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语世界里，大家可能比较熟知张爱玲、严歌苓这样的多产作家。
而这位促进世界文学交流的“昭君”，似乎很少人知道。
她被誉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也是唯一一位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来自中国的女作家。
在她家客厅，包括汪曾祺、陈映真、白先勇、王安忆、迟子健、毕飞宇等，以及全世界1400多名的诗人与作家，都曾在那里餐宴饮酒、肆意畅谈文学。
“餐沆瀣兮带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
在这一场场颇有六朝人竹林七贤之风的畅谈中，甚至出了两位文学诺奖得主：
一是土耳其作家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一是中国作家莫言。
打开聂华苓的自传《三辈子》，宛如看到一幅浩浩荡荡的历史画卷。
国家战乱、颠沛流离、永远的乡愁。
聂华苓漂泊了近一个世纪，从汉口到北平，从大陆到台湾，从台湾到美国。
她说，“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
聂华苓在她的《三辈子》扉页上写下的序。图片由作者翻摄自聂华苓的自传《三辈子》（下同）
循着这条“树根”，让我们来见识这位气度不凡、侠肝义胆的女子。
聂家祖上算是钟鸣鼎食之家。聂华苓的祖父是中过举的前清文人，原本是要上任当县长的，没想到赴任途中，武昌起义成功，他只好又坐着轿子回来了。
父亲聂洸（字怒夫）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在桂系担任要职，一度遭国民党追捕。
桂系被蒋介石击垮之后，一家人在汉口的日本租界住下来。
兵荒马乱中，聂洸被熗杀，聂家就此散了。
1931年，聂父为躲避国民党特务，全家去了北平。聂父和聂母站在姐弟俩后面。这是聂华苓仅有的一张父亲模糊影像的照片
讲起来，聂华苓这一生都在流浪。
13岁以前，她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 那时，她和弟弟为了吃上一根雪糕，需要走过日租界、德租界、法租界、英租界、俄租界——
英租界的红头洋人，拿着木棒打得中国的人力车夫和叫花子跪地求饶；
日本兵在日本人开的妓院里高声歌唱，其间夹杂着高丽女人的媚笑。
半殖民地的凄惶画面，在聂华苓幼小的心灵深处刻下了一道道永难磨灭的伤痕。
抗日战争爆发后，眼看武汉就要被日本人占领，母亲带着五名幼子逃亡至乡下避难。
母亲孙国瑛是个开明人，在聂华苓的自传《三辈子》里，她这样描写母亲：
“一身黑缎旗袍，长长的白丝围巾，围着脖子闲搭在肩后。玳瑁黑边眼镜，衬出白皙的脸蛋。一脚在身后微微踮起，脚尖仍然点在地上，半转身微笑着，要走又走不了的样子。”
聂母与聂父成婚后，方知他家中早已娶妻生子。聂母一度欲吞物寻死，多亏聂华苓挥着小手朝她笑，才让她放弃了轻生的念头。聂父死后，聂母带着五个幼儿与聂家大家族内部决裂，母子几人数度迁家而居无定所
这样的新式女性，自然知悉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即便外头烽火连天，她也执意要送女儿到外地求学：
“我母亲说不行，你非去不可，你一定要读书的……走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岸上已经相当远了，就哭啊哭啊哭啊，我母亲站在那里也哭。”
母亲的气度与倔强，无疑对聂华苓后来的性格造成深刻的影响。
彼时仅14岁的聂华苓，在母亲毅然决然的目光和泪水中，就这样流浪下去。
求学的日子困顿至极，有时一天只啃一个硬馒头，有时要跟狗抢食物。
糙米、稗子、石子、沙子混合而成的“八宝饭”都成了人间美食，聂华苓甚至一度染上疟疾。
只是，眼见大好河山惨遭日本人蹂躏，小小少年早已忘了身体的苦，她的心中犹如倒入了黄连，痛苦至极。
