充实其重要物资和战略资源以推动东南亚及太平洋方面的侵略，日军行动还进一步体现出了浓烈的掠夺性质。1942年上半年，日军先后对山西、河北的根据地发动扫荡，其间隐匿包围、掠夺摧毁，“三光政策”骤然升级。对此，中方军民立刻作出反应，采取高度重视、觅机反制、发动群众、发展民兵等相应对策，不仅成功完成了反扫荡任务，亦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1941年12月的“珍珠港事件”为契机，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此后的约半年时间里（以1942年6月的“中途岛战役”为转折），日军在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疯狂地侵略扩张，不仅四处搜索捕杀美、英、法、荷等国的海上舰船，而且还大举进犯并攻占了香港、英属马来、新加坡、英属婆罗洲、美属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及关岛、威克岛等诸多太平洋岛屿。[１]而另一方面，身处中国大陆战场的侵华日军，虽然在这一时期有不少精锐部队被陆续抽调南下，却仍在执拗地谋划着积极进攻，并频繁实施了扫荡，企图藉此向中方施压、加紧逼迫中方投降，以尽快从中国战场的泥淖中脱身出来。
关于这一阶段的日军侵略，以往中外学界做过不少资料整理与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日本学界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编纂出版了大量史料文献集，较为全面地收录了与该课题相关的史料文件与档案资料；[２]同时，亦有不少学者在相关的通史类书籍、专题论文中对该时期侵华日军的政策方针、部队调遣、侵略行动、军纪问题及其造成的历史影响等[３]做过梳理与介绍；此后还有研究者利用丰富的史料，从多个角度对侵华日军的战略部署、军事活动、内部纠葛、情报谋略、野蛮行径、战争罪责等展开了细致的检讨。[４]我国学界的研究也在最近20年里迎来了数量猛增、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学者们强调在研究中充分搜索、利用日方档案文件的必要性[５]的同时，综合运用中日双方的史料，考察了侵华日军的各类战略方针、侵略计划及其野蛮暴行、中共中央与蒋介石国民政府所做的观察与研判，以及中日两军在正面、敌后战场上展开的较量与博弈等。[６]可以说正是有了学界的不断努力，目前相关研究已进入了一个高水平的层次。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以往成果中仍旧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深化完善。例如中国的抗战显然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以往对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的联动关系却缺乏足够的考察；以往虽对中方抗战与反扫荡的情况做了较为详实的研究，却在中日双方政策行动的彼此互动与印证上留有遗憾；等等。是故，本文拟参考近年来解密公开的日军文件档案，比照我国相关的史料记录，对华北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尤其是1941年末至1942年上半年的侵略政策、侵略行动、中方的应对等展开实证考察，以期折射出太平洋战场和华北战场的联动关系。
------------------------------- 一、华北日军1941年的形势判断与政策动向 -------------------------------
抗日战争进入第五个年头即1941年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战军民业已在华北地区建立起五块主要的根据地（晋绥、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山东），并在那里部署了大量指挥机关、教育机关、武器工厂及其他各类后方设施。各个根据地划分成若干军区，各军区又下辖若干军分区，不断充实、壮大八路军、游击队、民兵等战斗队伍。与此同时，亦将日军分散配置而无法掌握、难以掌握的大片地区划定为游击区，派遣部队在那里频繁游动，寻找机会建立抗日行政机关，动员并扩充兵员以攻击袭扰敌方的驻地、交通线及重要资源产地。可以说，中方游击战术的本质，正在于避实击虚、伺机而动，以便广泛发动并组织人民一道坚持抗战、保家卫国。
面对这一形势，当时日军的高层也有过一些调查与认知。综合各方面的情报和观察，其意识到中方各地党、政、军等机关的行动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不断充实自身实力，整备强化抗日根据地；二是提升八路军、游击队等部队的质量，推进精兵化；三是坚决贯彻落实政治工作、群众工作。[７]尤其统计得知在华北方面，“正规军已达25—30万，另有游击队40—50万（华北党员50万、全中国党员80万——原文注）……然其强大之处，并不在于兵力，而在于很好地把握了民心”。[８]
另一方面，经历百团大战之后，华北日军即“华北方面军”一直将“判断八路军是否会再次实施大规模进攻行动”作为基本任务之一并倍加警惕。为此，其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基于以往的教训，参考1933年国民党第五次进攻中央苏区的政策，[９]制定了所谓的《治安肃正建设三年计划》，把整个华北划分成“治安区、准治安区、未治安区”[１０]三类（即对应我方所说的沦陷区或敌占区、游击区、根据地或解放区），企图将“治安区”移交给伪军负责，实施清乡，将日军集中起来对“准治安区”进行蚕食，对“未治安区”展开扫荡。甚至还曾大量强征当地百姓，在“准治安区”和“未治安区”之间修建封锁沟和封锁墙。因之，1941年度华北日军初订的策略主要表现出三点特征：一是企图借鉴国民党军队过去的“堡垒战术”，建设为数众多的据点与碉堡；二是开展“政治工作”并全力完善铁路公路网，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扫荡；三是在各地挖掘修筑绵延数万公里的封锁沟和封锁墙，欲强化对根据地的封锁。
