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白朗起义：背景
进入20世纪，时值清末民初，中华大地，内外交困，民不聊生。特别是本就不富裕的中原地区，更是雪上加霜，《河南省志·经济卷》记载："宣统三年（1911年），豫中田赋每顷征银增至四两八钱，较光绪初年增两倍有余。农民终岁劳苦，所得不足完粮纳税。"（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5年，第187页）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民国建立，但百姓的日子并没有得到明显好转，袁世凯篡权，北洋军阀乱政，广大人民的日子更加艰难。在河南宝丰县，1912年《河南官报》披露："每石小麦市价三元，而官定折色竟作价五元，浮收之数倍于正供。"（《河南官报》1912年第14期）时任河南都督张镇芳在致袁世凯的密电中承认："豫省连年歉收，今岁尤甚。饥民载道，流离满目，各属呈报灾情之文日必数至。"（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档号1011-236）1913年夏，豫西暴雨成灾，《申报》记者实地采访记载："汝河暴涨，两岸田庐尽成泽国。灾民采树皮充饥，有鬻妻女于市者，价不过铜元百枚。"（《申报》1913年7月23）。
在这样的情况下，腐朽的北洋政府不仅不想办法改善民生，反而变本加厉，压榨百姓。起义亲历者王凌霄在《白狼祸豫记》中回忆："新官到任，首事钱粮。县知事月俸二百元，而到任三月即置田百亩，其来路不问可知。"（王凌霄，1915年，第12页）1913年《时报》揭露："豫省各县警备队，名为维持治安，实则白昼劫掠。鲁山某乡一日被劫七次，报官竟遭鞭笞。"（《时报》1913年4月17日），河南人民反抗的怒火不断燃烧，英国驻汉口领事艾斯顿在1913年4月的报告中写道："河南境内约有三十股土匪活动，最大者不过百人。但自白朗出现后，这些分散的力量正在快速集结。"（FO228/2458，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在这样的情况下，诸路起义军或土匪开始集结在一起，白朗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白朗，又名白狼，是此次起义的领袖，关于其生平与早年经历，模糊不详，1915年吕咎予在《狼 祸述闻》中说道：“白朗人格及历史，道听途说，纷传不一：或谓白狼姓白，名 朗斋，河南汝阳人；或谓白姓，永丞其名；或谓姓冯；或谓姓李；或谓姓萧；或 谓曾在郑州为小官；或谓为故六镇吴禄贞部下；或谓在在谢宝胜总戎前充戈什（哈）。”据大公报记载“白狼名朗，河 南宝丰县人也，夙系寒族，其父以六博营业，守祖遗产百余亩，及狼生时，家资 荡尽矣。欲耕无产，欲贾无财，游手好闲，从未入塾读书，目不识丁，殆下流社 会人物也。”“有中人户，轻侠滥交，盖徐海石达开流也””《甘宁青史略》中说“白匪者，河南宝丰人，名阆斋，盖陆军学生，多以字 行之”《白狼猖獗记》中说“白狼者，回人也。原名朗，世人化传以为白狼。关于其生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无论如何，白朗出身不高，早年混迹草莽，行走江湖，仗义疏财，打抱不平，喜欢结交豪杰，号召力强，有一定军旅或当差经验，约光绪初年生人，这些是可以确定的。
据《白朗起义调查报告》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白朗遭同村王姓地主陷害，被捕入狱，几乎散尽家产，才得以出狱，出狱后，常有“愤愤不平之志”，宣统二年（1910），绿林大盛，抢劫肆虐。白朗的母亲为避免家中财务被抢， 将家中财物打点后托人送往城中女儿家中。然而途中遭遇官府清乡军队，财物被 抢，送财物的两人被视为土匪装在站箱里囚死。随后白朗的姐姐家也因白朗“土 匪嫌疑犯”的身份被怀疑与土匪勾通而遭到抄家。至此，朗已无路可退，忍无可忍，干脆扯旗造反，终于 正式投入到了蹚将（土匪）的行列，并很快拉起了一支以自己为首的杆子（匪棒），许多江湖豪杰前来响应，队伍扩充到数十人。
二 白朗起义：早期
白朗起义的早期力量比较有限，跟小股土匪没什么差异。至宣统三年十二月，通过与附近杆子合并，才扩充到百余人左右。宣统三年（1911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白朗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率领队伍进攻鲁山县张官营。遭到寨内武装和官军的内外夹攻，损失惨 重。被打死及掩死的杆众达80余人，剩余十几人得以突围，白朗本 人受伤，几乎被擒。但随着饥荒加剧，民不聊生，许多农民和流民走投无路，纷纷加入白朗队伍。据《宝丰县志》载："民国元年三月，白朗聚众二十八人于姚店铺，劫富户张氏，得熗五支，银元三百。"（宝丰县地方志办公室，1987年，第456页）民国元年（1912年）4月，白朗悍然绑架归乡途中的前宝丰县知事张礼堂，勒索财物，得快熗30支，财货不计其数，声名大震，队伍扩充至数百人，甚至敢于攻打县城，1912年秋，白郎攻克禹州，《禹县志》记载："九月十五夜，白朗率众八百破西门而入，开仓放粮三日，携快熗二百余支而去。"（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36年，卷九）
