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通史] 高平董峰万寿宫营造历程的多视角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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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建筑考古学视角还原高平董峰万寿宫道教建筑群的营建及修缮历程。基于现存碑碣所载万寿宫建筑营建、修缮的过程以及当地村民口述等层面的史料，将其与万寿宫建筑群现存的建筑结构、材料尺度、构造细节等物质信息进行对比分析，通过文字记载与文物遗存互证，推断并溯源万寿宫的营造历程。同时，还原自元初至现代的万寿宫建筑平面格局，并从中提取蕴含不同时代信息的文物痕迹，发现其既反映出作为宗教场所与建筑群落的万寿宫所经历的历时性演化，又能为当地古建筑匠作基因的研究提供类型学的参考。

1 碑碣所示营造历程解读
2 尺度视角的营造历程解读
3 口述、壁画与其他载述证据
4 万寿宫营建修缮过程推断
5 结语

董峰万寿宫（又名圣姑庙）坐落于山西省高平市原村乡上董峰村北，自金元之交（1240）营造第一座建筑——后殿（仙姑祠堂）以来，历元明清至今，数次增建、修缮，形成南北两组建筑组群的格局（图1）。万寿宫以其丰富的碑碣、完整的建筑群落著称，迄今为止已有不同领域的多位学者对万寿宫进行了研究。古代建筑修整所、李德文分别对20世纪50年代和当代的万寿宫遗存状况进行了记述；曹飞、赵世瑜探讨了万寿宫在历史上承载的宗教内涵；蔡孟璇针对后殿（仙姑祠堂）栱眼壁彩塑进行了取样分析和物质文化探讨。李大卫等人也在精细测绘的基础上，对万寿宫山门斗栱进行了尺度研究。



万寿宫南北两组建筑组群之北侧现仅存后土圣母殿，南侧东西共三跨院落，中路即为万寿宫的主体建筑群。主体建筑坐北朝南，中轴线上自南向北依次为山门、大殿（三教殿）及倒座戏台、石亭、后殿（仙姑祠堂）。后殿（仙姑祠堂）两侧有东西朵殿（皇王殿），山门两侧有倒座厢房。院落西侧为西厢房、西云堂及西耳房（药王殿）。东侧除东云堂与西云堂相对外，其他建筑均已不存（图2）。



西路和东路建筑群中，除西路最南侧玉皇殿明间尚存旧石柱础两块，其余建筑均为现代复建。本文主要针对万寿宫中路建筑群进行研究。

  -------------------------------  1 碑碣所示营造历程解读  -------------------------------  

董峰万寿宫院落内现存民国以前碑碣21通，包括元碑4通，明碑5通（其中《大元皇帝敕谕碑》碑文为明正德元年自元大德元年碑誊抄，原始大德元碑现已不存），清碑11通，民国碑碣1通（图2）。这些碑文记载了自金元之交为马圣仙姑建造“北堂”（后殿，即仙姑祠堂）以来，万寿宫建筑群经历的营造、修缮，以及空间与宗教功能上的变迁。

1.1 金元之交至元代万寿宫营造历程

万寿宫现存最古老的碑碣为至元二十一年（1284）八月、十月所立的两通碑碣——“《仙姑祠堂记》碑”和“太上祖师天公玉皇庙碑”。其次为至元二十五年（1288）的“《七佛祖师天公玉皇庙仙姑祠宇下土田壁记》碑”及至治二年（1322）的“《重修万寿宫记》碑”。这四通碑碣主要记载了马圣仙姑韩志达夫妇游历传道的始末，其中《仙姑祠堂记》详细记载了马圣仙姑的生平。马仙姑原籍洛州永年（今河北省邯郸市），与丈夫韩志达共同修行得道，拥有众多信众。后带领徒弟乘鹿车辗转上党、壶关，最后于丙申年（1236）到达高平西部通义里（今高平原村乡）。马仙姑修炼之道得到了当地民众的信奉，然而不久后她预言了自己的死亡，并在十日后于此处仙逝。《重修万寿宫记》中详尽记载了马仙姑的逝世时间：“居久之，□其徒路福童、刘道钦、吴之显等曰：‘吾幻缘将终，汝曹各务进修。’言讫而蜕。旬余视之，宛然犹生，时丙申八月十有四日也。”指出马仙姑移居通义里当年（1236）去世，而最初庙宇的建设，即是为了供奉人格神马仙姑。

元代碑碣也揭示了万寿宫创建之初建筑的格局和规模。《仙姑祠堂记》中记载：“弟子吴之显谋于众曰:‘仙姑灵异若此，不庙而祀之，使一方敬信之士安所仰乎？’于是里人元璋、张庆，乐施己居以为福地，建堂三间六筵，凡材木之费，瓦甓之用，一出于众。初，仙姑之来也，时则有前州牧夫人，聆其善言，炙其善行，故命男军千户段绍先，董治其祠宇，事功垂成，吴之显弃而他往。继有本墅信士张璇、秦元、张从，绪成其功，构东西庑，以为四方来者设斋供之所。既而，徒众散弛略尽。典庙事者，继继承承，皆段公洎里人所招致。”可知庙宇的建设由马仙姑的徒弟吴之显提议，元璋、张庆舍宅，最初的规模面阔三间，六架椽屋，与现存后殿（仙姑祠堂）除前廊外的主体结构形制吻和。吴之显在工程结束前退出，由本村信众接手继续完成工程，建造东西庑，为来此拜谒的四方信众供应斋食。

