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金榜挂名已是人生四件快意之事，更何况是高中状元？在古代中国，考中进士就算是可以当官了，那么第一名的状元是不是当得官要比普通进士还高得多呢？考中了状元是否意味着走向人生巅峰？
科举考试考中之后通常分为三甲，一甲固定只有三个名额也就是前三名的状元、榜眼以及探花，考中二甲的人被称之为进士，考中三甲的人被称之为同进士出身。每次科举录取的进士人数因朝代、时期和具体政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平均而言，大概加起来每次在几十到两三百人之间。
公元587年，隋文帝杨坚下令各大州郡每年贡选三位人才至中央，应考秀才，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诞生。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但当时并没有“状元”这一称呼。直到唐朝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才诞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状元。从唐朝到清朝科举制度灭亡，一千多年的时间中，历史上文武状元加起来总共880余人，其中文状元从唐朝第一位文状元孙伏伽到历史上最后一位文状元清朝的刘春霖共计520余人；武状元从唐朝的第一位武状元员半千到历史上最后一位武状元清朝的张三甲共计360余人。
文状元自宋朝时期起，基本考中的都会入翰林院供职，相当于皇帝私人秘书，待皇帝亲自考察几年后，通常虑授予其他官职。此后翰林院与科举接轨的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到了明朝之后更是形成了官场不成文的规矩，凡入选内阁大学士者必定出身翰林院，也就是说在明朝时期想成为大学士，那就必须得有翰林院供职的经历才行。在明英宗朱祁镇之后，考中状元、榜眼、探花前三名的人必须是要被选进翰林院供职的，状元被授予从六品（相当于副厅级）的翰林修撰之职，榜眼和探花被授予正七品（相当于正处级）的翰林编修之职，剩下的二三甲进士则是选取成绩好且年轻的人入职翰林院授予庶吉士称号历练见习，至于成绩差一些且年龄还大的进士则都会被外放到地方当县令、县丞这类基层官职或者到六部出任主事这类官职。可见，状元被授予的官职最高，但是也只比普通进士被外放为正七品的县令略高一级而已，因此状元和普通进士考中之后的官级差距并不大。虽然状元的官级并不高，但是职位却很特殊，翰林修撰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撰写帝王实录、向皇帝讲解经史子集方面的一些知识以及负责起草一些文案诏书，经常能和皇帝见面打交道。而相比之下榜眼和探花的翰林编修主要负责国史编修和起草一些告敕文书，相比之下就比状元的翰林修撰少了很多与皇帝接触的机会。而入选为庶吉士的普通进士就更不行了，庶吉士相当于现代的储备干部，入选庶吉士之后要在翰林院学习深造三年，在三年后参加散馆考试，只有考试合格之后才会被授予正七品的翰林编修或者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之职，如果考试不合格就继续学习，最后再不合格就会外放当知县或者到六部当主事。
考中状元入职翰林院，再由翰林院出将入相是明清时期的官场潜规则。就像清朝乾隆时期陕西第一位状元王杰，他就是考中状元之后入职翰林院，后来获得了乾隆喜爱，不仅入职翰林院还同时入职南书房，享受到火箭般速度晋升的待遇，很快就晋升为从一品的右都御史，在乾隆中后期王杰更是成为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是汉臣中官职最高的人。而绝大多数的官员可能会在知县的官职上干一辈子最后才会晋升到知府（从四品）这个级别，而到了知府这个级别之后也就基本干到头了。
下面再说一说武科举。与文科举相比，武科举就显得不是很受重视，连武科举的开考时间都不固定，明朝中期时规定武科举每六年一次，但是还偶尔不开科，清朝时期则是规定和文科举一样每三年一次，但是同样的清朝也偶尔不开科。唐朝时期名将郭子仪“以武举异等补左卫长史”（“从六品上”的中级武官），连武状元都只是这种级别官职，那么其他的武进士可以想见级别更不会高。到了宋朝时期，由于宋朝整体重文轻武，因此武科举的难度被降低了，待遇却比唐朝高不少。而且到了南宋时期还出现一个新规定，那就是考中武科举之后不一定非要改为军籍从军，还可以选择从政。由于武科举难度低，因此在南宋时期武科举一度成为考不中文科举的人步入仕途的捷径。明中后期武状元多参与抗倭、抗清，结局壮烈者众，但政治地位仍逊于文官。到了清朝时期，由于清朝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比较崇尚武力，因此武科举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清朝不仅把武科举开科的年限和文科举持平，而且考中武科举之后的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武进士都要比文科举的待遇地位高。从康熙之后考中武状元会被授予正三品的一等侍卫之职（文状元只是从六品的翰林修撰），考中武榜眼和武探花会被授予正四品的二等侍卫之职，二三甲的武进士则被授予正五品的三等侍卫和正六品的蓝翎侍卫之职。可以看出清朝时期武科举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但是武状元和武进士的初始官级也相差很大，武状元考中之后就享受正三品的一等侍卫待遇，而武进士则会成为正六品的蓝翎侍卫，这中间官级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清朝官场整体也都是武官要比文官待遇和地位高得多。
