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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缘起
康熙《皇碂同殿衙署图》（以下简称《皇城图》），是一幅现知最早的有关北京皇城诸建筑布局的皇家舆图。86年前，即1934年9月，刘敦桢与单士元先生“检读国立北平图书馆明、清舆图，无意中发现清初皇碂同殿衙署图一幅，摩挲惊喜，叹为稀有秘笈”；刘先生还刻意强调，对研究北京皇碂同苑，“推求明清交替之状，进而追溯永乐规模者，当舍此莫属！”
1985年以来，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师生继承前辈1941年至1945年全面测绘北京中轴线各建筑，以及1952年以来测绘故宫各花园、北海濠濮间、画舫斋及静心斋的传统，实施并完成北京北海、太庙、社稷坛、景山、大高玄殿，以及故宫慈宁宫、内阁大库、景福宫、养心殿等皇碂同苑和坛庙的系统测绘；主持编制北海、太庙、景山等保护规划及总体规划；结合文献发掘，深入鉴识整理世界记忆遗产清代样式雷图档中有关北京皇碂同苑坛庙之图档。在相关历史沿革的持续探析中，无不深切体会到这一“稀有秘笈”举足轻重的研究利用价值。
但令人惊诧的是，在今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即前国立北平图书馆（以下简称平图），这幅珍贵舆图竟不知所踪！很长时间内，惟有扫描利用 1935年 12月刘敦桢先生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二期刊发的八开照片印本（图1）进行研究，很多细节只能爬梳文献粗略推判！
图1 刘敦桢引用《清皇碂同殿衙署图》
2009年4月，笔者有缘赴台湾参加东亚建筑文化国际研讨会，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以下简称台北故宫），购得《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图2），检阅间，欣喜、惊讶、沮丧、疑惑，百感交集！欣喜，是获知《皇城图》幸存，就在台北故宫！沮丧，薀团舆图特展在一年前举办，无缘目睹瑰宝真容！而且时间局促，无法落实复制高清图像。疑惑，是何因何时《皇城图》会从北京跑到台北？
图2 台北故宫《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封面
此后，虽然扫描利用台北故宫特展《皇城图》促进了相关研究，但毕竟难臻细微。2013年6月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研究生赴台湾交换学习，与台北故宫签订合同，获得12幅高清照片；四年后，又促成学院的教学科研基地北海公园管理处从台北故宫高仿复制了《皇城图》（图3）。这样，该图的大量细节得以被认知（图4），进而立足前人相关成果，结合遗存实物测绘和文献研究、尤其是系统比对诸多乾隆朝以降的舆图，形成了该图绘制于康熙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669年12月16日）前后的明确结论，基本廓清了此后北京皇碂同苑坛庙的变迁历程，还系统梳理出该图自1908年以来传奇性的发现、辨识、著录及流转的来龙去脉。
图3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高清《皇碂同殿衙署图》
图4 刘敦桢插图与台北故宫藏高清图局部对比
值得就此指出的是，正因1935年末以来，很长时期内，学界无缘利用《皇城图》，也直接导致很多相关学术成果的缺陷。略如侯仁之、徐苹芳先生编制的相关历史地图，于倬云先生有关紫禁城历史沿革的相关论著等，这也反衬出《皇城图》的巨大利用价值。
为裨益学术研究，便于相关学界实际利用，也为了叩教方家，谨以发现、流转、诠读、歧见、新识诸项，概略归纳有关《皇城图》的研究心得如下。
2 发现
宣统元年（1909），内阁大库因年久失修，奏准修缮。同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学部大臣张之洞（图5）采纳罗振玉（图6）的建议，具折奏请宣统皇帝筹建京师图书馆（以下简称京图），“饬下内阁翰林院，将前项书籍，无论完阙破碎，一并移送臣部，发交图书馆妥慎储藏”。当日“奉旨：依议”。（图7）由此京图于同年在什刹海广化寺成立，包括《皇城图》在内的内阁大库藏书连同文渊阁《四库全书》等划归京图管理。
图5 张之洞（1837—1909）
图6 罗振玉（1866—1940）
图7 清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奏折抄件
中华民国七年（1918），京图目录课编订《清内阁旧藏地图图画目录》，载云：“淡描详细北京皇城图，壹帧，绢 地，清初画本，小长方形，未装轴，蛀碎。”（图8a）又目录课《清内阁旧藏书目 · 图绘类》则称：“皇碂同殿衙署图，一幅。”（图8b）
图8a 中华民国七年（1918）清内阁旧藏地图图画目录——北京皇城图
图8b 中华民国七年（1918）清内阁旧藏书目
1925年，王国维（图9）撰文《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强调：“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皇城图》即为个中瑰宝。
图9 王国维（1877—1927）
图10 1926年京图舆图目录
1926年，京图再次编订舆图目录，载谓“《皇碂同殿衙署图》一帧，绢本，破裂为两幅。”（图10）
1929年8月31日，经多次改组后的京图与北海图书馆正式合并，定名“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文津街筹建新馆。
1929年11月28日，平图正式设立舆图部专管所藏舆图。为厘清藏品规模并利于管理，集中整理两馆旧有及新购舆图，逐一登录编目，至1930年6月大致告竣。其中旧有舆图参照京图在 1918年及1926年编订的旧目对比整理，并与新购舆图一同重新编号。1931年度舆图部又新购舆图13幅，继续将所藏之图编一总目。
1932年，舆图部主任王庸（图11）编讫《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附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藏新购舆图目录》，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 6 卷 4 期发表，开篇注明“旧目以民国七年本所记较详，故本目中所谓 [ 旧目 ] 即以 [ 七年 ] 本为准……旧目号数，以阿拉伯号码记于各图名下端，上端为新编之号数。”该图的基本信息随之公诸于世：“（六六）皇碂同殿衙署图一帧墨描，着色，绢本，破裂为两幅。旧目称 [ 北京皇城图 ]，兹据图背旧签题名改。”
1934年，该文作为附录二，刊于《国立北平图书馆舆图部概况》一书。对该图的介绍与首次发表略有不同：“（六六）皇碂同殿衙署图一帧 墨描 着色 绢本 破裂为两幅广袤6.7×5.0二十一年（1932）六月重裱 旧目称 [ 北京皇城图 ]，兹据图背旧签题名改。”
与此同时，与该图相关的旧目也被陆续发见并刊布面世。
1928年底，傅斯年（图12）经北京大学马衡介绍，在天津李盛铎处购得其从罗振玉处买到的内阁大库流散档案。1929年9月末至1930年9月，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傅斯年、徐中舒（图13）等完成初步整理，发见原为清代内阁典籍厅收贮，或清查内阁大库的清单及档册二十种。1932年，此目录二十种作为重要档件的出版计划之一，由该所明清史料编刊委员会审定编印 ，1933年方甦生以《内阁大库书档旧目》为名刊发（图14）。其中披露了乾隆二十九年所编的 [ 目十一 ]，在“岁字号会典馆交来书籍”载称“皇碂同殿图一套”。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舒中堂交来的 [ 目十二 ]，在“大库书档数字号”载云“皇碂同殿街署图二张”（图15）。
图11 王庸（1900—1956）
图12 傅斯年（1896—1950）
图13 徐中舒（1898—1991）
图14《内阁大库书档旧目》封面
图15 史语所《内阁大库书档旧目》关于皇城图的记载
图16 沈兼士（1887—1947）
无独有偶，1931年故宫文献馆在沈兼士（图16）馆长主持下整理原存内阁大库余档时（图17），发见一无名档册，内容为内阁书籍表章库之贮藏目录。1932 年文献馆方甦生将该目录校比罗振玉《玉简斋丛书 · 内阁大库档册》，并编制校勘表，发现玉本未载录该图。1935年，此本《校勘本书籍表章目录》（图18）作为《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第二编由故宫博物院付梓，在“御字库 - 露字柜”项载“十五号皇碂同殿衙署图一张（同右——玉本脱；绪本在雨字柜，脱号数）。”（图19）同时，首编方甦生《叙录》提及史语所出版的《内阁大库书档旧目》“会典馆历次征集书档，大率缴藏内阁，如内阁大库书档旧目目十一……[ 皇碂同殿图一套 ]……均著录于 [ 会典馆交来书籍 ] 项下，可断为乾隆会典馆征集之物。（图20）”