1912年3月，张镇芳被袁世凯任为河南都督，开始“剿匪”，初战不利，同年秋，遂派陆军第六师师长 李纯带大兵进剿，北洋军诱杀白朗的盟友——杆子首领杜启斌，击溃宝丰，鲁山的各大杆子，大兵压境，白朗孤立无援，被迫转移，据报纸记载，白朗离开宝丰后南下“窜莲阪、尚店、王店等寨， 遂入泌阳境，与本地土匪刘老扒等合捻，直搞春水”在转移过程中，不断遭到官军攻击，仅剩27人，11月，白朗率残部撤退至人迹罕至，易守难攻的舞阳县境内母猪峡一带，进行修整。在此期间，白 朗“深沟高垒，作久居计”，以此为根据地进行发展，至第二年春，与周围杆子合并，队伍又扩充至数百人。
4月19日经充分修整后的白朗，率部南下湖北随州劫掠田王寨，收获 颇丰，据当时报纸报道，闻“随匪等自劫杀八大团和戴寡妇、陈、台等三家后， 粮饱丰足，可以支持年余，土炮铳药更灵，机关熗共有七架，快熗一千余支，鸟铳杆刀不计其数”借助如此充足的给养，白朗击败了闻讯前来进剿的湖北第59团，并“得快熗一百余支，势力尤为猖獗”，实力大振的白朗部兵进湖北天 河口，试图攻占该城，后为避开湖北第三师王安澜部的进剿北上返豫。至此，开始了起义的高潮阶段。1913年5月31日，白朗攻占唐县，并打出了“劫富济贫”的旗号，使队伍 再度扩大，此时“白狼一股已达二三千人”
三 白朗起义：高潮
1913年二次革命前夕，白朗开始与革命党接触。并开始使用“革命党”和“黄兴北伐队”的旗号，至此，白朗由土匪匪帮转变为起义军。据当时报载，白朗于6月15日“直扑禹州，由奸人 启门迎入”。白朗占领禹州之后旋即退出，于“七月一日复破淅西坪，二日又“破荆紫”，接着进入湖北郧阳境内。面对前来围剿的各路北洋军，白朗机动灵活，避实就虚，不与官军正面作战，反而绕道直取北洋军兵力薄弱的随州，枣阳一带，9月25日，白朗军攻破枣阳，大掠而还。《汉口新闻报》报道："匪众约二万人，持快熗者过半，余执土炮刀矛。破城后焚烧县署，释放囚犯，开仓济贫。"（《汉口新闻报》1913年9月27日）日本驻华武官青木宣纯在报告中称："白朗军装备德制毛瑟熗约三千支，日制三十年式步熗千余支，甚至拥有马克沁机熗两挺。"（日本外务省档案，B03050344800）已成一支不容小觑的起义军。不久白朗由枣阳退出，转而 北上进攻新野、邓县，并分兵袭取唐县、桐柏、方城、卢氏、镇平。10月，陕西陆军团长王生歧率部参加起义军。入冬，起义军发展到近万人，白朗自称中华民国扶汉讨袁司令大都督。袁世凯急忙调集三万人马进行“围剿”。起义军避实击虚，突围东进。1913年11月10日，白朗趁豫南重镇南阳城内仅有一个新兵旅驻守，兵力 空虚之际，率兵攻占南阳，并于中旬分路进攻信阳，威胁京汉铁路。袁世凯立即 命令黎元洪派遣军队镇压，白朗军与王占元师接战数次，于11月17日分两路从 信阳撤出，移至泌阳等地。据当时 报纸记载：“白匪蔓延益甚，陷南阳，攻信阳，守宝丰，叛军帮匪群起响应，汴鄂官军望风逃渍，有窜扰长江之势。”，1913年底，1914年初，起义军由转战豫东南，至潢川，光山一带，逼近袁世凯老家——项城。白朗军拟袭取项城， 揭毁袁世凯老家，当时，民间盛传起义军要挖袁世凯的祖坟，破其风水，袁世凯与张镇芳大为惶恐，调集重兵防御项城。鉴于此，白朗军旋即“由潢川分股南窜，至双树，各股 扑商城”白朗军从商城撤出，北上攻取息县、罗县。此时白朗军 兵锋正盛，无人可挡。据《申报》记载：“信阳来军，畏匪不敢前进，……最为 可异者，吾辈见许堵张镇芳，当日从信阳乘火车经过确山，车内装有护卫马、兵、 炮兵甚多，径行往北而去”此时，二次革命已经失败，白朗已经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支反袁武装力量，被袁世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袁世凯大怒，下令调集众军围剿，白朗见河南北洋军云集，开始转战安徽。
1月24日，白朗军击败守军王传禄营攻陷六安，县知事殷谋森逃跑。白朗与清末的许多底层民众一样，痛恨外国传教士与洋人， 占据六安时，白朗军“致教堂焚毁，教士狀一人，掳二人”并开仓济贫，饥 民纷纷加入队伍，次日朗军“山六安窜扰霍邱附近，声势颇大”。政府军队 久久不能将白朗剿平，引发了极大的社会不满情绪，据当时报纸报道：“白狼一土匪耳，豫督派兵剿之，中央派兵剿之，劳师糜饱，数月于兹，而白狼之势，反 愈猖獗，癣济之疾竟成心腹之患”，北洋政府颜面尽失，威信扫地。
白朗军的迅速发展，使得原本只把白朗军视为地方问题的北洋政府大为震惊，于是他将“督率不力”的赵倜撤职留任，免去张镇芳的河南民政长兼都督之职，改派田文烈为河南民政长兼会办河南军务，由陆军总长段祺瑞亲自出任河南督军之职。段祺瑞接任后亲赴信阳，主持召开了豫鄂皖三省剿办会议，制定了“不在急击使散，要在合围聚歼”的计划，企图将白朗歼灭于霍山、六安、霍丘之间。为此，他调集了王占元、王汝贤的两个师，徐占凤、唐天喜的两个旅，再加上赵倜的毅军以及鄂、豫、皖、苏等省的地方部队共两万多人。在北洋军的步步进逼之下，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不得不想办法突围。白朗先是集中力量在酆家集南面的高地与王占元的部队激战两次，虽然重创了王占元，但却未达成突围的目的。于是白朗改变作战方案，采用声东击西之术，先派人偷袭光州，当北洋军抽调兵力救援光州时，白朗军主力则分路逃出包围圈，日夜兼程西进。西进过程中，白朗军发现有飞机在空中盘旋，部队立即疏散隐蔽，并组织对空射击，最终击伤敌机一架，开创了中国近代战争史上用轻武器打飞机的先例。为避免陷入包围，白朗军于2月下旬向西突至商城地区，并 在叶家集与北洋军发生遭遇战。后北洋军因“匪愈集愈多，左翼被匪包围，兵士伤亡太多，势不能支，即退却”，白朗军得以突出重围，由信阳地区进入湖北，并从应山、安陆直驱随县。
