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七七事变”之后，已经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的北平城，琉璃厂的古旧书店也大多凋蔽，唯有来薰阁在掌柜陈杭（1902—1968，号济川）的多方周旋与苦心经营之下，尚可维持。
这一年春，来薰阁影印了一种名为《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的古本，原书乃是元代刊印的孤本；与一年前影印《金本诸宫调刘知远》相仿，仍是独特的“蝴蝶装”，珂罗版影印原本，书末附印跋文一篇两页。值得注意的是，影印本中有钤盖“来薰阁印”与“陈杭”的公私印鉴者，当年或有特制版本；又在影印原本的末页，特意附印了一把公制直尺，以此展示古本的原尺寸，更见郑重其事。
来薰阁《孝经直解》影印本小巧精致，以“蝴蝶装”装帧面市，颇见独特。所谓“蝴蝶装”，是始于唐末五代，盛行于宋元的一种书籍装帧方式。这一装帧方式，就是将印有文字的纸面朝里对折，再以中缝为准，把所有页码对齐，用糨糊粘贴在另一包背纸上，然后裁齐成书。蝴蝶装的书籍，翻阅起来就像蝴蝶飞舞的翅膀，故称“蝴蝶装”。蝴蝶装只用糨糊粘贴书页，与后世通行的“线装书”不同，这样的装帧方式虽不用线，却很牢固，亦颇美观。《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原本即是元代所印古本，正是盛行“蝴蝶装”的宋元之际，来薰阁以蝴蝶装来影印装订这一古本，颇得古意，也颇合其时代特征。
暂且抛开独特的“蝴蝶装”装帧不论，无论对于时人还是后世读者而言，面对这样一部“奇书”，恐怕还会心生一丝疑惑，即此次影印的古本既不是中国藏书家私藏，也不是国内图书馆公藏，而是日本学者的藏书。这在当时中日交战的时局情势之下，难免会令人别有一番揣摩。且看跋文中所交代的历史细节，原文如下：
《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一卷，元刊本原书为日本林秀一教授所藏，《书志学》第一卷第五号有教授所作解题一篇，与长泽规矩也先生同撰其略云：
此书自序末记云，至大改元孟春既望，宣武将军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小云石海崖北庭成斋自叙。按：《元史》云，小云石海崖家世见其祖《阿里海崖传》，其父楚国忠惠公，名贯只哥，小云石海崖遂以贯为氏，复以酸斋自号，初袭父官，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从姚燧学，燧见其古文峭厉，有法及歌行乐府，慷慨激烈，大奇之，拜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会议科举事，多所建明。忽喟然叹，称疾辞还江南，卖药于钱唐市中。泰定元年五月八日卒，年三十九，赠集贤学士中奉大夫护军，追封京兆郡公，谥文靖，有文集若干卷，《集（直）解孝经》一卷行于世（《元史》一百四十三）。据此知小云石海崖者，即贯酸斋别名。所谓《直解孝经》即此书也。酸斋散曲，噪于词林，而此书不见于明清藏家之目。朱氏经义考亦注云佚，则其湮埋久矣。其注解纯用白话，以语言论，已为可贵，其上图下文之式复兴建安余志，宋刊列女传、虞刊全相平话同以版式言，亦足珍也。
愚一日得其照片，友人怂恿云，元代白话资料之传于今者，元曲尚矣；典章白话碑亦次第流布，至于白话讲章，唯许衡《大学直解》《中庸直解》见于《许文正公遗书》，此外未多见。此书实仿诜氏而作，乃孤本仅存，图亦可爱，盍广其传。愚居书林，素以流通善本为志，谨从其言，亟付景印，并录解题于末，用饷世之学者云。中国民国二十七年仲春，南宫陳杭济川识于北京琉璃厂来薰阁书店。