嵌于仙姑祠堂西侧砖墙上的碑碣《七佛祖师天公玉皇庙仙姑祠宇下土田壁记》（1288年）记载：“长平西鄙通义里马仙姑祠堂既成……故刻石陷于壁间记。本庙院基址土田，庙主刘道钦、吴之显。”进一步佐证了仙姑祠堂为后殿之别称，时任庙主的正是马仙姑的弟子刘道钦、吴之显。仙姑祠堂的记载亦与《重修万寿宫记》关于“北堂”的描述相合：“历庚子岁，就建北堂，尸而祝之。及玉仙、太白之祠，翼然于其北。丁未年，继修南殿，绘塑仙姑所事三像。”以上碑碣相互印证并指出庚子年（1240）修建后殿（仙姑祠堂）。除后殿（仙姑祠堂）外，后殿北侧修建有玉仙、太白祠（今已不存），丁未年（1247）修建南殿（即今正殿）。关于南殿，“太上祖师天公玉皇庙碑”对南殿建造的缘起，有着更加详细的介绍：“通义里仙姑祠堂之前，有曰太上天公玉皇之殿。余见里中故老，访其所由，则曰仙姑自广平初悟道，时常欲寻访三圣像，故西登太行，驻上党，居民时致廪饩，则曰往送路福童……时则有吴之显，张悟德，同本墅遗老，克绪前念，创建此殿，将以像三圣，冘豫未决，请于官。值前本州长官段使洎夫人，李氏敦信善道，判疏许允，人情歆说。其材木工役，不期而集，庙貌严峻，堂陛岿然，榱题鳞周，檐牙翼举，缭以金碧，涂于丹雘，实一方之雄观也。功既成，徒众解散。功德主今千户段公洎，里人秦元、张璇，累命人掌司管钥。遇旦望祝延圣寿，以祈四时，香火严洁。今女信士韩贵志，居此久之，命画工张叟绘塑三圣，一依石像威严。”根据碑文，南殿的建造是为了供奉仙姑所事三圣——太上、天公、玉皇，由吴之显、张悟德和同村耆老发起，在州长官段直夫人李氏支持下建成。此碑于后文记载，由于仙姑的宗派与佛道均有不同，女信士韩贵志希望依照流俗将其归于道教之下，直到至元二十一年（1284）大旱，村民于仙姑祠堂求雨灵验、天降甘霖之后，其诉求才得到官府应允。

将上述碑文对照，可以得知仙姑祠堂建筑群创建顺序为后殿（仙姑祠堂）—玉仙、太白祠—太上天公玉皇之殿（南殿），以上由吴之显等人主持，吴之显退出后由其他信众接手，又修建东西庑。

其后不久，庙宇得到了真大道的认可，并定名“万寿宫”，此过程记载于《重修万寿宫记》。至元二十七年（1290）——“太上祖师天公玉皇庙碑”建立暨仙姑祠堂的道教正统性得到地方官府认可六年之后——马圣仙姑的嗣孙、第三代弟子韩志诚前往拜谒岳八祖，即真大道第八代师岳德文，得“阿识罕大王令旨，香旙护持”。

“阿什罕大王令旨”的原物今已不存，明正德元年（1506）年复刻自大德元年（1297）的《大元皇帝敕谕》碑，现存于万寿宫正殿檐下。令旨中申明了对万寿宫田产的保护：“韩志诚执把行的令旨再与去也。属平阳路潞州壶关县沙窟村灵应观，怀孟路武陟县府城村修真观，并随处但有旧属马仙姑的徒门祠庙，照依在先体例里韩志诚为头儿管着行者，更依着圣旨体例里，这韩志诚管着的马仙姑随处行门观庙里，不拣甚么差发休著者。田产水土不□甚物业，或是置卖来的，诸人施恩与来的，开耕占到的，不拣甚人休倚气力争占，休骚扰，休欺负人（？）。”令旨也描述了当时马仙姑教派在当地传播范围之广——泽州潞州等地均有马仙姑信众建立的下庙，可见其在元代兴盛时的情况。另一块明代正德年间复刻自元元贞年间（1295—1297）的令旨残碑同样记载：“令旨与了随处，但那马仙姑的徒门祠庙院子弁常住，应有□业，若有……每昏赖占着，不肯分付呵，恁官人每□气□与俺差去的使臣大……每一同依理归断……”同样表明了统治者对仙姑祠堂以及仙姑徒门其他祠庙田产的保护。

韩志诚提点的第四代弟子张进善，受教于郑真人，即第十一代师郑进元。通过投靠蒙古统治者认可的真大道，仙姑祠堂这一民间教派的祠庙升格成为“万寿宫”，在泽州地方长官段直等势力的支持下得到了生存和发展。

从碑文中所言可知，前两碑对兴建的缘由记载详细，但很少描述结果，因此关于元代时间节点下万寿宫建筑格局的描述，可能有不尽之处。关于这一时期万寿宫的建筑格局，上述各元代碑文可能也有未尽之处。例如元《重修万寿宫记》碑记录元大德十一年（1307）“定万寿宫额”，现存匾额记载元至治三年（1323），奉议大夫同知平江路总管府事何源撰万寿宫匾额，但均未记录匾额当时置于何处，目前只能根据一般庙宇布局推测，应悬置于山门之上。然而关于山门的营建，上述碑文均未记载。

此外，《重修万寿宫记》碑碣中提到了一组建筑——“东西云堂”，营造时间不详，仅知道大德十一年（1307）在云堂内部塑二十八宿、北极四圣的塑像。据此推断，东西云堂的营建时间应当早于1307年。笔者认为，东西云堂与《仙姑祠堂记》所述“东西庑”可能为同一组建筑。首先，“庑”往往用来描述中轴线主体殿堂两侧廊型建筑，而东西云堂供奉二十八宿和北极四圣，神像数量众多，祀奉空间需要较大的面阔。其次，在同时期、同地域同为道教建筑的晋城府城玉皇庙中，也存在以廊庑供二十八宿的情况（图3），至元三十一年（1294）《玉皇行宫记》碑碣记载“至元二年府城刘宽……继与众议西庑及三门……十八年……创列东庑，于是斤斧圬镘，丹青像设，随在呈巧……又成下三门及两翼房、东西庑，计为间者七十有六，皆炳耀奂骇其观”，与玉皇庙现存二十八宿塑像实物遗存对应无疑。笔者推断，不同于今日东西云堂三开间的形制，彼时的东西云堂可能以廊庑的空间形态分列院落东西。




1.2 明代万寿宫营造历程

明弘治十一年（1498）的《创修圣母殿石台》碑为万寿宫现存年代最早的一通明代碑碣，记载了圣母殿石台的营建工作：“十一年成圣母殿石台一座，周□十丈余，石门二座，石桥五座，甃砌坚固永久。四山峭壁，前构山门，缭以垣墙，庭植松桧，备所未备，成所大成。工始于成化之戊子、终于弘治之戊午，前后营建□凡三十余年。”圣母殿石台工程始于成化四年（1468），终于弘治十一年（1498年）。营造内容包括圣母殿石台等一系列石构筑物、山门和院墙。根据“四山峭壁”的环境描述和石台周长“十丈余”的记载，圣母殿应为万寿宫主体院落北侧山坡上现存的一座三开间悬山小殿（现其名亦为“圣母殿”），根据语境，山门指圣母殿的山门而非万寿宫正殿南侧的山门。碑文所描述的石桥等构筑今已不存。