为了不当亡国奴，再苦也要一路奋战。聂华苓加入了排山倒海的抗日活动中：慰问抗战的伤兵，为他们唱歌，代写家书……
那一路上所见的名山胜水，更是让她增加了爱国的砝码：
“我年青的日子，几乎全是在江上度过的。武汉、宜昌、万县、长寿、重庆、南京……我在江上活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乱。”
从汉口到北平，从小学到大学，从纯真的孩子到挨冻受饿的流亡学生，总算迎来了抗战胜利。
风雨坎坷中，聂华苓与国立中央大学的同学王正路结婚了。
她以为找到了安心的归宿，那个时期，她甚至以“远思”为笔名，发表了一篇讽刺性文章《变形虫》，开启了她的创作生涯。
然而，婚姻也好，局势也好，都无法让聂华苓停下流浪的脚步。
王家的大家族，需要媳妇日日向长辈请安奉茶，繁文缛节压制了聂华苓的自由性格，她喟叹：“我在那个大家庭里，只是一个失落的异乡人。”
而婚姻之外，内战爆发，解放军节节胜利，幼年失怙的情形仍历历在目，聂华苓内心充满了恐惧。
1949年，24岁的聂华苓拖着母亲与弟妹，一家人到了中国台湾。
“流浪”变成了“流亡”。大陆成了她永恒的乡愁地标。
然而，那座小岛，并没有给聂华苓带来风和日暖，而是一片肃杀之气。
到了台北后，原本寄予希望的婚姻触礁了。出身大户的丈夫根本经不起风雨，“结婚15年，共同生活只有5年”，婚姻名存实亡，家庭的重担全落在了她身上。
一个偶然的机会，聂华苓进入胡适发行、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半月刊，任文艺栏主编。
当时台湾的文学环境政治色彩非常浓厚，不仅写作者被监视，文字也要被审查。而且，很多人为了赚取微薄的稿费，都可以写出配合“反共”的文学作品。
但聂华苓不一样，其父一生困于政治斗争，终致家庭离散，这使她对政治敬而远之。
为了避开政治，她将自己主编的《自由中国》文艺版，打造成纯文学天地。
这简直就像是浑浊的湖泊涌出一股清泉，湖底的一些奇珍异石顿时袒露在阳光之下。
现在成为经典的很多作品，譬如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梁实秋的《雅舍小品》，还有柏杨的小说和余光中的诗，都一一在她手上登场。
可以说，1950年代整个台湾文学的火种能够被点燃，都归功于聂华苓和林海音这两位女性。
她们二人在威权时代开风气之先，提倡纯文学创作，为整个中国的文学做出了贡献。
聂华苓在台湾的倏忽15年，却受到文史家一致好评，也是聂华苓一生中编、写、译成果最丰硕的黄金时期。
她的《失去金铃子》，和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徐钟珮的《余音》，并称为三部带有自传色彩的杰出女性成长小说。
同时，《自由中国》在雷震的带领下，除了发表针砭时弊的社论，也刊登反映民生疾苦的文章。雷震成了台湾岛的“雷青天”。可惜，当时的台湾文坛和政治环境过于险恶，“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岛。
因为雷震刊发了一篇夏道平写的《政府不可诱民入罪》，被诬陷“知匪不报”，以“煽动叛乱罪”坐牢十年。
而创办人胡适却在盛赞雷震所作所为的同时，公开声明辞去他发行人的角色。
对于胡适的态度，聂华苓认为他明里是“抗议”政府，实则是“摆脱”半月刊：
“每个人都有很多面，多人以为胡适伟大，而我只是直说我在雷震案中所见到的胡适。”隐含着对胡适的批评之意。
聂华苓的无私与坦荡，如男儿般的侠义与正气，正是雷震（以及殷海光——西南联大金岳霖先生的弟子）等人的风骨与气节，教了她做一个中国人应该有的样子。
她在自传里写道：“他们做人的风骨，独立的风格，几十年来影响我的为人处世……雷震、殷海光是那样的挺立。”
雷震出狱9年后便过世了，和殷海光最终长眠在“自由墓园”中——两位铁骨铮铮的理想践行者，是担得起“自由”二字的。
聂华苓跟随着雷震等人，为自由而呐喊，然而，“自由中国”并没有让她看到自由。
随后《自由中国》被封，聂华苓身为编辑虽躲过牢狱之灾，却被孤立，终日受到监视。
