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宋著名诗人、文学家、书法家、画家、治水小能手、旅游达人、美食博主......苏轼的仕途却可谓潦倒，守孝回京不久就得罪新党，自请出京任职，在地方上这里遇蝗灾，那里遇洪灾，苦不堪言；本以为可以做出政绩回京升职，却因一篇文章被贬入狱......尽管如此，他在世事艰难中依旧将日子过得充实，为百姓疏湖筑堤，自创美食，留下“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诗句，世人皆称他为“苏东坡”“坡仙”。这不禁让人疑惑，遇到事儿的苏轼怎么不干脆摆烂退休归隐山林呢？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北宋景祐三年（1037），苏轼出生于四川省眉山市。民间传说，在这一年，眉山一座原本郁郁葱葱的大山忽然离奇地花草凋零。后世便因此流传下一句民谣“眉山出三苏，草木为之枯”，意思是说苏家三父子用尽了眉山的灵气，似乎也预示着苏轼注定不凡的人生。
苏轼的父亲苏洵少年时不爱学习，但在27岁那年突然开窍，发奋读书。苏轼就是在他爹发奋的后一年出生，又过了两年，弟弟苏辙出生。苏洵对轼、辙二子可谓精心培养。苏轼八岁时便在乡塾师从眉山道士张易简读书，后又拜眉山城西寿吕院州学刘微之教授为师学声律。同时，苏洵还亲自教导他们为文之道。在父亲的培养教导下，苏轼受儒家文化影响，熟读经书，志存高远。
嘉祐二年（1057），二十岁的苏轼进京应考，策论以《刑赏忠厚论》得了第二（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误以为苏轼的文章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做，为了避嫌给了第二名，实则为第一），又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
欧阳修十分赏识苏轼的才能，每次苏轼有了新作品，欧阳修立马“点赞转发评论”。有了文豪欧阳修背书，苏轼飞速涨粉，很快成了京师顶流。然而，就在苏轼名声大噪时，家乡传来消息，他的母亲程氏病故，他离开京城，回家为母奔丧。
守孝期满后，苏轼于嘉祐六年（1061）参加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殿试，并一举夺得制科三等。考试结束后，苏轼被任命为签书凤翔府（今陕西宝鸡市）判官。苏轼自此走上仕途。
此时的苏轼意气风发，“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父亲苏洵病逝，苏轼又一次回家守孝。三年后，他回到京城，此时皇帝已经换成宋神宗，时任副宰相王安石大力主张变法，以求富国强兵。变法的初衷是为了缓解朝廷的财政压力，但朝廷官员分成两派，整天围绕着变法吵架。
苏轼深刻体验和感受过民间疾苦，因此他多次上书反对变法，惹恼了新党。在新党的不断排挤和打压下，苏轼只得自请出京，在熙宁四年（1071），由殿中丞被贬为杭州通判，后又于熙宁七年（1074）、熙宁十年（1077），辗转密州、徐州任职。
不惑之年的苏轼依然怀抱少年时“致君尧舜”的理想，他在密州治蝗灾，在徐州抗洪水。还写下“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表达自己对保家卫国、建功立业的渴望。
元丰二年（1079），苏轼被调任为湖州知州。此时，苏轼在地方为官已经有了一定政绩，日后回京升职指日可待，可命运偏偏喜欢和苏轼开玩笑。上任湖州后，苏轼写了一篇《湖州谢表》给皇上，本是一篇平平无奇、例行公事的谢恩文章，没想到却成了苏轼人生的转折点。
新党一直看苏轼不顺眼，正愁抓不到苏轼的把柄，他们指责苏轼《湖州谢表》中的“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讽刺朝廷“新进”，是对皇帝不忠，甚至说苏轼妄图谋反。
