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逐水而居、依水而生、因水而兴，人类文明从江河开始。 大江大河，当其肆虐之时则洪水滔滔，当其安稳之时则泽被万民，善治国者必先治水。 治水传统与中华文明一样源远流长，一部艰辛的治水史，浓缩出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奋斗史、治国史。 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独特地理环境，决定了我国水患频繁的基本国情。 大禹治水，是中华民族大规模治水的开始，也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就像当下正在热播的古装电视剧《天下长河》中讲述的一样，兴水利、除水害对治国安邦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历代王朝莫不将治水作为头等大事。 “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五害之属，水最为大”。2500多年前，齐国著名的大臣管仲就颇有先见之明的提出如此论断。秦国动用人力物力，集数十年之功在蜀地治水，兴修郑国渠，“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如果去四川都江堰游览，一定会对景区里的治水十二功的塑像印象深刻。中国历史上曾经涌现出了众多的治水名人，大禹、李冰等人甚至因治水之功而被民间封神。清康熙朝将河务与三藩、漕运并列为至关重要的三大朝政，甚至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河道总督衙门。 历史上，为了把水治好，有为君主宵衣旰食，河工百姓舍生忘死，或兴水利，或治水害，或通漕运，中华文明才得以不断繁衍传承。 但漫长的旧社会始终没有彻底根治水患。据史料记载，从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我国经历较大水灾1029次，平均每两年多时间就有一次较大的水害。 新中国成立之前，各大水系紊乱，河道长期失治，堤防残破不堪，水利设施寥寥无几，残缺不全，几乎所有的江河都缺乏控制性工程，频繁的水旱灾害使百姓们苦不堪言。 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根治海河”、“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等号召和指示，由此掀起大规模治水的高潮。 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许多重大工程，如三门峡、丹江口、青铜峡、刘家峡、葛洲坝枢纽、北京密云水库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工建设的。 我国历史上的治水，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治水，其核心总体上是如何以更好的工程体系更好地兴水之利、除水之害，在本质上就是改变自然和征服自然，这样的治水成绩是巨大的，但隐患和风险同样巨大。 新中国伊始，尚没有摆脱传统治水思维方式的束缚，对科学的漠视和决策中的随意，也令水利、水害仅在一线之间，不少江河断流，一些地方围湖造地，侵占河道，被寄予厚望的三门峡水库泥沙大量淤积，当初的设想都成泡影，甚至危及黄河上游，此类教训不胜枚举。 无论是水资源的过度开发、无序利用、低效利用，还是江河湖泊的过度围垦以及由此带来的江河干涸、湿地萎缩，以及超过水资源承载能力进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在不适宜筑坝的地区兴修大坝等，从本质上看都是错误行为所导致的恶果。 古往今来无数的案例已经表明，如果我们不遵守自然规律，甚至想让主观意志凌驾于自然规律之上，最终都将被证明是错误的行为，并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日月运转不止，江河奔流不息，大自然有其自身运行的规律，治水也是如此。 翻开中国几千年治水史册，凡兴水为利者，大都遵循自然规律，走人水和谐之路。 上古时期，大禹顺应水势，改“壅堵”为“疏导”，即所谓“治水须顺水性，水性就下，导之入海”。他带人疏通河道，拓宽峡口，从此江河顺畅，治水终于成功。 战国时期，李冰在兴建都江堰时，提出要“深淘滩，低作堰”，将洪水长期肆虐的川西泽国，摇身一变成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他总结的“遇弯截角，逢正抽心”和“乘势利导，因地制宜”的口诀，至今仍为治水的经典原理。 西汉的贾让提出“治河三策”，他的基本思想是不与水争地，必须“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治水决不能侵占河床、乱围乱垦，阻碍行洪，与水争地，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顺应自然规律办事的哲学思想。 明代的潘季训总结出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黄方略，并提出了解决黄河泥沙问题的三条措施：束水攻沙、蓄清刷黄、淤滩固堤。潘季驯的治河理论，体现了系统性、整体性和辩证法的哲学观念，改变了历来治黄实践中只重治水、不重治沙的片面倾向，对明代以后的治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庆幸的是，随着人们越发的敬畏自然，生态文明和环保理念逐步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单纯依靠修建水利工程，根本无法彻底治水。只有给水以出路，治水才是正路。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一系列新的治水方法破土而出：封山植树，退耕还林；平垸行洪，退田还湖；清淤除障，疏浚河湖，治水工作日渐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 与此同时，小浪底、治淮、治太湖、查干湖南湖生态保护、滇池保护治理等一大批重点水利工程陆续开工兴建，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水环境治理“四位一体”，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被系统治理，一条条江河成为惠泽中国人民的幸福水，在中国的粮食安全、灾害防治、社会安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十年来的治水工作，已经实现了由传统水利向现代化水利的跨越，尊重科学，成为治水的主题。 汲取了历史上的教训，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的后续兴建，也是慎之又慎。 三峡工程自提出至修建，历时数十年，又经过了无数次的论证、表决，最终仍旧创造了人民代表大会反对票的记录，可见其争议之大，需要解决问题之多。但在建设前，这样的国家级工程没有像三门峡工程那样匆匆上马，而是在反对派的不断打磨下，不断完善设计方案。在建设过程中，也没有搞“苦做硬扛”、“人海战术”，而是用科技释放生产力。 东中西三条线路的南水北调工程上马之前，经过了反复论证，已经建成的东线和中线，使中国实现了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的沟通。但同隋炀帝开挖大运河更多是交通的考虑不同，南水北调出自对水源的探寻，给大江南北的百姓民生带来真正的改变，这也是对早期工业的发展，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错误、激进的政策，令北方的水源迅速减少，千百万人的饮水受到威胁的一种拨乱反正。 如今，中国的治水工作已经不再把治水单纯局限于“兴水利，除水害”，而是在用好科技这把双刃剑的前提下，努力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不再试图征服老天爷。 从约束水到善待水，从人定胜天到人水和谐，这是治水理念的一个巨大转变。 南水北调工程扬州江都水利枢纽 治水兴水，山河换颜。江河安澜，国泰民安！中国人民怀着朴素的感情和旺盛的斗志，义无反顾，用智慧、信心和勇气，驯服了汹涌的大江大河。 如今，随着科学治水理念的不断提升，“河湖长制”的全面推行，千年水害得到治理，昔日肆虐的水龙渐渐被束缚，大江大河岁岁安澜的梦想正在逐步实现。 时至今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治水成果最好的国家之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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