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肃省迭部县博物馆的展柜中，静静陈列着一枚苏维埃财政印章。这枚印章直径约10厘米，为圆形阳刻工艺，整体布局分为内外两圈。外圈以两颗五角星为间隔，环绕镌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字样；内圈以对称的麦穗、稻穗环绕地球图案，地球正中镌刻镰刀与锤头标识，完整呈现了红色政权的工农联盟属性。历经多年岁月沉淀，印章纹样至今仍清晰可辨，是长征时期红军严守群众纪律的重要实物见证。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经过艰苦跋涉走出松潘草地，抵达甘南迭部旺藏乡崔古仓。当时，部队已断粮多日，广大指战员全靠野菜、草根勉强支撑，体力消耗达到极限，连背枪行军都面临极大困难。就在这危急关头，红军先头部队发现了卓尼第19代土司杨积庆管辖的崔古仓粮仓，仓内储存着小麦等各类粮食20多万斤。面对这足以让部队绝处逢生的补给物资，饥肠辘辘的红军官兵没有一哄而上，始终牢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公平买卖、借用必留凭证”的纪律要求，第一时间将情况逐级上报。上级随即作出部署，指令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的林伯渠赶赴崔古仓，全权处理筹粮相关事宜。
红军进入迭部前，国民党反动派早已散布谣言，污蔑红军“烧杀抢掠”。受其蛊惑，当地不少藏族群众携带物资躲进深山。此前，土司杨积庆虽接到国民党军阻击红军的电令，却早已看穿其借“剿红”吞并地方势力的险恶用心。杨积庆顶住压力，向部属下达密令：“不要堵击”“让其顺利通过”，并指示“派人设法暗中与红军取得联系，粮食不必坚壁清野，开仓避之”。按照这一部署，仓官巴保（即杨景华）安排手下“虚掩大门、打开内仓”，随后带领全部值守人员撤离，一同进入深山躲避。
巴保撤离后，特意安排妻子返回粮仓附近暗中察看动静，恰好与赶来处理筹粮事务的林伯渠相遇。林伯渠待人亲和细致，通过翻译与巴保的妻子平等协商借粮相关事宜。双方达成一致后，红军各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对取用的粮食统一计量，按照人均约10斤的标准分配补给，所有取粮单位都将部队番号、取粮数量清晰登记在粮仓的门板之上。同时，红军专门筹措了银元和苏区纸币，当面交给巴保的妻子，总政治部还在仓板上写下告示，明确标注“此仓内粮是杨土司庄稼粮，望各单位节约用粮”，反复提醒全体官兵节约用粮、严守群众纪律。
为体现苏维埃政权的信用，林伯渠亲笔写下借据，明确标注所借小麦的具体数量以及折合的银元数额，郑重钤上这枚苏区财政印章，向对方承诺：凭此借据可向任何红军部队及苏维埃政府兑取相应银元，绝不推诿赖账。据史料记载，这枚印章最初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任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执掌，1933年8月林伯渠接任该职务后便随身携带。长征途中，林伯渠的随身“五件宝”——粮袋、草鞋、棍子、马灯和牛皮挎包广为人知。而这枚珍贵的财政印章，就一直妥善存放在他的牛皮挎包之中。
根据毛泽东同志“三天之内必须拿下腊子口”的命令，完成筹粮补给的红军主力立刻向腊子口方向疾速开进。巴保的妻子事后因害怕受到国民党当局和土司内部顽固势力的追责，便将这枚刚盖过借据的财政印章悄悄藏了起来。此后，林伯渠曾多次派人寻访这枚印章的下落，始终没有结果。实际上，这枚印章后来被巴保家人用结实的羊皮袋仔细包裹，藏进了屋梁的缝隙之中，从而得以保存。
局势平稳之后，躲进深山的藏族群众陆续返回家园。他们看到粮仓门板上一笔笔工整的取粮登记，又听巴保的妻子详细讲述了红军协商借粮、主动付款、郑重留下借据的经过，此前的疑虑彻底打消。不少群众主动站出来为红军传递路况信息、筹集御寒的皮毛和衣物，为后续红军顺利通过提供了诸多帮助。
20世纪80年代末，迭部县电尕镇麻古村村民安告翻修老屋时，在屋梁缝隙中发现了那个封存多年的羊皮小口袋。打开之后，这枚失踪半个多世纪的苏维埃财政印章重见天日。根据安告家人的口述，这枚印章是祖辈临终前郑重托付的遗物，几代人严守秘密，数十年来从未对外声张。后经文物部门和党史研究专家多方考证确认，这正是当年林伯渠在崔古仓使用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印章。
如今，这枚红色印章不只是当年红军借粮的历史凭证，更是苏维埃政权财政信用和红军严守群众纪律的铁证，承载着长征路上各族军民同心同德、生死与共的深厚情谊。纪律是军队的生命线，严守群众纪律，既是当年红军赢得民心、战胜无数艰难险阻的根本保障，更是新时代人民军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宝贵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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