一时间，朝内倒苏之声一片。七月，苏轼被御史台逮捕，押往京师，关在乌台，有数十人受到牵连，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就是指御史台，因植柏树，终年有乌鸦栖息)。
但苏轼作为当时“顶流”，粉丝基础庞大。听闻苏轼下狱，多方协同展开营救，连对头王安石都出面为苏轼求情。130天后，苏轼出狱，后被贬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团练副使。团练副使并无实权，不能签署公文，还要受到地方官的严密监视，对苏轼来说形同流放。
元丰八年（1085），哲宗即位，新党受到打压，苏轼也被重新启用。这下，苏轼连连擢升，先是任职登州，又被召还朝，三个月后升为中书舍人，后又升为翰林学士，距离当宰相仅一步之遥。然而，苏轼又因为反对完全推翻王安石变法得罪了旧党。这下新旧两党都不待见苏轼，苏轼只好又请求外调。
元祐四年（1089），苏轼第二次赴杭州做官。这次，苏轼的日子过得还算惬意。1091年，苏轼再度被调回汴京，又因政见不和辗转颍州（今属安徽阜阳）、扬州、定州（今属河北保定）等地任职。1094年，新党再次主导政坛，苏轼被贬到惠州（今广东惠州）。但在岭南蛮荒之地，苏轼还是以超然的心态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等传世名篇。新党一看，好家伙，你过得倒滋润，那就把你贬到儋州去，看你还怎么快活。
1097年，62岁的苏轼乘着一叶孤舟来到儋州。苏轼在儋州一待就是三年，直到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得以复任为朝奉郎。接到诏令后，苏轼启程北归，但在半路病逝于常州，终年66岁。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为官40年，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流离半生，九死一生。屡遭挫折的苏轼清楚地看到政治斗争的阴暗、卑鄙和险恶。他深感人生如梦：“我生涉忧患，常恐长罪恶。”孤寂迷茫时，他也曾萌生退隐之念：“我生本自便江海,忍耻未去犹彷徨。”“眼看时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虽然自己性本疏野、渴望归隐，但又被儒家的士大夫精神深深牵扯，始终没有真正归隐田园。
苏轼从小接受严格的家教和正统的儒家伦理熏陶。据苏辙的《东坡先生墓志》，苏轼10岁时，随母读《后汉书·范滂传》，产生了效法范滂“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念头，并受到母亲的鼓励。
“乌台诗案”后，曾指点江山的苏轼一度深陷绝境，谪居黄州时，苏轼时常感叹人生如梦，他不得不重新思考何处是人生真正的立足之处。自此，苏轼开始追求生命的本真，心态也从“致君尧舜”转向了豁达超然。
苏轼初来黄州时拖家带口，俸禄十分微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幸好他在黄州的好友马正卿伸出援手，为苏轼申请了一块荒地，这块地在黄州城东。苏轼带领一家人开垦荒地，种上庄稼。这样一来，苏轼一家老小吃饭暂时得到了保障。因为这块地位于城东，且是一块坡地，所以苏轼便以这块地的方位和特点为名，自号“东坡居士”。
在黄州期间，没有政务缠身的苏轼倒多了许多游山玩水、赏月清谈的时光，山水也回报给苏轼绝妙的灵感。他写下《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
被贬的苏轼当然也常有苦闷之感，他写下“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但苏轼的自我调节能力很强，他也写下“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句诗说是苏轼半生的写照都不为过。