白郎军进入湖北，经激战，于3月8日攻占湖北重镇老河口，打垮守军一个团，缴获火炮两门，炮弹九十余发，子弹二十余万发。老河口是汉水上游重要的物资集散中心，号称湖北第三商埠，中外商户云集，有外商英美烟草公司、美孚洋行和亚细亚煤油公司的分支机构。白朗军自成立以来，其主要筹饷方式即为抢劫豪强，因此，攻占老河口后，这些外资洋行全部在劫难逃，被抢掠一空。据载，老河口镇“所有精华，悉被搜刮，商民损失约数十万元。”，洋行被抢，外商损失惨重，引起列强极大不满，准备出兵干涉，袁世凯一方面安抚列强，一方面加紧围剿。之后，白朗派“孙玉章、白瞎子、宋老年等，率匪两千余人围 攻荆关”激战终日，后白朗主力也加入战斗，遂进距荆紫关。在此，白朗军 改称“公民讨贼军”，并以“中原扶汉大都督”的名义发布告示。打响了反抗袁世凯的旗帜，面对重兵围剿， 白朗军向陕西进发。
白朗深知河南 湖北，安徽等地区北洋军阀实力强大，因此准备进军西北，开辟新的根据地，由于蜀道艰难，加上四川军阀林立，白朗最终选择向北洋势力较弱的陕甘地区进军。这时，已有许多革命党人与知识分子加入起义军，于是，白朗自称“中原扶汉大都督”，邀请各路豪杰共讨国贼袁世凯。发布讨袁檄文：
“方幸君权推倒，民权伸张，神明华胄自是可以自由于法律范围而不为专制淫威所荼毒。孰料袁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摈除贤士，宠任爪牙，以刀锯刺客待有功，以官爵金钱励无耻，库伦割弃而不顾，西藏叛乱而不恤，宗社党隐伏滋蔓而不思防制铲除，惟日以植党营私，排除异己，离弃兄弟，变更法制，涂饰耳目为事。摧残吾民，盖较满洲尤甚。海内分崩，民不聊生，献媚者乃称为华盛顿，即持论者亦反目为拿破伦，实则吕政、新莽不如其横酷也。朗用是痛心疾首，奋起陇亩，纠合豪杰，为民请命。故号称扶汉。”
白朗军进入陕西，进占商南，次日攻克龙駒寨。3月21日，白朗军 万余人袭取商县，前来增援的陕西都督张凤翔“距城十里，见火光冲天，匪势正 炽”不敢近前救援，商县遂破。两日后，白朗军因大队陕军逼近商县，即刻 退出，一路回占龙駒寨，一路奔向西南之山阳县。次日，因山阳县知事出城逃避， 白朗军直入山阳县城。4月初，白朗军两路人马兵合一处占据镇安、孝义（今柞 水），随后白朗“以匪众两万余，巳陷孝义，逼近省城西安，距省城西安只有百余里，可朝发而夕至，西安军民大为恐慌。陕西都督张凤翔忙调两团 堵截，加强了西安的布防。袁世凯见西安危急，吓得急忙任命陆建章为西路剿匪督办，率北洋第七师星夜驰援西安，赵倜会会办，率北洋精锐马步兵五千，负责尾随白朗军主力，并从北京调派四架飞机到陕西助战。同时，令川军第三师师长彭光烈率全师出驻汉中，陇东镇守使张行志率陇军五千防守凤翔和邠县各要隘，王汝贤、陈文运和张敬尧各部分驻南阳、淅川、潼关三地，陕军沿渭河两岸，节节驻扎，企图将“重兵劲旅，云集一隅”，一举消灭白朗。
四 白朗起义：败亡
白朗见北洋大军尾随而至，准备进入甘肃，于4月4日西出子午谷，越秦岭镇 至鄭县（今户县）。继而西攻籍厘（今周至），折而北渡渭水，经武功克乾县，东 进至醴泉（今礼泉、三原。白朗军在凤翔一带遭到北洋军党仲昭、陈树藩、赵调以及 张广建等部包围，死战突围，再度西奔，于月日占领固关，进入甘肃境内。1914年3月白郎军西进甘肃，《甘肃政报》记载："三月八日，匪陷秦州（今甘肃天水），劫掠天主教堂，法籍神父卢默尔遇害。十五日破岷州（今甘肃岷县），夺官银八万两。"（《甘肃政报》1914年3月20日）然而美国传教士毕敬士在信中说："这支军队纪律严明，对教堂财产秋毫无犯，与官方宣传大相径庭。"（Yale Divinity School Archives, RG8, Box12）
白朗进入甘肃岷县，洮县（今甘肃临谭）等地区均为回民聚集区，在这里，白朗所部与回民发生冲突，“（洮州）旧城全系回民，早为瑶言所误，谓豫匪与陆军之来，均不利于若辈， 乃与其党密约，拟于是日起事”在冲突中，白朗本人为回民击伤。部下大怒，请求攻城。5月24日，白朗军乘雨夜攻临谭城，城破，城内回民激烈抵抗，巷战数日，残部在礼拜寺血战不退，直至全体战死，老幼病残妇女甚至不惜纷纷自杀。城内军民的激烈抵抗，使得白朗损失惨重，“（毙）匪首铁血子一名，白狼之子号称小白狼一名”，由于白朗军民族关系处理不当，当地回民群众纷纷组织自卫队，袭击白朗军队，使得白朗军兵源、弹药和粮饷都难以补充，陷入困境。白朗的部下多是河南人，他们对甘肃完全不熟悉，许多部众水土不服，病倒众多，他们纷纷表示宁可一死，不愿留在甘肃，要杀回老家去。“白匪意见不合，白狼欲北投俄，宋老年、李鸿宾、 孙玉章、宋金铎、尹老婆等欲东归，其势已换散”白朗无奈，只得率部准备返回河南，这拉开了白朗覆灭的序幕。
五 白朗起义及其影响