与此同时，早在日方谋划挑起太平洋战争之前数月间，东京的日军高层就已经开始研究、酝酿开战以后如何进一步加紧对华侵略的问题了。虽然当时作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负责统辖所有侵华部队的畑俊六在同年9月出席大本营参谋长会议时，曾对发动太平洋战争提出过异议，“不赞成在尚未结束中国事变的情况下对其他地区动手”，但东京方面却在此后进一步确认了《对华作战期间发动南方作战之作战案》《对华作战及南方作战期间俄国参战时的作战案》等计划。于是，畑便奉命于10月22日正式研究拟定了《对华作战期间发动南方作战时中国派遣军的作战案》。就笔者目前所知而言，这应是侵华日军对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将如何采取行动”所做的最初考量。该作战案规定：侵华日军将在开战后“适时地向长期战争态势转移，并与海军协同，继续从政战两略上实施对敌压迫，以迫使中方屈服并清除英美等国的在华势力”，其具体措施主要包括“尽快接收英美等国的在华势力尤其是其权益与租界、迅速进攻并占领香港、强化治安肃正及对敌封锁”，其目的是“在目前尚未结束对华战争的情况下，尽量减轻中国战场上的消耗……将中国化为日军（进攻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的总兵站基地”。[１１]这显然说明，挑起太平洋战争之后侵华日军非但不会按一般所想的那样收缩战线或采取守势，反而将进一步强化其侵略扫荡。而接到此项命令的华北方面军，则于11月24日召开了各兵团与各机关负责人会议，不仅在会上表达了完全赞同的态度，更是特别强调要在偷袭珍珠港之前严格保密相关准备工作。
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的12月3日，东京向侵华日军下达了《大陆命第575号》《大陆指第1042号》等正式命令，要求其“迅速处理中国事变”并“全力确保重要资源产地、培养战力……加速抗日势力的衰亡”，同时“强化军队的现地自活，积极获取并利用占领区内外的资源”。这意味着日军随后的行动将展现出更为浓烈的施暴与掠夺色彩。而华北日军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其司令官冈村宁次、参谋长安达二十三在接到偷袭珍珠港的内部特电之后，当天便召集下属开会，对各部队作出了如下训话：“无论有着何种困难与窘境，都应欣然面对并予克服，……新的作战不会减轻我军的任务”，“共产党军队及其民众，势必将认为抗战前途已变得光明，并开始尝试积极的反攻与破坏工作。……（所以）要制其先机，实施积极扫荡，以稳定改善后方治安，同时还需致力于重要国防资源的开发与获取，以培养我国国力，促进并提升军队的现地自活能力以减轻国家的负担”。[１２]显然，华北日军对侵略政策的调整已变得极为明确。即强调两个要点：一是将谋划更为频繁的扫荡给中方施加压力；二是确保既有资源产地的同时也进攻并掠夺根据地的资源，用以“自给自足”或运回日本。
不仅如此，其参谋部还奉命依照满铁“华北经济调查所”的资料《华北资源要览》，确认了当时急需抢夺的资源品目，宣称：“现在及将来，期待从华北取得的切实且最大的资源除了劳动力外，还包括煤炭、工业盐、石灰岩、白钨矿、萤石矿、铝土矿等，作为制衣原料的棉花、羊毛、皮革次之。铁矿方面，目前虽无法有大的期待，但尚未探明的储量极大。粮食资源的自给也不会困难。森林资源虽然暂时贫乏，但随着治水工程的推进应能有所发展。煤炭方面，（华北）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是共荣圈内唯一且最大的供给源，渤海附近地区集中的冶铁用煤能通过和南方各地及华北满洲的铁矿石结合，在当地建设起重工业基地。作为煤炭加工或利用工业，还可期待煤炭液化与化学肥料工业的巨大发展。……因此华北的潜在资源是庞大的，且不会和南方等共荣圈其他地区的资源发生重复，共荣圈向南方的扩大反而能进一步增强其资源的利用程度。……华北对于日满经济来说是原料资源的供给地、劳动力的提供地。”[１３]而山西的矿产、河北的粮食、山东的棉花和盐，正是日军企图大规模掠夺的重要战略资源。
与此相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接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后，立即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和《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等文件，对随后的抗战工作做了部署：应全力构建太平洋各民族的统一战线、缔结太平洋各国间的军事同盟、在日军后方的所有地区展开游击战、大规模开展华侨工作、推进华侨及各民族共产党员的活动、中国的各党各派都应积极参政。[１４]而左权等八路军高级将领，亦对战争形势的发展作出了准确预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我敌后华北抗战更造成了某些有利条件，但华北形势将仍然是紧张的。敌对我各个根据地的‘扫荡’仍旧照常有的，对伪军伪政权的控制，对根据地资材人力的掠夺，对根据地经济之封锁及特务活动等必更加剧烈，很值得警惕。”[１５]可以说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12月底下达《关于1942年中心任务的指示》，进一步明确了未来的抗战策略：“精兵简政，发展经济，发展民运，发展敌占区工作，发展对敌伪的政治攻势，有计划地训练干部，在军事上是粉碎敌人可能的‘扫荡’（任何‘扫荡’必须坚决粉碎之）。”[１６]即号召广大军民积极行动起来，在军事上准备应对日军的扫荡，在政治上深化精兵简政、发展民运、充实民兵，同时利用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扩大宣传和舆论攻势，动员并组织更多群众投入到抗战工作中来。
华北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不仅首先调整了其侵略方针，而且也密切关注当时中方的动向。他们在12月的《方面军战时月报资料》中指出：“游击战趋于活跃，袭击事件较上月有所增加。……绪战中皇军取得了胜利……所以（在亲日分子中）增强了对我实力的认识以及对日依存的氛围。但是，中方仍在反复宣传日军的撤退、日本必败等内容。”[１７]受此影响，“积极的对日合作论者仅占比约20%，对日中合作漠不关心者占比约40%，民族意识旺盛且反日者占比约40%……大部分人在潜意识中抱有如下观念：日军在绪战中即便占据优势，在长期战争中亦无法取得胜利。”[１８]因此，为了在开战伊始的舆论战、宣传战中蛊惑民心、占得先机，不通汉语的日军把希望寄托给了伪政权。尤其是在其文件中叮嘱各部队须特别注意与伪方的沟通方式与利用方法：“中国人非常重视面子，但这和日本人所谓的体面或面目有很大不同，他们的面子里有不少关于得失的盘算。……例如向其下达指令时若说‘能做还是不能做，你试试看’，他们就会觉得是对自己能力的怀疑，导致能做的事情也不做了。相反，若说‘这事只有你做得来，请务必努力’，那么他们无论成败都会尽力。……他们对偷盗没有什么罪恶感，认为即便被发现了，只要归还回去就行。……通常都很残忍，其采取的某些恐怖手段可能在谍报工作中会大有用处。……是彻底的利己主义者、拜金主义者，为了金钱甚至可以忘却国家感情，为了金钱可以做任何事，此点在利用时需要加以留意。”[１９]不过，当时日伪间的关系并不是融洽的，在日军的军法犯罪记录中就曾频繁出现过如下之类的事情：“（一个日军士兵）于1941年12月27日晚上喝过高粱酒，酒醉之后前往中国民宅，发现有四个中方警备队员（伪军士兵）在打麻将赌博，遂上前阻止并加以呵斥。结果反遭抵抗并发生斗殴，（对方）将其揍倒后辱骂‘混蛋’并扬长而去。该兵满腔愤怒，提起空啤酒瓶追出屋外，结果摔倒，啤酒瓶打碎，便举着打碎后锋利的瓶口冲到门口。恰好看到对方其中一人，遂以瓶口对其进行数次殴打，导致其左侧锁骨及左上臂受伤，大量出血。”[２０]当然在日方看来，利用伪方加强舆论宣传只是一种“治标工作”，即使日伪关系不甚融洽也不会对其战局造成太大影响，消灭抵抗力量等“治本工作”才是其关注的要点。
