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重阳唐玄宗给大家放了八天假
《易经》中把“九”定为阳数，农历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称“重阳”。重阳节源自战国时期，自魏晋后气氛日渐浓郁。唐代风气豪奢，民间又喜欢过节，这重阳节自然过得轰轰烈烈，绝不是一个登高能涵盖了的。
先说宫廷吧。每逢重阳，皇帝都要举办有奖射箭比赛，这个传统貌似源自南北朝时那位雄才伟略的宋武帝刘裕。贞观十六年（642）重阳，同样雄才大略的唐太宗赐文武五品以上官员在玄武门骑射，奖品很是丰厚：射中鹿便赏马一匹。射不中后果也很严重，一位萧姓大臣几箭都没射中，欧阳询便作诗来嘲笑他，无异于一场社死现场。为了流量，大臣们纷纷在重阳节前苦练骑射，做足功课。
唐玄宗时这射箭团建的阵仗越来越大。712年重阳节，玄宗竟然放了八天公休假！整整八天都不用上班，还有大量的活动奖品，这重阳节不啻一场大型的嘉年华。此后有大臣以劳民伤财、铺张浪费理由上疏反对，玄宗也暂时废止这场盛会，注意，只是暂时。733年，他重新恢复了这场重阳嘉年华，理由很充分：“老祖宗传下来的习俗，当然不能断送在我手里。”这射箭游戏不仅恢复，还升级了：不仅九月九日要射箭，三月三日也要射箭！
这重阳也许真与玄宗有缘。据《集异记》载：天宝十三年（754）重阳，玄宗率群臣游猎于沙苑，一只空中盘旋的孤鹤被他一箭射中。可惜这只鹤并未坠地，却带箭飞向西南。安史之乱后玄宗逃往四川，一日偶然到青城山道院游乐，发现墙壁上插有一箭，拔下一看，竟然是他用过的御箭！原来当年中箭的鹤是青城山道士徐佐卿所变，回到道观后许道士把箭留于壁上，还题壁留念：“天宝十三年九月九日。”不得不说，这故事聊斋气息满满。
后面的唐德宗玩得更有魄力。788年，他大笔一挥，把重阳节设定为法定节日，此后重阳和中和节（二月朔）、上巳（三月三日）并称三大节。不仅放假，还有彩蛋：宰相以下及常参官赐五百贯当假日补贴，翰林学士赐一百贯，左右神威、神策等三军赐一百贯……主打一个雨露均沾，皆大欢喜。
除了武功，唐代皇帝们也不输文采，因此写诗也是重阳节的功课之一。景龙三年（709）重阳，唐中宗登慈恩寺大雁塔，群臣献菊花酒祝寿。老板让大臣作同题四韵五言诗一首，先成者赏，后成者罚。此后君臣游历登高、饮宴赋诗成为重阳节的保留节目，高宗、中宗、肃宗都写过以重阳节为题的诗。本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原则，老板也要考核下属应制诗的质量，还评定等级。当然能蒙老板重阳赐宴，已是大臣们的无上荣耀，这应制诗自然写得花团锦绣、富贵平和。
尧樽列钟鼓，汉阙辟钩陈。金箓三清降，琼筵五老巡。始惊兰佩出，复咏柏梁新。云雁楼前晚，霜花酒里春。欢娱无限极，书剑太平人。
——崔国辅《九日侍宴应制》
白居易参加过德宗的重阳曲江宴会，他笔下的宴会画风如此：天厨酒脯，御府管弦。乐感形骸，欢容动而成舞；泽均草木，秋色变以为春。元和四年（809），在长安任左拾遗、翰林学士的他又参加了宪宗的曲江赐宴。“赐酒盈杯谁共持，宫花满把独相思。相思只傍花边立，尽日吟君咏菊诗。”（《禁中九日对菊花酒忆元九》）良辰美景，可惜好兄弟元稹不在身边，真是遗憾。
重阳节既要登高游宴，又要赏菊赋诗，还要射箭游猎，一天时间显然是不够用的。于是乎，重阳节就提前到九月八日开始，推后至十日结束，九月十日被称为“小重阳”，李白《九日龙山饮》后还有《九月十日即事》诗，白居易有《河亭晴望九月八日》诗，其实都是写重阳的诗。最有流量的还是黄巢那首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菊花重阳糕茱萸长安人重阳三件套
