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5世纪新航路开辟开始，世界进入了大殖民、大航海、大贸易的时代。辽阔海面上一艘艘艨艟巨舰为寻求财富劈波斩浪。海盗因此兴起，私掠的、“公”掠的、“公私合掠”的各类海盗，出没在五大洋的各个角落，留下一段段传奇故事。
当时正值明朝末年，中国海上也诞生了不少传奇的海盗，如福建郑芝龙为首的“十八芝”集团，驰骋东亚海疆数十年，盛名远播西洋。其子郑成功，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
清代以后，随着朝廷颁布禁海令，海上贸易逐渐萧条萎靡，海盗也逐渐销声匿迹，但是到了嘉庆年间，海盗活动却又开始死灰复燃，迎来了一个小高潮。中国的东南沿海，崛起一股股庞大的海上武装集团，人数众多，装备精良，“船大而高，炮多而壮。匪特商船不敢抗衡，即官兵战船，形式限于仰攻，熗炮窘于逆击”，组织严密，意志顽强，“攻则勇猛、防则顽强，即使处于劣势也会拼死到底”。在海上横行无忌，劫掠船只，征收私税，甚至有称孤道寡，自立朝廷之举。
大清一统江山已过百年，清政府自己吹嘘是中兴盛世。可这些海上兴起的惊涛骇浪，如同内陆的川楚白莲教大起义一样，给统治阶级脸上狠狠地扇了一个大嘴巴子。为探究嘉庆年间海盗兴起原因，不妨先来看看各省海上的具体情况。
南粤风云
清代广东海患始终不绝，但直到乾隆末年，都还是小打小闹，旋起旋灭。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十全老人还得意洋洋地说：“广东现无紧要事件”，但是不到十年时间，形势就发生了急转而下的变化。
嘉庆七年（1802年），阮福映攻灭西山朝，统一越南。原先越南西山朝皇帝阮光平，曾招募大量中国渔民、水手，组建水师，被中国船员称为“粤南大老板”。西山朝覆灭后，水兵们失去依靠，回到国内，沦为海盗。开始这些溃兵还是分成小股各自为战。
但到了嘉庆十年（1805年），其中七股最有影响力的海盗立下合约，组成同盟，“会同众议，以肃公令”，实现了海盗力量的大联合。从此华南海域，再无宁日。嘉庆十年夏，大洲盐场70艘盐船为海盗焚毁，不久另又有110艘盐船被烧为灰烬。
嘉庆十三年（1808年），海盗俘杀清军总兵林国良，攻入内河，大肆劫掠，如入无人之境。在三善地方，海盗洗劫村庄，把全村80多口男丁全部杀害，头挂在村口大榕树上，再将妇女掳至船上，扬长而去。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报告，从广州至澳门的珠江两岸，许多因海盗土匪勾结烧杀抢掠的市镇废墟历历在目。
这七股海盗势力，除了以郑流唐为首的一股较早接受诏安，归顺朝廷外。其余六股，编成“天、地、玄、黄、宇、宙”六支舰队，分别悬挂红、黑、白、蓝、黄、绿旗帜。为首势力最强的为红旗帮，头目郑文显，人称郑一，早年跟随其堂兄郑耀煌落草为寇，后投奔越南西山朝。在嘉庆十年大聚义时，属下已有200艘战船，当之无愧的成为盟主。到嘉庆十二年（1807年）时，仅在香港鲤鱼门地区，就有他的600艘海盗船在活动，是名副其实的南霸天。
嘉庆十二年十月十七日，郑一为飓风所沉，死于非命。他的队伍为其养子张保仔所接管。
张保仔，广东新会江门人，十五岁时出海打渔，为郑一所掳。郑一见其聪明能干，收为义子。其为人多谋善断，任侠尚义，能制服群下。郑一死后，遂成为红旗帮头领，并娶郑一遗孀石香姑（江湖人称郑一嫂）为妻。
张保仔在粤海纵横驰骋，“独雄于诸部”，嘉庆十三年杀死总兵林国良的就是他。同年八月他又在阿娘鞋击败参将林发，十四年，又在万山、广州湾连败提督孙全谋，六月，在桅夹门再次大胜清军，清总兵许廷桂兵败自杀。
