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传》给企业家的三大启示
前言：
《武训传》的原剧创作于1944年，最初的主题是歌颂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武训“行乞兴学”的义举，影片于1948年7月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投入拍摄，但在完成三分之一的摄制工作后因经济困难而停拍，最终由昆仑影业公司买下了拍摄权和已完成的胶片，于1950年10月摄制完成；该片是一部以清朝末年武训（1838—1896）的生平事迹为内容的传记影片；影片以细腻的叙述方式，展示了少年武训的苦难生活和他从青年时代起由“行乞兴学”而终于获得“苦操奇行”、“千古一人”美誉的一生经历。
武训出生于社会底层,一度连名字也没有,年轻时给人帮工,吃了没文化的大亏,常被人克扣工钱并且羞辱,因此发下宏愿,通过乞讨来兴办义学,让穷孩子通过读书识字来改变命运,至少做个明白人。光绪十四年,山东巡抚张曜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根据知县郭春胞的上报,武宗禹之子武训,从小便双亲全无,生活贫困。武训每年积蓄,然后又借此生息,京钱4260串874文,武训都捐出来当做创办义学之经费。又有其同乡郭芬捐出了柳林集东门外土地一亩八分七厘,作为兴办义学之瓦房,加上工料费,武训又独捐了京钱2800串,邻村公捐京钱1578串。
已于本年春天建好开课,有学生三十几人。另外还有二十来个外课生。认武训自己节衣缩食,倾其所有办义学,是那些有权势、家产丰庶的有钱人做不到的,这实在是可歌可敬。臣对武训捐助的经费粗略估计了一下,约有七千余串,合银二千两以上,经审核与建坊之例相符,望皇上恩准堂邑县民武训自行建坊,赐他“乐善好施”,以示嘉奖。”皇上给予批准,并让礼部办理。
白银二千两,对于有钱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但这却是武训积蓄三十年之久,历尽千辛万苦乞讨和打工挣来的血汗钱。为了筹集办学资金,武训打扮成丑角,左右两半轮换着剃光头发,哄人开心以求施舍。每逢庙会和集市,他便去表演杂耍“拿大顶”,趴在地上轮流给孩子们当马骑,甚至当场生吞蛇蝎等毒物博人同情。在乞讨的同时,他还通过打工挣钱,例如推磨、捻线头、晒粪、铡草等,什么挣钱做什么。
武训筹集资金稍有眉目时,胞兄欠了赌债来寻求资助,他分文不给,不肯挪用义学经费。义学成功之后,武训依然乞讨,夜宿庙堂。当学生们全体下跪请他到学堂来住时,他却说:“好心人施钱是为了让我兴办义学,让穷孩子也可以读书识字的。我若是自己享受起来,岂不是骗了施主的好心?这种昧良心的事我可不会做。况且我现在很好,毫无苦恼。你们好好读书吧,别惦记着我。”为了毕生的义学事业,武训终生未娶,直至59岁病逝,才给颠沛流离、行乞办学的义举画上了句号。老师认为，武训给我们企业管理者的启示有如下几点：
1、到底怎么做慈善？
今年由郭美美炫富所引发的中国慈善信任危机,到现在都还没有平息。有着积德行善传统的国人,想起慈善内部的种种黑幕,就忿忿不平。如果我们把财物捐献给这样的组织去做慈善,还不如自己亲自把善款送到需要求助的人群手中。但如此一来,群众行善的成本就增加了,像陈光标这样的企业家毕竟是少数,他们当然有时间和金钱去高调行善,也有能力绕过那些中间环节去行善,但作为有善心而能力有限的国人,就只有放弃那点儿善缘了。
“慈善慈善”,就是要抱着一颗慈悲的心去为普罗大众做善事,而不是打着慈善的幌子来为某些组织和个人敛财。在慈善这件事上,我们应该向义丐武训看齐,不图名利、严于律己,每一笔钱都要用在慈善事业上,而自己不过是捐助者钱财的保管人罢了。只要专款专用,把善款摊在阳光底下接受大众监督,相信慈善的声誉会慢慢得到改善。
