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爵位体系包括皇室宗亲爵、蒙古贵族爵以及外姓功臣爵，其中镇国公归属于皇室宗亲爵位范畴。类似地，一等公则如同乾隆皇帝的小舅子傅恒所获封的一等忠勇公，此类爵位专授于外姓功臣。因此，不妨思考一下，在皇室宗亲与外姓大臣之间，究竟谁的地位更为尊贵？ 清朝的皇室宗亲、蒙古贵族以及外姓功臣这三类封爵，在身份地位上，皇室宗亲居于首位，紧随其后的是蒙古贵族，而外姓功臣则位列第三。然而，这种排序仅针对身份地位而言，至于实际收入和待遇，情况则有所不同。实际上，皇室宗亲的收入待遇最为优厚，其次是外姓功臣，而蒙古贵族的收入待遇则相对较低。 皇室宗亲的爵位体系主要划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不同等级，具体包括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以及奉恩将军等。 这四等爵位，包括亲王、郡王、贝勒和贝子，均为皇室宗亲所拥有的高级爵位，而获得这些爵位的人往往与皇帝有着亲近的血缘关系。 镇国公与辅国公均位列皇室中级爵位之列，其中镇国公与辅国公又细分为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以及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这两种爵位在收入和待遇方面并无差异，镇国公的年收入为700两银子及700斛禄米，而辅国公的年收入则为500两银子及500斛禄米。 奉恩镇国公与奉恩辅国公，以及不入八分镇国公与不入八分辅国公，这四者之间的主要差异体现在身份地位方面。清朝特别重视地位和面子，所谓的“八分”待遇，具体指的是朱轮、紫缰、宝石顶、双眼花翎、牛角灯、茶搭子、马坐褥和门钉等八种特殊待遇。 朱轮与紫缰分别指代了出行马车上的车轮与马匹的缰绳，奉恩镇国公与奉恩辅国公所乘坐的马车，享有使用红色车轮与紫色缰绳的特权，这一规定彰显了身份地位的差异与象征意义，然而，那些未能达到八分标准的镇国公与辅国公，则无权享用这些象征尊贵之物。 宝石顶特指帽子上镶嵌红宝石的顶饰，此类装饰在皇室宗亲的爵位体系中，通常只有奉恩镇国公及奉恩辅国公等爵位以上的宗亲才能享有。然而，对于非皇室出身的朝廷大臣而言，即便是一品官职，亦能获得红宝石顶的待遇。至于一等公爵，同样享有这一殊荣。但在皇室宗亲中，这一待遇则有所区别，八分镇国公以下，包括八分辅国公在内的爵位，则需佩戴珊瑚顶饰，以示区别。 花翎帽后装饰的羽毛，根据眼数的不同分为单眼、双眼和三眼，眼数越多，爵位等级越高。亲王至贝子这一等级，直接佩戴三眼花翎；奉恩镇国公与奉恩辅国公则佩戴双眼花翎；而不入八分镇国公以下的所有宗室爵位，则仅能使用单眼花翎。 牛角灯，夜间的照明射灯；茶搭子，保温热水的器具，恰似暖水瓶；马坐褥，鞍辔下铺设的垫子，旨在提升骑乘的舒适度。这些优待，却是八分镇国公与八分辅国公无法享受到的。 门钉，即家门上的金属钉饰，其数量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紧密相关。皇帝位居最尊，故紫禁城之门钉排列为九行九列，共计八十一枚。亲王府第的门钉数量次之，为九行七列，共六十三枚。至于郡王至奉恩辅国公这一等阶的府邸，门钉配置一致，均为七行七列，合计四十九枚。而八分公爵以下的府邸，门钉则排列为五行九列，总计五九四十五枚。 门钉之数，外姓大臣被封为一等公爵者，其家门前门钉与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之家相同，均为四十九颗，排列为七七四十九之数。而外姓大臣获封侯爵，其家门门钉数目亦与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之家等同。至于外姓大臣所封侯爵以下之爵位，其家门门钉数量均为五行五列，共计二十五颗。 清朝皇室宗亲的爵位中，八分镇国公与八分辅国公以下均被视为低阶爵位。