图17 故宫文献馆整理内阁大库档案
图18 《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 第二编上· 校勘本书籍表章目录》封面
期间为防范日寇全面侵华，1933年5月平图将13箱舆图暂存天津大陆银行货栈，同年秋局势稍稳后返馆。
1934年9月，刘敦桢与单士元先生在平图检得《皇城图》，校读后撰文《清皇碂同殿衙署图年代考》，于次年12月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二期。
1935年11月，时局恶化，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密电平图将重要书籍移存南方（图21），12月6日装箱完成，包括《皇城图》在内的内阁大库舆图分装15箱，等待南运。
图21 上：1935年11月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密电
下：同年12月6日平图密呈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函
3 流转
1936年冬，内阁大库舆图同西文参考书、工程期刊等运抵南京，存南京地质调查所珠江路新址，即工程参考图书馆。
1937年8月，日寇轰炸南京，工程参考图书馆被迫疏散，少量工程期刊运往长沙，其余包括大内舆图在内的文物移存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南京沦陷后，全部舆图连同故宫古物及公私图书均被日伪挟持，舆图置于汪伪图书专门委员会图书馆地图库。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月，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设南京清点接收封存文物委员会，平图钱存训、顾斗南奉命参加清点。3月20日工作开始，第七组负责清点地图库，该库“狭小阴暗，启封之后霉气触鼻，蛛网如布阵，图画之上积尘甚厚，稍一翻动，灰土飞扬，蠹鱼如穿梭”，内阁舆图受损颇巨。4月9日，初次清点及二次复查完成，与王庸编内阁舆图图目校对后发现缺失近十幅，《皇城图》万幸不在遗佚之列。
1946年5月25日至28日，平图领回清点完毕的图籍，舆图移存金陵大学 301 室，计划作更精细的除去霉尘蛀虫等工作。同年10月至12月，整理排架完成并编印整理目录。
1948年11月28日，国共内战日酣，翁文灏（图22）召集朱家骅（图23）、杭立武（图24）、王世杰（图25）、傅斯年等七人密议，决定将内阁大库舆图在内的宁沪两地重要文化资产迁至台湾保存。12月8日，袁同礼（图26）致函杭立武，同意将南京所存内阁大库舆图先送故宫保存库，再与故宫文物一并迁移。12月21日，包括《皇城图》在内的内阁舆图共 277种装为18箱，交由中央博物院（以下简称中博）代运至安全地点（图27）。
图22 翁文灏（1889—1971）
图23 朱家骅（1893—1963）
图24 杭立武（1904—1991）
图25 王世杰（1891—1981）
图26 左：袁同礼（1895—1965）；右：袁同礼致杭立武函
图27 平图存京文物运送联单
1949年1月3日，转移第二批文物的招商局海沪轮驶抵南京，6日平图18箱内阁舆图随船起航（图28），9日锚泊基隆，因码头拥塞火车车皮不敷分配，延至12日才卸船装车，随后运至台中市，存入台中糖厂仓库（图29）。因台湾无平图员工，18箱舆图由迁台的故宫博物院代为管理。
图28 内阁舆图由招商局海沪轮运台
图29 迁台文物收存台中糖厂仓库
1949年6月1日，为适应战时环境，杭立武提议将迁台的故宫博物院、中央图书馆（以下简称中图）、平图、中博筹备处及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五机构暂时合并为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以下简称联管处）。8月31日，联管处正式成立，平图 18 箱舆图委托联管处中央博物组代管 。
同年10月，为确保文物安全，联管处拟在台中县雾峰乡北沟山麓修建新仓库。1950年4月9日，新仓库完工，19、20两日内阁舆图随“中央博物组”文物一起运入新库，存放在正中一座库房（图30）。
图30 台中县雾峰乡北沟善本书库一角
1954年9月，“中图”在台北复馆，平图18箱文物奉命移交“中图”保管，存放台北南海路旧馆（图31）。1965年9月，蒋复璁（图32）任台北故宫院长，并兼任“中图”馆长，提议将“中图”的善本书籍移至设备完善的台北故宫图书馆存放。经两方多次协商，最终平图18箱舆图及102箱善本移存台北故宫图书馆，由“中图”人员负责管理。
图31 台北“中图”南海路旧馆
图32 左：蒋复璁（1898—1992）
图33 中：钱存训（1909—2015）；右：1984 年钱存训查看平图寄存台北故宫的善本书
1984年，“中图”新馆即将建成，希望将存放在台北故宫的善本及舆图提回遭拒。同年11月，钱存训应邀前往台北故宫，开箱检查，见到了原藏平图的18箱内阁大库舆图及由美迁台的善本古籍随即开始清点登录。
1985年4月10日，“中图”将善本图书 20785册、地图510件清点完毕，正式移交台北故宫 。
2008年7月，台北故宫举办“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皇城图》在“营城记——宫苑城池的蓝图”单元中展出，首次现身公众。台北故宫特地出版展览同名导览手册《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其中印有《皇城图》缩印图片及两张局部放大图，并简单介绍该图内容。
图34 台北故宫《笔画千里 · 皇碂同殿衙署图局部（自大清门至景山北垣）》
至此，《皇城图》历经坎坷，从北平经由天津、南京、台中、北沟、台北多地，自平图辗转迁徙至台北故宫，保存至今，充满了历史传奇色彩，更洵属国人及学界莫大幸事！
按：本文撰写中，曾蒙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同仁鼎力支持，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何滢洁、李梦思倾心协助，谨致谢忱！
4 诠读
图1 刘敦桢（1897—1968）
图2 单士元（1907—1998）
如前述，1934年9月，中国营造学社（下称学社）文献部主任刘敦桢（图1）、编纂单士元（图2）二位先生惊喜获见平图藏《皇城图》，翌年12月刘敦桢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下称《汇刊》）第6卷第2期发表《清〈皇碂同殿衙署图〉年代考》（下称《年代考》），成为诠读该“稀有秘笈”的开山之作。其主旨如刘先生强调，在于考实学界迄未判明的该图作者及成图时间：
余辈校读此图最感困难者，即图无绘者姓名，亦未签注年月，不足援为史地考证之用。
文中首先简析《皇城图》的内容（参见上篇图3）：
图绢本，高二·三八公尺，阔一·七八七公尺。殿阁房屋，悉以墨线界画，未傅粉色，惟河池树木，另施深绿色，以资区别耳。图之范围，南起大清门，东至东安门，自此西北，包地安、西安二门于内，即明皇城三十六红铺内之区域。其中宫阙、苑囿，下逮坛庙、官署、民居、街衢、河道、津梁之属，靡不觏缕毕具，厘然呈于目前。
随后切入《年代考》主题，对《皇城图》所涉建筑，分为大内宫殿、苑囿、官署、祠庙等四项，将有关文献对应列表，与图细致比对，逐一考订其营造时间。
受惠于学社在平图特设研究室，刘先生得以细审并拍摄《皇城图》及局部照片（图3）。
图3 现藏北京市中国园林博物馆的《皇城图》局部照片举略 自左往右：大内外朝、内廷、西苑琼岛及团城、西苑瀛台
然而，日寇侵华危局迫使故宫文物大批南迁（图4），导致可征文献仅《东华录》《日下旧闻考》《国朝宫史》《古今图书集成》《光绪大清会典事例》《金鳌退食笔记》《顺天府志》等，判析《皇城图》成图年代至关重要的顺治、康熙朝的《实录》《起居注》与《大清会典》，尤其薀同廷满、汉文档案，都无缘稽查，因而相关考据以及文章篇幅都远逊先前刘先生大作《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和《易县清西陵》。
图4 因日寇侵临华北，1933年1至5月故宫文物被迫装箱南迁 左：午门北装箱待运场景；右：故宫文献馆南运档案文物清册
尽管如此，在学社上下一心，力克时艰，奋力创构中国建筑史学的忘我拼搏中，刘敦桢秉持学术乃天下公器的精神，坦诚申明：“此图实为清初极重要之史料，不能因微疵弃置不顾，因将校读经过，公诸同好，尚冀大雅宏达，纠其谬误，补其阙漏，则幸甚矣。”
首先是《年代考》的重点，即诠读（一）大内宫殿（图5）。将“明大内宫殿，被李闯焚毁……顺康二朝修复之建筑，见于纪载者”列表校图后发现，凡“帝后妃嫔居处之所，暨政令所出，观瞻所系，不得不提前修葺者也”，即顺治朝所建“大内前部之午门、天安门，与外朝太和门，及太和、中和二殿。……内廷中央之乾清、坤宁二宫，与东路景仁、承乾、钟粹，西路永寿、翊坤、储秀六宫，及西南慈宁宫”皆见《皇城图》。康熙朝“续营大内前部端门、文华殿……渐及左右毓庆、宁寿、启祥、长春、咸福、延禧、永和、景阳诸宫”，除康熙六年（1667）所修端门外，均未见《皇城图》。结论是：“故就大内言，此图似成于康熙十八年以前。”
图5 《皇城图》中的大内宫殿 右为局部：由午门至坤宁门