总之，早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方就已经开始研究新一轮的侵略问题了。它并不是一般所想的那样为实现对英美作战而放松对华侵略，而是为了把中国尤其是华北地区化为进攻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的总兵站基地而企图加紧扫荡进攻。因此，日军势必将着手修改调整其扫荡策略，并在其扫荡上体现出更为浓烈的施暴与掠夺色彩。
------------------------------- 二、1942年初的山西扫荡及其策略变化 -------------------------------
进入1942年，华北日军除在其“治安区（沦陷区）”推进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外，还连续数月对“准治安区（游击区）”“未治安区（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该年年初，华北方面军即按照此前的预定计划，“利用晚冬初春中共较为困难的时期”，[２１]指派其下属的第一军对山西省山区地带的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扫荡。而其将目标锁定在山西的原因主要在于：“共产党军队终究是华北赤化的策源地，其坚守山西并在偏远地区不断壮大了实力，反复破坏了后方治安，故计划予以彻底攻击，并铲除其根据地与盘踞地。”[２２]为此，在1月11日接到作战准备命令后，日军第一军便立即制定了扫荡计划，同时还依照上级“尽可能减少后方防守兵力以集中更多机动兵力”[２３]的指示，打算集结第36、37、41师团、独立混成第3、4、16旅团等多支部队，以23.5个步兵大队、27个山炮兵中队、2个野战重炮兵大队的兵力发动大举进攻。
从当时日军制定的计划内容来看，其扫荡策略显然较以往有了一些调整与变化。如根据上级命令研究过详细方案的独立混成第4旅团司令部，就曾在其行动命令中作出了如下规定：第4旅团将出动8.5个步兵中队、1.5个山炮兵中队参与扫荡，把整个扫荡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X-3日至X+1日（此处的X指扫荡的首日，通常会在扫荡前一周才另行通知——引者注），除司令部直辖部队（0.5个步兵中队）外，其他部队分成三股：福井支队（3个步兵中队、1个山炮兵中队）、吉田支队（2个步兵中队、0.25个山炮兵中队）、青柳支队（3个步兵中队、0.25个山炮兵中队），共同实施包围偷袭。自X日拂晓开始构建并压缩包围圈，着力搜索中方主力并展开追击；第二阶段为X+2日至X+9日，各支队推进到预定地点后于X+4日夜间立即折返，沿途摧毁各类设施、夺走重要物资并要求百姓予以配合，注意寻找军（营长以上）、政（县委以上）主要干部的踪迹；第三阶段为X+10日至2月末，开展“复行作战”，即重复实施上述行动。与此同时还在命令中特意添加了《敌区资材虏获地范围要图》，并强调了行动的隐匿要领：部队移动时一律对外宣称是“变更驻地”，友军相遇时使用旗帜或灯光彼此识别（福井支队左右挥动、吉田支队上下挥动、青柳支队画圆），夜间沟通时必须使用暗号（问“烈烈”，答“斗志”）等。[２４]直到1月29日其司令部才正式下达通知，将X日明确定为2月5日，同时将文件抄送给上级与附近的其他日军部队。从中可见隐匿包围、掠夺摧毁是此次扫荡的主旨所在。
另一方面，第一军司令部在当时的《战斗详报》里还记录了扫荡期间的一些新规定，指出为了保证行动隐匿，严格要求各部队利用夜间行军，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形成包围圈。在夜间行进时，“（1） 行军的速度应当保持每小时约3公里；（2） 中途休息时间控制在10—15分钟；（3） 禁止点灯或发出声响，军官、通信兵、暗号兵在不得已需要点灯时应使用遮光布；（4） 遭遇小股部队后不与其周旋，坚持向其身后突进；（5） 若有装配铁蹄的马匹，应立即拉到路边给马蹄裹草，休息时再换蹄；（6） 相互联络上不可半点迟疑，严禁士兵单独脱离队伍；（7） 征来的苦力若逃跑，须切实处理”。此外，亦对扫荡的具体情况有过记载：“降雪导致可视距离仅为30米，即使遭遇对方部队也看不清晰，从而让其撤离。”“到处是地缝，给作战造成巨大障碍，前进道路受阻后往往是对方近在眼前却不得不花时间绕远路进攻，从而让其撤离。”“洞窟式房屋居多，家畜尤其是猪、鸡、羊颇多，补给较为方便。……（根据地）有很多武器工厂实现了（资材的）自给自足，装备有大量手榴弹、地雷等。……撤退时会派部分兵力掩护，主力则利用我方间隙三三五五地分散撤离。……一旦发现我方漏洞便坚决实施快速且短促的打击。”[２５]因此日军在扫荡期间遭遇到中方顽强反击时大多会残忍地使用赤筒、绿筒等导致窒息或身体糜烂的毒气，如第36师团等部队就曾明文下令：“投毒地点定为柳蒲、王家峪、东田镇、半蒲北面、黄烟洞、左会、五军寺、河南店、东堡镇附近，在主要道路分隔的地点一旦发现重要设施即予投毒。”[２６]
而掠夺与摧毁，亦是日军此番扫荡的主要目的所在。在日方遗留下来的文件中有大量与此相关的记录。例如，他们曾在汉广村附近搜索到“手榴弹7840发（分成300箱）、地雷167个、棉1100公斤、丝15箱……于是便用50头驮马把这些物资尽数运走，其余部分则以人力搬运”。在东邯郸村附近“发现了将要交付中方军队的16吨粮食，分散藏匿在数个不同地点”。[２７]而在整个扫荡期间抢夺的物资，仅从日方同年3月在报告里所统计的数量来看，除了为数众多的步熗、机熗、刺刀、手榴弹、山炮、迫击炮、掷弹筒等武器及弹药之外，至少还包括通信器材33件、电线402公里、铁材190吨、谷物650000斤、盐70000吨、棉花800吨、马594匹、牛1381头、羊10648只，等等。[２８]他们把这些物资全部掳走之后，会在其返程途中前往指定的县城集合，然后全部交付后方的辎重部队统一运输。如果有因运力所限实在无法带走的物资，便会将其付之一炬，抑或做投毒处理。日军遗留的文件就记录到：当时仅在沁河一带，就至少焚烧了羊皮880张、毛线70贯、棉花200斤、棉丝20贯、羊毛500斤、布匹84张、被服60套、食用油4担、麻18斤、鞋子750双、粮食705担、织布机3个、法币1134元。[２９]而当时炸毁、烧毁的武器工厂、手榴弹工厂、炼铁厂、被服厂、兵营、学校、武器仓库、被服仓库、粮库、渡船等各类根据地设施，更是不计其数。日方军官甚至还曾在其参考材料中明言：“单纯统计尸体数量（并无意义）未必意味着敌方损失之多寡，因为其中通常包含着大量平民。需注意，虏获物品的数量才算是真正的战果。”[３０]此种摧毁性的扫荡掠夺与强盗般的野蛮暴行，实在令人发指。