历代状元当中，绝大部分都能做到至少4品（相当于现在正厅级）以上官职，不乏高官与名流。比如王维（701年状元），官至尚书右丞，晚年隐居辋川，诗画终老。柳公权（778年状元），历任三朝，官至太子少师，以书法名世，寿终正寝。宋朝时，状元地位更高，部分状元成为政治改革或抗敌核心人物。如吕蒙正（977年状元）三度拜相，辅佐太宗、真宗，晚年归隐洛阳。王安石不仅是推行变法的前锋，还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王荆公体”的创造者（1057年的殿试中被考官评为第一，但由于其在应试赋中使用了“孺子其朋”这一典故，意在表达自己愿意像周公一样辅佐君王，但这种比喻在皇帝看来显得过于自负，引起了宋仁宗的不悦，被皇帝降为第四名，状元由杨寘担任）。文天祥（1256年状元）成为南宋抗元领袖，兵败被俘，拒降殉国。明清状元多出自江南，部分成帝师或重臣，但也有卷入政治旋涡。著名的有商辂（1435年解元、1445年会元+状元）是明代唯一“三元及第”，官至内阁首辅，因反对复立废后被罢归乡。明代大才子杨慎（1511年状元），因“大礼议”触怒嘉靖帝，流放云南至死。黄观（1391年状元）在靖难之役中拒降朱棣，投江殉建文帝。清朝翁同龢（1856年状元）是同治、光绪帝师，支持维新变法，被慈禧罢官，晚年隐居。张謇（1894年状元）成为清末实业家，辞官兴办纱厂、学校，成“实业救国”典范。末代状元刘春霖（1904状元）在民国后拒绝被日伪拉拢，卖字为生，守节而逝。
很多人都以为考中状元就是走向了人生巅峰，实际历史上的状元未必最后都会出将入相、功成名就。考中状元只是代表着机遇要比其他人更多一些，真正想出将入相还得看个人的综合能力和时运。如唐昭宗时期的状元卢文焕整日呼朋唤友饮酒，过起了放纵的生活。后来还因为醉酒误事被罢了官，最终在穷困潦倒中抑郁而亡，可以说堪称历史上最惨的状元。其实历史上大多的状元都是寂寂无名，反而知名的大才子都不仅考不中状元，甚至连进士都考不上，比如明朝著名的大才子唐伯虎和祝枝山都没中过进士。苏东坡的老爹苏洵，“唐宋八大家”之一，可是却偏偏考不中进士，因此苏洵曾经感叹“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再比如两次都未中举的袁世凯，抓住了晚清动乱之机，参与多项重大变革（如废除科举），最终成了晚清重臣、民国首任总统。
科举考试考中之后通常分为三甲，一甲固定只有三个名额也就是前三名的状元、榜眼以及探花，考中二甲的人被称之为进士，考中三甲的人被称之为同进士出身。每次科举录取的进士人数因朝代、时期和具体政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平均而言，大概加起来每次在几十到两三百人之间。
公元587年，隋文帝杨坚下令各大州郡每年贡选三位人才至中央，应考秀才，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诞生。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但当时并没有“状元”这一称呼。直到唐朝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才诞生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状元。从唐朝到清朝科举制度灭亡，一千多年的时间中，历史上文武状元加起来总共880余人，其中文状元从唐朝第一位文状元孙伏伽到历史上最后一位文状元清朝的刘春霖共计520余人；武状元从唐朝的第一位武状元员半千到历史上最后一位武状元清朝的张三甲共计360余人。
文状元自宋朝时期起，基本考中的都会入翰林院供职，相当于皇帝私人秘书，待皇帝亲自考察几年后，通常虑授予其他官职。此后翰林院与科举接轨的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到了明朝之后更是形成了官场不成文的规矩，凡入选内阁大学士者必定出身翰林院，也就是说在明朝时期想成为大学士，那就必须得有翰林院供职的经历才行。在明英宗朱祁镇之后，考中状元、榜眼、探花前三名的人必须是要被选进翰林院供职的，状元被授予从六品（相当于副厅级）的翰林修撰之职，榜眼和探花被授予正七品（相当于正处级）的翰林编修之职，剩下的二三甲进士则是选取成绩好且年轻的人入职翰林院授予庶吉士称号历练见习，至于成绩差一些且年龄还大的进士则都会被外放到地方当县令、县丞这类基层官职或者到六部出任主事这类官职。可见，状元被授予的官职最高，但是也只比普通进士被外放为正七品的县令略高一级而已，因此状元和普通进士考中之后的官级差距并不大。虽然状元的官级并不高，但是职位却很特殊，翰林修撰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撰写帝王实录、向皇帝讲解经史子集方面的一些知识以及负责起草一些文案诏书，经常能和皇帝见面打交道。而相比之下榜眼和探花的翰林编修主要负责国史编修和起草一些告敕文书，相比之下就比状元的翰林修撰少了很多与皇帝接触的机会。而入选为庶吉士的普通进士就更不行了，庶吉士相当于现代的储备干部，入选庶吉士之后要在翰林院学习深造三年，在三年后参加散馆考试，只有考试合格之后才会被授予正七品的翰林编修或者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之职，如果考试不合格就继续学习，最后再不合格就会外放当知县或者到六部当主事。
