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隧道惨案，又称六五大轰炸，是1941年6月5日侵华日军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导致的重大惨案。事件发生于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因防空隧道内避难民众在长达10小时的高温缺氧环境中发生窒息及踩踏造成大规模伤亡。
1937年7月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开始全面侵华。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对日在淞沪抗战中失利，南京开始陷入危机，国民政府在1937年11月20日起迁往重庆作为陪都。
1937年11月，日本陆军发动全面战争不久即把无区别攻击列入军事操典。日军1939年至1941年对重庆市的无区别轰炸，就是在此“政略攻击”下实施的。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遵照日本天皇和最高本部指令，联合对重庆展开航空进攻作战，为期5年半，史称重庆大轰炸。
在重庆大轰炸中，日机空袭重庆共达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30所学校被炸。
1938年初至1938年底，日本对重庆主要为试探性的轰炸，出动的轰炸机架次较少，多数为日本陆军航空队。1938年10月日军攻陷武汉后，日军在日本天皇的命令下开始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1938年12月底，由日本陆军对重庆开始实施战略轰炸。1939年5月，改以日本海军实行轰炸。5月3日及5月4日，日本轰炸机从武汉W基地起飞，对重庆市中心区进行连续轰炸，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此次轰炸称五三、五四大轰炸。
从1938年开始，国民政府搬到重庆后，立刻开始兴建一系列的防空工程。“大隧道”位于重庆市区，从1938年8月开凿，在地下深10米，长约2.5公里。本来打算作为地下交通通道，由于经费紧缺，日军空袭吃紧，便决定改为防空隧道。1941年，隧道刚刚竣工，还没来得及安装通风设施。
1941年6月5日傍晚，雨后初晴。按一般规律，这种天气日机往往不会来轰炸，市民们普遍比较放松。但出乎意外，轰炸预告的警报突然响了。
不久，24架中型轰炸机分成3批，轮番飞抵重庆上空，扔下炸弹。此时天色已黑，地面的防空观察哨无法识别敌机情况，3批飞机间隔的时间又很长，于是全市范围内都发布了紧急警报，而且很长时间也不能解除。
在犀利的空袭警报声下，许多人争先恐后地逃入“大隧道”躲避。一时间，设计最大容量为6500人的隧道内涌入近万人。
“大隧道”内挤满了人，没有通风设备，仅有的几个进出口，还筑起一道很厚的石墙，防止炸弹碎片飞入。隧道地势低洼，空气不能流通，导致呼吸困难。里面的人就想挤出来，洞口的人害怕被炸弹所伤，要往里去，造成更大的混乱。
洞口的值勤人员多次向防空司令部报告，说洞内空气污浊，但负责人下令维持好洞内秩序，但不准开门通风。
到晚上22时，洞内深处已有人窒息死亡，大家争先恐后往外拥，许多人被挤倒在地，狭窄的洞口更加拥堵。
这时又有传言，说日机投毒气弹了。值勤人员拼命阻止人群拥出，把人往回赶，无数人拥挤在门口附近，进退不得。向内开的洞门，也难以打开。洞内的空气闷热污浊、令人窒息，人们互相踩踏，疯狂地呼喊，绝望地死去。
短短2-3小时内，洞内的尸体堆满了高高的石阶梯。等到门外的防护队员发现，洞里无数尸体，一层一层，竟叠到洞顶，极其恐怖。
天亮后，当局马上派人前来清理。遇难者尸体被拖出来，在隧道口附近堆集成垛，尸体皮肤全是蓝黑色，面目全非。
大隧道惨案的发生使重庆舆论为之震惊，重庆市民强烈要求惩办责任者。不久，蒋介石下令免去刘峙的重庆防空司令职，该职由重庆宪兵司令贺国光兼任；重庆防空副司令胡伯翰撤职留任，隧道工程处处长吴国柄撤职，副处长谢元模记大过两次；重庆市长吴国桢撤职留任。震惊中外的大隧道窒息惨案，至此草草了结。
行政院分发了若干抚恤金，并请著名的高僧太虚法师等召集僧众108人，连续作了21天法事，超度亡灵。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等奉命组织审查委员会，调查惨案真相。不久，而吴铁城递交的《审查报告》中宣称“大隧道惨案死亡人数为992人，重伤为151人”。7月3日，这个数字被登在《中央日报》上，成了官方定论。
但当年重庆的户口制度不健全。许多人家死绝，无人认尸，实际死亡人数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美国《生活》杂志，根据堆积如山的尸体照片，推测死亡约4000人。当时住在重庆的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则认为大约死亡1万2千人。惨剧幸存者郭伟波认为死了大概1万人。也有人认为死亡超过3万人。
90年代，《民国档案》公布了当年的调查报告。报告说，保甲长称登记尸首总数达8400余人。还说，当时在洞口有1个洗衣的妇人，每抬出1具尸体，她就折1支竹签计数，最后统计出的数字是9000多。
