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一种财富，既然是财富就会有人想拥有。
《庄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可见战国私家已有藏书之举。随后，历朝历代藏书家层出不穷，两宋时，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和活字的改进，私家藏书家遂成风气，明清两代，藏书鼎盛。在这漫长的过程中，藏书先贤枕席经史，沉湎青箱，为搜寻各种孤本秘籍，甚不惜倾家荡产。这些藏书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皆为“书痴”，大名鼎鼎的黄丕烈更自号“书魔”。试想一位古者在幽幽烛灯下，燕影竹窗旁，品读诗词，研习经史；右手边是朱砂浓墨，古砚毫素；左手边华英之品，沉香清缈，这是何等的雅致。静摊古书，可见钤有朱记，耀眼夺目，藏书而随之钤印，似乎也成了百年来的传统。清末叶德辉在其所著《藏书十约》中说:“藏书必有印记。”这么一说，把藏书家手里的小小“藏书印”一下提升到极高的地位，如同“文人口中”常挂着的“诗词妙对”一般，不可或缺。尚若你趁夜入室窃取一位藏书家的藏书印，后果与割去文人的“舌头”一般严重，那种疼痛实要命的。在此我并不是要写“藏书印记赞”，因为舌头多了也同样不好，不免会心生厌烦。明代浙江私家藏书楼中，堪舆范钦天一阁匹敌者，首推嘉兴项元汴之天籁阁。项元汴字子京，号墨林山人，曾有人将其与同时代的文坛巨匠，亦是著名书家的王世贞与之相比，王氏小酉馆虽藏书三万，其尔雅楼所藏宋版更是名扬天下，但时人以为“不及墨林远矣”。墨林所得得秘玩中，有一张古琴，上有“天籁”二字，遂以名其储藏之室，因藏书颇丰又称“万卷堂”。项元汴每得名迹必钤印累累的习惯已众人皆知，不忍卒睹的是他的印章又多有俗手所制，刻工恶劣，故而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里评其：“十焯明珠聘丽人，为防奔月替文身”。语虽尖刻，却是一语中的。墨林还好在所得画幅书卷之后记上收购之价，其意在子孙出售时不能有亏损，“北宋本《北山録》卷尾欗外下角，墨林题‘原值一金’四字。”(袁克文《寒云手写所藏宋本提要》)虽文辞被文人所弃，但由此可看出项墨林不仅是位“好地主”，还是位有远瞻性的“好商人”。恐怕他也是担心有人会割他“舌头”，在割去之前，快快留下他的唾液，让人们知道有此一人，熟不知如此却令人恶心。不论多么严重，发生的事终究发生，随着时代远去，这些都被我们这些后世人付之一笑了。
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叙古今公私印记》中载：“前代御府自晋宋至周隋，收聚图书皆未行印记，但备列当时鉴识一人押署。”据目前史料看，藏书印始于唐世，入宋而盛行。唐太宗自书“贞观”二字作连珠印，玄宗之“开元”二字连珠印，虽为年号印之肇始，亦图书收藏印之滥觞。可归为官用。私家藏书家运用藏书印同时出现，如李泌的“邺侯图书”刻章，钟绍京的“书印”，李泰的“龟益”等皆已有藏书印的功效。而后虽着篆刻艺术在文人中流行起来，藏书印也同样流行起来。据说在东晋收藏印已有出现，惜我未查到流传实物。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石室古写本《杂阿毗昙心论》残卷，钤有南齐官印“永兴郡印”，永兴郡是南齐郁林王萧昭业隆昌元年(四九四年)所设，是否可归为“藏书印”还是值得探究的，就算是，其概念在当时应该并未那么明确。明代以后的藏书印的种类样式开始多元化了，我个人就其作用而言总结为，藏书印有表归属，证流传，示身份，显权贵，诫珍爱，明志趣，辩版本，道言论等，形式不一。藏书印的使用，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话题，我们可以根据其内容逐一来排列，从中可窥见古代藏书家的不同心态，从而分析藏书印使用的规律。