苏轼年少得志，深受国恩，心怀经世济民、建功立业之心，痛苦的放逐生涯和频繁迁徙，更使得对国家怀有强烈责任感的苏轼对社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屡遭贬谪并没有让苏轼放弃儒家的经世济民思想，依然积极参与政事。他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权，但依然竭尽所能办实事。苏轼无论处在什么位置，都恪尽职守、全心全意，在当地百姓心中有口皆碑。
谪居黄州期间，苏轼偶然得知黄州地区的百姓常因天灾人祸无法维持生计而淹杀新生婴儿，其中又以女婴为多。无权无职的苏东坡为此事义愤填膺，即刻写信给武昌太守朱寿昌，希望太守遏制此种恶习。苏东坡还利用自己的“名人效应”，多方奔走，筹建慈善团体，取名为“救儿会”，苏东坡亲自拟定章程，救儿会资金来源为当地富人捐助，同时，他派人深入穷乡僻壤，调查贫苦孕妇，若她们愿意养育婴儿，则赠以金钱、食物、衣裳；章程还约定凡捐款、养育婴儿者，均记载于功德簿，使之垂范后世。
苏轼身体力行，将大部分工资贡献给“救儿会”，自己不惜挨冻受饿。消息传出，百姓感动之余争相解囊，到救儿会捐献善款者络绎不绝。久而久之，溺婴之风逐渐得到遏制。
在杭州时，苏轼发现西湖里的水草大面积淤积，又变身“水利工程师”，元祐五年（1090）四月，苏轼给太后上了一道表章，简述自己疏浚西湖的计划和理由。五月，他又上书给门下、尚书各省，警告说若不再整治，二十余年后，西湖湖面将全被野草遮蔽，杭州百姓也将失去水源。
经费拨下来后，他又和数千工人、船夫一起日夜劳作，前后费时四个月，工程才告完工。西湖面貌一新，水草淤泥全部铲除，湖面豁然开朗。
随后，苏轼下令用湖草和淤泥在湖中筑起一道长堤，南起南屏山，北至栖霞岭，建跨虹、东浦、压堤、望山、锁澜、映波六桥，沟通里湖和外湖。施工之日，苏轼每天到堤上巡视，与筑堤民夫同吃同住。不久，一条长八百八十丈、宽五丈的南北长堤横贯湖中。从此南北往来便利，人们再也不必绕湖而行。苏轼还命人在长堤两侧栽植芙蓉、杨柳，修建亭阁。为了纪念苏轼治理西湖的功绩，杭州人民将此长堤称为“苏堤”。苏堤至今仍在造福杭州百姓，“苏堤春晓”依然是引人入胜的“西湖十景”之一。
在苏轼组织修筑苏堤之时，江浙一带遭遇大旱，瘟疫肆虐。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拨出两千两官银和自己的积蓄，筹备开设“安乐坊”。据林语堂考证，这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
此外，苏东坡还将常平米仓的米减价出售，以此救济平民，甚至给无钱请医的病人无偿看病，给吃不起饭的穷人施粥。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杭州当时流行的瘟疫才被控制住。后来，朝廷觉得苏东坡开办“安乐坊”的举措很有成效，也予以采纳并更名为“安济坊”，贫病、老迈、残疾可在这里得到免费治疗。
除了疏浚西湖，设立医院，苏轼还疏浚了钱塘六井，协助解决杭州居民的饮水问题；疏通了茅山和盐桥两条运河，使得杭州市交通便利，市容整洁。
后来，苏轼又设计了更大的开发运河系统的计划，可惜计划还未实行，他就被调往颍州任知州。在颍州任上，苏轼同样对当地水利事业的发展贡献良多。苏轼既能为百姓兴修灌溉千里农田的水利设施，也能大胆否决于民无益的水利工程。在惠州期间，苏轼接到广州知州王敏仲的求助。在苏轼的帮助下，广州拥有中国最早的“自来水”式的引水工程，广州市民最终喝上了清冽干净的水。
即使到了“天涯海角”的儋州，苏轼依然带领当地百姓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他主张民族平等，为当地黎族人民发声，呼吁：“咨尔汉黎，均是一民。”他还力图改革落后习俗，采取强硬措施，对那些欺弄长辈、从事赌博的人“投之生黎，俾勿冠履”。此外，苏轼还教会当地居民挖井，劝导百姓饮用清洁的井水。
更为难得的是，苏轼凭一己之力使海南的教育事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苏轼谪居海南之前，海南没有一个人考上过举人或进士。苏东坡开课讲学后，这片荒蛮之地得以开化。在他的学生中，姜唐佐成为海南第一个举人，符确成为海南历史上的第一位进士。