张保仔连战连捷。清政府视之为心腹大患。嘉庆十四年十一月，清军纠集民团，联络澳门的葡萄牙海军，在赤沥角围攻张保仔，企图将其一举剿灭，但在九天九夜的激战之后，还是让张突围逃脱。
朝廷进剿海盗无可奈何，于是便转变策略。广东巡抚，拿出了坚壁清野防御和政治招降两种手段。一面组织组织团练，推行保甲制度，“联防练丁，铸炮置械”，同时将官盐由水运转为陆运，让海盗无物可劫；另一面开出优厚条件，进行招安，同时在各支海盗势力之间进行挑拨离间。
由于海盗多出身于社会底层，生活贫困，地位低下。在官府的封禁下，日子开始难过，再行招抚，便纷纷投诚。嘉庆十五年，黑旗帮郭婆带头投降清政府，不久之后张保仔也归顺朝廷，广东匪患才渐趋于缓和。
闽海恶浪
再看福建情况。福建海盗最具盛名者，当属蔡牵。蔡牵，福建同安人（今属厦门），自幼父母双亡，流落至霞浦水澳村，给各家做佣工为生，补过渔网，弹过棉花。乾隆六十年（1795年），下海为寇，开始时同伙只有数十人。但蔡牵“善捭阖，能使其众”，“手下人见蔡牵，各人起坐自由，并无尊卑规矩”，他的队伍很快就发展壮大。从台湾海峡到山东半岛，都是他的活动范围。他劫掠商船，勒索赎金，征收商税，“番船一艘四百金，回船加倍”。
蔡牵除劫掠商船，还进行走私活动。他的船队游弋于大洋之上，操纵着对日本、荷兰的贸易。
蔡牵的船只，是一种叫做“鸟船”的尖底船，可以避免搁浅触礁，在海上行走如风，灵活机动，而且船壳坚硬耐造，抗炮火能力强。后来蔡牵又“厚赂闽商，更造大船之于霆者”，装备更加精良。
蔡牵的发展壮大，是和台湾的反清起义分不开的。蔡牵曾经五次进入台湾，积蓄力量，一度有盘踞占领台湾，形成武装割据之势。1805年12月，蔡牵第四次登陆台湾，嘉义邱红、风山（今高雄）李天赐、台湾府（今台南）周天寿各部反清义军纷纷响应。蔡牵夺取风山城，并对台湾府城形成合围。这时的蔡牵志得意满，他自称“镇海王”，刻了“王印正大光明”的金印，号令两万多人马，登上了他的人生巅峰。
蔡牵的活动震撼清廷，嘉庆皇帝极为震怒，调集闽浙东南力量，采取强硬措施剿灭蔡牵：
一是严格沿海保甲制度，无论土著客籍、畸零单丁，全部编入保甲，“十丁立一甲，十甲立一总甲；一村立一总保；一山一岙立一岙长，给以费，使之互纠通贼者，获之有赏。”保甲内无家属者，不得下海，下海者，互相保结。
二是大力发展团练武装。鼓励民间力量编练民团，任命地方官员出任民团帮办顾问，遇盗以鸣锣为号，互相接应协作。“沿海之旗连续如云，有警鸣锣相召，在田业农者闻声并集，故贼不敢近岸。
三是发展装备，提升武器质量。由闽浙两省地方官员和绅商踊跃参与，筹捐十万余金。在杭州、温州铸炮400余门，又造新式战船“霆船”，“最坚壮，加以大炮，兵威大震”
四是任命水师总统，统一指挥作战。1804年蔡牵四攻台湾之后。朝廷认为是因为金门、海坛各地水师协同不利所致。在惩办相关官员后，任命李长庚为闽浙水师总统。
在朝廷的多措并举的全面攻势下，蔡牵处境日艰。嘉庆十二年(1807)初，据被捕的海盗供称：“蔡逆帮船原有三十余只，因沿海官兵杜绝接济，各贼船内食米、火药俱已缺乏，并兵船四路查拿，有私自驾船逃散的，此时仅存船二十五只，势甚穷蹙。各船内俱以地瓜丝度日，欲投朱濆合帮，又恐朱濆擒拿献功，心疑不决。”
但面对困难，蔡牵并未屈服。嘉庆十三年（1808年）一月，李长庚用十倍船只兵力从浙南千里追歼蔡牵，并在广东南澳黑水洋海域将蔡牵围困。但在最后即将登船擒获蔡牵之时，海上突起风暴，蔡牵趁机指挥船尾连发火炮，将李长庚击毙，突出重围。
杀死李长庚后，蔡牵的情况并未好转，他遭受多股清军的连续围剿，越打越困难。嘉庆十四年（1809年）一月，蔡牵在舟山珞珈山遭遇定海总兵朱天奇截击，撤退后又在台山被福建提督王得禄围攻，在击败王得禄后，浙江水师提督邱良功又率援兵赶到。最后蔡牵的旗舰被撞坏行动不得，船尾又被击中起火。蔡牵不愿就擒，下令点燃弹药仓引爆战舰自尽。纵横东海十六年的“海贼王”，就此陨落。