彼时是她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自由中国》和前辈们蒙难；弟弟汉仲在一次例行飞行中失事；母亲得了绝症过世；婚姻和经济陷入死局。聂华苓的第二个落脚处就此断裂。
《易经》里说，剥极则复。剥到极点了，一切就会重头开始。
命运大约十分怜悯这样率直、不趋炎附势，有着独立人格的女子，在最艰难的时刻，一道生命曙光刺破了黑压压的乌云，照亮了她整个后半生。
那道曙光，是聂华苓38岁那年遇到的第二任丈夫，保罗•安格尔。他几乎是聂华苓第三生的唯一转折点。安格尔对她一见钟情，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台北并不是个美丽的城市……但有华苓，看她就够了。”
保罗•安格尔是一位美国诗人，这位马夫的儿子出身贫寒，小学就开始打工。他为犹太人点过火、当过送报员、在杂货店兼过差，小小年纪就看尽人生百态，却对文学怀抱理想
聂华苓对这段婚姻的评价，是“我们的婚姻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满的婚姻。”
他们婚后在爱荷华筑起爱巢，一起划船、烤肉、谈文学，与鹿和浣熊做伴，神仙眷侣也不过如此。
此时，聂华苓学会用另一个视角看世界，她意识到，过去的生活虽然艰辛，但她对世界的认识却非常的片面：
“在这儿，我可以清醒地看海峡两岸的社会，可以接触世界各国的作家和作品，这使我的视野扩大多了，感情冷静多了，看法客观多了！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说明我的过去，大概是正确的。”
过往的痛苦与恩怨，终在时间的力量下渐渐消融。随之涌上心头的，是她那份岁月沉淀后的气度与侠义。 彼时，安格尔聘请她到他的“写作工作坊”教中文。
有一天，他们在河上泛舟，聂华苓突发奇想，建议安格尔将“写作工坊”改成“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简称IWP）。
安格尔听了，忍不住大叫“疯狂”，要是改成国际写作，每个作家光是吃、住、路费就要好几千美元啊！
然而聂华苓却锲而不舍，他们先是得到爱荷华大学的赞同，接着到处写信，拜访，从私人到大企业，终于募得300万美元的基金。
接下来几十年，我们看到地球上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神奇地在爱荷华相遇了。
“写作计划”每年邀请各国作家赴美访问，透过演讲、讨论、旅行等方式，让作家们的文学观念和表现技巧得到冲击和对流。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当时大部分作家都带着狭窄的视野，但通过交流，发现世界上原来有那么多不同的人，回国后他们的世界观都拓展了。
他们以文会友，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与芥蒂。
譬如，以色列作家和埃及作家从一见面就往对方脸上扔杯子，到四个月离别时，却在机场抱头痛哭；伊朗女诗人台海瑞与罗马尼亚小说家易法素克之间产生了爱恋；第一次出国门的中国作家丁玲握着美国诗人桑塔格的手。
丁玲回国后在《访美散记》中写下：她看到的美国，与过去听到的“帝国主义”“垂死的资本主义”大不相同。美国有超级市场，有分期付款的购房方式，“做的是今天的工作，花的是明天的钱，还的是昨天的债”，汽车多到停车难和修车烦，等等。
5年后，丁玲过世了，她写下的这些，20年后在中国通通实现了。而她所见识的一切，都是聂华苓为她提早打开了看世界的窗。身为中国人，聂华苓最牵挂的还是那些用汉语写作的作家。彼时，中国作家想出国，都会面临语言和资金等方面的困难。
为了让中国作家参与国际写作计划，聂华苓自己每年都捐款。几十年来，“写作计划”共邀请了世界各地作家1400多位，而汉语写作的作家，就占了100多位。
很少有人像聂华苓这样，文友遍及两岸三地，能拥有这么多知名作家的友谊。在国际写作交流上，聂华苓不遗余力；在个人作品上，除了翻译作品，她坚持用母语中文创作。