据《海南岛古代简史》记载，从宋代到清代，海南共有举人767人，进士96人。人们一直把苏东坡看作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
苏轼不逃避现实，从骨子里展现出积极入世的乐观心态。他在给朋友李常的信中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一切付与造物。”苏轼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和信念，甚至可以说，对国家、社会、人民的责任感，对理想、抱负的追求成为他一生的精神支柱。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在为官之路上，苏轼永远被贬，但勤政爱民。与此同时，苏轼“美食博主”的副业也干得风生水起。在吃上，他总能在被贬的路上找到好吃的东西。美食也成了苏轼人生中的一大慰藉。
被贬黄州时，苏轼没有薪水，但一家子要生活，难免捉襟见肘，因此他购买食材，多选便宜的东西。黄州靠近长江，盛产鱼和笋，这两样食材便成了苏家厨房里的常客。苏轼爱吃肉，没钱买牛羊肉，那就吃猪肉。他做猪肉的方法特别简单：锅要洗净，添水少许，虚火慢炖，中间不要急，就让它一直炖，火候足了，管保美味——“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能吃两碗，想来味道一定极赞，而且不甚肥腻。就这样，后世大名鼎鼎的“东坡肉”在苏轼手里诞生了。
在杭州时，苏轼见西湖的鱼肥美，便用西湖鲤鱼做菜。将鱼剔鳞、破肚、洗净后，外皮擦青盐，内囊塞菜心，然后入油锅煎，放几段小葱，再浇以咸萝卜汁和酒，起锅前，上面覆以橘皮丝提鲜，这就是“东坡墨鲤”。
被贬惠州后，没有黄州那般价廉的猪肉可吃，经济状况也不允许他买肉。他想出了一个妙计，买一些没人要的羊脊骨回家，将其煮熟，洒酒抹盐，烤至微焦，于是苏轼在北宋就吃上了“羊蝎子”。到惠州后，各种各样的水果也让苏轼大饱口福，他说：“余在南中五年，每食荔枝，几与饭相半。”
到海南儋州，没有肉吃，“美食博主”苏东坡便爱上了海鲜——生蚝。他还自己量身定做了两种烹饪方式：一是蒸煮，与浆和酒同蒸；二是烧烤，取其原味，熟后即食，“食之甚美，未始有也”。苏轼在给儿子的信里表示，生蚝这东西太好吃了，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否则他们就要来跟我抢了。
苏轼爱吃，也会吃。他在《老饕赋》中说：“尝项上之一脔，嚼霜前之两螯。烂樱珠之煎蜜，滃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带糟。盖聚物之夭美，以养吾之老饕。”意思是，食猪肉要选择脖子后部那一小块，食螃蟹最要紧的是霜冻前肥美螃蟹的两条大长腿。樱桃放在锅中煮烂煎蜜最佳，蒸熟的羊羔肉上淋上杏酪最好。做蛤蜊和蟹时记得放点酒，有除腥增鲜之效，蛤蜊要半熟，蟹要微生……要是苏轼真的归隐山间，他还怎么做“美食博主”呢？
但苏轼很多时间其实囊中羞涩，实在没钱吃好的怎么办？那就去朋友家蹭吃蹭喝。毕竟苏轼走到谁家都很受欢迎。
长期的流放贬谪生涯没有使他变成散人隐士。他以出世之姿去入世，以与世无争之态去抗争，他兼济天下，又独善其身；他旷达乐观，又心系苍生；他超然物外，又能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他内心宁静超脱，又生活在真实的人间，写好词、干实事、交朋友、吃美食，快意洒脱，口腹无忧。
参考资料：
[1]林语堂；《苏东坡传》
[2]万波.浅谈苏轼兴修水利和徐州抗洪的卓越政绩[C]//徐州市人民政府,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第24届中国苏轼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苏轼与徐州卷）.[出版者不详],2021:38-42.
[3]陈羽枫.政治操守与仕途坎坷：苏轼的三次被贬谪再探讨[D].河北大学,2017.
[4]杨明.贤良苏轼与勤政为民[J].政府法制,2011(29):29.