浙东狂潮
再看浙江情况。浙江同广东相似，在乾隆末年以前，只有当地的“土盗”，船不足十艘，人不满百人。但到了嘉庆元年，越南西山水师残部进入浙江海域，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
进入浙江海域的越南海盗为首的是西山朝“善艚队大统兵进禄侯”伦贵利。伦贵利，原姓王，广东海澄（今属汕头）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参加西山水师，因战功封侯。西山朝国势危亡之时，以“巡海”为名，率领战舰28艘， 进入浙江海域劫掠。
越南海盗原先为正规海军，装备精良，组织严密，战斗力强。本地海盗见状纷纷起而效仿，建立起军事化的武装海盗集团。最强的为林彩、庄有美为首的凤尾帮，有海盗船70多艘。还有林亚孙的水澳帮，实力与凤尾帮不相上下，活动在闽浙交界处。其次是江文武为首的箬黄帮，有海盗船20艘。福建海盗集团蔡牵、林发枝等部也常来浙江活动。越南海盗，本地海盗，福建海盗构成了浙江海上的“海王三叉戟”。
海盗力量强大，以至于清水师见到海盗船行劫，都“登桅望，叹不能驾一船相助也”。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却使情况发生了彻底的逆转。
嘉庆五年（1800年）6月，伦贵利部和水澳、凤尾、蔡牵各部在台州松门山集结，战船200多艘，兵力上万人。而应战的浙江水师只有三四千人，闽粤援兵又迟迟不至。海盗联军胜券在握，以为可以就此全歼政府军，让浙海彻底成为海盗的天下。
可是谁知此时，一场飓风猝然降临。一时“大风暴雨，黑浪山立”，海盗舰队“贼船撞破，覆溺殆尽，仅余一、二艇漂出外海”，守在岸上的清军“乘风威下击，如屠豕羊、捕蝗蝻然”。是役被清政府称为“神风荡寇”。伦贵利被擒，凌迟处死。凤尾、水澳帮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相继败灭，“浙洋土盗尽平”。唯有蔡牵，在战后收编了浙江海盗残余，势力重新壮大。直到他最后覆灭后，浙海才趋于平静。
背后的原因
从三省海盗的兴起可以看出，嘉庆海匪猖獗的几个原因：
一是外部势力影响。广东、浙江的海盗原先都是小股势力，受越南西山水师残余激发，才形成了庞大的海盗集团。福建的蔡牵部也曾兼并了越南战船百艘，壮大了力量。
二是清中叶，民生困苦，官兵民反。清朝到了乾隆嘉庆年间，人口膨胀，地少人多，特别是浙闽沿海地区，山地居多，社会矛盾更加激烈。这时清政府严重腐败，对百姓盘剥压榨更甚，百姓生活日窘。而东南地区长期为反清复明的根据地，民间始终潜藏着反抗满清的思想，下海为盗，对抗朝廷自然不足为奇了。
三是对外对内贸易的发展。清朝虽然整体上闭关锁国，但局部地区还是有对外开放的。广州是全国最大的对外口岸，是“天子南库”，西洋商旅云集。宁波是对日贸易的重镇，是中国-日本-东南亚三角贸易的中心。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得近海国内航线也十分繁荣。南来北往的商船，足令图财者铤而走险。
四是清军的腐败堕落。至嘉庆时，东南已近百年无战事，军备不整，海防松弛，也给海盗的壮大提供了可乘之机。
