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通史] 爵位武器化：金蒙摆烂竞赛封官，华北军阀趁势崛起

铁木真统一蒙古前，已经在追击逃敌时顺势入侵西夏境内。在正式统一蒙古诸部、成为成吉思汗之后，铁木真继续入侵西夏。金对西夏的坐视不救和对南宋开禧北伐的疲于应付，自然被新登基的成吉思汗看在眼中。在西夏遭到严重削弱后，成吉思汗趁着金国新君登基的机会，对金展开了一系列战争。

多次重创金国之后，黄河以北的大金领土已支离破碎，但也余威尚存。华北平原涌现出大小割据势力，为了延缓蒙古人南下的脚步，金国不吝惜“委任状”，在自身实力不足以收拾河北后，一口气封了黄河以北九位割据的军阀“公爵”头衔，即历史上著名的“九公封建”。这些地方实力派从此开始了一会儿投金，一会儿跟蒙古的日子。最后形成了类似唐末的 “藩镇”势力。最后，几大“世侯”成了忽必烈的基本盘，当然这是后话。

新生蒙古国与金国的第一次大战被后世称为“野狐岭之战”。对于这次战役，现存的大部分解读都让人一头雾水：号称四十万（也有号称三十万的）的金军和不到十万人的蒙古军队对决，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战役就崩溃了。为了解释这种离谱的现象，许多人只能把蒙古军队的胜利归因于成吉思汗的军事天赋，或者夸大女真人入主华北后的迅速腐化。但是，野狐岭之战的金军实际战斗兵力本就不占优势，光看精锐骑兵更是绝对劣势。

“野狐岭之战”这个名词本身的准确性就值得商榷。这次战役主要有两个战场：野狐岭的前哨战，金军七千精锐与蒙古军大战一天，遭到重创但并没有被全歼；浍河川（堡）之战，金军主力被蒙古人追及并击溃。金军主力溃散并不在野狐岭，而是在浍河川（堡）。我们不妨分别审视一下这两次战役，探索下参战金军的实际兵力范围。

先看公元1211年8月的野狐岭之战。以李则芬《中外战争全史》为代表的一部分现代学者在实际勘查战场后指出，野狐岭并不适合大兵团作战。野狐岭之战中，金军实际参战兵力很可能只有七千人。金军前敌主帅胡沙虎传记里如此描述：“大安元年，授世袭谋克，复知大兴府事，出知太原府，复为西京留守，行枢密院，兼安抚使。以劲兵七千遇大兵，战于定安之北，薄暮，先以麾下遁去。众遂溃。”当时担任金西京大同留守的胡沙虎率大同的七千精锐金军骑兵行军，与河北金军主力会合的路上遇到了蒙古军主力。经历一天恶战后，金军被击溃，胡沙虎则率一小部分兵力遁走。

随后便是九月的浍河川（堡）之战。“八月，大元大兵至野狐岭，承裕丧气，不敢拒战，退至宣平。”在精锐但人数不足的胡沙虎部被击溃后，金军主力完颜承裕部选择不战而逃，一路向南撤退。到九月，蒙古军队主力在浍河川（堡）追上金军主力，几乎没有大规模交战，金军就崩溃了，随后便是居庸关失守、中都戒严。史书相关记载包括“承裕率兵南行，大元兵踵击之。明日，至会河川，承裕兵大溃。承裕仅脱身，走入宣德”“九月，千家奴、胡沙败绩于会河堡，居庸关失守”“复破忽沙军于会合堡，金人精锐尽没于此”……如此重要的战役，所有口径的材料都只是说号称四十或三十万的金军在浍河川（堡）遭到灾难性失败，却对战役的过程几乎没有描述。

我们不禁要问，号称三四十万的金军打的是什么仗？先是用七千人在野狐岭大战绝对优势的蒙古主力，然后主力部队一路撤退避战，被追上后却被一战击溃！从战役过程上看，蒙古人似乎占据绝对优势，金军统帅层在胡沙虎的七千精锐覆灭后，一致认为己方连一战的实力都没有了。这是为何？

蒙古军队的兵力相当明确：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拥有95个千户，可以出动近10万机动精锐。此次实际能投入作战的蒙古军队大约在7-9万人，其中大部分是久经战阵的精锐骑兵。但号称三四十万的金军，实际兵力又能有多少？按照猛安谋克制算，金军理论兵力数字巨大，但显然和明军200万卫所大军的账面实力一样，没有实际参考意义。但从金世宗时代的一些资料中，我们能大致推测出金军的实际兵力区间。