《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三辈子》等等，每一部作品都成了她回归心灵故乡的途径。对故土与母语的眷恋，始终是聂华苓难言之痛。1970年，她与安格尔共同翻译了《毛泽东选集》。
为了了解每首诗词的背景，他们翻阅了很多中国革命的书籍，特别对二万五千里长征，作了较细的研究。
这使她明白了许多过去不明白的道理。
她说，“他们什么艰险都不怕，爬雪山，吃皮带，是为了几万万人民和后代，他们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我对新中国从怨到爱这个重新认识历史的过程才算完成。”
一个多么令人敬佩的风华绝代的女子！
电影《太极2：英雄崛起》中，李乾坤与杨露禅比试后，钦佩地说：“杨师傅气度，已经超越输赢。”
聂华苓的气度与侠义，已超越了一个作家的范畴。
她有无私坦荡的侠义，一心造福全世界文人，为近代中国作家打开了一扇走向世界舞台的窗。
“爱得热烈而纯粹，恨得鲜明而彻底”，这位湖北的“昭君”，为华文文坛以及整个世界文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纵观聂华苓的一张张照片，从黑白到彩色 ，从不谙世事的豆蔻年华到岁月洗礼的从容暮年。
一段段历史，一个个时空，构成她颠沛流离、历尽沧桑、卓有建树的三生三世。
既有来程，便有归处。
她用24年的韶光扎下了中国根，经过岁月流转，长出苍劲的躯干和繁盛的树叶，又回馈给了中国文坛。
一个中国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用中文写中国人、讲中国故事，用绵薄之力促进祖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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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语世界里，大家可能比较熟知张爱玲、严歌苓这样的多产作家。
而这位促进世界文学交流的“昭君”，似乎很少人知道。
她被誉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也是唯一一位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来自中国的女作家。
在她家客厅，包括汪曾祺、陈映真、白先勇、王安忆、迟子健、毕飞宇等，以及全世界1400多名的诗人与作家，都曾在那里餐宴饮酒、肆意畅谈文学。
“餐沆瀣兮带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
在这一场场颇有六朝人竹林七贤之风的畅谈中，甚至出了两位文学诺奖得主：
一是土耳其作家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一是中国作家莫言。
打开聂华苓的自传《三辈子》，宛如看到一幅浩浩荡荡的历史画卷。
国家战乱、颠沛流离、永远的乡愁。
聂华苓漂泊了近一个世纪，从汉口到北平，从大陆到台湾，从台湾到美国。
她说，“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
聂华苓在她的《三辈子》扉页上写下的序。图片由作者翻摄自聂华苓的自传《三辈子》（下同）
循着这条“树根”，让我们来见识这位气度不凡、侠肝义胆的女子。
聂家祖上算是钟鸣鼎食之家。聂华苓的祖父是中过举的前清文人，原本是要上任当县长的，没想到赴任途中，武昌起义成功，他只好又坐着轿子回来了。
父亲聂洸（字怒夫）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在桂系担任要职，一度遭国民党追捕。
桂系被蒋介石击垮之后，一家人在汉口的日本租界住下来。
兵荒马乱中，聂洸被熗杀，聂家就此散了。