嘉庆年间的海盗，暴露了清王朝的外强中干，也预示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历经十余年，海盗渐渐平息，但不久之后，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又带来了一场更大狂风巨浪，将中国拖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时正值明朝末年，中国海上也诞生了不少传奇的海盗，如福建郑芝龙为首的“十八芝”集团，驰骋东亚海疆数十年，盛名远播西洋。其子郑成功，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
清代以后，随着朝廷颁布禁海令，海上贸易逐渐萧条萎靡，海盗也逐渐销声匿迹，但是到了嘉庆年间，海盗活动却又开始死灰复燃，迎来了一个小高潮。中国的东南沿海，崛起一股股庞大的海上武装集团，人数众多，装备精良，“船大而高，炮多而壮。匪特商船不敢抗衡，即官兵战船，形式限于仰攻，熗炮窘于逆击”，组织严密，意志顽强，“攻则勇猛、防则顽强，即使处于劣势也会拼死到底”。在海上横行无忌，劫掠船只，征收私税，甚至有称孤道寡，自立朝廷之举。
大清一统江山已过百年，清政府自己吹嘘是中兴盛世。可这些海上兴起的惊涛骇浪，如同内陆的川楚白莲教大起义一样，给统治阶级脸上狠狠地扇了一个大嘴巴子。为探究嘉庆年间海盗兴起原因，不妨先来看看各省海上的具体情况。
南粤风云
清代广东海患始终不绝，但直到乾隆末年，都还是小打小闹，旋起旋灭。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十全老人还得意洋洋地说：“广东现无紧要事件”，但是不到十年时间，形势就发生了急转而下的变化。
嘉庆七年（1802年），阮福映攻灭西山朝，统一越南。原先越南西山朝皇帝阮光平，曾招募大量中国渔民、水手，组建水师，被中国船员称为“粤南大老板”。西山朝覆灭后，水兵们失去依靠，回到国内，沦为海盗。开始这些溃兵还是分成小股各自为战。
但到了嘉庆十年（1805年），其中七股最有影响力的海盗立下合约，组成同盟，“会同众议，以肃公令”，实现了海盗力量的大联合。从此华南海域，再无宁日。嘉庆十年夏，大洲盐场70艘盐船为海盗焚毁，不久另又有110艘盐船被烧为灰烬。
嘉庆十三年（1808年），海盗俘杀清军总兵林国良，攻入内河，大肆劫掠，如入无人之境。在三善地方，海盗洗劫村庄，把全村80多口男丁全部杀害，头挂在村口大榕树上，再将妇女掳至船上，扬长而去。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报告，从广州至澳门的珠江两岸，许多因海盗土匪勾结烧杀抢掠的市镇废墟历历在目。
这七股海盗势力，除了以郑流唐为首的一股较早接受诏安，归顺朝廷外。其余六股，编成“天、地、玄、黄、宇、宙”六支舰队，分别悬挂红、黑、白、蓝、黄、绿旗帜。为首势力最强的为红旗帮，头目郑文显，人称郑一，早年跟随其堂兄郑耀煌落草为寇，后投奔越南西山朝。在嘉庆十年大聚义时，属下已有200艘战船，当之无愧的成为盟主。到嘉庆十二年（1807年）时，仅在香港鲤鱼门地区，就有他的600艘海盗船在活动，是名副其实的南霸天。
嘉庆十二年十月十七日，郑一为飓风所沉，死于非命。他的队伍为其养子张保仔所接管。
张保仔，广东新会江门人，十五岁时出海打渔，为郑一所掳。郑一见其聪明能干，收为义子。其为人多谋善断，任侠尚义，能制服群下。郑一死后，遂成为红旗帮头领，并娶郑一遗孀石香姑（江湖人称郑一嫂）为妻。
张保仔在粤海纵横驰骋，“独雄于诸部”，嘉庆十三年杀死总兵林国良的就是他。同年八月他又在阿娘鞋击败参将林发，十四年，又在万山、广州湾连败提督孙全谋，六月，在桅夹门再次大胜清军，清总兵许廷桂兵败自杀。
张保仔连战连捷。清政府视之为心腹大患。嘉庆十四年十一月，清军纠集民团，联络澳门的葡萄牙海军，在赤沥角围攻张保仔，企图将其一举剿灭，但在九天九夜的激战之后，还是让张突围逃脱。