白朗起义坚持斗争近三年，白朗用兵有方，可以说具有出色的指挥才能，起义军遗物中发现的手抄本《行军条例》规定："每棚十四人，设棚头；五棚为哨，设哨官；五哨为营，设营官。"（河南博物院藏，编号HNBW-1987-0123）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观察到："其主力部队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每军约三千人，设统领一人。"（Morrison, G.E., 1914, p.167）北洋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报告称："匪善夜战，常以小队诱敌，主力设伏。又惯用疑兵，树枝拖尘，伪作大军。"（《政府公报》1914年5月7日），在政治上，起义军发布的《安民布告》提出："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废除苛税，剿兵安民。"（《大公报》1914年2月18日）李大钊后来评价："白朗起义已带有朦胧的革命意识，虽未提出明确纲领，实为旧式农民战争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之先声。"（《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6页）其最终的失败，主要并非军事战略或军事战术的失败，而是旧式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这一革命形式在进入近代之后，已经不能适应历史发展，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一大趋势所导致的。在起义初期，白朗军军纪严明，劫富济贫，确实得到百姓拥护，《申报》称“（白朗）惟要烟土与金银两项，铜元衣物悉委之于路，或散诸饥人，不劫小 镇，不杀行旅，人以是稍恕之””但是，到了起义后期，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白朗起义军已完全蜕变为流寇集团和武装强盗集团， 其所过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申报》报道了新野被蹂躍后的惨状：“商人及客人被 匪熗毙者五十四人，烧毁市房四百余间，抢去财务无算，躁躏半日，傍晚始去…… 数百年之精华，多人之经营而成，一旦破坏如此，呼号哀泣之声，日夜不绝于耳， 形殊最惨，情至可悯”外国侨 民向汉口领事馆报告南阳地区情形称，“白朗派队分往四处乡镇放火抢掠，每夜 至少焚掠十余乡镇，使乡民无家可归，多随之为匪，故各处田未，竟无人收割” 在淅川，“城破后大肆焚掠，如邮政军、电报局、议事会及日盛合、复兴威、 文盛典、太和昌、晋太兴、永裕、太全、兴祥、重兴义各大商号之房屋。概付一 炬，悉化焦土”，在鄠县（今户县），白朗军“大肆屠杀男女，死者四百余人。东南南乡一带， 所在残破”在枣阳，“幼年妇女被奸淫者十有八九”光山“被土匪将城攻破， 放火抢掠，知军及军警，乘间逃逸。其最可恶者，奸淫妇女，无所不为”以上等等，说明了白朗起义军仍未摆脱旧式农民战争烧杀劫掠的落后本质，注定为历史所淘汰。自此之后，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农民运动开始走向历史舞台。可以说，白朗起义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次“农民起义”。
但另一方面，白朗起义沉客观上重打击了北洋军阀的腐朽统治，间接配合了南方革命党人的斗争（如二次革命），取得了一定效果，袁世凯在总统府会议上承认："白朗蹂躏五省，耗时两年，耗饷二百万，实为心腹大患。"（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89页）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报告外务省："此乱暴露北洋军战斗力低下，各省都督各怀异志，中央集权面临崩溃。"（《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三年第二册，第367页）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仍有不小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白朗在河南地区所领导的反袁战争在河南当地引起轰动，被视为英雄人物传颂一时，尤其是对当时年纪尚小的河南农民娃马尚德触动很大。马尚德以白朗为偶像，立志长大以后也像白朗一样通过革命斗争的道路改变社会的旧面貌。后来，马尚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年轻时领导过河南当地的红军部队，后又化名“杨靖宇”领导了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并成为抗战时期中国东北地区最著名的抗日将领。即著名的杨靖宇将军。
参考文献：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档案》. 北京：中华书局, 1991.
2. 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南省志》.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5.
3. 王凌霄.《白狼祸豫记》.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15.
4. Morrison, G.E. An Australian in China. London：Houghton Mifflin, 1914.
5.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三年第二册. 东京：日本国际联合协会, 1965.
