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康熙八年（1669）《皇城宫殿衙署图》是现知最早的有关古都北京皇城建筑布局的皇家舆图。1934年刘敦桢先生在国立北平图书馆获见该图，惊叹为推求北京皇城宫苑明清交替之状不可或缺的稀有秘笈。旋因避祸战乱，该图自1935年11月后历尽坎坷，辗转流徙，直到2008年方现身台北故宫博物院展览，学界长期无缘利用，滞碍了相关研究。2013年天津大学幸获高仿复制版，大量细节得以认知。为裨益学术，便于利用，本文综罗相关文献，谨以发现、流转、诠读、歧见、新识诸项，概略归纳有关该图的研究心得，奉呈并叩教方家。
1 缘起
康熙《皇城宫殿衙署图》（以下简称《皇城图》），是一幅现知最早的有关北京皇城诸建筑布局的皇家舆图。86年前，即1934年9月，刘敦桢与单士元先生“检读国立北平图书馆明、清舆图，无意中发现清初皇城宫殿衙署图一幅，摩挲惊喜，叹为稀有秘笈”；刘先生还刻意强调，对研究北京皇城宫苑，“推求明清交替之状，进而追溯永乐规模者，当舍此莫属！”
1985年以来，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师生继承前辈1941年至1945年全面测绘北京中轴线各建筑，以及1952年以来测绘故宫各花园、北海濠濮间、画舫斋及静心斋的传统，实施并完成北京北海、太庙、社稷坛、景山、大高玄殿，以及故宫慈宁宫、内阁大库、景福宫、养心殿等皇城宫苑和坛庙的系统测绘；主持编制北海、太庙、景山等保护规划及总体规划；结合文献发掘，深入鉴识整理世界记忆遗产清代样式雷图档中有关北京皇城宫苑坛庙之图档。在相关历史沿革的持续探析中，无不深切体会到这一“稀有秘笈”举足轻重的研究利用价值。
但令人惊诧的是，在今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即前国立北平图书馆（以下简称平图），这幅珍贵舆图竟不知所踪！很长时间内，惟有扫描利用 1935年 12月刘敦桢先生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二期刊发的八开照片印本（图1）进行研究，很多细节只能爬梳文献粗略推判！
图1 刘敦桢引用《清皇城宫殿衙署图》
2009年4月，笔者有缘赴台湾参加东亚建筑文化国际研讨会，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以下简称台北故宫），购得《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图2），检阅间，欣喜、惊讶、沮丧、疑惑，百感交集！欣喜，是获知《皇城图》幸存，就在台北故宫！沮丧，是古舆图特展在一年前举办，无缘目睹瑰宝真容！而且时间局促，无法落实复制高清图像。疑惑，是何因何时《皇城图》会从北京跑到台北？
图2 台北故宫《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封面
此后，虽然扫描利用台北故宫特展《皇城图》促进了相关研究，但毕竟难臻细微。2013年6月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研究生赴台湾交换学习，与台北故宫签订合同，获得12幅高清照片；四年后，又促成学院的教学科研基地北海公园管理处从台北故宫高仿复制了《皇城图》（图3）。这样，该图的大量细节得以被认知（图4），进而立足前人相关成果，结合遗存实物测绘和文献研究、尤其是系统比对诸多乾隆朝以降的舆图，形成了该图绘制于康熙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669年12月16日）前后的明确结论，基本廓清了此后北京皇城宫苑坛庙的变迁历程，还系统梳理出该图自1908年以来传奇性的发现、辨识、著录及流转的来龙去脉。
图3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高清《皇城宫殿衙署图》
图4 刘敦桢插图与台北故宫藏高清图局部对比
值得就此指出的是，正因1935年末以来，很长时期内，学界无缘利用《皇城图》，也直接导致很多相关学术成果的缺陷。略如侯仁之、徐苹芳先生编制的相关历史地图，于倬云先生有关紫禁城历史沿革的相关论著等，这也反衬出《皇城图》的巨大利用价值。
为裨益学术研究，便于相关学界实际利用，也为了叩教方家，谨以发现、流转、诠读、歧见、新识诸项，概略归纳有关《皇城图》的研究心得如下。
2 发现
宣统元年（1909），内阁大库因年久失修，奏准修缮。同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学部大臣张之洞（图5）采纳罗振玉（图6）的建议，具折奏请宣统皇帝筹建京师图书馆（以下简称京图），“饬下内阁翰林院，将前项书籍，无论完阙破碎，一并移送臣部，发交图书馆妥慎储藏”。当日“奉旨：依议”。（图7）由此京图于同年在什刹海广化寺成立，包括《皇城图》在内的内阁大库藏书连同文渊阁《四库全书》等划归京图管理。
图5 张之洞（1837—1909）
图6 罗振玉（1866—1940）
图7 清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奏折抄件
中华民国七年（1918），京图目录课编订《清内阁旧藏地图图画目录》，载云：“淡描详细北京皇城图，壹帧，绢 地，清初画本，小长方形，未装轴，蛀碎。”（图8a）又目录课《清内阁旧藏书目 · 图绘类》则称：“皇城宫殿衙署图，一幅。”（图8b）
图8a 中华民国七年（1918）清内阁旧藏地图图画目录——北京皇城图
图8b 中华民国七年（1918）清内阁旧藏书目
1925年，王国维（图9）撰文《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强调：“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皇城图》即为个中瑰宝。
图9 王国维（1877—1927）
图10 1926年京图舆图目录
1926年，京图再次编订舆图目录，载谓“《皇城宫殿衙署图》一帧，绢本，破裂为两幅。”（图10）
1929年8月31日，经多次改组后的京图与北海图书馆正式合并，定名“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文津街筹建新馆。
1929年11月28日，平图正式设立舆图部专管所藏舆图。为厘清藏品规模并利于管理，集中整理两馆旧有及新购舆图，逐一登录编目，至1930年6月大致告竣。其中旧有舆图参照京图在 1918年及1926年编订的旧目对比整理，并与新购舆图一同重新编号。1931年度舆图部又新购舆图13幅，继续将所藏之图编一总目。
1932年，舆图部主任王庸（图11）编讫《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附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藏新购舆图目录》，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 6 卷 4 期发表，开篇注明“旧目以民国七年本所记较详，故本目中所谓 [ 旧目 ] 即以 [ 七年 ] 本为准……旧目号数，以阿拉伯号码记于各图名下端，上端为新编之号数。”该图的基本信息随之公诸于世：“（六六）皇城宫殿衙署图一帧墨描，着色，绢本，破裂为两幅。旧目称 [ 北京皇城图 ]，兹据图背旧签题名改。”
1934年，该文作为附录二，刊于《国立北平图书馆舆图部概况》一书。对该图的介绍与首次发表略有不同：“（六六）皇城宫殿衙署图一帧 墨描 着色 绢本 破裂为两幅广袤6.7×5.0二十一年（1932）六月重裱 旧目称 [ 北京皇城图 ]，兹据图背旧签题名改。”
与此同时，与该图相关的旧目也被陆续发见并刊布面世。
1928年底，傅斯年（图12）经北京大学马衡介绍，在天津李盛铎处购得其从罗振玉处买到的内阁大库流散档案。1929年9月末至1930年9月，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傅斯年、徐中舒（图13）等完成初步整理，发见原为清代内阁典籍厅收贮，或清查内阁大库的清单及档册二十种。1932年，此目录二十种作为重要档件的出版计划之一，由该所明清史料编刊委员会审定编印 ，1933年方甦生以《内阁大库书档旧目》为名刊发（图14）。其中披露了乾隆二十九年所编的 [ 目十一 ]，在“岁字号会典馆交来书籍”载称“皇城宫殿图一套”。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舒中堂交来的 [ 目十二 ]，在“大库书档数字号”载云“皇城宫殿街署图二张”（图15）。