朝廷进剿海盗无可奈何，于是便转变策略。广东巡抚，拿出了坚壁清野防御和政治招降两种手段。一面组织组织团练，推行保甲制度，“联防练丁，铸炮置械”，同时将官盐由水运转为陆运，让海盗无物可劫；另一面开出优厚条件，进行招安，同时在各支海盗势力之间进行挑拨离间。
由于海盗多出身于社会底层，生活贫困，地位低下。在官府的封禁下，日子开始难过，再行招抚，便纷纷投诚。嘉庆十五年，黑旗帮郭婆带头投降清政府，不久之后张保仔也归顺朝廷，广东匪患才渐趋于缓和。
闽海恶浪
再看福建情况。福建海盗最具盛名者，当属蔡牵。蔡牵，福建同安人（今属厦门），自幼父母双亡，流落至霞浦水澳村，给各家做佣工为生，补过渔网，弹过棉花。乾隆六十年（1795年），下海为寇，开始时同伙只有数十人。但蔡牵“善捭阖，能使其众”，“手下人见蔡牵，各人起坐自由，并无尊卑规矩”，他的队伍很快就发展壮大。从台湾海峡到山东半岛，都是他的活动范围。他劫掠商船，勒索赎金，征收商税，“番船一艘四百金，回船加倍”。
蔡牵除劫掠商船，还进行走私活动。他的船队游弋于大洋之上，操纵着对日本、荷兰的贸易。
蔡牵的船只，是一种叫做“鸟船”的尖底船，可以避免搁浅触礁，在海上行走如风，灵活机动，而且船壳坚硬耐造，抗炮火能力强。后来蔡牵又“厚赂闽商，更造大船之于霆者”，装备更加精良。
蔡牵的发展壮大，是和台湾的反清起义分不开的。蔡牵曾经五次进入台湾，积蓄力量，一度有盘踞占领台湾，形成武装割据之势。1805年12月，蔡牵第四次登陆台湾，嘉义邱红、风山（今高雄）李天赐、台湾府（今台南）周天寿各部反清义军纷纷响应。蔡牵夺取风山城，并对台湾府城形成合围。这时的蔡牵志得意满，他自称“镇海王”，刻了“王印正大光明”的金印，号令两万多人马，登上了他的人生巅峰。
蔡牵的活动震撼清廷，嘉庆皇帝极为震怒，调集闽浙东南力量，采取强硬措施剿灭蔡牵：
一是严格沿海保甲制度，无论土著客籍、畸零单丁，全部编入保甲，“十丁立一甲，十甲立一总甲；一村立一总保；一山一岙立一岙长，给以费，使之互纠通贼者，获之有赏。”保甲内无家属者，不得下海，下海者，互相保结。
二是大力发展团练武装。鼓励民间力量编练民团，任命地方官员出任民团帮办顾问，遇盗以鸣锣为号，互相接应协作。“沿海之旗连续如云，有警鸣锣相召，在田业农者闻声并集，故贼不敢近岸。
三是发展装备，提升武器质量。由闽浙两省地方官员和绅商踊跃参与，筹捐十万余金。在杭州、温州铸炮400余门，又造新式战船“霆船”，“最坚壮，加以大炮，兵威大震”
四是任命水师总统，统一指挥作战。1804年蔡牵四攻台湾之后。朝廷认为是因为金门、海坛各地水师协同不利所致。在惩办相关官员后，任命李长庚为闽浙水师总统。
在朝廷的多措并举的全面攻势下，蔡牵处境日艰。嘉庆十二年(1807)初，据被捕的海盗供称：“蔡逆帮船原有三十余只，因沿海官兵杜绝接济，各贼船内食米、火药俱已缺乏，并兵船四路查拿，有私自驾船逃散的，此时仅存船二十五只，势甚穷蹙。各船内俱以地瓜丝度日，欲投朱濆合帮，又恐朱濆擒拿献功，心疑不决。”
但面对困难，蔡牵并未屈服。嘉庆十三年（1808年）一月，李长庚用十倍船只兵力从浙南千里追歼蔡牵，并在广东南澳黑水洋海域将蔡牵围困。但在最后即将登船擒获蔡牵之时，海上突起风暴，蔡牵趁机指挥船尾连发火炮，将李长庚击毙，突出重围。
杀死李长庚后，蔡牵的情况并未好转，他遭受多股清军的连续围剿，越打越困难。嘉庆十四年（1809年）一月，蔡牵在舟山珞珈山遭遇定海总兵朱天奇截击，撤退后又在台山被福建提督王得禄围攻，在击败王得禄后，浙江水师提督邱良功又率援兵赶到。最后蔡牵的旗舰被撞坏行动不得，船尾又被击中起火。蔡牵不愿就擒，下令点燃弹药仓引爆战舰自尽。纵横东海十六年的“海贼王”，就此陨落。
