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起清朝官员，多数人总觉得是养尊处优的“官老爷”，坐着轿子上朝，下了班就寻欢作乐。可真翻开史料细看，这群人活得比现在996的打工人还憋屈——上班像渡劫，下班似受刑，从凌晨忙到深夜，全年无休还得提着脑袋干活，半点“老爷”的舒坦劲儿都没有。 上朝路：凌晨摸黑赶路，比赶春运还苦 清朝早朝的“早”，能把人逼出职业病。顺治初年定的规矩，卯时（凌晨五点到七点）开朝，官员得提前一个时辰到宫门外候着，这意味着住得远的官员，凌晨一两点就得摸黑起床。那会儿没有路灯，寒冬腊月里，官员们揣着暖炉、踩着积雪往皇宫赶，路上摔跟头是常事，有年老的御史曾在东华门外滑倒，磕掉两颗牙还得忍着疼上朝。 为啥非得住这么远？跟现在一线城市一个理——京城核心区房价太贵。紫禁城周边的宅子，一进院就得上千两白银，普通官员一年俸禄才几十两，不吃不喝攒一辈子也买不起。像翰林院编修这类小官，大多住在南城或者城外，离皇宫十几里地，全靠两条腿赶路。影视剧中常见的轿子，只有一品大员和王公贵族能用，七品以下官员敢坐轿进城，御史立马就会参一本“逾制”，轻则罚俸，重则丢官。 到了宫门口还不算完，得先在朝房“打卡”签到，由鸿胪寺官员核对人数，少一个人都得查明白。等皇帝驾到，鸣鞭三声，官员们按品级排队进殿，从太和殿门口到龙椅前，得走几十级台阶，全程不能抬头，更不能喘粗气。要是赶上光绪年间，早朝提前到凌晨四点，官员们后半夜就得起身，有位姓周的主事曾在日记里写：“月未落而起身，星尚明而赶路，比农夫耕早田还苦三分。” 早朝时：站着憋尿听训，比开会还煎熬 别以为早朝是“有本启奏，无本退朝”的走过场，真上了殿，熬上三四个时辰是常事。康熙年间，早朝经常从凌晨五点开到上午十点，官员们全程站着，不能坐、不能靠，更不能上厕所。有位老臣实在憋不住，尿湿了朝服，事后羞得想辞官，康熙只说了句“人之常情”，才算没追究。 朝会上讨论的事儿，远比想象中琐碎。大到西北平叛的军费调度，小到京城菜价上涨、护城河清淤，都得拿到朝堂上议。雍正最较真，一件事能追问十几个细节，有回问漕运粮船的载重，把负责漕运的官员问得答不上来，当场就被摘了顶戴。官员们上奏时，得用“官话”慢慢说，还得控制音量，声音太小皇帝听不见要挨训，声音太大又显得“失仪”，拿捏分寸比写奏折还难。 遇到皇帝心情不好，早朝就成了“批斗会”。乾隆朝有回早朝，因为江南盐税征收不足，乾隆当场把盐运使骂得狗血淋头，还让他跪在殿外听了两个时辰的训。官员们站在旁边，大气都不敢喘，有位刚入仕的翰林，吓得手心冒汗，把准备好的奏折都攥皱了。散朝时，官员们腿都麻了，得互相搀扶着才能走出大殿，有位尚书曾调侃：“这早朝啊，比打一场仗还费力气。” 下班后：应酬比上班还累，躲都躲不掉 好不容易熬到散朝，想回家补觉？门都没有。宫门口早就围满了人，要么是同僚拉着去“吃茶”，要么是地方官来“请教”，还有京郊的乡绅来“拜会”。光绪年间的史官恽毓鼎，只是个无权无势的修撰，每天散朝后都被各种应酬缠得脱不开身，他在日记里抱怨：“辰时散朝，巳时赴宴，午时陪客，未时听戏，申时归宅，倒头便睡，连饭都顾不上吃。” 这些应酬可不是简单的吃喝玩乐，全是“人情债”。有回恽毓鼎得了风寒，卧床不起，结果一天之内来了七拨访客，有送药材的，有来探望的，还有借“探病”之名求他在史书里多写一笔的。他实在撑不住，让仆人挡驾，对方却在门口说：“大人若是不见，便是嫌我出身低微，以后朝堂之上，怕是难有立足之地了。”