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杨承宗是世界著名核物理学家和放射化学家伊莲娜·居里（老居里夫人的长女）的学生，曾经将约里奥-居里先生的重要口信带给党中央和毛主席。他是我国放射化学奠基人，为中国核武器和核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提前三个月准备好合格的铀原料，未用一点儿外援，使我国成为极少数能够系列制备这些自然放射性同位素的国家之一。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获得许多奖项。人们为他感到不公，他却淡淡地说一句“事情做出来就好”。
师从郑大章，初涉放射化学研究领域
1911年9月5日。杨承宗诞生在江苏吴江县八坼镇。祖辈都是普通的农民，多亏其父年轻时聪颖好学，在米店里“出徒”不久，就被提升为账房先生，家境有了一些改善，因此，杨承宗才能在5岁时走进学堂。此后，他又到同里读高等小学，这是一所章太炎先生创办的“半洋学堂”，既传授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教授现代科学知识。
小学毕业后，杨承宗先在上海南洋中学学习。不久，因为学校毁于军阀混战中，他只好转到大同大学附中学习。中学毕业时虽然只有15岁，可他的数理化和英语的成绩都是优等，而国文已经达到了大学的水准。凭着高学分，杨承宗得以直接升入大同大学。这所大学曾经走出过许多名人，如著名物理学家钱临照、著名数学家丁石孙、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顾功叙，以及曾任水利部部长的钱正英等。
1934年，由于大同大学的校长曹惠群一直很器重他，大学毕业后的杨承宗被介绍到北平研究院学习和工作。杨承宗由此开始师从郑大章先生学习放射化学。
郑大章是老居里夫人亲授放射化学的唯一中国学生。1934年获博士学位后，即回国担任了新建的“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副所长。这是严济慈先生特意为他设立的研究所，只是考虑到郑大章刚刚回国，对国内情况不熟悉，正所长才由严济慈兼任。而在研究所长期坚持工作的研究人员实际上只有郑大章和杨承宗两人。
虽然当时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但是郑大章和杨承宗克服困难，尽可能做了许多工作。他们第一次在中国做了阿尔法粒子的放射实验。杨承宗还在郑大章先生指导下，自制成功了盖革计数器（GMK）。1935年，他们在法国《物理与镭学》期刊上发表了论文《用计数法直接测定铀镭系和铀锕系的放射性》。
为了寻找中国的铀矿，他们曾计划测量全国著名温泉中的含氡量。但是因为经费不足，交通不便，外地的许多样品邮寄到北平后，已经失去测量价值了。最后，他们只能依据小汤山温泉的情况，发表了《西山温泉所含氡量之测定》一文。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挑起事端，北平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为避战乱，也为了不落入日伪之手，镭学研究所准备南迁。杨承宗受命单熗匹马赴上海为南迁作准备。研究所的新址选在上海法租界的福开森路（现武康路395号），那里曾经是国民党大员叶恭绰的公馆，是一座连地下室共四层的小楼。杨承宗克服了资金不足、人手缺少等困难，硬是在这里建成了一个实验室。为了省钱，许多工作他都要亲自动手。同事们说，以这样少的钱，这样短的时间，建成了这样一个实验室，真可谓奇迹。
卢沟桥事变之后，郑大章携夫人来到了上海。因郑大章的舅舅王揖唐是大汉奸“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为了拢络知识分子，巩固日伪统治，王揖唐妄图请郑大章出任伪“教育部长”。郑大章为不跟汉奸合作，冒险携夫人肖晚滨从塘沽登船，由海路来到上海躲避。从那时起，杨承宗又和郑大章在一起，坚持开展科研工作。由于战乱，大后方的供应已经断绝。经费只够实验室的水、电、煤气的开销。做实验时，哪怕一根用过的火柴梗都舍不得丢掉，要留着下一次续火时再用。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他们作了大量实验，写成了论文《关于β射线的散射》。
杨承宗是一个乐观的人，即使在困难和逆境中，也常常带着笑。但他也流过泪，那是1941年，郑大章因病凄凉地死在苏州一条小巷里的一座祠堂时，杨承宗曾放声恸哭。他痛惜这位中国唯一跟随老居里夫人学习过放射化学，并有可能作出重要贡献的爱国科学家，被贫病和日寇挑起的战争夺去了生命。
