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典籍，浩如烟海。中国几千年来，历遭磨难，但中国的历史记录从未间断。
我国流传至今的各类古籍（这里是指1911年以前用文言文、繁体字刻、写的文献资料和书籍），据有关专家估计，大约在八万至十五万种之间，这些无法准确统计的古代文献，历经无数次兵燹和自然灾害的劫难，是怎样被保藏、传承下来的？在我国古代，这些典籍文献是靠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和书院藏书这四大藏书系统传承的，其中官藏和私藏居主导地位，传承着华夏的文明。
千古文明开官藏
我国最早的藏书活动，肇始于官府藏书。在上古时代，最早拥有文化的人是统治者及其辅佐官员，如国君、各级贵族和辅助人主治理国家的卜祝、贞人、史官等等，这些辅弼人员将君王言行和重臣讲话以及国家所颁布的律令文书等记录下来之后，弆藏于官府，以备稽考借鉴，他们是中国最早学术文化的创建者，其学术文化活动亦均在各级官府中进行，出土的商代甲骨文、先秦金石文、传世文献《尚书》、《左传》等经史中的有关记载和《汉书·艺文志》中所述诸子百家学派出于王官就是最好的证明，正因为他们拥有文化，所以才垄断了典籍文献。
我国上古时期，文字刚产生且能组字成文后不久，政府便有了保藏档案文献的举措，如河南安阳小屯村集中发现的带有文字的甲骨就是明证，正如《墨子·兼爱下》所云：“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同书《天志下》又云：“书之竹帛，藏之府库。”但“藏书”作为一个术语，则是在战国末期出现的。
严格地讲，刻有文字的文物，还不能算做正式图书，图书和档案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图书具有流通和传播知识的功能，而档案则否。
“图书”一词，最早出现在古籍《韩非子·大体》中：“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由此可见，战国末期，普世对图书概念的理解和我们今日已相差无几了，这说明当时图书的功能已趋于成熟。
我国上古时期“学在官府”，惟官有学有书，学术政教皆在官府，而民间则无之，千古文明开官藏，中央和地方诸侯藏有图法、典籍以及祭祀时所用的礼器，文化和法典是他们权力的一部分，成为他们掌控社会的工具，他们垄断了文化，也就等于垄断了典籍文献。
此后，历代政府一旦建立，首事之一便是凭借国家强大实力，开辟场地，大规模收聚、贮藏图籍，设置专门机构和典藏人员进行掌管，组织专家学者，不断整理所藏之书，编撰藏书目录和大型类书、丛书以及前代史书，宣扬统治理念，借鉴资治。因此，官藏成为传承中国典籍与文化的第一大主流。
先秦时期，是官藏文化事业的草创时期，掌控社会秩序的官府尽管有庋藏坟籍文献的传统，历代政府也做了许多相关工作，藏蓄了一些文献。但是，由于当时诸多条件尚不具备，已有的又不够成熟，加之国异政，家殊俗，车不同轨，书弗同文，五霸递起，七国争雄，所以官藏文化事业发展较为缓慢。
秦始皇并兼天下，统一文字、车轨、度量衡等，收缴六国书籍文献，集中统一管理，这些书籍档案藏于宫廷内外，宫内供皇帝、要臣阅览，宫外主要弆于一些政府职能部门，以便行政时参考。上述文化措施，本来能使秦朝官藏文化事业得到顺利发展，但此后不久，秦始皇一纸焚书禁学诏令，就烧绝了民间藏书，社会教育、学术文化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接下来的秦末农民大起义和楚汉战争，给藏书文化事业又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汉朝建立后，其统治者借鉴秦朝速亡的教训，废除了秦时所颁布的禁书灭学法令，文景“兴灭继绝”，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自武帝迄成帝百年之间，西汉官藏“积如丘山”，汉廷先后建立石渠阁、天禄阁、兰台、石室、延阁、广内等藏书处所，又于太常、太史、博士、理官等政府部门庋藏与其职能相关的书籍，并使学者刘向、刘歆等人大规模整理官藏，编制官藏目录，拉开了封建政府组织人力整理官藏的序幕。西汉政府的文化举措，使官藏事业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为整个封建社会的官藏文化事业树立了典范。
随着汉朝官藏文化事业的发展，其典书官员也由最初的御史中丞、兰台令史等兼掌，发展成由秘书监专管，这在官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私家藏书
我国第二大藏书体系是私家藏书，私藏晚于官藏，它开始于春秋后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政治生态的变化，随着新旧势力的此长彼消，到了春秋后期，一些拥有文化的贵族没落了，一些新生势力诞生了，夏、商、周三代“学在官府”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学在私门”即私人传授文化现象出现了，文化开始下移，一些没落的、拥有文化的贵族和他们的后裔，走向民间，开始传播文化，其中孔子是他们的典型代表。孔子在这场文化下移的变革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创办私学，广招生徒，亲编教材，庋藏书籍，成为中国古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确有其人其事的第一位私人藏书家。春秋末期，“学在私门”越来越普遍，拥有文化的人也越来越多，人们有了文化，如同有了自己的财产，就想在自己的家族中长期保有它，传承它，成为高贵的家族，为日后步入仕途储备条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只有多识字、多读书、多藏书才可以，于是私藏便逐日多了起来，并且发展得很快。