接着考论（二）苑囿，即“明皇城内苑囿……曰南内，曰景山，曰西苑”。其中“南内在宫城东南，入清后，析为睿亲王府及佛寺、库厂、民居，故图中所存，仅皇史宬、飞龙桥、秀岩山、影神殿、观心殿数处”（图6）。又核校景山，则“明清之际，变易较微”（图7）。对规模最大的西苑（图8），“顾西苑隶于内务府奉宸苑，其建置因革，非寻常官书所能详具，而内府档册，迄今犹未整理竣事，兹仅就诸书所载者”，单独列表，对照《皇城图》细致考察相关建筑，多为明代遗存，清初仅及顺治修建北海永安寺白塔、南海（瀛台）迎薰亭后楼九间等，从而推判：“故疑此图所示，为康熙十九年前后情状也。”
图6 《皇城图》中的南内
图7 《皇城图》中的景山
图8 《皇城图》西苑中的北海琼岛与团城（左）；南海瀛台（右）（注意瀛台部分图像模糊甚至残阙。）
继而考校（三）官署，将载述皇城内各官署建置年代的文献列表，对照《皇城图》，获见图中有顺治十年（1653）所设御药房，但康熙以后陆续设置的奉宸苑、文书馆与景山官学却“俱未标注。而内务府地点，犹署仁智殿、银匠房、内库衙门：造办处署冰窖牛圈，可窥康熙……改造前之情状，极足珍贵。……此外内阁大库称鞍房、毡库，上驷院称御马监，武备院称兵仗局，会计司称内户部，营造司称内工部，慎刑司称内刑部，掌仪司称礼仪监，尚沿用清初旧名。又织染局，司设局，酒醋局，安乐堂，汉经厂，番经厂，蜡库，米盐库，佛经板库，番经库等，胥皆存在，足为清初尚未尽除明制之证。”
最后是（四）祠庙，包括皇城内的普胜寺、弘仁寺、万寿兴隆寺、天王殿等，仍皆将相关文献列表，据以考核《皇城图》，确认“均足为比图成于康熙中叶以前之证据。”
细审《皇城图》，刘先生发现两处文献失实：一是“乾清宫左右之弘德、昭仁二殿，及坤宁宫之东、西暖殿，图中业已绘入，而《日下旧闻考》则谓建于康熙三十六年”；二是吗哈噶喇庙见于《皇城图》，《顺天府志》却称“康熙三十三年建”（图9）。
图9 《皇城图》绘标乾清宫两旁弘德、昭仁二殿及坤宁宫东西暖殿（左）；吗哈噶喇庙见于《皇城图》（右）
刘先生质疑前者：“考乾清、坤宁二宫，自顺治十二年重建后，至康熙十二年复再予修治，而附属建筑如弘德诸殿，讵至康熙三十六年，始鸠工兴造，恐非事理所有？颇疑此二殿在顺治间，应与二宫同时修复，而《日下旧闻考》所收，系其再修纪录也。”
又辨析后者：“康熙三十三年，建吗哈噶喇庙于此，较图中所载大内西苑殿阁年代，约后十余载，为此图极大之矛盾。然《宸垣识略》《燕都丛考》与《天咫偶闻》，俱谓明南内洪庆宫为供奉番佛之所，其地与今庙为近，而庙内犹存成化七年所造佛像。又云吗哈噶喇佛之名，见于《元史·泰定帝纪》，非始于清。其说果确，则康熙三十三年营建此庙，殆因旧扩增，不足为是图年代错误之病。”
准此，刘先生总结道：“综上所述，图中所示之建筑，除吗哈噶喇庙与弘德殿、昭仁殿、东西暖殿之营建年代，尚俟研求外，其余殿阙，大都属于康熙十八年或十九年以前，故图之正确年代，虽遽难决定，然所示皇碂同殿规模，在时间上属于康熙中叶，殆无疑问。”
最后，又殷殷寄望：“异日当详为分析，与乾隆北京地图，互相比较。”
与此呼应，通览《年代考》，不难发现也不难理解，字里行间，竟然前所未有地大量采用似、假说、恐、疑、确否、待、俟、或、遽难决定、无从查考等词语！这固然映射出刘先生治学严谨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更彰显出他深钻历史锲而不舍的求真精神。事实上，举例而言，在《皇城图》残损而瀛台部分难辨的情况下，设若刘先生能比勘乾隆北京地图，即乾隆十五年（1750）《京城全图》（以下简称《京城图》）中的瀛台（图10），以核查《年代考》中三引《金鳌退食笔记》的相关载述，相信，他必定会把“故疑此图所示，为康熙十九年前后情状也”中的“疑”字祛除，进而厘定为：故此图所示，为康熙以前顺治时情状也！
图10 上：康熙《皇城图》中的瀛台；下：乾隆《京城图》中的瀛台
更重要的是，对康熙朝大内宫殿，设若刘敦桢先生能够阅检康熙《实录》《会典》以及相关宫廷档案，而非仅限颇多隐讳篡改的《日下旧闻考》或《国朝宫史》等史料，则必能知悉康熙十八年（1679）十二月初三日“太和殿灾”，即太和殿焚毁！再以此审视《皇城图》，太和殿连同两翼抄手斜廊赫然在焉！而乾隆《京城图》，太和殿面目已殊（图11）！原结论“故就大内言，此图似成于康熙十八年以前”，也理应祛“似”改“当”，即：故就大内言，此图当成于康熙十八年（1679）前！以此而论，诸如“康熙十九年改筑后情状”“故疑此图所示，为康熙十九年前后情状”“或十九年以前”等语，也势必尽皆汰除或厘正，进而结论：《皇城图》当成于康熙十八年（1679）前！
图11 左：《皇城图》中太和殿为康熙十八年十二月焚毁前原貌，两翼合抱抄手斜廊；右：《京城图》中康熙三十六年七月重建竣工后的太和殿，两旁已改为四层叠落的防火墙，以防火灾延烧；下：康熙三十六年八月江藻撰《太和殿纪事》中刊印鸿胪寺司宾官禹之鼎绘制的太和殿图（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提供）
当然，历史没有“假如”或“可能”。但历史研究却必须设问“假如”或“可能”，俾能更全面、深入地体认相关史实的语境，真切理解史学前贤的学术成果，揭示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方法。更何况，正如后文《新识》揭橥的那样，刘敦桢先生拘囿时局而未能检阅的史料证明，他对《皇城图》的整体判释和《年代考》引征史料的深度质疑，以及对未来致力方向的理性推断，都是极为精当的，更是难能可贵的。
5 歧义
刘敦桢《年代考》发表半年后，即1936年6月，青年才俊、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朱偰（图12）在南京完成《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下称《图考》），后由商务印书馆付梓面世（图13），书中涉及《年代考》，深为认同，但也对个别考释提出了异议。
图12 朱偰（1907—1968）
图13 1947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朱偰《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
不同于《年代考》旨在考订《皇城图》制成时间，朱偰《图考》则如其续编《北京宫阙图说》强调：因日寇侵临北平，出于救亡图存的挚忱，试图殚尽个人长技，抢救性展开古都宫殿、苑囿与寺庙、陵寝勘察、摄影记录和研究，撰著“故都纪念集”三种传世。
在《图考》绪论中，朱偰不吝篇幅，针砭载纪都城诸书大量阙谬、隔阂实制沿革之弊，以其“生长燕京，二十余年，宫廷苑囿，无不遍览，自信对于实地考察方面，尚有一日之长”，“故不揣个人学力之渺小，图书设备之不足，毅然肩此重任……期以清晰之系统，精审之图绘，叙述故宫之沿革”。
第一章论明代建置即永乐朝至李自成焚毁大内各主要建筑，第二章叙崇祯朝的皇城、禁城、宫苑及内府衙门建设与位置，第三章述清代建置，清初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为修复期，此后至乾隆六十年（1795）为增建期，嘉庆元年（1796）至清末为守成期，第四章言中华民国以来的兴废。第二章尤其是第三章，则直接涉及《皇城图》及《年代考》。
一如刘敦桢，《皇城图》之精细翔实及重大价值，深令朱偰青睐；在相关典章、档案等备战南迁的困境下，仍勉力勾稽史籍，比勘《皇城图》和对应实物遗存，所引文献甚至略胜年长十岁的刘先生。然而不同于刘敦桢可以细审《皇城图》，该图既已装箱南运，朱偰只能检阅相关照片乃至《年代考》照片印本，不少细节模糊（图14），难免抱憾喟叹。
图14 《皇城图》景山部分比较 左：刘敦桢研判原图；右：朱偰资用《年代考》图版模糊一片
对《年代考》， 朱偰深表认同，评介《皇城图》内容、价值，就援自其中。对刘先生再三申明文献与图抵牾的质疑，还另引文献补苴。略如：“吗哈噶喇庙……实远起于元。《元史·泰定帝纪》；至治三年十二月，塑马哈吃剌佛像于延春阁之徽清亭。《梵书》言吗哈噶喇佛有十二，皆文殊观音化身，及护法神也。及明，此种佛像移置重华宫东长街洪庆殿。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七云：‘自东上南门之东，曰重华宫……东长街则有……洪庆门洪庆殿，供番佛之所也。’按其地即今之吗噶喇庙，余尝亲至其地。然则明洪庆殿番佛，盖元泰定遗制。而吗哈噶喇庙之名，亦不必始于康熙三十三年，特当时名吗哈噶喇庙，今日简称吗噶喇庙（《顺天府志（十三）》），可见此图去古未远也。”
在细致研求中，朱偰发现多处细节在《年代考》中未遑涉及。如“御花园……该图尚无摛藻堂”（图15）；另如“该图紫禁城西偏，已载有咸安宫；今按《清会典·事例（八六三）》，康熙二十一年建咸安宫”（图16）。
图15 《皇城图》中的御花园
图16 《皇城图》中的慈宁宫（下）和咸安宫（上）
就咸安宫一事，朱偰对《年代考》提出己见，尤其是《皇城图》成图时间：“刘君断定为康熙十八年或十九年以前所绘，尚有问题。……今按《清会典·事例（八六三）》，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建咸安宫。然则该图之制定，当在康熙二十一年。”
遗憾的是，囿于时局，朱先生无缘核检这一引自光绪《会典事例》的关键史料，原出嘉庆《会典事例》，并未遵依康熙《会典》原文“二十一年，改建咸安宫为宁寿宫”（图17）！