带着约里奥-居里的口信，踏上归国之路
郑大章虽然去世了，但他的爱国精神深深影响着杨承宗。1944年，汪伪集团的大员汉奸民谊派人“接收”了镭学研究所，他们还软硬兼施游说杨承宗，想让他留下来，可是杨承宗拂袖而去。热爱祖国的科学家，岂能和汉奸为伍！
1947年，由于严济慈先生的推荐，加上钱三强向老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莲娜·居里和她的先生—同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约里奥-居里介绍了杨承宗的爱国表现，杨承宗得到了进入居里实验室学习和工作的机会。1947年1月，杨承宗来到巴黎的居里实验室，师从伊莲娜·居里学习放射化学。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大使馆”人员举行起义，遭国民党的打手殴打，“大使”孟鞠如被打伤。此时，杨承宗先生正担任中国留法学生会副总干事长。在中共旅法支部成员吴新谋等人的支持下，他毅然在法国大理院出庭作证，维护了公平和正义。
经过四年的学习和工作，1951年6月，杨承宗获得了法国巴黎大学理学院博士学位。而此时，一直向往祖国的他，已经是归心似箭了。
就在杨承宗作归国准备的时候，钱三强转交给他一笔美元，委托他代购一些科研仪器。这笔钱是钱三强向中共中央申请特批的，目的是购买国外先进的科研仪器。当这笔总共50000美元的特别经费送到钱三强手中时，钱三强非常激动。因为那钱还散发着在洞窟中久藏时的霉味，说明这是在血与火的战争条件下保存下来的。钱三强由此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的重视，对科学家的信任。而杨承宗拿到的，就是其中的3000美元。
有了这样一笔钱，杨承宗恨不得把所有的先进仪器都买回去，但是这笔钱毕竟是有限的，为了多采购些仪器，他竟“挪用私款”了。他在法国期间省吃俭用，原本积蓄了一笔钱，准备回国后补贴家用，可他还是拿出这笔“私款”给公家购买了仪器设备。
也就在这时，他接到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聘书，除了“续聘两年合同”外，还特别说明“年薪为五十五万三千五百法郎，另加补贴”。在当时，这相当于月薪1000美元。虽然回到祖国后，他的工资是“每月1000斤小米”，约合人民币一百元左右，但他却婉拒了法国方面的好意。
在归国前夕，时任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的约里奥-居里约他进行了一次十分重要的谈话。约里奥-居里一边挥动着手臂，一边慷慨激昂地大声说：“你回去转告毛泽东，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自己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也有自己的科学家……”
杨承宗知道这番话的重要性和敏感度。他没有作笔记，而是反复背诵，以便原原本本地转达给党中央和毛主席。
在办理交接手续时，杨承宗把居里实验室的一把钥匙交了出来，可是伊莲娜·居里却说：“杨啊，实验室的钥匙就不要交还了，回去留个纪念，居里实验室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着！”杨承宗听后非常感动，回国后一直珍藏着这把钥匙。
杨承宗就要启程了，可伊莲娜·居里又对他说：“杨，我真为你发愁，这么多仪器，你可怎么走啊？”这时，杨承宗才意识到，他那十三个箱子里，都是满满的科研仪器，而且有的还比较敏感。于是，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的伊莲娜·居里派了精明强干，又是杨承宗好友的布歇士一路护送，直到杨承宗在马赛港登船。由于有布歇士的护送，再加上居里实验室和巴黎第五区警察局的证明信，杨承宗才得以顺利地带着那些仪器和伊莲娜·居里赠送的10克碳酸钡镭标准源顺利登船。
当钱三强看到杨承宗带回那么多珍贵的科研仪器时，自然是喜出望外，可是当杨承宗将约里奥-居里的话转述给他时，钱三强立刻郑重地对杨承宗说，这是非常机密的大事，他要向中央汇报，并叮嘱道：“对谁都不要说，哪怕是我们的妻子。”
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杨承宗再没有向任何人吐露过这件事，更没有以此“抬高身价”。
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准备铀原料物质