然而，与蒙古贵族及外姓功臣相比，皇室宗亲的爵位在收入、待遇以及身份地位上均略胜一筹。 蒙古贵族确实拥有与清朝皇室宗亲相匹配的爵位体系，他们不仅在蒙古亲王的基础上增设了汗王这一封号。按理说，蒙古汗王的地位理应高于皇室宗亲中的亲王。然而，蒙古汗王的年收入仅有2500两银子以及40匹绸缎，相较之下，清朝皇室宗亲的亲王年收入高达1万两银子，另加1万斛禄米。尽管在身份地位上，清朝的亲王并不如蒙古汗王显赫，但他们的年收入却远超蒙古汗王。实际上，蒙古汗王的年收入与皇室宗亲爵位中的多罗贝勒相当。 蒙古贵族中的镇国公年收入仅有300两银子及9匹绸缎，其收入远低于清朝皇室宗亲封爵中的镇国公爵位，后者收入超过前者一倍以上。至于公爵级别，外姓功臣的一等公爵位年收入与皇室宗亲的镇国公爵位年收入相当，均为700两银子与700斛禄米。清朝皇室宗亲所拥有的辅国公爵位，其年收入包括500两银子以及500斛禄米，这一数额与外姓功臣所享有的伯爵位年收入相当。然而，对于蒙古贵族而言，其辅国公爵位的年收入则相对较低，仅有200两银子以及7匹绸缎，与皇室宗亲和外姓功臣相比，差距明显。 因此，清朝的统治者擅长于政治上的权衡之道，他们在身份地位和外在形象上对蒙古贵族给予了充分的尊重，而在实际的经济收入方面，外姓功臣的所得却相对较高。如此一来，蒙古贵族在表面上得到了应有的敬重，而外姓功臣则实实在在获得了利益。当然，最终的地位还是归属于皇室宗亲，因为皇室宗亲才是清朝皇室的象征和门面。 在清朝，除了通过收入和外在的气派来衡量，更能在国家盛大的庆典以及朝会场合中，明显辨识出官职的尊卑差异。 在清朝的日常朝会、国宴以及各类国家重要庆典中，王侯将相与文臣武将需依次排列成队，按照爵位高低依次站立。从亲王至奉恩辅国公这一序列，均位列王公之列。其中，亲王爵位最高，位于队列最前端，紧邻皇帝；而奉恩镇国公与奉恩辅国公则位于王公队列的末端。 八分镇国公与八分辅国公以下的皇室宗亲爵位，均归属随旗行走的班列。他们需站在各自所属的八旗行列中，紧随本旗旗主排列，且依照爵位的高低顺序排列。因此，八分镇国公和辅国公便成为了随旗行走班列中的前排要员，而奉恩镇国公和辅国公则位于队列的末端，八分镇国公和辅国公则占据了队列的尖端位置。 同宗大臣若身居官位，便需依照大臣的品级依次排列，首先观察官员的爵位，爵位最高的排在最前方，接着是官级的高低，按照这个顺序，外姓功臣的一等公爵自然位于最前端，然而即便如此，他们相较于奉恩镇国公，在王公行列中仍位于末端，距离皇帝更为遥远。 总的来说，在朝会、国宴以及各类国家级盛典中，皇帝身边始终是亲近的皇室血亲，即便奉恩镇国公与辅国公身处王公行列的末尾，他们仍比随从旗帜行进的大臣们更靠近皇帝，这也彰显了他们尊贵的地位。 在清朝初期，镇国公爵位列第三等，相当于在努尔哈赤建立清朝，那时称为后金，尚未设立亲王与郡王爵位。当时，皇室最高爵位为贝勒，次之是贝子，而镇国公与辅国公则位列第三等。在这一时期，镇国公爵位被视为高级爵位。 在努尔哈赤的时代，他的众多子嗣中，有不少人被授予了镇国公或辅国公的封号。直至清太宗皇太极将国号更改为大清，这才正式采纳了明朝的爵位体系，并设立了亲王与郡王的爵位。与此同时，镇国公的爵位也从原先的高等爵位降级为中等爵位。 尽管皇太极创设了亲王与郡王这两个最高等级的爵位，然而在那时，这些尊贵的爵位仅被授予那些在战场上建立卓越功勋的皇子。努尔哈赤的次子代善，不仅为清朝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且在努尔哈赤离世后，他竭尽全力支持皇太极登基执政，对皇太极的即位有着举足轻重的贡献。因此，当皇太极改革大清爵位制度时，便将代善封为地位仅次于皇帝的礼亲王，这不仅是对他战功的嘉奖，更是对他尊贵的体现。 首批被封为王爵者，多数如代善一般，因军功显赫而获此殊荣。然而，努尔哈赤共有十六子，其中不乏未能如代善那般英勇善战，为清朝建国立下赫赫战功者。因此，皇太极并未对这些兄弟授予王爵，而是维持了他们在努尔哈赤时代所拥有的爵位。 后来，清朝确立了爵位承袭的降级制度。然而，这一制度中明确指出，努尔哈赤直系后裔的爵位最低降至不入八分镇国公或辅国公。