图17 左：光绪《会典事例》载（康熙）二十一年，建咸安宫；右：康熙《会典》原文为二十一年，改建咸安宫为宁寿宫。（另康熙《会典》明言（见图18）：“慈宁宫在武英殿后以奉太皇太后，宁寿宫在慈宁宫西北以奉皇太后。”是此宁寿宫在咸安宫旧地！）
这样一来， 朱先生判定《皇城图》康熙二十一年（1682）制成的依据，显然难以成立。
事实上，稽考文献可知，咸安宫原为未遭李自成火劫的明代遗构，康熙继统后，成为孝惠皇太后居所，康熙二十一年（1682）改建咸安宫为宁寿宫，又称“宁寿旧宫”，此后直至康熙二十八年（1689），大内曾有“宁寿旧宫”与“宁寿新宫”并存的一段特殊历史，前者是禁城西偏旧咸安宫改建的宁寿宫，后者则是在禁城东部新建的宁寿宫。其原委，容后文《新识》陈述。
与此直接关联的是，刘敦桢《年代考》曾指出：“惇本殿、毓庆宫康熙十八年建……与图核校，则……内廷东路之毓庆、延禧、永和、景阳诸宫，及西路之启祥、咸福二宫，皆缺而未载。”对此，朱偰另持异议：“若谓毓庆宫、惇本殿，建于康熙十八年，何以该图尚未载入，不知毓庆宫在嘉庆以前，为未婚皇子所居之偏宫，本无关宏旨，未足为康熙十八年或十九年以前一说之根据也。”
然而，勿论朱偰先生为何回避与此关联的东、西六宫的建置，也毋庸赘引其时无可获检的大量文献档案，仅以康熙《会典》有关毓庆宫的记载（图18），比较《皇城图》和《京城图》迥然不同的布局（图19～图22），朱先生的误判显而易见。
图18 康熙《会典· 宫殿规制》所记内廷规制
图19 《皇城图》（上）和《京城图》（下） 内廷建筑格局迥异（并见图20、图21）
图20 康熙初与康熙中叶内廷西路诸宫的变革 左：皇城图；右：京城图
图21 康熙初年与康熙中叶内廷西路诸后宫的变革 左：皇城图；右：京城图
图22 上：《皇城图》中永乐旧邸仁寿宫故址（左红框）和苏克萨哈府邸（右红框）；下左及下中：《京城图》中的蚕池口天主堂（左红框）及住院（右红框）；下右：1900 年北堂照片
其实，朱偰《图考》系统比较自明代到清初的宫殿格局，曾敏锐觉察并强调：“顺治一代，规制草创，修复宫室，首重观瞻。”“清初以修复明代规模为事。”甚至提到“至若康熙十八年建毓庆宫、惇本殿，则已轶出前朝规模！”惜因匮缺可稽典章和档案，终未洞察并深究这“轶出前朝规模”之举，竟是内廷建筑大变局的先声：随着国家统一，战乱平息，社会安定，志向远大的康熙，投入宫苑尤其大内建设，不同于顺治延续胜朝旧制以标举其代明行政合法道统的取向，着力践行新朝推崇“孝治天下”的理念，彰显皇室严格统序的规划意象随之便在内廷建筑的布局中清晰显现出来。
此外，刘敦桢《年代考》注意到，在西苑紫光阁和大光明殿之间，“草场北，明万寿宫故址，图仅作空地一片，知其时犹未修复。”朱偰《图考》就此推测：“然宫何时被焚，诸书记载不详。……刘若愚《酌中志》，成于崇祯十四年后，未言其灾，《金鳌退食笔记》成于康熙后，一眼其沦为草厂柴阑，与李自成焚大内不无关系。”后文重申：“草场北作空地一片，盖已焚毁，然……万寿宫何时被焚，诸书记载不详。刘若愚《酌中志》，成于崇祯十四年以后，未言其灾，然则终明之世，万寿宫尚无悉也。《金鳌退食笔记》成于康照后，已言其沦为草厂柴阑，然则万寿宫之毁，其在明末清初，李自成焚大内之际乎？”
其实，在朱偰先生曾引征的《万历野获编》卷二，就已明确指出：“自西苑肇兴，寻营永寿宫于其地……君臣上下，朝真醮斗几三十年……至穆宗绍位，不特永寿宫夷为牧场，并西苑督农大臣，亦立裁去矣。”以此而论，将该草厂柴阑咎由，推测为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四月二十九日夜，焚宫殿及九门城楼西遁”，显然是疏忽误判。
《图考》等古都纪念集，成于国家存亡之际。朱偰称他自宁赴京查勘、摄影为北征：“夫士既不能執干戈而捍卫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谋恢复故国，亦当尽其一技之长，以谋保存故都文献于万一，使大汉之天声，长与此文物而长存。”正因此，阅览《图考》，纵有微瑕，也不能不为充盈其文中的“慷慨赴义之志气”和过人才情慑服。
继朱偰先生《图考》后，时隔72年，即2008年7月，《皇城图》在台北故宫“院藏古舆图特展”现身公众，辅有导览手册《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概略介绍了该图内容并扼要予以评价（图23）。
图23 2008年7月《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一书对《皇城图》的介绍
两段简略文字，第一段显然参考了刘敦桢先生的《年代考》，然而文中两度申言“康熙中叶”，比对前文“发现”“诠读”，凡最初整理编目，嗣后《年代考》，反复强调“清初画本”“清初皇碂同殿衙署图”“清初极重要之史料”“图中……尚沿用清初旧名”“足为清初尚未尽除明制之证”，等等，言“此图成于康熙中叶以前之证据”，也殊非康熙中叶，而是中叶以前，也就是康熙初年！
既然《皇城图》成图在清初康熙中叶前，导览第二段文字中诸如西学、仪器、测量空间技术，尤其是“本图即为钦命西洋传教士绘制的一幅北京皇城图”“代表康熙时期图绘上的更新”云云，也就不能成立。浏览康熙朝中西文化交流盛事的著述，翻阅中国地图史和测量史的专著，就可知道，“康熙时期图绘上的更新”其实都发生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后，即法王路易十四派遣精通当时西方科技的法国耶稣会士白晋等六名“国王数学家”来华后！这和前文对刘敦桢、朱偰有关《皇城图》在康熙十八年（1679）前成图的讨论，当然抵牾。
况且，审视《皇城图》绘制技艺，诚如刘敦桢所谓“墨线界画”，一派浓烈的中国传统韵味，迥别当时西式地图，而且无比例！也未见中国古代制图六体的“分率”、计里画方或平格方法！凡此，从前文《皇城图》比对《京城图》的图10、图11、图19～图22，都历历可见。为核验之，笔者所在团队还曾就此按相关文献中的数据量测《皇城图》，并将《皇城图》与《京城图》以及现代相关地图比对，结果发现《皇城图》中各主要建筑宽深和彼此间距率多写意，也确实未按比例绘制（图24）。
图24 《皇城图》（上左）与《京城图》（上右、下右）比例分析
总之，导览文字不多而错误不少，或因筹展繁忙所致？期间，从历经坎坷、自古都北京流转台北故宫的逾千件珍稀古舆图中，审慎遴选出《皇城图》，毕竟属于慧眼，况且将之公开展陈，服务社会，更薀挺莫大焉！
值得指出的是，十年后，即2018年12月，台北故宫的学者们在新出版的《故宫典藏古地图选粹》中再次选刊《皇城图》，采用了刘敦桢先生《年代考》的成果，而《笔画千里》导览文字中的瑕疵则被完全剔除（图25）！
图25 台北故宫2018 年12 月出版《故宫典藏古地图选粹》书影 左：封面；中：133 页皇碂同殿衙署图及简介；右：133 页局部简介文字
文中还提到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孙果清刊于《地图》2010年第2期的《清康熙年间实测：〈北京皇城地图〉》，却没有采信其中的只言片语，其原委略可辨析如下。
孙果清的文章开篇说道：“《北京皇城地图》，原为清内阁大库旧藏，民国二十五年（1936）文物南迁以前，一直收藏于原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现存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笔者……见过此地图的黑白照片，图书馆目录中题为《北京皇碂同殿衙署图》，大概是自清内阁大库移交于图书馆后沿用旧称吧。”
嗣后介绍了该图的质地、色彩、大小、绘制特点和图中所涉内容。篇末提到：“原图上未标注地图名称、绘制年代以及绘图人。该地图应绘制于建‘宁寿宫’以后，建造‘万寿兴隆寺’之前，即清康熙二十八年至三十九年（1689—1700）之间。……推断这幅《北京皇城地图》绘制于清康熙中期。”结尾时则强调：“精确地表示了当时北京皇城的规模和布局……是清《乾隆京城全图》之蓝本。”
或因文章旨在普及介绍而非考据，作者并未讲求严谨，以致夺讹殊多。对比前文相关内容可知，所云图名《北京皇城地图》衍“地”字，《北京皇碂同殿衙署图》衍“北京”。而所谓“原图上未标注地图名称”，不啻将王庸先生编目“皇碂同殿衙署图……旧目称［北京皇城图］，兹据图背旧签题名改”抹杀！至于《皇城图》绘于“建‘宁寿宫’以后，建造‘万寿兴隆寺’之前”“绘制于清康熙中期”，纯属无稽（图26），略见前论。所谓《皇城图》“现存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也不符1965 年已由“中图”移存台北故宫并珍藏至今的事实。
图26 左：《皇城图》中的兴隆寺；右：《京城图》中的万寿兴隆寺
不过，作者提到而且发表了珍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皇城图》黑白照片（图27）， 犹属可贵。经追踪，蒙中国国家图书馆舆图组惠示这幅珍贵照片的目录信息，要点是：皇碂同殿衙署图舆图摄影本，未注比例尺，1933年据清内阁大库旧藏绢绘本摄制，单色27厘米×21厘米。绘画详细，精度较高，乾隆“京城全图”部分资料取材于此。
图27 1933年平图王庸主持拍摄《皇城图》照片
按此信息分析，这一《皇城图》的黑白照片，应是1933年5月平图为避祸战乱将该图装箱外运前，由舆图部主任王庸先