野狐岭之战前半世纪的宋孝宗隆兴北伐时，面对声势浩大的宋军主力，金世宗几乎调集了全国范围内所有的机动兵力。史书对此时金军前线的兵力有详细记载。按《金史·仆散忠义传》记载：“忠义奏官军一十七万三千三百余人，留马步军一十一万六千二百屯戍。上曰：‘今已许宋讲好，而屯戍尚多，可除旧军外，选马一万二千，阿里喜称是，步军虞候司军共选一万五千，及签军一万，与旧军通留六万……’”当时金军在对宋前线的总兵力约17万人，计划战后留约11万人在前线。但金世宗却表示这个兵力太多了，建议只留6万人。根据这组数据，我们还能推测出战前金军在对宋前线的常驻“旧军”共有3.5万人。

成吉思汗南下攻金前，南宋刚在韩侂胄的主持下进行了又一轮大规模北伐。虽然金国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此战中金军兵力损失也不小。宋金于嘉定元年（1208）再次议和，大战过后，金国仍然需要在宋金边境留置大量兵力。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金对蒙古的崛起有所察觉，却很难防范蒙古人的进攻。蒙古人可以进攻的方向有很多，除了从蒙古高原直扑河北、山西外，也可以向东进军金国龙兴之地东北，甚至从西北方向借道西夏进攻。金国很难在必须留大军防范南宋的同时，在这么长的国境线做到面面俱到。从金世宗时代金对宋前线的常驻“旧军”只有3.5万人来看，此时河北、山西地区的金军能执行机动作战的野战主力恐怕也就5万人左右。虽然金军可以征召大量“签军”（民兵），但这些人无论战斗力还是战斗意志都不可靠，金军在华北的精锐部队，尤其是骑兵数量，比起蒙古人处于明显劣势。

何况金国此时的君主是个无能的篡位者。金章宗临死前有两个妃嫔怀孕，委托完颜永济保护这两位妃嫔临盆，立其中的男丁为嗣。完颜永济则在毫不犹豫毒杀怀孕妃嫔后自立，但他的政治地位也很不稳固，且当时金国灾害不断，如蒙古入侵前一年，金国就连续经历了大地震和大旱。

金国君臣显然也知道自己的虚弱，按史书记载，“金承平日久，骤闻蒙古用兵，人情恇惧，流言四起”，听到蒙古人入侵就人心惶惶。而在蒙古入侵前，金国则采取鸵鸟政策，对告警边将的情报不但不予重视，反而以擅生边隙为由将其囚禁：“先是金纳哈塔迈珠守北鄙，知蒙古将侵边，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何敢然！且无衅，何能入犯！’迈珠曰：‘近见者诸部附从，西夏献女，而造箭制盾不休；凡行营则令男子乘车，盖欲惜民力也。非图我而何？’金主以为擅生边隙，囚之。” 金国君臣的这些表现，显然不像拥有优势兵力的样子。

但蒙古人认为，金国有三四十万人未必是吹牛。当时金国动员了75万民工，试图修缮对蒙古的边境工事。按照《金史·独吉思忠传》记载，“止用屯戍军卒，役不及民”，这些人的地位比一般的民夫更低，更像是奴隶而不是军人。结果工事没完成，蒙古人就来了。75万人轮流修筑工事，即使按照三分之一人在岗的轮换率，也有25万人左右，加上金军数万人的野战主力，确实能有30万人之众。只是这些服劳役的民工在蒙古铁骑面前不但没有任何战斗力，还会成为制造混乱、拖累金军野战部队撤退的负担。

所以，野狐岭之战本质上更像是金军野战精锐不足导致的失败：5万左右的金军华北精锐部队，面对近10万且骑兵比例更高的蒙古主力，在西京大同的7000精骑被歼灭后选择了撤退。当时的金国还有数十万民夫在修缮工事，这些民夫同样需要撤退，严重拖慢了金军主力的撤退速度，增加了撤退过程中的混乱程度。最终，战斗力占绝对优势的蒙古主力到达，金军主力和原计划修缮边境工事的民夫都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随着华北主力军队遭到重创，金国在华北的局势一再恶化。金对前朝辽国的统治民族契丹人一直严加提防，到蒙古兴起后更是加紧了对他们的防备。在野狐岭-浍河川（堡）的灾难性失败后，这种防备很快变得有心无力。东北地区的契丹人耶律留哥是契丹贵族，原为金国千户，得知金军在华北崩盘便决心起事。在野狐岭-浍河川之战的第二年，他成功在今吉林农安一带建立起割据政权，聚众十万归附蒙古。得到蒙古军队支持的耶律留哥多次大败金军，复辟辽国并割据辽东等地。而金国派去征讨耶律留哥的宣抚蒲鲜万奴在进剿失败、华北糜烂后，也选择割据自立。金国自此完全丧失对东北方向的控制。