没办法，他只能披着棉袄，强撑着陪客人聊天，聊到半夜咳得撕心裂肺。 中高级官员的应酬更夸张。直隶总督李鸿章，每天散朝后至少要赶三场饭局，有次从宫里出来，先去恭王府赴宴，再到军机处议事，最后还得陪外国使节吃饭，回到家时已经是后半夜，连卸朝服的力气都没有。他的幕僚在笔记里写：“中堂大人常说，宁肯在战场上拼杀，也不愿应付这些饭局，可这官场，离了应酬寸步难行 就连过年过节，官员们也别想清闲。除夕当天，早朝结束后，官员们得先去太庙祭祖，再到各王府拜年，最后还得回衙门处理公文。光绪年间的礼部侍郎景善，除夕那天从凌晨三点忙到半夜，连吃顿团圆饭的时间都没有，只能在轿子上啃两个馒头充饥。他在日记里叹道：“当官二十年，没陪家人吃过一顿完整的年夜饭，这‘官’当得，真不如当个平民百姓。” 口袋空：俸禄不够花，体面全靠“撑” 官员们这么累，工资却少得可怜。清朝九品官一年俸禄才33两白银，七品知县45两，就算是一品大员，年薪也只有180两。这点钱在京城，连租房都不够——当时紫禁城周边一间普通民房，月租就得2两白银，官员们光是住房开销，就占了俸禄的一大半。 为了撑住“官体面”，官员们只能咬牙硬扛。冬天得穿貂皮褂子，夏天得穿真丝官袍，这些行头动辄几十两白银，相当于半年俸禄。山东巡抚丁宝桢，为官清廉，买不起貂皮，冬天只能穿一件旧棉袄，外面套着官袍上朝，有回被慈禧看到，问他为啥穿得这么寒酸，他红着脸说：“臣俸禄微薄，实在买不起贵重衣物。”慈禧虽没说啥，事后却让内务府赏了他一件貂皮褂子。 基层官员更惨。有位叫张集馨的知县，在日记里算过一笔账：一年俸禄45两，除去房租、笔墨、随从工钱，还得给上司送礼、应付应酬，一年下来至少亏空200两。为了填补亏空，他只能靠“冰敬”“炭敬”（地方官给京官的礼金）补贴，可这些钱又得从百姓身上出，陷入“不贪活不了，贪了怕出事”的两难境地。他在日记里写道：“当了三年知县，头发白了一半，家产赔了不少，早知如此，当初真不该入仕。” 脑袋悬：伴君如伴虎，随时可能掉脑袋 官员们最累的，还不是身体上的苦，而是心里的慌。清朝皇帝对官员的控制极严，稍有不慎就可能丢官丢命。康熙年间，有位御史因为在奏折里写错了一个字，被康熙斥为“不敬”，直接贬到边疆充军；雍正朝的年羹尧，立了平定青海的大功，就因为在奏折里用了“夕惕朝乾”（本应是“朝乾夕惕”），被雍正抓住把柄，定了92条大罪，最终赐死。 不光要防着皇帝，还得防着同僚。官场里的“参奏”无处不在，可能因为一句话、一件事，就被人抓住把柄。恽毓鼎只是个史官，却因为在史书里写了“同治帝耽于享乐”，被同治的亲信参了一本，说他“污蔑先帝”，差点被革职查办。他在日记里后怕地说：“这史官当得，比刀尖上跳舞还危险，稍有不慎，就可能身败名裂。” 到了清末，官员们更难。光绪想变法，官员们得跟着折腾；慈禧要掌权，官员们又得顺着她的心意。直隶总督荣禄，夹在光绪和慈禧之间，每天愁得睡不着觉，既要应付光绪的变法指令，又要向慈禧汇报动向，有回实在撑不住，当着幕僚的面哭道：“我这官当得，就是个活靶子，两边不讨好，早晚得掉脑袋。” 清朝官员这一辈子，就像被绑在磨盘上的驴，从凌晨转到深夜，从年轻转到年老，挣得少、累得多、风险大，半点“官老爷”的风光都没有。那些想着穿越回清朝当官员的人，真要是体验过这份苦，怕是连夜都要逃回现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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