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6日，上海。一场本应彰显正义的审判，却上演了令人扼腕的荒诞剧。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这位在中国大地上推行“三光政策”、双手沾满无数中国军民鲜血的战争元凶，竟被国民政府军事法庭当庭宣判“无罪释放”。判决一出，举国哗然，民怨沸腾，连远在延安的毛泽东都震怒，随即下达了追捕冈村宁次的命令。然而，就在判决后的第四天，这位本该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战犯，竟在国民党高官汤恩伯的精心安排下，堂而皇之地登上美国轮船“维克斯号”，逃回了日本。这一幕，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讽刺之一，更将蒋介石为了一己私利而罔顾民族大义的丑陋嘴脸暴露无遗。
冈村宁次之所以能逃脱法网，其根源在于蒋介石的私心与短视。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的首要目标并非清算战争罪行，而是为即将到来的内战做准备。在他眼中，日本侵略者已成“拔了牙的老虎”，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才是“心腹大患”。此时，冈村宁次这只“老狐狸”嗅到了机会。他深知共产党对日军的仇恨远超国民党，而国民党与美国关系密切，或许能为自己寻得一线生机。于是，他迅速转变角色，从侵略者摇身一变，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宾”。蒋介石非但没有将他作为战俘对待，反而以“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之名，将他软禁在南京的豪华别墅中，实则加以保护。从1946年起，冈村宁次便以“军事顾问”的身份，为国民党军队出谋划策，参与制定针对解放军的作战计划。蒋介石妄图借日军的“反共经验”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却忘了，这无异于引狼入室，更是对无数抗日英烈和遇难同胞的极大背叛。
这场所谓的“审判”，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闹剧。在开庭前，蒋介石就给主审法官石美瑜下了死命令：必须让冈村宁次活着离开中国。在审判过程中，关键证据被刻意隐匿和销毁，证人受到威胁不敢作证，冈村宁次本人甚至未亲自出庭。法庭最终给出的“无罪”理由，竟荒谬地称其“在投降后维持秩序有功”，全然无视他作为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当判决宣布时，法官石美瑜手抖汗流，内心充满屈辱，而这口黑锅，最终只能由他来背。历史的讽刺在于，东京审判早已将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送上绞架，而中国战场上的直接指挥者冈村宁次，却在战胜国的土地上被宣告无罪，这无疑是民族尊严的一次巨大沦丧。
冈村宁次最终得以全身而退，逃回日本，并非偶然。除了蒋介石的庇护，美国出于冷战需要，也向国民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美国认为冈村宁次的军事经验对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有利用价值，因此默许甚至支持其逃脱惩罚。在蒋介石、汤恩伯、顾祝同等国民党高官以及美国势力的共同运作下，正义被彻底践踏。冈村宁次回到日本后，非但没有悔过，反而成立了“日本战友会”，继续从事反华活动，并为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提供训练。他活到了1966年，寿终正寝，而那些被他指挥下的日军杀害的中国平民，却永远失去了生命。
晚年的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曾吐露真言。他表示自己“不怕中国军队”，因为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军队装备落后，指挥僵化。他真正感到恐惧和忌惮的，是来自山东省的人民。他写道，山东人民的反抗意志最为顽强，他们的游击战打得神出鬼没，让日军防不胜防。在山东，无论是八路军的正规部队，还是民兵、妇救会，甚至是老人和孩子，都构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人民战争网络。日军在山东的扫荡行动屡屡受挫，补给线被频繁切断，深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种源于民众的、自发的、不屈不挠的抵抗精神，让冈村宁次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恐惧。他意识到，仅靠武力征服，永远无法征服一个民族的灵魂。
冈村宁次的这番“真言”，恰恰揭示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不在于其武器不精，而在于其侵略行为的非正义性，使其彻底失去了民心。而中国最终能取得胜利，其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就在于觉醒的、团结的中国人民。山东人民的英勇不屈，正是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的缩影。蒋介石为了一己私利，放走了冈村宁次，却亲手葬送了国民政府的民心。他以为保住了“反共”的棋子，却不知，他所背叛的，是整个民族的意志。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民心所向，才是决定一个政权存亡的终极力量。冈村宁次的“无罪”判决，非但没有成为国民政府的“护身符”，反而成了将其钉死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最后一颗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