[5]陈鹏.苏东坡的诗词美食[J].同舟共进,2022(05):14-18.
[6]葛昌璘.苏轼学陶却未归隐的原因探析[J].兰台世界,2012(27):72-73.
[7]庄恒恺编著,廉吏传,福建教育出版社,2021.08。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北宋景祐三年（1037），苏轼出生于四川省眉山市。民间传说，在这一年，眉山一座原本郁郁葱葱的大山忽然离奇地花草凋零。后世便因此流传下一句民谣“眉山出三苏，草木为之枯”，意思是说苏家三父子用尽了眉山的灵气，似乎也预示着苏轼注定不凡的人生。
苏轼的父亲苏洵少年时不爱学习，但在27岁那年突然开窍，发奋读书。苏轼就是在他爹发奋的后一年出生，又过了两年，弟弟苏辙出生。苏洵对轼、辙二子可谓精心培养。苏轼八岁时便在乡塾师从眉山道士张易简读书，后又拜眉山城西寿吕院州学刘微之教授为师学声律。同时，苏洵还亲自教导他们为文之道。在父亲的培养教导下，苏轼受儒家文化影响，熟读经书，志存高远。
嘉祐二年（1057），二十岁的苏轼进京应考，策论以《刑赏忠厚论》得了第二（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误以为苏轼的文章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做，为了避嫌给了第二名，实则为第一），又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
欧阳修十分赏识苏轼的才能，每次苏轼有了新作品，欧阳修立马“点赞转发评论”。有了文豪欧阳修背书，苏轼飞速涨粉，很快成了京师顶流。然而，就在苏轼名声大噪时，家乡传来消息，他的母亲程氏病故，他离开京城，回家为母奔丧。
守孝期满后，苏轼于嘉祐六年（1061）参加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殿试，并一举夺得制科三等。考试结束后，苏轼被任命为签书凤翔府（今陕西宝鸡市）判官。苏轼自此走上仕途。
此时的苏轼意气风发，“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父亲苏洵病逝，苏轼又一次回家守孝。三年后，他回到京城，此时皇帝已经换成宋神宗，时任副宰相王安石大力主张变法，以求富国强兵。变法的初衷是为了缓解朝廷的财政压力，但朝廷官员分成两派，整天围绕着变法吵架。
苏轼深刻体验和感受过民间疾苦，因此他多次上书反对变法，惹恼了新党。在新党的不断排挤和打压下，苏轼只得自请出京，在熙宁四年（1071），由殿中丞被贬为杭州通判，后又于熙宁七年（1074）、熙宁十年（1077），辗转密州、徐州任职。
不惑之年的苏轼依然怀抱少年时“致君尧舜”的理想，他在密州治蝗灾，在徐州抗洪水。还写下“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表达自己对保家卫国、建功立业的渴望。
元丰二年（1079），苏轼被调任为湖州知州。此时，苏轼在地方为官已经有了一定政绩，日后回京升职指日可待，可命运偏偏喜欢和苏轼开玩笑。上任湖州后，苏轼写了一篇《湖州谢表》给皇上，本是一篇平平无奇、例行公事的谢恩文章，没想到却成了苏轼人生的转折点。
新党一直看苏轼不顺眼，正愁抓不到苏轼的把柄，他们指责苏轼《湖州谢表》中的“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讽刺朝廷“新进”，是对皇帝不忠，甚至说苏轼妄图谋反。
一时间，朝内倒苏之声一片。七月，苏轼被御史台逮捕，押往京师，关在乌台，有数十人受到牵连，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就是指御史台，因植柏树，终年有乌鸦栖息)。
但苏轼作为当时“顶流”，粉丝基础庞大。听闻苏轼下狱，多方协同展开营救，连对头王安石都出面为苏轼求情。130天后，苏轼出狱，后被贬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团练副使。团练副使并无实权，不能签署公文，还要受到地方官的严密监视，对苏轼来说形同流放。