2、到底该相信谁？
前几日，罗永浩前往海淀公安分局经济案件接待室举报“方舟子打假基金”。他曾给该打假基金捐款1000元，此后还给安保基金匿名捐款1000元。因方舟子及相关人员并未公布账目明细，罗永浩以此质疑“打假基金”涉嫌欺诈。随后，罗永浩前往朝阳地税局，举报该打假基金涉嫌偷税漏税。
打假基金以个人名义募捐，且未申请为基金，“如果作为资金应该纳税”。地税局案件举报中心工作人员发给罗永浩一张收件回执存根，称90天内会给予调查结果。罗永浩质疑，方舟子没有资质就发动募捐，不符合相关规定。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相关法规仅适用违规操作的注册机构和冒用机构名义的个人，方舟子一事不属其管辖范围。
3、向谁学习才好？
阿里木，是一个响彻中国大地的名字，因为爱心，让人们记住了这位“烤羊肉串的慈善家”。他2002年在贵州省镇远县扑救突遇的山火后，将当地部门奖励的300元钱和他卖烤羊肉串攒下来的200元钱一起捐给一名贫困学生。当那名学生知道阿里木是卖烤羊肉串的。她惊住了，含着眼泪向阿里木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个举动让阿里木看到了，帮助对贫困学生是那么的重要，帮助意味着什么。他得知贵州山区的小学180多个孩子没有书包，每天上学都是提着塑料袋，阿里木大哥知道这个事后他自己掏腰包买了180多个书包，阿里木大哥和他的同伴抓着马的尾巴在山区一步一步地爬到小学。他还带去了一面国旗和180个孩子升起了国旗，一起唱国歌。 阿里木大哥的故事很多，而他总会说 “很多感动就在你身边，实际上是我们没有发现。” 阿里木，用爱感动了中国。2011年1月13日，阿里木在北京捧得了感动中国人物的荣誉。
企业家从事慈善事业的动机是什么？毫无疑问，某些人可能是出于虚荣或内疚，但我觉得大多数人确实是在道义上觉得有义务回报社会，并对他人产生影响。他们认识到，企业往往有兴有衰，但明智的慈善遗产却可持久不衰。与传统的捐赠或信托相比，这类捐赠人在捐赠方面所冒的风险更大，这也是没错的。他们可以承担创新的代价，因为他们不必拘泥于许多股东通常期望的保守主义。我遇到过许多老派信托人——他们聚焦于管理，因而忽略对核心使命的专注。与此同时，新一代捐赠者的确希望投身自己支持的事业，并坚持认为结果是有规律可循的。这种战略性捐赠者比消极的给予者更有可能获得成功。
企业家的每一分钱都是种子，岂能容得如此“滥用”呢？慈善不仅仅是企业家个人的光环，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企业社会品牌的一面大旗。有投入，就要计算回报，这不是“王十块”们的吝啬，而是企业家注重资源利用的另一种绿色环保精神的体现。表面上看，企业家们大手一挥，几个亿花出去，媒体报道了一波，造成了不凡的社会影响力，带给企业家的品牌效应恐怕要值更多钱，这简直就是一本万利的企业家品牌传播。
慈善款项即使都分给了受益对象，还要在进一步关注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改善状况，慈善基金应该像种子，与其让受益对象稀里糊涂花掉，还不如想到源头的办法帮助他们自强自立，为社会带来更大的综合效应，而陈光标式的一次性大红包则不是长久之计。而且，企业家慈善品牌即使能做到比尔·盖茨那般，也不能解决社会所有问题，一滴水不成江河，营造活水源头则是企业家慈善品牌基业长青的好归途。
从个人英雄主义的豪情壮举，到有组织地打造企业家慈善品牌，为社会公益事业进行有效补充，企业家们的善举需要深入研究和推行慈善品牌的四种价值体系。做一件善事不难，难的是让有目标的善事持续下去，并结出丰硕善果。有了这种转变，企业家慈善品牌也就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那种一味给自己脸上贴金的急功近利，也就会退出历史舞台。