表归属
实此类藏书印最为普遍，每一个藏书家都是一个贪婪的占据者，私家与官府相比之，其藏书来之不易，得善本者必在书角盖上印章，表其归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每个藏书家都有自己的姓名藏书印，清代著名的常熟铁琴铜剑楼，山东海源阁，湖州的皕宋楼，杭州八千卷楼四大藏书楼都各有其斋堂藏书印，以明书之归处。除用自己姓名，堂号来表示，亦有用祖籍、里居、身世、门第、行第等能显个人或自家情况的字样。
证流传
宁波有一处无人不知的藏书楼——天一阁，位处月湖之西，值得关注的是天一阁藏书有的可见几代主人递藏的印章。“东明山人之印”即第一代主人范钦所用，范氏字尧卿，号东明，故起初其藏书楼名为东明草堂。自好友家万卷楼失火后，丰坊无心收藏，便贩卖藏书，其中最大的买主就是天一阁主人范钦。早年两位藏书家相处友善，范钦常去万卷楼手抄孤本秘籍，而丰坊年龄藏书名气当时皆长于范钦，还曾为天一阁纂写《藏书记》。万卷楼所藏书目归之范氏，也是最佳人选。随藏书增加，东明草堂已不堪容纳。遂决定在住宅的东面重建藏书楼，心怕也同有丰家下场，取“天一生水”之意，定名天一阁。范钦游宦期间喜每到一地，搜访地方文献。范钦一反传统藏书家常态，喜藏当代文献著作，尤其是明代地方志、政书、实录、诗文集等。这实给后来乃至今日藏书家一个新的启示，不要厚古薄今，要因时而已，早年明嘉靖以前被列善本，今日再藏明善本者非一般人所能及。时代推移，距今不久的意义重要的精刻著述同样应被重视，同样会登善本之列。
示身份
明代开私家藏书风气者首推青萝山房主人宋濂，宋氏官至翰林学士，唐宋以后，称翰林院为玉堂，故其有一印“玉堂学士印”，便把身份官职带入藏书印。天一阁主范钦如是，其官至兵部侍郎，又别称司马，故印曰“司马之章”，司马之职又在负责功赏事务，明清有官名稽勋司，故而又有“司勋大夫”一章。乾隆时的杭世骏，这人学问大得很，可惜后来尽落得罢官归田。他有一印，文曰“御史大夫”，从中可知他曾任翰林院编修。明清时以殿试后一甲二、三名及庶吉士留馆者充任翰林院编修，虽无实职，但级别相当于古之御史大夫。观古堂主人叶德辉著述《书林清话》影响极大，虽曾言有时不爱读书，却不仅藏书万卷，而且学问在当时也是名声显赫。“吏部司封章”、“天官大夫”两印是其受、授吏部主事时所用。司封为唐宋时吏部官名，掌封爵、叙增、承袭之事，明清称验封司。《周礼》分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唐朝曾以吏部为天官，故叶德辉又称自己是天官大夫。只是后来志向变更，到吏部不久便辞官归湘里居，并以提倡经学自任。
显权贵
官爵固然显示了藏书家的身份，更有用闲言碎语流露其非同一般的地位。“老屋三间赐书堂万卷”，这是鲍廷博用印，鲍氏得朝廷所赐《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辟堂三楹，分贮四大橱，鲍家这是皇恩所赐，便言其堂之额曰“赐书堂”。八千卷楼的丁氏兄弟护惜文澜阁藏书之举，已成佳话，功不可没，巡抚谭钟麟将其经过具文报告朝廷，光绪皇帝为此颁旨：“文澜阁毁于兵燹，其散佚书籍，经丁申、丁丙购求，藏弆渐复旧观，洵足嘉惠艺林。”遂有“嘉惠艺林”一印，以纪此事，印文周有龙纹相绕，更显族门生辉。
诫珍爱