当时应对日军扫荡的中方部队，主要是八路军第129师指挥的第385旅、第386旅、新编第1旅，第120师指挥的第358旅、第2、4、5、8军分区等部队。[３１]时任第129师师长的刘伯承，曾在事后对日军的野蛮暴行有过如下愤慨之言：“日寇曾在抗战区采取‘三光’政策，此次更为厉害，对壮丁捉走，女子掳走，老弱者杀之，牲畜牵走，不能走者杀而食之，食不完者放毒，房屋烧毁，财物抢走，生产工具搬走，不能搬走者毁灭之，……其目的在于摧毁我军民的生存条件，造成无人区。”[３２]日方的记载亦显示，日军在扫荡中的烧杀抢掠，确实导致大量无辜群众丢失性命与房屋财产惨遭毒手。参加过“精密扫荡”的日军伍长[３３]船生退助，就曾对自己放火的经历有过一段回顾：“凑近一看，有个七十岁模样的老人。……躺在床上‘嗯嗯’地呻吟着，越来越大，传到了我耳边。我说：‘你这老头可别耍花样！（日文）喂，你！八路军有没有！？（中文）’ 我一般抓到中国人都这么问，还伸出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比出一个八字。那老人没说话。吉泽小队长过来检查情况，从屋外冒出一句：‘船生伍长，干什么呐？’我说：‘小队长，这老头躺着不起来。’吉泽在门口露了一下脸，说：‘点火，一看到火他就起来了。’然后就回指挥班去了。……我从上衣口袋拿出火柴，点燃后送进了比较容易燃烧的谷壳堆里。那老头的表情变了，但他似乎没有起身的打算。接着，谷壳堆里冒出青烟，烧了起来，火势越来越大，逼近房顶。我对齐藤、松井下令：‘给我把房顶点燃！’随后便捧着冒火的谷壳，当作火把，站在炕上给屋顶点火。数条火柱立即窜上了屋檐。……浓烟之中，那老头开始反转身体了，发出‘哎呀，哎呀’的叫声。他使出浑身解数用右手扯动着，想要移动身体，一边匍匐向前，一边恶狠狠地瞪着我。”[３４]
面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方如此野蛮残忍的新一轮扫荡，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各级部队指战员都曾有过大量的观察与思考，并据此研究了应对措施。2—3月间，彭德怀、左权等人在总结反扫荡的情况时指出：“敌以六千余兵力‘扫荡’太岳区……其目的要我根据地变成荒无人烟，敌所到地人不分老幼全部带走，否则熗决。牲畜不分牛、驴、猪全部拖走，房屋资材甚至山林全部烧毁，损失空前。……必须有充分的准备，首先应有广泛深刻之政治动员，把敌寇‘扫荡’太行、太岳的险恶事实在民众中进行广泛宣传，揭破敌寇新的阴谋方针与办法。打破把在目前新形势下敌之‘扫荡’，当作以往的‘扫荡’看待的观点。”[３５]与此同时，日军“由于行动过度，极易疲劳，特别是末期宿营时警戒不严，最好袭击。行军时常有落伍掉队，确最好跟踪捕捉。这次捉了几个小队长、班长等”。[３６]随后，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央军委华北分会等军政机关又进一步下达了有关如何反思总结、如何开展反扫荡斗争的具体指示：“中央虽曾一再指示，敌人对我敌后根据地绝不会放松，且更加残酷的‘扫荡’仍将到来。各根据地对这一指示的实质的了解尚不深刻，有不少同志，甚至于领导同志中尚有某种程度的轻敌心理。……敌人抽出一定的机动部队，向我各个地区进行反复的‘清剿’、‘扫荡’，提出所谓以消灭我之生存条件为目的的作战方针，这与过去任何一次‘扫荡’，均有其不同的特点。……在敌人此次‘扫荡’中，由于我准备不够，民兵作用表现出极大弱点，甚至有些地方的民兵埋熗逃散，故须立即派得力干部下去帮助这一工作。”[３７]而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亦强调了民兵的重要作用并号召广大军民积极行动起来，以奋力抵抗日军侵略：“为了不断消耗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在全边区展开大规模的地雷战，非常必要。……尤其是民兵，由于他们对地形熟悉和目标的隐蔽，更易于奏效。因此对民兵进行地雷战的教育是十分迫切的工作，并应大量制造地雷，以应地雷战之需要。”[３８]
可见，侵华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旋即调整了策略，其在华北的扫荡呈现出了极为浓厚的隐匿包围、掠夺摧毁等特征。不仅对其行军战斗做了严格的保密规定，而且还采取一切手段把能夺走的物资悉数掳去，不能带走的则予以破坏。而我方则在较短时间内发现了日军的变化，并在认清其残酷性、野蛮性的基础上采取政治动员、觅机反制、发动群众、动员民兵、开展地雷战等措施进行了反击。
------------------------------- 三、华北日军总结的教训及初夏的河北扫荡 -------------------------------
年初对山西实施扫荡之后，日军并未就此罢休，而是总结得失教训，开始酝酿起初夏的扬荡行动。此轮进犯的目标，则指向了平原较多的河北地区。
实际上，早在山西扫荡期间，华北日军就已经着手研究下一步的侵略计划了。2月25、26日，其司令部召集下属各兵团参谋长召开了为期两天的联席会议，下达了《1942年度肃正建设计划》大纲。该计划由于事后销毁文件而没有留下记录，但根据参会者事后回忆，其内容主旨大体可概括如下：将沿袭上一年度的计划，同时注重“在军事层面大举实施积极不断的作战讨伐”，尤其将重点置于河北省，并加快建设总兵站基地；其重点在于“以剿共作战讨伐为主，首先是冀东、冀中，尔后实施太行山北部地区的肃正”；第一期具体方案是，由直辖部队发动“冀东作战（一号作战）”和“冀中作战（三号作战）”，由第十二军发动“冀南作战（十二号作战）”，由第一军发动“晋冀豫边区作战（C号作战）”。[３９]进而到了4月中旬，日方为推进上述计划又特意嘱咐下属各部：“应进一步加速强化国防资源的开发与获取及军队的现地自活，同时研究切实的粮食对策。……在对华战术上，应基于最近的情报精察对方的动向，对我军及友军总结的对方战术加以研究，适当利用偷袭、急袭、欺骗、邀击、引诱、反击、便衣队、谣言、中方警备队等方式，在战术上多下功夫。”[４０]至27、28日，华北日军的司令部又召开会议，对上述计划的具体落实与事前准备做了最后的确认。
在事前准备阶段，为进一步提升扫荡的效果，华北日军各部曾于山西扫荡后总结了大量“教训”以资参考。这些所谓的“教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贯彻秘密包围。他们在以往的行动中发现，以众多分散部队同时构筑包围圈并压缩推进时，往往会因为地形的好坏、天气的变化、村庄的多寡等而发生步调不一致的现象，由此导致相邻部队间出现前后距离上的差异，给中方留下跳出包围圈的缝隙，甚至还会提前暴露行踪。为此，强调在扫荡中需确保做到如下几点：一是为了实现隐匿，在行动的前夜应将部队集结地设在最大机动力所允许的远离根据地的位置，日落后凭借快速机动力一举抵达战场，黎明前完成合围。根据以往经验，各部队一夜的机动距离大抵为汽车部队约80公里、骑马部队约40公里、徒步部队约20公里；二是黎明前形成包围圈后开始压缩，制定计划时要给一整天的行程留下余力，让所有步兵中队在平原地区的正面战线全部保持4—5公里的速度较为适当；三是有必要临时编组骑马中队、自行车中队等队伍，让其负责占领要点、填补缝隙、穿插迂回、切断退路；[４１]四是在行动时应分散成数个纵队，进而细分到大队、中队、小队、分队等，让其形成如网眼般的小单位，在棱线、谷地等处毫无遗漏地齐头并进、实施扫荡，同时特别注意和其他部队之间的结合部不要留下缝隙；五是仅从四个方面实施包围并不充分，有必要从八个、十二个方面自谷地、棱线实施分进合围。[４２]
