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3年,蜀国皇帝刘备在白帝城去世托孤,诸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辅政,封武乡侯,允许“开府治事”,次年兼领益州牧,统揽军政大权,开启了自己治蜀的全新时代。
此时,承袭帝位的刘禅年方十七,素来被认为才智平庸无力领导国家;北面的曹魏实力雄厚;东边的孙权也虎视眈眈;西边和南边有边境豪强和少数民族零星叛乱。这个关头既不能安内也不能攘外,真是应了诸葛亮“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的论断。
都说诸葛亮有些“强迫症”,而重压之下,会促使“强迫症”行为更加明显。为了减轻蜀汉政权的压力,不负刘备嘱托,“攘除奸凶、兴复汉室”。作为领头羊的诸葛亮带领蜀国群臣们进行了不懈努力,一起都有点儿“犯症”。
从永安受托执政算起,到北伐病卒五丈原,诸葛亮单独执掌蜀国大权共计十二载,这期间他竭力巩固内政外交,不仅使蜀国获得了难得的安定环境,也进一步增强了国家力量。但这一短暂的成功,却是通过他殚精竭虑耗心血、事无巨细一把抓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式换来的。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谨慎是诸葛亮对自己性格特点的清晰自我认知。不仅注重细节、凡事谨慎,其个性中或多或少还存在追求完美、对自己和他人高标准严要求的倾向。
比如面对蜀汉政权国狭人少、兵源不足、马匹稀缺的军事短板,诸葛亮试图从改良武器装备着手提升战斗力,达到了“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的程度。相传蜀国有位叫蒲元的铁匠,最擅长打造锋利的短刀,不但从选材、火候等方面有严格的要求,而且连淬火用的水都必须从固定的河流中取得。如此“匠心”自然深得诸葛亮“相心”,被请来为蜀国军队打造了三千口削铁如泥的钢刀,确保杀伤力提高。诸葛亮也数次亲自过问匕首、斧头、头盔等军事装备的生产和配备工作,试图靠一己之力把住军工质量关。后世流传了诸多关于诸葛亮亲自督察、指导生产兵器的故事。《元和郡县志》说,“陵州始建县,东南有铁山,出铁,诸葛亮取为兵器,其铁刚利,堪充贡焉。”《读史方舆纪要》说,“铁钻山在崇宁县西六里,武侯(诸葛亮)铸铁钻于此,以造军器。”又说,“铁溪河自邛州(今成都邛崃市)流入新津(今成都新津区),注入皂江,相传诸葛武侯曾烹铁于此。”
不满足于此的诸葛亮还自行设计新式武器和装备,容易让人联想到电视剧里丞相深夜营帐中点灯绘制草图的场景——成就了著名的诸葛连弩,能发射八寸长的短箭,一发十箭,用于中程距离的伏击阻敌效果很好;还有传说中的“木牛流马”,是专门用于山地运粮的机械,大幅提升了蜀道上运粮的效率。
此外,诸葛亮在提高单位部队战斗力上也下足功夫。他狠抓部队基础训练,制定了详尽的军令、军法、军规,清人张澍编《诸葛忠武侯文集》中收集的诸葛亮军事著作,仅“军令”“兵要”和有关军事教令就有三十余则。他严格练兵,亲自讲述安营扎寨该如何布置、行军应敌该如何处置,甚至当敌军骑兵冲过来时如何闪躲、弓箭手何时发射、长矛手怎样配合,一丝一毫都细致入微进行设计。他执行军法,表现得相当严酷,要求“闻雷鼓音,举白幢绛旗,大小船进战,不进者斩”,“凡临战阵,皆无欢哗……不闻令而擅前后左右者斩”,对军中士兵杖罚二十以上都要亲自过问审察!他积极钻研各种作战阵法,强化日常演练,所谓“名成八阵图”,目的就是为了练就一部强大精准的战争机器,能在风云际会中手握砝码增加更多赢面。
处理军务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治国理政了。
作为丞相和辅政大臣,诸葛亮在辅佐后主刘禅上可谓近乎苛刻。刘禅做人做事不自信,诸葛亮劝诫他“不宜妄自菲薄”;刘禅不善于听取意见,常闹笑话,诸葛亮告诫他“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刘禅包庇亲近,纵容宫闱中的违法者,引发诸葛亮关于执法“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的议论。
诸葛亮为了移除东汉末年外戚宦官轮流专权破坏朝政的弊端,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以稳固政权。其中核心便是“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即以士人统领宫(皇宫)中、府(丞相府)中,取代宦官、外戚在宫中的地位。如此一来,原本宫府分离的二元体制变成由士人领导的宫府一体,作为士人领袖的诸葛亮自然而然要担负起更多职责,促使形成了“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的局面。
诸葛亮治蜀兴兵的“强迫症”行为是其性格方面的因素使然,同时也是内外压力过重造成,对待事情往往越是细抠越不容易抽身出泥潭。奈何丞相“魅力”太大,不知不觉还影响了蜀国群臣和整个朝野的风气。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诸葛亮事必躬亲、小心谨慎、忠智兼备的品性,加之其注重品德、量才而用的选人用人标准,促使诸多有着相似品行的人才凝聚而来。他们在诸葛亮生前执行好既定政策,死后延续了其执政理念和行事风格,推动蜀汉政权持续稳固了数十年。
