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张汉民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早年参加革命，从事秘密工作，为党的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一九三五年间，由于某些原因，他不幸被误杀了。下面的两份资料，对当时的情形分别作了介绍，因为所处地位不同，谈的也不尽相同(包括张汉民同志遇害的时间)，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查证和研究。
张汉民同志被杀经过
一九三五年三月下旬，红二十五军占领柞水城后，正准备休息半日，杨虎城部张汉民旅(警三旅，是由原警卫团扩编的)赶到柞水附近，与我军接触。我军急转蔡玉窑，敌人进占水县城。次日我军进至曹家坪，敌人进驻菜玉窑，见敌人紧追我军，军政委吴焕先、军参谋长戴季英审问张汉民派来取联系的一个姓张的人，据他供称:“张汉民原是共产党员，四方面军经陕西入川时，张汉民是警备一团团长，在子午镇截击四方面军，俘去六百多人，缴熗四百多支。杨虎城很高兴，后派他镇守汉中，对付四方面军。从此张汉民退出共产党，加入法西斯蒂。二十五军到陕南后，又调他来进攻二十五军。张汉民进军顺利，杨虎城升他为旅长。这时张汉民积极想消灭红军，继续报功。”吴焕先同志把上述情况向徐海东同志说了。因为张汉民旅追击红二十五军很紧，使部队得不到休息，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因此当时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吴焕先、徐海东、戴季英共同研究对策时(程子华同志因负重伤未参加讨论)，分析万一张汉民叛变了，情况紧急，是要红二十五军呢?还是要张汉民呢?经过充分讨论，最后决定，为了保存革命的动力，使红二十五军不受损失，坚决打一仗。四月七日，我军由蓝田县葛牌镇南返数十里，在九间房设伏。当时还留了一个余地，如果张汉民真想消灭我军，继续尾追，我们就坚决地消灭他;如果不再追来就算了。约十二点钟，张汉民旅继续追来。在军领导指挥下，全军指战员英勇奋战，分三路打下去，将张汉民旅的五个营全歼，生俘了旅长张汉民。
一九六〇年写红二十五军战史时，据张体学同志(当时红二十五军交通队队长)回忆，他对徐海东同志说:“戴季英同志在处理张汉民旅战俘时，张汉民说他是共产党员，并要一些是共产党员的战俘出来作证。戴季英不信，就把张汉民和这些出来作证的人，一起杀了。”后来，西北地下党组织证明张汉民同志没有叛变党，所以，张汉民等同志是属于误杀。写红二十五军战史时，徐海东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红二十五军决定打张汉民旅是对的，杀张汉民等同志是错误的，这也是红二十五军的一个沉痛的教训。”
以上是根据我父亲徐海东生前的回忆整理。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四日)
张汉民同志是怎么牺牲的
张汉民同志，山西省稷山县人，一九〇三年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一九二四年，他毅然放弃升学机会，西渡黄河，到了陕北安边杨虎城将军创办的、训练基层军官的教导队学习军事。第二年下半年，他率部驻守三原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〇年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汉民被任命为省政府卫士营营长;翌年该营扩编为警卫团，汉民任团长。他利用合法身份扩充队伍，为党秘密地进行工作。截至一九三四年，全团的共产党员已达二百余人;以后又在宁强、勉县以招考文书为名，先后吸收地方上的党员二十多人，将他们安排在各个基层。
三三年下半年，汉民两次派共产党员张含辉携带军用地图和大批医药去川北同红四方面军联络，计划打出红旗，同红四方面军汇合，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则认为，在杨虎城的旗帜下从事秘密斗争，对革命更为有利。汉民对我说:现在必须等待一下，杨虎城将军曾答应给我编一个旅，这一计划如成事实，部队可能进驻关中西部的淳化、耀县或彬县、长武，那时就可以插红旗大干革命，北与红二十六军刘志丹的部队联成一片，在淳耀以西陕甘边一带，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了。三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警卫团奉命扩编为警备第三旅，汉民被任命为旅长。