回国后，杨承宗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也就是后来的原子能所，担任第二大组即放射化学组的组长。那时的大组，相当于现在的研究室。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的王淦昌、彭桓武也同为这个所的大组组长。
不过，爱笑的杨承宗也有笑不出来的时候。当得知他在国外时，家人为度日欠下了一大笔债，一时也愣住了。怎么办？他不愿申请补助，因为还有更困难的同志。索回那笔被他挪用的“私款”吗？那是他自愿拿出来的。最后，杨承宗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他把自己心爱的蔡司牌照相机和名牌手表卖了，终于还清债款。只是从此之后四十年，他再没有钱买照相机了。
20世纪50年代，科研需要中子源，但国内没有。杨承宗想到，北京协和医院有一个提氡设备，其中有507毫克的镭源，可以把镭源放出来的氡收集起来，做成中子源。为此他带了几个年轻人，到协和医院提取氡。但是协和医院的提氡设备在北平沦陷时期，被日本兵弄坏了。日本人也不修，就用一根胶管把具有强放射性的氡直接排放到大气中，而楼上就是毫不知情的住院病人。看到这种情况，杨承宗把年轻人挡在后面，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以血肉之驱迎着能穿透金属板的射线，修好了提氡设备。杨承宗不仅提取到了氡，制成了中国的第一个中子源，而且为民除了一害。可是因为受到放射线的伤害，他的眼睛出现了荧光。
1955年夏天，国务院副总理陈毅要在中南海紫光阁宴请几位苏联专家，邀请杨承宗等中国科学家作陪。当时，中国有许多苏联专家，他们大部分都真诚地帮助中国建设，但也有个别苏联专家看不起中国人。可是在宴会上，当苏联专家见到杨承宗时，立刻恭敬地说：“您是我们老师在巴黎时的学友，我们称呼您，要加一个'大’字，您是大专家。”
送走苏联专家后，陈毅留下作陪的中国专家在院子里乘凉，他摇着芭蕉扇激动地说：“几天前，周总理接见苏联专家时，有个人对总理说，'紫光阁下没有原子能。’他笑我无人。今天，我就要在紫光阁下宴请诸位，让他们看看紫光阁下到底有没有原子能。”杨承宗他们这才明白，原来陈毅宴请苏联专家，是要让苏联专家了解中国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同时也是要大家树立信心，靠自己的力量把原子能事业搞上去。
1956年6月，杨承宗完成了一项重要的秘密使命。他不顾受到放射性污染的危险，乘着装有特殊装置的飞机，沿北京—南京—广州一线飞行，收集美国在比基尼岛试验氢弹时飘散的放性核微粒，了解美国核武器的发展和核试验对大气的污染。
1961年4月，为了加速研制中国的核武器，他被紧急任命为二机部五所业务副所长，这个所是铀矿选冶研究所。如果不能处理铀矿也就谈不上提炼铀235，自然也就谈不上制造原子弹。铀235在天然铀里只有千分之七的含量，要把天然铀中的这千分之七提炼出来，才能得到裂变材料。但我国大部分铀矿的品位很低，甚至低到只有万分之几，也就是说，要把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以上的多余物质去掉，才能得到一点点铀。因此，照常规处理这些铀矿不仅费工费时，还将严重延误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时间。杨承宗提出了用“堆浸法”提取铀，这个方法是就地往铀矿石上淋酸，再将沥取出来的酸溶液进行分离、分析、浓缩，制成氧化铀或氟化铀。这样就省去了溶解、分离、净化等本来要在工厂里完成的多道工序，甚至连运费也省了。
在杨承宗带领下，五所取得了在国际上也属领先的成果。可就在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时间临近时，为了一次重要的汇报，他耽误了眼疾的治疗。待汇报完毕，他的右眼视网膜已经脱落了。
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杨承宗终于带领五所的科研人员提前三个月完成了任务，保证了第一颗原子弹按时爆炸，这时他才长舒了一口气说：“可以向周总理交令了。”
功在千秋，无求名利
“文化大革命”中，杨承宗被迫离开五所，随中国科技大学迁往安徽合肥。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时，杨承宗担任了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安徽省人大副主任。他还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自费公办的新型走读制大学“合肥联合大学”，并担任了这所大学的校长。今天的合肥联合大学已经是有一万多名学生的综合性大学了。