《武训传》的原剧创作于1944年，最初的主题是歌颂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武训“行乞兴学”的义举，影片于1948年7月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投入拍摄，但在完成三分之一的摄制工作后因经济困难而停拍，最终由昆仑影业公司买下了拍摄权和已完成的胶片，于1950年10月摄制完成；该片是一部以清朝末年武训（1838—1896）的生平事迹为内容的传记影片；影片以细腻的叙述方式，展示了少年武训的苦难生活和他从青年时代起由“行乞兴学”而终于获得“苦操奇行”、“千古一人”美誉的一生经历。
武训出生于社会底层,一度连名字也没有,年轻时给人帮工,吃了没文化的大亏,常被人克扣工钱并且羞辱,因此发下宏愿,通过乞讨来兴办义学,让穷孩子通过读书识字来改变命运,至少做个明白人。光绪十四年,山东巡抚张曜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根据知县郭春胞的上报,武宗禹之子武训,从小便双亲全无,生活贫困。武训每年积蓄,然后又借此生息,京钱4260串874文,武训都捐出来当做创办义学之经费。又有其同乡郭芬捐出了柳林集东门外土地一亩八分七厘,作为兴办义学之瓦房,加上工料费,武训又独捐了京钱2800串,邻村公捐京钱1578串。
已于本年春天建好开课,有学生三十几人。另外还有二十来个外课生。认武训自己节衣缩食,倾其所有办义学,是那些有权势、家产丰庶的有钱人做不到的,这实在是可歌可敬。臣对武训捐助的经费粗略估计了一下,约有七千余串,合银二千两以上,经审核与建坊之例相符,望皇上恩准堂邑县民武训自行建坊,赐他“乐善好施”,以示嘉奖。”皇上给予批准,并让礼部办理。
白银二千两,对于有钱人来说算不了什么,但这却是武训积蓄三十年之久,历尽千辛万苦乞讨和打工挣来的血汗钱。为了筹集办学资金,武训打扮成丑角,左右两半轮换着剃光头发,哄人开心以求施舍。每逢庙会和集市,他便去表演杂耍“拿大顶”,趴在地上轮流给孩子们当马骑,甚至当场生吞蛇蝎等毒物博人同情。在乞讨的同时,他还通过打工挣钱,例如推磨、捻线头、晒粪、铡草等,什么挣钱做什么。
武训筹集资金稍有眉目时,胞兄欠了赌债来寻求资助,他分文不给,不肯挪用义学经费。义学成功之后,武训依然乞讨,夜宿庙堂。当学生们全体下跪请他到学堂来住时,他却说:“好心人施钱是为了让我兴办义学,让穷孩子也可以读书识字的。我若是自己享受起来,岂不是骗了施主的好心?这种昧良心的事我可不会做。况且我现在很好,毫无苦恼。你们好好读书吧,别惦记着我。”为了毕生的义学事业,武训终生未娶,直至59岁病逝,才给颠沛流离、行乞办学的义举画上了句号。老师认为，武训给我们企业管理者的启示有如下几点：
1、到底怎么做慈善？
今年由郭美美炫富所引发的中国慈善信任危机,到现在都还没有平息。有着积德行善传统的国人,想起慈善内部的种种黑幕,就忿忿不平。如果我们把财物捐献给这样的组织去做慈善,还不如自己亲自把善款送到需要求助的人群手中。但如此一来,群众行善的成本就增加了,像陈光标这样的企业家毕竟是少数,他们当然有时间和金钱去高调行善,也有能力绕过那些中间环节去行善,但作为有善心而能力有限的国人,就只有放弃那点儿善缘了。
“慈善慈善”,就是要抱着一颗慈悲的心去为普罗大众做善事,而不是打着慈善的幌子来为某些组织和个人敛财。在慈善这件事上,我们应该向义丐武训看齐,不图名利、严于律己,每一笔钱都要用在慈善事业上,而自己不过是捐助者钱财的保管人罢了。只要专款专用,把善款摊在阳光底下接受大众监督,相信慈善的声誉会慢慢得到改善。
2、到底该相信谁？