董峰万寿宫在明代成为王室香火院，正德元年的《大明宗室隰川王令旨》表明了隰川王府对万寿宫的管辖权，警告不遵法理、入侵宫内的游民，宫观住持被赋予启告官府和一定自行处决的权力。根据碑阴对功德主的记载可知，万寿宫不仅投靠了隰川王室的势力，同时也得到了宁山卫的庇护。其背后的原因在于明代对庙宇田产的限制更加严苛，而地方官员毁“淫祠”之风盛行，万寿宫作为民间教门，亟需地方势力的保护，因此卫所和王府都介入其中，并通过复刻《大元皇帝敕谕》元代碑碣为其正统性正名。

刊刻在正殿门口石狮上的万历四十五年（1617）《重修万寿宫记》是明代万寿宫营造最后的记载：“三教殿年久日深，摊塌毁坏，难以修盖。有院主郭福安，普化众善，务揭虔诚。重新修补后土圣祖越台一坐，方圆十杖，石桥一坐，石人一对。东西皇王二仙宝殿两所，三门一座，大石狮一对。自修之后，吉祥如意，永远为记耳。”这段记载虽字数不多，却对万寿宫修缮的内容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其中“后土圣祖越台”和《创修圣母殿石台》所描述的圣母殿石台的尺度相似，同时都有关于石桥的记载，可以推知此次修缮也包括万寿宫北侧圣母殿。对于万寿宫主体院落部分，修复了塌毁的三教殿。关于后文描述的东西皇王殿、三门（山门）、大石狮，是修建还是修缮，碑文描述不详。南殿门口的石狮应为当时新造，东西皇王殿、山门在句中并置，在语意上也当指新建。

根据现在万寿宫的建筑名称，东西皇王殿位于后殿（仙姑祠堂）的两侧，其中东皇王殿仍保持明代的建造风格，符合碑文的描述。关于具体的建筑形制，将于后文阐述。

另外这通碑碣也第一次提到了万寿宫山门的修建。前文提到，笔者认为在元代赐万寿宫额前后山门就已经存在。此次山门重建，或许因为初始的山门在元明之际毁坏不存。新建的山门受到周围民居的场地限制，与正殿、两庑围合的空间十分逼仄。

1.3 清代及近现代万寿宫营造历程

万寿宫清代碑碣遗存较多，康熙十五年（1676）《重修万寿宫记》记载：“是庵也，肇封于元，迨明成化间始大创兴，及于今垂三百年，浸假而至于废，占祀田则有人，盗山木则有人，因岁时以为利则有人，而殿庑则任其废而莫之兴……家大人曰：‘余瘠宦也，弗能从事。惟是二三闾党，十室九庐，募之不应，反以隳功无已，则有因物成务之术乎？夫山阿之松，往日被我窃伐无筭，盍酌取焉，或庀之为榱栋之用，抑贸之亦工料之资也。累之以锱铢，需之以岁月，旧者新、敝者整矣。’……始于康熙二年至七年，而圣姑正殿及左右各祠竣。复自八年起，至十年而三清殿竣。至十三年，而药王殿又竣。”这篇碑文为顺治时期的进士、时任翰林学士等官职的田逢吉所书。

根据碑文描述，明代成化年间万寿宫经历了一次重要的修缮，由此推测田逢吉所见除圣母殿石台之外，应当还有成化年间对于万寿宫其他建筑的修建记录。此外，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修缮，碑文中并无记载，或许田逢吉并未注意到石狮基座上字数不多的那篇碑文。可以注意到，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修缮碑文中，已经不复有王府和卫所庇护的痕迹；清初的一段时间内，庙宇及周围的环境更是遭到了极大的人为破坏。文中提到“家大人（家父）”田驭元由于筹募资金困难，因此就地取材以筹集工料。由此可见明末以降，万寿宫已经从王府香火院转变为地方祠庙，村社在修缮和维护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本次重修的时间跨度为康熙二年（1663）至康熙十三年（1674），修缮的内容包括圣姑正殿（根据名称，应指代仙姑祠堂，即后殿，而非三教殿）、左右各祠（可能指东西皇王殿）、三清殿和药王殿。其中三清殿和药王殿为首次提及，二者均为道教教派的祠庙。有学者认为，“三清”指代马仙姑所事三圣，即道教中的三清真神。当地同为道教流派的良户玉虚观中，也有正殿三间，塑三清神像。而药王庙中供奉的“药王”身份不明，目前学界认为我国古代有“药王”之称的人包括唐代的韦慈藏（文籍中又载韦善俊、韦古道，是否为同一人尚待考证）、孙思邈及扁鹊。但是“三韦”的影响力较小，而且供奉三韦的药王殿往往从祀于三皇庙（或先医庙）；而孙思邈被称为药王，今人认为始于清嘉庆之时，晚于此次修缮的时间。因此，此处供奉的“药王”很可能是扁鹊等道教体系之外的名医。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清初的万寿宫经历了从“正统”逐渐走向“世俗化”和实用的转变。本次修缮通过新增祠庙的方式，满足了更加丰富的信仰诉求。

乾隆年间的碑碣共有两通，乾隆元年（1736）《重修列宿东殿记》和乾隆二十七年（1762）《重修万寿宫西庑碑记》记载了对东西庑（前文提到东西庑即东西云堂，内部供奉二十八宿）进行修缮的经过。东庑的修缮经费由秦檀越（咸宜）父子资助，西庑的工程经费则由本乡民众筹集。碑文中提到，东殿经由秦檀越父子出资修缮，由破败转为辉煌。具体修缮细节碑文中未做描述，然而碑阴处所标开销状况提到“石匠工银十八两六钱木匠工银十七两九钱二分泥水匠工银十五两五钱素神油庙共银二十五两砖瓦石灰共银二十八两六钱九分一切木料共银八十五两米面油盐人工九十七两八钱五分铁匠做集共银五两五钱六分以上共使银二百九十四两零八分玉工崔映成木匠朱良臣泥水匠刘育鼎画匠樊本荣”，可以推测此次工程的范围包括木、石、瓦、彩画等，也涵盖了建筑内部的塑像，是一次彻底的整修。而关于西庑的修缮，碑文指出东西两庑供奉二十八宿的历史自元至清一以贯之，两侧各供奉十四座神像。秦檀越修复了东庑后，乾隆二十三年（1758）修缮西庑被提上议程，经过各庄社首向当地民众募集布施之后，乾隆二十五年（1760）准备工料，次年开工，第三年完工。碑文同样未对修缮具体内容进行描绘，只能通过碑阴关于修缮开销的记录内容“木匠工银二十九两四钱九分屋伍厘泥水匠工银十五两四钱伍分收犹龙观谷二十石零六十七升素神画匠工银肆十八两二钱买木植砖瓦集共银四十九两八钱五分”推断，其整修力度大致与东殿类似。