当年含泪送他回国的女弟子帕杰斯已经是居里实验室的主任。在她盛情邀请下，杨承宗于1989年重访居里实验室，受到了新老朋友的热情欢迎。他拿出了那把珍藏多年的，伊莲娜·居里送给他的实验室钥匙给大家看，并当众朗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
我有个钥匙很别样。
它不小，放入衣袋有些勉强。
它不大，只开一道门，别无用场。
但它确实很大，它让我迈进放射化学的心脏。
从此，我结识了许多科学巨擘，也领略了众多技术名匠。
它深情地引导我迈进科学殿堂，到处给我希望和阳光。
我把本领奉献给远方的亲娘，我把喜讯传递给法国的同行。
伴随钥匙的珍藏，忘不了游子在异国它乡。
是神圣的科学给了我无穷力量！
应帕杰斯的请求，杨承宗后来将这把钥匙还给了居里实验室，作为永久的珍藏和永远的纪念。
在杨承宗90寿辰时，曾任二机部部长的刘杰送给他一幅“寿轴”，题辞是“传约里奥-居里真言，放射化学奠基发展，核弹原料胜利攻关，培养众多英才骨干，功德无量！”
与此同时，由国防科工委主编，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一书，也记载了杨承宗为约里奥-居里传话一事。现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共党史研究》杂志主编的王素莉也著文，说明约里奥-居里的口信对中共中央下决心研制核武器起到了积极作用。至此，那个被保守了三十年的秘密，才得以公开。也是到了这时，何泽慧才“抱怨”道：“这个三强真会保密，把我也保住了。”可见钱三强也和杨承宗一样，将这个秘密“雪藏”了三十年，连自己的亲人也没有告诉。
杨承宗是中国打造核盾牌的功臣，是我国公认的放射化学奠基人。他培养的学生早已经成了院士，或是得到了国家授予的奖励。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授勋仪式上没有他，授奖名册上没有他；虽然他功在勋业中，却名列院士外。许多专家学者和领导为他鸣不平，他才得以住进新建的院士楼，随后获得了何梁何利化学奖。
大家都知道，这一切都和他的学术地位以及他所作的贡献是不匹配的。可他坦然一笑说，“事情做出来就好。”因为他的目标远大，只求祖国富强；因为他人格高尚，无求名利。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寿至百岁。2011年5月27日，杨承宗辞世。让我们永远牢记他的情怀、他的贡献和他的精神。
师从郑大章，初涉放射化学研究领域
1911年9月5日。杨承宗诞生在江苏吴江县八坼镇。祖辈都是普通的农民，多亏其父年轻时聪颖好学，在米店里“出徒”不久，就被提升为账房先生，家境有了一些改善，因此，杨承宗才能在5岁时走进学堂。此后，他又到同里读高等小学，这是一所章太炎先生创办的“半洋学堂”，既传授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教授现代科学知识。
小学毕业后，杨承宗先在上海南洋中学学习。不久，因为学校毁于军阀混战中，他只好转到大同大学附中学习。中学毕业时虽然只有15岁，可他的数理化和英语的成绩都是优等，而国文已经达到了大学的水准。凭着高学分，杨承宗得以直接升入大同大学。这所大学曾经走出过许多名人，如著名物理学家钱临照、著名数学家丁石孙、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顾功叙，以及曾任水利部部长的钱正英等。
1934年，由于大同大学的校长曹惠群一直很器重他，大学毕业后的杨承宗被介绍到北平研究院学习和工作。杨承宗由此开始师从郑大章先生学习放射化学。
郑大章是老居里夫人亲授放射化学的唯一中国学生。1934年获博士学位后，即回国担任了新建的“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副所长。这是严济慈先生特意为他设立的研究所，只是考虑到郑大章刚刚回国，对国内情况不熟悉，正所长才由严济慈兼任。而在研究所长期坚持工作的研究人员实际上只有郑大章和杨承宗两人。
虽然当时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但是郑大章和杨承宗克服困难，尽可能做了许多工作。他们第一次在中国做了阿尔法粒子的放射实验。杨承宗还在郑大章先生指导下，自制成功了盖革计数器（GMK）。1935年，他们在法国《物理与镭学》期刊上发表了论文《用计数法直接测定铀镭系和铀锕系的放射性》。