浙东狂潮
再看浙江情况。浙江同广东相似，在乾隆末年以前，只有当地的“土盗”，船不足十艘，人不满百人。但到了嘉庆元年，越南西山水师残部进入浙江海域，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
进入浙江海域的越南海盗为首的是西山朝“善艚队大统兵进禄侯”伦贵利。伦贵利，原姓王，广东海澄（今属汕头）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参加西山水师，因战功封侯。西山朝国势危亡之时，以“巡海”为名，率领战舰28艘， 进入浙江海域劫掠。
越南海盗原先为正规海军，装备精良，组织严密，战斗力强。本地海盗见状纷纷起而效仿，建立起军事化的武装海盗集团。最强的为林彩、庄有美为首的凤尾帮，有海盗船70多艘。还有林亚孙的水澳帮，实力与凤尾帮不相上下，活动在闽浙交界处。其次是江文武为首的箬黄帮，有海盗船20艘。福建海盗集团蔡牵、林发枝等部也常来浙江活动。越南海盗，本地海盗，福建海盗构成了浙江海上的“海王三叉戟”。
海盗力量强大，以至于清水师见到海盗船行劫，都“登桅望，叹不能驾一船相助也”。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却使情况发生了彻底的逆转。
嘉庆五年（1800年）6月，伦贵利部和水澳、凤尾、蔡牵各部在台州松门山集结，战船200多艘，兵力上万人。而应战的浙江水师只有三四千人，闽粤援兵又迟迟不至。海盗联军胜券在握，以为可以就此全歼政府军，让浙海彻底成为海盗的天下。
可是谁知此时，一场飓风猝然降临。一时“大风暴雨，黑浪山立”，海盗舰队“贼船撞破，覆溺殆尽，仅余一、二艇漂出外海”，守在岸上的清军“乘风威下击，如屠豕羊、捕蝗蝻然”。是役被清政府称为“神风荡寇”。伦贵利被擒，凌迟处死。凤尾、水澳帮元气大伤，一蹶不振，相继败灭，“浙洋土盗尽平”。唯有蔡牵，在战后收编了浙江海盗残余，势力重新壮大。直到他最后覆灭后，浙海才趋于平静。
背后的原因
从三省海盗的兴起可以看出，嘉庆海匪猖獗的几个原因：
一是外部势力影响。广东、浙江的海盗原先都是小股势力，受越南西山水师残余激发，才形成了庞大的海盗集团。福建的蔡牵部也曾兼并了越南战船百艘，壮大了力量。
二是清中叶，民生困苦，官兵民反。清朝到了乾隆嘉庆年间，人口膨胀，地少人多，特别是浙闽沿海地区，山地居多，社会矛盾更加激烈。这时清政府严重腐败，对百姓盘剥压榨更甚，百姓生活日窘。而东南地区长期为反清复明的根据地，民间始终潜藏着反抗满清的思想，下海为盗，对抗朝廷自然不足为奇了。
三是对外对内贸易的发展。清朝虽然整体上闭关锁国，但局部地区还是有对外开放的。广州是全国最大的对外口岸，是“天子南库”，西洋商旅云集。宁波是对日贸易的重镇，是中国-日本-东南亚三角贸易的中心。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得近海国内航线也十分繁荣。南来北往的商船，足令图财者铤而走险。
四是清军的腐败堕落。至嘉庆时，东南已近百年无战事，军备不整，海防松弛，也给海盗的壮大提供了可乘之机。
嘉庆年间的海盗，暴露了清王朝的外强中干，也预示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历经十余年，海盗渐渐平息，但不久之后，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又带来了一场更大狂风巨浪，将中国拖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