《西京杂记》中记载：“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菊花、重阳糕、茱萸于是成为长安人重阳三件套。
农历九月俗称“菊月”，菊多开黄花，秋令属金，金以黄为正色，菊花又象征长寿，再加上陶渊明故事的加持（“陶潜尝九月九日无酒，宅边菊丛中摘菊盈把，坐其侧，久望，见白衣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后归。”）菊花不火也难。李唐时，皇家权贵种菊赏菊，普通百姓则买菊玩赏。白黄色蕊若莲房的“万龄菊”、粉红的“桃花菊”、纯白且大的“喜容菊”、黄色而圆的“金铃菊”、白而大心黄的“金盏银台菊”……多达七八十种的菊花，可满足各类人的审美要求。
节日必有吃货。除夕吃饺子，元宵吃汤圆，端午吃粽子，中秋吃月饼，重阳节则吃糕，唐人这天都化身“吃糕群众”。这糕有许多“马甲”，汉朝时称作“蓬饵”，唐朝时叫“麻葛糕”“米锦糕”，宋时叫“菊花糕”“重阳糕”。其做法宋人有解密：以糖面蒸糕，上以猪羊肉鸭子为丝簇，插小彩旗，听起来是不是很可爱？到了明代重阳节，还有天子向京城大臣赐糕，江、浙以北民间吃糕的习俗。这里有个冷知识，明代福建人重阳节当天吃……粽子！
唐代重阳当天黎明时，大人们以片糕搭在儿女头额，口里祝福：“愿儿百事俱高。”因“糕”与“高”同音，取“百事皆高”之意，这就是九日作糕的本意。这谐音也有尴尬处，据《嘉话录》记载，唐人袁师德是给事中袁高之子。重阳节那天他出门做客，有人请他吃糕，他却死活不吃，敢情是为了避父讳……
在重阳三件套里，茱萸是最有唐代特色的元素。茱萸是药用植物，其味香烈，有驱虫除湿、逐风邪、治寒热等功用，因此被视作除秽辟邪神器，绰号“辟邪翁”。插茱萸的传统也要回溯到一个汉代传说：“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曰，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续齐谐记》）唐人常把菊花、茱萸和酒饮下，“延寿客”菊花“辟邪翁”茱萸，强强联手，真是吉祥满满。
无菊无酒不重阳，不插茱萸不过节，这是唐人的真实写照。过节期间，对茱萸的需求很大。茱萸价格虽然不高，但是生在深山老林之中，因此得到并不容易。皇帝要买茱萸赏大臣和三军，民间宴会时是先堆砌茱萸然后分发，仪式感拉满，诗里的茱萸自然带着清贵的气息。
围绕茱萸的唐诗金句数不胜数：王昌龄有“茱萸插鬓花宜寿”，杜甫有“醉把茱萸子细看”，白居易有“舞鬟摆落茱萸房”，戴叔伦“插鬓茱萸来未尽”，卢纶“茱萸一朵映华簪”，权德舆“酒泛茱萸晚易曛”……
唐代长安人游玩打卡地首推曲江。这里南有紫云楼、芙蓉苑，西有杏园、慈恩寺，环池烟水明媚，中有彩舟翩翩，夹岸柳荫四合，真是天选游玩、聚宴、歌舞、发呆圣地。重阳节当天，长安、万年两县为了联络感情，还安排有专人负责接待都城内百官，“选妓携觞，幄幕云合，绮罗杂沓，车马于阗，飘香坠翠，盈满于路。”这游客里就有杜甫的身影。
玄宗天宝某年重阳，杜甫和好友郑虔、苏源明，三人头插茱萸，坐在金黄的菊花丛中，一边狂饮，一边靠着大树高歌，引来无数路人异样的眼神。他们喝得酩酊大醉，醒来时已经秋月当空，四围砧声阵阵，三人不觉相顾大笑。
中秋须酌淡友，重九须酌逸友，郑苏两人就是子美的逸友。郑虔才华盖世，被玄宗点赞为“诗书画三绝”，一生却身居小官，穷困潦倒，以至于酒钱还需要苏源明帮他还。嗜酒抑郁且恃才放旷，共同的标签黏合起这个小小的三人组合。“缀席茱萸好，浮舟菡萏衰。季秋时欲半，九日意兼悲。江水清源曲，荆门此路疑。晚来高兴尽，摇荡菊花期。”（《九日曲江》）这份快乐自然而明澈。
简单明澈的快乐总是相通的。元和七年（812）重阳，白居易同诸兄弟登上西原，移坐菊丛，糕酒前列。虽无丝无管，但有歌有笑。酒酣脸红耳热之后，兄弟们携手四望，暮天是那么的广远空阔，足以驰骋雄心壮怀。
《全唐诗》里以重阳为主题的诗最多