其二，强化掠夺暴行。由于根据地的群众大多积极配合八路军、游击队的反扫荡行动，日军抵达时很多重要物资都已运走或分散隐藏在各处，所以日方不断强化、细化搜索的办法以图达到掠夺目的。为此，其根据以往经验琢磨出如下手段：一是进村控制住百姓后将其分别隔离开来，一个一个地进行拷问，有时发放一些食物和茶点加以怀柔，若不从，先用棍棒或熗托殴打，然后灌水或者从头淋到脚，最后全部熗决或捅死。[４３]二是登上村里的高地或屋顶对总体情况进行详细观察，留意那些被普通房屋和墙壁分开的较小地点或极不自然的一隅。纵贯村庄的大路会连接一些不起眼的小道，抑或是墙壁和墙壁间仅供一人穿行的小径，那里通常会设有地道，或者留下用梯子等物搬运物资的痕迹。三是藏匿物资最多的地点往往是离村子50—200米距离的断崖、地缝、梯田等处。所以在搜查时，派一部分兵力留在村里，派主力前往村庄周边展开搜索。中方会避免选择屋顶或谷地等易于发现或易于攀爬的地点而利用绝壁或悬崖的横向洞穴，采用“悬吊法”隐匿人员和物资。四是村里石灰堆、干草堆、马粪堆、坟墓等处的下面，往往会挖有洞穴以隐匿物资，对此需要特别留意进行搜查。但在隐匿地点通常会埋有地雷，大多会用小的木棒或木片绑住地雷的引线，尤其应该小心。[４４]甚至还专门绘制了如下“可疑地点”的参考图。
图片及说明-素材
在相关准备全部就绪之后，日军便按照计划正式发起了扫荡。而当时日方尤为重视的无疑是对平原居多的冀中地区的进攻，即所谓的“冀中作战”（三号作战，中方称“五一大扫荡”）。对此，时任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参谋的横山幸雄曾有如下解释：“此次研究年度计划时，并未出现上一年度那样关于‘主要作战目标指向中共军队还是重庆军队’的讨论，惟是将哪片地区的中共军队作为主攻目标，存在着各种研讨。结果定在了冀中地区。因为这个地区是河北中心地段的粮仓，在战略上、经济上极为重要。而且存在着很强的中共势力。他们对于太行山北部农作物贫乏的中共根据地来说，是很好的战力培养源，所以将其斩草除根应会有很大收获。”[４５]
为了毁灭冀中根据地，日军当时集结了18个大队的基干兵力约1.7万人，[４６]包括第26、41、110师团、独立混成第7、9旅团、骑兵第13联队等“直接作战部队”，以及第27师团、河北省特务机关、石门特务机关等“作战协力部队”。还特意将第29独立飞行队从太原调往石门，为配合扫荡进行夜间飞行、空地联络、空中侦查与拍摄、机熗固定与调试、平面照准射击等方面的集中训练。[４７]其计划是将扫荡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5月1日至10日，尽可能发挥机动力迅速构建包围圈并压缩推进，其间注意搜索各处的小规模部队；第二阶段为5月11日至15日，进一步压缩包围圈，企图将中方主力封锁在“滹沱河—滏阳河—石德线”构成的三角地带内实施攻击；第三阶段是5月16日以后，前10天以较高密度的兵力实施拉网式、挨家挨户的扫荡，掠夺物资并摧毁设施，此后再和第27师团等“作战协力部队”共同排查根据地内剩余的抵抗武装。此外日军还另组建了一支“益子挺进队”，专门负责“深入根据地尝试抓捕首脑干部（朱德、彭德怀、金永德、左权、刘伯承等——原文注），如不得手也应该搅乱中方的指挥中枢”，[４８]并嘱咐其不与任何部队纠缠，直奔八路军司令部所在地。
面对日军气势汹汹的来袭，当时根据地的军民积极行动起来，尤其考虑到与日方实力上的差距，八路军不将“保守地域”作为原则，而是选择保存实力以确保实现长期性的敌后抗战。[４９]即一方面依照中共冀中区委和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的指示做好物质、精神准备，尝试将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迎敌，另一方面为了掩护主力而在内线部署大量基干团配合地方部队开展游击战。[５０]特别是充分利用地理优势，或依托沟渠、或转入地道，进行了顽强不屈的反扫荡斗争。如日军第221联队第2机熗中队在进村之后就立即发现“中方巧妙利用水沟与土坑，待日方开入村内平坦地带后从数个方向同时发起射击。而一旦遭到日军部队攻击，便会依托坑道进行坚决抵抗。……若事先派出便衣特务队前去要求对方开门，门内就会叫嚷着日本人来啦而喧闹不已，尔后便射出了子弹”。[５１]在召村附近扫荡的第163联队第1大队，则被地道战戏耍得如堕五里雾中。其大队长大江芳若回忆说：“我大队当夜隐匿企图，从各警备队驻地出动。……结果遭到了猛烈射击，逐次压缩包围并冲进村里却发现明明刚才还在战斗的对方士兵忽然不见了踪影，不时会有手榴弹从房顶落下，好几个地方的地雷都被引爆。于是只好搜索村子外围的坑道及村内地道入口。”或许正因如此，日方军官曾发出了如下感慨：“冀中之战是无趣的作战。中方面对我方扫荡以撤离为主，注意保留力量，见机实施袭击或伏击。另一方面还不断派遣党员潜入新民会、政府、铁路局、学校等处发展同志。……看来我方要向已占据的‘点线’周边扩大势力是困难的。”[５２]
在这种情况下，野蛮成性的日军部队便开始极尽烧杀抢掠之能事，把以往的“三光政策”进一步推向了高潮。[５３]如前人所言，到这一阶段，“过去尚算有些选择性的‘三光作战’”开始转变为更有系统、更大规模和连续不断的“三光作战”了。[５４]
日方的战史资料有记载称，冈村宁次当时为了避免“丢失民心”而在行动之前特意向下属各部队“下达过所谓‘三戒标语’，这被称作‘冈村战阵训’，即戒烧、戒杀、戒犯”。然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如在华北各地和八路军有过交手的日军士兵桑岛节郎就曾坦言：“我在昭和47年（1972年）阅读《战史丛书》一书之前完全没有听说过此事。”[５５]事实上从其他日军士兵的记录来看，当时“三光”不仅存在，而且手段极其残忍。熗杀、刺杀、砍杀、烧杀、毒杀等皆是其常用手段。[５６]日本老兵深石薰曾回忆自己将普通百姓作为“活靶子”的情景：“教官吉田说：‘接下来进行突刺练习，害怕的人，给我举手！’大家有点惊讶，但谁也没举手。吉田又说：‘让我看看你们有多大胆量，好知道平时谁做得更好。’然后他从右到左扫视了一眼新兵，昂起头说：‘下不了手的家伙，会让你练到下得了手，明白吗！排在前面的，给我出来！’……那个农民浑身发抖地盯着我。……吉田站在三米远的地方怒吼：“上前！突击！”我便两手紧握着熗捅了过去。……就像破竹一样把刺刀捅进了那个农民的心脏。……农民的左肩缓缓落下，头倒向了左边，一只眼睛紧闭着，似乎在忍受着疼痛。额头上也冒出了豆大的汗珠。刺刀拔出来的一瞬间，鲜血喷涌而出，把他那茶色的上衣染红了。”[５７]
总之，在进行过山西的山地扫荡之后，日军又实施了对河北的平原扫荡。当时为了更好地达到企图，他们反思以往的得失，进一步采取措施弥合了秘密包围的缝隙，细化了搜索物资的办法，甚至另行组织“益子挺进队”专门负责寻找并攻击八路军司令部的驻地。与此同时以往的“三光政策”亦随之进一步升级。而我方军民虽然遭受了重大损失，但通过地道战、游击战进行了顽强不屈的反扫荡。
------------------------------- 四、余论 -------------------------------