引用康熙八年（1669）《皇碂同殿衙署图》是现知最早的有关古都北京皇城建筑布局的皇家舆图。1934年刘敦桢先生在国立北平图书馆获见该图，惊叹为推求北京皇碂同苑明清交替之状不可或缺的稀有秘笈。旋因避祸战乱，该图自1935年11月后历尽坎坷，辗转流徙，直到2008年方现身台北故宫博物院展览，学界长期无缘利用，滞碍了相关研究。2013年天津大学幸获高仿复制版，大量细节得以认知。为裨益学术，便于利用，本文综罗相关文献，谨以发现、流转、诠读、歧见、新识诸项，概略归纳有关该图的研究心得，奉呈并叩教方家。
1 缘起
康熙《皇碂同殿衙署图》（以下简称《皇城图》），是一幅现知最早的有关北京皇城诸建筑布局的皇家舆图。86年前，即1934年9月，刘敦桢与单士元先生“检读国立北平图书馆明、清舆图，无意中发现清初皇碂同殿衙署图一幅，摩挲惊喜，叹为稀有秘笈”；刘先生还刻意强调，对研究北京皇碂同苑，“推求明清交替之状，进而追溯永乐规模者，当舍此莫属！”
1985年以来，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师生继承前辈1941年至1945年全面测绘北京中轴线各建筑，以及1952年以来测绘故宫各花园、北海濠濮间、画舫斋及静心斋的传统，实施并完成北京北海、太庙、社稷坛、景山、大高玄殿，以及故宫慈宁宫、内阁大库、景福宫、养心殿等皇碂同苑和坛庙的系统测绘；主持编制北海、太庙、景山等保护规划及总体规划；结合文献发掘，深入鉴识整理世界记忆遗产清代样式雷图档中有关北京皇碂同苑坛庙之图档。在相关历史沿革的持续探析中，无不深切体会到这一“稀有秘笈”举足轻重的研究利用价值。
但令人惊诧的是，在今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即前国立北平图书馆（以下简称平图），这幅珍贵舆图竟不知所踪！很长时间内，惟有扫描利用 1935年 12月刘敦桢先生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二期刊发的八开照片印本（图1）进行研究，很多细节只能爬梳文献粗略推判！
图1 刘敦桢引用《清皇碂同殿衙署图》
2009年4月，笔者有缘赴台湾参加东亚建筑文化国际研讨会，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以下简称台北故宫），购得《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图2），检阅间，欣喜、惊讶、沮丧、疑惑，百感交集！欣喜，是获知《皇城图》幸存，就在台北故宫！沮丧，薀团舆图特展在一年前举办，无缘目睹瑰宝真容！而且时间局促，无法落实复制高清图像。疑惑，是何因何时《皇城图》会从北京跑到台北？
图2 台北故宫《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封面
此后，虽然扫描利用台北故宫特展《皇城图》促进了相关研究，但毕竟难臻细微。2013年6月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研究生赴台湾交换学习，与台北故宫签订合同，获得12幅高清照片；四年后，又促成学院的教学科研基地北海公园管理处从台北故宫高仿复制了《皇城图》（图3）。这样，该图的大量细节得以被认知（图4），进而立足前人相关成果，结合遗存实物测绘和文献研究、尤其是系统比对诸多乾隆朝以降的舆图，形成了该图绘制于康熙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669年12月16日）前后的明确结论，基本廓清了此后北京皇碂同苑坛庙的变迁历程，还系统梳理出该图自1908年以来传奇性的发现、辨识、著录及流转的来龙去脉。
图3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高清《皇碂同殿衙署图》
图4 刘敦桢插图与台北故宫藏高清图局部对比
值得就此指出的是，正因1935年末以来，很长时期内，学界无缘利用《皇城图》，也直接导致很多相关学术成果的缺陷。略如侯仁之、徐苹芳先生编制的相关历史地图，于倬云先生有关紫禁城历史沿革的相关论著等，这也反衬出《皇城图》的巨大利用价值。
为裨益学术研究，便于相关学界实际利用，也为了叩教方家，谨以发现、流转、诠读、歧见、新识诸项，概略归纳有关《皇城图》的研究心得如下。
2 发现
宣统元年（1909），内阁大库因年久失修，奏准修缮。同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学部大臣张之洞（图5）采纳罗振玉（图6）的建议，具折奏请宣统皇帝筹建京师图书馆（以下简称京图），“饬下内阁翰林院，将前项书籍，无论完阙破碎，一并移送臣部，发交图书馆妥慎储藏”。当日“奉旨：依议”。（图7）由此京图于同年在什刹海广化寺成立，包括《皇城图》在内的内阁大库藏书连同文渊阁《四库全书》等划归京图管理。
图5 张之洞（1837—1909）
图6 罗振玉（1866—1940）
图7 清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奏折抄件
中华民国七年（1918），京图目录课编订《清内阁旧藏地图图画目录》，载云：“淡描详细北京皇城图，壹帧，绢 地，清初画本，小长方形，未装轴，蛀碎。”（图8a）又目录课《清内阁旧藏书目 · 图绘类》则称：“皇碂同殿衙署图，一幅。”（图8b）
图8a 中华民国七年（1918）清内阁旧藏地图图画目录——北京皇城图
图8b 中华民国七年（1918）清内阁旧藏书目
1925年，王国维（图9）撰文《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强调：“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皇城图》即为个中瑰宝。
图9 王国维（1877—1927）
图10 1926年京图舆图目录
1926年，京图再次编订舆图目录，载谓“《皇碂同殿衙署图》一帧，绢本，破裂为两幅。”（图10）
1929年8月31日，经多次改组后的京图与北海图书馆正式合并，定名“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文津街筹建新馆。
1929年11月28日，平图正式设立舆图部专管所藏舆图。为厘清藏品规模并利于管理，集中整理两馆旧有及新购舆图，逐一登录编目，至1930年6月大致告竣。其中旧有舆图参照京图在 1918年及1926年编订的旧目对比整理，并与新购舆图一同重新编号。1931年度舆图部又新购舆图13幅，继续将所藏之图编一总目。
1932年，舆图部主任王庸（图11）编讫《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附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藏新购舆图目录》，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 6 卷 4 期发表，开篇注明“旧目以民国七年本所记较详，故本目中所谓 [ 旧目 ] 即以 [ 七年 ] 本为准……旧目号数，以阿拉伯号码记于各图名下端，上端为新编之号数。”该图的基本信息随之公诸于世：“（六六）皇碂同殿衙署图一帧墨描，着色，绢本，破裂为两幅。旧目称 [ 北京皇城图 ]，兹据图背旧签题名改。”
1934年，该文作为附录二，刊于《国立北平图书馆舆图部概况》一书。对该图的介绍与首次发表略有不同：“（六六）皇碂同殿衙署图一帧 墨描 着色 绢本 破裂为两幅广袤6.7×5.0二十一年（1932）六月重裱 旧目称 [ 北京皇城图 ]，兹据图背旧签题名改。”
与此同时，与该图相关的旧目也被陆续发见并刊布面世。
1928年底，傅斯年（图12）经北京大学马衡介绍，在天津李盛铎处购得其从罗振玉处买到的内阁大库流散档案。1929年9月末至1930年9月，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傅斯年、徐中舒（图13）等完成初步整理，发见原为清代内阁典籍厅收贮，或清查内阁大库的清单及档册二十种。1932年，此目录二十种作为重要档件的出版计划之一，由该所明清史料编刊委员会审定编印 ，1933年方甦生以《内阁大库书档旧目》为名刊发（图14）。其中披露了乾隆二十九年所编的 [ 目十一 ]，在“岁字号会典馆交来书籍”载称“皇碂同殿图一套”。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舒中堂交来的 [ 目十二 ]，在“大库书档数字号”载云“皇碂同殿街署图二张”（图15）。
图11 王庸（1900—1956）
图12 傅斯年（1896—1950）
图13 徐中舒（1898—1991）
图14《内阁大库书档旧目》封面
图15 史语所《内阁大库书档旧目》关于皇城图的记载
图16 沈兼士（1887—1947）
无独有偶，1931年故宫文献馆在沈兼士（图16）馆长主持下整理原存内阁大库余档时（图17），发见一无名档册，内容为内阁书籍表章库之贮藏目录。1932 年文献馆方甦生将该目录校比罗振玉《玉简斋丛书 · 内阁大库档册》，并编制校勘表，发现玉本未载录该图。1935年，此本《校勘本书籍表章目录》（图18）作为《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第二编由故宫博物院付梓，在“御字库 - 露字柜”项载“十五号皇碂同殿衙署图一张（同右——玉本脱；绪本在雨字柜，脱号数）。”（图19）同时，首编方甦生《叙录》提及史语所出版的《内阁大库书档旧目》“会典馆历次征集书档，大率缴藏内阁，如内阁大库书档旧目目十一……[ 皇碂同殿图一套 ]……均著录于 [ 会典馆交来书籍 ] 项下，可断为乾隆会典馆征集之物。（图20）”