因此，在努尔哈赤的后代中，仍有不少人的爵位是镇国公或辅国公。尽管他们在皇室宗亲中的爵位仅算中等，但他们的地位显然高于外姓功臣的一等公。 清朝实行着八旗制度，皇室中接近核心的宗族成员，即努尔哈赤的直接后裔以及济尔哈朗等宗亲的后代，普遍拥有旗分牛录。尽管清朝众多皇室镇国公的爵位并不显赫，但在八旗体系内，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旗分牛录，即旗丁，这些旗丁归他们统属。至于清朝的外籍功臣，他们大多也是八旗体系中的一员。若某位非本姓的功臣拥有一等公爵头衔，而这头衔恰巧属于某位镇国公麾下的旗人，尽管镇国公并非旗主，但只要他拥有旗分牛录，便算是一等公的一部分主人。若一等公恰巧又是镇国公旗下旗分牛录的下属，那么镇国公便成为了一等公的真正主人。在这种情况下，一等公见到镇国公时必须下跪请安，由此可知，镇国公的地位显然比一等公更为尊贵。 自清朝中叶起，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帝王的削弱与压制，皇室宗亲的权力逐渐减弱，他们多数仅保有尊贵的身份，而实际掌握的权力有限。与此同时，非皇室出身的功臣，尤其是到了中叶之后，那些被封为一等公的人，要么是建立了赫赫战功，要么是深受皇帝的宠爱，他们在官场中亦多担任要职，位高权重。 傅恒，乾隆的表弟，曾协助乾隆成功平定大小金川的叛乱，攻克准噶尔汗国，抵御缅甸边境的侵扰，战功赫赫。他不仅被封为一等忠勇公，在官场之上，更是身兼大学士、军机大臣之职，可谓文武双全，权势显赫。一般而言，即便是奉恩或未入八分的镇国公，也不过是乾隆的远亲，他们在权力和信任度上，显然无法与傅恒相比。 傅恒虽然已经去世，但其葬礼却只能按照外姓功臣的一等公的规格进行。然而，鉴于傅恒曾立下赫赫战功，乾隆皇帝特地下旨，要求以皇室宗亲的镇国公爵位级别为其举行葬礼。这一举动充分表明，即便傅恒功勋卓著，他在身份地位和排场上的地位也远远不及皇室宗亲的镇国公。但在权力和皇帝信任度方面，傅恒无疑远超当时的镇国公。 即便如傅恒这等外姓功臣，即便权力显赫，深受皇帝青睐，在见到自己旗下镇国公时，亦需谦恭地行礼。此乃清朝祖制之规定。当然，镇国公亦不会过分傲慢，毕竟在实权上，他远不及对方，双方不过是表面上互相敷衍罢了。 如同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珅，他不仅备受乾隆的宠爱与信赖，官位显赫，权力无边，还获得了忠襄公的一等封号，然而他所属的正红旗，若他遇见了管理自己旗下牛录的正红旗镇国公，他同样必须跪地磕头，向他请安，这一点充分表明了镇国公的尊贵地位远超外姓功臣的一等公。 通常情况下，皇帝为了规避一等公，这些位高权重的大臣在向他请安时可能出现的尴尬场景，便会将那些因军功显赫而被封为一等公的臣子，提升至上三旗之中，赋予他们抬旗的荣誉。 自顺治帝亲政起，两黄旗与正白旗归皇帝直接掌管，没有了旗主王爷，这三旗便被称作上三旗。到了康熙年间，又进一步规定上三旗中不得有皇室近亲。康熙的子嗣成年后，大多被安排到下五旗分府治理，而皇室宗亲也被分配至下五旗。因此，上三旗中并无皇室宗亲。将一等功臣提升至上三旗，意味着他们今后只需向皇帝行礼，无需再向其他旗属的皇室宗亲行礼。 然而，那些得以被皇帝赐予抬旗殊荣的一等公，大都是因战功赫赫的功臣、老将，或是后妃们的父辈这类外戚。即便是像和珅这样的文官，纵使乾隆皇帝对他宠爱有加，也绝不可能为他破例赐予抬旗之礼。 因此，在大多数情形下，能够被封为一等公的人，往往都是朝廷中的显赫大臣，他们的权势远超镇国公。然而，承恩公这一爵位是个例外，通常获得一等承恩公称号的人，多为后妃的父亲，即外戚。为了遏制外戚的权力过重，清朝规定外戚的权力极为有限。尽管镇国公的权力通常不及一等公，但其在身份和地位上却显著高于一等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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