金国此时的首都在中都（今北京），但东北地区脱离了金国控制，华北、山西在蒙古人一次又一次的入侵和劫掠下走向糜烂，西边的西夏在蒙古多次入侵且得不到金国援助的前提下，也依附蒙古并进攻金国。如此局势，被迫与蒙古人和谈的金国已经没有了继续困守中都的必要，新继位的金宣宗决定迁都到北宋王朝曾经的都城汴梁，将统治中心南移到河南与陕东一带。对于被蒙古人打烂的华北，金国决定放弃经营。蒙古此时也把主要精力放到西边，无力深入经营华北。于是，各路民间豪强纷纷割据，华北地区逐渐形成了军阀遍地的局面。

蒙古和金这两个不共戴天的死敌，这一阶段在对于华北军阀的态度上基本相似：自己的精力有限，不足以在华北地区削平这些军阀。一旦把这些军阀逼急了，只会让他们投向自己的对手。

当时，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展开西征，先灭西辽，随后入侵花剌子模，在华北对金前线只有木华黎的少量兵力。木华黎“招集豪杰，勘定未下城邑”，只要汉人地方武装愿意在政治上打出蒙古旗帜，就封给他们元帅、监军、节度使、万户长等职位，并承认这些武装对辖区的世袭控制权。在金国围绕土地所有权的“猛安谋克”制度下，女真人与华北汉人民族矛盾非常激烈。木华黎的这种政策，对在女真压迫下的汉人豪强和农民起义领袖非常有吸引力。只要推翻金国在当地统治并归附蒙古，不但能摆脱女真人的压榨，还能世代治理其所辖郡县，成为蒙古统治下自治的“世侯”。

不过，蒙古人最初入侵华北时大肆杀掠，大批聚众自保的民众深受荼毒，对蒙古人的厌恶不下于女真人。因此，也有相当一部分豪强武装或起义军在政治立场上是反蒙古的。金国眼看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控制河北，也开始“摆烂”学习蒙古人。公元1220年，金国一口气封了黄河以北九位割据军阀“公爵”头衔。

金国的思路很简单，南迁汴梁后的金国统治核心区域主要在河南和陕西东部。如果华北地区存在大量半独立的军阀，至少蒙古人短期内无法彻底征服和消化华北，那么金国围绕黄河和潼关构筑的“关河防线”就多了一道缓冲区。一旦蒙古人全取华北，金国残余的控制区也将岌岌可危。

金国给自己所封的九位公爵“总帅本路兵马，署置官吏，征敛赋税，赏罚号令得以便宜行事”的权力。只要这些公爵能攻占周边亲蒙或其他没挂金国旗号的独立军阀的地盘，这些新地方也将成为这些公爵的辖区。不过这绝非易事。亲蒙古的军阀和亲金国的军阀互相厮杀，如在今天石家庄一带，金国把这里封给“九公”中兵力最强盛的武仙，赐予他“恒山公”的头衔。而蒙古帝国封的这一地区的军阀是河北汉人豪强史天倪。双方在各自后台的支持下，对真定府展开了拉锯争夺。在整个河北、山西和山东地区，各路大大小小的割据军阀“皆世其官，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或父兄存，将传子弟者，亦惟命”，打着蒙古和金国的旗号互相厮杀。

双方就在这种混乱中争夺了约十年时间。随着蒙古军队主力西征归来和窝阔台汗继位后主攻方向的改变，这种平衡被打破了。占据压倒性优势的蒙古军主力很快席卷了河北、山西等地，蒙古人的附庸很快把亲金的军阀压缩到河南金国本部的地盘。随后，蒙古军队主力南下，在三峰山之战中击破金军主力，彻底灭亡金国。武仙等亲金军阀也被一并击灭。

亲蒙古的汉人世侯则继续与蒙古帝国展开一系列博弈，最终在忽必烈时代帮助他战胜蒙古本部的阿里不哥，并在随后元朝灭宋的战事中出力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