为了寻找中国的铀矿，他们曾计划测量全国著名温泉中的含氡量。但是因为经费不足，交通不便，外地的许多样品邮寄到北平后，已经失去测量价值了。最后，他们只能依据小汤山温泉的情况，发表了《西山温泉所含氡量之测定》一文。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挑起事端，北平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为避战乱，也为了不落入日伪之手，镭学研究所准备南迁。杨承宗受命单熗匹马赴上海为南迁作准备。研究所的新址选在上海法租界的福开森路（现武康路395号），那里曾经是国民党大员叶恭绰的公馆，是一座连地下室共四层的小楼。杨承宗克服了资金不足、人手缺少等困难，硬是在这里建成了一个实验室。为了省钱，许多工作他都要亲自动手。同事们说，以这样少的钱，这样短的时间，建成了这样一个实验室，真可谓奇迹。
卢沟桥事变之后，郑大章携夫人来到了上海。因郑大章的舅舅王揖唐是大汉奸“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为了拢络知识分子，巩固日伪统治，王揖唐妄图请郑大章出任伪“教育部长”。郑大章为不跟汉奸合作，冒险携夫人肖晚滨从塘沽登船，由海路来到上海躲避。从那时起，杨承宗又和郑大章在一起，坚持开展科研工作。由于战乱，大后方的供应已经断绝。经费只够实验室的水、电、煤气的开销。做实验时，哪怕一根用过的火柴梗都舍不得丢掉，要留着下一次续火时再用。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他们作了大量实验，写成了论文《关于β射线的散射》。
杨承宗是一个乐观的人，即使在困难和逆境中，也常常带着笑。但他也流过泪，那是1941年，郑大章因病凄凉地死在苏州一条小巷里的一座祠堂时，杨承宗曾放声恸哭。他痛惜这位中国唯一跟随老居里夫人学习过放射化学，并有可能作出重要贡献的爱国科学家，被贫病和日寇挑起的战争夺去了生命。
带着约里奥-居里的口信，踏上归国之路
郑大章虽然去世了，但他的爱国精神深深影响着杨承宗。1944年，汪伪集团的大员汉奸民谊派人“接收”了镭学研究所，他们还软硬兼施游说杨承宗，想让他留下来，可是杨承宗拂袖而去。热爱祖国的科学家，岂能和汉奸为伍！
1947年，由于严济慈先生的推荐，加上钱三强向老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莲娜·居里和她的先生—同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约里奥-居里介绍了杨承宗的爱国表现，杨承宗得到了进入居里实验室学习和工作的机会。1947年1月，杨承宗来到巴黎的居里实验室，师从伊莲娜·居里学习放射化学。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国民党政府驻法国“大使馆”人员举行起义，遭国民党的打手殴打，“大使”孟鞠如被打伤。此时，杨承宗先生正担任中国留法学生会副总干事长。在中共旅法支部成员吴新谋等人的支持下，他毅然在法国大理院出庭作证，维护了公平和正义。
经过四年的学习和工作，1951年6月，杨承宗获得了法国巴黎大学理学院博士学位。而此时，一直向往祖国的他，已经是归心似箭了。
就在杨承宗作归国准备的时候，钱三强转交给他一笔美元，委托他代购一些科研仪器。这笔钱是钱三强向中共中央申请特批的，目的是购买国外先进的科研仪器。当这笔总共50000美元的特别经费送到钱三强手中时，钱三强非常激动。因为那钱还散发着在洞窟中久藏时的霉味，说明这是在血与火的战争条件下保存下来的。钱三强由此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的重视，对科学家的信任。而杨承宗拿到的，就是其中的3000美元。
有了这样一笔钱，杨承宗恨不得把所有的先进仪器都买回去，但是这笔钱毕竟是有限的，为了多采购些仪器，他竟“挪用私款”了。他在法国期间省吃俭用，原本积蓄了一笔钱，准备回国后补贴家用，可他还是拿出这笔“私款”给公家购买了仪器设备。
也就在这时，他接到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聘书，除了“续聘两年合同”外，还特别说明“年薪为五十五万三千五百法郎，另加补贴”。在当时，这相当于月薪1000美元。虽然回到祖国后，他的工资是“每月1000斤小米”，约合人民币一百元左右，但他却婉拒了法国方面的好意。
在归国前夕，时任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主席的约里奥-居里约他进行了一次十分重要的谈话。约里奥-居里一边挥动着手臂，一边慷慨激昂地大声说：“你回去转告毛泽东，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自己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也有自己的科学家……”