警卫团扩编之后，汉民对旅、团正在进行初步调整，转战中的红二十五军，已由湖北郧西一带，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神速地攻到佛坪，消灭了驻军十七路军的张飞生旅，并从那里向东运动。汉民接到西安绥靖公署命其堵击红军的命令之后，一面派人去红二十五军送信，一面率七、九两个团由镇安出发尾随红二十五军。三月十七日，当部队行进至菜玉瑶地区时，有的同志即提出，送情报的同志未回，值得注意，可等去上海中央局请示我旅与红二十五军协同问题的汪锋同志到来再动(当时汪锋已回到西安，缓行一两天即可等到)。汉民同志认为我们已与红二十五军来往数次，并定好互不侵犯条约，相随亦非一日，并未违约开火，绝对没有问题，于是按计划尾随前进，十八日到曹家坪，十九日向目的地九间房(属柞水)前进。
九间房现存的红军驻扎地
当时九团任前卫，于部队前进中，阎揆要团长每进一段路程，即向汉民报告所见情况。十九日下午，快到九间房附近，揆要同志报告红军业已坚壁清野，沟内似有埋伏，但汉民同志坚持己见，仍命大胆前进，毫未戒备，他和平时一样的轻松闲散，途中还与红军一个洗衣队女队员拉闲话。当先头部队已进到九间房，部队正在集结准备宿营，左侧宿营警戒即将上山时，熗声大作，为避免交火，汉民同志当即决定向左侧山撤退，刹那间，红二十五军已从正面和两侧冲来，警三旅遂溃不成军，除未进入宿营地的官兵逃出外，其余都被包围俘走，张汉民同志亦被俘去，战斗不到一小时即告结束。俘去的官兵，仅有少数几个非党人员被释放回来，大部都被错杀。
逃出的官兵，当日由阎揆要同志收集在曹家坪，第二天回驻蔡玉窑，恰巧汪锋同志来到部队驻地，揆要便向汪锋谈了九间房发生的情况，第三天，汪锋即赴红二十五军驻地葛牌镇，传达上海中央局的指示，并营救汉民同志和其它被俘官兵，不料反被拘押，被带到陕北，直到党中央抵达陕北后，汪始获释返回西安。这时得知，事件发生后，红二十五军已将张汉民同志等共产党员错当反革命处决。这一不幸，形式上红军胜了，“白军”失败了，但却牺牲了我党培养多年的许多好同志，成为党史中一个亲痛仇快的沉痛教训。
张汉民同志被杀经过
一九三五年三月下旬，红二十五军占领柞水城后，正准备休息半日，杨虎城部张汉民旅(警三旅，是由原警卫团扩编的)赶到柞水附近，与我军接触。我军急转蔡玉窑，敌人进占水县城。次日我军进至曹家坪，敌人进驻菜玉窑，见敌人紧追我军，军政委吴焕先、军参谋长戴季英审问张汉民派来取联系的一个姓张的人，据他供称:“张汉民原是共产党员，四方面军经陕西入川时，张汉民是警备一团团长，在子午镇截击四方面军，俘去六百多人，缴熗四百多支。杨虎城很高兴，后派他镇守汉中，对付四方面军。从此张汉民退出共产党，加入法西斯蒂。二十五军到陕南后，又调他来进攻二十五军。张汉民进军顺利，杨虎城升他为旅长。这时张汉民积极想消灭红军，继续报功。”吴焕先同志把上述情况向徐海东同志说了。因为张汉民旅追击红二十五军很紧，使部队得不到休息，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因此当时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吴焕先、徐海东、戴季英共同研究对策时(程子华同志因负重伤未参加讨论)，分析万一张汉民叛变了，情况紧急，是要红二十五军呢?还是要张汉民呢?经过充分讨论，最后决定，为了保存革命的动力，使红二十五军不受损失，坚决打一仗。四月七日，我军由蓝田县葛牌镇南返数十里，在九间房设伏。当时还留了一个余地，如果张汉民真想消灭我军，继续尾追，我们就坚决地消灭他;如果不再追来就算了。约十二点钟，张汉民旅继续追来。在军领导指挥下，全军指战员英勇奋战，分三路打下去，将张汉民旅的五个营全歼，生俘了旅长张汉民。
一九六〇年写红二十五军战史时，据张体学同志(当时红二十五军交通队队长)回忆，他对徐海东同志说:“戴季英同志在处理张汉民旅战俘时，张汉民说他是共产党员，并要一些是共产党员的战俘出来作证。戴季英不信，就把张汉民和这些出来作证的人，一起杀了。”后来，西北地下党组织证明张汉民同志没有叛变党，所以，张汉民等同志是属于误杀。写红二十五军战史时，徐海东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红二十五军决定打张汉民旅是对的，杀张汉民等同志是错误的，这也是红二十五军的一个沉痛的教训。”