图11 王庸（1900—1956）
图12 傅斯年（1896—1950）
图13 徐中舒（1898—1991）
图14《内阁大库书档旧目》封面
图15 史语所《内阁大库书档旧目》关于皇城图的记载
图16 沈兼士（1887—1947）
无独有偶，1931年故宫文献馆在沈兼士（图16）馆长主持下整理原存内阁大库余档时（图17），发见一无名档册，内容为内阁书籍表章库之贮藏目录。1932 年文献馆方甦生将该目录校比罗振玉《玉简斋丛书 · 内阁大库档册》，并编制校勘表，发现玉本未载录该图。1935年，此本《校勘本书籍表章目录》（图18）作为《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第二编由故宫博物院付梓，在“御字库 - 露字柜”项载“十五号皇城宫殿衙署图一张（同右——玉本脱；绪本在雨字柜，脱号数）。”（图19）同时，首编方甦生《叙录》提及史语所出版的《内阁大库书档旧目》“会典馆历次征集书档，大率缴藏内阁，如内阁大库书档旧目目十一……[ 皇城宫殿图一套 ]……均著录于 [ 会典馆交来书籍 ] 项下，可断为乾隆会典馆征集之物。（图20）”
图17 故宫文献馆整理内阁大库档案
图18 《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 第二编上· 校勘本书籍表章目录》封面
期间为防范日寇全面侵华，1933年5月平图将13箱舆图暂存天津大陆银行货栈，同年秋局势稍稳后返馆。
1934年9月，刘敦桢与单士元先生在平图检得《皇城图》，校读后撰文《清皇城宫殿衙署图年代考》，于次年12月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二期。
1935年11月，时局恶化，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密电平图将重要书籍移存南方（图21），12月6日装箱完成，包括《皇城图》在内的内阁大库舆图分装15箱，等待南运。
图21 上：1935年11月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密电
下：同年12月6日平图密呈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函
3 流转
1936年冬，内阁大库舆图同西文参考书、工程期刊等运抵南京，存南京地质调查所珠江路新址，即工程参考图书馆。
1937年8月，日寇轰炸南京，工程参考图书馆被迫疏散，少量工程期刊运往长沙，其余包括大内舆图在内的文物移存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南京沦陷后，全部舆图连同故宫古物及公私图书均被日伪挟持，舆图置于汪伪图书专门委员会图书馆地图库。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月，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设南京清点接收封存文物委员会，平图钱存训、顾斗南奉命参加清点。3月20日工作开始，第七组负责清点地图库，该库“狭小阴暗，启封之后霉气触鼻，蛛网如布阵，图画之上积尘甚厚，稍一翻动，灰土飞扬，蠹鱼如穿梭”，内阁舆图受损颇巨。4月9日，初次清点及二次复查完成，与王庸编内阁舆图图目校对后发现缺失近十幅，《皇城图》万幸不在遗佚之列。
1946年5月25日至28日，平图领回清点完毕的图籍，舆图移存金陵大学 301 室，计划作更精细的除去霉尘蛀虫等工作。同年10月至12月，整理排架完成并编印整理目录。
1948年11月28日，国共内战日酣，翁文灏（图22）召集朱家骅（图23）、杭立武（图24）、王世杰（图25）、傅斯年等七人密议，决定将内阁大库舆图在内的宁沪两地重要文化资产迁至台湾保存。12月8日，袁同礼（图26）致函杭立武，同意将南京所存内阁大库舆图先送故宫保存库，再与故宫文物一并迁移。12月21日，包括《皇城图》在内的内阁舆图共 277种装为18箱，交由中央博物院（以下简称中博）代运至安全地点（图27）。
图22 翁文灏（1889—1971）
图23 朱家骅（1893—1963）
图24 杭立武（1904—1991）
图25 王世杰（1891—1981）
图26 左：袁同礼（1895—1965）；右：袁同礼致杭立武函
图27 平图存京文物运送联单
1949年1月3日，转移第二批文物的招商局海沪轮驶抵南京，6日平图18箱内阁舆图随船起航（图28），9日锚泊基隆，因码头拥塞火车车皮不敷分配，延至12日才卸船装车，随后运至台中市，存入台中糖厂仓库（图29）。因台湾无平图员工，18箱舆图由迁台的故宫博物院代为管理。
图28 内阁舆图由招商局海沪轮运台
图29 迁台文物收存台中糖厂仓库
1949年6月1日，为适应战时环境，杭立武提议将迁台的故宫博物院、中央图书馆（以下简称中图）、平图、中博筹备处及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五机构暂时合并为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以下简称联管处）。8月31日，联管处正式成立，平图 18 箱舆图委托联管处中央博物组代管 。
同年10月，为确保文物安全，联管处拟在台中县雾峰乡北沟山麓修建新仓库。1950年4月9日，新仓库完工，19、20两日内阁舆图随“中央博物组”文物一起运入新库，存放在正中一座库房（图30）。
图30 台中县雾峰乡北沟善本书库一角
1954年9月，“中图”在台北复馆，平图18箱文物奉命移交“中图”保管，存放台北南海路旧馆（图31）。1965年9月，蒋复璁（图32）任台北故宫院长，并兼任“中图”馆长，提议将“中图”的善本书籍移至设备完善的台北故宫图书馆存放。经两方多次协商，最终平图18箱舆图及102箱善本移存台北故宫图书馆，由“中图”人员负责管理。
图31 台北“中图”南海路旧馆
图32 左：蒋复璁（1898—1992）
图33 中：钱存训（1909—2015）；右：1984 年钱存训查看平图寄存台北故宫的善本书
1984年，“中图”新馆即将建成，希望将存放在台北故宫的善本及舆图提回遭拒。同年11月，钱存训应邀前往台北故宫，开箱检查，见到了原藏平图的18箱内阁大库舆图及由美迁台的善本古籍随即开始清点登录。
1985年4月10日，“中图”将善本图书 20785册、地图510件清点完毕，正式移交台北故宫 。
2008年7月，台北故宫举办“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皇城图》在“营城记——宫苑城池的蓝图”单元中展出，首次现身公众。台北故宫特地出版展览同名导览手册《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其中印有《皇城图》缩印图片及两张局部放大图，并简单介绍该图内容。
图34 台北故宫《笔画千里 · 皇城宫殿衙署图局部（自大清门至景山北垣）》
至此，《皇城图》历经坎坷，从北平经由天津、南京、台中、北沟、台北多地，自平图辗转迁徙至台北故宫，保存至今，充满了历史传奇色彩，更洵属国人及学界莫大幸事！
按：本文撰写中，曾蒙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同仁鼎力支持，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何滢洁、李梦思倾心协助，谨致谢忱！
4 诠读
图1 刘敦桢（1897—1968）
图2 单士元（1907—1998）
如前述，1934年9月，中国营造学社（下称学社）文献部主任刘敦桢（图1）、编纂单士元（图2）二位先生惊喜获见平图藏《皇城图》，翌年12月刘敦桢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下称《汇刊》）第6卷第2期发表《清〈皇城宫殿衙署图〉年代考》（下称《年代考》），成为诠读该“稀有秘笈”的开山之作。其主旨如刘先生强调，在于考实学界迄未判明的该图作者及成图时间：