1931年，聂父为躲避国民党特务，全家去了北平。聂父和聂母站在姐弟俩后面。这是聂华苓仅有的一张父亲模糊影像的照片
讲起来，聂华苓这一生都在流浪。
13岁以前，她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 那时，她和弟弟为了吃上一根雪糕，需要走过日租界、德租界、法租界、英租界、俄租界——
英租界的红头洋人，拿着木棒打得中国的人力车夫和叫花子跪地求饶；
日本兵在日本人开的妓院里高声歌唱，其间夹杂着高丽女人的媚笑。
半殖民地的凄惶画面，在聂华苓幼小的心灵深处刻下了一道道永难磨灭的伤痕。
抗日战争爆发后，眼看武汉就要被日本人占领，母亲带着五名幼子逃亡至乡下避难。
母亲孙国瑛是个开明人，在聂华苓的自传《三辈子》里，她这样描写母亲：
“一身黑缎旗袍，长长的白丝围巾，围着脖子闲搭在肩后。玳瑁黑边眼镜，衬出白皙的脸蛋。一脚在身后微微踮起，脚尖仍然点在地上，半转身微笑着，要走又走不了的样子。”
聂母与聂父成婚后，方知他家中早已娶妻生子。聂母一度欲吞物寻死，多亏聂华苓挥着小手朝她笑，才让她放弃了轻生的念头。聂父死后，聂母带着五个幼儿与聂家大家族内部决裂，母子几人数度迁家而居无定所
这样的新式女性，自然知悉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即便外头烽火连天，她也执意要送女儿到外地求学：
“我母亲说不行，你非去不可，你一定要读书的……走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岸上已经相当远了，就哭啊哭啊哭啊，我母亲站在那里也哭。”
母亲的气度与倔强，无疑对聂华苓后来的性格造成深刻的影响。
彼时仅14岁的聂华苓，在母亲毅然决然的目光和泪水中，就这样流浪下去。
求学的日子困顿至极，有时一天只啃一个硬馒头，有时要跟狗抢食物。
糙米、稗子、石子、沙子混合而成的“八宝饭”都成了人间美食，聂华苓甚至一度染上疟疾。
只是，眼见大好河山惨遭日本人蹂躏，小小少年早已忘了身体的苦，她的心中犹如倒入了黄连，痛苦至极。
为了不当亡国奴，再苦也要一路奋战。聂华苓加入了排山倒海的抗日活动中：慰问抗战的伤兵，为他们唱歌，代写家书……
那一路上所见的名山胜水，更是让她增加了爱国的砝码：
“我年青的日子，几乎全是在江上度过的。武汉、宜昌、万县、长寿、重庆、南京……我在江上活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乱。”
从汉口到北平，从小学到大学，从纯真的孩子到挨冻受饿的流亡学生，总算迎来了抗战胜利。
风雨坎坷中，聂华苓与国立中央大学的同学王正路结婚了。
她以为找到了安心的归宿，那个时期，她甚至以“远思”为笔名，发表了一篇讽刺性文章《变形虫》，开启了她的创作生涯。
然而，婚姻也好，局势也好，都无法让聂华苓停下流浪的脚步。
王家的大家族，需要媳妇日日向长辈请安奉茶，繁文缛节压制了聂华苓的自由性格，她喟叹：“我在那个大家庭里，只是一个失落的异乡人。”
而婚姻之外，内战爆发，解放军节节胜利，幼年失怙的情形仍历历在目，聂华苓内心充满了恐惧。
1949年，24岁的聂华苓拖着母亲与弟妹，一家人到了中国台湾。
“流浪”变成了“流亡”。大陆成了她永恒的乡愁地标。
然而，那座小岛，并没有给聂华苓带来风和日暖，而是一片肃杀之气。
到了台北后，原本寄予希望的婚姻触礁了。出身大户的丈夫根本经不起风雨，“结婚15年，共同生活只有5年”，婚姻名存实亡，家庭的重担全落在了她身上。
一个偶然的机会，聂华苓进入胡适发行、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半月刊，任文艺栏主编。
当时台湾的文学环境政治色彩非常浓厚，不仅写作者被监视，文字也要被审查。而且，很多人为了赚取微薄的稿费，都可以写出配合“反共”的文学作品。
但聂华苓不一样，其父一生困于政治斗争，终致家庭离散，这使她对政治敬而远之。
为了避开政治，她将自己主编的《自由中国》文艺版，打造成纯文学天地。
这简直就像是浑浊的湖泊涌出一股清泉，湖底的一些奇珍异石顿时袒露在阳光之下。