图17 故宫文献馆整理内阁大库档案
图18 《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 第二编上· 校勘本书籍表章目录》封面
期间为防范日寇全面侵华，1933年5月平图将13箱舆图暂存天津大陆银行货栈，同年秋局势稍稳后返馆。
1934年9月，刘敦桢与单士元先生在平图检得《皇城图》，校读后撰文《清皇碂同殿衙署图年代考》，于次年12月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六卷第二期。
1935年11月，时局恶化，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密电平图将重要书籍移存南方（图21），12月6日装箱完成，包括《皇城图》在内的内阁大库舆图分装15箱，等待南运。
图21 上：1935年11月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密电
下：同年12月6日平图密呈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函
3 流转
1936年冬，内阁大库舆图同西文参考书、工程期刊等运抵南京，存南京地质调查所珠江路新址，即工程参考图书馆。
1937年8月，日寇轰炸南京，工程参考图书馆被迫疏散，少量工程期刊运往长沙，其余包括大内舆图在内的文物移存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南京沦陷后，全部舆图连同故宫古物及公私图书均被日伪挟持，舆图置于汪伪图书专门委员会图书馆地图库。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月，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设南京清点接收封存文物委员会，平图钱存训、顾斗南奉命参加清点。3月20日工作开始，第七组负责清点地图库，该库“狭小阴暗，启封之后霉气触鼻，蛛网如布阵，图画之上积尘甚厚，稍一翻动，灰土飞扬，蠹鱼如穿梭”，内阁舆图受损颇巨。4月9日，初次清点及二次复查完成，与王庸编内阁舆图图目校对后发现缺失近十幅，《皇城图》万幸不在遗佚之列。
1946年5月25日至28日，平图领回清点完毕的图籍，舆图移存金陵大学 301 室，计划作更精细的除去霉尘蛀虫等工作。同年10月至12月，整理排架完成并编印整理目录。
1948年11月28日，国共内战日酣，翁文灏（图22）召集朱家骅（图23）、杭立武（图24）、王世杰（图25）、傅斯年等七人密议，决定将内阁大库舆图在内的宁沪两地重要文化资产迁至台湾保存。12月8日，袁同礼（图26）致函杭立武，同意将南京所存内阁大库舆图先送故宫保存库，再与故宫文物一并迁移。12月21日，包括《皇城图》在内的内阁舆图共 277种装为18箱，交由中央博物院（以下简称中博）代运至安全地点（图27）。
图22 翁文灏（1889—1971）
图23 朱家骅（1893—1963）
图24 杭立武（1904—1991）
图25 王世杰（1891—1981）
图26 左：袁同礼（1895—1965）；右：袁同礼致杭立武函
图27 平图存京文物运送联单
1949年1月3日，转移第二批文物的招商局海沪轮驶抵南京，6日平图18箱内阁舆图随船起航（图28），9日锚泊基隆，因码头拥塞火车车皮不敷分配，延至12日才卸船装车，随后运至台中市，存入台中糖厂仓库（图29）。因台湾无平图员工，18箱舆图由迁台的故宫博物院代为管理。
图28 内阁舆图由招商局海沪轮运台
图29 迁台文物收存台中糖厂仓库
1949年6月1日，为适应战时环境，杭立武提议将迁台的故宫博物院、中央图书馆（以下简称中图）、平图、中博筹备处及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五机构暂时合并为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以下简称联管处）。8月31日，联管处正式成立，平图 18 箱舆图委托联管处中央博物组代管 。
同年10月，为确保文物安全，联管处拟在台中县雾峰乡北沟山麓修建新仓库。1950年4月9日，新仓库完工，19、20两日内阁舆图随“中央博物组”文物一起运入新库，存放在正中一座库房（图30）。
图30 台中县雾峰乡北沟善本书库一角
1954年9月，“中图”在台北复馆，平图18箱文物奉命移交“中图”保管，存放台北南海路旧馆（图31）。1965年9月，蒋复璁（图32）任台北故宫院长，并兼任“中图”馆长，提议将“中图”的善本书籍移至设备完善的台北故宫图书馆存放。经两方多次协商，最终平图18箱舆图及102箱善本移存台北故宫图书馆，由“中图”人员负责管理。
图31 台北“中图”南海路旧馆
图32 左：蒋复璁（1898—1992）
图33 中：钱存训（1909—2015）；右：1984 年钱存训查看平图寄存台北故宫的善本书
1984年，“中图”新馆即将建成，希望将存放在台北故宫的善本及舆图提回遭拒。同年11月，钱存训应邀前往台北故宫，开箱检查，见到了原藏平图的18箱内阁大库舆图及由美迁台的善本古籍随即开始清点登录。
1985年4月10日，“中图”将善本图书 20785册、地图510件清点完毕，正式移交台北故宫 。
2008年7月，台北故宫举办“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皇城图》在“营城记——宫苑城池的蓝图”单元中展出，首次现身公众。台北故宫特地出版展览同名导览手册《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其中印有《皇城图》缩印图片及两张局部放大图，并简单介绍该图内容。
图34 台北故宫《笔画千里 · 皇碂同殿衙署图局部（自大清门至景山北垣）》
至此，《皇城图》历经坎坷，从北平经由天津、南京、台中、北沟、台北多地，自平图辗转迁徙至台北故宫，保存至今，充满了历史传奇色彩，更洵属国人及学界莫大幸事！
按：本文撰写中，曾蒙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同仁鼎力支持，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何滢洁、李梦思倾心协助，谨致谢忱！
4 诠读
图1 刘敦桢（1897—1968）
图2 单士元（1907—1998）
如前述，1934年9月，中国营造学社（下称学社）文献部主任刘敦桢（图1）、编纂单士元（图2）二位先生惊喜获见平图藏《皇城图》，翌年12月刘敦桢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下称《汇刊》）第6卷第2期发表《清〈皇碂同殿衙署图〉年代考》（下称《年代考》），成为诠读该“稀有秘笈”的开山之作。其主旨如刘先生强调，在于考实学界迄未判明的该图作者及成图时间：
余辈校读此图最感困难者，即图无绘者姓名，亦未签注年月，不足援为史地考证之用。
文中首先简析《皇城图》的内容（参见上篇图3）：
图绢本，高二·三八公尺，阔一·七八七公尺。殿阁房屋，悉以墨线界画，未傅粉色，惟河池树木，另施深绿色，以资区别耳。图之范围，南起大清门，东至东安门，自此西北，包地安、西安二门于内，即明皇城三十六红铺内之区域。其中宫阙、苑囿，下逮坛庙、官署、民居、街衢、河道、津梁之属，靡不觏缕毕具，厘然呈于目前。
随后切入《年代考》主题，对《皇城图》所涉建筑，分为大内宫殿、苑囿、官署、祠庙等四项，将有关文献对应列表，与图细致比对，逐一考订其营造时间。
受惠于学社在平图特设研究室，刘先生得以细审并拍摄《皇城图》及局部照片（图3）。
图3 现藏北京市中国园林博物馆的《皇城图》局部照片举略 自左往右：大内外朝、内廷、西苑琼岛及团城、西苑瀛台
然而，日寇侵华危局迫使故宫文物大批南迁（图4），导致可征文献仅《东华录》《日下旧闻考》《国朝宫史》《古今图书集成》《光绪大清会典事例》《金鳌退食笔记》《顺天府志》等，判析《皇城图》成图年代至关重要的顺治、康熙朝的《实录》《起居注》与《大清会典》，尤其薀同廷满、汉文档案，都无缘稽查，因而相关考据以及文章篇幅都远逊先前刘先生大作《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和《易县清西陵》。
图4 因日寇侵临华北，1933年1至5月故宫文物被迫装箱南迁 左：午门北装箱待运场景；右：故宫文献馆南运档案文物清册
尽管如此，在学社上下一心，力克时艰，奋力创构中国建筑史学的忘我拼搏中，刘敦桢秉持学术乃天下公器的精神，坦诚申明：“此图实为清初极重要之史料，不能因微疵弃置不顾，因将校读经过，公诸同好，尚冀大雅宏达，纠其谬误，补其阙漏，则幸甚矣。”
首先是《年代考》的重点，即诠读（一）大内宫殿（图5）。将“明大内宫殿，被李闯焚毁……顺康二朝修复之建筑，见于纪载者”列表校图后发现，凡“帝后妃嫔居处之所，暨政令所出，观瞻所系，不得不提前修葺者也”，即顺治朝所建“大内前部之午门、天安门，与外朝太和门，及太和、中和二殿。……内廷中央之乾清、坤宁二宫，与东路景仁、承乾、钟粹，西路永寿、翊坤、储秀六宫，及西南慈宁宫”皆见《皇城图》。康熙朝“续营大内前部端门、文华殿……渐及左右毓庆、宁寿、启祥、长春、咸福、延禧、永和、景阳诸宫”，除康熙六年（1667）所修端门外，均未见《皇城图》。结论是：“故就大内言，此图似成于康熙十八年以前。”