余辈校读此图最感困难者，即图无绘者姓名，亦未签注年月，不足援为史地考证之用。
文中首先简析《皇城图》的内容（参见上篇图3）：
图绢本，高二·三八公尺，阔一·七八七公尺。殿阁房屋，悉以墨线界画，未傅粉色，惟河池树木，另施深绿色，以资区别耳。图之范围，南起大清门，东至东安门，自此西北，包地安、西安二门于内，即明皇城三十六红铺内之区域。其中宫阙、苑囿，下逮坛庙、官署、民居、街衢、河道、津梁之属，靡不觏缕毕具，厘然呈于目前。
随后切入《年代考》主题，对《皇城图》所涉建筑，分为大内宫殿、苑囿、官署、祠庙等四项，将有关文献对应列表，与图细致比对，逐一考订其营造时间。
受惠于学社在平图特设研究室，刘先生得以细审并拍摄《皇城图》及局部照片（图3）。
图3 现藏北京市中国园林博物馆的《皇城图》局部照片举略 自左往右：大内外朝、内廷、西苑琼岛及团城、西苑瀛台
然而，日寇侵华危局迫使故宫文物大批南迁（图4），导致可征文献仅《东华录》《日下旧闻考》《国朝宫史》《古今图书集成》《光绪大清会典事例》《金鳌退食笔记》《顺天府志》等，判析《皇城图》成图年代至关重要的顺治、康熙朝的《实录》《起居注》与《大清会典》，尤其是宫廷满、汉文档案，都无缘稽查，因而相关考据以及文章篇幅都远逊先前刘先生大作《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和《易县清西陵》。
图4 因日寇侵临华北，1933年1至5月故宫文物被迫装箱南迁 左：午门北装箱待运场景；右：故宫文献馆南运档案文物清册
尽管如此，在学社上下一心，力克时艰，奋力创构中国建筑史学的忘我拼搏中，刘敦桢秉持学术乃天下公器的精神，坦诚申明：“此图实为清初极重要之史料，不能因微疵弃置不顾，因将校读经过，公诸同好，尚冀大雅宏达，纠其谬误，补其阙漏，则幸甚矣。”
首先是《年代考》的重点，即诠读（一）大内宫殿（图5）。将“明大内宫殿，被李闯焚毁……顺康二朝修复之建筑，见于纪载者”列表校图后发现，凡“帝后妃嫔居处之所，暨政令所出，观瞻所系，不得不提前修葺者也”，即顺治朝所建“大内前部之午门、天安门，与外朝太和门，及太和、中和二殿。……内廷中央之乾清、坤宁二宫，与东路景仁、承乾、钟粹，西路永寿、翊坤、储秀六宫，及西南慈宁宫”皆见《皇城图》。康熙朝“续营大内前部端门、文华殿……渐及左右毓庆、宁寿、启祥、长春、咸福、延禧、永和、景阳诸宫”，除康熙六年（1667）所修端门外，均未见《皇城图》。结论是：“故就大内言，此图似成于康熙十八年以前。”
图5 《皇城图》中的大内宫殿 右为局部：由午门至坤宁门
接着考论（二）苑囿，即“明皇城内苑囿……曰南内，曰景山，曰西苑”。其中“南内在宫城东南，入清后，析为睿亲王府及佛寺、库厂、民居，故图中所存，仅皇史宬、飞龙桥、秀岩山、影神殿、观心殿数处”（图6）。又核校景山，则“明清之际，变易较微”（图7）。对规模最大的西苑（图8），“顾西苑隶于内务府奉宸苑，其建置因革，非寻常官书所能详具，而内府档册，迄今犹未整理竣事，兹仅就诸书所载者”，单独列表，对照《皇城图》细致考察相关建筑，多为明代遗存，清初仅及顺治修建北海永安寺白塔、南海（瀛台）迎薰亭后楼九间等，从而推判：“故疑此图所示，为康熙十九年前后情状也。”
图6 《皇城图》中的南内
图7 《皇城图》中的景山
图8 《皇城图》西苑中的北海琼岛与团城（左）；南海瀛台（右）（注意瀛台部分图像模糊甚至残阙。）
继而考校（三）官署，将载述皇城内各官署建置年代的文献列表，对照《皇城图》，获见图中有顺治十年（1653）所设御药房，但康熙以后陆续设置的奉宸苑、文书馆与景山官学却“俱未标注。而内务府地点，犹署仁智殿、银匠房、内库衙门：造办处署冰窖牛圈，可窥康熙……改造前之情状，极足珍贵。……此外内阁大库称鞍房、毡库，上驷院称御马监，武备院称兵仗局，会计司称内户部，营造司称内工部，慎刑司称内刑部，掌仪司称礼仪监，尚沿用清初旧名。又织染局，司设局，酒醋局，安乐堂，汉经厂，番经厂，蜡库，米盐库，佛经板库，番经库等，胥皆存在，足为清初尚未尽除明制之证。”
最后是（四）祠庙，包括皇城内的普胜寺、弘仁寺、万寿兴隆寺、天王殿等，仍皆将相关文献列表，据以考核《皇城图》，确认“均足为比图成于康熙中叶以前之证据。”
细审《皇城图》，刘先生发现两处文献失实：一是“乾清宫左右之弘德、昭仁二殿，及坤宁宫之东、西暖殿，图中业已绘入，而《日下旧闻考》则谓建于康熙三十六年”；二是吗哈噶喇庙见于《皇城图》，《顺天府志》却称“康熙三十三年建”（图9）。
图9 《皇城图》绘标乾清宫两旁弘德、昭仁二殿及坤宁宫东西暖殿（左）；吗哈噶喇庙见于《皇城图》（右）
刘先生质疑前者：“考乾清、坤宁二宫，自顺治十二年重建后，至康熙十二年复再予修治，而附属建筑如弘德诸殿，讵至康熙三十六年，始鸠工兴造，恐非事理所有？颇疑此二殿在顺治间，应与二宫同时修复，而《日下旧闻考》所收，系其再修纪录也。”
又辨析后者：“康熙三十三年，建吗哈噶喇庙于此，较图中所载大内西苑殿阁年代，约后十余载，为此图极大之矛盾。然《宸垣识略》《燕都丛考》与《天咫偶闻》，俱谓明南内洪庆宫为供奉番佛之所，其地与今庙为近，而庙内犹存成化七年所造佛像。又云吗哈噶喇佛之名，见于《元史·泰定帝纪》，非始于清。其说果确，则康熙三十三年营建此庙，殆因旧扩增，不足为是图年代错误之病。”
准此，刘先生总结道：“综上所述，图中所示之建筑，除吗哈噶喇庙与弘德殿、昭仁殿、东西暖殿之营建年代，尚俟研求外，其余殿阙，大都属于康熙十八年或十九年以前，故图之正确年代，虽遽难决定，然所示皇城宫殿规模，在时间上属于康熙中叶，殆无疑问。”
最后，又殷殷寄望：“异日当详为分析，与乾隆北京地图，互相比较。”
与此呼应，通览《年代考》，不难发现也不难理解，字里行间，竟然前所未有地大量采用似、假说、恐、疑、确否、待、俟、或、遽难决定、无从查考等词语！这固然映射出刘先生治学严谨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更彰显出他深钻历史锲而不舍的求真精神。事实上，举例而言，在《皇城图》残损而瀛台部分难辨的情况下，设若刘先生能比勘乾隆北京地图，即乾隆十五年（1750）《京城全图》（以下简称《京城图》）中的瀛台（图10），以核查《年代考》中三引《金鳌退食笔记》的相关载述，相信，他必定会把“故疑此图所示，为康熙十九年前后情状也”中的“疑”字祛除，进而厘定为：故此图所示，为康熙以前顺治时情状也！
图10 上：康熙《皇城图》中的瀛台；下：乾隆《京城图》中的瀛台
更重要的是，对康熙朝大内宫殿，设若刘敦桢先生能够阅检康熙《实录》《会典》以及相关宫廷档案，而非仅限颇多隐讳篡改的《日下旧闻考》或《国朝宫史》等史料，则必能知悉康熙十八年（1679）十二月初三日“太和殿灾”，即太和殿焚毁！再以此审视《皇城图》，太和殿连同两翼抄手斜廊赫然在焉！而乾隆《京城图》，太和殿面目已殊（图11）！原结论“故就大内言，此图似成于康熙十八年以前”，也理应祛“似”改“当”，即：故就大内言，此图当成于康熙十八年（1679）前！以此而论，诸如“康熙十九年改筑后情状”“故疑此图所示，为康熙十九年前后情状”“或十九年以前”等语，也势必尽皆汰除或厘正，进而结论：《皇城图》当成于康熙十八年（1679）前！
图11 左：《皇城图》中太和殿为康熙十八年十二月焚毁前原貌，两翼合抱抄手斜廊；右：《京城图》中康熙三十六年七月重建竣工后的太和殿，两旁已改为四层叠落的防火墙，以防火灾延烧；下：康熙三十六年八月江藻撰《太和殿纪事》中刊印鸿胪寺司宾官禹之鼎绘制的太和殿图（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提供）
当然，历史没有“假如”或“可能”。但历史研究却必须设问“假如”或“可能”，俾能更全面、深入地体认相关史实的语境，真切理解史学前贤的学术成果，揭示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方法。更何况，正如后文《新识》揭橥的那样，刘敦桢先生拘囿时局而未能检阅的史料证明，他对《皇城图》的整体判释和《年代考》引征史料的深度质疑，以及对未来致力方向的理性推断，都是极为精当的，更是难能可贵的。
5 歧义
刘敦桢《年代考》发表半年后，即1936年6月，青年才俊、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朱偰（图12）在南京完成《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下称《图考》），后由商务印书馆付梓面世（图13），书中涉及《年代考》，深为认同，但也对个别考释提出了异议。