元丰八年（1085），哲宗即位，新党受到打压，苏轼也被重新启用。这下，苏轼连连擢升，先是任职登州，又被召还朝，三个月后升为中书舍人，后又升为翰林学士，距离当宰相仅一步之遥。然而，苏轼又因为反对完全推翻王安石变法得罪了旧党。这下新旧两党都不待见苏轼，苏轼只好又请求外调。
元祐四年（1089），苏轼第二次赴杭州做官。这次，苏轼的日子过得还算惬意。1091年，苏轼再度被调回汴京，又因政见不和辗转颍州（今属安徽阜阳）、扬州、定州（今属河北保定）等地任职。1094年，新党再次主导政坛，苏轼被贬到惠州（今广东惠州）。但在岭南蛮荒之地，苏轼还是以超然的心态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等传世名篇。新党一看，好家伙，你过得倒滋润，那就把你贬到儋州去，看你还怎么快活。
1097年，62岁的苏轼乘着一叶孤舟来到儋州。苏轼在儋州一待就是三年，直到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苏轼得以复任为朝奉郎。接到诏令后，苏轼启程北归，但在半路病逝于常州，终年66岁。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轼为官40年，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流离半生，九死一生。屡遭挫折的苏轼清楚地看到政治斗争的阴暗、卑鄙和险恶。他深感人生如梦：“我生涉忧患，常恐长罪恶。”孤寂迷茫时，他也曾萌生退隐之念：“我生本自便江海,忍耻未去犹彷徨。”“眼看时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虽然自己性本疏野、渴望归隐，但又被儒家的士大夫精神深深牵扯，始终没有真正归隐田园。
苏轼从小接受严格的家教和正统的儒家伦理熏陶。据苏辙的《东坡先生墓志》，苏轼10岁时，随母读《后汉书·范滂传》，产生了效法范滂“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念头，并受到母亲的鼓励。
“乌台诗案”后，曾指点江山的苏轼一度深陷绝境，谪居黄州时，苏轼时常感叹人生如梦，他不得不重新思考何处是人生真正的立足之处。自此，苏轼开始追求生命的本真，心态也从“致君尧舜”转向了豁达超然。
苏轼初来黄州时拖家带口，俸禄十分微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幸好他在黄州的好友马正卿伸出援手，为苏轼申请了一块荒地，这块地在黄州城东。苏轼带领一家人开垦荒地，种上庄稼。这样一来，苏轼一家老小吃饭暂时得到了保障。因为这块地位于城东，且是一块坡地，所以苏轼便以这块地的方位和特点为名，自号“东坡居士”。
在黄州期间，没有政务缠身的苏轼倒多了许多游山玩水、赏月清谈的时光，山水也回报给苏轼绝妙的灵感。他写下《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
被贬的苏轼当然也常有苦闷之感，他写下“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但苏轼的自我调节能力很强，他也写下“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句诗说是苏轼半生的写照都不为过。
苏轼年少得志，深受国恩，心怀经世济民、建功立业之心，痛苦的放逐生涯和频繁迁徙，更使得对国家怀有强烈责任感的苏轼对社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屡遭贬谪并没有让苏轼放弃儒家的经世济民思想，依然积极参与政事。他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实权，但依然竭尽所能办实事。苏轼无论处在什么位置，都恪尽职守、全心全意，在当地百姓心中有口皆碑。
