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中国南方城市笼罩在一片恐慌之中，江苏南通家家户户紧闭门窗，孩子们被禁止外出，此时因为疫情导致1680名儿童瘫痪、466个孩子失去了生命，“脊灰”疾病（小儿麻痹症）让无数人陷入了绝望。就在这个危急时刻，一位医学科学家将中国从阴影中拯救出来，他就是用一粒甜丸护佑亿万儿童的医学巨匠、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糖丸爷爷”的顾方舟。
顾方舟1926年生人，他在童年时就拥有远超同龄人的坚毅心性，他年幼丧父，是母亲拉扯他长大成人，同时也深受母亲的影响：他的母亲是位助产士，那时上海虽然繁华，但遍地租界让他们母子饱受冷眼，他在母亲的激励下，立志要好好读书，长大做一名医生。1944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1951年又前往苏联攻读研究生，并在1955年获得博士学位。
就在顾方舟学成回国之时，南方的一场脊髓灰质炎疫情夺走了几百名儿童的生命，幸存下来的幼儿也要面临残缺的人生，他看着疫情报告上触目惊心的数字后，主动请缨：“我学的就是病毒学，这个任务我来接！”1957年，他正式担起重任、并且成为研究项目的负责人，这场与病毒的较量就此拉开序幕，他要把这肆虐的瘟神，从中国土地上彻底驱逐。
当时国际上有两种疫苗技术路线——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死疫苗安全性高但成本昂贵、需多次注射；减毒活疫苗成本低、可口服，但研发风险极大，需让病毒在体外减毒到既保留免疫原性又无致病性。顾方舟考虑到中国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情，他力排众议选择了后者：“要让每个孩子都打得起疫苗，口服活疫苗是唯一出路。”
1960年，他带领团队远赴云南昆明远郊的山洞里建立研究所，这里虽然远离城市污染，但条件也非常艰苦：他们用煤炉和温度计手动调控试验温度，自己动手制作玻璃器皿，由于地处偏远物资运输困难，他们吃的是粗米咸菜，喝的是山泉水。他们克服生活和工作上的重重困难，各司其职分别培育脊髓灰质炎Ⅰ、Ⅱ、Ⅲ型病毒，每天在显微镜下反复观察病毒减毒情况，工作超过16小时已是常态。
当第一批疫苗研制出来时，一个新的问题又摆在面前：谁来先试药？作为负责人顾方舟非常清楚，如果疫苗还有残留毒性，很可能会导致瘫痪，可他没有丝毫犹豫，舀起疫苗溶液一饮而尽，随后又说服团队成员和自己的妻子，又让刚满1岁的儿子喝下了疫苗：“我是负责人，我不试谁试？要是出事，先从我的孩子开始”。一周后所有人都没有出现异常反应，疫苗效果得到了初步验证。
之后他带领团队奔赴广西南宁等地开展大规模临床试验，只是液体疫苗不易储存运输，时间长了很容易失效，顾方舟盯着实验室里的糖块突发奇想：“把疫苗做成糖丸！”他带领团队反复试验，调整糖、奶粉、奶油的配比，既要保证疫苗活性，又要让孩子们喜欢吃。1962年，淡黄色的疫苗糖丸正式问世，一推出就受到孩子们的喜爱，接种率得到大幅提升。
疫苗推广后，他深知脊灰病毒极易变异，于是建立了全国监测网络，要求各地及时上报疑似病例，1994年中国最后一例本土病例在云南报告，此后多年再无新增病例。2000年时中国已经实现无“脊灰”，那个曾让人闻之色变的疾病，终于在中国大地上被基本消灭，这都是在顾方舟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取得的伟大成就。
顾方舟团队研发的糖丸疫苗和技术方案，被多个发展中国家借鉴采用，特别是“糖丸”这种创新剂型，在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偏远地区得到了广泛应用。顾方舟一心扑在医学研究上，他多次婉拒提拔升迁机会，即使晚年患病期间，仍关心防控工作。2019年1月2日，“糖丸爷爷”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92岁，世界卫生组织专门发文悼念，评价他“为中国和全球消灭脊灰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顾方舟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充满人文关怀的医者，那颗小小的糖丸，饱含着他对中国儿童最深沉的热爱。今天，中国的孩子们已经不再受脊灰威胁，但我们应当记住顾方舟这个名字，他用科学家的智慧和医者的仁心，守护了数代中国人的健康童年，一颗糖丸，一生奉献，这份甜蜜的守护将永远被历史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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