综上所述，通过研究能够确认，太平洋战场和中国华北敌后战场之间实有着极为密切的联动关系，华北军民的奋勇抵抗，曾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具体而言，正是在太平洋战争的影响下，侵华日军于1941年末至1942年上半年对其侵略政策作出了调整；正是面对日军的策略调整，我方军民一面抵抗、一面观察，实现了反扫荡工作的改进与完善。而当时日军的策略调整，显著体现出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日军致力于加紧对根据地的扫荡，以充实重要物资与战略资源，助力于东南亚与太平洋方面的侵略并实现自给自足，开始体现出更为浓烈的掠夺、摧毁性质，尤其注重对根据地实施隐匿包围、掠夺摧毁等；第二阶段在总结山西扫荡的得失后，进一步采取措施提升了部队的机动性，弥合了秘密包围的缝隙，细化了搜索物资的办法，甚至另行组织“益子挺进队”以专门负责寻找并攻击八路军司令部的驻地。与此同时，以往的“三光政策”亦随之进一步走向了升级。
当时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我方军民虽然在日方两轮扫荡中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发起了积极的抵抗，但不得不说根据地的损失是空前巨大的。有鉴于此，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在随后的各类文件指示中针对国内外形势及日军侵略的新变化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不仅反思了不足，更指出了未来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困难形势的认识尚有不足。譬如中共中央北方局曾在6月的指示中用三个“估计不足”概括了当时的情况：对敌政治阴谋估计不足、对反扫荡期间相互配合的困难估计不足、对兵员与弹药的补充估计不足。而冀中军区的吕正操、沙克等人的反思更为具体：“由于我们对敌人以其太平洋战胜后准备新冒险前的新优势来迫我决战这一整个形式[势]缺乏正确认识（这是从上而下、从下而上都有缺点）。因而在此次[反]‘扫荡’中，我部队与地方就产生了急躁与颓丧种种情绪。……对敌人的占优势与其‘扫荡’冀中的决心缺乏正确的估计，把冀中看成铁打江山，因而事先反‘扫荡’准备工作尚不充分。”[５８]二是军民之间的融合尚不充分。当时民运工作正在推进之中，所以军民融合的程度存在着地域上的高低差异。在日军扫荡期间，某些地区的群众之所以未能积极支援抗战部队，乃因当时很多部队负担过大，需要从事训练、出击、破路、步哨、情报、会议等多方面工作，再加上征兵的普及，不少村庄都出现了劳动力锐减、粮食减产的现象，因此不少群众尚未真正认识到军民利益的共通性。[５９]三是民兵的发展有待加强。虽然民兵的规模较以往有了空前改善，但尚未全面且广泛地普及到普通青壮年中去，甚至在有些村庄还出现过以抽签形式来决定参军人员的情况。[６０]而且，正如冀中方面总结的那样，民兵部队尚存在着视野局限、意识保守的不足：“缺乏锻炼，一等大‘扫荡’到来就失掉了应有的作用。……不敢大胆的向敌后进攻敌人，争取时间休息整理。于是在基本区转来转去老是不动，限自己于狭小地区范围疲于奔命，到处受打。此种军事上的狭小眼光，在平原游击战争中是不能不受损失的。……必要时脱离本区，远至敌后与邻接地区，以四海为家，大游大转，保存自己，打击敌人，待机转回，这不仅是许可的，而且是可能的，同时也是应当的。”[６１]可以说，这些总结和反思是非常全面和精准的，也是非常及时的。正因为有了这些总结和反思，再加上此后精兵简政、整顿三风、推进民运、发展民兵等政策的深化，我方军民得以粉碎日军一轮又一轮的扫荡。而反扫荡工作的成功，正意味着拖住日军的兵力、限制日方的战略资源、打击其内心的斗志，从而为全中国的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引用注释：
[１]步平、荣维木主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第320页。
[２]尤其是日本朝雲新聞社出版的《戦史叢書 大本営陸軍部3》（1970年）、《戦史叢書 北支の治安戦2》（1971年）、《戦史叢書 大本営陸軍部4》（1972年）、《戦史叢書 昭和十七、八年的支那派遣軍》（1972年）、《戦史叢書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3》（1975年），以及みすず書房出版的《現代史資料 日中戦争5》（1966年）、《現代史資料 太平洋戦争4》（1972年），等等。
[３] 服部卓四郎：《大東亜戦争全史》，鱒書房，1953年；堀场一雄：《支那事変戦争指導史》，時事通信社，1962年；臼井勝美：《日中戦争》，中央公論社，1967年；日中戦争史資料編委会編：《日中戦争史資料》，河出書房新社，1975年；等等。
[４]入江昭：《二十世紀の戦争と平和》，東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池田誠編：《抗日戦争と中国民衆》，法律文化社，1987年；江口圭一：《十五年戦争小史》，青木書店，1991年；波多野澄雄、戸部良一編：《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藤原彰：《日本軍事史：戦前篇》，社会批評社，2006年；笠原十九司：《日本軍の治安戦：日中戦争の実相》，岩波書店，2010年；芳井研一：《日中戦争と日米開戦·重慶作戦》，《環日本海研究年報》2012年第19号；岩谷将：《中国大陸における日本軍の治安戦》，《戦争史研究国際フォーラム報告書》，2017年；谷拓弥：《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日本軍の情報活動》，《防衛研究所紀要》2018年第1号；等等。
[５]步平、荣维木、徐勇、江沛等：《笔谈 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1期；武寅、步平、胡德坤等：《笔谈 九一八事变与中日关系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4期；臧运祜、宋志勇、胡澎、唐利国、崔金柱、马晓娟、张生、张连红、王卫星等：《日本侵华史料的发掘、整理与研究笔谈》，《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8年第3期；陈谦平：《国际关系视野下的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史学月刊》2021年第3期；等等。