6. 宝丰县地方志办公室.《宝丰县志》.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7.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8.《申报》《大公报》《河南官报》等民国报刊影印本
9. 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FO228系列）
10. 耶鲁大学神学院档案馆藏传教士档案（RG8系列）
11 杜春和编：《白朗起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12 《白朗起义调査报告》，载《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60年第5期，
进入20世纪，时值清末民初，中华大地，内外交困，民不聊生。特别是本就不富裕的中原地区，更是雪上加霜，《河南省志·经济卷》记载："宣统三年（1911年），豫中田赋每顷征银增至四两八钱，较光绪初年增两倍有余。农民终岁劳苦，所得不足完粮纳税。"（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5年，第187页）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民国建立，但百姓的日子并没有得到明显好转，袁世凯篡权，北洋军阀乱政，广大人民的日子更加艰难。在河南宝丰县，1912年《河南官报》披露："每石小麦市价三元，而官定折色竟作价五元，浮收之数倍于正供。"（《河南官报》1912年第14期）时任河南都督张镇芳在致袁世凯的密电中承认："豫省连年歉收，今岁尤甚。饥民载道，流离满目，各属呈报灾情之文日必数至。"（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洋政府陆军部档案，档号1011-236）1913年夏，豫西暴雨成灾，《申报》记者实地采访记载："汝河暴涨，两岸田庐尽成泽国。灾民采树皮充饥，有鬻妻女于市者，价不过铜元百枚。"（《申报》1913年7月23）。
在这样的情况下，腐朽的北洋政府不仅不想办法改善民生，反而变本加厉，压榨百姓。起义亲历者王凌霄在《白狼祸豫记》中回忆："新官到任，首事钱粮。县知事月俸二百元，而到任三月即置田百亩，其来路不问可知。"（王凌霄，1915年，第12页）1913年《时报》揭露："豫省各县警备队，名为维持治安，实则白昼劫掠。鲁山某乡一日被劫七次，报官竟遭鞭笞。"（《时报》1913年4月17日），河南人民反抗的怒火不断燃烧，英国驻汉口领事艾斯顿在1913年4月的报告中写道："河南境内约有三十股土匪活动，最大者不过百人。但自白朗出现后，这些分散的力量正在快速集结。"（FO228/2458，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在这样的情况下，诸路起义军或土匪开始集结在一起，白朗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白朗，又名白狼，是此次起义的领袖，关于其生平与早年经历，模糊不详，1915年吕咎予在《狼 祸述闻》中说道：“白朗人格及历史，道听途说，纷传不一：或谓白狼姓白，名 朗斋，河南汝阳人；或谓白姓，永丞其名；或谓姓冯；或谓姓李；或谓姓萧；或 谓曾在郑州为小官；或谓为故六镇吴禄贞部下；或谓在在谢宝胜总戎前充戈什（哈）。”据大公报记载“白狼名朗，河 南宝丰县人也，夙系寒族，其父以六博营业，守祖遗产百余亩，及狼生时，家资 荡尽矣。欲耕无产，欲贾无财，游手好闲，从未入塾读书，目不识丁，殆下流社 会人物也。”“有中人户，轻侠滥交，盖徐海石达开流也””《甘宁青史略》中说“白匪者，河南宝丰人，名阆斋，盖陆军学生，多以字 行之”《白狼猖獗记》中说“白狼者，回人也。原名朗，世人化传以为白狼。关于其生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无论如何，白朗出身不高，早年混迹草莽，行走江湖，仗义疏财，打抱不平，喜欢结交豪杰，号召力强，有一定军旅或当差经验，约光绪初年生人，这些是可以确定的。
据《白朗起义调查报告》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白朗遭同村王姓地主陷害，被捕入狱，几乎散尽家产，才得以出狱，出狱后，常有“愤愤不平之志”，宣统二年（1910），绿林大盛，抢劫肆虐。白朗的母亲为避免家中财务被抢， 将家中财物打点后托人送往城中女儿家中。然而途中遭遇官府清乡军队，财物被 抢，送财物的两人被视为土匪装在站箱里囚死。随后白朗的姐姐家也因白朗“土 匪嫌疑犯”的身份被怀疑与土匪勾通而遭到抄家。至此，朗已无路可退，忍无可忍，干脆扯旗造反，终于 正式投入到了蹚将（土匪）的行列，并很快拉起了一支以自己为首的杆子（匪棒），许多江湖豪杰前来响应，队伍扩充到数十人。
二 白朗起义：早期
白朗起义的早期力量比较有限，跟小股土匪没什么差异。至宣统三年十二月，通过与附近杆子合并，才扩充到百余人左右。宣统三年（1911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白朗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率领队伍进攻鲁山县张官营。遭到寨内武装和官军的内外夹攻，损失惨 重。被打死及掩死的杆众达80余人，剩余十几人得以突围，白朗本 人受伤，几乎被擒。但随着饥荒加剧，民不聊生，许多农民和流民走投无路，纷纷加入白朗队伍。据《宝丰县志》载："民国元年三月，白朗聚众二十八人于姚店铺，劫富户张氏，得熗五支，银元三百。"（宝丰县地方志办公室，1987年，第456页）民国元年（1912年）4月，白朗悍然绑架归乡途中的前宝丰县知事张礼堂，勒索财物，得快熗30支，财货不计其数，声名大震，队伍扩充至数百人，甚至敢于攻打县城，1912年秋，白郎攻克禹州，《禹县志》记载："九月十五夜，白朗率众八百破西门而入，开仓放粮三日，携快熗二百余支而去。"（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36年，卷九）