杨承宗知道这番话的重要性和敏感度。他没有作笔记，而是反复背诵，以便原原本本地转达给党中央和毛主席。
在办理交接手续时，杨承宗把居里实验室的一把钥匙交了出来，可是伊莲娜·居里却说：“杨啊，实验室的钥匙就不要交还了，回去留个纪念，居里实验室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着！”杨承宗听后非常感动，回国后一直珍藏着这把钥匙。
杨承宗就要启程了，可伊莲娜·居里又对他说：“杨，我真为你发愁，这么多仪器，你可怎么走啊？”这时，杨承宗才意识到，他那十三个箱子里，都是满满的科研仪器，而且有的还比较敏感。于是，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的伊莲娜·居里派了精明强干，又是杨承宗好友的布歇士一路护送，直到杨承宗在马赛港登船。由于有布歇士的护送，再加上居里实验室和巴黎第五区警察局的证明信，杨承宗才得以顺利地带着那些仪器和伊莲娜·居里赠送的10克碳酸钡镭标准源顺利登船。
当钱三强看到杨承宗带回那么多珍贵的科研仪器时，自然是喜出望外，可是当杨承宗将约里奥-居里的话转述给他时，钱三强立刻郑重地对杨承宗说，这是非常机密的大事，他要向中央汇报，并叮嘱道：“对谁都不要说，哪怕是我们的妻子。”
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杨承宗再没有向任何人吐露过这件事，更没有以此“抬高身价”。
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准备铀原料物质
回国后，杨承宗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也就是后来的原子能所，担任第二大组即放射化学组的组长。那时的大组，相当于现在的研究室。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的王淦昌、彭桓武也同为这个所的大组组长。
不过，爱笑的杨承宗也有笑不出来的时候。当得知他在国外时，家人为度日欠下了一大笔债，一时也愣住了。怎么办？他不愿申请补助，因为还有更困难的同志。索回那笔被他挪用的“私款”吗？那是他自愿拿出来的。最后，杨承宗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他把自己心爱的蔡司牌照相机和名牌手表卖了，终于还清债款。只是从此之后四十年，他再没有钱买照相机了。
20世纪50年代，科研需要中子源，但国内没有。杨承宗想到，北京协和医院有一个提氡设备，其中有507毫克的镭源，可以把镭源放出来的氡收集起来，做成中子源。为此他带了几个年轻人，到协和医院提取氡。但是协和医院的提氡设备在北平沦陷时期，被日本兵弄坏了。日本人也不修，就用一根胶管把具有强放射性的氡直接排放到大气中，而楼上就是毫不知情的住院病人。看到这种情况，杨承宗把年轻人挡在后面，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以血肉之驱迎着能穿透金属板的射线，修好了提氡设备。杨承宗不仅提取到了氡，制成了中国的第一个中子源，而且为民除了一害。可是因为受到放射线的伤害，他的眼睛出现了荧光。
1955年夏天，国务院副总理陈毅要在中南海紫光阁宴请几位苏联专家，邀请杨承宗等中国科学家作陪。当时，中国有许多苏联专家，他们大部分都真诚地帮助中国建设，但也有个别苏联专家看不起中国人。可是在宴会上，当苏联专家见到杨承宗时，立刻恭敬地说：“您是我们老师在巴黎时的学友，我们称呼您，要加一个'大’字，您是大专家。”
送走苏联专家后，陈毅留下作陪的中国专家在院子里乘凉，他摇着芭蕉扇激动地说：“几天前，周总理接见苏联专家时，有个人对总理说，'紫光阁下没有原子能。’他笑我无人。今天，我就要在紫光阁下宴请诸位，让他们看看紫光阁下到底有没有原子能。”杨承宗他们这才明白，原来陈毅宴请苏联专家，是要让苏联专家了解中国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同时也是要大家树立信心，靠自己的力量把原子能事业搞上去。
1956年6月，杨承宗完成了一项重要的秘密使命。他不顾受到放射性污染的危险，乘着装有特殊装置的飞机，沿北京—南京—广州一线飞行，收集美国在比基尼岛试验氢弹时飘散的放性核微粒，了解美国核武器的发展和核试验对大气的污染。