嘉庆五年（1800）的《重修万寿宫碑序》同样也记载了由于本村资金不足，向邻近乡社求助募化的情形。本次工程从嘉庆四年（1799）开始，用时一年余。工程包括补修正殿的部分木结构、为两侧厢房和配殿等修筑墙垣、更换院砖。而碑阴部分关于修缮开销的记录包括“木匠工价银三两二钱二分木植砖瓦共使银五十一两五钱三分泥水匠工价十七两三钱二分石匠工价银九十三两零一分□灰使银十四两二钱四分”。从工匠的支出可见，此次的修缮相比于木结构整修，更侧重于砖石部分的整墁，也和碑阳的记载吻合。

关于嘉庆十年（1805）的碑文《补修圣公庙序》，笔者认为此碑所记载的“圣公庙”非仙姑祠堂，文中提到“上董峰建斯庙者，历年已久，不知始自何代，创自何人。但昔年七庄共于此庙祀其神，厥后又各村立其庙以祀之。而上董峰之庙，止村人祀之；凡有倾圮者，亦止村人修补之”，一来竟然不知建庙时间、缘由，二来上董峰之庙的祭祀与修缮没有七庄其他各村的参与，亦与前代碑碣（如《重修万寿宫西庑碑记》碑）记载不符。此外，碑文中大量笔墨用来描述求子事宜，提到高禖周公作为庙宇的主要神祇：“思夫厥初生民之诗，虽古人不免求诸高禖焉。夫高禖能送人以子，岂能遂于无德者俾以多男哉？厥后求子者多，祀神者益众。因于周之文王，又奉为送子之神，盖以文王螽斯衍庆，麟趾呈祥，则百斯男。故以为主嗣焉。”这段描述与晋城府城玉皇庙高禖祠的现状相似，其主像为周文王夫妇及一众女眷，相传周公生九十九子，又收雷震子，因此被作为送子保婴的神灵加以崇拜。而日后道光五年（1825）万寿宫的修缮碑碣中亦提到高禖祠，因此有理由认定此碑文中记载的是针对高禖祠的修缮事宜，“圣公”指代周公。“昨岁补葺功成，饰旧如新，又于关帝圣像、药王神像，并为粉饰之。”碑文说明修缮工程完成于道光四年（1824），同时提到对关帝、药王的圣像进行了补葺，可见当时的万寿宫已经不止祭祀马圣仙姑，进一步融合了诸多民间崇拜的偶像。

道光五年（1825）万寿宫迎来了清代最大规模的一次修缮，碑文的描述也罕见地详尽，修缮之前“东南前西南前殿阁荒废，山北上山北下楼台不见”，可知此时北坡的后土圣母殿石台已经毁坏不存。“道光乙酉，时在春日，正殿上盖亦翻挑整饬，瓦劈脊兽，椽柱檩梁，坏者易之，好者因之。周匝墙墉，内皴圮，外酥裂。内依土墙，复涂以泥，外接砖基，尽裱以砖。内山屏两旁，新筑砖圈，矮矮两道；山屏背后，新加木栅，长长一列。后翼宽闲地，权借戏台。后场通用后墙，除梁下改为戏台闪屏。一设举作，固补修工，费实繁衍。戏台场窄地狭，盖危柱侧，彻底倒地，宽大重立。东列宿殿，上盖因以新之。东小院关圣殿，上盖改换，东高禖祠、西药王殿、左右翼殿、西列宿殿，盖瓦补破漏，墙墉糊崩烂。东北云厨，上盖换，前墙土坯易以砖。西北闲房，上盖新，南西厂棚，又改平房三间。南马房五间，倒地重修。东偏云厨、禅院南室三间一架。凡上盖一以新换。三门中圈，卑矮狭小，夹以方栏，改为方门，以耸壮观。前阶级下，地步窘狭，周方阔大，重为整墁。及今咸丰壬子，仰观碧瓦行行，脊兽列列，穿廊巨户，彩画油漆，明窗亮槅，丹朱涂布，檐阿轩翔，山节藻梲，堂高巍巍，题步迭迭。仙姑宝相，金装锦幄，各殿神光，金碧显灼。西北翼殿，筑龛三间，庙东岗上，买地一段，工于是竣，工于此结。”碑文提到了大量得到修缮的建筑，其中详细描述了正殿的修缮方式，包括修整屋面，更换琉璃瓦及损坏的木构件。根据描述，当时的墙面坍圮、酥裂，可知此前正殿的墙面仍为土坯墙，此次修缮在外侧进行了裱砖。内侧屏风墙周围砌筑砖圈和木栅栏，后墙额枋下拆除部分墙体改为戏台闪屏，从而打通正殿北侧的内外空间，使屏风墙北侧成为戏台的后场。而且从碑文中可知，戏台在修缮之前已经存在，屋盖柱子发生倾斜，此次修缮重建了戏台，使之空间更加宽敞。修缮的范围还包括东西庑（列宿殿）、关圣殿（根据碑文记载可以推测位于万寿宫东侧偏院内）、高禖祠和药王殿、左右翼殿（或指东西皇王殿）等建筑的屋盖和墙壁。此外，还包括一些附属建筑，如云厨、闲房、敞棚、禅院和马房等。这些建筑由于先前的碑文中未曾提到，其营建沿革不得而知。此外，此次修缮对山门的形制进行了调整——由方栏改为方门，扩大了门洞的尺度，使其更为壮观。此次工程自道光五年（1825）始，至咸丰二年（1852）止，另一篇咸丰五年（1855）的碑文《重修后土殿三清殿碑记》说明了工期漫长的原因：在修缮过程中，经历了冷雨歉收等天灾后遭遇了善款不足的困难，在七庄各村共同支持下，终于完成了此次修缮。在咸丰二年（1852）立石之后，万寿宫又进行了局部的修缮，除对后土殿、三清殿的椽进行更换之外，修缮主要针对殿内的诸多塑像。

光绪年间碑碣记载了两次修缮，第一次为光绪二十年（1894）由七庄集资，对西殿（或为西皇王殿）进行的修缮。第二次修缮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始，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止，先后完成了正殿屋盖、屋架、椽柱彩画的更新及塑像，又对后土殿、皇王殿瓦顶进行了更换。