蒋琬是诸葛亮着力培养的第一代接班人。当年随刘备征战入蜀,被任命为广都县(今成都双流区)县长,他嫌权力太小,有些失落,因而在公务的处理上积极性不高。一次刘备外出视察广都,看到蒋琬不仅各项公务懈怠,且白日醉酒,不禁勃然大怒,要将他治罪处死。一旁的诸葛亮连忙求情:“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刘备听了诸葛亮的劝说,没有处死蒋琬,只作了撤职处理。
此后不久,蒋琬再度被起用,出任什邡县(今四川省德阳市什邡市)县令。受到诸葛亮的充分信任,蒋琬深为感动,一心以诸葛亮为榜样,工作态度大为改变,勤勉不懈,认真履职。刘备进位汉中王之后,蒋琬被选拔进入中央朝廷,所具备的辅佐朝廷之才便逐渐显露出来。诸葛亮北伐时期进驻汉中,蒋琬在成都后方兢兢业业,操持有度,保障供给,确保前方足兵足食。
诸葛亮一直器重蒋琬,时常言传身教,蒋琬也乐于效仿丞相,特别是在气质这块拿捏得死死的,取得惊人效果。诸葛亮公元234年于北伐期间“星陨五丈原”,推荐蒋琬为蜀国宰相,《三国志·蒋琬传》载:“时新丧元帅,远近危悚,(蒋)琬出类拔萃,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
处变不惊,堪称诸葛再世,“由是众望渐服”,挽救了政权交替时的一场危机。
文官如是,武将也难出其右,向宠便是代表。
在诸葛亮启动北伐前所上的《前出师表》中,为了稳固后方,对朝廷人事作了系列安排,向坐镇家中的皇帝刘禅举荐了多名“贤臣”,武将中唯独点名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在蜀国如魏延、张翼等立下赫赫战功的众将之中,向宠似乎显得名不见经传,然而此时却被委以重任,并得到诸葛亮如此高的评价,主要是由于向宠如诸葛亮一样“谨慎”。
向宠在刘备在位时担任牙门将。夷陵之战蜀国惨败,几乎全军覆没,折损多员大将,面对危急战势,“(向)宠营特完(好)”,被并不常夸人的刘备称之曰“能”,其谨慎风格可见一斑,因此得到诸葛亮另眼相看。日后战事中,无论排兵布阵、军队配合还是熟悉攻守地形环境等,向宠始终保持小心翼翼、不急躁冒进的作风,与诸葛亮极为相投,更符合稳定后方的需求,才被推荐给刘禅,接替北伐期间后方统军的空缺。向宠不负重托,担任督军期间,忠心耿耿尽职尽责,牢牢把控住北伐后方的军事大权,不曾出一点差错,“使士卒和美,强弱得其所宜也”,可确认是一位完美主义者。
看来,“强迫症”是能“传染”的。但若要论及得诸葛亮真传有过之无不及者,蒋琬和向宠恐怕还都比不上董允。
同样作为诸葛亮北伐时蜀国后方的人事安排之一,董允的重要性似乎更大。诸葛亮“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以(董)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之事”,并“统宿卫兵”。也就是令董允代为辅佐刘禅,同时掌管宫廷的警卫部队。
“强迫症”患者一般做事比较刻板,凡事必须按自己的意愿来执行。董允代诸葛亮管理宫中期间,“献纳之任,皆自专之”,“处事为防制,甚尽匡救之理”。也就是说制定各种规章制度,来防止和纠正刘禅的错误,达到了相当较真的程度。刘禅欲增选美女以充后宫,理应视为当然,却被董允坚决阻止。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皇帝言行举止必须在设计的框架内,衣食住行必须符合相应的规定,在刘禅看来,董允或许就是个偏执的大叔。在纠正皇帝私生活上,诸葛亮本就令人畏惧,但好歹只是喋喋不休地规劝。而董允却是粗暴地干涉和反对,达到了令人切齿记恨的程度,不过碍于诸葛亮,刘禅才不敢发作。诸葛亮北伐多次出征,成都宫中从未发生任何变故,董允着实功不可没。
整个后诸葛亮时代,在蜀国群臣中或多或少能看到诸葛亮的影子,如尚书令吕乂,“治身俭约,谦靖少言,为政简而不烦”;如董厥,曾得到诸葛亮的好评:“董令史,良士也,吾每与之言,思慎宜适。”
蜀国灭亡前最后一位实际执政者姜维,历史上评价虽然颇有争议,然而其坚定执守的一面,却得到了广泛认同:一是忠义,“姜维之心,始终为汉,千载之下,炳炳如丹”,他心存汉室的夙愿至死不渝,为蜀汉出生入死,忠心耿耿;二是廉洁,“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有着清廉自持的高贵品质。这些着实都深深受到了诸葛亮的影响。
历史上有点“强迫症”的人物不少。春秋时期的宋襄公,无法忍受没有列阵完毕的战斗,偏要等到楚军渡河列好阵后与之开战,结果大败。西汉时期的大臣霍光,每次出入宫殿门时从哪步起、哪步止,都要迈得毫厘不差。
然而,像诸葛亮这样将“强迫症”行为贯彻为国家行为、其意志转化成国家意志者实在少见。
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对诸葛亮评价道: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若逢太平盛世,诸葛亮一定能兴国安邦开创盛世。在北伐期间,诸葛亮精选与自己有相同“强迫症”气质的官员和将领将成都大后方治理得有条不紊,也是一种侧面明证。
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诸葛亮,几十年“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为复兴汉室,耗尽了一生心血,为后世之楷模。若说诸葛亮一生所犯最大的强迫症,那就是希望一丝不苟地执行当年《隆中对》里提出的既定方针不出偏差,并为之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努力。然而积劳成疾的他最终英年早逝,空留满腹未尽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