1961年4月，为了加速研制中国的核武器，他被紧急任命为二机部五所业务副所长，这个所是铀矿选冶研究所。如果不能处理铀矿也就谈不上提炼铀235，自然也就谈不上制造原子弹。铀235在天然铀里只有千分之七的含量，要把天然铀中的这千分之七提炼出来，才能得到裂变材料。但我国大部分铀矿的品位很低，甚至低到只有万分之几，也就是说，要把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以上的多余物质去掉，才能得到一点点铀。因此，照常规处理这些铀矿不仅费工费时，还将严重延误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时间。杨承宗提出了用“堆浸法”提取铀，这个方法是就地往铀矿石上淋酸，再将沥取出来的酸溶液进行分离、分析、浓缩，制成氧化铀或氟化铀。这样就省去了溶解、分离、净化等本来要在工厂里完成的多道工序，甚至连运费也省了。
在杨承宗带领下，五所取得了在国际上也属领先的成果。可就在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时间临近时，为了一次重要的汇报，他耽误了眼疾的治疗。待汇报完毕，他的右眼视网膜已经脱落了。
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杨承宗终于带领五所的科研人员提前三个月完成了任务，保证了第一颗原子弹按时爆炸，这时他才长舒了一口气说：“可以向周总理交令了。”
功在千秋，无求名利
“文化大革命”中，杨承宗被迫离开五所，随中国科技大学迁往安徽合肥。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时，杨承宗担任了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安徽省人大副主任。他还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自费公办的新型走读制大学“合肥联合大学”，并担任了这所大学的校长。今天的合肥联合大学已经是有一万多名学生的综合性大学了。
当年含泪送他回国的女弟子帕杰斯已经是居里实验室的主任。在她盛情邀请下，杨承宗于1989年重访居里实验室，受到了新老朋友的热情欢迎。他拿出了那把珍藏多年的，伊莲娜·居里送给他的实验室钥匙给大家看，并当众朗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
我有个钥匙很别样。
它不小，放入衣袋有些勉强。
它不大，只开一道门，别无用场。
但它确实很大，它让我迈进放射化学的心脏。
从此，我结识了许多科学巨擘，也领略了众多技术名匠。
它深情地引导我迈进科学殿堂，到处给我希望和阳光。
我把本领奉献给远方的亲娘，我把喜讯传递给法国的同行。
伴随钥匙的珍藏，忘不了游子在异国它乡。
是神圣的科学给了我无穷力量！
应帕杰斯的请求，杨承宗后来将这把钥匙还给了居里实验室，作为永久的珍藏和永远的纪念。
在杨承宗90寿辰时，曾任二机部部长的刘杰送给他一幅“寿轴”，题辞是“传约里奥-居里真言，放射化学奠基发展，核弹原料胜利攻关，培养众多英才骨干，功德无量！”
与此同时，由国防科工委主编，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一书，也记载了杨承宗为约里奥-居里传话一事。现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共党史研究》杂志主编的王素莉也著文，说明约里奥-居里的口信对中共中央下决心研制核武器起到了积极作用。至此，那个被保守了三十年的秘密，才得以公开。也是到了这时，何泽慧才“抱怨”道：“这个三强真会保密，把我也保住了。”可见钱三强也和杨承宗一样，将这个秘密“雪藏”了三十年，连自己的亲人也没有告诉。
杨承宗是中国打造核盾牌的功臣，是我国公认的放射化学奠基人。他培养的学生早已经成了院士，或是得到了国家授予的奖励。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授勋仪式上没有他，授奖名册上没有他；虽然他功在勋业中，却名列院士外。许多专家学者和领导为他鸣不平，他才得以住进新建的院士楼，随后获得了何梁何利化学奖。
大家都知道，这一切都和他的学术地位以及他所作的贡献是不匹配的。可他坦然一笑说，“事情做出来就好。”因为他的目标远大，只求祖国富强；因为他人格高尚，无求名利。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寿至百岁。2011年5月27日，杨承宗辞世。让我们永远牢记他的情怀、他的贡献和他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