前几日，罗永浩前往海淀公安分局经济案件接待室举报“方舟子打假基金”。他曾给该打假基金捐款1000元，此后还给安保基金匿名捐款1000元。因方舟子及相关人员并未公布账目明细，罗永浩以此质疑“打假基金”涉嫌欺诈。随后，罗永浩前往朝阳地税局，举报该打假基金涉嫌偷税漏税。
打假基金以个人名义募捐，且未申请为基金，“如果作为资金应该纳税”。地税局案件举报中心工作人员发给罗永浩一张收件回执存根，称90天内会给予调查结果。罗永浩质疑，方舟子没有资质就发动募捐，不符合相关规定。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相关法规仅适用违规操作的注册机构和冒用机构名义的个人，方舟子一事不属其管辖范围。
3、向谁学习才好？
阿里木，是一个响彻中国大地的名字，因为爱心，让人们记住了这位“烤羊肉串的慈善家”。他2002年在贵州省镇远县扑救突遇的山火后，将当地部门奖励的300元钱和他卖烤羊肉串攒下来的200元钱一起捐给一名贫困学生。当那名学生知道阿里木是卖烤羊肉串的。她惊住了，含着眼泪向阿里木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个举动让阿里木看到了，帮助对贫困学生是那么的重要，帮助意味着什么。他得知贵州山区的小学180多个孩子没有书包，每天上学都是提着塑料袋，阿里木大哥知道这个事后他自己掏腰包买了180多个书包，阿里木大哥和他的同伴抓着马的尾巴在山区一步一步地爬到小学。他还带去了一面国旗和180个孩子升起了国旗，一起唱国歌。 阿里木大哥的故事很多，而他总会说 “很多感动就在你身边，实际上是我们没有发现。” 阿里木，用爱感动了中国。2011年1月13日，阿里木在北京捧得了感动中国人物的荣誉。
企业家从事慈善事业的动机是什么？毫无疑问，某些人可能是出于虚荣或内疚，但我觉得大多数人确实是在道义上觉得有义务回报社会，并对他人产生影响。他们认识到，企业往往有兴有衰，但明智的慈善遗产却可持久不衰。与传统的捐赠或信托相比，这类捐赠人在捐赠方面所冒的风险更大，这也是没错的。他们可以承担创新的代价，因为他们不必拘泥于许多股东通常期望的保守主义。我遇到过许多老派信托人——他们聚焦于管理，因而忽略对核心使命的专注。与此同时，新一代捐赠者的确希望投身自己支持的事业，并坚持认为结果是有规律可循的。这种战略性捐赠者比消极的给予者更有可能获得成功。
企业家的每一分钱都是种子，岂能容得如此“滥用”呢？慈善不仅仅是企业家个人的光环，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企业社会品牌的一面大旗。有投入，就要计算回报，这不是“王十块”们的吝啬，而是企业家注重资源利用的另一种绿色环保精神的体现。表面上看，企业家们大手一挥，几个亿花出去，媒体报道了一波，造成了不凡的社会影响力，带给企业家的品牌效应恐怕要值更多钱，这简直就是一本万利的企业家品牌传播。
慈善款项即使都分给了受益对象，还要在进一步关注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改善状况，慈善基金应该像种子，与其让受益对象稀里糊涂花掉，还不如想到源头的办法帮助他们自强自立，为社会带来更大的综合效应，而陈光标式的一次性大红包则不是长久之计。而且，企业家慈善品牌即使能做到比尔·盖茨那般，也不能解决社会所有问题，一滴水不成江河，营造活水源头则是企业家慈善品牌基业长青的好归途。
从个人英雄主义的豪情壮举，到有组织地打造企业家慈善品牌，为社会公益事业进行有效补充，企业家们的善举需要深入研究和推行慈善品牌的四种价值体系。做一件善事不难，难的是让有目标的善事持续下去，并结出丰硕善果。有了这种转变，企业家慈善品牌也就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那种一味给自己脸上贴金的急功近利，也就会退出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