战国时期，士人思想解放，诸子蜂起，纷纷著书立说，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于是催生了一批藏书家，典型代表有墨子、惠施、苏秦、吕不韦等。秦朝焚书禁学，以吏为师，对私藏给予了沉重的打击。汉兴，改秦之弊，除挟书之律，独尊儒术，通经取仕，刺激了士人，使私藏有了长足的进步，表现在人数和藏量上较先秦都有显著增加，蔡邕是正史中明确记载的第一位藏书近万卷的藏书大家。
隋唐五代时期，私藏文化得到全面发展，统治者的崇文政策，教育的普及，科举取仕的刺激，雕版印刷的发明和使用等等，使这一时期逾万卷的藏书家增至四十余人。他们建造藏书楼；增置副本，以应不同需求；钤盖藏书印，以示所属，并希望垂名久远。以往的校勘学、目录学、图书编纂学等学科，随着此期私藏文化的繁荣昌盛，愈加发扬光大，同时也诞生了一批文献学大家。
中国古代官藏不对外开放，能够借阅者极为有限，仅限于少数权贵，严重阻碍了官藏的广泛流通，学者们进行学术文化交流，私藏就成了主渠道，更有为数不少的开明藏书家，主动办私学，献藏书，育人才，从服务社会、提高国民素质和推动文教事业发展角度讲，他们比官藏发挥的作用更大。
寺观藏书
我国第三大藏书体系是寺观藏书，即寺院和道观（或称宫观）藏书。寺院藏书大约出现于东汉时期，道观藏书则晚于寺院藏书，约始于晋代。
寺院藏书是随着中原佛教寺院的建造和翻译佛经的兴起而产生的。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随着僧人的持续增加，随着寺院的不断兴建，随着佛典的大量产生，寺院藏书体系在历代僧俗、官民的共同努力下，在逐渐的丰富和完善。
隋唐时期，是我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战乱数百年后重新统一的隋朝，给予佛教和崇佛者很大的优惠政策，佛典与传统文献竞相孳乳，十分繁荣；而李唐王朝，其海纳天下文化的气魄和开明、开放的政策，使寺院藏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唐代，由于太宗、武后、玄宗、肃宗、代宗等帝的支持，佛经翻译制度日臻完善，不断有新译佛经产生，许多原译佛经因有种种缺陷而被重译，以玄奘为代表的一批译经大师相继出现，加之中外僧徒在中土所撰佛书的大量面世，使佛教大藏经逐渐形成，从而为宋代雕印全国统一的大藏经提供了条件。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大约产生于东汉中后期。为了弘道，增强其号召力，道教将先秦时期传说人物老子及其《道德经》加以宗教化，以老子为教主，《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并作宗教性阐释。但是，由于道教初创时期许多问题尚不清楚，道观藏书也较为复杂。
历史上道经的传承不如佛经多、影响大，主要因为许多道书模仿佛经而作，甚至有的完全脱胎于佛经，所阐教义亦不如佛学义理深邃。从整体上看道观藏书不如寺院藏书发展快、社会地位高，但它是保藏道教文献的主体，在传承中华文化中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书院藏书
书院藏书在四大藏书系统中出现最晚，它诞生于唐代，兴盛于宋元两朝，明清时期得到更大发展，成为传承中国典籍与文化的重要基地和平台。书院与书院藏书同时产生，书院的兴衰直接关乎书院藏书的兴衰，书院的变迁史就是书院藏书的变迁史。书院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逐渐取代了各级官学，直至近代，随着新兴学堂和图书馆的建立，书院和书院藏书系统才被废止，最终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书院”一词，最早见于唐初。据《（雍正）陕西通志》卷二十七记载：“瀛洲书院在（蓝田）县治南，唐学士李元通建。”考《（嘉庆）清一统志》卷二百三十三和《（光绪）蓝田县志》卷十四记载，唐高祖时，李元通官拜定州总管，与反唐起义军刘黑闼作战，兵败被俘，不屈而死，武德六年(623)，唐剿灭刘黑闼，故瀛洲书院当创建于是年之前。又，明《（嘉靖）青州府志》卷九载：“李公书院在（临朐）县西南，唐李靖读书处。一云靖从太宗征闾左，于此阅《司马兵法》。”李靖(571－649)乃唐初名将，精通兵法，曾随唐高祖和唐太宗南征北讨。“李公书院”既为李靖读书和研治兵法之处，其创建时间应在贞观间或更早。上述记载如果确实，书院之称始于唐初是无问题的。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私人所属的读书、藏修书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和藏书系统。但是教育与教学涵盖不了书院所从事的全部内容，“书院是新生于唐代的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它源自民间和官府，是书籍大量流通于社会之后，数量不断增长的读书人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读书、教书等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传播的必然结果”（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由此可见，书院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其主要功能紧紧围绕着藏书施教，因此形成一大藏书体系。历史上盛极一时的书院，不但是培养人才的教育机构，而且是一个地区的文化中心和学术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