1912年3月，张镇芳被袁世凯任为河南都督，开始“剿匪”，初战不利，同年秋，遂派陆军第六师师长 李纯带大兵进剿，北洋军诱杀白朗的盟友——杆子首领杜启斌，击溃宝丰，鲁山的各大杆子，大兵压境，白朗孤立无援，被迫转移，据报纸记载，白朗离开宝丰后南下“窜莲阪、尚店、王店等寨， 遂入泌阳境，与本地土匪刘老扒等合捻，直搞春水”在转移过程中，不断遭到官军攻击，仅剩27人，11月，白朗率残部撤退至人迹罕至，易守难攻的舞阳县境内母猪峡一带，进行修整。在此期间，白 朗“深沟高垒，作久居计”，以此为根据地进行发展，至第二年春，与周围杆子合并，队伍又扩充至数百人。
4月19日经充分修整后的白朗，率部南下湖北随州劫掠田王寨，收获 颇丰，据当时报纸报道，闻“随匪等自劫杀八大团和戴寡妇、陈、台等三家后， 粮饱丰足，可以支持年余，土炮铳药更灵，机关熗共有七架，快熗一千余支，鸟铳杆刀不计其数”借助如此充足的给养，白朗击败了闻讯前来进剿的湖北第59团，并“得快熗一百余支，势力尤为猖獗”，实力大振的白朗部兵进湖北天 河口，试图攻占该城，后为避开湖北第三师王安澜部的进剿北上返豫。至此，开始了起义的高潮阶段。1913年5月31日，白朗攻占唐县，并打出了“劫富济贫”的旗号，使队伍 再度扩大，此时“白狼一股已达二三千人”
三 白朗起义：高潮
1913年二次革命前夕，白朗开始与革命党接触。并开始使用“革命党”和“黄兴北伐队”的旗号，至此，白朗由土匪匪帮转变为起义军。据当时报载，白朗于6月15日“直扑禹州，由奸人 启门迎入”。白朗占领禹州之后旋即退出，于“七月一日复破淅西坪，二日又“破荆紫”，接着进入湖北郧阳境内。面对前来围剿的各路北洋军，白朗机动灵活，避实就虚，不与官军正面作战，反而绕道直取北洋军兵力薄弱的随州，枣阳一带，9月25日，白朗军攻破枣阳，大掠而还。《汉口新闻报》报道："匪众约二万人，持快熗者过半，余执土炮刀矛。破城后焚烧县署，释放囚犯，开仓济贫。"（《汉口新闻报》1913年9月27日）日本驻华武官青木宣纯在报告中称："白朗军装备德制毛瑟熗约三千支，日制三十年式步熗千余支，甚至拥有马克沁机熗两挺。"（日本外务省档案，B03050344800）已成一支不容小觑的起义军。不久白朗由枣阳退出，转而 北上进攻新野、邓县，并分兵袭取唐县、桐柏、方城、卢氏、镇平。10月，陕西陆军团长王生歧率部参加起义军。入冬，起义军发展到近万人，白朗自称中华民国扶汉讨袁司令大都督。袁世凯急忙调集三万人马进行“围剿”。起义军避实击虚，突围东进。1913年11月10日，白朗趁豫南重镇南阳城内仅有一个新兵旅驻守，兵力 空虚之际，率兵攻占南阳，并于中旬分路进攻信阳，威胁京汉铁路。袁世凯立即 命令黎元洪派遣军队镇压，白朗军与王占元师接战数次，于11月17日分两路从 信阳撤出，移至泌阳等地。据当时 报纸记载：“白匪蔓延益甚，陷南阳，攻信阳，守宝丰，叛军帮匪群起响应，汴鄂官军望风逃渍，有窜扰长江之势。”，1913年底，1914年初，起义军由转战豫东南，至潢川，光山一带，逼近袁世凯老家——项城。白朗军拟袭取项城， 揭毁袁世凯老家，当时，民间盛传起义军要挖袁世凯的祖坟，破其风水，袁世凯与张镇芳大为惶恐，调集重兵防御项城。鉴于此，白朗军旋即“由潢川分股南窜，至双树，各股 扑商城”白朗军从商城撤出，北上攻取息县、罗县。此时白朗军 兵锋正盛，无人可挡。据《申报》记载：“信阳来军，畏匪不敢前进，……最为 可异者，吾辈见许堵张镇芳，当日从信阳乘火车经过确山，车内装有护卫马、兵、 炮兵甚多，径行往北而去”此时，二次革命已经失败，白朗已经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支反袁武装力量，被袁世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袁世凯大怒，下令调集众军围剿，白朗见河南北洋军云集，开始转战安徽。
1月24日，白朗军击败守军王传禄营攻陷六安，县知事殷谋森逃跑。白朗与清末的许多底层民众一样，痛恨外国传教士与洋人， 占据六安时，白朗军“致教堂焚毁，教士狀一人，掳二人”并开仓济贫，饥 民纷纷加入队伍，次日朗军“山六安窜扰霍邱附近，声势颇大”。政府军队 久久不能将白朗剿平，引发了极大的社会不满情绪，据当时报纸报道：“白狼一土匪耳，豫督派兵剿之，中央派兵剿之，劳师糜饱，数月于兹，而白狼之势，反 愈猖獗，癣济之疾竟成心腹之患”，北洋政府颜面尽失，威信扫地。
白朗军的迅速发展，使得原本只把白朗军视为地方问题的北洋政府大为震惊，于是他将“督率不力”的赵倜撤职留任，免去张镇芳的河南民政长兼都督之职，改派田文烈为河南民政长兼会办河南军务，由陆军总长段祺瑞亲自出任河南督军之职。段祺瑞接任后亲赴信阳，主持召开了豫鄂皖三省剿办会议，制定了“不在急击使散，要在合围聚歼”的计划，企图将白朗歼灭于霍山、六安、霍丘之间。为此，他调集了王占元、王汝贤的两个师，徐占凤、唐天喜的两个旅，再加上赵倜的毅军以及鄂、豫、皖、苏等省的地方部队共两万多人。在北洋军的步步进逼之下，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不得不想办法突围。白朗先是集中力量在酆家集南面的高地与王占元的部队激战两次，虽然重创了王占元，但却未达成突围的目的。于是白朗改变作战方案，采用声东击西之术，先派人偷袭光州，当北洋军抽调兵力救援光州时，白朗军主力则分路逃出包围圈，日夜兼程西进。西进过程中，白朗军发现有飞机在空中盘旋，部队立即疏散隐蔽，并组织对空射击，最终击伤敌机一架，开创了中国近代战争史上用轻武器打飞机的先例。为避免陷入包围，白朗军于2月下旬向西突至商城地区，并 在叶家集与北洋军发生遭遇战。后北洋军因“匪愈集愈多，左翼被匪包围，兵士伤亡太多，势不能支，即退却”，白朗军得以突出重围，由信阳地区进入湖北，并从应山、安陆直驱随县。