[６]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李恩涵：《日军对晋东北、冀西、冀中的“三光作战”考实》，《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鹿锡俊：《日本的国际战略与中日战争的扩大化》，《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臧运祜：《日本侵华战争的决策体制与政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吴景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德军事和经贸合作关系的若干史事述评》，《民国档案》2006年第4期；胡德坤：《论抗战时期日本四川作战计划的破产》，《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张天社：《论抗战时期日本西安作战计划的制定及其终止》，《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1期；邹铖：《冀中八路军1942年“五一”反扫荡新探》，《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2期；周东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大国地位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学术月刊》2021年第7期；于耀洲、邢丽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以华制华方针的强化》，《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2期；王玉全：《试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的外交政策》，《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8期；王玉全：《试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外交政策》，《史学集刊》2009年第5期；等等。
[７]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支那事変陸軍作戦3》，朝雲新聞社，1975年，第487页。
[８]外務省：《領事会議関係雑件／議事録》第六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M-2-3-0-1_1_006/0271。
[９]影佐機関：《支那剿共戦略ノ研究》，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支那/支那事変全般/207/2095-2097。
[１０]宍戸寛、馬場毅等編：《中国八路軍、新四軍史》，河出書房新社，1989年，第123-124页。根据日方资料，所谓的“治安区”指仅靠伪政权兵力即可确保稳定，日军分队以下人员能自由行动，除交通线偶有小规模袭击外并无其他袭击，不动用武力便可获取物资，纳税率在三分之二以上。“准治安区”指彼我势力交错，伪政权政策只有在日军常驻时才能落实，需日军中队以上兵力常驻，小队以下人员行动不安全，伪政权无法独立完成统治，交通通信线与日军小据点遇袭频繁，只有动用武力才能获取物资，纳税率二分之一。“未治安地区”指虽可通过进攻暂时占领，但行动结束后将再次成为根据地，需日军大队以上兵力有组织地进行扫荡，中队以下人员长期行动不安全，动用武力才能暂时获取物资。
[１１]支那派遣軍司令部：《支那派遣軍電報綴 昭和16年10月3日—17年10月9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2122309200（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１２]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北支の治安戦2》，朝雲新聞社，1971年，第10、22页。
[１３]岡部牧夫、荻野富士夫、吉田裕編：《中国侵略の証言者たち：認罪の記録を読む》，岩波書店，2010年，第110-112页；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北支の治安戦2》，第127-130页。
[１４]具体可参见《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0日刊。
[１５]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 文献》，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735页。
[１６]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72-273页。
[１７]《北支那方面軍戦時月報資料 昭和16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支那/支那事変北支/20。
[１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北支の治安戦2》，第91页。
[１９]甲集団参謀部：《剿共指針》第二巻，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支那/大東亜戦争北支/48/0854。
[２０]《第一軍法務部 犯罪通報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支那/大東亜戦争全般/36/0322。
[２１]臼井勝美、稲葉正夫：《現代史資料 太平洋戦争4》，みすず書房，1972年，第208页。
[2 ２]第一軍司令部：《第一軍作戦経過の概要》，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支那/支那事変北支/82/0953。
[２３]臼井勝美：《現代史資料 日中戦争5》，みすず書房，1966年，第572页。
[２４]《独立混成第四旅団工兵隊 陣中日誌》，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支那/支那事変北支/588/1416。
[２５]第一軍：《冬期山西粛正作戦 戦闘詳報》，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支那/大東亜戦争北支/152/0112-1761。
[２６]第一軍：《冬期山西粛正作戦 戦闘詳報》，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支那/大東亜戦争北支/152/1795。
[２７]第一軍：《冬期山西粛正作戦 戦闘詳報》，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支那/大東亜戦争北支/152/0193-0233。