图12 朱偰（1907—1968）
图13 1947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朱偰《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
不同于《年代考》旨在考订《皇城图》制成时间，朱偰《图考》则如其续编《北京宫阙图说》强调：因日寇侵临北平，出于救亡图存的挚忱，试图殚尽个人长技，抢救性展开古都宫殿、苑囿与寺庙、陵寝勘察、摄影记录和研究，撰著“故都纪念集”三种传世。
在《图考》绪论中，朱偰不吝篇幅，针砭载纪都城诸书大量阙谬、隔阂实制沿革之弊，以其“生长燕京，二十余年，宫廷苑囿，无不遍览，自信对于实地考察方面，尚有一日之长”，“故不揣个人学力之渺小，图书设备之不足，毅然肩此重任……期以清晰之系统，精审之图绘，叙述故宫之沿革”。
第一章论明代建置即永乐朝至李自成焚毁大内各主要建筑，第二章叙崇祯朝的皇城、禁城、宫苑及内府衙门建设与位置，第三章述清代建置，清初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为修复期，此后至乾隆六十年（1795）为增建期，嘉庆元年（1796）至清末为守成期，第四章言中华民国以来的兴废。第二章尤其是第三章，则直接涉及《皇城图》及《年代考》。
一如刘敦桢，《皇城图》之精细翔实及重大价值，深令朱偰青睐；在相关典章、档案等备战南迁的困境下，仍勉力勾稽史籍，比勘《皇城图》和对应实物遗存，所引文献甚至略胜年长十岁的刘先生。然而不同于刘敦桢可以细审《皇城图》，该图既已装箱南运，朱偰只能检阅相关照片乃至《年代考》照片印本，不少细节模糊（图14），难免抱憾喟叹。
图14 《皇城图》景山部分比较 左：刘敦桢研判原图；右：朱偰资用《年代考》图版模糊一片
对《年代考》， 朱偰深表认同，评介《皇城图》内容、价值，就援自其中。对刘先生再三申明文献与图抵牾的质疑，还另引文献补苴。略如：“吗哈噶喇庙……实远起于元。《元史·泰定帝纪》；至治三年十二月，塑马哈吃剌佛像于延春阁之徽清亭。《梵书》言吗哈噶喇佛有十二，皆文殊观音化身，及护法神也。及明，此种佛像移置重华宫东长街洪庆殿。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七云：‘自东上南门之东，曰重华宫……东长街则有……洪庆门洪庆殿，供番佛之所也。’按其地即今之吗噶喇庙，余尝亲至其地。然则明洪庆殿番佛，盖元泰定遗制。而吗哈噶喇庙之名，亦不必始于康熙三十三年，特当时名吗哈噶喇庙，今日简称吗噶喇庙（《顺天府志（十三）》），可见此图去古未远也。”
在细致研求中，朱偰发现多处细节在《年代考》中未遑涉及。如“御花园……该图尚无摛藻堂”（图15）；另如“该图紫禁城西偏，已载有咸安宫；今按《清会典·事例（八六三）》，康熙二十一年建咸安宫”（图16）。
图15 《皇城图》中的御花园
图16 《皇城图》中的慈宁宫（下）和咸安宫（上）
就咸安宫一事，朱偰对《年代考》提出己见，尤其是《皇城图》成图时间：“刘君断定为康熙十八年或十九年以前所绘，尚有问题。……今按《清会典·事例（八六三）》，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建咸安宫。然则该图之制定，当在康熙二十一年。”
遗憾的是，囿于时局，朱先生无缘核检这一引自光绪《会典事例》的关键史料，原出嘉庆《会典事例》，并未遵依康熙《会典》原文“二十一年，改建咸安宫为宁寿宫”（图17）！
图17 左：光绪《会典事例》载（康熙）二十一年，建咸安宫；右：康熙《会典》原文为二十一年，改建咸安宫为宁寿宫。（另康熙《会典》明言（见图18）：“慈宁宫在武英殿后以奉太皇太后，宁寿宫在慈宁宫西北以奉皇太后。”是此宁寿宫在咸安宫旧地！）
这样一来， 朱先生判定《皇城图》康熙二十一年（1682）制成的依据，显然难以成立。
事实上，稽考文献可知，咸安宫原为未遭李自成火劫的明代遗构，康熙继统后，成为孝惠皇太后居所，康熙二十一年（1682）改建咸安宫为宁寿宫，又称“宁寿旧宫”，此后直至康熙二十八年（1689），大内曾有“宁寿旧宫”与“宁寿新宫”并存的一段特殊历史，前者是禁城西偏旧咸安宫改建的宁寿宫，后者则是在禁城东部新建的宁寿宫。其原委，容后文《新识》陈述。
与此直接关联的是，刘敦桢《年代考》曾指出：“惇本殿、毓庆宫康熙十八年建……与图核校，则……内廷东路之毓庆、延禧、永和、景阳诸宫，及西路之启祥、咸福二宫，皆缺而未载。”对此，朱偰另持异议：“若谓毓庆宫、惇本殿，建于康熙十八年，何以该图尚未载入，不知毓庆宫在嘉庆以前，为未婚皇子所居之偏宫，本无关宏旨，未足为康熙十八年或十九年以前一说之根据也。”
然而，勿论朱偰先生为何回避与此关联的东、西六宫的建置，也毋庸赘引其时无可获检的大量文献档案，仅以康熙《会典》有关毓庆宫的记载（图18），比较《皇城图》和《京城图》迥然不同的布局（图19～图22），朱先生的误判显而易见。
图18 康熙《会典· 宫殿规制》所记内廷规制
图19 《皇城图》（上）和《京城图》（下） 内廷建筑格局迥异（并见图20、图21）
图20 康熙初与康熙中叶内廷西路诸宫的变革 左：皇城图；右：京城图
图21 康熙初年与康熙中叶内廷西路诸后宫的变革 左：皇城图；右：京城图
图22 上：《皇城图》中永乐旧邸仁寿宫故址（左红框）和苏克萨哈府邸（右红框）；下左及下中：《京城图》中的蚕池口天主堂（左红框）及住院（右红框）；下右：1900 年北堂照片
其实，朱偰《图考》系统比较自明代到清初的宫殿格局，曾敏锐觉察并强调：“顺治一代，规制草创，修复宫室，首重观瞻。”“清初以修复明代规模为事。”甚至提到“至若康熙十八年建毓庆宫、惇本殿，则已轶出前朝规模！”惜因匮缺可稽典章和档案，终未洞察并深究这“轶出前朝规模”之举，竟是内廷建筑大变局的先声：随着国家统一，战乱平息，社会安定，志向远大的康熙，投入宫苑尤其大内建设，不同于顺治延续胜朝旧制以标举其代明行政合法道统的取向，着力践行新朝推崇“孝治天下”的理念，彰显皇室严格统序的规划意象随之便在内廷建筑的布局中清晰显现出来。
此外，刘敦桢《年代考》注意到，在西苑紫光阁和大光明殿之间，“草场北，明万寿宫故址，图仅作空地一片，知其时犹未修复。”朱偰《图考》就此推测：“然宫何时被焚，诸书记载不详。……刘若愚《酌中志》，成于崇祯十四年后，未言其灾，《金鳌退食笔记》成于康熙后，一眼其沦为草厂柴阑，与李自成焚大内不无关系。”后文重申：“草场北作空地一片，盖已焚毁，然……万寿宫何时被焚，诸书记载不详。刘若愚《酌中志》，成于崇祯十四年以后，未言其灾，然则终明之世，万寿宫尚无悉也。《金鳌退食笔记》成于康照后，已言其沦为草厂柴阑，然则万寿宫之毁，其在明末清初，李自成焚大内之际乎？”
其实，在朱偰先生曾引征的《万历野获编》卷二，就已明确指出：“自西苑肇兴，寻营永寿宫于其地……君臣上下，朝真醮斗几三十年……至穆宗绍位，不特永寿宫夷为牧场，并西苑督农大臣，亦立裁去矣。”以此而论，将该草厂柴阑咎由，推测为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四月二十九日夜，焚宫殿及九门城楼西遁”，显然是疏忽误判。
《图考》等古都纪念集，成于国家存亡之际。朱偰称他自宁赴京查勘、摄影为北征：“夫士既不能執干戈而捍卫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谋恢复故国，亦当尽其一技之长，以谋保存故都文献于万一，使大汉之天声，长与此文物而长存。”正因此，阅览《图考》，纵有微瑕，也不能不为充盈其文中的“慷慨赴义之志气”和过人才情慑服。
继朱偰先生《图考》后，时隔72年，即2008年7月，《皇城图》在台北故宫“院藏古舆图特展”现身公众，辅有导览手册《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概略介绍了该图内容并扼要予以评价（图23）。
图23 2008年7月《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一书对《皇城图》的介绍
两段简略文字，第一段显然参考了刘敦桢先生的《年代考》，然而文中两度申言“康熙中叶”，比对前文“发现”“诠读”，凡最初整理编目，嗣后《年代考》，反复强调“清初画本”“清初皇城宫殿衙署图”“清初极重要之史料”“图中……尚沿用清初旧名”“足为清初尚未尽除明制之证”，等等，言“此图成于康熙中叶以前之证据”，也殊非康熙中叶，而是中叶以前，也就是康熙初年！