民国6年（1917）的碑碣记载了对大殿倾覆残损的部分进行修补，重新加灰弭缝，绘制彩画。此碑提及“是庙自清咸丰五年重修以来，栋已折矣，榱已落矣，峻宇雕墙，暗无色矣”，却没有提到相距仅20年左右的光绪年间的两次修缮。或因光绪年间的修缮范围较小也并不彻底，导致了不久之后大殿的损坏及重修。

勒石于1990年的《万寿宫维修碑记》记载了当年对万寿宫的修复，具体修缮范围、位置不详。

位于东皇王殿檐下的《万寿宫复原重新碑记》勒石于2012年，提及对奶奶堂、关爷殿、三皇殿等附属建筑进行的复原，并对上述建筑及东西云堂的彩塑进行了重绘。

遗存历代碑碣展示出了万寿宫的营造历程：建筑群于金元交替之际建立，在元代万寿宫作为马圣仙姑的祠庙得到了统治者的保护，形成了“前后两进院落，北坡圣母殿”这一接近今日的格局。明清两代的修缮基于维修原有建筑，进行局部改建和增建。明代初中期，在地方官府和卫所的保护下，万寿宫作为王府香火院尚有财力进行修缮工程。明末至清，万寿宫失去官府保护，一切修缮事务均由七庄里人募资开展，资金筹措变得较为不易，也因此在原有祭祀马圣仙姑的基础之上，补充了世俗信仰需求的其他神祇。


  ------------------------------- 2 尺度视角的营造历程解读  -------------------------------  

2.1 万寿宫建筑群木结构尺度分析及营造历程解读

万寿宫主体建筑群中，山门、正殿（三教殿）、后殿（仙姑祠堂）以及东皇王殿较明确地存有古代木构架。2019年7月及10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前后两次对大殿、后殿（仙姑祠堂）及东皇王殿等建筑进行三维激光扫描，对以上建筑的用材和构件尺度进行了精细测量。

三教殿主体建筑歇山顶，北接一卷棚戏台（图4）。南部外檐用五铺作斗栱，补间铺作用真昂，真昂和耍头共同上彻下平槫，耍头尾部挑一材两栔，构造有比较明显的金代特征，与碑文所载金元之交的建成时间吻合。主体建筑营造尺长推测约316毫米，可复原如下：面阔心间13尺，次间11.5尺，进深中进间13尺，南北进间约10.875尺（加上斗栱出跳，总计13.5尺）；上平槫与山面柱缝对位，脊步平长6.5尺，金步平长6.5尺，檐步平长7尺。采取材分制模数：单材广复原为6.25寸（197.5毫米）/15分°，足材广8.75寸（276.5毫米）/21分°，材厚10分°（131.67毫米）。



卷棚倒座戏台五架梁通搭前后，北侧作一斗二升交麻叶头，有较为典型的清式特征，五架梁南侧尾部置于三教殿普拍枋上（图5）。三教殿北侧下昂切削以为戏台构架腾出空间，亦可证明戏台非原初之设计。戏台前檐檐柱下保存旧有石柱础（图6），无法判断其年代与道光五年（1825）“倒地重立”的先后次序。石柱础定位了柱根的位置，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后世修缮对架道尺度的改变。根据木构架尺度推算，其营造尺约合320毫米，当心间面阔9尺，次间7.25尺，脊步、檐步平长2.75尺。




后殿（仙姑祠堂）主体建筑南接一歇山前廊（图7）。主体建筑为三开间悬山顶，四椽栿对乳栿用三柱，无补间铺作，柱头五铺作用假昂。前檐当心间施大额枋，推测营造尺长约308毫米，可复原如下：面阔心间10尺，次间9.5尺，进深中进间约10.5尺，南北进间加上斗栱出跳总计10.5尺；脊步、金步、檐步平长相等，约合5.25尺。后殿（仙姑祠堂）与正殿的材分比例相似，但材截面比三教殿略小，足材广8寸（246.4毫米）/21分°；单材广复原为5寸7分（176毫米）/15分°；材厚3寸8分（117毫米）/10分°。木结构特征与碑文中后殿（仙姑祠堂）建于金元之交的记载吻合。




前廊加建部分前檐出三踩斗栱，平身科出45°斜栱，耍头作昂形，昂背作琴面昂（图8）。营造尺约为324毫米，斗口合2寸（65毫米），材厚为5寸（162毫米）。用材尺度与构造风格有清代特征，清代碑文中提到康熙二年（1663）至康熙十三年（1674）建圣姑正殿，可能指此次加建。在原初的三开间后殿（仙姑祠堂）基础上加建歇山顶前廊（图9），一方面可以扩大后殿的面阔，使之与东西皇王殿的主次关系更为明显。另一方面，当正殿北部扩建戏台后，往往要在轴线上相对建造献殿，以满足祭祀仪式的需求，或许考虑到后院空间有限，无法建造完整的献殿，因此在后殿（仙姑祠堂）前檐加建前廊，起到献殿的作用。




东皇王殿（图10）为面阔三间进深四椽的小殿。五架梁前后通檐用两柱，前檐为五踩斗栱，当心间出45°斜栱；后檐为三踩斗栱。斗栱营造尺约合321毫米，明次间面阔相等，均为8.5尺，脊步檐步平长相等，合5.2尺。斗口2.75寸（88毫米），单材4.25寸（136毫米），足材6寸（193毫米）。斗口和单朵斗栱大于后殿（仙姑祠堂）前廊的尺度，构造风格和斗栱尺度具有典型明代特征（图10）。




山门采取四柱三楼的形制，各楼分作上下两层。根据斗栱的材截面和形制将斗栱分成a/a’型、b/b’型两类（图11）。营造尺约为315毫米。a/a’型材截面为3寸×5寸，b/b’型为2寸×3.5寸，二者比例接近。a/a’型斗栱的足材均约为6寸7分，b/b’型斗栱足材约为4寸5分。中楼与两侧楼底层斗栱出跳值不同：a型斗栱出跳值约为8寸，a’型约为9寸。b/b’型斗栱出跳值均约为6寸。斗栱的攒间分布则依照45°斜栱的交接关系计算得出。




根据碑文推断，牌楼式山门的始建时间为万历四十五年（1617），毗邻董峰的良户村寨上侍郎府（田逢吉宅邸）的牌楼式山门为康熙年间建成，二者空间相近、形制相似（图12，图13）。同时，田逢吉在康熙年间为万寿宫撰写过碑文，可以推测这种牌楼式山门的形制在当时为一种流行样式，山门木结构很可能于明末已经定型，而道光五年（1825）的“改为方门”并未改动木结构，而是对山门下部出入口砖墙的形式进行了调整。