原来，《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原书为日本学者私人藏书，陈杭获得原书照片后，在友人“怂恿”之下，“亟付影印”。再看上述600余字的陈杭为影印本所撰跋文，引述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1902—1980）的版本介绍达400字之多；与一年前影印《金本诸宫调刘知远》时所撰跋文大量引述郑振铎介绍相仿，陈杭依旧是一番谦谦君子风度，只是将学者评判附印于后，自己对古本价值从不多言。至于如何获得原书照片，如何得悉长泽对原书的评价，“怂恿”其影印的友人究竟是谁等细节信息，陈杭概未透露，只是一笔带过式的简述而已。那么，这里就还有必要约略介绍一下长泽的生平及其与陈杭的交谊了。
长泽规矩也，字士伦，号静庵，神奈川人，日本著名文献学家。日本学术界称长泽为“书志学家”“图书学家”，对应于中国学术界的术语，大致为“版本学家”与“目录学家”，或总称为“文献学家”。他曾先后为日本静嘉堂文库等三十多家藏书单位整理和搜集中国古籍，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藏书界，颇有影响力。
长泽规矩也眼中的来薰阁
从1927年到1932年的六年时间里，长泽或是得到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资助，或是受静嘉堂文库的派遣，每年都有两三个月或近半年，前往中国，盘桓北京，跋涉于扬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调查书业行情，以专家的眼光和超越个人的财力，大批购买中国珍籍善本。也就是在这一时期，1928年至1930年期间，来薰阁不到30岁的陈掌柜，进入日本学人长泽规矩也等人的视野。受日本学界邀请，陈杭先后四次东渡日本，在东京、京都、大坂、神户、九州、福冈等地展销中国古籍，并结识了日本专营中国古籍的文求堂、临川书店、汇文堂书店的老板，走访了一些学者、藏书家和图书馆，从而把中国古旧书的业务做到了东瀛，来薰阁亦名振一时。
1931年，长泽在《中华民国书林一瞥》（详参：《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六卷，日本东京汲古书院，1984）一文中，提及他对来薰阁及与陈杭交往的印象，称：“来薰阁的陈氏……起初得到京都大学教授、学生的支持，遂开始做日本人生意，揣摩日本学者的心理，或携带样本东渡，或迎合到北平游历的日本人的心意，其情形大有赶超文奎堂之势。他乘学术界戏曲小说研究热之机，不惜重资搜购词曲小说，获取厚利，一时间令其他书商羡慕不已。可是近来通行本逐渐堆积如山，他幡然悔悟，倾力搜求清人文集”，又称：“陈君正值盛年，与我同岁，和我往来频繁，为人温厚善良，因此很得日本人的信任，但鉴赏功底不够深厚。他以小说获利，前年以一百五十元把嘉靖黑口本《三国志演义》卖给文求堂，又以洋钱若干将原本《平妖传》卖给马隅卿，至今传为话柄。”
不久之后，长泽发现陈杭并非是“鉴赏功底不够深厚”，而是在古籍珍本的收售方面明显地倾向于中国学者，对日本学者有所保留。为此，长泽在最后一次访华之后，于1932年完稿的《中华民国书林一瞥补正》一文中感慨道：“来薰阁陈氏欲求利而并非唯利是求，他将明嘉靖中官刊黑口大字本《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卖给文求堂，却并不知晓其实际价值，而其他贵重书籍，在与我们联系前，则先请马隅卿、王孝慈等人过目。据称天下只有两本的二十卷本《平妖传》，也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了隅卿。我想他是知道这书的真正价值的。当时，我常出入于隅卿处，隅卿常把从他处购得的善本给我看，令我羡慕不已。”
换句话说，虽然在商言商，陈杭的爱国情怀始终还是在收售古籍方面有所表现，即珍本孤本力求留在国内，先由中国学者选购，余下的再交付日本学者购藏，这样做无疑还是对日本学者“留了一手”。那么，早年流散于日本，已被日本学者私人收藏的元刊孤本《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则非陈杭能力所及了，于是他退而求其次，将其影印出版，化身千万。其用意也很明显，就是要让中国学者尽快接触到日本学者收藏的古本孤本，尽可能为中国学术界所用。