谪居黄州期间，苏轼偶然得知黄州地区的百姓常因天灾人祸无法维持生计而淹杀新生婴儿，其中又以女婴为多。无权无职的苏东坡为此事义愤填膺，即刻写信给武昌太守朱寿昌，希望太守遏制此种恶习。苏东坡还利用自己的“名人效应”，多方奔走，筹建慈善团体，取名为“救儿会”，苏东坡亲自拟定章程，救儿会资金来源为当地富人捐助，同时，他派人深入穷乡僻壤，调查贫苦孕妇，若她们愿意养育婴儿，则赠以金钱、食物、衣裳；章程还约定凡捐款、养育婴儿者，均记载于功德簿，使之垂范后世。
苏轼身体力行，将大部分工资贡献给“救儿会”，自己不惜挨冻受饿。消息传出，百姓感动之余争相解囊，到救儿会捐献善款者络绎不绝。久而久之，溺婴之风逐渐得到遏制。
在杭州时，苏轼发现西湖里的水草大面积淤积，又变身“水利工程师”，元祐五年（1090）四月，苏轼给太后上了一道表章，简述自己疏浚西湖的计划和理由。五月，他又上书给门下、尚书各省，警告说若不再整治，二十余年后，西湖湖面将全被野草遮蔽，杭州百姓也将失去水源。
经费拨下来后，他又和数千工人、船夫一起日夜劳作，前后费时四个月，工程才告完工。西湖面貌一新，水草淤泥全部铲除，湖面豁然开朗。
随后，苏轼下令用湖草和淤泥在湖中筑起一道长堤，南起南屏山，北至栖霞岭，建跨虹、东浦、压堤、望山、锁澜、映波六桥，沟通里湖和外湖。施工之日，苏轼每天到堤上巡视，与筑堤民夫同吃同住。不久，一条长八百八十丈、宽五丈的南北长堤横贯湖中。从此南北往来便利，人们再也不必绕湖而行。苏轼还命人在长堤两侧栽植芙蓉、杨柳，修建亭阁。为了纪念苏轼治理西湖的功绩，杭州人民将此长堤称为“苏堤”。苏堤至今仍在造福杭州百姓，“苏堤春晓”依然是引人入胜的“西湖十景”之一。
在苏轼组织修筑苏堤之时，江浙一带遭遇大旱，瘟疫肆虐。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拨出两千两官银和自己的积蓄，筹备开设“安乐坊”。据林语堂考证，这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
此外，苏东坡还将常平米仓的米减价出售，以此救济平民，甚至给无钱请医的病人无偿看病，给吃不起饭的穷人施粥。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杭州当时流行的瘟疫才被控制住。后来，朝廷觉得苏东坡开办“安乐坊”的举措很有成效，也予以采纳并更名为“安济坊”，贫病、老迈、残疾可在这里得到免费治疗。
除了疏浚西湖，设立医院，苏轼还疏浚了钱塘六井，协助解决杭州居民的饮水问题；疏通了茅山和盐桥两条运河，使得杭州市交通便利，市容整洁。
后来，苏轼又设计了更大的开发运河系统的计划，可惜计划还未实行，他就被调往颍州任知州。在颍州任上，苏轼同样对当地水利事业的发展贡献良多。苏轼既能为百姓兴修灌溉千里农田的水利设施，也能大胆否决于民无益的水利工程。在惠州期间，苏轼接到广州知州王敏仲的求助。在苏轼的帮助下，广州拥有中国最早的“自来水”式的引水工程，广州市民最终喝上了清冽干净的水。
即使到了“天涯海角”的儋州，苏轼依然带领当地百姓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他主张民族平等，为当地黎族人民发声，呼吁：“咨尔汉黎，均是一民。”他还力图改革落后习俗，采取强硬措施，对那些欺弄长辈、从事赌博的人“投之生黎，俾勿冠履”。此外，苏轼还教会当地居民挖井，劝导百姓饮用清洁的井水。
更为难得的是，苏轼凭一己之力使海南的教育事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苏轼谪居海南之前，海南没有一个人考上过举人或进士。苏东坡开课讲学后，这片荒蛮之地得以开化。在他的学生中，姜唐佐成为海南第一个举人，符确成为海南历史上的第一位进士。
据《海南岛古代简史》记载，从宋代到清代，海南共有举人767人，进士96人。人们一直把苏东坡看作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