北坡上的圣母殿木构架残留彩画，初步推断可能为清代遗存。由于建筑结构简单、构件加工粗糙且没有斗栱，因此难以进行尺度和风格上的进一步分析。

2.2 万寿宫建筑群围护结构尺度分析及营造历程解读

2019年10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团队对董峰万寿宫主体建筑群各建筑砖尺度进行了测量。由于在砌砖的过程中，匠人可能根据实际的需求对砌块进行砍磨加工，部分砌块（尤其是转角部位）的长宽可能短于原尺寸。

同种砌块经过塑形、烧结后，尺寸会存在一定差异，因此采取如下测量方式。一、对于某种砖砌块的长、高的测量：取墙体中间部位，量取多块砖相应尺度，去除特异数据后求取均值。其中针对高度的测量，若灰缝小于2毫米，将灰缝计入砌块高度进行计算（图14）；若灰缝大于2毫米，单独量取砖块高度求取均值。二、对于砖砌块的宽度的测量：由于大部分砖墙都选择全顺的方式砌筑，需要辨认内部未经砍磨的丁砖，量取多块丁砖的宽度，去除特异数据后求均值（图15）。





其中近年复建的东西云堂用砖尺度为320毫米×160毫米×80毫米，可以将其作为现代砖砌块的样本，与之尺度不同的可认定为古代砖砌块。万寿宫主体建筑群各建筑部位的古代砖砌块尺度见表1。



仙姑祠堂和正殿（三教殿）两座建筑土坯墙下的砖砌块尺度明显大于其他各处，表面光洁平整，采用磨砖对缝工艺。根据其位置判断，很可能为金元之际两座建筑创建伊始遗留。

其余部位的砖砌块尺度主要分为两类，较大一种为280毫米×140毫米×70毫米，较小一种为250毫米×130毫米×65毫米。

280毫米×140毫米×70毫米尺度的砖砌块出现在后殿（仙姑祠堂）北墙、正殿南墙内侧、东耳殿、山门东侧倒座房局部墙体上，与明代万历四十五年（1617）《重修万寿宫记》记载的内容基本吻合，碑文记载了此次修缮包括三教殿塌毁的部分，建造东西皇王殿、山门。东皇王殿窗下的石雕（图16）风格也与明末清初的年代相符。可以推测，这种尺度的砖在明末前后的修建过程中大量使用。仙姑祠堂北墙的修建在碑碣中没有记载，可以据此推测其时间与此相近。




250毫米×130毫米×65毫米尺度的砖砌块出现在仙姑祠堂前廊、正殿两山墙外侧、北侧倒座戏台、西皇王殿、药王殿、山门两侧倒座房大部分墙体上。关于后殿（仙姑祠堂）的修缮，前述碑文提到康熙二年（1663）扩建前廊，此后不再有碑文提及；道光五年（1825）的修缮中，正殿的土坯墙外侧进行了裱砖，重建了戏台、东西庑（列宿殿）、关圣殿、高禖祠、药王殿、东西皇王殿以及一些附属建筑的墙壁，和现状的吻合度极高。由此可知这一尺度的砖的应用时间主要为道光前后，最早可能出现于康熙年间。

值得注意的是，正殿南墙外侧使用的砖砌块尺度与内侧不同，长度平均为290毫米，略大于南墙内侧的砖尺度，也与两山墙更小的砖尺度不同。从侧立面上可见明显的交接痕迹（图17），可以推测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修缮工程只将南墙砌筑成砖墙，其余墙面保持原始的土坯墙，直到清末土坯严重破损后方才修补，改为全部用砖维护。



综上，自元代至清代，砌块的尺度呈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元代及以前砌块仅用于土坯墙下，明末及以后新建的建筑普遍在建造之初即使用砖砌块作为围护结构，而正殿和后殿（仙姑祠堂）土坯墙外侧的破损也逐渐被砖砌块替代。

砖砌块尺度的进一步研究需要对砌块、灰缝进行取样分析，结合当地不同历史时期砖的烧结工艺以及与同时期其他建筑的横向比对，方可得出有关万寿宫建筑群围护结构历史变迁更为确切的结论。

  -------------------------------  3 口述、壁画与其他载述证据  -------------------------------  

在清华大学团队测绘董峰万寿宫的过程中，对管理万寿宫的师傅与当地村民进行了访谈，他们的回忆揭示了万寿宫曾经的遗存状况，也反映了近现代万寿宫建筑空间与场所功能的变动。

据受访者回忆，万寿宫内部曾有古代碑碣40余通。1956年古代建筑修整所前往考察时，存留碑碣22通，“庙内各处散落元碑五通，明清等碑十七通”。而现存仅有21通，部分碑碣佚失，殊为遗憾。此外，碑碣记载的重点在建造缘由与功德事宜，记述者对建筑营建的具体细节描述难免不够详细。因此，对万寿宫营造过程的推断需要实物线索与其他史料进一步的补充与佐证。

类似的遗漏如后殿（仙姑祠堂）南侧院落内石亭的建造过程，在各碑碣中均无记载。只能依据石亭北侧雕刻的楹联（图18）“曲能有诚诚则灵万寿不已动变无穷穷则化七庄同心”所述，知石亭的建造由七庄主持，应为清代之物。



又如后殿（仙姑祠堂）正脊琉璃构件南侧题写“大明国弘治□年七月造”（图19），揭示了一次后殿（仙姑祠堂）屋顶部分琉璃更换的时间，时间范围为弘治元年（1488）至弘治十年（1497），与弘治十一年（1498）的碑文《创修圣母殿石台》时间吻合，碑碣记载创修圣母殿石台前后30余年，如果考虑到工程不仅包含万寿宫北侧的圣母殿，亦包含万寿宫主体建筑群，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便可以得到解释。笔者推测彼时除《创修圣母殿石台》碑外，亦有碑碣记载万寿宫主体建筑的修缮过程，但今日已佚失不存。




20世纪40年代，万寿宫曾作为学校。其中西路建筑为教室，倒座为教室宿舍。20世纪60年代，万寿宫大殿归国营林场管理使用，大殿成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活动场所。现在大殿内壁尚残留“高平县牛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此一九六七年”（图20）字样的墨迹。后因万寿宫东路新建一座空间更大的木桁架戏台，与正殿相接的倒座戏台停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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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竹君先生执笔的《晋东南潞安、平顺、高平和晋城四县的古建筑》一文中，对万寿宫正殿北侧戏台部分的描述为“后檐紧连舞厅三间，为清代添建”，可知1956年古代建筑修整所前往考察之时正殿和戏台前后相通，与管理万寿宫的师傅及当地村民的口述吻合。