洋洋四万八千首的《全唐诗》里，以重阳为主题的诗最多。重阳节像一颗十六面的钻石，不同折面折射出不同人的华彩。
“携壶酌流霞，搴菊泛寒荣。地远松石古，风扬弦管清。”这是李白，清爽亮丽，颇有孟嘉登龙山落帽之风。
“落帽恣欢饮，授衣同试新。茱萸正可佩，折取寄情亲。”这是孟浩然，闲云野鹤，一副渊明向东篱赏菊的气质。
“雨歇亭皋仙菊润，霜飞天苑御梨秋。茱萸插鬓花宜寿，翡翠横钗舞作愁。”这是王昌龄，华贵风流。
“尘世相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这是杜牧，豁达疏朗。
乾元元年（758），在华州司功参军任上的杜甫，曾记下他最快意的重阳。草堂静好，秋爽气新，钟磬自响。落日渔樵，盘剥新栗，饭煮青芹。
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
人生真如拆盲盒一般，你永远不知道明天等待你的是什么，这句话最应在杜子美身上。此后，他弃官居秦州，再入蜀，继而辗转流浪成都、梓州、阆州等地，静好日子少，失意时间长。永泰初他又滞留夔州，丧乱、多病、垂老、穷困，进退两难……
又是一个重阳日，满山黄花弥眼，艳丽依旧，茕茕关塞，茫茫暮天。登高没有给杜甫带来些许好运，他依旧曳尾泥涂之中。郑虔远贬东海，而他滞留西蜀，相隔万里，幽明两绝。而苏源明因为长安谷价暴涨，竟然被饿死在繁华都城里。山清似月，人瘦如菊，这菊花酒里混着家国之愁，混着生死之悲……这是大历二年（767），独自立在白帝城上的杜少陵一口气写了五首《九日》。它们是少陵写给盛唐的墓志铭，也是写给自己的墓志铭：
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竹叶于人既无分，菊花从此不须开。殊方日落玄猿哭，旧国霜前白雁来。弟妹萧条各何往，干戈衰谢两相催。
五十年后的元和十四年（819），在距夔州不远的忠州，白居易登上巴子台，孤寂缭绕在酒杯间，乡情绵绵。“黍香酒初熟，菊暖花未开。闲听竹枝曲，浅酌茱萸杯。”画风不复当年在长安时的游哉乐哉，毕竟他正处在仕途的低迷期。江州司马三年、忠州刺史两年，是他仕途上沉重的一击。白居易一生写了17首以九日为题的诗，每首诗如界石一样标记着他的快乐与忧愁、华光与失意、激扬与彷徨。
子美笔下的重阳有蜀山的磅礴沉郁，而乐天笔下的九日多些江南的悠远秀丽。宝历元年（825），任苏州刺史的他和下属一起过节。柳青蒲绿，台榭苍霭，水光清光；日暮备烛，风高加酒；觥盏交错，舞女翩翩；吴娃丽眉，胡琴铮铮。“盛时傥来合惭愧，壮岁忽去还感伤。”一面是喧嚣和歌舞，一面是寂寞和感伤，浪漫与苍凉，恰如人生的两面，难以割舍干净。
晚年的白乐天过得颇为闲淡。当时西京长安宦官擅权，朝堂若修罗场般惨烈，而东都洛阳城内则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他以太子少傅高官闲职司东都，他的履道池台极其雅丽，和老友元稹的履信池馆比邻而居，过得不是一般的滋润。只是大和八年后，在重阳节他不再饮酒聚宴，而是选择独自持斋。由繁入简，由华入质，由舒张转收敛，由憧憬转向回忆，由激扬转向沉郁，这是人生的必然归宿吧。
会昌元年（841），白居易写下最后一首重阳诗：
黄花丛畔绿樽前，犹有些些旧管弦。偶遇闰秋重九日，东篱独酌一陶然。自从九月持斋戒，不醉重阳十五年。
既然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那孤独恰是一个人的狂欢。
宋元之后，重阳佩茱萸的习俗开始式微。“避邪翁”茱萸让位于“延寿客”菊花，避邪消灾的现实生活让位于长生延寿的未来期盼。
但是因为王维这首诗，茱萸永远盛开在每个人的重阳情怀里。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