在跋文中，陈杭径直引用了长泽在日本《书志学》杂志的介绍文章，这应当是《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一书最早的研究结论。影印本面市之后，中国学者逐渐接触到了这一远在日本的古本。1940年1月7日，郑振铎在《中国版画史序》中终于提到此书，他说：“作为通俗读物之《白话孝经直解》《三教搜神大全》与建安虞氏所刊《全相平话五种》皆附甚富之插图，且其图型，全同宋刊列女传。”这样的结论仍然与长泽的介绍相仿。
美国汉学家贾德纳与《孝经直解》
美国汉学家贾德纳（Charles Sidney Gardner，1900-1966），曾在来薰阁购得《孝经直解》影印本，将其作为新年礼物送与友人。据著名学者杨联陞（1914—1990）忆述，上个世纪30年代，贾德纳是哈佛大学远东语文系助教授，照例有一年休假进修，到北京时全家就住在北平住南池子，1939年返回美国。（详参：杨联陞《哈佛遗墨》，商务印书馆，2013）
贾德纳对中国历史与文化兴趣浓厚、修养深厚，曾在归国之前完成了一部对中国史学史带有通史性质介绍的著作，即《中国传统史学》（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1938），这是美国第一本有关中国史学通史的著作，也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相当早的著作。当时，作为其助手的杨联陞为此书作序，肯定这本著作的开拓意义，而且认为甚至在若干年内，都将是一本必读的著作。
新近发现的一部来薰阁《孝经直解》影印本中，夹有一页贾德纳的留言条，乃是书赠友人之意，显示出这位美国著名汉学家对此书的珍视与喜爱。留言条原文为英文，中译如下：
这一部以原本图像石印所成的复制本，源自1308年编印的、关于“子女孝敬的典型”的一部古书。此书非常有趣——每页都有插图，且每页与之相配的还有以口语方式记述的评说。此书最后一页的跋文，出自著名的目录学学者、静嘉堂文库的长泽规矩也；文中他考证了此书作者“小云石海崖”的中文名，即“贯云石”。此人死于1334年，有专门的传记列于《元史》之中，第143节，12-13页（1739年版）。他的著作在中国失传了数个世纪，直到1938年，才通过林秀一教授所摄样本，再通过北平来薰阁书商陈杭，方才为世人所知。此书在最后一页，附印有一把公制尺与原书文本相比较，可知影印本尺寸约为原书的三分之一。此书以高丽纸印就，与元代书籍印制技术相仿，且装帧还用到了“蝴蝶装”。愿此书为您带去最良好的祝愿，贾德纳全家祝您及家人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贾德纳的留言条，将作为新年礼物的来薰阁《孝经直解》影印本郑重介绍。虽然不知道他究竟将此书送赠哪一位友人，又是否曾赠送过不止一位友人，但其对来薰阁《孝经直解》影印本的重视与喜爱，是在字里行间中展露无遗的。
诚如长泽与贾德纳所言，《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乃元代著名文学家、散曲家贯云石所著，日本学者所藏元至大元年（1308）建安刊本，实为海内孤本。此书的来薰阁影印本，80年来，因再无其他影印本面市，亦为国内“孤本”。如今，研究儒学、探研《孝经》版本流变，这一影印本仍是唯一可以参照的文献。从这个意义上讲，来薰阁在抗战期间影印古本之舉，着实是为中国学术发展作出了贡献，为中国文化传承倾尽了力量。
遥思一部中国元代刊印的孤本古籍，经700年人世颠沛、沧桑流转，于上个世纪30年代为日本学者收藏并研究，又辗转返归中国被来薰阁影印流传，复远渡重洋，为美国汉学家所珍爱并作为礼物赠友，这是一段何等传奇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传播史。可以想见，渊源流长的中国历史与文化，之所以历数千年传承有序、薪火有继，与承载着这一渊源的灿若星汉的中国古籍及其前赴后继的研究者有着莫大关系。如元代孤本《孝经直解》的跨国传播史，这样的案例实在是数不胜数、不胜枚举；中国文化的魅力、中国学术的前途，或正系于此，亦或正成于此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