既然《皇城图》成图在清初康熙中叶前，导览第二段文字中诸如西学、仪器、测量空间技术，尤其是“本图即为钦命西洋传教士绘制的一幅北京皇城图”“代表康熙时期图绘上的更新”云云，也就不能成立。浏览康熙朝中西文化交流盛事的著述，翻阅中国地图史和测量史的专著，就可知道，“康熙时期图绘上的更新”其实都发生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后，即法王路易十四派遣精通当时西方科技的法国耶稣会士白晋等六名“国王数学家”来华后！这和前文对刘敦桢、朱偰有关《皇城图》在康熙十八年（1679）前成图的讨论，当然抵牾。
况且，审视《皇城图》绘制技艺，诚如刘敦桢所谓“墨线界画”，一派浓烈的中国传统韵味，迥别当时西式地图，而且无比例！也未见中国古代制图六体的“分率”、计里画方或平格方法！凡此，从前文《皇城图》比对《京城图》的图10、图11、图19～图22，都历历可见。为核验之，笔者所在团队还曾就此按相关文献中的数据量测《皇城图》，并将《皇城图》与《京城图》以及现代相关地图比对，结果发现《皇城图》中各主要建筑宽深和彼此间距率多写意，也确实未按比例绘制（图24）。
图24 《皇城图》（上左）与《京城图》（上右、下右）比例分析
总之，导览文字不多而错误不少，或因筹展繁忙所致？期间，从历经坎坷、自古都北京流转台北故宫的逾千件珍稀古舆图中，审慎遴选出《皇城图》，毕竟属于慧眼，况且将之公开展陈，服务社会，更是功莫大焉！
值得指出的是，十年后，即2018年12月，台北故宫的学者们在新出版的《故宫典藏古地图选粹》中再次选刊《皇城图》，采用了刘敦桢先生《年代考》的成果，而《笔画千里》导览文字中的瑕疵则被完全剔除（图25）！
图25 台北故宫2018 年12 月出版《故宫典藏古地图选粹》书影 左：封面；中：133 页皇城宫殿衙署图及简介；右：133 页局部简介文字
文中还提到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孙果清刊于《地图》2010年第2期的《清康熙年间实测：〈北京皇城地图〉》，却没有采信其中的只言片语，其原委略可辨析如下。
孙果清的文章开篇说道：“《北京皇城地图》，原为清内阁大库旧藏，民国二十五年（1936）文物南迁以前，一直收藏于原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现存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笔者……见过此地图的黑白照片，图书馆目录中题为《北京皇城宫殿衙署图》，大概是自清内阁大库移交于图书馆后沿用旧称吧。”
嗣后介绍了该图的质地、色彩、大小、绘制特点和图中所涉内容。篇末提到：“原图上未标注地图名称、绘制年代以及绘图人。该地图应绘制于建‘宁寿宫’以后，建造‘万寿兴隆寺’之前，即清康熙二十八年至三十九年（1689—1700）之间。……推断这幅《北京皇城地图》绘制于清康熙中期。”结尾时则强调：“精确地表示了当时北京皇城的规模和布局……是清《乾隆京城全图》之蓝本。”
或因文章旨在普及介绍而非考据，作者并未讲求严谨，以致夺讹殊多。对比前文相关内容可知，所云图名《北京皇城地图》衍“地”字，《北京皇城宫殿衙署图》衍“北京”。而所谓“原图上未标注地图名称”，不啻将王庸先生编目“皇城宫殿衙署图……旧目称［北京皇城图］，兹据图背旧签题名改”抹杀！至于《皇城图》绘于“建‘宁寿宫’以后，建造‘万寿兴隆寺’之前”“绘制于清康熙中期”，纯属无稽（图26），略见前论。所谓《皇城图》“现存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也不符1965 年已由“中图”移存台北故宫并珍藏至今的事实。
图26 左：《皇城图》中的兴隆寺；右：《京城图》中的万寿兴隆寺
不过，作者提到而且发表了珍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皇城图》黑白照片（图27）， 犹属可贵。经追踪，蒙中国国家图书馆舆图组惠示这幅珍贵照片的目录信息，要点是：皇城宫殿衙署图舆图摄影本，未注比例尺，1933年据清内阁大库旧藏绢绘本摄制，单色27厘米×21厘米。绘画详细，精度较高，乾隆“京城全图”部分资料取材于此。
图27 1933年平图王庸主持拍摄《皇城图》照片
按此信息分析，这一《皇城图》的黑白照片，应是1933年5月平图为避祸战乱将该图装箱外运前，由舆图部主任王庸先生主持拍摄，平整清晰，远胜1934 学社所摄（参见上篇图1）。尤其可贵的是该目录申明《皇城图》未注比例尺，强调《京城图》部分资料取材于此，理应出自古代舆图研究大家手笔，或即王庸先生。以此对比孙果清所谓“精确地表示了当时北京皇城的规模和布局……是清《乾隆京城全图》之蓝本”，显然扭曲了该照片目录信息中平实允当的本谊。
6 新识
回顾刘敦桢、朱偰先生等诠读《皇城图》心路，关键当在详尽裒览相关文献、舆图并缜密校雠。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辛勤努力，清代历朝《实录》《起居注》及《会典》，大量宫廷满、汉文档案，以及文人笔记、诗文，陆续整理出版，可搜检的电子文本涌现；更多的宫廷档案，业经系统收集整理和分类编目，也可检阅利用。这样，综罗关涉《皇城图》的档案文献进行比勘，已空前便利。
前文判断《皇城图》中的瀛台为顺治时格局，就太和殿、太子宫即毓庆宫、咸安宫即旧宁寿宫等变革，申论康熙中叶宫廷建筑变局，辨析《皇城图》成于康熙十八年（1679）前，以及下文更多新见，正是获益于审慎校勘大量新摭史料，并仔细比对《皇城图》与《京城图》。
分析《皇城图》所涉文献，建筑营造直关宫廷政治，后世罣漏淆讹，还多有避讳篡匿，犹须悉心爬剔并辨析真伪。例如，基于古代天人感应的思维定式，各种灾祲被视为天谴，皇帝常须昭告天下以自省，甚至颁降罪己诏（图1）；后人尊康熙为圣王，难免曲笔甚或削匿。即如前文叙及康熙十八年（1679）十二月三日太和殿回禄，见载康熙《圣祖仁皇帝实录》（后文简称《实录》）和《康熙起居注》（后文简称《起居注》），到《国朝宫史》及《日下旧闻考》等，却避讳阙如，以致刘敦桢与朱偰先生失察。
图1 左：康熙十八年（1679）十二月初三日以太和殿灾颁诏天下（康熙《实录》卷八七书影）
右：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二十八日康熙力图修省以迓天庥，着速议赈恤京城地震倒房军民（康熙《圣祖仁皇帝圣训》卷二书影）
更典型的，是此前北京大地震，攸关《皇城图》判解，其烈度高、持续久、波及广、损毁重，史无前例；康熙也被迫携太子，奉太皇太后、皇太后等避灾景山，驻帐篷三日。按康熙《实录》《起居注》《会典》及《御制文集》等，期间，康熙曾屡屡自责，反省时弊，令内阁九卿“洗涤肺肠，公忠自矢，痛改前非” ，又亲率诸王、廷臣诣天坛祈祷；还频频降旨细查灾情，从速救灾。但其中对《皇城图》所涉宫苑建筑受损与修复情况，却无明确记录。到《国朝宫史》及《日下旧闻考》等，更略无一语，造成刘敦桢、朱偰先生判读《皇城图》的另一盲区！
为后世官书避忌隐晦的，还有相关旨谕因政治变故而前后抵牾的内容。典型如前述毓庆宫，初称太子宫、皇太子宫或东宫，康熙《起居注》《会典》《御制文集》及内府档案均曾纪录，嗣因康熙四十七年（1708）皇太子被废，雍正纂康熙《实录》，乾隆修雍正《实录》，均讳言太子宫即毓庆宫、惇本殿，直到乾隆传位嘉庆，两朝《实录》及《御制诗文集》才提及毓庆宫，却讳称太子宫，至于《国朝宫史》及《日下旧闻考》，也只言毓庆宫、惇本殿。
尽管如此，钩沉抉隐，包括康熙十八年（1679）大地震相关文献，抽丝剥茧，悉心分析，仍可揭橥太子宫即毓庆宫的经营梗概。
其实，康熙十七年（1678），兴建太子宫就与改建奉先殿一并擘划。翌年5月奉先殿祖宗神牌迁太庙，康熙已故仁孝皇后神牌并宝座暂移奉先殿东旁。比对《皇城图》《京城图》，应是奉先殿落架，三层月台缩为单层，西垣东移，院落收窄，再重建奉先殿，西傍乾清宫添修太子宫。奉先殿动工，还曾隆重举行迎吻仪式。太子宫建筑命名和布局，也已确定。未料旋遇大地震，钦派修造奉先殿和太子宫的工部机构，被迫增员督修震坏建筑；接踵太和殿焚毁，又值剿灭三藩军需浩繁，太子宫停建。到康熙二十年（1681）二月奉先殿修讫，二十一年（1682）改建咸安宫为宁寿宫、修复西苑白塔竣工，二十二年（1683）修建启祥宫并添造长春宫、咸福宫配殿，二十四年（1684）重建太子读经的文华殿并新建传心殿蒇事，太子宫即毓庆宫才在康熙二十五年（1685）最后落成，皇太子、大阿哥、三阿哥居之。
