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太行山深处，一豆烛火在炕桌上摇曳，远方零星的熗炮声停下来了，但左权将军仍神情凝重地望着窗外阴沉的夜色。此时，他比谁都清楚，这只是短暂的宁静，一场恶战迫在眉睫了。面对数万日军对我太行山根据地的空前“大扫荡”，我八路军主力已转到外线作战，而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等党政军机关都处在日军的合围圈里，形势异常危急。
一整天，这位八路军副总参谋长都在辅助彭老总开会研究对策，会议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在敌军分路合击时，我党政军首脑机关于第二天，也就是1942年5月23日分头转移，要乘隙钻出合围圈，并伺机在日军撤离时，再集中兵力歼敌一路至几路。待一切部署完毕后，左权将军才松了口气。
一想到冀南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江明就要去延安了，他决定利用深夜仅有的一点时间，给远在延安的爱妻刘志兰写封家书。他也许意识到了，这封信若不写就没机会了。于是，一支钢笔划过粗糙的纸张，发出了沙沙的声响，也留下了他这封最后的烽火家书。
“我担心着你及北北，你入学后望能好好的恢复身体，有暇时多去看看太北，小孩子极须（需）人照顾的。”读到这情深意切的文字，我为这样一位好丈夫好父亲而动容。战争年代，左权将军与家人聚少离多，但那颗挂念妻女的心如此真切让人动情。1940年5月，女儿太北出生，不久就随母亲去了延安。此后的21个月里，在戎马倥偬间，他先后给妻女写了12封家书（其中一封在途中遗失），信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将军的铁骨柔情。他牵挂着爱妻的身体，挂念着宝贝女儿的安危。他写这些文字时，从笔尖流出的是最家常的话，却蕴含着最真诚的爱。
在信中，他毫不隐讳战争的残酷与艰苦，一边要指挥打击日本侵略者，一边还要亲手搞生产。“我也种了四、五十棵洋疆（姜），还有二十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读到这儿，我眼前出现了这般场景：硝烟间歇，将军拿起锄头，在田间地头耕种，房前屋后种菜。那双指挥千军万马的手，细致地拨弄着泥土，犹如开辟了另一个丰衣足食的“战场”。
这一切都是为了抗战，这一切也都是为了胜利。在洋姜嫩芽破土的那一刻，左权将军可否想到太北蹒跚学步的模样？在西红柿成熟的时候，他可否望到了妻女遥远的微笑？
此时，太行山的晚风在吹，战友们熟睡的鼾声，哨兵换岗的脚步声，还有渐渐远逝的熗声都意味着这是大战前难得的安宁。而在此间，他笔尖流出的却是最平常的家常话。他想象中的“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他关心女儿在延安保育院的生活，叮嘱妻子经常去看看她。一张薄薄的纸，填满了厚厚柔情。在跳动的文字里，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化作了一位寻常丈夫和普通父亲。
从这封家书里能看到了左权将军的家国情怀。在战争间隙，他会回首往事，甚至“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左权太喜欢女儿了，以至仿佛能看到调皮的小太北“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的欢乐场景。这幻象如此真切，竟让太行山的春夜不再寒冷。在烛火跳跃间，他期待着有那么一天，分在三处的三个人，能够痛快地团聚到一块。但他何尝不知晓，这种期待只是一种“奢望”。
这封最后的烽火家书，写在了他牺牲的前三天。信中左权将军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他交代爱妻：“我虽如此爱太北，但是时局有变，你可大胆的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这是怎样的决绝与温柔？“处理”即为送人寄养。他把对女儿最深的爱压进了最冷静的言辞里。就像他把西红柿种在战火中，把一封封家书写在熗炮声间，把最柔软的情感，蕴藏进最坚硬的生死之战里。他不仅仅是丈夫和父亲，更是太行山的钢筋铁骨，是千万个“太北”的守护者。“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读到这里让人泪目。
多么深沉的四个“念”字，如泣如诉，穿越岁月时空，至今仍然耀眼。仿佛见将军写完这句话后，久久凝视烛火，任思念在胸腔里奔涌成河，又以惊人的意志力将其封存于方寸纸笺间。然后以一句“不多谈了，祝你好”收起笔，很有种英雄出征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
这封家书写后的第三天，八路军总部按计划转移到山西辽县十字岭，转移中被日军飞机发现。左权在指挥八路军总部机关突围的血战中，为掩护战友，不幸被弹片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7岁。一颗将星陨落了，山河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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