现在成为经典的很多作品，譬如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梁实秋的《雅舍小品》，还有柏杨的小说和余光中的诗，都一一在她手上登场。
可以说，1950年代整个台湾文学的火种能够被点燃，都归功于聂华苓和林海音这两位女性。
她们二人在威权时代开风气之先，提倡纯文学创作，为整个中国的文学做出了贡献。
聂华苓在台湾的倏忽15年，却受到文史家一致好评，也是聂华苓一生中编、写、译成果最丰硕的黄金时期。
她的《失去金铃子》，和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徐钟珮的《余音》，并称为三部带有自传色彩的杰出女性成长小说。
同时，《自由中国》在雷震的带领下，除了发表针砭时弊的社论，也刊登反映民生疾苦的文章。雷震成了台湾岛的“雷青天”。可惜，当时的台湾文坛和政治环境过于险恶，“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岛。
因为雷震刊发了一篇夏道平写的《政府不可诱民入罪》，被诬陷“知匪不报”，以“煽动叛乱罪”坐牢十年。
而创办人胡适却在盛赞雷震所作所为的同时，公开声明辞去他发行人的角色。
对于胡适的态度，聂华苓认为他明里是“抗议”政府，实则是“摆脱”半月刊：
“每个人都有很多面，多人以为胡适伟大，而我只是直说我在雷震案中所见到的胡适。”隐含着对胡适的批评之意。
聂华苓的无私与坦荡，如男儿般的侠义与正气，正是雷震（以及殷海光——西南联大金岳霖先生的弟子）等人的风骨与气节，教了她做一个中国人应该有的样子。
她在自传里写道：“他们做人的风骨，独立的风格，几十年来影响我的为人处世……雷震、殷海光是那样的挺立。”
雷震出狱9年后便过世了，和殷海光最终长眠在“自由墓园”中——两位铁骨铮铮的理想践行者，是担得起“自由”二字的。
聂华苓跟随着雷震等人，为自由而呐喊，然而，“自由中国”并没有让她看到自由。
随后《自由中国》被封，聂华苓身为编辑虽躲过牢狱之灾，却被孤立，终日受到监视。
彼时是她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自由中国》和前辈们蒙难；弟弟汉仲在一次例行飞行中失事；母亲得了绝症过世；婚姻和经济陷入死局。聂华苓的第二个落脚处就此断裂。
《易经》里说，剥极则复。剥到极点了，一切就会重头开始。
命运大约十分怜悯这样率直、不趋炎附势，有着独立人格的女子，在最艰难的时刻，一道生命曙光刺破了黑压压的乌云，照亮了她整个后半生。
那道曙光，是聂华苓38岁那年遇到的第二任丈夫，保罗•安格尔。他几乎是聂华苓第三生的唯一转折点。安格尔对她一见钟情，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台北并不是个美丽的城市……但有华苓，看她就够了。”
保罗•安格尔是一位美国诗人，这位马夫的儿子出身贫寒，小学就开始打工。他为犹太人点过火、当过送报员、在杂货店兼过差，小小年纪就看尽人生百态，却对文学怀抱理想
聂华苓对这段婚姻的评价，是“我们的婚姻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满的婚姻。”
他们婚后在爱荷华筑起爱巢，一起划船、烤肉、谈文学，与鹿和浣熊做伴，神仙眷侣也不过如此。
此时，聂华苓学会用另一个视角看世界，她意识到，过去的生活虽然艰辛，但她对世界的认识却非常的片面：
“在这儿，我可以清醒地看海峡两岸的社会，可以接触世界各国的作家和作品，这使我的视野扩大多了，感情冷静多了，看法客观多了！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说明我的过去，大概是正确的。”
过往的痛苦与恩怨，终在时间的力量下渐渐消融。随之涌上心头的，是她那份岁月沉淀后的气度与侠义。 彼时，安格尔聘请她到他的“写作工作坊”教中文。
有一天，他们在河上泛舟，聂华苓突发奇想，建议安格尔将“写作工坊”改成“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简称IWP）。