图5 《皇城图》中的大内宫殿 右为局部：由午门至坤宁门
接着考论（二）苑囿，即“明皇城内苑囿……曰南内，曰景山，曰西苑”。其中“南内在宫城东南，入清后，析为睿亲王府及佛寺、库厂、民居，故图中所存，仅皇史宬、飞龙桥、秀岩山、影神殿、观心殿数处”（图6）。又核校景山，则“明清之际，变易较微”（图7）。对规模最大的西苑（图8），“顾西苑隶于内务府奉宸苑，其建置因革，非寻常官书所能详具，而内府档册，迄今犹未整理竣事，兹仅就诸书所载者”，单独列表，对照《皇城图》细致考察相关建筑，多为明代遗存，清初仅及顺治修建北海永安寺白塔、南海（瀛台）迎薰亭后楼九间等，从而推判：“故疑此图所示，为康熙十九年前后情状也。”
图6 《皇城图》中的南内
图7 《皇城图》中的景山
图8 《皇城图》西苑中的北海琼岛与团城（左）；南海瀛台（右）（注意瀛台部分图像模糊甚至残阙。）
继而考校（三）官署，将载述皇城内各官署建置年代的文献列表，对照《皇城图》，获见图中有顺治十年（1653）所设御药房，但康熙以后陆续设置的奉宸苑、文书馆与景山官学却“俱未标注。而内务府地点，犹署仁智殿、银匠房、内库衙门：造办处署冰窖牛圈，可窥康熙……改造前之情状，极足珍贵。……此外内阁大库称鞍房、毡库，上驷院称御马监，武备院称兵仗局，会计司称内户部，营造司称内工部，慎刑司称内刑部，掌仪司称礼仪监，尚沿用清初旧名。又织染局，司设局，酒醋局，安乐堂，汉经厂，番经厂，蜡库，米盐库，佛经板库，番经库等，胥皆存在，足为清初尚未尽除明制之证。”
最后是（四）祠庙，包括皇城内的普胜寺、弘仁寺、万寿兴隆寺、天王殿等，仍皆将相关文献列表，据以考核《皇城图》，确认“均足为比图成于康熙中叶以前之证据。”
细审《皇城图》，刘先生发现两处文献失实：一是“乾清宫左右之弘德、昭仁二殿，及坤宁宫之东、西暖殿，图中业已绘入，而《日下旧闻考》则谓建于康熙三十六年”；二是吗哈噶喇庙见于《皇城图》，《顺天府志》却称“康熙三十三年建”（图9）。
图9 《皇城图》绘标乾清宫两旁弘德、昭仁二殿及坤宁宫东西暖殿（左）；吗哈噶喇庙见于《皇城图》（右）
刘先生质疑前者：“考乾清、坤宁二宫，自顺治十二年重建后，至康熙十二年复再予修治，而附属建筑如弘德诸殿，讵至康熙三十六年，始鸠工兴造，恐非事理所有？颇疑此二殿在顺治间，应与二宫同时修复，而《日下旧闻考》所收，系其再修纪录也。”
又辨析后者：“康熙三十三年，建吗哈噶喇庙于此，较图中所载大内西苑殿阁年代，约后十余载，为此图极大之矛盾。然《宸垣识略》《燕都丛考》与《天咫偶闻》，俱谓明南内洪庆宫为供奉番佛之所，其地与今庙为近，而庙内犹存成化七年所造佛像。又云吗哈噶喇佛之名，见于《元史·泰定帝纪》，非始于清。其说果确，则康熙三十三年营建此庙，殆因旧扩增，不足为是图年代错误之病。”
准此，刘先生总结道：“综上所述，图中所示之建筑，除吗哈噶喇庙与弘德殿、昭仁殿、东西暖殿之营建年代，尚俟研求外，其余殿阙，大都属于康熙十八年或十九年以前，故图之正确年代，虽遽难决定，然所示皇碂同殿规模，在时间上属于康熙中叶，殆无疑问。”
最后，又殷殷寄望：“异日当详为分析，与乾隆北京地图，互相比较。”
与此呼应，通览《年代考》，不难发现也不难理解，字里行间，竟然前所未有地大量采用似、假说、恐、疑、确否、待、俟、或、遽难决定、无从查考等词语！这固然映射出刘先生治学严谨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更彰显出他深钻历史锲而不舍的求真精神。事实上，举例而言，在《皇城图》残损而瀛台部分难辨的情况下，设若刘先生能比勘乾隆北京地图，即乾隆十五年（1750）《京城全图》（以下简称《京城图》）中的瀛台（图10），以核查《年代考》中三引《金鳌退食笔记》的相关载述，相信，他必定会把“故疑此图所示，为康熙十九年前后情状也”中的“疑”字祛除，进而厘定为：故此图所示，为康熙以前顺治时情状也！
图10 上：康熙《皇城图》中的瀛台；下：乾隆《京城图》中的瀛台
更重要的是，对康熙朝大内宫殿，设若刘敦桢先生能够阅检康熙《实录》《会典》以及相关宫廷档案，而非仅限颇多隐讳篡改的《日下旧闻考》或《国朝宫史》等史料，则必能知悉康熙十八年（1679）十二月初三日“太和殿灾”，即太和殿焚毁！再以此审视《皇城图》，太和殿连同两翼抄手斜廊赫然在焉！而乾隆《京城图》，太和殿面目已殊（图11）！原结论“故就大内言，此图似成于康熙十八年以前”，也理应祛“似”改“当”，即：故就大内言，此图当成于康熙十八年（1679）前！以此而论，诸如“康熙十九年改筑后情状”“故疑此图所示，为康熙十九年前后情状”“或十九年以前”等语，也势必尽皆汰除或厘正，进而结论：《皇城图》当成于康熙十八年（1679）前！
图11 左：《皇城图》中太和殿为康熙十八年十二月焚毁前原貌，两翼合抱抄手斜廊；右：《京城图》中康熙三十六年七月重建竣工后的太和殿，两旁已改为四层叠落的防火墙，以防火灾延烧；下：康熙三十六年八月江藻撰《太和殿纪事》中刊印鸿胪寺司宾官禹之鼎绘制的太和殿图（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提供）
当然，历史没有“假如”或“可能”。但历史研究却必须设问“假如”或“可能”，俾能更全面、深入地体认相关史实的语境，真切理解史学前贤的学术成果，揭示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方法。更何况，正如后文《新识》揭橥的那样，刘敦桢先生拘囿时局而未能检阅的史料证明，他对《皇城图》的整体判释和《年代考》引征史料的深度质疑，以及对未来致力方向的理性推断，都是极为精当的，更是难能可贵的。
5 歧义
刘敦桢《年代考》发表半年后，即1936年6月，青年才俊、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朱偰（图12）在南京完成《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下称《图考》），后由商务印书馆付梓面世（图13），书中涉及《年代考》，深为认同，但也对个别考释提出了异议。
图12 朱偰（1907—1968）
图13 1947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朱偰《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
不同于《年代考》旨在考订《皇城图》制成时间，朱偰《图考》则如其续编《北京宫阙图说》强调：因日寇侵临北平，出于救亡图存的挚忱，试图殚尽个人长技，抢救性展开古都宫殿、苑囿与寺庙、陵寝勘察、摄影记录和研究，撰著“故都纪念集”三种传世。
在《图考》绪论中，朱偰不吝篇幅，针砭载纪都城诸书大量阙谬、隔阂实制沿革之弊，以其“生长燕京，二十余年，宫廷苑囿，无不遍览，自信对于实地考察方面，尚有一日之长”，“故不揣个人学力之渺小，图书设备之不足，毅然肩此重任……期以清晰之系统，精审之图绘，叙述故宫之沿革”。
第一章论明代建置即永乐朝至李自成焚毁大内各主要建筑，第二章叙崇祯朝的皇城、禁城、宫苑及内府衙门建设与位置，第三章述清代建置，清初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为修复期，此后至乾隆六十年（1795）为增建期，嘉庆元年（1796）至清末为守成期，第四章言中华民国以来的兴废。第二章尤其是第三章，则直接涉及《皇城图》及《年代考》。
一如刘敦桢，《皇城图》之精细翔实及重大价值，深令朱偰青睐；在相关典章、档案等备战南迁的困境下，仍勉力勾稽史籍，比勘《皇城图》和对应实物遗存，所引文献甚至略胜年长十岁的刘先生。然而不同于刘敦桢可以细审《皇城图》，该图既已装箱南运，朱偰只能检阅相关照片乃至《年代考》照片印本，不少细节模糊（图14），难免抱憾喟叹。
图14 《皇城图》景山部分比较 左：刘敦桢研判原图；右：朱偰资用《年代考》图版模糊一片
对《年代考》， 朱偰深表认同，评介《皇城图》内容、价值，就援自其中。对刘先生再三申明文献与图抵牾的质疑，还另引文献补苴。略如：“吗哈噶喇庙……实远起于元。《元史·泰定帝纪》；至治三年十二月，塑马哈吃剌佛像于延春阁之徽清亭。《梵书》言吗哈噶喇佛有十二，皆文殊观音化身，及护法神也。及明，此种佛像移置重华宫东长街洪庆殿。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七云：‘自东上南门之东，曰重华宫……东长街则有……洪庆门洪庆殿，供番佛之所也。’按其地即今之吗噶喇庙，余尝亲至其地。然则明洪庆殿番佛，盖元泰定遗制。而吗哈噶喇庙之名，亦不必始于康熙三十三年，特当时名吗哈噶喇庙，今日简称吗噶喇庙（《顺天府志（十三）》），可见此图去古未远也。”
在细致研求中，朱偰发现多处细节在《年代考》中未遑涉及。如“御花园……该图尚无摛藻堂”（图15）；另如“该图紫禁城西偏，已载有咸安宫；今按《清会典·事例（八六三）》，康熙二十一年建咸安宫”（图16）。
图15 《皇城图》中的御花园
图16 《皇城图》中的慈宁宫（下）和咸安宫（上）
就咸安宫一事，朱偰对《年代考》提出己见，尤其是《皇城图》成图时间：“刘君断定为康熙十八年或十九年以前所绘，尚有问题。……今按《清会典·事例（八六三）》，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建咸安宫。然则该图之制定，当在康熙二十一年。”
遗憾的是，囿于时局，朱先生无缘核检这一引自光绪《会典事例》的关键史料，原出嘉庆《会典事例》，并未遵依康熙《会典》原文“二十一年，改建咸安宫为宁寿宫”（图17）！