此外，李文中有关于大殿壁画的描述：“殿内两山墙下尚有残存壁画，画人物山水，有康熙、乾隆时游人题字甚多，从壁画的破损处可看出，画下还有壁画并且相当完整，估计是明或元的遗迹”，如今文中描述的“上层壁画”几乎不存，只有通过局部笔触的差异可以判断分为前后两次绘制而成（图21），正殿两山部分，残留有康熙年间的墨迹（图22），这些壁画局部与文中描述的内容吻合。或为国营林场管理期间做仓库时将壁画表面涂刷白灰，后期修缮清理时上层壁画受到破坏。




底层壁画人物旁边的“×家门下×氏”，标示了捐赠殿宇营建的功德主身份，与大元至治二年（1294）“《重修万寿宫记》碑”中碑阴所记载功德主“田家门下徐氏牛家门下赵氏”的表述方式相近，可以推知壁画的年代与碑碣年代相近。碑碣中关于修缮正殿的记载仅仅提及“绘塑仙姑所事三像”这一工程，对于壁画绘制工程没有记载，壁画上提到的女性功德主人数更多，除漫漶不清及缺失之外，有身份记录者达十人以上。笔者推测造成差异的原因在于正殿壁画的绘制时间与碑文所述修缮工程的时间不同，更可能与正殿的建造同期。后殿（仙姑祠堂）内部也保留了部分土坯墙，上绘制有壁画，表面大部分为白灰所覆盖，上面同样绘制有更晚近时期的壁画，对于其时代也更难进行判断。针对以上两座建筑壁画进一步的断代，需要后期更深入的物质文化研究，包括对壁画风格的深入研究，以及表面涂层颜料的科学分析和工艺溯源等。

  -------------------------------  4 万寿宫营建修缮过程推断  -------------------------------  

通过梳理万寿宫碑文，并将建筑群文物遗存、口述等证据与之对照，可以对万寿宫修建过程进行初步的推断（表2）。



以上历史节点的复原图主要基于万寿宫的建筑遗存现状，结合碑文所载营造过程对其历史上的建筑状态进行复原；现已不存或实施了较大程度改造的建筑，如药王殿及复建前的东西云堂，笔者对其位置进行合理推测；附属建筑如云厨、禅房、马房，以及一些主体院落之外的建筑如关圣殿等，囿于碑碣记载不详，无法推知其初始位置与形制，因此在复原图中有所省略。

  -------------------------------  大标题  -------------------------------  

董峰万寿宫建筑群拥有丰富的碑碣和建筑遗存，使得研究者有机会深入发掘建筑所反映出的文化、工艺、工程乃至民俗等层面的历史变迁。通过对碑碣等史料与建筑文物遗存的多角度对照研究，可以推断出万寿宫的营建及修缮历程。自元至清，经历了建筑群落的扩建和改建，丰富了供奉的神祇。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支持营造工程的主体成员的变迁。万寿宫自金元之交作为民间祠庙创立，后向正统道教投诚，得到统治阶级支持后，庙宇规模得到极大发展。明代前中期万寿宫继续作为王府香火院，得到卫所保护。明末以降，逐渐失去了各方势力的庇佑，万寿宫的维护需要七庄社首向乡民募资，在此过程中，祠庙逐渐改变其单纯祭祀马圣仙姑的功能，增添了其他神祇，以满足当地乡民更加丰富、世俗化的信仰需求。

需要指出，本研究在营造工程和时间节点的对应上存在一定的模糊性。由于碑碣的佚失以及修缮内容记载的疏漏，无法涵盖历史上每一次的修缮。因此将实物作为证据与其对照时，会存在一定的主观性。

本研究所涉及的诸多视角，在未来均有进一步深入挖掘的可能。如本文关于木结构的断代方式是基于尺度分析与形制判断。若能取样进行碳十四测年或在修缮中结合构件的榫卯特征，则关于修建年代、是否从属于一批匠人等的判断将更加准确。对于围护结构维修的推断，除砌块尺寸之外，还可通过砖石材料的无机质成分研究、显微分析等方式来判断施工批次。大殿的壁画遗存可以通过剖面显微分析，以颜料成分、叠压关系来推断绘制次序与年代范围。借助类似的文物分析技术对万寿宫建筑群的物质文化进行研究，会使得建造工程与相应时间节点的匹配更加科学和准确，从而进一步丰富所知的历史信息，使其成为晋中南地区金元以降建筑史研究的重要参照案例。

作者简介
李大卫，博士，主要从事建筑遗产保护研究。
蔡孟璇，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物质文化史视域下的工艺与材料研究。
徐扬，故宫博物院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建筑史与文物保护研究。
赵寿堂，清华大学-故宫博物院文化遗产联合研究中心馆员，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建筑史与文物建筑保护研究。
刘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建筑史和文物建筑保护研究。

  -------------------------------  看法观点  -------------------------------  

一、历史视角：时代更迭下的营建轨迹

**1. 元代肇建：全真教扩张与政治庇护**

董峰万寿宫的创建与元代全真教的兴盛密不可分。1219年，全真教长春真人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召西行，全真教由此获得蒙古政权支持。至元世祖忽必烈时期，道教宫观在北方广泛兴建，万寿宫即为此背景下的产物。据《泽州府志》载，董峰万寿宫“创自元至元年间（1264-1294）”，其选址兼具宗教象征与实用考量：

地理风水：背倚董峰山，前临河谷，符合道教“负阴抱阳”的堪舆理念，山形如屏障，水脉聚气，暗合“洞天福地”的仙境想象。

交通网络：地处潞州（今长治）至泽州（今晋城）的商道节点，便于道士云游传教与信众朝拜。元代泽潞地区冶铁业发达，商旅往来频繁，宫观可能通过香火捐赠获得经济支持。

**2. 明清修缮：地方权力与宗族力量的介入**

明代嘉靖至清代光绪年间，万寿宫经历了至少七次大规模修缮，碑刻中可见“社首”“乡耆”“邑绅”等主导者：

官绅主导的“功德政治”：如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重修万寿宫碑记》记载，修缮由“泽州知州李豸倡捐”，地方官员通过修庙彰显政绩，强化儒家“神道设教”的治理逻辑。

宗族网络的渗透：清乾隆年间重修时，董氏、常氏等当地大族捐资占比超六成，碑文将家族成员列为“功德主”，暗示宗族通过宗教活动巩固社会地位。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捐资者身份为“盐商”“布商”，反映明清晋商崛起对地方宗教建筑的间接影响。