从相关档案和乾隆、嘉庆回忆幼时赐居毓庆宫的诗文可知，《京城图》中雍正九年（1731）改建的斋宫，原是毓庆宫的正宫，“正殿曰惇本殿，殿之后曰毓庆宫，前曰祥旭门”，还有游廊围房，规模弘敞，皇太子胤礽甚至“广蓄奇巧珍贵之物”远逾康熙。乾隆八年（1743）改建所谓毓庆宫，则是原来毓庆宫的东所，别居胤褆、胤祉。简言之，康熙兴造毓庆宫，包括东所，规模与养心殿相当，对称布置在乾清宫左右（图2）；同时，外朝复建文华殿并添建传心殿，与武英殿均衡配置在太和门东西，彰显了康熙苦心培养优秀储君的营造意象（图3）。
图2 《皇城图》（上）、京城图（中）、现状谷歌卫星图（下）对比，康熙朝太子宫即毓庆宫，经雍乾二朝改建，范围在《京城图》上斋宫、毓庆宫处，规模与乾清宫西养心殿组群相当
康熙兴造太子宫，曾使奉先殿内院东宽西窄，见于京城图。乾隆十二年院东添建进深墙，隔出小院，奉先殿两旁空间趋于对称，至今可见于卫星图
图3 《皇城图》（上）、京城图（中）、现状谷歌卫星图（下）对比，康熙二十四年（1684）重建文华殿、新建传心殿于太和门以东，与西面武英殿组群称衡
值得重视的是，康熙十七年（1678）肇修奉先殿和毓庆宫，大内宫殿经过一系列改、添，形成了明初以来的重大变革，除了建筑布局，太和殿因连廊延烧被毁的教训，导致保和殿及乾清宫、坤宁宫、慈宁宫、咸安宫等正殿修缮时，两翼抄手斜廊均被拆除绝迹（图4），前引康熙《会典》“改建咸安宫为宁寿宫”亦然。比对《皇城图》和《京城图》，后者清晰展现了这一大变局（图5）。准此，《皇城图》无疑应绘于此次变局擘画之前，即康熙十七年（1678）前。
图4 明代宫殿抄手斜廊举略
上：青海乐都瞿昙寺，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至宣德二年（1427）由明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钦派太监、朝官董工建造的汉式藏传佛教寺院，其主殿即隆国殿供奉“皇帝万万岁”牌位，缩仿永乐十八年（1420）落成的北京皇宫奉天殿，两翼以抄手斜廊连缀东西分列的文楼、武楼；
中上：南京博物院藏《北京明故宫殿图》中的抄手斜廊；
中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北京宫殿图》中的抄手斜廊。图上建筑匾额名有“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等，为嘉靖四十一年（1562）重建三殿后的更名；
下：故宫博物院藏《徐显卿宦迹图·皇极侍班》，万历五年（1577）之前，皇极殿及两旁抄手斜廊。据题识，为徐显卿自隆庆四年（1570）至万历五年（1577）“凡遇升殿，轮侍东班”场景
图5 上：《皇城图》中太和殿、保和殿、乾清宫、坤宁宫以及慈宁宫、咸安宫内正殿两旁均带抄手斜廊，呈现为典型的明代宫殿规制；
下：《京城图》，结合修缮地震损坏大内建筑，内廷各宫正殿两翼已皆无抄手斜廊，外朝太和殿、保和殿两旁均改为四层叠落防火墙
另须指出的是，按康熙《实录》《起居注》《御制文集》及相关档案，坤宁宫东、西暖殿，乾清宫左右的昭仁殿、弘德殿，均未罹患康熙十八年（1679）地震及火灾，当年二月到十九年（1680）四月底弘德殿还频举经筵日讲。大学士张英更曾记述进讲场景（图6），表明这里还是特藏古代珍稀典籍字画的御用图书馆，直到嘉庆二年（1797）十月二十一日连同乾清宫、交泰殿、昭仁殿被焚毁后重建。这样看来，当初刘敦桢先生《年代考》虽苦于文献匮缺，却洞见《日下旧闻考》所谓“康熙三十六年建”，应“系其再修纪录”，判定《皇城图》成于“康熙十八年以前”，确属慧眼。
图6 明清皇帝举行经筵日讲场景
上：清康熙朝文华殿大学士张英《讲筵应制集序》有关弘德殿举行经筵日讲的记述；下：明代经筵日讲场景——清代制度的原型；
下左：《徐显卿宦迹图·日直讲读》 ，万历十三年（1585），徐显卿作为日讲官在文华殿后穿堂案前，为坐在屏风前御座上的明神宗讲读，阁臣与讲官分立两旁，屏风后有司礼监官。皇帝与臣下皆穿常服；
下右：《徐显卿宦迹图·经筵进讲》，明神宗在文华殿举行经筵。徐显卿充任展书官，其他官员、司礼监宦官及大汉将军分列两旁，皇帝官员皆穿吉服，将军甲胄执金瓜侍卫队列后排
按新见档案，康熙三十四年（1695）初，曾拆去坤宁宫东西暖殿、承乾宫和永寿宫，资建中正殿，康熙就此颁旨：“隔二三年，俟择得应建吉年，再行营建。”三十六年（1697）复建，见载雍正、乾隆及嘉庆《会典》，均未涉昭仁殿、弘德殿。但到《国朝宫史》，编修者昧于史实，衍文称坤宁宫东西暖殿“与昭仁、弘德二殿相对，俱康熙三十六年建”，旋经《日下旧闻考》剿袭，终被刘敦桢先生洞鉴质疑！
另如刘敦桢先生阐论瀛台，也是判读《皇城图》枢要。按新见众多文献档案，康熙十七年（1678）后的瀛台，攸关地震及火灾后大内修复期间理政、经筵日讲等，情况复杂。经细致爬梳，比勘《京城图》和《皇城图》，已经清楚，《皇城图》中的瀛台，忠实写照了明代以至顺治朝的面貌，而《京城图》则详实展现了康熙十七年（1678）后的新气象。为避免枝蔓繁冗，下文考据从略，揭橥建置梗概，并撷举重要史料如下。
在明代，瀛台称为南台或趯台陂，略如崇祯内阁中书孙国敉《燕都游览志》：
南台在太液池之南，上有昭和殿，北向，踞地颇高，俯眺桥南一带景物，其门外一亭，不止八角，柱拱攒合，极其精丽，北悬一额，直书趯台陂三字。降台而下，左右廨宇各数十楹，不施牕牖。又其北滨池一亭，额曰涌翠，则御驾登龙舟处。
瀛台东面，隔水为三海尾闾，略如嘉靖四年（1525）马汝骥《西玄诗集·乐成殿》：
小池中设九岛三亭，一亭藻井鬬角为十二面，上贯金宝珠顶，内两金龙并降，丹槛碧牗，尽其侈丽。中设一御榻，外四面皆梁槛，通小朱扉而出，名涵碧亭，其二亭制少朴，梁槛惟东西以达厓际。东有乐成殿，左右楹各设龙床，殿后小室亦设御榻，皆宣皇游历处也。殿右有屋，设石磨二，石碓二，下激湍水自动。盖南田榖成，于此舂杼，故曰乐成。
明清易代，西苑未罹李自成兵燹，但顺治一朝忙于征战和大内复建，财力匮乏，仅顺治八年（1651）六月在琼岛广寒殿遗址建起白塔，前明格局并未大变。南台虽在十二年（1655）八月改名瀛台，建筑仍沿袭明代，略加修葺，用于游憩和避暑期间理政。如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
瀛台旧为南台……本朝顺治年间别建宫室，为避暑之处。向南有亭，临水曰迎熏亭，后楼九间，楼后有殿，制度质朴。
到康熙朝，瀛台才有新建设。循着新见黄与坚《封儒林郎征君张陶庵墓志铭》脉络（图7），捃摭康熙《实录》《起居注》及相关档案可知，康熙十七年（1678）七月，时誉江南和京师的造园大师张然，经大学士冯溥等举荐，奉敕董造瀛台。嗣因前述大内灾后修葺，瀛台成为避喧听政要地，工程延滞；到三藩将灭，在政事活动间隙，康熙十九年（1680）闰八月下旬至二十年（1681）六月中旬兴建，瀛台及明代乐成殿旧址改建的淑清院，才初具规模；接踵二十年（1681）八月末至二十一年（1682）六月初赓续增华，拆运大量琼岛的艮岳遗石，叠置瀛台假山（图8），成为西苑胜景，更成为此后康熙精心经营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避暑山庄及各地行宫园林的嚆矢。
图7 黄与坚《封儒林郎征君张陶庵墓志铭》，概略记述了造园大师张然生平及其世家传承。康熙十七年后（1678）十余年间，张然为康熙创作了瀛台、寄畅园等御苑胜景，皇帝青睐优渥
图8 《钦定四库全书·奇器图说》中辇运太湖石的场景
康熙二十年（1681）七月二十一日，瀛台举办了盛大宴会。乾隆十一年（1746）八月二十八日效仿皇祖胜事，翌年十二月宫廷画家张镐遵旨精心创作《瀛台赐宴图》，其中的建筑仍皆康熙经营，不啻为康熙二十年（1681）的瀛台盛景再现（图9）。
图9 《瀛台赐宴图》（左：辽宁省博物馆藏），乾隆十二年（1747）十一月十一日宫廷画家张镐遵旨绘制（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详实记录了乾隆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瀛台赐宴场景。除极个别乾隆初年添改或更名的建筑，实际写照了康熙朝经营的瀛台建筑风貌