[２８]《北支那方面軍電報綴 昭和17—18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支那/大東亜戦争北支/21/0153。
[２９]第一軍司令部：《第一軍作戦経過の概要》，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支那/支那事変北支/82/1032。
[３０]甲集団参謀部：《剿共指針》第二巻，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支那/大東亜戦争北支/48/0709。
[３１]岳思平：《八路军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第291页。
[３２]刘伯承：《太行军区二月反“扫荡”的军事经验教训》，《刘伯承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203页。
[３３]伍长即当时日军部队中最基层的下士官，位于军曹之下、士兵之上，相当于通常所说的Corporal（下士）。
[３４]日中友好協会、中国帰還者連絡会：《侵略：従軍兵士の証言》，日本青年出版社，1970年，第156-159页。
[３５]《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关于日军“扫荡”太岳区的特点和应取的对策致各兵团首长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 文献》，第771-772页。
[３６]《彭德怀、左权关于太行区反“扫荡”经验总结致聂荣臻、唐延杰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 文献》，第778页。
[３７]《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央军委华北分会关于反“扫荡”斗争给太行、太岳区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 文献》，第783-784页。
[３８]《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关于广泛开展民兵地雷战的通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 文献》，第787页。
[３９]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北支の治安戦2》，第116页。
[４０]臼井勝美：《現代史資料 日中戦争5》，第572-574页。
[４１]仁集団司令部：《第二次冀南作戦 経過概要》，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支那/大東亜戦争北支/356/1874。
[４２]第一軍：《冬期山西粛正作戦 戦闘詳報》，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支那/大東亜戦争北支/152/0260。
[４３]岡部牧夫、荻野富士夫、吉田裕編：《中国侵略の証言者たち：認罪の記録を読む》，第122页。
[４４]第一軍：《冬期山西粛正作戦 戦闘詳報》，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支那/大東亜戦争北支/152/0264。
[４５]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北支の治安戦2》，第142页。
[４６]参见邹铖：《冀中八路军1942年“五一”反扫荡新探》，《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2期。
[４７]《第56飛行場大隊 警備中隊陣中日誌 昭和17年5月1日—9月10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6120464900（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４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北支の治安戦2》，第190页。
[４９]参见邹铖：《冀中八路军1942年“五一”反扫荡新探》，《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2期。
[５０]参见岳思平：《八路军战史》，第295-296页。
[５１]《歩兵第221連隊第2機関銃中隊 陣中日誌》，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3070408500（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５２]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戦史叢書 北支の治安戦2》，第169、175页。
[５３]日军的“三光政策”或“三光作战”存在着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有研究者将其划为四个阶段：初步发展阶段、系统化和组织化阶段、极端化阶段、末路阶段。参见王小宾、李金铮：《日寇“三光作战”及其暴行之真相：以晋察冀边区为例》，《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５４]参见李恩涵：《日军对晋东北、冀西、冀中的“三光作战”考实》，《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
[５５]姬田光义：《三光作戦とは何だったか：中国人の見た日本の戦争》，岩波書店，1995年，第23-24页。
[５６]参见李恩涵：《日军对晋东北、冀西、冀中的“三光作战”考实》，《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
[５７]日中友好協会、中国帰還者連絡会：《侵略：従軍兵士の証言》，第42-48页。
[５８]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 文献》，第838页。
[５９]参见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5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4-75页。
[６０]参见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7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93页。
[６１]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 文献》，第8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