3. 近代转型：从宗教圣域到公共空间

民国至20世纪50年代，万寿宫逐渐剥离宗教属性：

功能置换：1920年代，玉皇殿改为村立小学，厢房用作粮仓，戏台成为村民集会场所。这种“以庙兴学”现象与清末新政“庙产兴学”政策一脉相承。

文化断裂：1958年“破四旧”运动中，部分神像、匾额被毁，道士还俗，宫观彻底世俗化。直至1986年列入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其宗教与文化价值方被重新审视。

二、建筑视角：技术与艺术的时空叠印

**1. 空间格局：道教宇宙观的物质投射**

万寿宫建筑群占地约2800平方米，依山势分三级台地展开，形成“神界—人界—自然”的层级隐喻：

核心轴线：山门—玉皇殿—三清殿构成南北主轴，玉皇殿居中以示“统御三界”，三清殿后置高处象征“道法至高”。这种布局与芮城永乐宫、北京白云观等全真教宫观高度相似，体现教派营建规范。

附属空间：东侧配殿供奉关帝、药王，西侧设道士寮房与斋堂，戏台置于山门对面，形成“人神共娱”的观演空间。戏台台基嵌有清道光年间的“禁赌碑”，显示宫观兼具道德教化功能。

**2. 营造技艺：晋东南匠作传统的活态标本**

木构技术：三清殿为元代遗构，采用“减柱造”与“大额式架构”，殿内仅用四根金柱支撑梁架，扩大礼拜空间。斗栱为五铺作单杪单下昂，昂嘴雕作象鼻状，兼具结构性与装饰性，与高平开化寺宋代大雄宝殿形制相近，印证宋元木作技术的承袭。

装饰艺术：琉璃脊饰以黄、绿、蓝三色为主，正脊鸥吻为明代重修时替换，局部保留元代“摩羯鱼”纹样。三清殿槅扇门透雕“暗八仙”图案（即葫芦、扇子、花篮等道教法器），工艺精细，推测出自泽州匠帮“琉璃李”家族之手。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砖雕出现“卍”字纹与缠枝牡丹，暗示佛教与世俗审美对道教建筑的渗透。

**3. 碑刻题记：建筑史的“石质档案”**

现存23通碑碣中，以元至正十年（1350）《万寿宫记》、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重修碑》最具研究价值：

营建细节：元碑记载“采石于珏山，伐木于析城”，揭示建材运输半径达30公里，反映元代泽州陆路运输能力。

匠籍信息：明碑末题“木匠杨文才、石匠郭大林”，为研究明代匠户制度提供个案。对比清碑中“工头王世荣包银七十两”的记载，可见清代已出现承包制的萌芽。

三、宗教视角：全真教的本土化实践

**1. 教义融合：三教合一的地方表达**

万寿宫虽属全真教龙门派，但其神系呈现显著的地方性：

主神配置：三清、玉皇构成正统道教核心，配祀关羽（儒教忠义象征）、龙王（农耕祈雨神）、马王（商旅保护神），体现全真教“随方设教”的灵活性。清代新增的《文昌帝君阴骘文》碑刻，更将科举文化纳入宫观教化体系。

仪式调适：田野调查显示，民国时期万寿宫除常规斋醮外，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举行“关帝磨刀雨”祈祀，村民抬神像巡游至附近圣姑泉取水，融合道教仪轨与农业节庆。

**2. 修行网络：区域宗教中心的兴衰**

元明时期，万寿宫可能作为全真教在泽潞地区的传戒中心：

道士谱系：据清《高平县志》，元代道士张志谨曾驻锡此宫，其师马钰（全真七子之一）在山西多地活动，暗示万寿宫与全真教高层存在联系。

世俗化转向：清代碑文显示，道士逐渐从“修真者”转变为“庙祝”，职责转向管理香火、主持法事，折射出全真教在基层的生存策略变化。

四、社会视角：权力、经济与共同体建构

**1. 修庙背后的权力博弈**

官方的“隐性控制”：明清地方官常以“倡修”宫观彰显德政，但实际出资多由乡绅承担。如明嘉靖重修时，知州李豸仅捐俸十两，而乡绅常翰捐银达百两，反映官方“象征性参与”与民间实质主导的共谋关系。

宗族竞争：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捐资碑》中，董氏家族独占碑阳版面，常氏仅列碑阴，暗含宗族间对宫观话语权的争夺。

**2. 经济网络中的宫观角色**

香火经济：庙会期间，宫观周边形成临时集市，交易铁器、丝绸、药材等商品。清咸丰年间，万寿宫年收香火钱约二百两，其中三成用于建筑维护，余者分配道士与社首。

土地经营：明代地契显示，万寿宫拥有庙田四十余亩，租予佃户耕作，形成“以庙养庙”的经济模式。这种寺产经济在清末“庙产兴学”运动中被逐步瓦解。

五、现代视角：遗产化进程中的挑战与重构

**1. 保护困境与技术传承**

材料老化：三清殿大木构架出现局部糟朽，元代地仗层空鼓率达30%，传统材料（如白灰、麻刀）的替代品性能不足。

匠艺断代：掌握“大额枋营法”的老匠人仅存2位，年轻工匠多转向仿古建筑商业项目，导致修复工程中“形似神异”现象突出。

**2. 文化记忆的重塑路径**

旅游开发：2013年万寿宫被列入“晋东南古建游”线路，年接待游客约2万人次。但过度强调建筑美学，弱化其宗教与社会史内涵，存在“符号化”解读风险。

社区参与：2021年启动“村民口述史计划”，收集民国时期庙会记忆，尝试通过非遗展演（如恢复“关帝巡游”）激活地方文化认同。

作为方法论的万寿宫

董峰万寿宫的营造史，是一部“活”的地方社会史。其砖瓦梁柱间，铭刻着官绅的权谋、匠人的巧思、信众的祈愿，以及时代洪流中的适应性变革。对它的解读，需跳出单一的“建筑史”或“宗教史”框架，转而关注多重力量在特定时空中的交织与碰撞。未来研究若能整合建筑考古、社会人类学与数字技术（如三维扫描、碑刻数据库），或可揭示更多隐匿的地方历史图景。

注释与参考文献（可根据需要添加具体文献）
李凇：《山西寺观壁画》，文物出版社，2011年。
段友文：《晋东南古村镇信仰民俗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
碑刻田野调查资料（2018-2022年董峰万寿宫实地考察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