康熙二十一年（1682）七月初四日，为感谢将致仕的大学士冯溥多年竭忠辅政，酬答他举荐哲匠张然，康熙特邀冯溥游赏新建未遑命名的瀛台、淑清院并赐食，冯溥就此留下详述其见闻的《予告赐游西苑纪恩诗·有序》（图10）：
图10 冯溥《予告赐游西苑纪恩诗·有序》
予告七月二日赴乾清门谢恩，上赐饭。复传旨云：“汝自今以后，无有职掌，可常至瀛台一看。”初四日，予至瀛台，上令人引至上所御阁东小阁内，赐饭讫，复传旨令各处游玩。有翟内侍扶予登小舟，至一所，予问内侍云：“此为何处？”答云：“此系新造，尚未有名。”岸边一亭，形制精工，金碧与水光相映，舍舟入亭内，稍憩。傍皆叠石为山，层次而上有一门，御书“曲涧浮花”四大字，真有鸾翔凤翥之势。入门，曲槛画廊，回绕千岩万壑之内，合抱之木，复参差掩映其间，花气蓊郁，禽声上下，至此不复知有暑气矣。稍东一殿，内设大理石屏风一架，中安御座，后檐接一方亭，诸峰环列，凉气袭人，在此坐甚久。复循廊而东，有一亭，下用数石柱撑之，水声流其内，盖此地皆水，以石为山，玲珑起伏，有若天成，视昆明石鲸织女之制，不知何如也。曲折攀缘，内侍皆扶予而行，引至一殿，后皆种竹，启后屏，则清风徐至，韵致宜人。旁一小门，入此多幽房曲室，有历石蹬数级而上者，邃深静远，则又别是一天地矣。既出，遥望有人舁酒榼果品而至者，则上所赐也。复传旨云：“游倦不妨稍歇息，且从容去。”予感泣谢恩。抵流杯亭，亭内石不相联，水潺湲有声。内侍令人置板缺处，扶予而过石。巉岩不能置案，取上所赐酒肴果品，散布石上；又从上放杯，流至予前，水势回旋，酒杯随之，曾无倾侧。兰亭泛觞，至此始睹其妙。予性不饮，乐甚，连饮数杯，亦不觉甚醉。复至前殿廊下，就石阶而坐，候启奏。复传旨云：“今日甚热，俟天气凉爽再来。”因以果品诸物付予家人带出。
图11 上：《皇城图》保留了明代乐成殿的旧貌，契符明代嘉靖初马汝骥等诸多文人记述。却与康熙二十一年（1682）冯溥的纪游迥异；
中：以《京城图》标示康熙二十一年（1682）冯溥的行迹，说明截至乾隆十五年（1750）《京城图》保留了康熙新建淑清院的样貌，惟因冯溥游览时淑清院“尚未有名”，当时已题名的建筑，仅有曲涧浮花和流杯亭；
下：乾隆二十四年（1759）西苑大规模增华，按1/650 比例绘成《北海图》《中海图》和《南海图》，今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图中建筑仅绘地盘，不再是《皇城图》与《京城图》各建筑平面位置上绘制立面；道路则用小点标示
按文稽图，前引明代马汝骥、孙国敉的记述，明显契合《皇城图》；冯溥的纪文，则只能在《京城图》勾绘出来（图11），可见，写照康熙十七年（1678）后瀛台与淑清院新貌的，是《京城图》而非《皇城图》；亦即《皇城图》必应绘于康熙十七年（1678）前。
新揭史料表明，瀛台与淑清院建成后，久未更新。雍正十二年（1734）和乾隆四年（1739），粘补瀛台房屋、墙垣；转年以瀛台“宫殿年久倾圮”，再谕修理“但取完整，不得过于华饰”，没有添新。内务府大臣常明和海望，还在此次大修前“详查宫殿图样，瀛台原属旧制，与宫殿一体”，说明迨至乾隆初年，内务府可资利用的舆图，只有《皇城图》（图12）。
图12 乾隆五年（1740）调查既有建筑时利用《皇城图》
上：乾隆五年六月十四日《总管内务府奏遵旨查看前星门前堆放石料情形折》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05-0037-046；下：乾隆五年十月二十九日丙寅《总管内务府奏未修理瀛台殿宇挑挖三海河道事》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档案中所谓“伏查我朝宫殿图样”“详查宫殿图样”即指《皇城图》
更新京师建筑图势成必然。乾隆七年（1742）七月十八日，海望按1/500 比例绘成《京城内图样》呈览。十年（1745）十一月八日，又传旨“将《京城图样》着海望管理，令郎世宁将如何画法指示沈源”。十五年（1750）五月十六日，按1/650 比例绘成煌煌巨幅《京城图》，恭呈御览。其中，大内新格局已如前述；而瀛台和淑清院，除标注乾隆六年（1741）、七年（1742）各建筑题名，补入十五年（1750）新添瀛台怀抱爽和八音克谐，康熙旧貌未变。二十四年（1759），西苑大规模增华后，又按1/650比例补绘《北海图》《中海图》和《南海图》，接受了欧洲来华耶稣会士引入的新画法，建筑仅绘地盘，不再是《皇城图》与《京城图》各建筑在平面位置上绘制立面形象、兼具鸟瞰图的中国传统画法。但就图写盛世京师结构尤其宫苑格局及其历史沿革而言，《皇城图》与《京城图》辉映，堪称无价双璧。
重要的是，按《京城图》绘制缘由，综汇前文方甦生先生所揭史料，已略可判明：《京城图》绘成前后，逢乾隆十二年（1747）编修《会典》，阁臣舒赫德任总裁，《皇城图》由内务府交会典馆，二十五年（1760）编成《会典》，交内阁大库，二十九年（1764）登录《内阁大库书档旧目》（目十一）“岁字号会典馆交来书籍”“皇城宫殿图一套”。同年舒赫德绾国史馆四库全书清字经馆总裁，再征《皇城图》修史，直到四十一年（1776）十一月十五日，亲自将《皇城图》交还，又见录《内阁大库书档旧目》（目十二）“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舒中堂交来的”，“大库书档数字号”载《皇城宫殿街署图二张》。所谓“舒中堂”，就是舒赫德。在1909 年移交学部前，《皇城图》这一内廷流转经历，也无疑彰显出其历史纪实的不磨价值。
前文稽图核验马汝骥和冯溥游记，同样基于《皇城图》《京城图》的纪实性；反之，也可据此辨伪。如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艳羡冯溥蒙圣恩赐游，对“尚未有名”的淑清院，却抄掠马汝骥，更臆说乐成殿曾被嘉靖改建为无逸殿，清初变成皇帝驻瀛台时大学士们的直庐，后改太子避暑宫。如此无稽之谈，竟被《日下旧闻考》采信：“乐成殿水碓、水磨等处，后易为无逸殿、豳风亭，今西苑以东淑清苑即因其旧。”对比之下，刘敦桢《年代考》频引《金鳌退食笔记》，惟对此谬说不予理会。
高士奇笔记真伪羼杂，多可藉《皇城图》《京城图》辨析。如瀛台叠石拆辇自琼岛，现知史料仅有高士奇所记：“辛酉冬，运是山之石于瀛台，白塔之下仅余黄壤。”比对《皇城图》《京城图》中琼岛与瀛台叠石消长，可知这一记述尚属真实（见《康熙〈皇城宫殿衙署图〉解读（中）》图8、图10）。
康熙《皇城宫殿衙署图》（中）图8 《皇城图》西苑中的北海琼岛与团城（左）；南海瀛台（右）（注意瀛台部分图像模糊甚至残阙。）
康熙《皇城宫殿衙署图》（中）图10 上：康熙《皇城图》中的瀛台；下：乾隆《京城图》中的瀛台
总之，细审《皇城图》中大内和西苑建置，已可明确，《皇城图》应在康熙十七年（1678）前绘制。进一步追溯，究竟是在此前哪一年？
刘敦桢先生《年代考》核查《皇城图》内务府各衙署，指出：“尚沿用清初旧名。……清初尚未尽除明制。”细致比勘文献与《皇城图》，可以发现，康熙十六年（1677）衙署更名，《皇城图》却皆标旧名。可以合理解释的，正以《皇城图》在此前成图。与此关联的是，康熙《实录》曾详纪康熙十六年（1677）四月十二日承乾宫抱厦油饰核销，《皇城图》中承乾宫并无抱厦，却见于《京城图》（图13），也可说明《皇城图》成于十六年（1677）前。
图13 按文献比对《京城图》，可知《皇城图》成图于康熙十六年（1677）前
《日下旧闻考》卷七一，上驷院初名御马监。顺治十八年（1661），置阿敦衙门，康熙十六年（1677），改今名
左：《皇城图》东华门内马圈；右：《京城图》东华门内上驷院
图13 按文献比对《京城图》，可知《皇城图》成图于康熙十六年（1677）前
《日下旧闻考》卷七一，上驷院初名御马监。顺治十八年（1661），置阿敦衙门，康熙十六年（1677），改今名
左：《皇城图》东华门内马圈；右：《京城图》东华门内上驷院
《日下旧闻考》卷七一营造司署在西华门外北长街，西向。大堂五楹，二堂后有鲁班殿，前后凡四重，廨舍共七十间，掌理工作，兼司薪炭。初名惜薪司，顺治十八年（1661），改为内工部，康熙十六年（1677），改今名
左：《皇城图》西华门西北内工部；右：西华门西北营造司
《日下旧闻考》卷七一慎刑司署在西华门外长街之北，东向，前后三重，廨舍共五十三间，掌内府之刑罚。初名尚方司，顺治十二年（1655）， 改为尚方院， 康熙十六年（1677）
左：《皇城图》西华门西北未标名慎刑司；右：《京城图》西华门西北慎刑司