以上是根据我父亲徐海东生前的回忆整理。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四日)
张汉民同志是怎么牺牲的
张汉民同志，山西省稷山县人，一九〇三年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一九二四年，他毅然放弃升学机会，西渡黄河，到了陕北安边杨虎城将军创办的、训练基层军官的教导队学习军事。第二年下半年，他率部驻守三原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〇年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汉民被任命为省政府卫士营营长;翌年该营扩编为警卫团，汉民任团长。他利用合法身份扩充队伍，为党秘密地进行工作。截至一九三四年，全团的共产党员已达二百余人;以后又在宁强、勉县以招考文书为名，先后吸收地方上的党员二十多人，将他们安排在各个基层。
三三年下半年，汉民两次派共产党员张含辉携带军用地图和大批医药去川北同红四方面军联络，计划打出红旗，同红四方面军汇合，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则认为，在杨虎城的旗帜下从事秘密斗争，对革命更为有利。汉民对我说:现在必须等待一下，杨虎城将军曾答应给我编一个旅，这一计划如成事实，部队可能进驻关中西部的淳化、耀县或彬县、长武，那时就可以插红旗大干革命，北与红二十六军刘志丹的部队联成一片，在淳耀以西陕甘边一带，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了。三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警卫团奉命扩编为警备第三旅，汉民被任命为旅长。
警卫团扩编之后，汉民对旅、团正在进行初步调整，转战中的红二十五军，已由湖北郧西一带，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神速地攻到佛坪，消灭了驻军十七路军的张飞生旅，并从那里向东运动。汉民接到西安绥靖公署命其堵击红军的命令之后，一面派人去红二十五军送信，一面率七、九两个团由镇安出发尾随红二十五军。三月十七日，当部队行进至菜玉瑶地区时，有的同志即提出，送情报的同志未回，值得注意，可等去上海中央局请示我旅与红二十五军协同问题的汪锋同志到来再动(当时汪锋已回到西安，缓行一两天即可等到)。汉民同志认为我们已与红二十五军来往数次，并定好互不侵犯条约，相随亦非一日，并未违约开火，绝对没有问题，于是按计划尾随前进，十八日到曹家坪，十九日向目的地九间房(属柞水)前进。
九间房现存的红军驻扎地
当时九团任前卫，于部队前进中，阎揆要团长每进一段路程，即向汉民报告所见情况。十九日下午，快到九间房附近，揆要同志报告红军业已坚壁清野，沟内似有埋伏，但汉民同志坚持己见，仍命大胆前进，毫未戒备，他和平时一样的轻松闲散，途中还与红军一个洗衣队女队员拉闲话。当先头部队已进到九间房，部队正在集结准备宿营，左侧宿营警戒即将上山时，熗声大作，为避免交火，汉民同志当即决定向左侧山撤退，刹那间，红二十五军已从正面和两侧冲来，警三旅遂溃不成军，除未进入宿营地的官兵逃出外，其余都被包围俘走，张汉民同志亦被俘去，战斗不到一小时即告结束。俘去的官兵，仅有少数几个非党人员被释放回来，大部都被错杀。
逃出的官兵，当日由阎揆要同志收集在曹家坪，第二天回驻蔡玉窑，恰巧汪锋同志来到部队驻地，揆要便向汪锋谈了九间房发生的情况，第三天，汪锋即赴红二十五军驻地葛牌镇，传达上海中央局的指示，并营救汉民同志和其它被俘官兵，不料反被拘押，被带到陕北，直到党中央抵达陕北后，汪始获释返回西安。这时得知，事件发生后，红二十五军已将张汉民同志等共产党员错当反革命处决。这一不幸，形式上红军胜了，“白军”失败了，但却牺牲了我党培养多年的许多好同志，成为党史中一个亲痛仇快的沉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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