白郎军进入湖北，经激战，于3月8日攻占湖北重镇老河口，打垮守军一个团，缴获火炮两门，炮弹九十余发，子弹二十余万发。老河口是汉水上游重要的物资集散中心，号称湖北第三商埠，中外商户云集，有外商英美烟草公司、美孚洋行和亚细亚煤油公司的分支机构。白朗军自成立以来，其主要筹饷方式即为抢劫豪强，因此，攻占老河口后，这些外资洋行全部在劫难逃，被抢掠一空。据载，老河口镇“所有精华，悉被搜刮，商民损失约数十万元。”，洋行被抢，外商损失惨重，引起列强极大不满，准备出兵干涉，袁世凯一方面安抚列强，一方面加紧围剿。之后，白朗派“孙玉章、白瞎子、宋老年等，率匪两千余人围 攻荆关”激战终日，后白朗主力也加入战斗，遂进距荆紫关。在此，白朗军 改称“公民讨贼军”，并以“中原扶汉大都督”的名义发布告示。打响了反抗袁世凯的旗帜，面对重兵围剿， 白朗军向陕西进发。
白朗深知河南 湖北，安徽等地区北洋军阀实力强大，因此准备进军西北，开辟新的根据地，由于蜀道艰难，加上四川军阀林立，白朗最终选择向北洋势力较弱的陕甘地区进军。这时，已有许多革命党人与知识分子加入起义军，于是，白朗自称“中原扶汉大都督”，邀请各路豪杰共讨国贼袁世凯。发布讨袁檄文：
“方幸君权推倒，民权伸张，神明华胄自是可以自由于法律范围而不为专制淫威所荼毒。孰料袁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摈除贤士，宠任爪牙，以刀锯刺客待有功，以官爵金钱励无耻，库伦割弃而不顾，西藏叛乱而不恤，宗社党隐伏滋蔓而不思防制铲除，惟日以植党营私，排除异己，离弃兄弟，变更法制，涂饰耳目为事。摧残吾民，盖较满洲尤甚。海内分崩，民不聊生，献媚者乃称为华盛顿，即持论者亦反目为拿破伦，实则吕政、新莽不如其横酷也。朗用是痛心疾首，奋起陇亩，纠合豪杰，为民请命。故号称扶汉。”
白朗军进入陕西，进占商南，次日攻克龙駒寨。3月21日，白朗军 万余人袭取商县，前来增援的陕西都督张凤翔“距城十里，见火光冲天，匪势正 炽”不敢近前救援，商县遂破。两日后，白朗军因大队陕军逼近商县，即刻 退出，一路回占龙駒寨，一路奔向西南之山阳县。次日，因山阳县知事出城逃避， 白朗军直入山阳县城。4月初，白朗军两路人马兵合一处占据镇安、孝义（今柞 水），随后白朗“以匪众两万余，巳陷孝义，逼近省城西安，距省城西安只有百余里，可朝发而夕至，西安军民大为恐慌。陕西都督张凤翔忙调两团 堵截，加强了西安的布防。袁世凯见西安危急，吓得急忙任命陆建章为西路剿匪督办，率北洋第七师星夜驰援西安，赵倜会会办，率北洋精锐马步兵五千，负责尾随白朗军主力，并从北京调派四架飞机到陕西助战。同时，令川军第三师师长彭光烈率全师出驻汉中，陇东镇守使张行志率陇军五千防守凤翔和邠县各要隘，王汝贤、陈文运和张敬尧各部分驻南阳、淅川、潼关三地，陕军沿渭河两岸，节节驻扎，企图将“重兵劲旅，云集一隅”，一举消灭白朗。
四 白朗起义：败亡
白朗见北洋大军尾随而至，准备进入甘肃，于4月4日西出子午谷，越秦岭镇 至鄭县（今户县）。继而西攻籍厘（今周至），折而北渡渭水，经武功克乾县，东 进至醴泉（今礼泉、三原。白朗军在凤翔一带遭到北洋军党仲昭、陈树藩、赵调以及 张广建等部包围，死战突围，再度西奔，于月日占领固关，进入甘肃境内。1914年3月白郎军西进甘肃，《甘肃政报》记载："三月八日，匪陷秦州（今甘肃天水），劫掠天主教堂，法籍神父卢默尔遇害。十五日破岷州（今甘肃岷县），夺官银八万两。"（《甘肃政报》1914年3月20日）然而美国传教士毕敬士在信中说："这支军队纪律严明，对教堂财产秋毫无犯，与官方宣传大相径庭。"（Yale Divinity School Archives, RG8, Box12）
白朗进入甘肃岷县，洮县（今甘肃临谭）等地区均为回民聚集区，在这里，白朗所部与回民发生冲突，“（洮州）旧城全系回民，早为瑶言所误，谓豫匪与陆军之来，均不利于若辈， 乃与其党密约，拟于是日起事”在冲突中，白朗本人为回民击伤。部下大怒，请求攻城。5月24日，白朗军乘雨夜攻临谭城，城破，城内回民激烈抵抗，巷战数日，残部在礼拜寺血战不退，直至全体战死，老幼病残妇女甚至不惜纷纷自杀。城内军民的激烈抵抗，使得白朗损失惨重，“（毙）匪首铁血子一名，白狼之子号称小白狼一名”，由于白朗军民族关系处理不当，当地回民群众纷纷组织自卫队，袭击白朗军队，使得白朗军兵源、弹药和粮饷都难以补充，陷入困境。白朗的部下多是河南人，他们对甘肃完全不熟悉，许多部众水土不服，病倒众多，他们纷纷表示宁可一死，不愿留在甘肃，要杀回老家去。“白匪意见不合，白狼欲北投俄，宋老年、李鸿宾、 孙玉章、宋金铎、尹老婆等欲东归，其势已换散”白朗无奈，只得率部准备返回河南，这拉开了白朗覆灭的序幕。
五 白朗起义及其影响
白朗起义坚持斗争近三年，白朗用兵有方，可以说具有出色的指挥才能，起义军遗物中发现的手抄本《行军条例》规定："每棚十四人，设棚头；五棚为哨，设哨官；五哨为营，设营官。"（河南博物院藏，编号HNBW-1987-0123）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观察到："其主力部队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每军约三千人，设统领一人。"（Morrison, G.E., 1914, p.167）北洋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报告称："匪善夜战，常以小队诱敌，主力设伏。又惯用疑兵，树枝拖尘，伪作大军。"（《政府公报》1914年5月7日），在政治上，起义军发布的《安民布告》提出："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废除苛税，剿兵安民。"（《大公报》1914年2月18日）李大钊后来评价："白朗起义已带有朦胧的革命意识，虽未提出明确纲领，实为旧式农民战争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之先声。"