安格尔听了，忍不住大叫“疯狂”，要是改成国际写作，每个作家光是吃、住、路费就要好几千美元啊！
然而聂华苓却锲而不舍，他们先是得到爱荷华大学的赞同，接着到处写信，拜访，从私人到大企业，终于募得300万美元的基金。
接下来几十年，我们看到地球上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神奇地在爱荷华相遇了。
“写作计划”每年邀请各国作家赴美访问，透过演讲、讨论、旅行等方式，让作家们的文学观念和表现技巧得到冲击和对流。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当时大部分作家都带着狭窄的视野，但通过交流，发现世界上原来有那么多不同的人，回国后他们的世界观都拓展了。
他们以文会友，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与芥蒂。
譬如，以色列作家和埃及作家从一见面就往对方脸上扔杯子，到四个月离别时，却在机场抱头痛哭；伊朗女诗人台海瑞与罗马尼亚小说家易法素克之间产生了爱恋；第一次出国门的中国作家丁玲握着美国诗人桑塔格的手。
丁玲回国后在《访美散记》中写下：她看到的美国，与过去听到的“帝国主义”“垂死的资本主义”大不相同。美国有超级市场，有分期付款的购房方式，“做的是今天的工作，花的是明天的钱，还的是昨天的债”，汽车多到停车难和修车烦，等等。
5年后，丁玲过世了，她写下的这些，20年后在中国通通实现了。而她所见识的一切，都是聂华苓为她提早打开了看世界的窗。身为中国人，聂华苓最牵挂的还是那些用汉语写作的作家。彼时，中国作家想出国，都会面临语言和资金等方面的困难。
为了让中国作家参与国际写作计划，聂华苓自己每年都捐款。几十年来，“写作计划”共邀请了世界各地作家1400多位，而汉语写作的作家，就占了100多位。
很少有人像聂华苓这样，文友遍及两岸三地，能拥有这么多知名作家的友谊。在国际写作交流上，聂华苓不遗余力；在个人作品上，除了翻译作品，她坚持用母语中文创作。
《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三辈子》等等，每一部作品都成了她回归心灵故乡的途径。对故土与母语的眷恋，始终是聂华苓难言之痛。1970年，她与安格尔共同翻译了《毛泽东选集》。
为了了解每首诗词的背景，他们翻阅了很多中国革命的书籍，特别对二万五千里长征，作了较细的研究。
这使她明白了许多过去不明白的道理。
她说，“他们什么艰险都不怕，爬雪山，吃皮带，是为了几万万人民和后代，他们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我对新中国从怨到爱这个重新认识历史的过程才算完成。”
一个多么令人敬佩的风华绝代的女子！
电影《太极2：英雄崛起》中，李乾坤与杨露禅比试后，钦佩地说：“杨师傅气度，已经超越输赢。”
聂华苓的气度与侠义，已超越了一个作家的范畴。
她有无私坦荡的侠义，一心造福全世界文人，为近代中国作家打开了一扇走向世界舞台的窗。
“爱得热烈而纯粹，恨得鲜明而彻底”，这位湖北的“昭君”，为华文文坛以及整个世界文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纵观聂华苓的一张张照片，从黑白到彩色 ，从不谙世事的豆蔻年华到岁月洗礼的从容暮年。
一段段历史，一个个时空，构成她颠沛流离、历尽沧桑、卓有建树的三生三世。
既有来程，便有归处。
她用24年的韶光扎下了中国根，经过岁月流转，长出苍劲的躯干和繁盛的树叶，又回馈给了中国文坛。
一个中国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用中文写中国人、讲中国故事，用绵薄之力促进祖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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