苏轼不逃避现实，从骨子里展现出积极入世的乐观心态。他在给朋友李常的信中说：“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一切付与造物。”苏轼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和信念，甚至可以说，对国家、社会、人民的责任感，对理想、抱负的追求成为他一生的精神支柱。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在为官之路上，苏轼永远被贬，但勤政爱民。与此同时，苏轼“美食博主”的副业也干得风生水起。在吃上，他总能在被贬的路上找到好吃的东西。美食也成了苏轼人生中的一大慰藉。
被贬黄州时，苏轼没有薪水，但一家子要生活，难免捉襟见肘，因此他购买食材，多选便宜的东西。黄州靠近长江，盛产鱼和笋，这两样食材便成了苏家厨房里的常客。苏轼爱吃肉，没钱买牛羊肉，那就吃猪肉。他做猪肉的方法特别简单：锅要洗净，添水少许，虚火慢炖，中间不要急，就让它一直炖，火候足了，管保美味——“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能吃两碗，想来味道一定极赞，而且不甚肥腻。就这样，后世大名鼎鼎的“东坡肉”在苏轼手里诞生了。
在杭州时，苏轼见西湖的鱼肥美，便用西湖鲤鱼做菜。将鱼剔鳞、破肚、洗净后，外皮擦青盐，内囊塞菜心，然后入油锅煎，放几段小葱，再浇以咸萝卜汁和酒，起锅前，上面覆以橘皮丝提鲜，这就是“东坡墨鲤”。
被贬惠州后，没有黄州那般价廉的猪肉可吃，经济状况也不允许他买肉。他想出了一个妙计，买一些没人要的羊脊骨回家，将其煮熟，洒酒抹盐，烤至微焦，于是苏轼在北宋就吃上了“羊蝎子”。到惠州后，各种各样的水果也让苏轼大饱口福，他说：“余在南中五年，每食荔枝，几与饭相半。”
到海南儋州，没有肉吃，“美食博主”苏东坡便爱上了海鲜——生蚝。他还自己量身定做了两种烹饪方式：一是蒸煮，与浆和酒同蒸；二是烧烤，取其原味，熟后即食，“食之甚美，未始有也”。苏轼在给儿子的信里表示，生蚝这东西太好吃了，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否则他们就要来跟我抢了。
苏轼爱吃，也会吃。他在《老饕赋》中说：“尝项上之一脔，嚼霜前之两螯。烂樱珠之煎蜜，滃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带糟。盖聚物之夭美，以养吾之老饕。”意思是，食猪肉要选择脖子后部那一小块，食螃蟹最要紧的是霜冻前肥美螃蟹的两条大长腿。樱桃放在锅中煮烂煎蜜最佳，蒸熟的羊羔肉上淋上杏酪最好。做蛤蜊和蟹时记得放点酒，有除腥增鲜之效，蛤蜊要半熟，蟹要微生……要是苏轼真的归隐山间，他还怎么做“美食博主”呢？
但苏轼很多时间其实囊中羞涩，实在没钱吃好的怎么办？那就去朋友家蹭吃蹭喝。毕竟苏轼走到谁家都很受欢迎。
长期的流放贬谪生涯没有使他变成散人隐士。他以出世之姿去入世，以与世无争之态去抗争，他兼济天下，又独善其身；他旷达乐观，又心系苍生；他超然物外，又能把生活过得热气腾腾；他内心宁静超脱，又生活在真实的人间，写好词、干实事、交朋友、吃美食，快意洒脱，口腹无忧。
参考资料：
[1]林语堂；《苏东坡传》
[2]万波.浅谈苏轼兴修水利和徐州抗洪的卓越政绩[C]//徐州市人民政府,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第24届中国苏轼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苏轼与徐州卷）.[出版者不详],2021:38-42.
[3]陈羽枫.政治操守与仕途坎坷：苏轼的三次被贬谪再探讨[D].河北大学,2017.
[4]杨明.贤良苏轼与勤政为民[J].政府法制,2011(29):29.
[5]陈鹏.苏东坡的诗词美食[J].同舟共进,2022(05):14-18.
[6]葛昌璘.苏轼学陶却未归隐的原因探析[J].兰台世界,2012(27):72-73.
[7]庄恒恺编著,廉吏传,福建教育出版社,202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