（《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6页）其最终的失败，主要并非军事战略或军事战术的失败，而是旧式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这一革命形式在进入近代之后，已经不能适应历史发展，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一大趋势所导致的。在起义初期，白朗军军纪严明，劫富济贫，确实得到百姓拥护，《申报》称“（白朗）惟要烟土与金银两项，铜元衣物悉委之于路，或散诸饥人，不劫小 镇，不杀行旅，人以是稍恕之””但是，到了起义后期，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白朗起义军已完全蜕变为流寇集团和武装强盗集团， 其所过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申报》报道了新野被蹂躍后的惨状：“商人及客人被 匪熗毙者五十四人，烧毁市房四百余间，抢去财务无算，躁躏半日，傍晚始去…… 数百年之精华，多人之经营而成，一旦破坏如此，呼号哀泣之声，日夜不绝于耳， 形殊最惨，情至可悯”外国侨 民向汉口领事馆报告南阳地区情形称，“白朗派队分往四处乡镇放火抢掠，每夜 至少焚掠十余乡镇，使乡民无家可归，多随之为匪，故各处田未，竟无人收割” 在淅川，“城破后大肆焚掠，如邮政军、电报局、议事会及日盛合、复兴威、 文盛典、太和昌、晋太兴、永裕、太全、兴祥、重兴义各大商号之房屋。概付一 炬，悉化焦土”，在鄠县（今户县），白朗军“大肆屠杀男女，死者四百余人。东南南乡一带， 所在残破”在枣阳，“幼年妇女被奸淫者十有八九”光山“被土匪将城攻破， 放火抢掠，知军及军警，乘间逃逸。其最可恶者，奸淫妇女，无所不为”以上等等，说明了白朗起义军仍未摆脱旧式农民战争烧杀劫掠的落后本质，注定为历史所淘汰。自此之后，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农民运动开始走向历史舞台。可以说，白朗起义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次“农民起义”。
但另一方面，白朗起义沉客观上重打击了北洋军阀的腐朽统治，间接配合了南方革命党人的斗争（如二次革命），取得了一定效果，袁世凯在总统府会议上承认："白朗蹂躏五省，耗时两年，耗饷二百万，实为心腹大患。"（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89页）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报告外务省："此乱暴露北洋军战斗力低下，各省都督各怀异志，中央集权面临崩溃。"（《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三年第二册，第367页）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仍有不小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白朗在河南地区所领导的反袁战争在河南当地引起轰动，被视为英雄人物传颂一时，尤其是对当时年纪尚小的河南农民娃马尚德触动很大。马尚德以白朗为偶像，立志长大以后也像白朗一样通过革命斗争的道路改变社会的旧面貌。后来，马尚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年轻时领导过河南当地的红军部队，后又化名“杨靖宇”领导了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并成为抗战时期中国东北地区最著名的抗日将领。即著名的杨靖宇将军。
参考文献：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档案》. 北京：中华书局, 1991.
2. 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南省志》.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5.
3. 王凌霄.《白狼祸豫记》.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15.
4. Morrison, G.E. An Australian in China. London：Houghton Mifflin, 1914.
5.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三年第二册. 东京：日本国际联合协会, 1965.
6. 宝丰县地方志办公室.《宝丰县志》.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7.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8.《申报》《大公报》《河南官报》等民国报刊影印本
9. 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FO228系列）
10. 耶鲁大学神学院档案馆藏传教士档案（RG8系列）
11 杜春和编：《白朗起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12 《白朗起义调査报告》，载《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6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