藏书家许善斋治印曰：“得之不易失之易，物无尽藏亦此理；但原得者如我辈，即非我有亦可喜。”每位藏书家爱书护书都到了极致，“即非我有”的豁达精神，也是想子孙也能有幸同观先哲古训。更有发狠心者，万贞一在藏书印中声称“吾存宁可食吾肉，吾亡宁可发吾悖，子子孙孙永勿鬻，熟此自可供膳粥。”而孔文升则干脆逆引曹操那句“宁让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的“妄念”，制作了一方“宁人负我，我毋负人，宁存书种，无苟富贵”的印文。澹生堂主祁旷翁治铭记：“澹之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旷翁铭。”在担心后辈不能理解家藏万卷书籍的意义时，便有直言条规者，最为著名的是陶崇，以印告诫读书人：“聚书藏书，良匪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策，随开随掩，随损随修，后之得吾书者，并以奉赠此法。”此中方法随之口传，便成了后世读书的准则。唐代杜暹书末自跋“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便很直白地阐述其中道理。
明志趣
“忠端是始，犁洲是续，穷不忘买，乱不忘携，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我心曲。”这是明末黄宗羲宣誓明志般的藏书印。而“读书注目而视，瞳子尝坠眶外半寸，人有出其左右，不知也。”能读书专注成这样，时有几人，这是学者黄宗羲在其著述《丰南禺别传》中，对另一位藏书家读书之貌的描述，这个人就是范钦的老朋友万卷楼主人丰坊。丰氏原为鄞县大姓，历代为官，丰坊承族门祖德，博学工文，尤经书法，尽鬻以购法书名帖，常夤夜不辍，心摹手追，故五体皆能，以至黄宗羲这样的大家也对其钦佩。丰坊在嘉靖二年中进士，明朝于各直省举行乡试，中试者称为举人，考中举人第一名者成发解。丰坊藏书上可见“发解出身”一印，可见丰氏身怀敖才，并露出其自傲外显的性格。丰坊有两方闲章，实足一提，“土木形骸仙风道骨”、“笔研精良人生一乐”，放在一起就是一副寓意非常的对子，真是一位纯粹的读书人，诉说着藏书虽痴却不失文人大雅的情趣。可正是这般聪明和雅致有时太为过分，最后落得“贻笑儒林，欺罔后学”。因为其常年沉溺于书淫墨癖之中不能自拔，所以有自造伪书这样的行为也可想象，如《河图》石本、《鲁诗》石本、《大学》石本，谬称是其祖先清敏公于北宋间得之秘府，又有朝鲜《尚书》、日本《尚书》，谎说是其曾祖得之驿馆。此滑稽玩世之举，目空古今，终遭骂名。他本恃才傲物，又不善治家，晚年家财散尽，后残遭火灾，贩尽图书。不幸晚得心疾，贫病交加，乃至寄居萧寺，客死僧舍，令人叹惜。
辩版本
汲古阁的“毛抄本”、“毛刻本”至今尤为人所称颂，汲古阁的藏书可谓是书林至尊，毛晋常以高价收购各种善本旧抄，据说他曾在门前贴了一张榜书：“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佰；有以旧抄本至者，每叶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人出一千，门内主人出一千二佰。”世间几人不务实？可想而知当时有多少商贾云集于毛氏之门。在毛晋的藏书印中有“甲”、“宋本”、“元本”，《东湖丛计》：“毛氏于宋元刊本之精者，以『宋本』、『元本』椭圆式印别之，又以『甲』字钤于首。”后之藏书家多有效仿。
道言论
读书是身体里主动对未知领域去探索的行为，不知不觉，是对知识迫切需抿嚼的欲望在使坏，坏得可爱。“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宋代藏书家尤袤如是说，书已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有万能之功效。藏书印虽使藏书家声名远播，代代相传，但这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藏书家大都为藏而藏，深知其中艰辛与超然之处，藏书印中的支语片言是道不尽藏书家们的良苦用心。他们也想平淡。天籁阁主人项墨林妄想得天下一切奇书，在藏书印中我又窥得其内心深处的安静，有印言“沮溺之俦”，沮是长沮，溺是桀溺，他们是春秋时期的两个隐士，从事耕作。其实藏书家应有那么一个心态，人人都只是世间平凡的一员，匆匆过客，在短暂的几十年中把手上的珍品秘籍保存好，以便流传就是天大的善举了。