考中状元入职翰林院，再由翰林院出将入相是明清时期的官场潜规则。就像清朝乾隆时期陕西第一位状元王杰，他就是考中状元之后入职翰林院，后来获得了乾隆喜爱，不仅入职翰林院还同时入职南书房，享受到火箭般速度晋升的待遇，很快就晋升为从一品的右都御史，在乾隆中后期王杰更是成为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是汉臣中官职最高的人。而绝大多数的官员可能会在知县的官职上干一辈子最后才会晋升到知府（从四品）这个级别，而到了知府这个级别之后也就基本干到头了。
下面再说一说武科举。与文科举相比，武科举就显得不是很受重视，连武科举的开考时间都不固定，明朝中期时规定武科举每六年一次，但是还偶尔不开科，清朝时期则是规定和文科举一样每三年一次，但是同样的清朝也偶尔不开科。唐朝时期名将郭子仪“以武举异等补左卫长史”（“从六品上”的中级武官），连武状元都只是这种级别官职，那么其他的武进士可以想见级别更不会高。到了宋朝时期，由于宋朝整体重文轻武，因此武科举的难度被降低了，待遇却比唐朝高不少。而且到了南宋时期还出现一个新规定，那就是考中武科举之后不一定非要改为军籍从军，还可以选择从政。由于武科举难度低，因此在南宋时期武科举一度成为考不中文科举的人步入仕途的捷径。明中后期武状元多参与抗倭、抗清，结局壮烈者众，但政治地位仍逊于文官。到了清朝时期，由于清朝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比较崇尚武力，因此武科举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清朝不仅把武科举开科的年限和文科举持平，而且考中武科举之后的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武进士都要比文科举的待遇地位高。从康熙之后考中武状元会被授予正三品的一等侍卫之职（文状元只是从六品的翰林修撰），考中武榜眼和武探花会被授予正四品的二等侍卫之职，二三甲的武进士则被授予正五品的三等侍卫和正六品的蓝翎侍卫之职。可以看出清朝时期武科举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但是武状元和武进士的初始官级也相差很大，武状元考中之后就享受正三品的一等侍卫待遇，而武进士则会成为正六品的蓝翎侍卫，这中间官级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清朝官场整体也都是武官要比文官待遇和地位高得多。
历代状元当中，绝大部分都能做到至少4品（相当于现在正厅级）以上官职，不乏高官与名流。比如王维（701年状元），官至尚书右丞，晚年隐居辋川，诗画终老。柳公权（778年状元），历任三朝，官至太子少师，以书法名世，寿终正寝。宋朝时，状元地位更高，部分状元成为政治改革或抗敌核心人物。如吕蒙正（977年状元）三度拜相，辅佐太宗、真宗，晚年归隐洛阳。王安石不仅是推行变法的前锋，还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王荆公体”的创造者（1057年的殿试中被考官评为第一，但由于其在应试赋中使用了“孺子其朋”这一典故，意在表达自己愿意像周公一样辅佐君王，但这种比喻在皇帝看来显得过于自负，引起了宋仁宗的不悦，被皇帝降为第四名，状元由杨寘担任）。文天祥（1256年状元）成为南宋抗元领袖，兵败被俘，拒降殉国。明清状元多出自江南，部分成帝师或重臣，但也有卷入政治旋涡。著名的有商辂（1435年解元、1445年会元+状元）是明代唯一“三元及第”，官至内阁首辅，因反对复立废后被罢归乡。明代大才子杨慎（1511年状元），因“大礼议”触怒嘉靖帝，流放云南至死。黄观（1391年状元）在靖难之役中拒降朱棣，投江殉建文帝。清朝翁同龢（1856年状元）是同治、光绪帝师，支持维新变法，被慈禧罢官，晚年隐居。张謇（1894年状元）成为清末实业家，辞官兴办纱厂、学校，成“实业救国”典范。末代状元刘春霖（1904状元）在民国后拒绝被日伪拉拢，卖字为生，守节而逝。
很多人都以为考中状元就是走向了人生巅峰，实际历史上的状元未必最后都会出将入相、功成名就。考中状元只是代表着机遇要比其他人更多一些，真正想出将入相还得看个人的综合能力和时运。如唐昭宗时期的状元卢文焕整日呼朋唤友饮酒，过起了放纵的生活。后来还因为醉酒误事被罢了官，最终在穷困潦倒中抑郁而亡，可以说堪称历史上最惨的状元。其实历史上大多的状元都是寂寂无名，反而知名的大才子都不仅考不中状元，甚至连进士都考不上，比如明朝著名的大才子唐伯虎和祝枝山都没中过进士。苏东坡的老爹苏洵，“唐宋八大家”之一，可是却偏偏考不中进士，因此苏洵曾经感叹“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再比如两次都未中举的袁世凯，抓住了晚清动乱之机，参与多项重大变革（如废除科举），最终成了晚清重臣、民国首任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