此后，重庆的防空工作做了一些改进，如加派军警管理，成立了防空洞管理处，所有大小防空洞均设正、副洞长，加强管理检查，杜绝隐患。但逝者终究不能生还，这场惨案成为中国抗战历史中一段无法抹去的惨痛记忆。
1998年，重庆将6月5日定为重庆大轰炸纪念日，全城拉响防空警报，警示人们勿忘历史、珍惜和平。
1937年7月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开始全面侵华。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对日在淞沪抗战中失利，南京开始陷入危机，国民政府在1937年11月20日起迁往重庆作为陪都。
1937年11月，日本陆军发动全面战争不久即把无区别攻击列入军事操典。日军1939年至1941年对重庆市的无区别轰炸，就是在此“政略攻击”下实施的。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遵照日本天皇和最高本部指令，联合对重庆展开航空进攻作战，为期5年半，史称重庆大轰炸。
在重庆大轰炸中，日机空袭重庆共达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30所学校被炸。
1938年初至1938年底，日本对重庆主要为试探性的轰炸，出动的轰炸机架次较少，多数为日本陆军航空队。1938年10月日军攻陷武汉后，日军在日本天皇的命令下开始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1938年12月底，由日本陆军对重庆开始实施战略轰炸。1939年5月，改以日本海军实行轰炸。5月3日及5月4日，日本轰炸机从武汉W基地起飞，对重庆市中心区进行连续轰炸，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此次轰炸称五三、五四大轰炸。
从1938年开始，国民政府搬到重庆后，立刻开始兴建一系列的防空工程。“大隧道”位于重庆市区，从1938年8月开凿，在地下深10米，长约2.5公里。本来打算作为地下交通通道，由于经费紧缺，日军空袭吃紧，便决定改为防空隧道。1941年，隧道刚刚竣工，还没来得及安装通风设施。
1941年6月5日傍晚，雨后初晴。按一般规律，这种天气日机往往不会来轰炸，市民们普遍比较放松。但出乎意外，轰炸预告的警报突然响了。
不久，24架中型轰炸机分成3批，轮番飞抵重庆上空，扔下炸弹。此时天色已黑，地面的防空观察哨无法识别敌机情况，3批飞机间隔的时间又很长，于是全市范围内都发布了紧急警报，而且很长时间也不能解除。
在犀利的空袭警报声下，许多人争先恐后地逃入“大隧道”躲避。一时间，设计最大容量为6500人的隧道内涌入近万人。
“大隧道”内挤满了人，没有通风设备，仅有的几个进出口，还筑起一道很厚的石墙，防止炸弹碎片飞入。隧道地势低洼，空气不能流通，导致呼吸困难。里面的人就想挤出来，洞口的人害怕被炸弹所伤，要往里去，造成更大的混乱。
洞口的值勤人员多次向防空司令部报告，说洞内空气污浊，但负责人下令维持好洞内秩序，但不准开门通风。
到晚上22时，洞内深处已有人窒息死亡，大家争先恐后往外拥，许多人被挤倒在地，狭窄的洞口更加拥堵。
这时又有传言，说日机投毒气弹了。值勤人员拼命阻止人群拥出，把人往回赶，无数人拥挤在门口附近，进退不得。向内开的洞门，也难以打开。洞内的空气闷热污浊、令人窒息，人们互相踩踏，疯狂地呼喊，绝望地死去。
短短2-3小时内，洞内的尸体堆满了高高的石阶梯。等到门外的防护队员发现，洞里无数尸体，一层一层，竟叠到洞顶，极其恐怖。
天亮后，当局马上派人前来清理。遇难者尸体被拖出来，在隧道口附近堆集成垛，尸体皮肤全是蓝黑色，面目全非。
大隧道惨案的发生使重庆舆论为之震惊，重庆市民强烈要求惩办责任者。不久，蒋介石下令免去刘峙的重庆防空司令职，该职由重庆宪兵司令贺国光兼任；重庆防空副司令胡伯翰撤职留任，隧道工程处处长吴国柄撤职，副处长谢元模记大过两次；重庆市长吴国桢撤职留任。震惊中外的大隧道窒息惨案，至此草草了结。
行政院分发了若干抚恤金，并请著名的高僧太虚法师等召集僧众108人，连续作了21天法事，超度亡灵。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等奉命组织审查委员会，调查惨案真相。不久，而吴铁城递交的《审查报告》中宣称“大隧道惨案死亡人数为992人，重伤为151人”。7月3日，这个数字被登在《中央日报》上，成了官方定论。
但当年重庆的户口制度不健全。许多人家死绝，无人认尸，实际死亡人数远远不止这个数字。
美国《生活》杂志，根据堆积如山的尸体照片，推测死亡约4000人。当时住在重庆的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则认为大约死亡1万2千人。惨剧幸存者郭伟波认为死了大概1万人。也有人认为死亡超过3万人。
90年代，《民国档案》公布了当年的调查报告。报告说，保甲长称登记尸首总数达8400余人。还说，当时在洞口有1个洗衣的妇人，每抬出1具尸体，她就折1支竹签计数，最后统计出的数字是9000多。
此后，重庆的防空工作做了一些改进，如加派军警管理，成立了防空洞管理处，所有大小防空洞均设正、副洞长，加强管理检查，杜绝隐患。但逝者终究不能生还，这场惨案成为中国抗战历史中一段无法抹去的惨痛记忆。
1998年，重庆将6月5日定为重庆大轰炸纪念日，全城拉响防空警报，警示人们勿忘历史、珍惜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