关于使用
待对古代藏书印的内容掌握后，关于具体使用，其实还是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如果像项墨林心怀那种急于“留名于世”的心态，大可不必。一个大藏书家，在历史中留下自己姓名是有道理的，毕竟在保存国故与文化传承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但非要把书盖得面目皆非，恐怕“国故保存”这一项就不合格了。所以在钤印之时还是少盖，或如叶德辉所言不盖为最好，这是其一。
我们可以常见到“子子孙孙永宝”之类的藏书印，对此我颇有微词，都言“书”对于“藏书家”而言可比妻妾，然而父辈过世后，老子的“老婆”又为何要子孙们去苦苦相守？尽孝道，好好善待自然是道理，尚若子孙不喜欢，也要求像父亲一样去爱，有些徒生折磨了。其实每个藏书家无非只是希望书籍能世代相传，传下一个民族的文明，后世子孙能够体会“保存”的意义固然是好事，尚若他们不喜欢却利用道德孝道施加命令，惟恐出现相反的现实。历史可鉴，大多藏书世家的收藏终究都是散尽的。还不如免去这条规定，让子孙易书后活得踏实。藏书家许善斋治印曰：“得之不易失之易，物无尽藏亦此理；但愿得者如我辈，即非我有亦可喜。”“即非我有”的豁达精神确实应该是藏书的最佳心态，天下奇书千万，收尽何时是了，转至他人手上也是一种递人智慧的表现。在此倡议盖印内容涉及姓名堂号即可，以便后人查询，俗语者最恶，这是其二。
其三。小小藏书印功用百态，形制多样，规格不一。依形状而言，有方形、扁方、圆形、条形、琵琶、壶、瓶、葫芦、钱币、钟、鼎、瓦当、动植物以及几何形等；依字体而言，有真、草、隶、篆、九曲迭文；从镌刻来说，有阴文、阳文、飞白；从字数来说，每印多寡不一，少则一、二字，多则数十、上百字。但终究无论什么形质什么文体什么内容，还是有雅俗之分的，以方正为善，以畸形为恶；以朱文为主，以白文为次(朱文印泥覆盖较少)；风格以工整为雅，以残破为俗。最好请当时名家治印，自古便有藏书家请名手治印的佳话，这也分两种情况，毛晋请当时名家汪关所作，应该是视其印风工整印格较高，此类情况治印用于藏书印；而周叔弢先生收得宋本《孝经》后，异常兴奋，专门请名声显赫的齐白石先生刻“孝经一卷人家”一方印，并非使用，而是借名家的声望以示对书的珍爱，这类情况是借治印抒情，其齐派风格成就虽高，用于藏书印就太过张扬。无论哪种情况这都是对书籍的尊重，不敢半点怠慢。印文要雅致与书相媲，民国以来王福安陈巨来一派的印风逐渐占领了“收藏印”的领域。
今人周叔弢先生，不仅藏书有功，且手经善本都只用一方“周暹”小印，他早年还用一长方阳文的“曾在周叔处”的图章，后来在善本书上就只用此枚方形“周暹”两字白文小印，而且都盖在书的空白处。此印是童大年所刻，周老手上名家治印甚多，而选用这方印，周老自言只是因为它小，老人惜书，恐后人不喜其收藏印，考虑这样捥去不至于伤书太甚。他用印泥也十分审慎，唯恐把印钤在书上渗油或变色而损害书籍，几十年来他在善本书上钤印用的是其二十几岁时，在西泠印社所购印泥，都是要经过试验后，不渗油也不变色才愿意使用。后来又买过多种高价印泥，因未经试验，始终不敢用在好书上。捐书护书，周老先生真可谓是功德圆满，用心良苦。钤印前一定要仔细斟酌钤印的方位，不可漫不经心，周老对印和印泥使用的心思值得我们借鉴，此为第四。
藏书印最大的功效，无非是表述一本书曾在何处，而“在何处”就是一本书流传下来的历史脚步。作为一位读书人，若在闲时推窗而坐，摊书静读，无论善本秘籍与否，然纸白如玉，墨润如漆，书香阵阵，静读罢后，取出自己的藏书印，小心翼翼钤于扉页，以表用心，此时此刻“黄金满屋”着实不如“经书一卷”(黄丕烈用印)了。
文/侃庵( 原刊于《藏品》2010.秋分。总第陸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