图17 左：光绪《会典事例》载（康熙）二十一年，建咸安宫；右：康熙《会典》原文为二十一年，改建咸安宫为宁寿宫。（另康熙《会典》明言（见图18）：“慈宁宫在武英殿后以奉太皇太后，宁寿宫在慈宁宫西北以奉皇太后。”是此宁寿宫在咸安宫旧地！）
这样一来， 朱先生判定《皇城图》康熙二十一年（1682）制成的依据，显然难以成立。
事实上，稽考文献可知，咸安宫原为未遭李自成火劫的明代遗构，康熙继统后，成为孝惠皇太后居所，康熙二十一年（1682）改建咸安宫为宁寿宫，又称“宁寿旧宫”，此后直至康熙二十八年（1689），大内曾有“宁寿旧宫”与“宁寿新宫”并存的一段特殊历史，前者是禁城西偏旧咸安宫改建的宁寿宫，后者则是在禁城东部新建的宁寿宫。其原委，容后文《新识》陈述。
与此直接关联的是，刘敦桢《年代考》曾指出：“惇本殿、毓庆宫康熙十八年建……与图核校，则……内廷东路之毓庆、延禧、永和、景阳诸宫，及西路之启祥、咸福二宫，皆缺而未载。”对此，朱偰另持异议：“若谓毓庆宫、惇本殿，建于康熙十八年，何以该图尚未载入，不知毓庆宫在嘉庆以前，为未婚皇子所居之偏宫，本无关宏旨，未足为康熙十八年或十九年以前一说之根据也。”
然而，勿论朱偰先生为何回避与此关联的东、西六宫的建置，也毋庸赘引其时无可获检的大量文献档案，仅以康熙《会典》有关毓庆宫的记载（图18），比较《皇城图》和《京城图》迥然不同的布局（图19～图22），朱先生的误判显而易见。
图18 康熙《会典· 宫殿规制》所记内廷规制
图19 《皇城图》（上）和《京城图》（下） 内廷建筑格局迥异（并见图20、图21）
图20 康熙初与康熙中叶内廷西路诸宫的变革 左：皇城图；右：京城图
图21 康熙初年与康熙中叶内廷西路诸后宫的变革 左：皇城图；右：京城图
图22 上：《皇城图》中永乐旧邸仁寿宫故址（左红框）和苏克萨哈府邸（右红框）；下左及下中：《京城图》中的蚕池口天主堂（左红框）及住院（右红框）；下右：1900 年北堂照片
其实，朱偰《图考》系统比较自明代到清初的宫殿格局，曾敏锐觉察并强调：“顺治一代，规制草创，修复宫室，首重观瞻。”“清初以修复明代规模为事。”甚至提到“至若康熙十八年建毓庆宫、惇本殿，则已轶出前朝规模！”惜因匮缺可稽典章和档案，终未洞察并深究这“轶出前朝规模”之举，竟是内廷建筑大变局的先声：随着国家统一，战乱平息，社会安定，志向远大的康熙，投入宫苑尤其大内建设，不同于顺治延续胜朝旧制以标举其代明行政合法道统的取向，着力践行新朝推崇“孝治天下”的理念，彰显皇室严格统序的规划意象随之便在内廷建筑的布局中清晰显现出来。
此外，刘敦桢《年代考》注意到，在西苑紫光阁和大光明殿之间，“草场北，明万寿宫故址，图仅作空地一片，知其时犹未修复。”朱偰《图考》就此推测：“然宫何时被焚，诸书记载不详。……刘若愚《酌中志》，成于崇祯十四年后，未言其灾，《金鳌退食笔记》成于康熙后，一眼其沦为草厂柴阑，与李自成焚大内不无关系。”后文重申：“草场北作空地一片，盖已焚毁，然……万寿宫何时被焚，诸书记载不详。刘若愚《酌中志》，成于崇祯十四年以后，未言其灾，然则终明之世，万寿宫尚无悉也。《金鳌退食笔记》成于康照后，已言其沦为草厂柴阑，然则万寿宫之毁，其在明末清初，李自成焚大内之际乎？”
其实，在朱偰先生曾引征的《万历野获编》卷二，就已明确指出：“自西苑肇兴，寻营永寿宫于其地……君臣上下，朝真醮斗几三十年……至穆宗绍位，不特永寿宫夷为牧场，并西苑督农大臣，亦立裁去矣。”以此而论，将该草厂柴阑咎由，推测为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一六四四）四月二十九日夜，焚宫殿及九门城楼西遁”，显然是疏忽误判。
《图考》等古都纪念集，成于国家存亡之际。朱偰称他自宁赴京查勘、摄影为北征：“夫士既不能執干戈而捍卫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谋恢复故国，亦当尽其一技之长，以谋保存故都文献于万一，使大汉之天声，长与此文物而长存。”正因此，阅览《图考》，纵有微瑕，也不能不为充盈其文中的“慷慨赴义之志气”和过人才情慑服。
继朱偰先生《图考》后，时隔72年，即2008年7月，《皇城图》在台北故宫“院藏古舆图特展”现身公众，辅有导览手册《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概略介绍了该图内容并扼要予以评价（图23）。
图23 2008年7月《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一书对《皇城图》的介绍
两段简略文字，第一段显然参考了刘敦桢先生的《年代考》，然而文中两度申言“康熙中叶”，比对前文“发现”“诠读”，凡最初整理编目，嗣后《年代考》，反复强调“清初画本”“清初皇碂同殿衙署图”“清初极重要之史料”“图中……尚沿用清初旧名”“足为清初尚未尽除明制之证”，等等，言“此图成于康熙中叶以前之证据”，也殊非康熙中叶，而是中叶以前，也就是康熙初年！
既然《皇城图》成图在清初康熙中叶前，导览第二段文字中诸如西学、仪器、测量空间技术，尤其是“本图即为钦命西洋传教士绘制的一幅北京皇城图”“代表康熙时期图绘上的更新”云云，也就不能成立。浏览康熙朝中西文化交流盛事的著述，翻阅中国地图史和测量史的专著，就可知道，“康熙时期图绘上的更新”其实都发生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后，即法王路易十四派遣精通当时西方科技的法国耶稣会士白晋等六名“国王数学家”来华后！这和前文对刘敦桢、朱偰有关《皇城图》在康熙十八年（1679）前成图的讨论，当然抵牾。
况且，审视《皇城图》绘制技艺，诚如刘敦桢所谓“墨线界画”，一派浓烈的中国传统韵味，迥别当时西式地图，而且无比例！也未见中国古代制图六体的“分率”、计里画方或平格方法！凡此，从前文《皇城图》比对《京城图》的图10、图11、图19～图22，都历历可见。为核验之，笔者所在团队还曾就此按相关文献中的数据量测《皇城图》，并将《皇城图》与《京城图》以及现代相关地图比对，结果发现《皇城图》中各主要建筑宽深和彼此间距率多写意，也确实未按比例绘制（图24）。
图24 《皇城图》（上左）与《京城图》（上右、下右）比例分析
总之，导览文字不多而错误不少，或因筹展繁忙所致？期间，从历经坎坷、自古都北京流转台北故宫的逾千件珍稀古舆图中，审慎遴选出《皇城图》，毕竟属于慧眼，况且将之公开展陈，服务社会，更薀挺莫大焉！
值得指出的是，十年后，即2018年12月，台北故宫的学者们在新出版的《故宫典藏古地图选粹》中再次选刊《皇城图》，采用了刘敦桢先生《年代考》的成果，而《笔画千里》导览文字中的瑕疵则被完全剔除（图25）！
图25 台北故宫2018 年12 月出版《故宫典藏古地图选粹》书影 左：封面；中：133 页皇碂同殿衙署图及简介；右：133 页局部简介文字
文中还提到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孙果清刊于《地图》2010年第2期的《清康熙年间实测：〈北京皇城地图〉》，却没有采信其中的只言片语，其原委略可辨析如下。
孙果清的文章开篇说道：“《北京皇城地图》，原为清内阁大库旧藏，民国二十五年（1936）文物南迁以前，一直收藏于原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现存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笔者……见过此地图的黑白照片，图书馆目录中题为《北京皇碂同殿衙署图》，大概是自清内阁大库移交于图书馆后沿用旧称吧。”
嗣后介绍了该图的质地、色彩、大小、绘制特点和图中所涉内容。篇末提到：“原图上未标注地图名称、绘制年代以及绘图人。该地图应绘制于建‘宁寿宫’以后，建造‘万寿兴隆寺’之前，即清康熙二十八年至三十九年（1689—1700）之间。……推断这幅《北京皇城地图》绘制于清康熙中期。”结尾时则强调：“精确地表示了当时北京皇城的规模和布局……是清《乾隆京城全图》之蓝本。”
或因文章旨在普及介绍而非考据，作者并未讲求严谨，以致夺讹殊多。对比前文相关内容可知，所云图名《北京皇城地图》衍“地”字，《北京皇碂同殿衙署图》衍“北京”。而所谓“原图上未标注地图名称”，不啻将王庸先生编目“皇碂同殿衙署图……旧目称［北京皇城图］，兹据图背旧签题名改”抹杀！至于《皇城图》绘于“建‘宁寿宫’以后，建造‘万寿兴隆寺’之前”“绘制于清康熙中期”，纯属无稽（图26），略见前论。所谓《皇城图》“现存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也不符1965 年已由“中图”移存台北故宫并珍藏至今的事实。
图26 左：《皇城图》中的兴隆寺；右：《京城图》中的万寿兴隆寺
不过，作者提到而且发表了珍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皇城图》黑白照片（图27）， 犹属可贵。经追踪，蒙中国国家图书馆舆图组惠示这幅珍贵照片的目录信息，要点是：皇碂同殿衙署图舆图摄影本，未注比例尺，1933年据清内阁大库旧藏绢绘本摄制，单色27厘米×21厘米。绘画详细，精度较高，乾隆“京城全图”部分资料取材于此。
图27 1933年平图王庸主持拍摄《皇城图》照片
按此信息分析，这一《皇城图》的黑白照片，应是1933年5月平图为避祸战乱将该图装箱外运前，由舆图部主任王庸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