《日下旧闻考》卷七一掌仪司署在西华门外南长街织女桥，南向。后有观象台， 前后廨舍共七十余间， 掌内府之典礼。初名钟鼓司， 顺治十三年（1656）， 改礼仪监，十七年（1660），改礼仪院， 康熙十六（1677）年，改今名
左：《皇城图》西华门东南礼仪监；右：《京城图》西华门东南掌仪司
左：《皇城图》承乾宫正殿无抱厦；右：《京城图》承乾宫正殿前出抱厦
再往前溯，刘敦桢《年代考》与朱偰《图考》均曾引述《国朝宫史》：“交泰殿、坤宁宫、景和门、隆福门，康熙十二年重建。”细审原文，是顺治十二年（1655）。据此详核康熙《起居注》《实录》《会典》等，也并无相应记述，只有十二年（1655）三月初四谕：“今缘修葺宫殿，明日移驻瀛台暂居数日。”初八日又谕：“朕初因修葺宫殿，暂驻瀛台，今……虽修葺未竣，即日还宫修省。”是知宫殿确有修葺。但所涉经筵进讲，自四月到十一月底，瀛台共26日，其余多在前述乾清宫弘德殿。足见宫殿修葺规模不大，无须长时间避喧瀛台。
这样，刨根究底，不能不深探《皇城图》所涉此前康熙建置。刘敦桢与朱偰先生援引《国朝宫史》或《日下旧闻考》，提到康熙五年（1666）西苑改建弘仁寺，六年（1667）重建端门，八年（1669）重建太和殿、乾清宫，惜因文献匮缺，没有深论。但披图按牒，综罗新见史料可知，正是这些建置，攸关康熙初年的重大历史事件，遂在具有典章制度性的《皇城图》如实表现出来。
一是弘仁寺，如《日下旧闻考》卷41：“弘仁寺地最爽朗，即明清馥殿旧基，康熙四年改建为寺。迎旃檀佛像居之，恭勒圣祖御制碑记。”不过，1991年底在清东陵孝陵隆恩殿工地发现阴刻“清馥殿”等楠木天花板，揭示了改建原委：顺治十八年（1661）四月鼎建孝陵，拆用嘉靖十一年（1532）所建御苑道观清馥殿。到康熙四年（1665）十月，京东名刹旃檀寺的古旃檀佛像移奉新建梵宫弘仁寺（图14），弥补了清馥殿拆后北海西岸的空阙。
图14 康熙践祚后鼎建孝陵，拆用西苑明嘉靖朝清馥殿金丝楠木，故址改建弘仁寺
左上：《皇城图》绘出了康熙四年（1665）在明清馥殿旧址上改建的弘仁寺
右上：《京城图》绘有乾隆新增诸多建筑，值得注意的是东面环太液池筑围墙（红线所示），将弘仁寺隔离在西苑外
左下、中下：1991 年在清孝陵隆恩殿工地发现阴刻“清馥殿”的金丝楠木天花板拓片
右下：1992 年在清孝陵神道碑亭工地发现的阴刻“锦芳亭”的金丝楠木天花板照片
二是端门，康熙《会典》卷131：“康熙六年，建端门。”《国朝宫史》卷11衍称：“天安门……其北相直，榜为端门，康熙六年重建，制与天安门同。”按《内阁全宗·工科史书（满文）》，顺治十年（1653）拟修端门，工部奏：“钱粮不敷用，候物力丰盈，次第举行。”蒋博光先生在故宫藏样式雷图档中，发现康熙六年（1667）端门做法印册，堪称清初工官珍籍，详纪此次工程，以明代遗存年久失修而落架葺治，并非重建（图15）。其背景，是恭迎七月初七的康熙亲政大典。
图15 《皇城图》中的端门（左）和康熙八年端门修缮工程做法印册（右）
三是太和殿、乾清宫，即康熙《会典》强调的“大朝正殿”和“宸居正殿”，为《皇城图》枢要。刘敦桢与朱偰先生援引《日下旧闻考》云，继顺治朝建置后，康熙八年（1669）重建；核其所本，为《国朝宫史》而非顺治、康熙《实录》，忌匿顺治暂居位育宫即保和殿十载、康熙继居清宁宫即保和殿八年。深究表明，这正是破解《皇城图》成图的关键。
以乾清宫而论，按顺治、康熙《实录》，顺治十三年（1656）和康熙八年（1669）均为修缮，殊非重建，过程不赘；顺治修缮原委，竣工后曾昭告天下：
帝王统御天下，必先巩固皇居，壮万国之观瞻，严九重之警卫。规模大备，振古如兹。朕自即位以来……暂改保和殿为位育宫，已经十载。揆之典制，建宫终不容已，乃于顺治十年秋卜吉鸠工，今乾清、坤宁宫告成，祗告天地、宗庙、社稷，于顺治十三年七月初六日临御新宫。
康熙八年（1669）遵太皇太后懿旨修理太和殿、乾清宫，竣工后也曾昭告天下：
自古帝王统一寰区，营建宫室，匪特崇壮丽之观，实以隆出治之体，甚钜典也。朕御极以来，以保和殿为清宁宫居住。今春奉太皇太后旨：不宜以殿为宫，宜于乾清宫居住。朕恪遵慈命，爰敕所司，重加修理。又因太和殿建造年久，颇有损漏，遂命一并鸠工重修。今俱告成，祗告天地、宗庙、社稷。于康熙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进御宫殿。
两道诏书，都强调“以殿为宫”违背典制，彰扬了宫殿修理的重大典制意义。然而进一步追究，顺治缘何“暂改保和殿为位育宫”十载？康熙为何又“以保和殿为清宁宫居住”八年？前者略可参见周苏琴《清代顺治、康熙两帝最初的寝宫》，后者另有隐衷，概略补苴如下。
康熙践祚，理应宸居乾清宫，但如顺治十五年（1658）六月初二日降谕严惩董修乾清宫官员：
建造乾清宫所费金钱钜万，宜乎坚固完好；乃落成之始，尚有可观。今经雨辄漏，墙壁欹斜，地砖亦不平稳，阶石坼缝，甚不坚整！此皆工部内官监各官疏忽怠玩，不用心督造，及匠役草率所致。
顺治十七年（1660）五月十八日又发现奉先殿不合规制：
稽考往制，应除东西夹室行廊，中建敞殿九间，斯合制度。前兴造时，该衙门未加详察，连两夹室止共造九间，殊为不合，今宜于夹室行廊外，中仍为通敞殿九间，以合旧制。尔部即会同宣徽院详议，并选择兴工日期具奏。
然而，时逢顺治爱子、宠妃董鄂氏先后薨逝，治丧、追封、祭奠礼仪繁冗，数月间他甚至“驻跸南苑。间幸郊原。聊自宽解”，前述问题都不了了之，直至染痘崩御！而正因乾清宫“经雨辄漏，墙壁欹斜，地砖亦不平稳，阶石坼缝，甚不坚整”，迫使康熙又“以保和殿为清宁宫居住”，到康熙八年（1669）乾清宫再度修讫为宸居，才化解了违背礼制“以殿为宫”的尴尬。乾清宫、坤宁宫两傍，还照明朝旧制，修造了顺治十二年（1655）曾因经费拮据罢建的斜廊和石房。
太和殿、乾清宫修造作为“钜典”，工竣昭告天下，《实录》郑重记载，纪实性的《皇城图》，作为典制的重要载体，也应运而生。图中题名保和殿而非位育宫或清宁宫；乾清宫与坤宁宫两傍斜廊、石房俱在，彰明了“规模大备”，等等。准此可知，典制纪实性的《皇城图》成图，当在工程竣工，即康熙八年（1669）十一月二十四日前后（图16）。
图16 《皇城图》纪实性略例：顺治四年（1647）修葺午门，其四角改明代重檐盝殿式样为重檐攒尖顶
上左、上中：康熙八年（1669）《皇城图》中的午门
上右：国家博物馆藏明成化二年（1466）《北京宫城图》中的午门
中左、中右：南京博物院藏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北京明故宫殿图》中的午门
下左：北京故宫藏《徐显卿宦迹图》中明万历七年（1579）的午门
下右：台北故宫藏《出警入跸图》中明万历十二年（1584）的午门
值得指出的是，就在康熙八年（1669）修理太和殿、乾清宫期间，顺治遗命的辅政大臣鳌拜以擅权结党被除，明末清初执掌钦天监的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冤案平反，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继任监正，康熙更师从南怀仁，学习并推广欧洲的天文学、数学及制图学（图17），地图测绘从此开始注重比例；继而康熙更嘱托南怀仁致函欧洲，法国耶稣会士白晋等接踵来华，更迅速推进中国的地图测绘迈进向世界前列。在这一历史语境下，审视无比例的《皇城图》，必属此前成图。以此而论，推求北京皇城明清交替之状不可或缺的珍稀秘笈《皇城图》，在中国古代地图史及制图学史上，也无疑具有重大转折点的价值和意义。
图17 康熙八年（1669）以降，南怀仁引入欧洲测量学、制图学略例
上左：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手绘版画，59 厘米×39 厘米
上中：康熙八年（1669）至十二年（1673）南怀仁奉旨制造六件大型黄铜天文仪器安于观象台，旋撰进记述设计制作的《灵台仪象志》，诸多插图特意推介了欧洲的测制图仪器
上右：康熙十二年（1673）南怀仁奉旨对万泉河测量绘图、并计算工程量，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熙朝定案》
下：日本神户市立博物馆藏，康熙十三年（1674）南怀仁绘《坤舆全图》，标经纬度，比例尺1∶1700 万（右为中国部分，红线为北回归线）
（按：本文撰写中，曾蒙故宫博物院周苏琴，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净妮、曹睿原竭诚襄助，谨致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